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 | 交流与互动、自信和自主

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编者按：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学术研究，以回应现实的关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通过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以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乃是我们时代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建设。没有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就无法科学地解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如何实现的，就无法科学地规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发展，就无法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巨大提升的背景下树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自信。作为一切社会科学基础的历史研究，建设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更重要、也更紧迫，因为没有基础学科的先行发展，将会制约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理应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论题，必须全力以赴。本刊以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为题，约请学者从指导理论的与时俱进、总结中国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加强同哲学学科的交流、借鉴国外史学的优秀成果等方面，发表意见、提出思路。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学者就这一命题发表观点。

交流与互动、自信和自主

王晴佳

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寻求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笔者觉得或许可以从回顾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入手。以笔者管见所及，史学界似乎现存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始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另一种则认为开始于20世纪初，以梁启超等人提倡“新史学”为标志。两种意见在时间上相差了半个世纪之多。虽有如此不同，但两者论证的前提其实并无根本差异；双方都认可中国史学之走向近代，与清朝结束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文化由此与外界开始交流、互动相关。笔者想进一步指出的是，中国史学家寻求建立自主知识体系，正是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互动中开始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以文化之间的交流为其必然前提。本文将以中外史学的三个例子，对此略加分析和论证。

清朝史学在鸦片战争后，出现了一些与之前颇为不同的现象。一是对外国史地的研究，其闻名者有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和王韬的《普法战纪》。二是对北方边疆的研究，如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毋庸赘言，两者在那时的长足进展，出于守防边疆的相同考虑。更值得一提的是，两者的著述都在历史书写的形式上，有着超越前人的贡献。《朔方备乘》“兼方志外纪之体”，综合了编年、纪传、考证和叙事等体裁，而《普法战纪》已经具备了现代叙述体的雏型，问世之后一直为人所注意和称道。这些突破，表现了近代史学家面对外来压力而更新史学传统的努力。

19、20世纪之交，甲午战败后中国经历了深重的民族危机。梁启超参与改良失败、逃亡日本之后，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新史学》篇章，是这一背景下中国史学家寻求更新历史知识体系的又一著例。梁氏在篇中开宗明义，指出更新历史书写传统的必要，为史学界同仁所熟知，但笔者还是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征引一下：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1905年，史学家黄节给《国粹学报》供稿，也指出之前欧洲史学家在柏林召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多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写作历史，所以他亦尝试写作一部《黄史》，描述中国历史的演变。笔者以为，他们二人的做法代表了中国史学家首次有意系统革新史学传统的努力，而他们做此努力，貌似为了学习、跟随和借鉴国外经验，但其终极目的是尝试重拾自信、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知识体系。20年后，梁启超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他在自序中写道，自提出建立“新史学”之后，20年来一直孜孜不倦，“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他在1922年决定将其面世，为的是在整理史料和革新观念这两方面抛砖引玉，引发“世人之研究焉”。因为在他看来，这两项工作，“原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力”，而欧美史学家近年的成就，“全向此两种方向以行”。

梁氏以如椽之笔，写作《中国历史研究法》时洋洋洒洒，体大思精，完成之后还意犹未尽，很快又写就了补编。他如此努力为的是实践一个认知，那就是“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同期，他又写作了《清代学术概论》，列数清代考据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的成就。但他同时也强调指出，清代学者大多“以经学考证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谓之考证学，殆不可谓之史学”。换言之，“独力著史”、重塑过去，是梁氏对其同代和后代人提出的期望。他本人为此目的身体力行，著述不辍，起到了标杆作用。

在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构建自身的历史知识体系，与梁启超等中国史学家差不多同期的美国史学家詹姆斯·鲁滨逊和查尔斯·比尔德等人及其作为，也是一个值得参考的例子。众所周知，在欧美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中，美国史学相对落后，长期追随德意志史学。以历史学会的成立而言，德意志史学家在19世纪中期已经成立历史职业学会，并在1859年出版《历史杂志》，它既是欧洲最早的历史专业刊物之一，也早于德国自身的统一建国。美国的历史学会则成立于约三十年之后，《美国历史评论》这一史学专门刊物也迟至1895年才正式问世。第一代美国史学家，如乔治·班克罗夫特、赫伯特·B.亚当斯等人，均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才回国从事自己的史学家生涯。美国历史学会的第一位荣誉外籍会员，便是被誉为“近代科学史学之父”的德国史学家列奥波德·冯·兰克。如上种种，均显现美国史学在早期受德国史学影响之深。

德国和欧洲文化虽然对美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这一影响也促使美国史学家积极寻求构建自身独立的知识体系。譬如班克罗夫特就是“美国文明例外论”的倡导者，希图强调美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诸多根本性不同。而赫伯特·B.亚当斯于187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美国第一个历史学博士学位授予点，其目的毫无疑问是为了自主培养美国史学人才。他培养的众多弟子之中，有一位后来闻名遐迩，那就是弗瑞德利克·J.特纳，他先后任教于威斯康星大学和哈佛大学。特纳不但是美国培养的第一代历史学博士，而且还在1893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一文。特纳认为，鉴于美国西进运动的走向结束，美利坚文明从东岸延伸到西岸，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摆脱了欧洲文明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

詹姆斯·鲁滨逊是特纳的同代人，长期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在美国东岸集合了数位志同道合者。他们的志向就是走出德国兰克史学的藩篱，检讨其利弊，从而革新史学观念和方法。和梁启超一样，他也强调发展“新史学”的必要，并在1912年将他多年的相关授课和演讲结集，出版时径直以《新史学》为书名。犹有兴味的是，与特纳不同，鲁滨逊曾在德国深造，在弗赖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专长是欧洲近代史，是美国最早讲授和著述欧洲文明史的史学家之一。他的《新史学》也有题为“史学史”的一章，简明扼要地回顾了西方史学的发展，充分展现了他对欧洲文明和史学的熟稔程度。但鲁滨逊的欧洲教育背景，并不妨碍反而促使他开拓新路；他之回顾欧洲的史学史传统，不是为了因循守旧，而是为了革故鼎新。他于1903年邀请德国文化史学家、兰克的批评者卡尔·兰普雷希特到哥伦比亚大学做系列演讲，共同探讨如何改造历史学。翌年，他们和其他美国史学家一道，一同参加了在圣路易斯市召开的“人文和科学大会”，希望扬弃兰克史学细致检验史料真伪的遗产，进而对历史做宏观的综合考察。鲁滨逊在《新史学》中针对兰克学派注重从政治变迁考察历史变动而专注民族国家史书写的现象，指出对这一传统加以革新的必要：

我们不能在此处讨论国家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个复杂问题，而且也没有讨论的必要；因为没有人不认为国家的重要性，也没有人主张历史书中可以不讲到国家。我们此地应该研究的问题，就是我们对政治史的偏心引导着我们专去叙述那些无关紧要的朝代史和军事史中的琐碎事实……人类的活动不仅是当兵，做臣民，或做君主；国家也决不是人类唯一关心的事情……自古至今，人类的活动包括海上探险、开拓商业、建筑城市、设立大学、建筑宏伟的大礼拜堂、著书、绘画，并且还发明了许多东西。我们在历史里面应该包括这些人类活动，大家渐渐承认了；但是直到现今政治史仍然保持着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人仍然把过去的政治事件，看作是历史的主要内容。

查尔斯·比尔德比特纳和鲁滨逊年轻了一代，大学毕业之后也曾去德国留学，但博士学位在美国获取。这种现象在他同代的史学家中已经司空见惯，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美国史学此时的自主和成熟。比尔德后来也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与鲁滨逊成了同事。他发表的诸多论著，推进和实践了鲁滨逊希望走出政治史的愿望。譬如，比尔德的成名作《美国宪法的一个经济解释》（又译《美国宪法经济观》），于1913年问世。顾名思义，该书希图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对美国宪法的起草和颁布，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不再将宪法等诸如此类的政治文献和事件的研究，视作政治史家的专利。1927年比尔德又与其妻玛丽·比尔德一同写作《美国文明的兴起》，后来又出版其续篇《美国的中期发展》和《美国的精神》。他与特纳一样，力图凸显美国文明的独立自主，并对前者的贡献做了深化和扩展。值得一提的是，比尔德在1933年出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时候，发表了“书写的历史是一种信仰的行为”的演讲，两年之后又写作了《那个高尚的梦想》，向德国的兰克史学做出公开挑战。美国史学在接受和吸收德国史学的基础上，取长补短，推陈出新，由此而寻求建立属于自身的历史学传统，鄙以为是我们当前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又一个值得借鉴的例子。

为了进一步说明文化交流的必要，笔者还想将目光转回东方，从中日史学的交流来提供第三个例子，加以补充论证。上面提到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强调独立著史的必要，并以刘知幾、章学诚为例做了说明：“其专研究史法者，独有章学诚之《文史通义》，其价值可比刘知幾《史通》。”梁氏然后笔锋一转，介绍了万斯同等人的通史类著述，其隐含的意思就是在史学史领域，当时的中国学者并无出刘知幾和章学诚其右者。事实上，在近代学者中，梁氏对章学诚的重视，并非孤例。胡适曾编过《章学诚年谱》，何炳松写过章学诚的研究论文，视其为浙东学派的殿军。章学诚之所以得到这些一流学者的重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对中国史学的演变做了通盘的总结和分析。不过，在20世纪初年，无论写作中国历史的通史还是中国史学通史，日本学者都走在了前面。19世纪末，日本汉学家那珂通世出版《支那通史》，之后还有市村瓒次郎的《支那史》和桑原骘藏的《东亚史》。他们以有限的篇幅，对中国历史的进化做了通盘概述，在中国学界引起不小的反响。陈寅恪曾以“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的诗句做形容；傅斯年则立志要在中国建立“东方学的正统”。在日本近代学术的刺激下，梁启超的好友夏曾佑撰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一度游学日本的刘师培也撰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均试图对中国史做通贯叙述，但两书又都在中途戛然而止，未能终卷。上面提到的何炳松曾写过《通史新义》一书，从东西史学异同的角度讨论了民国学人对写作通史的兴趣。显然，这一兴趣反映了他们希望建立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的意图。

由此言之，梁启超对刘知幾、章学诚的高度评价，与他希图对中国史学做一宏观论述有关——他在写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时候对此就已明确提出。从后视的眼光来看，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本身便是一个尝试。而就中国史学史的系统讲授和写作而言，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的论著值得重视。内藤在20世纪初年已经在京都大学开始教授中国史学史，也特别推崇章学诚对中国史学的见解。十余年后，他着手整理其讲义成书，但《中国史学史》（原题《支那史学史》）的最后出版是在他谢世之后的1949年。无独有偶，金毓黻在1944年出版了《中国史学史》，其写作受到了梁启超的启发，但没有参考内藤的著作。而内藤虽然数次讲授中国史学史，也似乎没有读到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内藤湖南和金毓黻写作这两本中国史学史领域的开山之作，还是与20世纪以来中日文化之间发生的密切交流切切相关。如上所述，这一交流的重点便是希图对东亚的传统文化和知识体系，做一系统的整理。胡适在当时提出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便是这一风气的映照。上面提到陈寅恪、傅斯年如何意欲与日本学者争胜，争夺东方学的话语权，亦是一例。20世纪中日史学家对通史写作的重视，是这场话语权争夺战的一个重要方面。内藤湖南和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尽管分别成书，内容不一，但都试图对中国史学的演变做一贯通考察，反映和延伸了当时的学术风气。内藤的著作虽然出自域外，但他写作的重点和提出的见解，都能看出作者在回顾中国史学传统时，希望突出其“通”的一面。内藤对司马迁的推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内藤认为《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其出现代表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著作”。他的意思是，司马迁之前虽然也有历史记录乃至史书的起源，但其性质与《史记》相比还是根本不同的。而内藤突出司马迁的成就，主要是因为与班固相比，前者有通识，意欲“通古今之变”。他的这一见解，虽然现在看来似乎无甚高论，但殊不知在中国的史学传统中，班固曾因创建断代史而一直受到诸多尊崇。比如刘知幾在其《史通》中，就明显贬马扬班，指出《汉书》“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而《史记》则“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内藤强调“通”的另一个例子是，他在叙述唐代和宋代史学的时候，特别注重类书的编撰（如《贞观政要》《通典》《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和通史的出现（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郑樵的《通志》），却避而不谈那时史家编写的多部断代史，而唐代史家所编的“正史”，其实占了二十四史中的1/3之多。

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在内容取舍之间凸显其好恶。他对中国史学“通”这一面的强调，吸收了清代学者章学诚的观点，同时又融入了自己的见解。与之相比，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所收书目更为全面，概括内容自然也更多。他在书中还专辟一章，比较司马迁和班固的史学，分别讨论了两者各自的成就。在评论中国史学家和史学传统时，金氏采取了相对平衡的立场，对司马迁和班固没有做明确的褒贬。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书的附录“最近史学之趋势”中，披露其写作《中国史学史》，受到当时风气的影响，特别是为了响应梁启超的号召。金毓黻指出，民国时期的史学趋势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史料的开发和整理，二是新史学的建设和新史的编纂。他举章太炎、梁启超、何炳松的论著为例，指出后者是中外文化交流、激荡的产物。显然，如果说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授课，受到章学诚等中国学者的启发，那么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的写作和出版，同样间接地受益于中日文化和学术的激荡与互动——如所周知，章太炎、梁启超的新史学号召和建设，都是在两人流亡日本的时候提出的。

总而言之，在知识体系的整理、重构的过程中，外来文化的冲击常常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促进了本土文化和外埠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一互动、交流的结果有助人们寻求文化自信，并由此出发而构建属于自己的、自主的知识体系。本文所举的三个例子，希望能说明和证明这一道理。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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