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匮乏”：超语转向下的语言治理 | 文化

 导 读 

青年群体由于过度使用网络流行语，使个人常用词库被占据，降低了语言赋能，多次引发社会对“语言匮乏”的关注。“语言匮乏”体现了丰富的社会语言生活与羸弱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之间的不匹配。然而，主观上感受到的“语言匮乏”是可以超越的，要调动语言主体能力突破边界。“超语转向”是又一次语言技术变革，在多语符、多模态与多场景的参与下，语言表达的手段与环境更为丰富多元，增加了突破语言边界的可能。应正视包容多模态语言符号的积极创新，警惕网络空间语言负面效果的消极反噬，在多元化的表达手段中，发掘语言底蕴，规范语言使用，推动语言表达的融汇创新。

“语言匮乏”：超语转向下的语言治理

作者：罗琭昕

 摘 要 

网络空间语言强势表达的“虹吸效应”极大削弱了个人基本词库，尤其改变了青年群体的语言交流方式，使得其语言表达词不达意，表达单一，语言空洞。语言本身从不匮乏，丰富的社会语言生活与羸弱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不匹配，造成了“语言匮乏”群体焦虑。超语转向使得语言表达手段与场景多元化，带来突破语言边界的可能。要正视超语转向中的多模态语言符号创新，完善个体—群体—国家层面的语言治理。

 关键词 ：“语言匮乏” 网络空间语言 超语转向 语言治理

当今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群体普遍感到用词贫乏，词不达意，提笔忘字。他们不自觉地跟风复制网络流行语与新表达，一方面这助推了新词语的迅速代谢，另一方面个人有限的词库被占据，时常感到“语言匮乏”。由此引发的群体焦虑标识了当下语言生活的一大痛点，体现了丰富的社会语言生活与羸弱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之间的不匹配。

一

何谓“语言匮乏”？

 

“语言匮乏”问题在2019年已有一次大讨论。《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份青年调查显示，“76.5%的受访者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了。受访者认为年轻人语言贫乏的表现是基本不会说诗句（61.9%）和不会用复杂的修辞手法（57.6%）”[1]。受访者的困扰包括：惯用固定句式与夸张语气表述，日常表达基本不会用成语，不自觉地复制别人说的话等。光明网舆情中心当年也曾就“语言匮乏”论题在《光明日报》组织系列访谈，李宇明指出：“语言本身肯定是越来越丰富，每个时代都在使用、创造语言，但个人表达方面，确实存在部分人群感到语言贫乏，只会几种有限的表达方式。”[2]2021年1月，部分网民自发成立豆瓣小组“文字失语者互助联盟”[3]，旨在通过练习加强组织文字的逻辑，清楚表达自己的情绪和观点，继而摆脱文字失语。截至2023年12月，该小组已有38万余名成员，帖子多为互助讨论如何措辞描述某一场景、情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6.4%[4]。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逐步一体化，个体“语言匮乏”经由社群化成为集体表征，更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语言治理问题。

目前，“语言匮乏”又被称为“语言贫乏”“文字失语”，被认定为一种“语言疾病”。然而，“语言疾病”为病理学概念，表现为与语言能力相关的生理疾病，如失语症、失读症等，与“语言匮乏”这一社会问题实属无涉。大众传媒多称本现象为“文字失语”，然而，一方面，此命名中的“失语”含义取自社会学概念，指话语权丧失，以致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缄默；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语言都有对应的文字形式，文字属于书写系统，是语言系统之外的平行系统，并非语言系统必备内容。何况“语言匮乏”不仅出现在书写系统，还更多地萌生于口语系统。因此，就语言学而言，“文字失语”命名欠妥。语言能力是一种经济资源、文化资源[5][6]，“匮乏”在释义上比“贫乏”更贴合，故本文称此现象为“语言匮乏”，更显语言能力作为一种资源的不够用、不足用之感。

“语言匮乏”的说法，将“语言”与“匮乏”相连，似存在表面悖逆。当今语言创新空前活跃，语言本身从不匮乏，每日都在新增、变异，蓬勃发展。所以，匮乏的从来不是语言，而是个人乃至群体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语言匮乏”不是“语言”存在“匮乏”问题，而是语言表达能力、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存在单一、贫瘠的问题。“语言匮乏”可以进一步明言为“语言能力之匮乏”，所谓“能力”更多地指涉应用能力，尤其是表达能力。

二“语言匮乏”的典型表征 

当前，网络空间语言的强势表达极大地影响了大众，各界多将“语言匮乏”归结为网络空间语言的滥用，直指网络空间语言的“虹吸效应”导致了原有词汇库被覆盖，一般词汇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复杂的情感表达被消解。因为，“语言匮乏”的典型表征基本都能在网络空间语言强势表达中找到对应。

（一）突兀生造：词不达意

人们在没有语言生理疾病的状况下，却时常出现词语提取失败、无法有效输出语言的情况，有时只是临时忘词，付诸笔端则提笔忘字；有时则是个人词库缺乏可供表达的词汇而显得词穷，只能差强人意地选词表达，或生造附会，不成文法。此外，在社交媒体中，多数人感到没有表情符号就难以交流，当语言不足以或无法表达情感时，则乐于使用表义模糊的表情包达到社交目的。如，狗头表情（doge）依赖语境可以有多种解读，有时甚至是态度相反的语义解读，因其意义的不确定性成为万能表情。

词穷、生造，滥用“万能表情”，都可算作一种张口难言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缄默，映衬出语言本体的运用能力衰退。已有研究尝试利用数据工具解决词不达意、失写难言的问题。与常规词典用于解释词义相反，反向词典根据用户自然语言的描述，提供给用户符合语义的词表，相当于一种特殊的搜索引擎。反向词典的设计无疑映照出在网络语言环境之下，个体无法从个人词库中调出合适词语的现实需求，利用工具松动词汇转换空间，形成网络流行语与基本词汇的同义替换。

（二）语言的冗余重复：表达单一

语言的冗余使用尤其是重复手法，是网络空间语言高强度情感表达的侧面反映。此类重复叠加式的冗余表达在网络空间语言里，包括叹词、语气词的重复相加，“废话文学”的流行，以及汉字部件的叠加游戏。

叹词、语气词的冗余重复在当下网络语言生活中盛行一时。青年群体认为使用单个的“嗯”“哦”“哈”不礼貌，会显得使用者态度冷淡或敷衍，只有使用“嗯嗯”“哈哈哈哈”“哦哦哦”等重复形式，才能达到原本期望的交际效果。此外，通过故意重复、前后矛盾、应然补说等方式构成的“废话文学”，其迅速仿拟、传播也反映出语言的破碎化。

重复利用汉字部件的文字游戏之风也愈演愈烈。如“又双叒叕”，表示“又又又又”，加深语义，强调语气，提升表达效果。同类表达“屮艸芔茻”“火炎焱燚”“土圭垚壵”都是通过冗余叠加表达主观评价与情感，突出显示最小部件的单一语义，借冗余使用其余汉字的形式，形成语势。被突出显示的最小部件单一语义主要是口语上的活用义，如形容兴旺、兴隆的“火”，形容本领大、实力强的“牛”。这种文字游戏被视作一种以汉字字形解析为基础的图像，因为“又双叒叕”不是拿来读的，而是用来看的，是一种形符渲染的字形想象[7]。

冗余使用服务于情感表达的强化[8]，相当于一种“高亮”标注，突出显示某一语义。李安宅先生曾指出，当能指脱离所指成为被挖空的纯粹符号时，语言就带有这种废话般的夸张特征，语言溢出了现实和行动的容器，是语言的通货膨胀[9]。就“语言通胀”论述而言，这种极致表达导致的语言铺张浪费是需要反对的。

（三）词义表面化倾向：语言空洞

网络空间语言的词义表面化倾向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词长的迅速简缩降级、撷取首字母的拼音字母词。词义表面化的优势是符合语言经济性，见形明义，劣势是部分造词法导致语义要么空洞浮泛，消解复杂情感表达；要么晦涩隐蔽，一旦揭晓意义就索然无味。

词长的迅速简缩是将句子截缩降级为词或短语，如“躺着也中枪”缩略降级为“躺枪”，“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缩略降级为“喜大普奔”。此类简缩方式主观随意性大，缩略语使用频率不一，接受程度有别，生命力差异大。教育部曾点名批评网络四字格“人艰不拆”“十动然拒”生造晦涩[10]，说明形式的精简确实带来语义解读的困难。

比缩略更极端的方式是直接简化为首字母，意义模糊。字母词历来饱受争议，但相较以往英文缩写为主的字母词，近年出现大量撷取汉语拼音首字母的字母词，如“yyds”（永远的神）、“zqsg”（真情实感）、“srds”（虽然但是）、“dddd”（懂的都懂/对对对对/顶顶顶顶）等，及其他变异形式，如“u1s1”（有一说一）就是英语发音、阿拉伯数字、拼音首字母的混杂造词。这类拼音字母词普遍存在意义隐晦模糊的特点，多为饭圈、游戏圈用语，随着亚文化在网络空间的地位强势而传播开来。当表达有意突破圈层，进入大众视域，就成为刻意表达，是对社会自我的塑造引导的语言风格实践。在理解词义时，它们意义模糊，近乎“黑话”，甚至存在有意为之的多义解读。

三

超语转向下“语言匮乏”的破局

 

（一）语言表达能力匮乏的根源

现有研究将上述问题归因于电子媒介的装置范式深深嵌入日常表达，不再是自我生成语言，而是依靠流行生成语言[11]；或是网络语言用于表达某种特定、极致的情绪，缺乏创造力[12]；或是来源于语言运用能力的衰退，网络技术的过度依赖，以及思维的贫瘠[13]。亦有统计发现32.5%的同义词无法做等义替换[14]，因缺乏口语体、通用语体、书面语体匹配形式，出现不可避免的“语体缺位”[15]。换言之，部分词语本就缺少某些语体形式，暂时无法找到对应词汇而产生“语言匮乏”实属情有可原，但要注意的是，这种缺位必然会带来词汇的更替，保持语言系统的运动发展。

“语言匮乏”的消极影响受到颇多关注，其导致的困境包括：语言的美学价值降低，只用于传递信息，心智、情感、精神和创造力趋向于衰弱和萎缩[16]；社群化表达制造出的信息孤岛、信息茧房，带来连锁消极反应；语言表达的固化产生思考的惰性，相应地，思维的单维化反映在语言上，就会出现以偏概全、情绪化的非理性表述方式。

以上对产生“语言匮乏”根源的挖掘及其后果的讨论，都与思维单一、贫瘠直接相关。该讨论指向语言学的一个经典论题——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一般认为，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反映，是思维认知的工具。语言与思维关系当中最受争议的观点莫过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弱假说为语言影响思维，即语言的结构、用法会对思维方式产生一定影响；更极端的强假说为语言决定思维，语言会限制思维发展的可能。史蒂芬·平克反对该看法，指出：“认为语言就是牢狱的看法实际上过高估计了语言本身的力量，从而贬低了语言主体的能力。语言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能力，我们运用它来从不同的人那里获取思想，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它进行更改和选择，以促进思想的进步。”[17]在这个意义上，主观上感到的“语言匮乏”是可以超越的，要调动语言主体能力突破边界。

（二）超语转向中的多模态语言符号创新

对于“语言匮乏”，绝大多数言论指摘个人化与碎片化的网络环境，认定网络空间语言是“祸首”，只要抛弃使用新兴语言，就能摆脱“语言匮乏”。可是，“语言匮乏”仅仅只是网络病吗？事实上，网络空间语言只是“替罪羊”，抛弃网络空间这一语言创新极其活跃的“语言特区”[18]，不仅不会消弭表达能力的沟壑，反而会错过超语变革浪潮。

“超语”（translanguaging）指双语教育领域的语言切换，体现为语言学习与使用中协调多种语言与符号资源的能力，强调多语者超越语言边界的能力。[19]发展至今，语言与技术手段日益紧密。李宇明直言“人类进入超语时代”[20]，并扩大“超语”概念外延为有赖于融媒体环境出现的语际、文字、符号，甚至场景之间切换的超语能力。因此，“超语”之“超”为超越语符边界，融合多语符，采用多模态，加工新场景，建构新的语言生活。“超语转向”是又一次语言技术革命。人类历史上，文字的发明、印刷术的传播、有声媒体的扩散、互联网的推广，乃至于今日的语言智能，都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语言变革[21]。随着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数字网络、多媒体的普及，社会交流的主流已成为融合包括视觉符号、副语言等多种符号在内的交流方式。“超语转向”就是建立在融媒体基础上，扩大语言符号资源范围，将具体语言、文字、姿势语言、表情语言、音响语言与图像语言、场景相融合的人类语言技术进步。

超语转向机遇承载多模态、多语符的参与，亟需延展语言符号认知框架。“多模态”指的是除文本以外的图像、图表及任何有意义的多种符号编码[22]。在超语转向下，语言交际由多种符号资源共同参与建构，语言与图像、影音等多媒介互动，逐渐产生多模态特征。如网络表情包聚集图画、动态图片、文字符号等多模态，擅于造成多种解读和反向效果，是后现代语言游戏的代表，并为青年群体广泛接受。超语转向的典型表现为超语手段的符号化，动态图片甚至短视频等视听语言、人机对话场景都可以用于情感表征与信息表达。在人工智能浪潮下，人类对语言奥秘的持续探究势必影响思维模式，人类也将更擅于运用多媒介手段增强副语言能力，在融媒体环境中，借由多模态特征扩张对语言的认知视野，认识到语言表达手段的多元化。

四

超语转向下“语言匮乏”的治理

 

“语言匮乏”与个人乃至群体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相关，匮乏多体现为无法实现恰如其分的表达，语言表达方式单一、词汇贫瘠，影响个体的情感表达，也不利于媒体的传播推广，成为不容忽视的语言治理问题。超语转向机遇下，语言表达的手段与环境更丰富多元，增加了突破语言边界的可能。应正视多模态语言符号的积极创新，警惕网络空间语言负面效果的消极反噬，有意识地规范、治理，提升语文基础素养，积极拥抱新媒介环境下的超语变革机遇，培育提升公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大环境，在多元化的表达手段中，发掘语言底蕴，规范语言使用，推动语言表达的融汇创新。

（一）个人层面：主动参与语言素养提升计划

个人语言能力是个人用语言完成人生事务的能力，它影响认知水平，关乎人的全面发展，必须重视个人语言能力进步对国家语言能力提升的推动作用。

面对词不达意的问题，首要的是积累语文素养，坚持终身学习。语文素养与语言能力的提高绝无捷径可走，唯有多读书，读好书，勤于写作，适度背诵名篇名段[23]。平日注重阅读积累，勤于写作，提高语言文字的组织能力与表达能力，做到先规矩而后巧，达到修辞立其诚。还要注意有意识地训练语言逻辑，锤炼语言技巧。第一，模仿对象上，可从应用文写作的训练中汲取经验。应用文以实用性为目的，讲究真实、规范，行文利落，语言简明。应用文既有专业化要求，又有大众化特点，语体用词时有转换。从中学习如何换用同类词汇，如何调取适当信息，都有助于提升语言文字素质。第二，训练方法上，可使用费曼学习法训练语言表达，试图用简单明了的已知语言去解释新词新语。《反对党八股》曾给语言的学习提出三条路径：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生动活泼、切实有力；从外国语言中吸取我们所需要的成分，不但要吸收进步道理，还要吸收新鲜用语；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好的仍然有用的应该继承[24]。这对于当下的语言学习与提升依然富有启示意义。

（二）群体层面：分场合有效运用文体、语体

表达单一、跟风复制，症结在于表达的跟风，主要跟的是新兴语言的风。新兴语言是当代语言生活的产物，也是语言自身发展创新的成果。为避免单一复制，则要丰富表达的多样性，除展现词汇本身的多样性以外，还要注意转换场合语境。

一方面，分场合采用恰当文体，学会区分日常语言环境使用专门语言、美感语言。近代以来叙述语言分为专门语言与美感语言，卡尔维诺提到数学语言对知识书写的渗透、数字技术对语言的改造以及程式化语言的使用，使直白、模式化的专门语言进入大众视野，日常语言逐渐变得“反语言”，丧失了内涵和意义，美感语言也由此衰落[25]。刘海涛由豪格“四个模型”谈到语言精细化是为满足不同场合的需求，出现科技领域的术语现代化与文学作品的语体丰富化[26]。日常语言的进一步精细划分能产生至少两种不同的领域语言：一种是专业精细路线的归途——专门语言，如科技术语；另一种是美学精细路线的延伸——美感语言，如名词雅称。新兴语言既非科学语言，但有直白的特点；又非美感语言，却又用于青年群体日常交际。因此，首先需要树立正确的语言观，即简明灵活的新兴语言与庄重文雅的语言表达方式并非对立，而应互济共存。共存的办法就是分场合使用正确文体，提升语体能力。

另一方面，分场合使用恰当语体，要学会认清口语语体、一般书面语语体和典雅书面语语体“三语体”[27]，提高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根据“三语体”能力划分，口语语体与一般书面语语体一致，我手写我口，但典雅书面语语体应字斟句酌，引经据典，文辞凝练。网络空间语言是语言自身发展、创新的成果，甚至被视为一种新兴的独立的话语表达体系——网络语体[28]。网络语体是在网络空间里实现信息交流的新的混合性语体，既有别于书面语语体，又区别于口语语体，兼具传统口语语体与书面语语体的特点[29]。网络语体与庄重文雅的语言表达不是对立关系，应当相互补充。

（三）国家层面：推动阅读工程与语言产业发展

解决语言空洞、浅显无味的问题，根本上是要提高国民语文素养，需要从顶层设计上形成规模，引发效应，帮助个体提升语言素养。

一是国家层面建设相应标准与配套资源，切实提高各年龄层文化涵养与语言能力。为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丰富公民思想文化建设，国家已启动全民阅读标准建设工程，编纂全民阅读文库，开发全民阅读智慧测评系统[30]。阅读是积累素材、涵养文化的重要保障，经典是阅读不可替代的学习资源，面向不同年龄群体，需建设相应的全民阅读工程体系。如面向儿童和青少年，进一步加强蒙学教育，传诵蒙学经典，创作适宜学龄前儿童、小学生演唱的新式歌谣；在图书资源、多媒体资料上下苦功，开发值得长期阅读、有质有量的国风绘本，形成延续性阅读保障。

二是关注当代语言生活，重视语言产业发展。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源，更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语言产业是为满足各种语言需求而生产语言产品的业态集合。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已进入新征程，语言文字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语言产业的支撑，“语言匮乏”问题显示出语言需求与语言产品之间的缺失或联系不畅。不少汉语词典已推出电子资源，如“汉语大词典”“涵芬”“辞海”以手机APP或小程序形式展示语言文化百科知识。以“辞海网络版”小程序为例，词语义项解释附带知识导图，畅联相似或相关词条，呈现概念图谱，同时，百年党史、历史上的今天、万国志、地方志、人物志，一应俱全，知识链接丰富、鲜活。但这类语言产品推广力度受限，城乡差异明显，并未很好地下沉至基础教育、乡村教育中。要加强语言需求调查与语言产品的联系，助力语言产业发展。

五

结 语

 

公众语言表达的单一、空洞、贫乏，反映出当下丰富的语言生活与群体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之间的不匹配。青年群体由于过度使用网络流行语，个人常用词库被占据，降低了语言赋能，多次引发社会对“语言匮乏”的关注。“语言匮乏”焦虑主要集中于青年群体。新时代中国青年在社会文明建设中引风气之先，提高语文素养与语言能力于青年群体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关乎个人精神风貌，更关乎民族与国家的文化气质。中国语言材料丰富多元，文字历史悠久，记录流传的书籍、文物、戏曲、谚语超越时空，播扬至今。青年群体追新求异，这种“新”与“异”可以寻求复兴中华传统优秀语言文化的方式。如数字技术手段可以焕活古老的文字，让甲骨文发现与破译的故事进入青年视野，使中华文明之根脉更易探寻；可以保留乡音，保护国家珍贵语言资源，展示汉语的演变及中国语言的分布，让青年群体打心底爱上自己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民族语言、方言。又如，从“中国诗词大会”“汉字听写大会”“国家宝藏”到“经典咏流传”“典籍里的中国”“中国地名大会”，一系列结合传统文化与当代智慧的节目激发了青年群体对语言文化、历史文化的极大热情。对语言文字的钟爱是表达的内驱力，依靠多样的讲述方式，传承弘扬与创新发展独树一帜的语言文字，满足新时代旺盛的表达需求，可以帮助青年群体远离“语言匮乏”焦虑，拥抱语言之美。

 注释：

[1]王品芝.遇到好笑的事儿,我却只会说“哈哈哈”[N].中国青年报,2019-03-21(8).

[2]光明网舆情中心.高兴只会用“哈哈哈”:我们的表达能力“断档”了吗.光明日报,2019-04-08(7).

[3]豆瓣网.文字失语者互助联盟[EB/OL].https://www.douban.com/group/715666/.

[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3-8-28)[2024-6-12].https://cnnic.cn/n4/2023/0828/c199-10830.html.

[5]李宇明.公民语言能力是国家语言资源——序《母语·文章·教育》[J].中国大学教学,2009(02):23.

[6]张先亮,赵思思.试论国民语言能力与人力资源强国[J].语言文字应用,2013(02):2-9.

[7]申小龙.“又双叒叕”不是语言,而是一个图像——论中文的汉字想象[EB/OL].(2022-4-12)[2024-6-12].https://mp.weixin.qq.com/s/20lvfmUPa98GteSYBb5Iww.

[8]徐默凡.多少汉语表达的滋味泯灭于动辄“死去活来”的流行语[N].文汇报,2021-08-16(9).

[9]李安宅.论语言的通货膨胀[J].文化先锋,1946(15).

[10]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3950号建议的答复[EB/OL].(2020-10-19)[2024-6-12].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jyta_yys/202011/t2020-1113_499824.html.

[11]曹林.拿什么拯救被“梗”住的“文字失语者”[N].长春日报,2021-09-02(7).

[12]王森.网络语体产生的大众心理机制[J].湖北社会科学,2022(10):164-168.

[13]安晓东.语言贫乏之忧的三个维度考量[J].理论月刊,2019(10):146-152.

[14]黄国敬,周立炜,饶高琦,等.基于《同义词词林》的中文语体分类资源构建[R].第二十一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CCL2022）,南昌大学,2022-10-28.

[15]冯胜利.语体俗、正、典三分的历史见证:风、雅、颂[J].语文研究,2014(02):1-10.

[16]杜浩.我们为何成了文字“失语者”？[N].中华读书报,2021-09-15(18).

[17]史蒂芬·平克.白板:科学和常识所揭示的人性奥秘[M].袁冬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245.

[18]徐杰,覃业位.“语言特区”的性质与类型[J].当代修辞学,2015(04):20-31.

[19]李嵬,沈骑.超语实践理论的起源、发展与展望[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21,44(04):2-14.

[20]李宇明,刘鹏飞,任伟,等.“语言与新媒体”多人谈[J].语言战略研究,2023,8(01):50-54.

[21]李宇明.语言规划的六大理念[R].第四届“两岸语言文字调查研究与语文生活”研讨会,广州大学,2023-11-23.

[22]李战子.多模式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M]//田海龙,潘艳艳.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9:46-47.

[23]陆俭明.“学好语文是学好一切的根本”——个人语文素养关系国家语言能力建设[N].光明日报,2022-01-23(5).

[2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7.

[25]卡尔维诺.文学机器[M].魏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92.

[26]刘海涛.语言规划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124.

[27]李宇明.试论个人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J].语言文字应用,2021(03):2-16.

[28]李军,刘峰.网络语体:一种新兴的语体类型探析[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2):64-67.

[29]张颖炜.新媒体视野下网络语言的语体特征[J].江苏社会科学,2015(04):210-216.

[30]全民阅读标准建设工程启动会在京举行[EB/OL].(2023-5-30)[2024-6-12].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305/t20230530_10619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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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互联网+’时代新媒体语言中新兴副词的生成和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21SJA0349）、华南农业大学教学改革重点项目“‘双一流’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类课程思政改革的立体化探索”（项目编号：JG22037）。

 作者简介 

罗琭昕，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讲师，广东省人文社科普及基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培训基地”成员。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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