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图景 |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导 读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中国式现代化擘画出特有的精神图景，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互通中凸显其现代化道路的本质规定，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通中彰显其精神富有的价值取向，在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贯通中蕴含其中国精神的动力机制，在胸怀天下与世界大同会通中迈向共同体精神的发展愿景。
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图景
作者：寇东亮 覃泳钧
摘 要
物质与精神、科学与人文、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等关系，是构建现代文明和推进现代化需要回应的基本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和理论在对这些基本问题进行积极探索和科学阐发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特有的本质规定、精神价值取向、精神动力机制、精神发展愿景等，擘画出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精神图景。中国式现代化，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通中凸显其现代化道路的本质规定，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通中彰显其精神富有的价值取向，在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贯通中蕴含其中国精神的动力机制，在胸怀天下与世界大同会通中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共同体精神的发展愿景。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精神文明 精神富有 中国精神 共同体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1]“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在物质上强，更要在精神上强。精神上强，才是更持久、更深层、更有力量的。”[2]中国式现代化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精神辩证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既彰显现代化的物质维度，如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更凸显现代化的精神维度，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精神文明、精神追求、精神支柱、精神脊梁、精神力量、精神谱系、精神家园、精神生产、精神财富、精神富有、精神生活、中国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等，已经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特有的精神标识。目前学界多侧重于对这些精神标识分别进行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我们应进一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诸多精神标识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揭示这些精神标识元素的内在契合性及其辩证统一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标识，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特有的精神本质规定、精神价值取向、精神动力机制和精神发展愿景，它们的有机统一擘画出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精神图景。这一精神图景构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内核，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壮阔恢宏的气韵，展现出全新的精神风貌。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特质、新方向和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价值根据和价值原则，规范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现代文明概念与现代性、现代化等概念相伴而生，它们的内涵和外延具有内在相通之处。现代化催生和推进现代文明的发展，现代文明塑造和引领现代化进程。正确理解文明的内涵和本质，是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是现代文明观和现代化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在西方近代历史发展中，对文明和现代化的理解出现了两种主要路径。一种是经验主义路径，强调从种族、民族、国家、财富、技术等要素出发来理解文明，把文明的基础和本质归于人种改良、民族优越性彰显、工业革命、物质财富增长、生产工具进步、科技发达、官僚科层制完备等，由此形成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现代化理念，引发拜物教、道德危机、精神虚无等问题。一种是理性主义路径，强调从人性、人的自我意识、理念、精神、文化、意识形态等要素出发来理解文明的根据、本质、意义和动力，把文明的基础和本质归于道德自由的实现（卢梭）、人类精神的进步（孔多塞）、绝对精神的生成（黑格尔）、人的类本质的实现（费尔巴哈）等等，由此形成观念论和道德理想主义的现代化理念，引发唯美主义、神秘主义、原教旨主义等问题。上述两种路径总体上遵循的是一种实体主义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二者都没有正确区分和理解文明和现代化的自然要素与社会要素、人的要素与物的要素、物质要素与精神要素等之间的本质关系。
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3]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境中，“实践”与“社会”都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与人的存在本质内在契合的诸关系的集合体。在马克思看来，文明包括自然、社会、思维、意识、精神等各种要素，文明的本质体现在这些要素的社会实践结构中。马克思在改变世界的实践唯物主义意义上，揭示了文明的物质本源和文明内涵的社会历史规定，建构了以科学实践观为根据、以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辩证统一为内核、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科学文明观。在社会实践与社会素质相统一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既确证物质生产对精神生产的前提性和基础性作用，强调“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4]，又注重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的能动意义。
19世纪后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初遇西方文明观念和现代化思潮的时候，由于受人文教化、德性为本、修身养性、内圣外王、礼仪为上等中国传统心学和日本学者关于文明论即“探讨人类精神发展的理论”[5]等观念的影响，特别注重文明和现代化的精神特质。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把中国文明的本体和优势定位于道德伦理精神方面，企图用这种精神本体来吸纳和消化西方的技术文明，以摆脱封建王朝面临的各种危机。维新人士在反思变法失败的原因时，开始意识到民族素质和国民精神的重要性。较早经由日本将西语civilization译为“文明”而传入中国的梁启超，在《国民十大元气》（1899）一文中写道：“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6]20世纪早期，在东西文化论争、科玄论战中，针对欧战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和欧洲文明危机，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1904）《欧游心影录》（1920）、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1915）、杜亚泉的《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1917）、张君劢的《人生观》（1923）等，竭力彰显中华精神文化的独到之处，提出一种“中国精神-西方物质”的中西文明比较范式，力图用中国“精神文明”批判和矫正西方“物质文明”存在的弊端。张君劢甚至提出要把管子所说的“衣食足而后知礼节，仓廪实而后知荣辱”的观点颠倒过来，主张“知礼节而后衣食足，知荣辱而后仓廪实”[7]。“中国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范式割裂甚至颠倒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把精神置于本体地位，夸大精神的作用，根本上是一种唯心主义文明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的辩证关系原理，反对和批驳“中国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范式，坚持“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8]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9]。毛泽东在实践论与矛盾论的统一中，确证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提出“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物质-精神辩证法”。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0]这一观点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理解文明和现代化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依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勾画了新中国的文明愿景和现代化图景：“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1]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强调，经济和文化的落后是新中国在过渡时期最突出的问题，要通过几个五年计划努力实现工业化，进而把新中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2]。
在新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一度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在极“左”时期，片面夸大思想道德的作用，崇信精神万能，忽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一种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片面强调和夸大物质利益驱动的作用，忽视乃至否定思想道德的作用。针对这两种错误倾向，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伊始，一方面强调经济建设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心任务，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略；另一方面，又及时强调“搞现代化要增加精神文明的内容”[13]，既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也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14]。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质上规定了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相互依存、相互协调和相互贯通。它超越了纯粹物本主义与抽象人本主义的二元论现代化范式，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5]的价值悖论和实践困境。纯粹物本主义现代化范式与上述经验主义现代化观念近似，把现代化等同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在实践中表现为GDP崇拜、经济帝国主义、技术主义等。抽象人本主义现代化范式与上述理性主义现代化观念一致，打着某种“绝对崇高精神”“全人类”等旗号，以牺牲“现实的人”为代价，谋求所谓抽象的“一般人”的发展，在实践中常常引发空想主义、道德主义等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五大文明”协同推进的文明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原则，强调在发展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统一中，既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又着力人的全面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追求人民美好精神生活的满足和提升，不断推进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问题，是现代文明观和现代化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起源于18世纪的现代文明概念，与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等思潮关联，在原初意义上主要指人的理性、知识和能力的发展。19世纪初现代文明概念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文明意味着进化、进步、发展、至善等，意味着人类智力和能力的扩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完善、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等。现代化的推进和现代文明的建构，在根本上被归结为一个不断以科学战胜愚昧、以人文消解神役和物役的社会历史进程。
历史地看，现代化一直内蕴着科学与人文的张力。一方面，理性、进步、效率、工具、技术、科学等，是现代化的基本追求，构成现代化的科学逻辑或“硬”逻辑。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即一种真实、正确、合理的理论体系；科学也是一种认识方法，即一种以理性方式进行缜密研究的方法；科学更是一种探索精神，即一种敢于质疑、勇于批判、善于求实、乐于进取、富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启蒙运动人道主义、德国古典思想人本主义等，凸显人性、人欲、意志、情感等现代化的文化追求，构成现代化的人文逻辑或“软”逻辑。人文是人对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目的、价值、意义等的自我认同和自我追问，它是人文知识、人文思想、人文方法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关爱人的生命和生存，关心人的合理需求和生活品质，关切人的人格尊严和社会境遇，关照人的理想追求和自我实现，关注人的发展前途和终极命运，这是人文精神的基本要义。西方近现代各种思潮或学派，譬如，古典的经验论与唯理论、旧唯物论与观念论、功利主义与情感主义等，现代的科学主义流派与人文主义流派等，总体上都反映了对现代化科学逻辑与人文逻辑及其关系的各种认知。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一般表现为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科学技术与人文艺术、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等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科教文化和思想道德，强调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科学逻辑与人文逻辑、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硬实力与软实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人民为中心、经济社会发展与以人为本、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与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等的辩证统一，都体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提出“富有”“富有的人”等概念。马克思指出，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被设定为单纯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异化生存境遇不同，社会主义社会将用“富有的人和人的丰富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16]。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既指全体人民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也指全体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精神富有是精神生活富裕的集中表达和最高层次的表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逻辑来看，精神富有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人的精神需求、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新的要求的时代反映，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的更高层次的主体标识。精神富有既指向外在的客观性世界，表现为人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认识，也指向人的内在的主观性世界，表现为人对自我及其需要、理想和发展规律的认识。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7]这里所谓“种的尺度”即物的尺度、真的尺度或科学的尺度，亦即客观事物及其本质规定。所谓“固有的尺度”，即人的尺度、善的尺度或人文的尺度，亦即人的需要和目的。所谓“美的规律”，即种的尺度与固有的尺度的统一，亦即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真、善、美的统一，也就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现代化的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范式对峙。在西方现代文明观和现代化逻辑中，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自在与自为、必然与自由等关系常常处于二元的、疏离的甚至是对抗的状态，由此形成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范式对峙。近代以来的很长时期，西方的文明概念和现代化逻辑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不被认为能够按照自身的内在法则而运动，相反，自然运动是由外部施加的，是人为的结果。控制、支配和改造自然，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原则。进入20世纪，针对人类中心主义发展逻辑及其危机，产生了自然中心主义思潮。自然中心主义以动物中心主义、生物平等主义、深层生态主义、生态无政府主义、生态原教旨主义等形式出现，它常常不加区别地批判任何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崇拜“原始自然”或“荒野”，提出自然内在价值论、物种平等论、动物权利论、动物解放论等，质疑乃至否定现代文明及其所创造的一切成果，要求人类回归自然。与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不同，历史唯物主义从人与自然、客观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自由与必然、自在与自为的辩证统一角度，理解文明的本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现代化）过程。恩格斯把现代文明的特质概括为“提升”与“和解”的统一。具体说就是，通过物质生产，“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通过社会实践，“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18]；通过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合理变革，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19]。马克思从“人的自然本质”与“自然界的人的本质”相统一的角度，提出把自然界改造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强调“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0]。人与自然从根本上说是生命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秉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逻辑，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谋求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既体现了遵循客观规律有效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精神，又体现了契合人的价值需求积极营造主观世界的人文精神。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是现代文明观和现代化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现代化意味着从传统走向现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和张力，构成现代化的基本动力。20世纪早期，马克斯•韦伯和维尔纳•桑巴特在新教伦理的“禁欲苦行主义”宗教冲动力与现代人的“贪婪攫取性”经济冲动力之间，探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强调“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现代化起源和发展中的意义。20世纪70年代，丹尼尔•贝尔发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所说的宗教冲动力和桑巴特所说的经济冲动力这两个基本因素发生了内在裂变，即宗教冲动力衰竭，仅剩下经济冲动力，由此导致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21]。进入21世纪，美国学者亚林•格林菲尔德通过对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国家现代化历史的考察，认为民族主义的萌生与张扬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精神动力。“民族主义提供了一套新的伦理理念和社会观念，赋予经济增长以正面价值，并将分散的社会能量集中于经济增长。”[22]这些研究成果和观点，揭示了现代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结及其精神动力机制。
弘扬中国精神，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就其基本内容而言，中国精神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是中国精神的根基。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中华民族富于进取的思想品格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成果，时代精神是中国精神的内核。民族精神是时代精神的源泉和基因，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创新。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要用中国精神“振奋起全民族的‘精气神’”[23]。
中国现代化的萌生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启和推进，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引入、传播和发展是紧密关联的。邓小平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启动之际郑重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之际深刻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25]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精神的魂脉和根脉。抛弃魂脉，丢掉根脉，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26]。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找到了-学会了-发展了-创造了”的历史演进逻辑。通过这一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27]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也是中国精神获得新的思想特质的历史过程，是中国精神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其精神与现代文化及其精神的交锋交汇交融。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和人民的理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内含直面现实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针砭时弊的辩证批判精神、改变世界的实践革命精神、谋求人类解放的自主自由精神、建构理想社会的共产主义精神等现代精神元素。时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28]。这种精神追求、精神特质和精神脉络集中表现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梦想精神[29]，等等。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守正创新”为精神标识的党的思想路线，以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教育家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等为代表的新时代精神，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高度融会贯通的精神结晶。这些精神元素和精神谱系，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力量。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是现代文明观和现代化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现代化是随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发展而开启、展开和推进的。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产生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本民族与他民族、本土与世界等矛盾关系。现代化加快了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推进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肯定资本主义及其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作用。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0]。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文学”一词，在德文（Literatur）意义上，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所说的“一种世界的文学”，可谓一种蕴含着科学、民主、自由、公平、正义、法治等精神元素的世界精神，这种世界精神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相伴而生，相随发展。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31]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孕育的所谓世界精神，总体上是自由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是自我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谋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基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立场，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对峙为“西方-非西方”“开化-野蛮”“进步-落后”“中心-边缘”等对立关系，把“自我”现代化视为一种高级的、先进的、唯一的和普世的模式，把“他者”视为低级的、落后的和应被消灭的另类存在。于是，在资本主义文明概念和现代化逻辑中，“征服和教化成为一对同义词”[32]。以资本统治逻辑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演变为一种“征服-教化”的殖民主义逻辑。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常常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推进现代化。这种具有霸权、霸道和霸凌行径的现代化模式，充斥着极端损人利己的色彩，充满血腥罪恶，造成世界范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马克思在批评英国对其他民族的侵略和殖民统治时讽刺道：“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33]1980年代初，邓小平深刻揭示到：“不管是这种形式还是那种形式，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取得的‘发达’，总是带有对穷国、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关系。这种关系使富的国家越富，穷的国家越穷。”[34]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思想旨趣，坚持民族立场与国际主义立场的统一，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35]。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起步之际，毛泽东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36]。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开启之际，邓小平强调，“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37]。“中国把自己的发展看作是对人类贡献的问题，是保证世界和平的问题”[38]。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回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之问，进一步宣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39]。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40]。所谓“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集中表现为明清时期呈现的关于“华夷-文野之辩”的闭关锁国道路；所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更多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上人类理想社会发展道路及其一般构想；所谓“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集中表现为对苏东社会主义道路的借鉴和模仿。
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论断，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确认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方位、历史意义和历史趋势。《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41]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现代化的开端是资本主义，但现代化的归宿则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现代化从开端到归宿，是一个充满矛盾运动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2]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关注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不平衡发展，超越了1840年代关于世界历史进程中“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论断，认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非西方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走出一条新的社会发展道路或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将长期共处。从建立社会主义、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到建成社会主义、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43]。
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相统一的立场，提出“真正的共同体”概念，他们用这一概念指涉人类自由、平等、关爱、和睦、民主的生存和生活状态。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取代阶级对立的未来理想社会称为“自由人联合体”，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使命的具体体现。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辩证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秉持平等、开放、合作、包容、互利、共商、共建、共赢、共享等现代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国家平等关系和人类休戚与共的关系，坚持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弘扬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的世界主义精神。我们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44]，关乎世界各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为引领的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现代化“自我-他者”二元对峙模式，摒弃了“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偏见，克服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殖民掠夺”的老路和“国强必霸”的歪路，创造了一条胸怀天下和谋求人类进步的、具有真正世界主义精神的现代化新道路，在不断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进程中，实现胸怀天下与世界大同会通，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发展愿景。
注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7～48页。
[2][29][3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37页，第140～142页，第45页。
[3][15][16][17][19][20][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页，第156页，第194页，第163页，第63页，第187页，第284页。
[4][30][33][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页，第35页，第690页，第592页。
[5]（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论》，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页。
[6]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17页。
[7]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9页。
[8][9]《李大钊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页，第35页。
[1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664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页。
[12]《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0页。
[13][34][38]《邓小平年谱》（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3页，第167页，第538页。
[14][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53页，第5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2页。
[21]参阅（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12～14页。
[22]（美）亚里·格林费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24][37][4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第282页，第379～380页。
[25]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26]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2023年第20期。
[2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6页。
[28][40]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11页，第232～233页。
[31]《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8页。
[32]（美）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汪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32页。
[3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求是》，2022年第21期。
[36]《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
[4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75页。
（▲向下滑动查看全部注释）
作者简介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原创贡献研究”（项目编号：21&ZD019）。
作者简介
寇东亮，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
覃泳钧，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3年第11期。
-end-
01 《学习与实践》2023年第11期目录及摘要02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存在形态、生长逻辑与成长空间 |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作者：代晓光 曹景文）03 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中国化建构机制（1941-1945） | 政治（作者：宋健林）04 “材料”运转：一种科层信息之累的纾解方式 | 公共管理（作者：杜其君）05 大食物观的生成逻辑、内涵意蕴与实践进路 | 政治（作者：苏玉波 王樊）06 数字发展权保障的中国经验与世界意义 | 数字社会（作者：汪习根 段昀）07 法定数字货币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理论逻辑与作用机制 | 数字社会（作者：孙宁华 付大利）
# 推荐栏目
（点击下方标题前往栏目阅读）
|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
| 数字社会 |
| 政治 |
| 经济 |
| 法律 |
| 公共管理 |
| 社会 |
| 文化 |
| 新闻与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