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结构叙事与文化认同塑造 | 文化

傅才武学习与实践杂志

2024-09-04

导读

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国首创的概念。作为一种空间叙事结构，国家文化公园将“物理空间—符号空间—机制空间”联结在一起，联通表层故事背后的深层结构——族群和国家的精神文化状貌与核心价值观，具有强烈的国家文化动机。国家文化公园既承载了建设国民精神家园、增加文化认同的功能，又承载了新时代文化政策的方法论价值。

国家文化公园：

空间结构叙事与文化认同塑造

作者：傅才武

摘要

作为中国首创的新概念，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与美国国家公园和欧洲文化线路既有理念联系又有内涵区别的“大结构叙事”；作为一种新体制创制，它既要超越中央—省—市—县的层级壁垒，又要跨越文物与非遗、文化艺术行业和实体产业部类的类型区隔。其特有的“大结构-大功能”架构，旨在推动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等文化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结构和网络关系的重建，既助力文旅融合的深化，又助推国家形象传播方式从语言叙事向空间叙事转变，体现出新时代文化认同型国家对于国家文化构造的新要求。国家文化公园旨在通过大型文化场景的建构，推进全球化大背景下文化生产空间和文化消费空间的重建，并构建新时代塑造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新路径。作为民族国家应对全球化竞争压力的总体性策略，国家文化公园既是国家文化和旅游行业融合发展目标的总体性表达，又是构成21世纪国民精神家园“神圣空间”的路径创新。

关键词 ：国家公园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叙事文化认同国家形象传播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当前我国规划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自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以来，国内学界对国家公园和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内涵、形态结构与价值意义等进行了多层面和多维度的讨论。但国家文化公园究竟如何界定尚无确论。学界对概念的讨论，整体上仍然没有超越“国家”“文化”“公园”三个关键词组合式定义。[1]

与国家战略相协调，各地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实践取得长足进展，不断提出理论创新的需求。但如何依据国家目标在具体项目之上把握好长城文化、大运河文化、长征精神、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内核与表征体系，构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国家象征，仍然是一个表现于实践却理论滞后的学术问题。这一问题在理论上体现为：为什么要在国家公园体系中再单独设置国家文化公园类别？国家文化公园要在当代民族国家建构（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承担哪些职责？如何管理和运营这种超大体量的国家公园？理论创新的难点在于：国家文化公园虽然源于世界上通行的“国家公园”概念，但又是一种基于中国“文化认同型国家属性”的独特设计[2]，如何把握国家文化公园的中国化内涵，需要放到中西比较的视阈下予以讨论。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阐述。

一国家文化公园的独特性内涵

中国要在国家公园体系中单独设立国家文化公园，就在于其具有既区别于自然型、生态型公园，又区别于美国国家公园及欧洲文化线路的独特性。

（一）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公园家族中的特殊一员

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公园作为自然环境保护的国家行为，源于1872年美国设立的黄石国家公园。随后，作为现代文明国家的一种标志，国家公园制度为世界各地普遍采用。据统计，迄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业已建立了约10000多个国家公园。

1.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

2017年，由中国首倡的国家文化公园进入国家公园的大家庭中。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世界遗产类型，国家公园可以分为自然型、文化型和文化景观型。（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文化景观型也是文化型之中的一种。[3]）国家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自然遗产地可归入自然型国家公园；各类遗址地、纪念园、文物保护单位和文化遗产地可归入文化型国家公园；包含了人文与自然的风景名胜区、水利名胜区和旅游景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文化景观世界遗产则可归入文化景观型国家公园。[4]

国家文化公园难以归入以上三类中的任何一类，它是以人类理性和智慧的创造物为依托，向人们集中展示某一族群或社会共同体相关的器物技艺、历史传统、行为模式、制度机制和价值观念等文化记忆的公共空间及管理运营该空间的公共机构，是中国政府为保护传承最重要的民族文化资源而设立的特定文化空间和专属领地。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借以保护本国、本民族或本地区重要的历史人文资源、文化地理景观和自然生态资源的策略和制度政策系统；（2）在限定的区域范围内为大众提供科研、教育和游憩等服务的综合性实施系统；（3）拥有得到中央政府明确授权的管理机构，无论是中央垂直管理还是以地方为主的条块管理，国家文化公园都有规范的管理机构进行综合管理；（4）拥有规范的经营机制，设有社会参与管理的制度通道，营利性商业服务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由市场供给；（5）得到与其公益属性和职能相配套的公共资金支持。

2.国家文化公园的独特内涵

2019年颁布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推动国家文化公园进入到行政实施系统。国家文化公园与国家公园一样，拥有国家公共产品特征——国家所有、国家建设、国家管理和全体国民共享，与国家公园不同的是其文化属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意蕴、“正义-平等-秩序”的伦理意蕴和“天下观”的空间意蕴。[5]

与国家公园重在保护代表性的自然地理空间不同，国家文化公园重在建设具有民族国家历史与国家象征意义的特定文化空间。这种文化空间是边界相对明确的几何空间和以符号为载体的象征意义系统的有机融合体，旨在将特定空间内的历史、地理、空间、语言文字和社会实践等要素有序组织起来，建构一个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实体性框架，以强化民族国家认同：“根据扎根于他们的社会结构和时空框架中的社会要素和文化规划，处理了所有这些材料，并重新安排了它们的意义。”[6]

在国家文化公园的视角下，特定文化空间既是一种具有文化意义和特定价值的物理空间、场所、地点，又是一种富含象征、意义、符号、价值、情感和文化记忆的场域。借助长城、大运河、黄河等文化空间，中华文化得以通过在地性体验，实现“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7]的时代目标。

在文化空间的视阈下，国家文化公园包含了物理（几何）空间、符号（价值）空间和制度（机制）空间三个基本层次：（1）物理空间体现为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等物质载体，是区域内国民生产生活的物质环境基础；（2）符号空间体现为由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等物质载体所包含的象征意义系统及其符号表征，体现为中华民族在这些地理空间中生产和生活所形成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3）制度空间体现为促进特定区域内物质空间要素与符号元素深度融合与运行的族群规范性活动及其稳定的集体行为模式，包括集体性文化活动、道德律则、政策法规和保障措施等。这三个层次之间在特定区域内形成嵌套与互动。

3.国家文化公园的公共性，体现为“国家文化”的建构内涵

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个创新概念，还体现为一种以“国家”为支撑，以“国家文化”为对象，以“公园”为实施路径的层次结构。

李飞、邹统钎认为，“国家、文化和公园”三个词语，分别代表了宏观格局、本质属性和空间权属。[8]陈波、庞亚婷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为对象，提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主要包含“黄河”“国家”“文化”“公园”4层内涵。[9]尽管李飞、陈波等人对国家文化公园的性质分析具有一定的阐述性，但将“国家”“文化”“公园”与“黄河”等词语组合相加得出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与特征，则逻辑力量不足。

第一，“国家”是国家文化公园的基调和底色。国家文化公园始终是由国家推动实施的公益性文化工程，是公共产品。国家文化公园必须借助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管理职能及资源协调功能，整合具有民族特色、国家价值的文化（遗产）资源、地理资源和生态资源，汇聚于特定文化空间，赋予它代表国家形象、彰显中华文化标识的规划定位。

第二，“国家文化”是国家文化公园的管理对象。国家文化公园主要是对“国家文化”进行管理和建设。所谓国家文化，就是“国族”（国民共同体）所具有的内在认同系统与外在支撑系统的有机统一体。内在认同系统体现为国民共同体的宗教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组合结构，外在支撑系统体现为国家领土主权、人口结构、生态环境系统和经济政治共同体的组合结构。内在认同系统与外在支撑系统的组合方式构成了全球范围内文化认同型、民族认同型和宗教认同型三种主要国家文化形态。[10]国家文化不同于国民文化，国民文化是体现在日常生活方式之上的族群共同价值趋向，国家文化则蕴含着国民共同体的典型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密码。国家文化公园旨在提供国家公共产品，因此“国家文化”才是其重点管理对象。

第三，“公园”是连通国家文化与国民文化的实现路径。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实施公园化管理经营的特定文化空间，体现为国家性、公益性权属表达和空间设定。它既是国家文化交流与展示的平台，提供文化象征意义；又是提供国民文化消费的平台；还是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舞台，能够利用文物文化资源和生态环境资源的外溢辐射效应，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建设协调发展。

国家文化公园之所以不同于国家公园，不仅在于“在思路设计上突破了行政区划和部门的窠臼，具有很大的创新意义”[11]；而且在于它体现出基于中国知识谱系之上的话语权的建构方式。从国际比较看，国家文化公园的设计理念虽然受到欧美文化线路、遗产廊道等影响，但未完全选择文化线路和遗产廊道保护模式，体现为国家公园知识谱系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谱系的延伸与发展，是在国家公园和文化遗产两大知识谱系上融合创新的中国方案。

（二）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国文化认同型国家属性的集中表达

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中国提出和实施的创新性概念，还与中国文化认同型国家属性相关。武汉大学“基于数据分析的国家文化结构与国民文化传播研究”课题组借助文化类型学的方法，将世界主要国家的国家文化结构大体分为民族认同型、文化认同型和宗教认同型三种。[12]中国在轴心时代就走上了“文化立国”的道路，形成了文化认同型国家形态。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表达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构建的价值聚合方式，彰显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五大认同’中的基础性地位”[13]。

许纪霖认为，古代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国家。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的区别在于，民族国家有清晰的边界，文明国家则是“中心清晰，边缘模糊”。边界之所以模糊，是因为我们是以中华文明照耀到的地方来定义中国的边界。[14]关于中国文化认同型国家属性，钱穆说得很透彻：“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是深于民族观念的，换言之即是文化界线是深于民族界线的……换言之，民族界线或国家疆域，妨害或阻隔不住中国人传统文化观念一种宏通的世界意味。”[15]白鲁恂曾经提到，中国的国家形态与西方的民族国家不一样，不能把中国视为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理解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认识到：中国不仅仅是诸民族-国家中另一个民族-国家，中国是一个装成国家的文明。”[16]马丁·雅克也认识到中国与西方民族国家不同的国家特性：“中国人并不像欧洲人那样将国家视为民族国家，而是视为文明国家。”“中国人眼里的‘中国’实则是‘中华文明’的同义词。”[17]

国家文化公园的创设，即是基于国家文化建设的动机，其内在动力源于文化认同型国家固有的文化建设诉求。《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提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对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影响力、革命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具有重要意义。”设置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目标，是要甄别和定位中国文化认同型国家的整体性特征，形成国民通往国家认同的基础渠道。包括：（1）旨在超越族群内部的多样性差异，为全体国民建立起一种客观、可感知、可体验和可表达的统一性，进而为具有不同地域认同背景的国民提供既具象又抽象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对象；（2）旨在标明中国所独有的国家标识，使中国与其他国家明确地区分开来，以利于国民形成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民族和国家认同；（3）旨在提供一种稳定的民族和国家整体性特征，为保持民族和国家认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提供一种情境化的空间叙事，建立起一种强化国民关于国家认同的稳定性通路。

民族和国家要远大于国民日常生活的范围，国民难以自然而然地形成对民族和国家的感性认知。国家文化公园的创设，就是国家为国民个体创造一种有关民族和国家认知和体验的现实通道，以将国家的整体性特征内化为个人心中的国家认同信念，形成强化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有效途径，同时建立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渠道。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国家文化公园“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空间载体、价值载体和符号载体，是彰显共同体价值的国家文化空间体系”[18]。

划定特定地理空间以彰显民族国家文化的独特性，借以强化民族国家认同，并非是中国的特殊举措，而是起源于美国国家公园的探索。东西方国家设立国家公园或者国家文化公园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确立明确的文化标识和鲜明的国家特征以规避民族国家认同中的“格式化”难题。由特定地理区域所对应的生态环境、经济方式和历史传统所标识的区别于其他地域的可识别符号，是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创新性概念的核心内涵。

二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叙事结构

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所包含的地理空间、地理景观、文化遗产和文化符号，通过空间生产系统的化育，形成了特定的空间叙事结构。“叙事结构表征着对一种命题进行阐发的内在逻辑框架和自洽的言说方式，由叙事要素排列组合而成一个完善的系统。”[19]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叙事结构基于特定的地理空间载体之上，将“物理空间—符号空间—机制空间”联结在一起，使其相互嵌合，推动了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生产效能。

（一）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叙事结构及其特征

1.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叙事结构

国家文化公园本身包含了地理环境、历史人文和当代社会实践，是一种多维度的空间叙事结构。

第一，区域生态环境空间及其叙事方式。生态环境空间是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建设的物质基础，主要体现为光热资源、降水量、山地峡谷、河流景观、森林公园、沙漠、草原草甸、湿地公园、特色动植物资源等。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和精神文化创造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国家公园重在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和利用的本体，国家文化公园重在研究人类的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表征方式。

第二，文化符号空间及其叙事方式。文化符号空间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核心内容，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科技成就、经济生产水平、精神信仰状况和行为方式，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主要体现为文物古迹、古渡口、古代陵寝、水利设施（水坝）、古村古镇、崖/壁画、宗教庙宇、特色民俗及艺术形态等。这些文化符号不同的组合方式及其运行所产生的意义，构成了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叙事方式。

第三，机制空间及其叙事方式。机制空间是国家文化公园区域内人、地和文化符号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规范性呈现，作为一种体验空间和消费空间载体，也是促进国家文化形态与国民文化形态之间相互转换的激励系统。在特定空间中，人们将储存的文化记忆与在地感知结合，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实现对自我身份的建构。主要体现为博物馆、纪念馆/园、会展中心、非遗展示中心、遗址公园；图书馆、美术馆、艺术馆（文化馆）、数字文化体验馆、科技馆；游乐场、民俗体验馆、剧场/实景演出、文创街区、文化广场、特色夜市、地方特色餐馆（咖啡馆）、特色民宿/农家乐；电视、报刊、网络等。国家文化公园正是通过对这些体验空间和消费空间的科学调配，直接作用于受众的在场感知。体验空间和消费空间载体的组合，作用于受众的文化体验，就构成了机制空间的叙事方式。

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种空间叙事结构，直接作用于人的在场感知，在推进设施与人、人与人、设施与设施互构的过程中，建立起空间或意义上的关联。这就形成了霍尔所说的“知识机体”：“各种话语并不孤立地运作，它们出现在各种构成体——话语构成体中。”[20]历史、地理、环境和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认同意义，借助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话语和主题途径，通过一系列的话语组合产生出来，并对其他的意义理解予以限制，同时在福柯所说的“权力/知识”框架中运作，就构成了国家文化公园独特的叙事方式。

2.国家文化公园的叙事结构特征

第一，与国家公园相比，具有强烈的国家文化动机。中国设立的9大国家公园，主要是保护自然生态和动植物多样性，建立的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叙事主线，也不承担解释中华民族演进历史和民族性格形成原因的功能。国家文化公园则是以保护和建设文化生态系统为主线。作为一种叙事结构，国家文化公园构成了霍尔所说的“表征的实践”，它实现了“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在一个可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的具体化”[21]。作为民族国家最重要的历史文化空间，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等蕴含了五千年的文明底蕴和现代化建设成就，标示着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因而也是一种具体化的符号形式。例如，黄河和长江作为承载着中华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超级文化母体，是中华民族的典型象征。作为文化意义的运载工具，黄河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不仅要反映意义和生活世界的情状，而且作为建构意义世界的“材料”，也参与到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中。

第二，与西欧文化线路和美国国家公园相比，体现为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区别。国家文化公园立基于广义儒家文化传统，但西欧文化线路及美国国家公园，其实质都是基督教文化底色。美国国家公园中的“荒野”景观，被美国知识精英塑造成为彰显美国独特性和构建国家认同的工具，被赋予了崇高的精神文化价值。[22]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利坚民族对于“荒野”的情感，本身就源于基督教。“荒野既是考验清教徒意志与信仰之地，同时也是希望、自由的象征。”[23]作为文化线路概念源头的“欧洲文化线路”项目，其创立背景是欧洲一体化，其选择设立的“文化线路”要遵循“承载着共同记忆的欧洲空间”“克服距离、边界和隔阂”的基本宗旨。欧洲文化线路同样以基督教文化为其核心内涵，如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就是一条宗教朝圣之路，展现了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宗教发展和交流情况。中国国家文化公园的本质，是以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传统为底板。中国以汉字、典籍和历史为基础的五千年不曾断裂的文化传统具有独特性，它为族群成员提供了先验的、固有的、无意识的行为驱动力，并支撑起极具包容性的文化认同型国家建构。安德烈亚斯•威默认为：“民族国家认同不是族群同质性的产物，而是由公共物品的包容性提供所产生的。”[24]以五千年文化记忆为载体的广义儒家文化传统，提供了社会和文化的包容性，以及现代国家建构不可或缺的主要思想和知识来源，塑造了国家文化公园区别于西欧文化线路和美国国家公园的历史文化属性。以长江、黄河为基础性空间结构，叠加大运河、长城以及长征等线性通道空间的东亚大陆文化地理空间构造，融合五千年历史文化积淀，通过数千年持续的文化一体化（广义儒家文化）塑造，共同建构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想象，正是国家文化公园的独特性内涵。

第三，体现为差异化的叙事方式。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设立，从表征符号上标明了中国与世界的差异性。从文化学上看，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庞大系统中标明“差异”是至关重要的。“差异”即是相对于自我的“他者”，具有重要的价值。按照索绪尔的说法，“差异”支持了语言中的意义建构。“‘差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意义的根本。没有它，意义就不存在。”因此，“意义”是关系的产物，依据“差异”来表征：“正是白与黑之间的‘差异’在指出意义，承载意义。”[25]“在建构一种自身认同时，他者是个必不可少的参考系，而且他者在原则上只能是个被贬损的对象，否则不利于自身认同的积极建构。”[26]在这一逻辑下，我们之所以能够对中华文化的价值意义进行定义，是因为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等能够标识出中华民族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字、空间和环境与美国、欧洲诸民族等“他者”的差异。“差异”建构了国家文化公园叙事方式的基础底色。

（二）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族群的情感叙事空间

1.国家文化公园的情感叙事结构

国家文化公园利用“事件、功能、插曲、主题、状态、核心、行动和空间”等叙事手法来描述事件境况和历史场景，借以联通表层故事背后的深层结构——族群和国家的精神文化状貌与核心价值观，一定程度上让这些沉淀在族群共同体中无时间性的空间要素，在国家文化公园叙事（如文化旅游线、城市景观轴线等）中得以展现。

例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包含了长征的历史叙述、长征精神的提炼和渗透，以及长征精神的社会化建构三个层次的内容。长征的情感叙事，是将长征这一历史事件进行符号化转化，在展现场面宏大且细节丰富的长征历史场景的同时，形成了一个具有“二万五千里长征”整体辨识度的符号系统。个体在这一符号系统中所体验到的场景，就是一个神圣化的文化记忆。个体借助对红色革命历史的回忆，让“奠基式的过去”在表演文本、图像和舞蹈等中重现，实现了红色文化形象的“现时化”，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因此，长征叙事“拥有了可持续的规范性和定型性力量”[27]。再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为例。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孕育了河湟、河洛、关中、齐鲁等农耕文化区，标示了人类社会农耕文明的高度。黄河上游的“丝绸之路”遗存，黄河中游的历代都城、帝王陵墓遗存，以及黄河下游的稷下学宫、诸子百家遗存、“三孔”等遗存，这些特定地点和场所寄托族群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也寄托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民族情感。

东西方民族都涉及“记忆之地”的集体记忆话题。通过将一个具体地点（城市、江河、山峰、村庄和庙宇等）符号化，将这些地点（空间）嵌入族群的记忆之中，赋予其神圣性、不可替代性和独一性，是东西方民族强化民族国家认同的常规方法。“地点”是人类文化记忆的“砖石”，“在地点里居住的回忆的力量是巨大的”（西塞罗语）。尽管地点本身并不具有主体性的“记忆”，但它们对于作为主体性的受众的文化体验过程却具有“索引”或指示坐标的意义。地点可以成为引发回忆和建构特定文化身份的持续性文化装置，“不仅因为它们能够通过把回忆固定在某一地点的土地之上，使其得到固定和证实。它们还体现了一种持久的延续，这种持久性比起个人的和甚至以人造物为具体形态的时代的文化的短暂回忆来说都更加长久”[28]。

2.国家文化公园的情感叙事方式

作为情感叙事空间的国家文化公园，其核心在于构筑起中华民族共同体基于历史文化记忆之上的观念共享、价值互认与心灵皈依的精神家园，使之成为族群身份自豪感的来源。

第一，使内隐的文化意义显性化。中华文化传统作为“象征意义体系”，连同它所包含的价值规范、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化组织形态，对于个体来说，并不是显性的、可以触摸的，而是一种隐含的集体性潜意识，必须经过物质化、项目化和空间化等对象化的过程才能进入到个体的体验（消费）环节：“思想只有变得具体可感知才能进入记忆，成为记忆的对象，概念与图像在这个过程中融为一体。”“真理如果被保留在群体的记忆中，那么它必须具有一个具体的形式，这种形式或是具体的人，或是具体的事或具体的地点。”[29]

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个族群记忆的空间框架，让隐藏在这种“集体潜意识”中的家园感、自豪感等象征意义实现了显性化和可感知性、可体验性。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等线性公共空间，既是地理媒介，又是“回忆的空间框架”，“回忆形象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使其被物质化，需要一个特定的时间使其被现时化，所以回忆形象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总是具体的。”[30]在这些回忆的时空框架里，族群的集体记忆和个体身份归属感就与具体的历史场景联系在一起，变现为“乡愁”或个体的生活史或英雄史诗；在这些回忆的时空框架里，个体被赋予了族群属性，具有了集体身份：“群体与空间在象征意义的层面上构成了一个有机共同体，即使此群体脱离了它原有的空间，也会通过对其神圣地点在象征意义上的重建来坚守这个共同体。”[31]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首次将记忆的概念社会化，将集体记忆定义为一个群体的内部成员对过去的共同记忆。当记忆被唤起的时候，群体成员对其过去有共同的认同，社会群体通过社会记忆可以长久地保持其共同认同，形成精神家园归属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32]哈布瓦赫解释了集体记忆与精神家园内在的逻辑关系。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认同型国家来说，精神家园式的情感归属感，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一种由文化认同型国家属性生发出来的社会情感动员和社会公共组织方式。长江、黄河、长城、长征和大运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就不再仅仅是国民活动的地理空间和物理舞台，而成为“表征我们的民族认同或民族文化的各种观念和形象”的“意指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意义和符号不断地被生产和再生产，循环往复，持续地进行个体文化身份和国家认同的建构。

第二，使民族和国家文化事务“正典化”。所谓“正典化”，就是消除来自外部具有意识形态威胁的“异物”，并将具有正统性和规范化作用的事物进行神圣化的过程。如借助一系列仪式活动（国家祭祀大典、国庆大典、遗产旅游等），族群成员文化身份的建构得以不断地被强化，这就是扬·阿斯曼所说的“仪式性关联”[33]。即通过个体参与社会重复性程序（称之为“仪式”），程序性活动所承载的民族传统文化元素被一再得到辨识和强化，并被当作族群的共有特征而得到肯定和认同。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中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巨大丰富性，为个体的文化体验提供了丰沛的差异化资源支持，正是在持续吸引个体不断重复体验中，个体的文化身份也得到了不断的强化，并在世代相传中延续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认同”。

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作为遗产线路在中国和世界历史时空中交错和共生，深刻影响了东亚农业帝国的运输生命线、边疆防御与文化交往秩序，在族群的集体记忆中拥有核心位置。国家文化公园的设立，提供了个体将日常生活事务“正典化”的路径。五大国家文化公园通过确立民族国家的“核心场域”，实现“正典化”，就拥有了对国家认同的建构性意义。

（三）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动员功能

1.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公共权力空间

福柯认为，空间为权力提供运作基础，空间也是权力的载体，为了实现特定的集体目标，权力被作用于物质的空间，从而在集体中实现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34]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建设，推动了地理空间向政治空间的转移，形成了公共权力的空间通道。

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使运河线性遗产空间演变为一个多维空间系统。它以大运河河道与运河相连通的河流支流和干流、运河沿线的桥梁和水利设施等形成的水网系统为基础，连接到运河管理治理机构、运河景观、沿河聚落、漕运相关遗存、运河沿线民间信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运河管理机构（如文化遗产管理部门、博物馆等）的设立，疏通了从自然地理空间向社会空间、精神文化空间和公共权力空间转换延伸的渠道。2021年6月，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建成开放，借助国家公共权力空间，族群关于历史的认知和民族国家记忆得以保存。

对于任何民族和国家而言，公共权力空间（或公共政治空间）的形成对于族群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的形成至关紧要。公共权力空间具有柏拉图所说的“第三类存在物”（柏拉图《蒂迈欧篇》）的基本特征——一种永恒不会湮灭的空间。柏拉图认为，任何存在的事物的存在都离不开空间位置，空间和位置是事物发生的条件。空间和位置为一切人类创造提供了存在的条件。族群和国家对公共空间（如河流、安全防御线、交通线路和公共祭祀场所等）的管理和运营，对建构民族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意义重大。公共空间赋予了族群共同体的情境性特征——即对族群的日常生活地域赋予神圣性，使之成为地域认同的载体，将族群“想象的共同体”落实于公共空间的操作模式（文化仪式和文化生活）之上，使族群共同体成为每一个成员可体验和可感知的对象。

2.国民经由国家文化公园的“领土空间”联通国家认同

长城、大运河、长征和黄河、长江作为“领土”的象征，是连接国民领土认同到国家认同的桥梁。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就是拥有明确的疆域和领土边界。周光辉、李虎认为，国民正是通过“领土印象”联通民族国家想象，领土认同是公民对国家的领土这种整体性特征的认同：“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在场的情境感。”国民通过与特定领土（空间）的互动而将自身与民族国家密切联系起来，进而形成一种在场的情境依恋和归属感。因此，作为地理空间的“领土”对个体文化身份的确证具有标识性意义。[35]从这一意义上说，民族认同与文化归属感都与领土相关联。

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世界中，一国的国民要形成对国家的认同，首要条件是能够确定“共同且独特的认同对象”，而不能被淹没在同质化和共享性的一般性特征之中。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寻找并定位一种“具有独特性的共同性”是异常困难的，一个国家的某些特征可能为其他国家（族群）所共享，而非其所特有。因此，各个国家的应对之策，就是甄别和定位民族国家的整体性特征，并围绕这一特征建构国民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如美国找到了“荒野”，欧洲找到了“文化线路”，中国则找到了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这种“具有独特性的共同性”。

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等在历时性上是族群文化记忆的物质结果，在共时性上则是族群文化记忆在当下社会环境中的再现与实践。因此，由长城、大运河等承载的国家文化公园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记忆载体”和一种“地理媒介”：国家文化公园借助地理空间符号和文化记忆对族群“集体”进行界定，“集体”被定义为“由超越时空的象征媒介来自我界定的抽象的共同体”[36]。由此，特定地理空间就建构了集体记忆和个体身份认同之间的桥梁。国家文化公园所固有的族群集体记忆，满足了人们对于集体身份的诉求，成为国家实施文化动员的动力来源。

三简要结论及其政策意义

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语境下强化国家认同的总体性策略，国家文化公园既承载了建设国民精神家园、增加文化认同的功能，又承载了新时代文化政策的方法论价值。

（一）简要结论

维护文化共同体的统一、团结和凝聚力，是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认同型国家的重大公共事务。国家文化公园的创设，作为培育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渠道，是文化认同型国家对全球化背景下日益上升的强文化认同和强国家认同需求的回应。

第一，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国家公共产品，既是国家能力的体现，又是国家合法性资源的重要来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都要立基于“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和“全体居民的语言同质性”之上。[37]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既要在拥有庞大人口、讲多种语言的“中华民族的总体身份”中加以铸造，又要在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共同性”特征的“叙事结构”中予以实施。借助国家文化公园这种“独特性的共同性”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体现了国家文化公园的中国特色内涵。

第二，国家文化公园通过推动从文化地理空间到政治认同空间的转型，让这一充溢着族群集体记忆和国民情感的地理空间，演化为塑造现代民族国家的空间叙事结构。通过建构国家文化公园这种更容易为大众接触和理解的日常叙事方式，设置公共议程，可以持续激发国民的兴趣，提升其代入感与参与感，从而将远离百姓日常生活的国家文化符号融入到个人的文化消费体验之中，拓展民族和国家叙事的空间维度。

第三，国家文化公园是强化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时代书写。进入21世纪，全球化引发了世界范围内“集体认同强烈表达的漫天烽火”[38]。一些国家为了捍卫自身文化的特殊性，不断强化民族国家认同以应对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挑战。国家文化公园的创设，不仅是一种概念的创新，更是一种新时代文化创新的“操演系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就是要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39]

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强化国民文化认同的操作系统，根植于近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从历史上看，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引发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中西文化比较下知识精英阶层的“过度反思”，将导致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将积极和成功的因素都归属于西方文化，使得一些“价值”问题被转化为“知识”问题，将讨论文化差异的“中西”问题转化为讨论进步与落后的“时间”问题，中国人自轴心时代开始建立在对宇宙和文化认识基础上的时空观念，被启蒙主义和进化论的线性时空观念所取代，“从而形成一种爱恨交加的自我认同”[40]。作为文化认同型国家，文化认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叙事结构中具有基础性作用，这种文化认同不会从精神观念中和文化理念内部自发实现，而体现为一定理论指导下的人为建构，它必须借助国家文化公园所具有的旅游、文化传播和经济发展等功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实践的融合创新与发展。

（二）政策意义

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战略设计，不仅体现为文化生态整体保护利用中国方案的理念建构，体现为对国家公园和文化遗产两大知识谱系的集成创新，而且蕴藏深刻的政策意义。

1.为重构文化和旅游消费空间，提供创新文旅消费政策的方法论

国家文化公园是空间生产和文化消费的载体，通过对空间的整合，使文化空间成为文化资源的汇集地和展示地，本身具有促进空间的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双重功能。通过优化文化空间以推进文旅生产和消费，国内外都不乏成功的案例。如2013年开放的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文化游径”（Indianapolis Cultural Trail），吸引了时尚小店、画廊、咖啡馆等商业的聚集，创造了新的文化生态，使得原来空荡荡的沿街大楼，成为酒店、公寓或购物消费场所，为城市吸引了至少1亿美元的商业和住宅投资，创造了超过11000个工作岗位以及超过8.6亿美元的经济收益。

文化线路、国家文化公园等能够促进文旅消费，在于从整体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生态系统。冯天瑜先生认为，文化生态系统是“天文”与“人文”这两大系统综汇而成的时空结构，“不仅指涉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同时也切入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包含‘天人’和‘人文’两大系统”[41]。作为提供人类栖息生养和创制文化的条件的文化生态，由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四因素综合而成。由经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诸要素综合而成的社会场，与“自然场”（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影响到文化生成走势。[42]

国家文化公园文化生态系统的营造，并非仅仅是依靠资本、资源存量和劳动，而是促进承载资本、文化资源和劳动的文化空间（如文化线路、国家文化公园等）进入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以及促进文化空间所承载的象征意义系统作为生产资料被生产和再生产，进而形成特定区域的价值增量。

李春玲、刘森林发现，与老一代人的国家认同感更易于受到社会结构因素影响不同，青年一代的国家认同感更易于受到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43]顺应青年一代的需求特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必须在文化体验和文旅消费上提供更好的便利性。这就要求国家文化公园的框架，能够提供现代文化和旅游消费场景，能够为国家相关空间规划和文旅产业规划提供基础理论支持，能够在规划原则和产业结构上形成以文旅消费为核心统筹发展的政策路径。它要求国家文化和旅游规划不再局限于单一的遗产保护区或旅游景区，而是综合各类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规划建设包含物理、符号和机制三种空间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的超大空间生产与消费系统；要求文化和旅游政策不仅要着力提升个体在特定文化生态环境中的生存状态，满足个体文化认同建构等精神层面的需求，而且要深度进入特定区域的空间布局、交通系统、文化娱乐系统和产业结构，通过促进文旅消费连通文化生产的供给侧与消费侧，建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复兴的内在逻辑。

2.为促进国家文化形象的国际传播，注入文化中国的独特性内涵

作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化符号、炎黄子孙团结凝聚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象征，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国向世界展示的差异性特征，为国家形象的营造与国际传播提供了新思路。政府、社会和企业借助国家文化公园的传播平台，可以提高国家形象传达、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贸易的效率，见表1。

表1 国家文化公园的国际传播功能

（点击图片查看大图）

国家的文化形象既是一种真实存在，但又不是一种“自在物”，本质上是一种人为的文化建构。充分发挥国家文化公园在族群内部标示和保持同一性以及在不同族群之间标示和保持差异性的功能，必须推动中国国家文化形象在全球民族国家结构的相互作用中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利用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生产功能，促进文化产品的开发，借助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渠道和文化产品的全球销售渠道，在全球传播文化中国的国家形象。

（三）基于超大体量线性廊道的特征，探索创新国家文化公园的管理体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探索确立“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大遗址保护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制度、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制度等。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性发展理念与这些制度在保护对象、保护主体层级、空间尺度等方面存在重要区别。传统文化体制在当时的环境下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其所实行的单体保护方法、相对独立的保护模式，很难适用于大体量和超长距离的文化线路或遗产廊道，需要依据国家文化公园的特征进行管理体制创新。

2015年以来，我国陆续在三江源、神农架、武夷山等地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通过将原来分散在林业、国土、环保、住建、水利、农牧等相关部门的生态保护管理职责进行统筹，设立国家公园管理局或管委会，实现“一个保护地、一个牌子、一个管理机构”，各试点区原来牌子多、破碎化管理的现象得到改善。[44]2017年以来，五大国家文化公园所涉及的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设立了省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45]从这些情形看，如何管理国家公园，已经大体完成从众说纷纭到凝聚共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制度）的过程，但这仍然只是一种临时性机构设置。如何在国家文化公园的管理体制设计中包容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46]，并与现有宣传文化、旅游和文物管理体制相连接，仍然缺乏深入的讨论与基本的改革路径。

如果只是在狭义的项目层面上规划建设国家文化公园，而不是同时理顺中国的文化遗产与旅游管理与运行体系、文化遗产管理与国家形象建设等关系问题，实质上就是回避现有文化体制机制的弊端，浪费了国家文化公园战略给予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创新的机遇，更难以达到国家文化公园确立的战略目标。如果在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建设过程中还只是一味地另起炉灶，增量加持，不仅不能解决中国文化体制中的重大问题，还将因叠床架屋而制造新的矛盾和问题[47]；不仅不能降低文化体制的复杂程度，还会使原本已经十分复杂的文化体制和旅游体制问题更加复杂化。

因此，不宜在原有众多文化机构的基础上再增设新机构，而是要按照打造“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展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魅力”的国家目标，通过重新梳理和归并国家相关部委关于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的职能，进行跨部门间的管理职能协同，同时拓展面向世界建设和传播“文化中国”品牌和形象的国家职能，满足文旅深度融合和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国家职能要求。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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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文化和旅游融合视野下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研究”（项目编号：21ZD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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