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竺可桢史学讲座第3讲】 刘成国：书写涩体——宋祁与古文运动
刘成国首先介绍了问题的缘起。他指出近年的研究中，宋祁往往是作为西昆体的后期代表作家出现，很少被纳入到唐宋古文运动的主流叙事中。即便偶有涉及，也被当成被否定的典型之一，从反面衬托欧阳修诗文革新的伟绩。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郭绍虞先生曾指出宋代的古文运动“至宋祁、欧阳修而始大，宋祁严于用字，其源出于韩门樊绍述、皇甫湜一派；欧阳修矜于造句，其源出于韩门李翱一派”，欧、宋分别代表了古文运动中两种不同取向。但这一看法尚未得到充分重视。而宋祁由昆体转向古文，以及这种转向在宋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仍欠缺深入的探讨。
一、“《新唐书》体”即涩体
从南宋开始，有一则关于《新唐书》的佚事，曾在历史上广泛流传：
宋景文公修《唐史》，好以艰深之辞，文浅易之说。欧公思有以讽之，一日大书其壁曰：“宵寐匪贞，札闼洪休。”宋见之，曰：“非‘夜梦不祥，题门大吉’耶？何必求异如此？”欧公曰：“《李靖传》云‘震雷无暇掩聪’，亦是类也。”宋公惭而退。今所谓“震霆不及掩耳”者，系再改。
事件的两位主角，分别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和宋祁。事件颇富戏剧性，近似小说家言，而出处脱略。仔细追究，其实并不完全可信。“札闼洪休”容有其事，只是并非出于欧公。但事件的逻辑仍具有真实性，它至少反映出，宋祁所撰《新唐书》的文体特色，以及欧、宋在文体问题上的分歧。它至今仍被频频引用，用来论证欧阳修对古文僻涩文风的排击。而本为讽刺《新唐书》的“札闼洪休”，也逐渐凝固为文学史上僻涩艰深文风的象征符号，成为“涩体”的代表。
宋祁是《新唐书》最主要的修撰者，负责列传部分。书成之后，《新唐书》便以鲜明的文体特色，引起时人瞩目。朱熹径以“《新唐书》体”称呼类似文章，且颇为反感。这种文体特色，宋人又与“虬户铣谿体”相类比。“虬户铣谿体”，即唐代徐彦伯“涩体”。所谓“涩体”，是指文章写作中故意运用一些僻涩艰深的词语，来代替意义相同的常见词汇，从而刻意造成阅读上的艰涩生硬，呈现一种新奇的阅读效果。涩，即迟钝、生硬。南宋以后，“札闼洪休”在历代诗文评中逐渐定形为“涩体”的符号，而宋祁也往往与徐彦伯相提并论，成为“涩体”的代表：
宋时自宋子京后，多效为“涩体”以避俗。欧阳公尝戏改“夜梦不祥，书门大吉”八字为“宵寐匪祯，扎闼洪庥”，令子京见之以为笑资。
唐徐彦伯为文，（略）后进效之，谓之“涩体”。此风至宋不减，如所云“迅霆不及塞聪”之类。
所谓“涩体”，就宋祁而言，主要指《新唐书》列传部分的文体特色。在强调文、史学科分野的现代学术背景下，古代文学研究者通常将宋祁诗文划归到昆体一派。至于作为正史的《新唐书》，列传部分所体现的古文造诣及意义，在北宋古文运动研究中遭到忽略。
二、“涩体”的具体表现及成因
《新唐书》以“涩”成名，意味着“涩”这一重要文学批评范畴，至宋代时已经正式确立。在字面上，“涩”是一种形象的描述，指文字语句因隐晦难解而导致的阅读障碍、理解停顿。至于造就、导致“涩”的文学手法，因人而异各有不同。《新唐书》的“涩”，历代史家如王若虚、赵翼等多有论述，大体上可归纳三点。
首先，通过换字法以避常规俚俗。《旧唐书》成于五代，文体卑弱，叙述中不时夹杂俗言俚语。《新唐书》为求雅训，经常将一些日常俗语词予以置换。最常见的是以僻字、难字、古字去代替习语常词中的某字，从而造就一个新词，生成一种生涩梗阻的阅读感。
其次，颠倒语序。换字之外，颠倒常见词汇的顺序，也会使读者产生突兀梗涩之感。又或者行文中将常见之词予以减省缩略，以求简洁。
最后， 生造。宋祁以较为生僻的文字，强行组合。对于《新唐书》之“涩”，历代学者多有批评，而以北宋文学家唐庚、金代史学家王若虚为甚。王若虚撰《新唐书辨》，集中批评《书》中用字、用语“惟异之求，肆意雕镌 ,无所顾忌，以至字语诡僻，殆不可读”；乃至认为“自古史书之弊, 未有如是之甚者”。可谓犀利尖锐。的确，《新唐书》列传为叙事简洁、力避陈言，在行文中大量运用僻字、换字、颠倒、缩减等修辞手法，以致经常出现文义隐晦、淹没或脱失不足等弊。
但《新唐书》的涩体书写，决非一无可取。若干词汇，经宋祁点化创造，成为古代汉语中富有生命力的新词。综观历代对《新唐书》“涩”之批评，往往失于苛薄，未明瞭其意在于字句语法的复古。
三、“涩体”是古文家史学理想的实践
就创作主体而言，历代“涩体”诗文都反映了作者不甘人后、求新逐奇的竞争心态，它可以促使文学家在题材、风格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开疆拓土。宋祁在《新唐书》列传中的书写，自然不妨也可作如是观。倘若放宽文学史的视野，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宏观历程中去考察，则宋祁的“涩体”别有一番意义。它是中唐以来古文家史学理想的实践，也标志着古文运动在史学领域的胜利。
首先，宋祁书写“涩体”的种种手法，并非个人的匠心独创，而是沿袭中唐以来韩愈等古文家一以贯之的创作理念及写作方式，将之发扬光大。
其次，与柳开、穆修、石介等古文家相比，宋祁在唐宋古文运动中最大的特色、成就，并非体现在文章上，而是他将古文写作的理念、表现手法，付诸于史书修撰，从而实现了中晚唐古文家以古文修撰国史的宏伟理想。《新唐书》修撰于庆历四年至嘉祐五年间（1044—1060），恰逢北宋骈散交替的关键时期。它的编撰，体现了北宋古文家对唐代前辈史学理想的继承，直接针对的是深受骈俪文风影响的《旧唐书》。
具体而言，《新唐书》对古文运动中史学理想、理念的实践，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删去骈体写就的诏诰章疏，或以散体改写。《旧唐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四六体诏诰章疏，宋祁将之一概删去。对于一些语言辞句有创新的骈体章疏，宋祁以散体将它们重新改写，再收入列传。
二、好用韩、柳文入史。一方面，因推崇韩、柳古文，宋祁在《新唐书》中大量转录二人文章。另一方面，个人的文学嗜好，也影响到宋祁修史时史料的选取。
三、高度评价唐代古文运动。宋祁不遗余力地推崇表彰韩愈弘扬儒家道统、振起古文的历史功勋，将之与先秦孟子、荀子等儒家圣贤相提并论，驳斥了《旧唐书》的诸多非议。自古以来对韩愈的评价，可以说无出其右。
对于唐代文章的发展演进，宋祁总结为“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分别是初唐四杰—燕许大手笔—韩柳等人，而以韩柳古文运动为唐文发展之高峰。相反，对于一些今体诗文大家，宋祁则曲加贬抑。
四、宋祁的文学史意义
在文学史上，宋祁一般被视为西昆体殿军，与欧阳修为首的诗文革新集团分属不同的阵营。有学者将欧、宋之间的对立，视为中唐以后韩愈VS李商隐——北宋柳开VS西昆体之间，文学复古与反复古两大派文艺思想斗争的延续。这种判断，只看到了宋祁早年出入昆体，却忽略他中年以后对昆体的超越，未能全面地抉发他在宋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他中年以后走出昆体藩篱，逐渐仰慕、学习韩柳古文，展示出仁宗庆历前后文坛由骈入散、古文运动深入人心的历史趋向。
宋祁提醒我们，对于北宋古文运动的考察，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的作家谱系，即柳开、王禹称——穆修、尹洙、苏舜钦、石介——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门。还应当尽量扩展视野，将此前某些一直被当作古文家对立面的文人，纳入到研究视野中。他们既包括那些身处草野、名位不显的处士、隐逸、怪人，也包括一些与欧阳修名位相埒的台阁翰苑之士。后者大多身居高位，掌管文衡，他们在仁宗朝的文学活动，于文坛风气影响甚巨。他们与宋祁一样，在不程度上表现出对昆体的反省、超越，并写作古文，形成一股推进古文运动的强大动力。如太平宰相、后期昆体领袖晏殊，仁宗明道年间曾致书富弼，反省为文历程，欲从馆阁体转向韩柳古文。
最后，再来审视本文开篇所引“札闼洪休”的佚事。它实质上反映了古文运动内部两种不同的理念、文风在史学领域的冲突。宋祁的涩体，是韩愈以后古文运动中艰涩奇崛主流一脉在史书修撰中的运用。及至欧阳修，方以明白流畅的散体篇章为古文运动创立了新的写作典范，并利用嘉祐二年（1057）主持贡举的机会，扭转了士人中一味求新逐奇的文风取向。他与宋祁一起负责修撰《新唐书》，分别撰写本纪、列传，却“文体不一”，体现了不同古文典范。
整理、摄影：张利明
编辑：周慧玲
审核：董晓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