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经济学视域下的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建设 | 长江文化

Original 秦宗财学习与实践杂志

2024-09-04

导读

狭义的“人文经济”是指一种在市场活动中以人文价值驱动经济增长的理念，其核心是通过文化体验和文化产品创造新的文化供给，并由此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新发展阶段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必须遵循人文经济学规律，打造既能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又能彰显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在此公共文化空间载体建设过程中，如何实现人文价值驱动经济增长？如何通过新的文化供给创造新的消费需求？这要求我们必须厘清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建设的关键层面及其功能效用。

人文经济学视域下的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建设

作者：秦宗财

摘要

国家文化公园是表征中华文化精髓的文化地理媒介景观，其空间叙事的宏观性与文化的广域性，决定了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建设需要从“人文意义”“场景载体”“延伸载体”三个层面展开。具体而言：深挖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内中华文化内涵与价值意蕴，注重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的意义凝练与内容表达，建构其“人文意义层”；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丰富化多元化，构建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在地性消费的“场景载体层”；推动“主题文化+”媒介化传播，强化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内容的溢出效应，建构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的“延伸载体层”。

关键词 ：国家文化公园文化空间场景主题传播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充分发掘、利用丰富的文物和文化资源，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等的重要举措；也是依托长城、大运河、长征、长江等沿线标志性的文化遗产，基于打造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弘扬民族精神的战略目标，通过推进有效保护、传承与利用，形成新时代语境下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标志体系与中华民族话语表达体系的高质量公共文化空间载体的重要方式。既有研究关注了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生产机理[1]、景区空间格局[2]、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的空间逻辑[3]、文化舒适物空间格局[4]等，但从人文经济学视角审思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建设的研究尚付阙如。基于此，本文从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和实践逻辑视角，考察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建设问题。

一人文经济与国家文化公园空间构建逻辑

相较“文化”而言，“人文”更强调人的价值，尊重人的个体需求，包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因此，“人文经济，归根结底是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应由之路，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活实践”[5]。人文经济以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旨在实现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经济价值的彰显，其本质内涵是文化与经济在总体上相互交融、互动共进的一种良性发展方式，是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的双向贯通和融合发展的状态。人文经济学的核心理念，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实践，又蕴含了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解放的基本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具有鲜明的人文气质，体现为对人文要素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视，对人文关怀在经济目标中的重视，对人文素养在经济积累中的重视，对人文价值在经济规则中的重视。[6]国家文化公园是巨型空间载体，承载着黄河、长江、大运河、长城、长征等沿线各地段（河段）的自然生态系统和文化生态系统。在人文经济视域下，国家文化公园既是基于黄河、长江、大运河、长城、长征等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所打造的交互场景，提供着独特的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同时也作为各地段（河段）文化遗产的代表性符号展现出品牌价值，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因此，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建设，既要建设好国家文化公园在地性空间场景载体，还要通过媒介化载体扩大其文化空间辐射范围，进一步释放国家文化公园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人文经济目标为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建设确立了方向，场景构成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公众行为。文化场景以消费为基础，以生活文化娱乐设施为载体，把空间看作汇集各种消费符号的文化价值混合体。[7]文化价值（意义）、文化载体（产品或服务）、文化消费是文化空间场景构建的核心要素。基于打造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弘扬民族精神的战略目标，多维度、多层次建设立足于新时代语境下的国家文化公园空间载体，重点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性生产、创造性转化、活态化开发与品牌化传播。因此，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建设应包含：作为赓续文化基因、呈现和谐人地耦合关系的文化意义发掘（人文意义层）；依托在地性文物和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特色的文创产品与服务，促进在地性文化消费的空间场景建设（场景载体层）；借助多元化的媒介，推动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空间传播与扩散，实现全球化的意义流通与价值共享（延伸载体层）。

“人文意义层”“场景载体层”“延伸载体层”三个层面，为推进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建设提供了现实路径。人文经济学视域下国家文化公园空间构建的基本逻辑，是通过对黄河、长江、大运河、长城、长征等沿线不同地段（河段）空间内文物和文化遗产资源所承载的人文意义进行凝练和内容呈现，通过打造文化空间在地性的环境设施、文创产品和服务以及空间延伸的内容符号化媒介产业等内容产业，形成受众消费的意义感知空间（包括在地性场景空间和媒介化溢出空间），实现“意义”“场景”“受众”三者之间的有效联结。

二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建设的“人文意义层”

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的人文意义层构建，是指充分发掘黄河、长江、大运河、长城、长征等沿线文物和文化遗产资源的文化内涵，强化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的意义凝练与内容表达，建构新时代文化空间的人文意义。黄河、长江、大运河、长城、长征等沿线蕴含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文化基因，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的意义凝练与内容表达，必须将赓续文化基因作为根本。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为例，大运河在历史发展演变中，形成了以水利工程文化和古建筑文化为主的物质文化；以地名文化、美食文化、传说文化、民俗文化、手工文化和商事文化为主的非物质文化。通过深挖大运河文化基因，深化对其共同特征与演变规律的研究，可以整体性地清晰呈现大运河沿线中华文化的历史文脉、基因图谱和构成要素，从而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的意义凝练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并为内容表达提供根本依据，同时它们也是激活集体记忆、维系民族认同的基础与根本。

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的内容表达要强化叙事效果。国家文化公园通过空间场景的叙事，将中华文化意义展示与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紧密联系起来，从而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其内容表达的主题设定和叙事效果强化，要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展示国家形象为方向，既要植根于中华文化丰厚的历史土壤中，又要融入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塑造大国形象的有机整体中；既要发掘优秀内容，讲“好故事”，更要注重表达方式，“讲好”故事。

讲“好故事”，即对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的主题进行设定，围绕核心主题进行强效果的空间叙事内容表达。黄河、长江、大运河、长城、长征均是巨型空间场景，每一巨型空间场景又由大型场景、中型场景、微型场景等构成。大型场景由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文化高地构成，如大运河沿线的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淮扬文化、吴越文化等空间覆盖范围；中型场景由一个个独具文化特色的城镇、乡村、河段等构成；微型场景由特定群体日常生活所共同依存的建筑、风俗惯习、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构成。每种场景均有各具特色的鲜明主题，从巨型至大而微，是包含与被包含、被构成与构成的关系。对于巨型场景来说，其核心主题是非常明确的，如黄河、长江的主题是中华母亲河，大运河的主题是国家统一，长城的主题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长征的主题是革命文化。在主题定位下，各种类型的场景设定要注重空间内容表达，为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叙事找准坐标起点与逻辑主线。首先，要依据国家文化公园文化空间的性质和空间内的文化事件、仪式活动、行为模式等，将其包含的标志性文化信息以主题的方式进行抽象和表达，紧扣核心主题，将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的叙事线索有机串联起来。其次，要落脚于受众对目的地或吸引物的意义感知，高度凝练出象征着核心主题的、具有独特性、代表性、传承性和辨识度的内容及其文本符号，以此激发、引导受众对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感知、理解与想象。

“讲好”国家文化公园空间故事，就是要“讲清、讲新、讲奇”。首先，用易于理解的叙事话语将事件、地点、人物等叙事要素传递给受众，充分考虑受众接受能力、接受效果的多样性，使叙事话语清晰易懂。并且，在多种媒介的讲述下要保证故事核心主题定位、核心故事原型的一致性，确保受众对核心故事内容认知的一致性。其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为历史文化故事注入新时代理想信念与价值内涵，使其适应新时代文化发展方向，更好地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在历史文化故事原有的基础上创新叙事话语，使故事意义不断丰富、与时俱进、兼容并蓄，使历史文化故事可以永葆生机和活力，不断传承发展，形成动态的叙事系统。最后，坚持差异性原则，突出黄河、长江、大运河、长城、长征等历史文化的鲜明特色，表现各类型文化故事中独有的风采，彰显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多样。

三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建设的“场景载体层”

国家文化公园由巨型场景、大型场景、中型场景、微型场景等不同类型场景构成，场景构成国家文化公园在地性空间环境的核心环节，通过各具特色的方式影响公众行为，形成空间内“环境”“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它们通过丰富多元化的在地性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强化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的场景载体及其产品的创意生产，以此吸引文化消费者。一方面，吸引受众的关键在于黄河、长江、大运河、长城、长征等沿线特色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要塑造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的符号表征系统，以期建构文化消费者同这一空间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另一方面，需要利用科技赋能，创新国家文化公园文化产品和服务体系，强化中华文化的符号表征与多模态呈现，提供诸如文创产品、沉浸体验、智能服务、场景互动等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化的文化消费符号与产品消费形式，从而建构起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符号化创意生产的“场景载体层”。

场景表征系统是能够满足受众精神需要的符号表征系统。首先，提高文化消费吸引力需要建构象征性符号表征系统。表征是某一文化的众成员间意义生产和交换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表征，是对黄河、长江、大运河、长城、长征等内蕴的中华文化价值意义以符号为载体进行隐喻表达，建构起受众对国家文化公园形象的认知、理解与想象，使中华文化的价值意义可以为人们共生共享，成为激发受众集体记忆、形成身份认同、产生情感联结的内生动力，并使其能够深度参与到文化消费的过程之中，增强文化消费的吸引力。其次，塑造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的符号表征系统，要选择和凸显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符号，对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和灵韵、文化景观和遗产、历史事件和价值观念进行符号化生产。进而，使中华文化的诸概念符号化、可感知、可解释，形成中华文化的空间语言，传递出黄河、长江、大运河、长城、长征等内蕴的独特文化意义和价值审美，推动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内的消费实践。再次，通过符号表征系统，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内中华文化的价值意义被保存、重叙、交流和延续，依据一定的文化符码在受众中固化并获得传承的合法性，从而为受众的文化消费、文化体验提供意义丰富、稳定的文化情境，实现从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到文化记忆的融会。

文创产品和服务体系是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场景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们以黄河、长江、大运河、长城、长征等内蕴的中华文化为蓝本，将中华文化元素植入文创产品和服务体系中，实现文创产品和服务与消费者体验的交互共创；以商品、体验、消费等形式承载中华文化符号表征系统，形成以产品和服务供给与受众产品消费、服务体验为主导的人文经济模式。数字化、智能化、虚拟场景化技术的应用，可以使文创产品映射到数字领域，实现对文物和文化遗产资源“一次开发，多媒介呈现”的保护性生产。数字技术通过对文物和文化遗产资源的数字性转化，将成为文创产品内容创新的驱动力，使文创产品以数字化样态在多渠道中流动，提供多感官体验。智能化是文创产品发展的新向度，AI技术可以深入到文创产品的设计、推送、分发等环节，推动文创产业的自主化转向，营造自为的文创业态。虚拟场景化技术创新是文创产品的另一种新技术实践。通过与VR、AR、MR技术的有机结合，实现物质和虚拟产品共生，打造出全新的虚拟文创产品场域，实现虚拟与现实互动的产品形态。沉浸式体验在5G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全息投影、裸眼3D、虚拟现实等技术之上，以突显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为内核的文化遗产IP为内容创新基点，将文化与前沿技术相结合提供全景式、参与式、交互式的叙事体验。如“数字长城”首次深度引入游戏领域的技术能力，为长城遗产保护传承创造了更为丰富的可能性，从而实现由静态向活态、由视觉向通感的转变；同时将文化遗产价值内涵阐释与技术创新并重，注重技术创新服务于内容呈现。智能服务是基于物联网、大数据、算法、区块链等智能化技术，通过智能设备提供自助服务、智能识别、虚拟咨询、个性化游览路线定制等智慧互动体验，建构起国家文化公园空间智能服务场景，提高受众对国家文化公园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和认同度。

四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建设的“延伸载体层”

推动“主题文化IP+”媒介化传播，可以强化国家文化公园空间中华文化内容的溢出效应，从而形成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的“延伸载体层”。打造国家文化公园“主题文化IP+”，就是借助各种媒介化载体，围绕黄河、长江、大运河、长城、长征等主题文化，利用各种媒介产业形态进行二次创作，发挥国家文化公园物理空间的内容溢出效应，提高中华文化跨区域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同时，借助媒介文化全产业链条上下游的无限延伸，不断扩大国家文化公园内蕴的中华文化价值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的“延伸载体层”，由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等融合媒介构成，形成“主题文化IP+”的传播矩阵，将中华文化内容资源融入线上的可互动项目中，让线上用户获得更多的故事体验、情感体验和文化体验。

国家文化公园空间“主题文化IP+出版”，是以出版物为载体传播中华文化。它以黄河、长江、大运河、长城、长征等特色主题文化作为出版资源，依托专业的出版单位将有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文化的内容整编、集成为具有较高文化丰富度的出版产品。“主题文化IP+出版”要向多维化、精品化方向发展。多维化，就是要加强产业融合、技术融合，丰富出版产品的形态和功能，如建立出版数据库，与短视频平台合作宣传出版产品，举办线下出版沙龙活动；精品化就是要最大化发挥出版物的宣传功能，以新技术丰富出版物的表现形式，并做到实体产品和线上平台相结合，从而不断提高国家文化公园空间文化的吸引力。国家文化公园“主题文化IP+出版”，通过对文化景观和中华文化价值意义系统性、深度化地呈现，满足人们对中华文化信息的阅读需求。

国家文化公园空间“主题文化IP+影视”，是对国家文化公园空间景观及其蕴含的人文历史进行影视化表达，通过影视作品对中华文化进行传播，从而以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影像画面对中华文化内涵进行创造性阐释。“主题文化IP+影视”能够以视听符号建构有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的拟态环境，为观众带来审美愉悦和视觉享受，增强观众对中华文化的认知、理解和认同。可以通过纪录片、真人秀、戏剧等现代展示形式，如拉近国家文化公园与公众的心理距离，将外交、民族、教育、经贸等多样化时代主题与深刻历史内涵融为一体，赓续文化传承活力，赋予其时代新义。

国家文化公园“主题文化IP+社交媒体”，是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场景在社交媒体上呈现，并基于社交媒体的关系特征使中华文化得以裂变式传播。社交媒体具有社交属性，社交媒体的赋权使用户从旁观者变为文化创造的参与者，用户间的关系和情感卷入赋予了中华文化新的意义和价值，建构起中华文化传播的社会空间。一方面，以用户为中心，以中华文化为主题结成的传播社群，其基于情感共鸣的群体想象易引发圈层效应，能够进一步激发用户的正面情绪，推动中华文化的UGC生产模式，并使线上赋能线下，促进用户的线下“打卡”互动；另一方面，在社交媒体场景下举办更多的线上活动，可以建构互动情境，如通过网络直播以第一视角带受众感受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在用户关系网络中产生更深刻的连结，并通过发挥社交关系在文化消费中的作用，提升受众幸福感。如三星堆遗址作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考古发现，得到国家级媒体、省级媒体、行业网站以及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等自媒体平台的大力宣传，取得了良好的大众传播和圈层传播效果。

面对大众多元化的精神消费需求和当前多样化的传播业态，要深入挖掘国家文化公园空间蕴含的民俗、传说、神话等文化资源，厘清文化资源之间的脉络，在保持原真性的前提下，按照新时代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和民众精神需求，选择富有影响力、感染力的文化要素进行串联、整合、提升，梳理出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的文化遗产资源主线，为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建设提供丰富的文化内涵，为国家文化公园空间文化遗产IP开发定位、传播以及产业业态提供依据，促进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内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环境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注释：

[1]陈波,庞亚婷.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生产机理及其场景表达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75(05):66-80.

[2]何银春,陈果,曾斌丹,等.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3,42(06):93-100.

[3]王秀伟,何军霞,武秀杰.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的空间逻辑和协调机制[J].山东社会科学,2023(11):128-136.

[4]李东晔,周永博,贾文通,等.基于文化舒适物空间格局的新型城河共生模式研究——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为例[J].旅游学刊,2023,38(09):142-155.

[5]朱基钗,张研.跟着总书记感悟人文与经济共生共荣的发展之道[N].新华每日电讯,2023-07-10(001).

[6]胡钰.人文经济学的实践基础、基本假设与核心理念[J/OL].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8[2024-03-04].https://doi.org/10.19563/j.cnki.sdzs.2024.02.001.

[7]王艳红,秦宗财.加快推进新时代红色文旅消费空间高质量建设[N].新华日报·文化产业周刊,2022-02-2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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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江苏省重点智库长江文化研究院招标课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旅深度融合研究”（项目编号：CJ2302）、扬州大学高端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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