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最新研讨：数字货币与货币体系的未来

不过，在今天的演讲中，我想讨论一下最近新闻中出现的新型数字货币或“数字现金”，包括央行数字货币或CBDC。如果我们需要这些新型的数字货币，那么应该由谁发行它们？以及应该如何设计它们？数字货币对货币系统将会有何影响？这些都是央行的银行家、学者和公众心目中的重大问题。今天，我希望澄清这些概念，并勾勒出前进的道路。

我们需要新的数字货币嘛？如果需要，我们该如何发行它们？

让我们先从经济是否需要数字货币？以及从谁那里开始发行？

这显然表明我们的经济正处于技术革命中。新型数字技术与更多在线活动的结合可以收集大量数据，并且对这些数据进行管理，实现数据的远程通信。这极大地降低了许多任务的成本。它产生了功能强大、超扩展的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打破了从出租车到印刷媒体的整个传统行业运转范式。新的参与者已经加入数字经济来提供这些服务。尽管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但在过去的十年中才迎来了真正意义深远的变化。 Covid-19疫情可能会进一步加快数字变革的步伐。

技术革命也涉及到金融体系，甚至是货币本身的设计。仅举一个例子，在主要外汇（FX）场所，做市商现在可以5毫秒/次的速度获取实时价格。 BIS创新中心开发了一项用于监视快节奏市场的新应用程序——Rio项目，它可以100毫秒/次或36,000次/小时的频率监视整个市场订单的变化。支付市场是进入金融市场的第一步，这些服务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基础。支付服务对数字颠覆者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因为与其他金融服务相比，其资本密集度相对较低，而且它产生的信息对于交叉销售具有很高的价值。也许我们已经看到支付领域的数字创新喷薄而出，这并不奇怪，它们包括金融科技初创公司、大型技术公司和现有公司提供的新的数字支付产品。

许多支付创新都建立在对基础设施的改进上，而这些基础设施已有多年的发展历史。例如，在过去几十年中，利用技术进步，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都建立了实时总结算（RTGS）系统。同时，这些系统的运行时间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延长，而且在一些国家/地区，实时总结算的运行时间已接近24/7。同样，零售方面的创新发展迅猛，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根据我们的最新统计，共有51个经济体）具有快速的零售支付系统，可实现家庭和企业之间24/7的即时支付结算（图1）。这些系统包括印度的统一支付接口（UPI），墨西哥的CoDi，巴西的PIX和美国的FedNow提案。这些创新都能够表明，现有系统可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支付市场，这为公私合营伙伴关系中的创新如何发挥作用提供了很好的例子。

然而，没有人被迫选择现有货币体系。除了改进现有系统外，许多非传统的领域也涌现了一些创新的尝试。数字货币就是一个例子，它可以超越传统的基于帐户的货币和实物现金。如前所述，基于帐户的货币已经作为数字分类账上的数字存款，已经有了数十年的数字化历史。然而，已经有人呼吁并尝试将包括现金在内的所有货币数字化。在我看来，完全替代银行账户或现金既不可取，也不现实，但让我们讨论一下将货币进一步数字化会是什么样子。著名货币理论家，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前行长，斯坦福大学前教授Narayana Kocherlakota在1998年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中指出：“货币就是记忆”。通过替代非常复杂的双边借据（IOU）网络，货币可以代替记录谁欠谁的东西的可公开获得和免费使用的设备。

“货币是经济的记忆”，这一观念使我们在设计数字货币的道路上有了两条路径（图2）。在这些交叉点，我们需要做出有关体系结构和访问入口的决策。首先，必须确保存储器始终且每一处都正确。拿支付举例，这意味着确保付款系统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以及付款的确定性。如何做到这一点与中央中介机构和分布式治理系统的相对作用有关。第二，需要制定能够指导谁可以且在何种情况下访问此信息的规则，并采取适当的保护隐私的措施。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在付款系统中建立适当的身份证明和隐私保障。接下来请允许我依次讨论这些。

如果社会想要数字货币，那么第一个分叉口就是运营框架的选择。支付系统是否应该依靠可信任的中央机构（例如中央银行）来确保完整性和确定性？抑或它可以基于去中心化的治理系统，人们在其中所完成的支付的有效性取决于网络参与者之间关于有效支付的共识？

这就是比特币背后的概念。Satoshi Nakamoto的协议设想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共识，它无需中央中介。然而实际上，很明显，比特币更像是一种投机资产，而不是货币。一位朋友最近告诉我，比特币就像“没有汽车的特斯拉”——观察者为它着迷，但它缺乏实际的价值支持。也许我们更应该将比特币网络看作一个在线游戏社区，参与者们在其中用真钱交换仅存在于网络空间中的物品。比特币是它自己的计算单位，但价值波动意味着用比特币定价是不现实的，这也有损其作为交换手段的用处，并使它的价值储藏的功能低下。比特币市场的结构绝对是中心化且不透明的，而且有研究证明比特币市场存在价格操纵。

最重要的是，投资者必须意识到比特币可能会彻底崩盘。仅凭稀缺性和加密技术，不足以为交易做担保。而且比特币需要一种非常耗能的协议——“工作量证明”来安全地处理交易。目前，所谓的“矿工”维持着系统的安全性，并获得了新铸造的代币作为工作奖励。令人遗憾的是，该系统消耗的电量比整个瑞士都要多。未来，随着比特币接近其最大供应量即2100万枚硬币，整个比特币体系的“铸币税”将下降。结果，等待时间将增加（图3，左图），同时，该系统在面对“多数攻击”时将变得愈益脆弱，这一攻击形式早已开始困扰那些更为小众的加密货币（图3，右图）。

那么，所谓的稳定币（stablecoins）又是什么？据说它们是一种数字货币，它们与主权货币或其他安全资产竞争，并在竞争中寻求自身价值稳定性。脸书的Libra——最近更名为Diem——最初以“数十亿美元的简单货币”销售。通过与美元和欧元等一揽子稳定货币挂钩，它提高了自身的信誉。

Diem的最新化身将以单独的主权货币计价，看起来更像是所谓的数字货币或其他数字支付服务。这当然比比特币更可信。但是，如果私人实体发行自己的货币并负责维持其资产支持，其中仍然会存在严重的治理问题。历史例子表明，人们可能会有强烈的动机去做他们的资产所不能支持的投资，例如为了获得更高回报所以去投资风险较高的资产，这会给这数字货币的治理带来压力。总体而言，私人稳定币不能作为健全的货币体系的基础，即使或许还有具体的案例证明稳定币是有用的。但是要保持稳定币的可信度，就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的监管和监督。它们需要建立在现有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和信任之上，从而成为现有金融体系的一部分。

在这一点上我赞同Milton Friedman的观点，他说：“某种程度适度稳定的货币框架似乎是有效运行私人市场经济的必要先决条件。但值得怀疑的是，市场本身是否可以提供这样的框架。因此，对于政府来说，提供一个适度稳定的货币框架的功能与提供稳定的法律框架同样重要，它们都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在数字时代，这种想法仍像以往一样重要。因此，很显然，如果数字货币要存在，中央银行就必须发挥关键作用，保证价值稳定，确保此类货币总供应的弹性，并监督数字货币系统的整体安全性。这样的系统一定不能失败，也不能容忍任何严重的错误。

道路上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安排进出通道。尽管有很多细微差别，但是主要选择还是在这一问题上做出的：通道是该围绕着身份验证——就像在银行账户中那样（有时称为“基于帐户的访问”）还是围绕实物现金进行交易的对象的有效性——例如密码学（有时也被称为“基于代币的访问”）。换句话说，是“我是，因此我拥有”还是“我知道，因此我拥有”（图4）？

同样，这又回到了“货币是记忆”的定义，它作为对社会经济互动的记忆蕴含着对身份识别的需求。正如我们的记忆与我们在特定关系中的经验联系在一起，金钱并不存在于与经济关系分开的真空中。经济交易在供应商、中间商和客户之间以及借款人和贷方之间建立了长期关系的网络。这样的交易网络创造了能够维持财务关系的特定关系资本库，并且依赖这一资本库存在。这种资本是建立在对所有交易方的识别、对基础交易的一定程度可追溯性的基础上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身份证明对于促进商业蓬勃发展至关重要。例如，在18世纪的欧洲，商人使用所谓的汇票来解决远方贷方与借款人之间缺乏信任的问题。商人可以直接和他们熟悉的人进行借款的安排，而不是直接向远方的借款人提供贷款，这建立了一个能够将彼此距离遥远的利益方联系在一起的网络。另一个例子是11世纪的马格里布商人。正如同样来自斯坦福大学的Avner Greif著名言论所揭示的那样，正是身份和可追溯性使这些交易者即使在远距离和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也能够维持交易。

今天的情况更是如此：你的虚拟ID是政府福利例如养老金和现金转移支付的钥匙。某种形式的识别对于支付系统的安全、防止欺诈、支持反洗钱工作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违法活动（AML / CFT）至关重要。在访问和可追溯性之间需要做一番权衡取舍。拥有更多信息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例如，它能防止洗钱或逃税。运行通畅的身份识别可以为执法部门提供新的工具来履行其职责。

所以，总的来说，我的感觉是纯粹的匿名系统无法正常工作。而且绝大多数用户更愿意承认保存在受信任的机构中的信息，无论是他们的银行还是公共机构。因此，在交易支付中保持完全匿名的想法是一种幻想。今天的用户必须留下痕迹，并与金融中介机构共享信息，这使他们可以更轻松地在线工作并防止损失。为了重温最近发生的一件轶事，一位丢失了内含2.2亿美元比特币的硬盘的用户可能希望有一个备份硬盘。因此，如果我们按照我刚才提出的道路去做，最终会到哪里去？我认为，我们最终会使用具有某些身份识别要素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即主要基于帐户的访问权限。

今天，我们有可能产生一种中央银行资金的新形式，它在技术上是优越的。这可以将新颖的数字技术与中央银行经过实践检验的真实特征相结合，例如信任、透明度、法律支持和确定性，而这些东西，其他的个人或架构只能从零开始搭建。

通过设计CBDC来造福社会

现在让我谈谈CBDC的设计。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有两种。第一种是在批发领域，用于金融机构和大型商业团体之间的付款。在过去的几年中，围绕着私人和中央银行发行的批发数字货币开展了许多活动。这些努力可以带来效率的提高，例如允许更快的结算和交付与付款，而且它们也不全是具有破坏性的。同样，用于批发目的的数字中央银行货币已经以中央银行储备金的形式存在了。值得注意的是，私下发行的批发数字货币（也称为效用通证或批发型稳定币）本身并不是独立的货币。他们仍然依赖中央银行来完成结算与清账。就像我之前讨论的稳定币一样，它们仍然具有将它们连接到现有金融系统的“脐带”。

第二种数字货币在零售领域，这才是数字货币真正产生颠覆性的地方。家庭和企业可以在日常交易中使用零售数字货币，并且根据其设计，它们可以颠覆我们现有的金融系统。

BIS已对全球范围内的中央银行就CBDC的合作进行了调查。在今天发布的一份新的BIS论文中，我们看到65个受访央行中有86％正在进行着某种研究或实验（图5，左图）。有些公司主要在批发方面工作，有些公司主要在零售方面工作，但同时在批发和零售两个方面工作的公司是最多的（图5，中间）。我们看到中央银行正逐渐从研究转向实际试点工作（图2，右图）。自2020年以来，CBDC在生机勃勃地发展，巴哈马的Sand Dollar项目已经开始了。中国人民银行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试点。波士顿联储正在与麻省理工学院数字货币倡议组织（MIT Digital Currency Initiative）合作进行零售CBDC的研究，而且该研究将是开源的，所有研究都可以回顾。

各国中央银行从事CBDC工作的动机因中央银行、零售项目与批发项目而异（图6）。但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特别是对那些已经从研究转向概念验证或试点实验的中央银行来说，CBDC的安全性与稳健性是备受强调的关键要求。在现金使用量下降和无法普遍使用银行系统的背景下，许多中央银行将CBDC视为确保公众持续获得安全、公开发行的支付方式以补充现金支付的一种手段。值得注意的是，中央银行看到了数字技术的机遇，而不仅仅局限于它提高支付效率和促进金融包容性的能力。因此，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需要数字货币吗？” 而是 “中央银行能否抓住机会，找到一种技术上更为先进的形式来代表中央银行的货币？”。

中央银行开展有关CBDC的工作并不意味着要以中央机构取代私营部门的发起者。当然，我们需要利用私营部门的创新优势，而且在许多研究项目和试点中，私营部门是关键的合作伙伴。 CBDC的工作表明，尽管颠覆性创新可能是威胁，但也可能是机遇。因此，即使有了CBDC，中央银行也始终坚持货币的定义：它是一种社会惯例，它既对私营部门又对中央银行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有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金钱是公私伙伴关系的一个实例。

因此，CBDC可以而且也必须被设计为能够维护两级金融体系的公私伙伴关系。在私营部门的参与方面，我们不应该只考虑中央银行直接提供零售服务的模型（例如FedAccounts的想法）。从用户的角度来看，成功的零售CBDC需要为实物现金提供弹性和包容性的数字化辅助服务——但这并不排除私营部门的重要作用。

BIS的研究范围涵盖了两级“混合”和两级“中介” CBDC架构如何将私营部门变为默认的付款运营商。中央银行可以有选择地运行备份基础架构以提供额外的弹性（图7）。用户可以像今天一样使用CBDC进行付款，无论是使用借记卡、在线银行工具或智能手机应用，这些都由银行或其他私营部门的支付服务供应商运营。但是，这些中介机构与其像今天这样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预订交易，不如简单地更新谁拥有哪个CBDC余额的记录。 CBDC本身就是对中央银行的现金形式的声明。这样，中央银行避免了开设帐户和管理用户付款的操作任务，因为私营部门中介机构将继续提供零售付款服务。这样做的好处是，私营部门中介机构无需担心资产负债表。此外，这些结构还允许中央银行在私有部门遇到技术故障的情况下操作备份系统。

正如我们今天发布的BIS工作文件所示，一个在很多方面都类似于今天的系统的系统可以成功地在分布式账本技术（DLT）上运行。这篇文章发现，尽管比特币和其他无许可的加密货币存在局限性，但DLT“被许可的”变体却拥有更为广阔的经济前景。在被许可的DLT中，一个已知的验证器网络取代了只有一个中央验证器的传统模式。 BIS创新中心已经证明了它在实验室环境中的有效性，这一概念证明涉及使用基于DLT的软件对中央银行货币中的代币化资产进行结算。至于在实验室环境外，该工作文件表明：该技术可能主要在利基市场中具有经济潜力。它表明，尽管DLT的许可版本比未经许可的版本拥有更大的前景，但受信任的中央中介的价格甚至更高。因此，只有在对法治的信任与执行皆受限制的条件下，DLT 才能够改进中心化的传统交易模型。

除了系统本身的治理之外，参与者如何访问它的治理规则也值得关注。数字货币生成的身份识别与交易数据的作用是什么？在这里，我们需要比较不同的治理规则，并分析公共和私营部门在保护数据方面的作用。当然，公共机构数据泄露或滥用的危险值得我们谨慎对待。但是有些设计可以保留一定程度的个人隐私– CBDC不一定会让中央银行成为奥威尔式的老大哥，中央银行不一定能看到每一笔交易。

作为竞争性支付系统中的结算代理人，私营部门的中介机构也可以发挥作用。特别是，私人中介可以（临时地）记录和保护用户的数据。然而，关于数据隐私的决策非常重要。这不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是超越金融领域的重要政策问题。中央银行将需要在这方面听取社会的意见。此外，公共部门的监督和明确的数据治理框架仍是必需的。如果有多方参与数据的收集、传输和存储，那么必须确保最终有一个机构对用户负责。如果成功做到这一点，那么这种系统将有助于维护用户隐私，同时又允许主体按照明确定义的规则访问执法部门，就像今天的系统一样。此外，它可能会给当今的中介机构带来竞争压力，推动在支付市场上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改善服务。

同样，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可能采用不同的途径。这部分涉及不同社会对数据隐私的不同偏好。例如，在中国和印度，如果在安全的条件下，用户对共享其数据的行为相较于西方国家的用户会感到舒服得多（图8）。在中国，中国人民银行在其CBDC（电子人民币）中采用的方法是定期记录来自私人中介机构的所有用户数据。在欧洲和美国，用户在调查中报告说，他们更加担心自己的隐私。基于这些情况，也存在一些技术设计，可以使中央银行无法知道用户身份，甚至无法访问零售交易数据，从而意识到它可能不需要该信息。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更广泛的数字ID范围内讨论CBDC中的身份识别问题。使用个人数据对于改善金融服务的供给是必不可少的。金融普惠性意味着这一系统要克服不平等，特别是通过金融交易中的减少信息不对称。 CBDC可以作为金融服务的切入点，但是它们必须连接到某个ID。通过提供对数字ID的非银行访问权限，身份真实性的验证有助于长期地支持金融普惠性，并使非正规经济正规化。尽管这么做似乎造成了折衷，但由于公民同时珍视自己隐私与使用现金的匿名性，因此克服这一点可能会带来长期收益。

同样，这似乎是中央银行前进的方向。随着中央银行报告在中期更有可能发行CBDC（图9，左图与中间图），与身份认证体系相关联的CBDC（“主要是基于帐户的CBDC”）也相对较普遍（图9，右图）。这些可以作为拥有良好执法保障的良性运转的付款系统的基础30。CBDC就像价值不断浮动的100元美钞的想法是对CBDC实际情况的错误描述。我个人的观点是，没有身份的CBDC（纯粹基于通证的CBDC）将无法起飞。首先，他们将对洗钱活动、资助恐怖主义的行径和逃税提供极大的便利。其次，它们可能破坏我们加强金融普惠性的努力，这一努力建立在良好身份识别机制与获取其他金融服务的信息路径的基础上。第三，它们可能产生跨境的动荡，使经济体之间的资金大量突然转移。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在数字支付中需要某种形式的身份。

对货币体系的影响

现在让我谈一下对货币体系的影响。

如果CBDC设计合理并得到广泛采用，它可以成为解决特定用例和市场失灵的补充付款方式。它们可以成为支付、金融和商业领域持续创新和竞争的催化剂。

但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它将如何影响除付款之外的国家金融体系？发行CBDC的国际影响是什么？

让我从CBDC发行核心原则的角度——这一原则已经在BIS、美联储和其他六家主要中央银行的最新报告得到阐述——来讨论这些问题。该报告为CBDC的设计奠定了希波克拉底誓言，这是“不伤害为先”的前提。

首先，这一誓言暗示，CBDC发行的先决条件是其设计不会使商业银行脱媒，也不会导致其资金来源的高度波动。中央银行并不排斥这些风险。但是，有一些工具可以解决数字化运行和潜在的脱媒问题，例如限制CBDC持有量的上限，或者用浮动利率来阻止用户大量持有CBDC。如果储户在金融动荡期间确实将资金从银行存款暂时转移到CBDC，中央银行还可以迅速将流动性重新分配给商业银行，就像它们已经在公开市场操作中所做的那样。从结构上讲，我预计央行不会成为中介储蓄的主要参与者。尽管我们确实需要管理此类风险，但CBDC并不会威胁银行资金或对实体经济贷款的稳定性。

其次，只要为满足交易需求而提供CBDC，这一誓言就意味着CBDC对货币政策及其传导的影响将是有限的。自然，货币政策的影响已经引起了足够的重视。从理论上讲，零售的CBDC可能是计息的，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而且在今天的情况下，对于某些发达经济体来说，它允许更多的负政策利率。但是，必须记住，由于CBDC将辅助现金而不是替代现金，而且，由于CBDC的另一项政策目标是限制中央银行对用户足迹的追踪，因此CBDC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可能会在实践中得到遏制。目前，与银行存款相比，现金持有量甚至中央银行总资产都处于中等水平（图10），我预计CBDC的持有量不会变得很大。这也可能意味着央行的金融工具将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影响。

第三是国际方面和国际货币竞争的威胁。支付系统设计是主权国家的选择，但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如今，无论在出于宏观经济还是机构原因导致美元化的任何地方，外国CBDC的发行都可能使用户更容易采用外国（数字）替代方案，从而加剧了这一威胁。有人认为，数字人民币或数字欧元甚至可能会挑战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但是在这里，我怀疑单是CBDC是否能够弥补这一差额，特别是如果它们是基于帐户的CBDC。确实，储备货币之所以具有吸引力的主要原因与宏观经济有关。美元是世界上主要的储备货币，因为它具有稳定的价值（低通胀），大量的安全资产供应以及美国经济和法律体系的信誉担保。投资者也可以轻松进入美国高效而深入的资本市场，而不必担心资本管制。这些因素可能仍然是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主要驱动力。

然而，除了货币竞争之外，CBDC还有机会提高跨境支付的效率。多CBDC的安排（图11）可以解决当今世界上相应银行系统中存在的摩擦，例如营业时间的差异，沟通标准的变化以及汇率或费用的不明确性。

结论

请允许我做一个总结。

稳健的货币对我们的市场经济至关重要，而中央银行在提供这一功能方面拥有独特的地位。如果人们需要数字货币，那么应该由中央银行来发行。

有鉴于此，即使面对Covid-19疫情的考验，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仍在加紧CBDC设计工作（图12）。这不应被主要视为对加密货币的兴起或公司公布稳定币项目的反应。相反，我们应认为，各地中央银行正在积极研究一种新的货币形式，以及它如何根据中央银行的授权来改善数字领域的零售支付。

但是，开发CBDC会带来一系列技术、法律和经济问题，因此各国需要在发行前进行仔细检查。作为稳定的守护者，中央银行将根据其职责谨慎而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发行CBDC是全国性的选择。无论在何处发行， CBDC都是与私营部门电子支付系统和现金共存的补充支付方式。精心的设计（例如定义中央银行和私人中介机构角色的体系结构）将确保它们保留两级金融体系，而且不会损害货币政策的实施和金融稳定性。

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不能过分夸大我们对国际协作的需求。正是由各个司法管辖区来决定是否发行CBDC。但是，如果确实如此，执行者就需要在多边论坛中解决诸如“数字美元化”、CBDC在加强跨境支付方面扮演的潜在角色等问题。BIS正在支持这一国际讨论的开展，以确保各国央行可以继续相互学习，并可以就CBDC设计中的关键问题开展合作。这样，各国中央银行就可以共同助力数字货币的发展，为未来的经济做好准备。

欢迎提交你的DAO研究到邮箱：daorayaki@dorafactory.org，瓜分10000USDC赏金池！欢迎访问DAOrayaki官网（daorayaki.org）

详情请参考：

Dora Factory支持去中心化DAO研究组织DAOrayaki

历史文章：

全面解读｜Colony v2：有效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DAO基础设施

可选用的DAOs投票机制汇总

Alchemy：预算、协作和DAO管理的去中心化应用程序

Synthetix：去中心化治理结构

DAOMaker: 代币化的创业孵化器和募资平台

SourceCred：基于贡献的计算信用工具

二次方融资（Quadratic Funding）的攻击与防守

道德作为通证工程共享（Token Engineering Commons）的使命与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