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地位与经济增长：一个理论框架 | 经济

原创田艳平姜奕帆学习与实践杂志

2024-09-04

导读

女性地位提升需要赋予和尊重女性自我选择的权利，保障女性自身发展权益和福利，充分实现女性价值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性别平等的具体实践。在经济学领域，女性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受到重视，相关理论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女性地位的概念和测度是多维度的，为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需要系统、多维度地认识女性地位提升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和具体机制，从而进一步释放女性地位提高所带来的积极经济效应。

女性地位与经济增长：一个理论框架

作者：田艳平姜奕帆

摘要

本文从劳动参与、人口素质和社会参与三个维度构建女性地位提升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女性劳动参与增加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方式：增加劳动力供给，更好地适应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女性人口素质提高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受教育水平提高和健康状况改善，由此产生的“正外部性”也将提高子代人口素质，形成更为充足的人力资本。女性社会参与增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方式：女性参与企业、国家和社会不同领域的治理与决策，有利于改善市场环境、构建和谐平等的社会氛围，持续释放宏观经济效益。充分重视和切实发挥女性地位提升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将为经济高质量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关键词 ：女性地位经济增长劳动参与人口素质社会参与

一引言

提升女性地位，促进社会各领域性别平等，事关世界整体发展进程。从原始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进步和生产方式转变所导致的劳动分工使得性别分化，男性和女性之间生产生活资料积累的差异降低了女性地位，为性别不平等埋下隐患。“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1]工业革命的兴起、工厂制度的建立以及机器的大规模应用，客观上为女性参与社会大生产提供了机会和途径。在劳动分工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解放女性、提升女性地位、实现性别平等是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的应有之义。

早在启蒙时代，欧美思想家便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作为社会变革的旗帜之一，“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等观点影响深远。20世纪后半叶，国际社会普遍意识到保障女性基本发展权益是提高女性地位的重要实践，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到《联合国千年宣言》，女性平等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已逐渐成为国际共识，目前超过140个国家将性别平等写入法律，提升女性地位具备了广泛的认知基础和相应的制度保障。

在提升女性地位、促进性别平等过程中，受益于女性独立意识的增强、产业结构的转型、家庭规模的缩小以及家用电器的普及，发达经济体中大批女性从家庭走向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劳动参与率显著提高，成为各国经济增长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2]。同时，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提供了重要支撑，极大地改善了其生产效率，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庞大的女工群体迅速适应了中国工业体系现代化的调整，为中国赚取了“第一桶金”。“妇女能顶半边天”肯定了中国女性为社会经济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也使得中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3]，女性地位也反映出国家文明程度和现代化进程。提升女性地位，鼓励和推动女性参加社会经济活动，充分发挥女性在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的积极作用，能够带来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同时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然而，目前仍有部分国家对女性地位提升的社会经济效应认识并不充分，其女性在权利享有、机会利用和资源分配等方面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剖析女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及其内在作用机制。本文尝试为女性地位提高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探析女性地位提升与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为研究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

二经济学视野中的女性

（一）女性主义的内涵与发展

女性主义产生于西方女性为寻求政治经济地位平等的社会运动。女性劳动参与方式的改变、受教育机会的增加、生育角色的转变以及生育率的下降为女性主义的出现提供了现实条件。

女性主义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自由女性主义，呼吁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要求保障女性平等地享有选举、投票等政治权利。第二阶段为激进女性主义，将争取女性地位的运动扩展到劳动、教育及其他领域，认为女性必须从繁重的家庭劳动和生育义务中解放出来，否则无法根本改善女性地位。同一时期，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指出，以财产私有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是女性受压迫、女性地位无法提升的根源。目前，女性主义的发展正处于第三个阶段。伴随着文化多样性和全球化趋势，部分女性主义者意识到以往的主张实质上旨在争取、维护和提高特定女性群体的地位和权益，而非全体女性[4]。由此发展而来的多元文化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呼吁关注和尊重女性群体之间的地位平等。进一步地，全球女性主义认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存在着共同利益，因此，她们应当共同谋求全世界女性地位的提升和发展权益的获得[5]。女性主义内涵丰富并不断发展，推动了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改变与重塑，引发不同学科对社会经济运行的重新思考。

（二）女性主义经济学

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领域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发展出女性主义经济学这一新的分支学科。现代女性主义经济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其目的是改变传统经济学研究中女性缺位的现象，以构建新的经济学话语体系。随着越来越多核心家庭的出现以及女性有偿劳动供给的增加，引起家庭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促使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定义、假设、模型和方法进行批判和重建，带来微观经济行为分析的变革[6]。1992年，国际女性主义经济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Feminist Economics）在美国成立。1995年，该协会首次出版女性主义经济学专业学术期刊《女性主义经济学》（Feminist Economics），为各国学者在经济学领域探讨和运用女性主义提供了学术平台。目前，女性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可归纳为两类：一是重新审视和批判经典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假设和理论基础，改进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二是在经典经济学模型中加入性别因素，以期经验研究结果更加符合社会现实。[7]

女性主义经济学首先着眼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探究性别歧视在多大范围以及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微观经济理论的构建。普霍尔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中的女性形象主要依据意识形态进行塑造，对女性的社会经济特征进行理想化界定[8]。由此塑造的女性意象脱离实际，将女性的活动范围局限在家庭内部并长期排除在劳动力市场外，无视女性的自我选择和发展权益。因此，女性主义经济学认为现有经济理论对女性的行为选择并不适用，其中较为典型的是，“理性人”假说无法解释女性在参与市场劳动的同时为何承担家庭的无偿劳动。从该角度来看，新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中立性和普遍性需要重新进行审视。

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和研究范式的拓展，当女性主义经济学尝试将性别纳入经济学理论建构时，人们发现劳动、家庭和教育是新古典经济学最迫切需要进行变革的三个领域。同时，随着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组织对性别问题的重视，逐渐涌现出各类包含女性数据的统计资料以及各领域的性别专题统计，为经济学家寻找女性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的经验证据提供了数据支持。

（三）不同领域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

1.劳动领域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女性较少地参与有偿劳动以及从事低收入工作是因为女性在经济上依附男性，是家庭中次要的收入来源；女性选择薪酬较低的工作，是基于需要兼顾家务劳动的考虑[9]。然而，经济学家通过对世界各国样本的检验，找到了女性参与有偿劳动并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经验证据。劳动参与作为女性地位提升最为直接的表现，客观上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有利结果。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对女性劳动贡献的分析与宏观经济现实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此外，以供需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理论，将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差距和职业隔离归结为社会分工和人力资本差异。但女性主义经济学指出，当具有相同能力、技能和职业的个体因性别而受到不同待遇时，原有经济理论将不再适用。因此，女性主义经济学更倾向于在传统经济学分析中加入社会、制度、情感等被忽略的因素，为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问题提供更多可能的解释[10]。在现今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的就业人数和收入报酬仍与男性存在差距，性别歧视使得女性劳动参与的选择范围受限。推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正成为各国政府改善就业环境、谋求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女性主义经济学的主张正得到积极回应。

2.家庭领域

在古典主义理论看来，家庭是一个生产和消费的“黑箱”。女性主义经济学则认为该观点是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行为的无视，女性的经济行为和个人福利与此息息相关。此外，女性主义经济学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往往忽视女性在家庭领域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非报酬性劳动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学者们将其概括为生育照料经济，包含生育、抚养、赡养等经济活动[11]。女性主义经济学将家庭纳入理论视野并挑战女性传统的家庭角色，强调家庭对于女性个人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照料劳动力是女性在家庭维度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重要间接支持，仅通过有偿社会劳动单一衡量女性贡献是片面的。

3.教育领域

随着人力资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女性主义经济学也将研究视野投向了教育领域。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为女性参与社会劳动以及选择高收入工作提供了必要支撑，同时也间接反映了女性地位在家庭维度的提升。借助日益丰富的数据集，经济学家发现女性受教育水平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更强，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将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与增长潜力[12]。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教育领域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将导致自身难以获得积极的经济回报[13]，女性受教育水平的差异是区域间经济增长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不仅要重视女性地位提升从教育维度对一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贡献，同时也应关注女性地位提升的人力资本效应在世界范围内的异质性。

（四）对女性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思考

女性主义经济学以性别为研究视角，探讨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与困境。在充实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同时，女性主义经济学背后所蕴含的性别平等、重视女性多维度贡献等思想，对分析女性地位提升的宏观经济效应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尽管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与劳动供给的增加有其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但仍需辩证地看待劳动领域中发生的这一变化。女性劳动者往往面临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过度强调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将可能占用女性更多的闲暇。平衡工作和家庭事务以实现自身最大的福利，是女性地位提升在劳动力市场中应有的体现。此外，伴随着就业规模的扩大，女性在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就业结构的逐步优化使得女性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因此，从劳动参与维度探讨女性地位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但要正确理解“量”的增加，更要重视其背后“质”的提升。

在教育领域，现有研究已经证实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以及促进教育平等能够带来积极的经济收益，但仍有三个方面需要进一步考虑：一是不能将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与劳动力市场割裂开来，平等地参与社会劳动是女性人力资本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的重要途径；二是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的正外部性不容忽视，即子代人口素质的改善将对经济发展产生长远影响；三是随着人力资本内涵的扩展，在关注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应重视女性健康水平的改善。

在考虑女性劳动参与提高和受教育水平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时，不应忽视女性日益广泛的社会参与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原有社会生产与家庭内部分工的安排使得女性难以提高劳动参与率和人力资本水平，一些女性正积极通过参与企业管理决策和国家社会治理，谋求公正平等的制度体系与相关政策支持，帮助其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综上，目前研究对于女性地位与经济增长的探讨尚存在一定不足，缺少相应理论框架对其进行系统思考。女性地位提升是指赋予和尊重女性自我选择的权利，保障女性自身发展权益和福利，以充分实现女性价值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性别平等的具体实践。女性地位的概念和测度是多维度的，片面看待女性地位提升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形式将会低估女性的贡献。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多维度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女性地位提升的经济效应进行系统分析。

三女性地位提升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

本文聚焦于提升女性地位、促进性别平等过程中，社会与家庭资源配置改善及利用效率提高所释放的宏观经济效益。借鉴已有研究，结合女性在社会经济中的具体实践，本文构建了包含劳动参与、人口素质和社会参与三个维度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期丰富性别视角下的经济学研究，为激发社会经济活力提供可行路径。

（一）劳动参与与经济增长

女性地位提升促进经济增长最直观的体现便是女性参与劳动。一方面，女性劳动供给的增加提高了社会劳动力总量，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加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女性更加适应现代产业结构发展转型的需要，劳动生产效率得到提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文章的分析框架中，女性广泛而全面地参与劳动能够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家庭资源分配的改善有利于女性自身以及子代人口素质的提升；并且，女性劳动者群体的壮大为其参与社会经济管理和国家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1.女性劳动供给增加

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与人口转变的出现，女性得以摆脱固有婚姻观念和生育理念的束缚。初婚年龄的推迟以及生育子女数量的减少，客观上减轻了女性家庭照料的负担和压力，给予女性更多参与社会劳动的机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有利影响。在婚育行为发生变化的同时，家庭照料方式的改变也为女性参与社会劳动提供有利的现实条件。在家庭内部，随着丈夫、长辈等其他家庭成员参与子女照料，使得女性拥有更加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从而表现出更强的就业意愿[14]。有偿服务市场上托幼机构以及照料替代者的出现，为缓解女性家庭照料负担提供了多种可能。政府通过规范产假、育儿补贴、社会托育等方式为女性参与社会劳动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支持。再者，技术进步引发的“家庭革命”使得女性能够利用工业产品大大缩短家庭事务的占用时间，女性劳动参与率一半以上的增加可由技术进步加以解释[15]。此外，女性可能在不利的家庭状况下做出参与劳动的个体决策。遭遇家庭变故或其他家庭成员就业不稳定时，为维持家庭应有生活水平，女性将选择参与社会有偿劳动以增加家庭收入[16]。尽管这种应对行为客观上增加了女性的劳动供给，但也可能对女性自身福利造成不利影响。

2.女性适应产业结构新变化

在传统农业社会，女性因其生理特征难以充分参与农业生产活动，在劳动参与中处于劣势。随着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劳动力资源配置滞后于产业结构变革，导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出现劳动力缺口。女性凭借心灵手巧、耐心细致、吃苦耐劳等优点，能更好地适应产业结构变化与发展中的新趋势，快速进入相关行业形成庞大的就业群体。在发展中国家产业转型过程中，女性以相对更低的工资和更好的能力受到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青睐，在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同时，也有益于经济发展。进一步地，得益于经济结构由商品生产型向服务提供型的转变，产生了大量更适宜女性的工作岗位，女性劳动参与的数量和质量得以提高。

女性参与社会劳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方式。女性参与社会劳动不仅提高了劳动力的供给水平，并且改善了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经济增长。然而，尽管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但是劳动报酬的性别差异难以彻底消除。目前，收入差距的缩小主要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加低端就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消极”方式，劳动力市场状况和女性福利并未得到真正改善。此外，机器人、计算机等现代技术的应用增加了实现劳动报酬性别平等的复杂性，女性如何在现代劳动力市场中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面临新的挑战[17]。

（二）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

人口素质改善是女性地位提升带来的另一优势，同样有利于经济增长，主要包括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及其所带来的“正外部性”两个方面。人口素质的改善意味着，女性及其子代作为劳动者将拥有更加充足的人力资本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进而提升劳动力整体质量，促进经济增长。

1.女性自身素质提高

劳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传统社会中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受到人为限制，使得社会教育资源分配遭到扭曲，人力资本平均水平低下进而引发负面经济后果。因此，基于经济学分析中的边际理论，女性接受教育的边际收益高于男性，部分发展中国家通过缩小入学机会的性别差距，稳步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国家经济整体绩效因此受益[18]。与此同时，家庭照料负担的减轻给予女性更多技能培训和学习的机会，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潜在的高质量劳动力。

健康水平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女性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前提和基础。一方面，女性得益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认知能力获得了大幅度提升，能够主动获取有利的健康信息以降低自身患病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劳动参与得到的更高收入为女性获取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服务提供有力的物质支撑。女性健康水平的提升也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2.女性人口素质提升的“正外部性”

女性自身人口素质提升将产生“正外部性”，主要包括生育子代数量的减少和养育子代质量的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推迟了初婚年龄，降低了生育水平，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口红利为一些国家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更重要的是，女性通过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延长人口素质的经济效应，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长远影响。正如前世界银行行长所引用的非洲谚语，“教育好一个男孩是教育好一个人，教育好一个女孩是教育好一个家庭乃至整个国家”[19]。女性相比男性更倾向于将收入投资子代。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其家庭谈判地位与议价能力的提高能够改善家庭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保障子代获得充分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有利于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20]。家庭内部的保健模式同样受母亲文化程度的影响：母亲较高的文化水平有助于其为子代搜寻和应用最新的健康资源，子代健康将因此受益。可见，受教育程度高的母亲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后备劳动力，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的潜能。此外，在女性为提升子代素质而进行家庭资源分配的过程中，社会整体储蓄水平也将得到提高，从而为经济增长创造有利条件[21]。

总之，女性地位提升从人口素质维度对经济增长同样产生积极影响，且相较于劳动参与，人口素质改善的经济效应，其影响层面更广、影响时间更久。此外，女性丰富的专业知识积累和共情能力又是其社会参与的突出优势。

（三）社会参与与经济增长

女性的社会参与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女性参与企业管理决策，二是女性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在社会参与过程中，女性一般更加关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弱势群体，注重社会责任，致力于构建和谐平等的社会氛围。一方面，女性通过社会参与能够改善微观市场主体的管理体制，减少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为女性劳动参与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女性对弱势群体教育、医疗等公共权益的关注有利于改善社会氛围，促进人口素质的整体提升。

1.女性参与企业管理决策

随着女性广泛地参与生产劳动以及人口素质的稳步提高，劳动者群体中不断涌现出工作经验丰富、文化水平较高的女性管理者。她们参与企业的日常管理和决策，推动企业和社会经济高效运转。女性加入企业管理层，能够帮助企业降低运行风险，从而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和财务状况[22]。同时，女性高管相比男性表现出更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女性高管数量的增加将推动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并有效改善企业内部的性别歧视[23]。此外，女性正通过创业为社会就业水平以及财富创造做出巨大贡献，发展中国家女性更是将创业视为一种摆脱失业和贫困的重要途径[24]。女性企业家更加注重性别平等，通过广泛吸收女性就业和提拔女性管理者可以改善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状况[25]。

女性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不仅改善企业的经济表现，而且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良好的市场环境又会进一步释放女性在劳动参与以及人口素质方面的经济效应，推动经济高效增长。女性参与企业管理决策与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二者既相互联系又存在区别：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强调女性在经济部门间的水平流动，主要体现女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女性参与企业管理决策是其就业结构调整的结果之一，表现为女性在职业维度的向上流动，反映女性就业层次的提高和市场环境的改善。

2.女性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

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社会建设中的女性数量不断增加。女性凭借其细心周到、通情达理等优势，成为政府及其他各类社会组织中的重要力量。女性公职人员对腐败的容忍程度更低[26]，并且女性会更加关注妇女儿童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公共服务的获取状况，致力于推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均等化[27]。同时，社会组织为女性促进性别平等、参与公益事业、帮扶妇女儿童以及保障社会弱势群体权益提供了另一重要渠道。社会各领域中的女性可通过社会组织为弱势群体提供指导和培训，帮助其获得工作机会，进而改善社会整体的就业状况[28]。因此，女性通过参与国家与社会治理为劳动参与增加和人口素质提升创造了有利的宏观社会经济环境，从而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女性广泛地参与企业管理决策以及社会经济事务管理，对一国经济增长而言，更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它强调为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人创造一种和谐、平等、包容的社会氛围，不断增强经济发展潜力。在讨论女性社会参与所发挥的作用时，视野不应仅局限于女性这一群体和当期这一时点。社会参与的效应是全面而长远的，经济增长只是女性社会参与所带来的有利结果之一，更应当看到女性在完善制度体制、转变发展观念、提高社会福祉、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等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综上所述，女性地位提升可以通过劳动参与、人口素质和社会参与三个维度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如图1所示，各维度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劳动参与增加是女性地位提升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方式：女性劳动供给的增加拓宽了劳动力储备池，同时女性能更好地适应产业结构调整，有助于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人口素质提高是女性地位提升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得益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健康状况的改善，女性将拥有更加充足的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由此产生的“正外部性”也将提高子代的人口素质，优质的劳动力储备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社会参与增强是女性地位提升促进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方式：女性通过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有利于改善市场环境，促进社会经济良性发展；女性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事务管理，有利于构建和谐平等的社会氛围，持续释放宏观经济效益。

图1 理论框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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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与研究展望

（一）讨论

本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是对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口因素的新探讨，有助于理解经济发展的新态势。在社会经济具体实践中，女性地位提升通过多个维度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片面强调女性劳动参与率或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将会造成女性个人以及社会整体福利的损失。例如，仅注重女性劳动参与而不提升女性的人口素质，将导致女性在经济转型中面临生存危机；在劳动力市场不健全的国家，受教育水平高的女性难以充分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提升女性地位需要社会各领域进行系统性变革，将性别平等观念贯穿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让女性在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同时共享发展带来的成果，形成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良性循环。

中国当前正处于重要的历史交汇期，同时也经历着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从性别视角关注经济增长，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强调“妇女是人类文明的开创者、社会进步推动者，在各行各业书写着非凡成就”，并指出要尤其关注女性在抗击疫情和推动经济社会复苏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2021年6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开启了中国生育政策的“三孩”时代。女性作为生育行为的主要承担者，在国家为“全面三孩”政策实施配套措施支持的过程中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下，“全面三孩”政策并不仅是应对新时期人口发展问题的一次重要政策调整，同时也为女性地位提升创造了有利的现实条件，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特殊贡献。2021年9月，《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再次强调男女平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女性事业在健康、教育、经济活动、决策和管理参与、家庭建设等八个领域的发展目标与政策措施，均与女性群体福利息息相关，且与本文的研究视域高度一致。可以预见，女性地位提高所带来的积极经济效应将会得到进一步释放。

在新时期，女性地位的提升要求我们以一个更加全面、更加平等的眼光看待经济发展问题，需要加强营造平等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环境，推动女性人力资本高效转化；需要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为女性的家庭养育行为提供必要支持，打破工作-家庭冲突对女性的束缚。另外，也应当扩宽女性社会参与途径，提高女性在各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和社会组织中的任职比例，充分挖掘和发挥女性地位提升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为经济高质量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二）研究展望

经济学领域的性别研究发展至今，女性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受到重视，相关理论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佩吉斯等学者在探究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时，最先使用“性别红利”（Gender Dividend）一词来描述该地区女性就业增加和受教育程度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9]。国际上“性别红利”研究的出现，为国内学者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对性别红利的解读中，蒋莱认为女性多维角色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贡献是性别红利的重要反映，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值得企业组织和国家重视[30]；朱荟等则进一步将性别红利提炼为促进性别平等过程中所释放的广义社会经济效应[31]。围绕性别红利的作用机制，石智雷等建立起女性地位提升与女性自我价值实现、家庭贫困缓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32]；陆杰华等构建包含数量、质量、结构、转型四种类型性别红利的分析框架，探讨中国释放性别红利的机会窗口[33]。此外，在如何实现性别红利这一现实议题上，陆杰华等还侧重分析中国实现性别红利所面临的现实制约，认为进行相关制度设计以充分激发性别红利的潜力有其必要性[34]；杨菊华等则基于对性别红利基本特征的分析，提出了激发性别红利社会效应的相应政策建议[35]。

性别红利不仅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要素作用的新拓展，更是对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深入理解，应当以更加宽阔的视野关注女性地位提升所发挥的作用。目前，性别红利仍是一个新兴概念，国内外学界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与研究逻辑，相关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亟待进一步展开。总体而言，现有研究都认同女性地位提升、促进性别平等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促进作用，观点的差异可理解为性别红利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维度、不同阶段的反映。性别红利所涉及的领域广泛而又复杂，是对女性地位提升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应的高度总结和概括。

最后，本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是基于全球整体发展趋势，是一般性的理论分析框架。然而，具体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女性地位提升的程度以及经济发展的要素禀赋在客观上存在差异。因此，女性地位提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异质性或者区域差异值得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此外，也可尝试在本文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开展定量与实证研究，为女性地位提升促进经济增长提供经验证据，以丰富性别视角下的经济学研究。

注释：

[1]《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3页。

[2]庹思伟、周铭山：《人口结构、劳动参与率与长期实际利率演变——基于女性劳动文化视角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12期。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80页。

[4]Oliver, K., Julia Kristeva’s Feminist Revolutions, Hypatia, 1993, 8(3): 94-114.

[5]Okin, S.M., Feminism, Women’s Human Right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Hypatia, 1998, 13(2): 32-52.

[6]Nelson, J.A., Gender and Feminist Studies in Economics//Smelser, N. J. and Baltes, P.B.,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Pergamon Press, 2001: 5920-5924.

[7][9]Meulders, D., Feminist Economics //Smelser, N.J. and Baltes, P.B.,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Pergamon Press, 2001: 5451-5457.

[8]Pujol, M.A., Into the Margin! //Kuiper, E. and Sap, J., Out of the Margin: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s, Routledge, 1995: 12-24.

[10]Nelson, J.A., Feminism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9(2): 131-148.

[11]Elson, D., Gender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Gender & Development, 2010, 18(2): 201-212.

[12]Minasyan, A. et al., Educational Gender Gaps and Economic Growth: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World Development, 2019, 122: 199-217.

[13]Hassan, G. and Cooray, A., Effects of Male and Female Educ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Some Evidence from Asi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15, 36: 97-109.

[14]Thoresen, T. O. and Vattø, T. E., An Up-to-Date Joint Labor Supply and Child Care Choice Model,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9, 112: 51-73.

[15]Greenwood, J., Seshadri, A. and Yorukoglu, M., Engines of Liber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5, 72(1): 109-133.

[16]Johnson, W. R. and Skinner, J., Labor Supply and Marital Sepa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 76(3): 455-469.

[17]Gallen, Y., Lesner, R. V. and Vejlin, R., The Labor Market Gender Gap in Denmark: Sorting Out the Past 30 Years, Labour Economics, 2019, 56: 58-67.

[18][19]Knowles, S., Lorgelly, P. K. and Owen, P., Are Educational Gender Gaps a Brak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Some Cross-Country Empirical Evidence,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002, 54(1): 118-149.

[20][29]Pagés, C. and Piras, C., The Gender Dividend: Capitalizing on Women’s Work,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10, 1-36.

[21]Seguino, S. and Floro, M.S., Does Gender Have Any Effect on Aggregate Sav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2003, 17(2): 147-166.

[22]Hoobler, J.M. et al., The Business Case for Women Leaders: Meta-Analysis, Research Critique, and Path Forward,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8, 44(6): 2473-2499.

[23]Byron, K. and Post, C., Women on Boards of Directors and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6, 24(4): 428-442.

[24]Minniti, M. and Naudé Wim.,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Across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010, 22(3): 277-293.

[25]李兰、仲为国、王云峰：《中国女企业家发展：现状、问题与期望——2505位女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管理世界》，2017年第11期。

[26]郭夏娟、涂文燕：《女性是否比男性更清廉？——基于中国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的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4期。

[27]Bhalotra, S. and Clots-Figueras, I., Health and the Political Agency of Wome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14, 6(2): 164-197.

[28]谢莉：《社会组织与社会性别互动发展研究》，《人民论坛》，2012年第35期。

[30]蒋莱：《性别红利的现实困境与未来走向》，《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31]朱荟、陆杰华：《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性别平等视角下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理论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32]石智雷、张婷皮美：《性别红利：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视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33]陆杰华、韦晓丹：《中国语境下的性别红利：类型、机会窗口及其未来展望》，《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34]陆杰华、汪斌：《中国性别红利的发展潜力、制约因素及其战略构想——基于性别平等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35]杨菊华、卢瑞鹏：《性别红利：理论意涵、基本特征与社会效应》，《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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