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白”到专家！央媒名记倾囊相授“晋级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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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王祖敏，1987年7月进入中新社，成为中新社第一位女性体育记者。截至目前，她采访过9届夏奥会和1届冬奥会，常年的体育报道经历让她逐渐成长为一名“专家型记者”，也在工作之外与许多运动员成为挚友。

体育小白的“晋级之路”

因在大学毕业前填表时的“爱好”一栏填上了曾偶有“染指”的排球、游泳，进入中新社后，王祖敏被分配到体育组（后并入政文部）。但那时，竞技体育知识几乎为0的她，是真正意义上的“小白”。

“当时的部门领导老凌（凌宏俊）问我喜欢什么项目，我说喜欢看体操、跳水之类后，多说了一句，讨厌足球，结果老凌说，这不是一名体育记者该说的话，作为‘惩罚’，我先跑了一段时间足球。”谈及过往，王祖敏直言凌宏俊对她影响和帮助很大。老凌告诉她，作为一名记者，不能带有过多的情绪和主观色彩去采访；而一名新闻报道者的主阵地，永远在现场。

从旁观者转变为报道者，王祖敏付出了被贻笑大方的代价。第一次去看足球队训练，那句“场上22名队员中包括守门员吗”的脱口之问惊呆众人，成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她去足球队采访时的谈资和笑料。

“也算歪打正着。那句‘灵魂之问’反倒成了我的护身符，足球队上下都知道了我的小白属性，所以后来我再怎么问，他们也不奇怪了，这样也促成了我与足球项目和足球队的尽快熟悉。”王祖敏笑称。

▲1991年英国谢菲尔德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与获得男子4人单桨金牌的中国赛艇队队员合影

每到入冬，强调“新闻来自一线”的老凌就会将体育组年轻记者“赶”向各个冬训基地。因为人手紧张，每年冬训王祖敏都会跟几个不同项目的队伍。常常是这周跟着女足“练体能”、下周陪着女篮抄队规，偶尔还会做点“坏事”，帮着被控体重的跳水队员偷偷从外面买小笼包。

也正是在这种“沉浸式”的采访中，王祖敏在积累大量一手素材的同时，也与当时的男女足、男女篮、跳水等队伍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在职业早期，还有一件事触动了她。1987年11月的广州全运会，入职不到半年的她随报道组前往。“开幕式那天，同事们的稿件源源不断，我却有点抓瞎。第二天看大家发的稿，发现很多素材都是我看见过、但却没留意的。”王祖敏说，这一发现让她领悟到，作为一名记者，仅仅深入一线、抵达现场还远远不够，还要有足够敏锐的观察力，练就一双发现新闻的火眼金睛。

也正是在那次全运会上，王祖敏解锁了对 “跳水女皇”高敏的采访。有着“常胜将军”之称的高敏是那时的绝对顶流，王祖敏在训练场馆几次“堵人”，都被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辞，后来她追到当时四川跳水队居住的军区招待所，从门卫处给房间打电话，在高敏说“忙着呢”同时，王祖敏积攒的情绪一下子爆发，对着话筒一通“威胁”抱怨，最终赢得了她职业生涯的第一次专访的机会，这次“不打不相识”也成为她和高敏30多年友情的开端。

▲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与获得跳板跳水金牌的高敏（上）、14岁的跳台小将陈晓丹（左）在去参加庆功会的车上

“所以作为记者，有时候是需要有大心脏和厚脸皮的。”王祖敏说。

信息瞬息万变与记者的“不变”

从1988年汉城奥运会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王祖敏的奥运之旅走过35年。当时发愁不入门的“黑妹”（王祖敏刚当记者时的笔名）也成为了专家型记者。

从那次丢人现眼的“灵魂之问”后，她深感专业知识和素材储备的重要。“当年没有发达的互联网，我们都是把报纸上的体育报道剪下来，分门别类贴在大本里，去啃各项目的规则、熟悉运动队的历史、了解运动员的过去。”

她说，如果只是单纯作为一场赛事、一个发布会的记录者，体育报道的门槛确实不高。但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记者，肯定有门槛，这个“门槛”还不低，那就是专业知识和采访素材的储备。

▲1995年，在瑞典采访第二届女足世界杯时，与当地球迷在一起

对于体育的专业性和新闻性是否矛盾的问题，王祖敏认为，二者是调和的而非对立，新闻性是基础，专业性让报道更厚实、更具价值。比如有些打分的项目，如果只是按比赛实录，报道冠军得了多少分，对于不了解这些项目的观众而言，它只是一个“死”的分数而已。

“如果你有足够多的积淀和储备，能将这个分数放在一个坐标轴上，横向来比，在世界上排第几？纵向来看，是否超越了中国队以前的成绩？如此一来，这个分数就有了灵魂，这个冠军的价值也会自然显现。”王祖敏说，一篇好的赛事报道应该不仅能让读者清楚地了解这场比赛，还应让他们知道这场比赛的价值、意义，并能在报道中触类旁通地传递更多信息。要做到这些，就需要不断加高专业知识的门槛。

但她认为，作为报道者需要门槛，但体育报道稿件的门槛越低越好，能尽量将专业知识通俗化，让不了解这一项目的读者也能快速理解。

▲2021年，采访东京奥运会

她称，保持专业性还能让记者面对突发事件时更加从容。所谓突发事件自然是意料之外，不会给你足够的准备时间，此时的快速反应往往建立在有足够相应知识储备的基础上。

数字化时代，传统媒体受到严重冲击。传统媒体如何在快速反应的多媒体夹击下守住“文字阵地”，成为一大挑战。

王祖敏说，传统媒体的稿件拼不过新媒体的速度，但能在深度、广度和厚度上下功夫，能以或优美、或凝练、或俏皮的文字让人读之如沐春风，还能打下个人风格的鲜明烙印。

“那些‘新闻快餐’能助读者迅速了解一些信息，但真正能让人品评流连、引发共鸣深思的，还是那些有‘含金量’的文字稿件。”王祖敏说，因此，无论赛场形势和新闻信息如何变幻莫测，记者不变的法宝是：建立自己的专业知识小金库，不断充实自己，全面提升个人素养。

奥运之变与高光时刻

王祖敏说，35年来，体育报道、尤其是奥运报道的变化也折射出国家的发展变化。1984年中国重返奥运舞台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体育也承担着振兴中华的重任，使得体育报道中的“唯金牌论”一度甚嚣尘上，致使体操王子李宁在汉城奥运会上失利后被千夫所指，乒乓球世界冠军何智丽在加盟日本队获得广岛亚运会乒乓球女单金牌后，被骂为“汉奸”“卖国贼”。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与参加庆功会的湖北籍跳水教练于芬，奥运冠军伏明霞（跳水）、李小双（体操）、乔红（乒乓球）及李大双合影。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强盛，奥运会和国际体育赛事逐渐回归体育范畴，成为真正展示人类运动极限的舞台。但如今，奥运会的外延再次拓展，它释放的理念，已超越赛场胜负，成为一个以体育之名的全球聚会，正如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

体育报道的角度也随之悄然发生着改变。王祖敏说，以前无非就是竞技赛场的那些事，最多再找专家点评，但现在的奥运报道更加多元化。像在北京冬奥会上，与残酷赛事风格截然不同的各种温暖瞬间、爆火的冰墩墩、冬奥场馆的美食等等，这些非传统意义的“出圈”新闻，无限拓展着奥运报道的边界。

“还有，当年都是手写稿，记者们抢传真机发稿。”王祖敏回忆，有一次她为了抢先发稿，在一场足球赛结束前几十秒离开赛场发出“双方平局”的稿件，没想到终场前其中一队绝杀进球。这一错误被当时的社领导严厉批评。而现在，手机电脑不仅可以随时收看直播，也能随时随地发稿，当年之囧已被永远封存为历史。

谈及中新社体育报道的高光时刻，王祖敏说：“几杆枪打好仗，本身就很高光吧。”虽然体育记者人数少，但中新社体育战役性报道不仅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还能基本位居各媒体前列，这得益于以往形成的丰富报道经验，以及中新社有着培养年轻记者的快速通道，即使是从各部门和分社临时召集来的“跨界选手”，也是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她认为自己的“高光时刻”，是收获了那些采访对象的肯定与友情。比如1988年汉城奥运会期间，获得中国代表团首金的跳水名将许艳梅先期回国，下飞机后带着行李就直接和王祖敏一起来到中新社，晚上和她在集体宿舍的单人床上彻夜长聊；比如在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因人手不足分身乏术，当时作为中国男篮少帅的宫鲁鸣通过电话帮她复盘每一场中国队的比赛，最终中国男篮首次跻身奥运八强，她的稿件也因为“内行”而受到好评；比如在徐益明任中国跳水队总教练时，她被称为是跳水队的编外成员……

▲刚采访跳水队时，与在汉城奥运会上为中国代表团获得首枚金牌的跳水名将许艳梅（右），世界冠军余晓玲（左）合影

“那时每年年底，我收到的贺卡大多是来自不同运动队的，在墙上能贴出好大一颗圣诞树。”王祖敏说。

1994-1995年，王祖敏在羊城晚报所属羊城体育报上以《黑妹萍踪》为题做了一年的连载，写她的采访经历、见闻和感悟，在当时有着不错的反响，她也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如果那时网络发达的话，没准儿能成一网红。”王祖敏笑言。

她称，中新社是一个很有凝聚力的团队，也有很多优秀的年轻记者，他们既能驾驭多种题材、也擅长文图视频等的全方位报道，“希望他们都能成为全能战士、行业尖兵、媒体中的‘网红’。”而对于中新风格的传承，她说“我手写我心”。

作者：苏碧滢

供图：王祖敏

编辑：董子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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