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图书 | 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儒学在日本历史上的文化命运》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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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在日本历史上的文化命运
本书稿的作者王健教授在将日本作为分析和研究对象的前提下，重点探索日本儒学的发展历程，提出了“神体儒用”的观点，讨论了儒学在日本传统精神结构中的定位，以及日本本土文化神道信仰的产生为儒学文化掺入日本及日本接收外来文化的心理基础提供了基本的解读平台，并阐述儒学在日本的发展及日本社会历史对儒学的功用性选择，诠释了儒家文化在日本的工具性命运及现代化运动中的普遍使用的价值观。此书再版修订，在结尾处尝试性地提出了“善生”这一理念，认为只有在各民族多元的精神主体之内，诠释出超上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人类“本体”，方可能构建出“心同理同”的命运共同体。
编辑推荐
日本儒学是思想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本书探讨了日本及东亚文化圈中儒学的特色与个案，研究了日本近现代思想的相关问题，是对日本儒学研究的全面总结，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本书可以加深中日学者的交流，推进日本思想文化史研究。适合日本历史及文化相关专业学生，以及东亚儒学和哲学的研究学者进行进一步阅读。
儒学在日本的历史, 实质上是 “神体儒用” 的发展史。儒用” 相当于工具理性, “神体” 相当于日本民族精神中的价值理性。 “神体儒用” 可以说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构成了适度的张力。这构成了日本特有的精神结构。试读
日本之所以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化路程的借鉴和参照,在于有两个主要的相似性:一是日本与中国同为现代化的后来者,二是儒家学说都是前现代社会的传统资源。现代化是一个活生生的动态概念,是一个持续着的历史演进,这本身就意味着它与传统社会的联结。可以这样说,传统是现代化的历史性的先决条件,甚至现代化启动的根源亦存在于传统社会之中。比如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欧现代化的根源是前现代社会中的新教伦理,而卡尔·马克思则认为是比新教伦理还要早几个世纪的城市公社运动。美国学者布莱克也指出,现代以前的传统社会内包含着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变数。他说:“在任何社会内,一切比较现代的特点都是由以前的特点变革而来的。特别是对参加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来说,这些变革更有可能是在旧的形式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发生变化的结果,而不是由旧到新的直接变化的结果。当旧与新并存的时候,这种旧同原来的旧已经根本不同了。实际上,一个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能力所受到的限制只能来自以下两个方面,即现代以前的形式和现代化形式的生命力。”传统与现代之间有着内在性的联结,这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如何使一个国家或民族所选择的现代化形式具有生命力,关键在于从传统社会中延引出一条能够使现代人类健康前进的文化之路。这是深层次的联结,也是决定现代人命运的基点。不如此,我们就无法建构一个支撑现代人全部生活的价值系统,从而失去凝聚民众、整合认知的精神之魂。理性而智慧地对待传统,是达到形塑合理现代文明形态目标的重要路径。正如有些学者所说:“发现问题较少意味着大量排除旧的模式和价值观,而是较多意味着发现传统如何能够促成而不是阻碍当前……目标的实现。”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在将日本作为分析和研究对象的前提下,重点探讨儒家思想与日本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试图从某种精神历程中思考现代化的转型问题。关于日本现代化转型中的精神文化,人们一般将视点集中在精神文化与日本如此迅速取得工业化成功之间有何关系的问题上。的确,从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在第二次工业化—现代化的大浪潮(即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中,面对共同的挑战,在东亚地区,只有日本对此作出了迅速、敏感和强烈的反应,取得独一无二的成功。应该说,这个新文明、新机遇是给予整个东亚各国的,但是其他国家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均处于十分麻木无为的状态,其结果是东方最后接触这一浪潮的日本却最先抓住了机遇。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著名武士西乡隆盛曾说:“有两种机会,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我们创造的。在非常艰难的时刻,一定要自己创造机会。”日本抓住了第二次世界现代化浪潮的机遇,完成了自己的工业化的历史使命,可以说,既是利用了世界变化的机会,又是自己创造了条件。那么,为什么日本会有这种抓住机遇,创造条件的主动性?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中外学者有种种不同的真知灼见。在此有必要作些述介。其一,文化动力学上的解释。有学者指出日本人具有一种“台风心理状态”,这种心态导致宿命论与战胜命运的双重性格。日本气候有一个明显特点,每年夏末秋初多有台风频繁袭击。忍受自然灾难并泰然处之,使日本人的精神里含有某种听天由命的思想。另外,日本山脉活火山的爆发和日本列岛经常性的地震,也强化了这种宿命论观念。但是,另一方面,日本人在忍受的同时,也积蓄了一种灾难之后重新奋发建设的巨大能量。还有学者从人种学上找原因,认为从日本人多种多样的脸型上可以推测,日本人曾有过长期的、无记载的混合血统的历史,而混血人种的特征之一就是善于模仿。这就是说,种族构成奠定了日本文化的自然条件。日本人模仿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的发明技术,在古代模仿中国的政治制度,都取得成功,就与这种文化的自然条件有关。其实,无论从自然地理环境上找原因,还是从人种学上作解释,都是不能准确地说明问题的。自然灾害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只有日本民族,而他们却与日本人有着显著的差异。从历史上看,日本人在文化上一向是独具一格的,并不是简单地模仿。无论是在古代接受儒家文化,还是在近代学习西方技术,日本人民都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文化风格和精神气质。另外,有人认为日本人有“经济动物”的性格,这种性格可以成为讲究高度组织效率,追求最大经济效益的内在驱动力。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在激烈甚至残酷的经济竞争中,出现某些唯利是图、违背人性的情况并不奇怪。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存在的。日本人虽同属同一民族的同一文化,但其中每个人的生活态度、价值取向迥然有异,极为复杂,不是“经济动物”一词就能简单概括的。其二,从日本的文化传统上来理解。一种观点认为,与中国的原生性文化不同,日本的文化是继发性的。日本没有卡尔·雅斯贝斯所说的“文明轴心期”时代,不是文化圈的发源地,本身缺乏文化自创性,因而历来靠引进外来文明丰富和发展自己。日本文化的这种继发性特点,使得日本在文化上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学习和接种他者文化的取向。日本在古代形成“和魂汉才”的文化类型,在近代转向“和魂洋才”的发展方式,都得益于这种文化特征。文明的融合使日本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成功。在非基督教世界,日本之所以成为唯一逃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恶境的国家,显然是与这种文明的内在融合分不开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日本传统文化的特质是所谓“变异性”。经过“嫁接”,日本文化逐渐形成了混合性和综合性的文化结构,其中包容着宗教、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语言等多元文化体系。这为以后的各种发展可能性提供了充分选择的余地,也为日本文化得以叩响近代历史的大门打下了基础。其三,某些西方学者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解释日本近代化的模式。如布莱克认为,日本具有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即在前现代的历史中已经具有进行变革和实现高度现代化的先期准备。他说:“这许多特征同西欧和美洲早实现现代化的社会的特征是相似的。……日本……可被认为是同实现现代化比较早的社会一道形成一个具有现代以前的和现代化特征的共同模式,而我们倾向于认为这种模式是普遍用得上的。”布莱克把这些前现代的历史特征归结为几种能力:集中进行政治控制和协调的能力,管理资源支持经济增长的能力,鼓励社会互相依赖的能力,通过研究和教育来产生和分配知识的能力。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特别了解一下美国的日本问题研究学者约翰·惠特尼·霍尔(John Whitney Hall)的观点。霍尔认为,日本虽然在历史上有过两次大的文化吸收,但是并没有失去自己的文化个性。6世纪到19世纪中期,日本一直沉浸在中国文化之中;1854年以后,现代化的狂潮把日本卷进了日益扩大的西方影响之中。在这两段时间内,日本虽然没有起什么领导作用,但它的作用也很重要。至少从8世纪开始,日本吸收了很多中国文化的成分—汉字、政府组织、建筑和艺术的风格、哲学和宗教的体系等。这使日本在围绕中国的东亚各国中,其政治和文化的成就名列前茅。1000年以后,日本在东亚各国中又带头学习西方文化。但是,这两个历史时期不仅没有使日本人丧失自我,反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几乎在每个领域里,他们都把学到的东西打上自己的印记,从而保留了他们自己的文化风格。”无论是与中国文化接触,还是向西方文化学习,“文化会合的结果带有日本自己文化传统的鲜明印记”。这种具有“鲜明印记”的文化传统在日本完成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日本何以形成这样的文化传统?霍尔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作出了解释。霍尔的观点以翔实可靠的材料为基础,论断平实,分析细致而辩证。本书在有些思路上参照了霍尔的观点,因此提前作些介绍,也是为全书的论说作个铺垫。霍尔认为日本的文化传统与其内在的历史特点分不开。第一,日本群岛的孤立,使它的历史非常单纯而完整。没有别的文化与之抗争,又没有异族侵略的干扰,日本人民在历史上过的日子比较平静。当然,日本的文化也经历了一连串的变化:从6世纪以前的原始氏族社会变成7世纪到12世纪的贵族官僚国家,然后又变成一个封建势力你争我夺的国家,而最后又变成今天这样一个民族国家。日本的变化没有周期性,而是直线发展累积起来的。也许是由于它的孤立性,而全国社会和文化的状态又比较相同,所以追溯日本的历史进程,认识外来文化对它的影响,以及国内制度的衰亡与再生就相对容易些。第二,日本人处于中国文化圈的遥远边缘地带,这就有可能在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紧紧保住自己的主要制度和价值标准。虽然在古代处于中国文化圈的强大影响之下,然而日本的历史制度与中国还是有着根本不同。日本人并不是简单地推出一个中国文化的小型翻版,他们创造出的某些社会制度和政府类型,反而与西方有惊人的类似。日本的封建制度、对海洋的向往、强烈的民族意识,都是和中国传统大不相同的。这也许是为什么在东亚人民当中日本人最有条件去接受西方影响的原因之一。第三,日本的政治和社会进化特别缓慢,这与长期与世隔绝有一定关系。日本人民幸免于大革命或破坏严重的外族侵略。在现代以前的历史上,日本社会结构变化缓慢,并且这些缓慢的变化也不是由外部压力而是由内部力量促成的。其结果,日本就倾向于把换掉的制度放在一边,可以弃而不用,但很少把它扫除干净。艺术和建筑珍品,几百年都保存维修得很好。正如同某些家族和官职,虽然早已没有权力和影响,也要保留。毫无疑问,日本皇室是今天全世界皇家中统治最久的,因而连续的因素也经常反映到文化史上。总之,霍尔认为日本很好地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这种传统与日本的社会历史特点有很大关系,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传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作者简介
王健，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明代思想史》《神体儒用的辨析一一儒学在日本历史上的文化命运》《在现实真实与价值真实之间一一朱熹思想研究》《观念与历史的际会：朱熹中庸思想研究》；译有《日本官僚政治研究》《社会与宗教》《佛法·西与东》；另有相关论文数十篇。
目录
绪 言
第一章 在历史的源头中考量—— “神体儒用” 的发生学原因
一、 瑞穗之厨——日本的历史地理环境
二、 断开与居中 ——绳纹文化与弥生文化
三、 世神与天神 ——日本早期统一国家的形成以及神道信仰的产生
第二章 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 ——儒学的第一次功用性命运
一、 危机中的选择 ——从推古改革到律令制度的建立
二、 长鲸吸百川 ——对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制度文化的吸纳
第三章 社会政治与精神主脉中的配角 ——镰仓、 室町时代的儒学
一、 天皇权威的衰落和武家势力的兴起
二、 僧堂禅院中的儒学
第四章 新秩序建构中的肩鼎之任 ——儒学的第二次功用性命运
一、 德川幕府的体制结构及所遇到的合法性挑战
二、 政治秩序与道德秩序: 朱子学的思想功用
第五章 “神体儒用”的辨析 ——对儒学在日本历史上的文化命运的思考 (代总论)
一、 对日本儒学精神价值的三种解读
二、 儒学的功用价值
三、 现世主义与直觉理性
四、 禁教、 锁国中的功利选择
五、 不忘主体: 神道信仰的保有和发展
六、 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之间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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