冯天瑜：于宏大处着眼，从精微处着力
人文学术社
学术传播 × 知识共享
2024年1月12日，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的大家冯天瑜先生逝世一周年。冯天瑜先生提出并系统论证了“文化生态”说、“文化元典”说、“历史文化语义学”等，其代表作《中华文化史》《中国文化生成史》被誉为“新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扛鼎之作”。2019年“汤用彤学术奖”评委会对冯天瑜先生的颁奖辞为：“先生处世，树德立言，以生态、元典之论，独秀前哲。考析华夏文脉，究探先贤骊渊；述上哲之诰，益后辈之思；观澜索源，振叶寻根；钻仰中外交流之脉络，昭晰古今发展之源流；察人文以成化，固彝宪而生知，嘉惠学林，渊哉铄乎！荣膺兹奖，当之无愧！”
《冯天瑜学述》从先生少年时代起笔，以时间为序，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学术理路、思想及理论贡献，为学界同仁领略大家风范、探寻问学路径提供参考借鉴。
2006 年 5 月 12 日，冯天瑜在向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委员会汇报自己的学术经历时，曾这样概括自己的学术理路：
其一，遵循“即器求道，观象索义”的学术理路，致力于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这里的“求道”“索义”，表明冯天瑜治学的宗旨在于追寻道义，其中又兼有两重意蕴：一是梁启超、王国维当年强调的“必视学问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的“书呆子”求真精神，二是李大钊当年赞赏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士大夫家国情怀。前者是后者的科学理性根基，后者是前者的终极价值体现。
其二，追踪中国文化演绎史，注重“生成”与“转型”两个环节，故特别用心于晚周、晚清这两个关键时段。“晚周”是中华文化生成的“轴心时代”，“晚清”是中华文化古典形态终结及近代转型期，是自己学术研究的展开部。
其三，文化研究理当彰显地域特征，这是把握文化“一”与“多”、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必要劳作。以 19、20 世纪之交的湖北武汉作为考察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入门处。对区域文化探究的精细考辨，有益于真切把握浩博的中国文化，此即“一斑窥豹”“一叶知秋”。
其四，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潜心开掘异域史料，演运王国维“二重证据”三法之两条——“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由此进行中外文化比较研究。
其五，考察概念的古今转换、中外对接，是研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切入口。
冯天瑜曾在一篇记录自己“心路历程”的文章《地老天荒识是非》里，特别论及桐城派领袖姚鼐的一段名言：“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他从中得到的启示是：一个以学问为事业的人，应当有理论准备，得以攀登时代的思想高峰，对错综复杂的研究对象获得理性的真解和创造性的诠释；应当有广博的知识积累，占有丰富的材料，并具备辨析材料的能力；应当锤炼语言，长于词章，要有贾岛“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追求。总之，义理、考证、文章三方面，是先生“潜心探究，乐此不疲的所在”。
冯天瑜认为，就“义理”而论，阅读前贤的理论杰作是极其重要之一途。从先秦诸子、希腊群哲到现代各思想流派的代表作，均应涉猎，尤其需要钻研前贤历经岁月淘汰检验的历史哲学论著。作为“看家书”，冯天瑜“较用力于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二书，在史学理论与方法上从中获益匪浅。”王夫之是近代以前，中国学理系统中历史观的最高峰；黑格尔则是马克思以前，西方学理系统中历史观的最高峰。冯天瑜直接从中吸取教益，在此基础上，又努力学习并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要义，进而在“义理”考求层面达到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和深度。冯天瑜丰厚著述的根本精彩，正在于此。
就考据而论，冯天瑜认为，应作“考据家之考据”与“一般学者之考据”的区分。“我既钦佩乾嘉学者的渊博和谨严，又不愿追其故迹，将生命全然消耗在名物训诂和一字一句的疏证上。然而，考据精神和考据方法又是十分必需的。对一切以学术为鹄的的人来说，都有占领材料，进而对材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必要。”“总之，辨析材料决非考据家的专利，而是全体学者的必修功课。对于史学工作者而言，即以‘实录’为治史目标，也就格外需要相当的考据功力。”
就文章而论，冯天瑜认为，前人对此有两种极端之论，扬雄以为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曹丕则认定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平情而论，作为表达思想的手段，词章重要，自不待言。”中国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追求词章之美者，非唯文学家，史学家孜孜于此且文采斐然者也代有其人。“我甚钦仰前辈史家的文质彬彬，不满新旧八股的呆板乏味，虽自叹才情欠缺，却心慕手追，力图文章有所长进。叙事纪实，务求清顺流畅，娓娓道来；辩驳说理，则讲究逻辑层次，条分缕析。”总之，就文章而论，史学不同于哲学，而较近于文学。“除史论以外的历史著作，哲理最好深蕴于叙事背后，主题更应贮藏于事实展现和形象描绘之中。”观其文章，就气势汪洋、意蕴宏阔而论，颇近任公鸿文，但更添一层古朴典雅的风采。陆机《文赋》所言“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恰是冯天瑜文笔的最好写照。
关于治学理路，冯天瑜特别强调“贯穿古今与打通中西”的眼光与境界。此意为，史家除兢兢业业于专攻方向的同时，还应当“左顾右盼”，以获得比较参数和开阔前景。惟其如此，方能求得历史问题之通解。以清代学术为例，就清学论清学，难明究竟；唯有考镜源流，对阳明心学、程朱理学、两汉今古文经学乃至先秦诸子学有一个贯通的认识，才能明白清初复宋之古，清中叶复汉唐之古，清末复西汉之古，进而上溯先秦孔孟之古的因由所在。不仅如此，先生还指出，即使研究“纯粹”的中国问题，也有必要打通中外，于比较中窥探奥秘。1998 年以后，先生有近五年时间在日本讲学并从事研究。借此良机，他与多国汉学家论难究学，开掘异域史料，在中、西、日文化的比较勘验中，将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向纵深处拓展。
冯天瑜认为，治史者不能自闭门户，而应将古今中外尽收眼底。对于学者个人来说，可以侧重宏观，也可以侧重微观。前者应当吸取别人的微观考察成果，上策是自己选择切关宏旨的微观问题，从第一手材料抓起，使得宏观把握免于“空穴来风”之讥；后者有必要借鉴别人的宏观视野，上策是把自己探讨的专门问题置于纵横比较的网络之中。冯天瑜归纳道：以有限生命去了解无穷的中外古今，当然力不能企，唯一的弥补之路是学习。“学习他人比一味鄙薄他人要困难得多，却又有益得多。”长于宏观者往往批评微观研究者的细琐，长于微观者往往批评宏观研究者的空泛。其实，双方都不可忘记从对方那里汲取自己所缺乏的学养——宏观研究者应予补充的“精密”，微观研究者必须借助的“博大”。双方应当携手共进在“即器求道”“观象索义”的学问途中。
关于学问根基，冯天瑜有“看家书”一说。此说起于与黑格尔研究大家张世英的交往。1985 年，张世英创办湖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与冯天瑜结识，两人一见如故。常于沙湖之滨、夕照波麟间纵议古今，其乐融融。20 世纪 90 年代初，香港举行有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学者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两人得以重逢。会间几日，相约于傍晚漫步维多利亚公园，于徐徐海风中随性而谈。
冯：请问张先生读书经验？
张：一个有专业方向的读书人必须有“看家书”。
冯：何谓“看家书”？
张：看家书者，终身诵读之书也，安身立命之书也！
冯：先生的看家书有哪几种？
张：黑格尔的《大逻辑》与《小逻辑》。我自读大学哲学系，即精读这两部西哲经典。以后几十年，仍反复阅览不辍，并试作解析。时下我年逾古稀，还时时翻阅两书，总有新收获。
张反问：冯先生亦有“看家书”乎？
冯天瑜沉吟片刻后道：20 岁前后两三年间（1962—1964 年），先父为我讲授《论语》《孟子》《史记》，使我对文史古典生出兴趣，然以后未能坚持精读，故算不得自己的“看家书”。1978 年以后，进入中国文化史研究行列，从构建文化学体系和中国文化史统系的需要出发，广览中外文化哲学及文化史论著，有三部书逐渐突现出来，一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二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三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如果我有“看家书”，上列三种，庶几近之。
冯天瑜自省：“三十余年来，我反复研读三书，既‘观其大略’，获得文化学的理论架构（包括对《历史哲学》欧洲中心主义的扬弃），又采取苏东坡多遍读经典，每遍攻克一主题之法，也曾仿效欧阳修‘计字日诵’法，但自己没有背诵童子功，成效不著，但毕竟熟悉了这几部经典之精义。”
冯天瑜先生
关于写作方法，冯天瑜有“一慢，二快，三慢”的经验，并将它与王国维的学问进路“三境界”说结合起来。
王国维摘取晏殊、柳永、辛弃疾三位宋代词人的名句，拟为成就事业、学问的三重境界：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冯天瑜结合自己研究的实践，进一步解读了学问“三境界”。创造性的著述，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广为占有相关资料，掌握学术前史，形成对研究课题的高屋建瓴的观照，这便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而深入课题内里，精密考辨，极费心力，这便是“衣带渐宽”人“憔悴”，也是研究的准备阶段和写作的展开阶段；经过这引人入胜而又艰苦备尝的过程，豁然贯通，灵感突现，久寻未得的目标触手可及，这便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写作顿时顺畅起来，颇有“一日千里”之快感。根据自己多年写作的经验，这似得神助的快意之作，还须积蓄沉淀，待以时日，反复锤炼，再次经历以上第一、二、三境的循环往复，方成正果。
根据以上梳理， 冯天瑜归纳自己的写作习惯为“一慢，二快，三慢”。
所谓“一慢”，是说材料搜集，题旨锤炼。结构形成，历时较长，一般须数年甚至更长时间。此一过程急不得，须以“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精神“熬”下来。王国维“三境界”中的“第一境”和“第二境”皆包含其中。
所谓“二快”，是说材料大定，构思初成之后，即聚精会神，全力书写，不可拖沓，不可支离，力争文思贯通，于紧凑期内一气呵成。王国维“三境界”中的“第三境”或可于此间遭逢。
所谓“三慢”，是说文稿初成，须搁置沉淀多时，其间反复推敲修改，对其中的关键题旨一而再，再而三地经历“三境界”中的第一境、第二境和第三境，以求避免瑕疵，精益求精。
说到精益求精，冯天瑜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永无止境，追求极致的榜样。
一般规定，作者交给出版社的文稿，应达到“齐、清、定”的要求。清样出来后，责任编辑交作者校看，要求在不动版面的前提下，改正个别错误。但是，每次拿到清样，冯天瑜总是大改特改，把自己从交稿到拿到清样这段时间里得到的新材料，形成的新认识，纳入书稿。于是，清样被改得红彤彤一片。责编拿到面目全非的清样，只得重新编排，再请作者校看。如此这般，往返数次，甚有没完没了之势。曾有熟悉的编辑对笔者“抱怨”，笔者笑着回答：解决难题很简单，不再给冯老师看就是了。
冯天瑜曾言：“天将降大任于治史者，必先精思义理，苦心考据，擅长词章，并致力于三者间的‘相济’，于宏大处着眼，从精微处着力，方有可能成就‘表征盛衰，殷鉴兴废’的良史。”以此心语观照其学术理路，庶几可得个中奥秘。
版权声明
本文来源：四马路上，已获授权人文学术社
(ID：Aca-history)
8.5万+文史学人都在关注
新书推荐×商务合作×著作出版
请联系管理员
微信号：xueshujun2020
（请备注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