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出场语境、在场样态与立场自觉 |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导 读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广泛传播,引发了深切关注与正面回响。话语的历史性与具体性决定了话语体系的建构并非是一劳永逸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在国际传播中持续发挥影响力的关键,在于提炼标识、内外兼修的立场自觉,和实现话语创新、理论深化与实践探索的紧密融合与持续互动。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
出场语境、在场样态与立场自觉
作者:刘明松 王 倩
摘 要
考察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出场语境,既要在“中国-世界”的横向空间中拓宽视角,又要在“历史-时代”的纵向时间轴上追溯演进,以双轨并行的研究深入挖掘其时空语境的话语共演。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作为一套涵盖政治、学术与大众话语的建构性话语体系,需要从其学理性的表达形态、内容构成及功能指向三个层面,深入解析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在场样态。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要想稳固矗立于国际舆论场,持续占据一席之地并发挥影响力,就必须协同推进内部建构与外部穿透的双向进程,形成提炼标识、内外兼修的立场自觉,使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成为推动世界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强大驱动力。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话语体系 建构性话语 国际话语交流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广泛传播,不仅在国内激起广泛共鸣与认同,而且在世界舞台上引发了深切关注与正面回响。如果说西方话语的出场,根植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创的“中心-边缘”的现代化差序格局,那么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出场,则是在现代化多元主体并生的空间场域内孕育而生的。话语的历史性与具体性决定了话语体系的建构并非是一劳永逸的,维持并深化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影响力,必须以高度的主体自觉使其稳固地矗立于国际舆论场,确保其成为推动全球现代化发展的持久力量。
出场语境:时间语境与空间语境的话语共演
人类世界的现代化进程,肇始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伴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现代化“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作为一个被帝国主义国家强行揳入现代化浪潮的后发国家,中国在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始终注重观照自身与世界、历史与时代的互动变迁,并将其作为制定发展战略的重要考量。从这个维度出发考察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出场语境,既要在“中国-世界”的横向空间中拓宽视角,又要在“历史-时代”的纵向时间轴上追溯演进,以双轨并行的研究深入挖掘其时空语境的话语共演。
(一)空间语境:“中国-世界”的横向变革
在资本现代性与殖民主义的共谋下,西方国家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与殖民掠夺,强行将诸多后发国家裹挟进现代化的洪流之中。这一进程既推动了世界的整合,又孕育了分裂的鸿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散,在客观上打破了地域和文明的隔阂,推动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然而,由资本现代性构筑的“中心-边缘”的差序格局,却加剧了资源和财富的分配不均,深化了全球空间的割裂状态。新的生产方式促成了“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2],全球空间的不平等性不仅表现为物质层面的资源掠夺,同样体现为思想层面的话语殖民。为稳固自身的“中心”地位,西方以文明和发展为名创造了一套描绘和解释现代化的话语体系,通过语词符号的组合配置及内嵌的一元叙事,赋予西方现代化超脱历史限域的最高合理性与无限普遍性,使人们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上热衷于向西探寻、向西追溯。
随着现代化全球版图的不断重构,中国崛起的蓝图愈发明朗,而西方国家的先发优势则趋于式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不仅宣告“人类历史开启了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多元现代性时代”[3],也预示着西方对现代化话语的垄断地位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一个愈发多元与包容的现代化语境正在形成。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出场不仅是现代化格局演变下一种深思熟虑的战略应对,更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秩序重塑的鲜明体现。它标志着中国正以多元化的现代化话语超越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桎梏,进而挑战并重塑在资本现代性框架下形成的现代化差序格局。
话语出场的背后隐藏的是空间场域内政治权力的争夺。从“中国-世界”这个维度出发,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出场,同时也是中西话语博弈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空间语境内展开的必然结果。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4]。在此背景下,国际话语竞争与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已成为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出场前,世界对现代化的理解源自西方话语的垄断性解读。西方凭借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定经验打造为一种超越时间、空间的普遍性存在。它不仅扭曲和诋毁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效能与世界意义,更禁锢着世界对现代化的场景想象和可能性探索。如若中国无法对本国现代化道路、理论、实践进行系统的话语阐释,则难以避免地会陷入“以西释中”的窠臼,沦为西方现代化话语的“跑马场”。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出场,不仅是语词概念层面的创新表达,更是对现代化本质的祛蔽而返本。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不同于“包裹着学术外衣的政治宣传品”[5],其专注于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理论创新与道路优势,以聚焦中国场域的经验总结,科学阐明了“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6],为世界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发展逻辑、共享中国发展机遇的崭新视角。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出场,标志着中国正积极构建与本国国情相适应、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现代化话语体系,以高度的主体自觉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愈发激烈的话语竞争,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魅力与普遍意义。
(二)时间语境:“历史-时代”的纵向延伸
展观历史可知,中国对于现代化的探索始于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境遇,内部半衰败化与外部半边缘化所引发的主体性失落,构成了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在西方现代化先行的背景下,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探索直接服务于救亡图存的现实目的。然而,无论是以器卫道的洋务运动,还是制度牵引的维新变法,又或是文化改造的新文化运动,都无一例外惨遭失败。究其根本,是因为这些现代化尝试并未摆脱西方先在理念的思想统摄,无法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这一被动局面,直至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才开始扭转。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具体国情,自觉规避西方话语对思维的限制和束缚,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从救亡图存的原初语境,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语境,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不仅创造了现代化发展的根本社会条件,更赋予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以具体的历史内容与场景想象。新民主主义时期,党以实现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作为现代化的先决条件,通过破坏旧世界的革命运动,创造了现代化事业的根本社会条件,并着眼于战争需要,推动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完成对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四个现代化”为目标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大规模现代化建设设立了较为全面的目标指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基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整体转型的现实需要,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话语概念,创造性拓宽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框架与结构要素,并创造性地提炼出以“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新质生产力”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概念、新话语和新范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转变内生于中国理论与实践的互促共进,焕发于中国道路的共同开辟,彰显为中国话语的自觉引领。基于对语源发展的历史考察可知,党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将观念、理念、价值等要素注入进语词系统,随着历史语境的变换而不断地编码重塑。从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通过对话语的主动阐发,将现代化百余年探索的历史演进、理论发展与实践进程连缀成线,着重强调从单一领域上升为对现代化宏伟蓝图的整体性观照,不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阐释,并通过话语的不断出场来保证话语的始终在场。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时代出场,源于对“历史-时代”语境的重新识别与定位,这既是对党的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承继发展,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主体自觉的历史必然。
二
在场样态:中国式现代化基本论域的建构性话语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一经进入世界现代化话语交流、交锋、交融的舞台,便开启了全球关于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广泛对话。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是一套涵盖政治、学术与大众话语的建构性话语体系。它不仅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有特质,还全面展示了中国如何在“先天不利”的背景下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新模式。对此,需要从其话语体系学理性的表达形态、内容构成及功能指向三个层面,深入解析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在场样态。
(一)表达形态:政治、学术与大众话语的有机统一
话语通常涵盖三种基本形态,即承载政策意向的政治话语、聚焦知识探索的学术话语和贴近民众日常生活的大众话语。政治话语以国家的正式文件、领导人讲话、会议通稿等文献为文本基础,强调权威性和导向性。学术话语则遵循知识生产逻辑,注重话语表达的理论性与系统性。而大众话语更加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强调实用性和通俗性。话语的三种基本形态各自有其独特的语词系统与思维逻辑,体现了话语的不同侧重与差异受众。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时代在场,突出表现为三种话语表达形态的交织与共鸣,它们相互协同、有机统一,共同构建了一个多元而立体的表达系统。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政治话语生成于党和国家对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以及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前瞻把握,它侧重于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与战略导向,体现为诸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等涵盖政策意图的话语表达。这些政治话语不仅反映了党和国家实践领域的侧重点变化,而且注重运用话语的意识形态功能,来推动规划性目标的实现与集体意志的构建。相较于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中国式现代化政治话语往往处于话语体系的先行位置,表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其二,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话语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是中国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相关概念、范畴、话语、理论的学术性分析与阐释”[7]。作为一种建构性话语,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话语不仅是对政治话语的简单转译,更是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方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来源、演进历程、概念表述、动力机制、价值意义等多维度内容的分析与建构,由此形成具有创新性和解释力的学术表达,使话语体系成为兼具政治性与学理性的统一体。其三,中国式现代化大众话语以人民群众为话语主体,以“接地气”的表达方式让普通民众看得懂、听得懂、说得出。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党和国家运用贴近民生、迎合大众的表达方式,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撸起袖子加油干”等通俗的话语表达,将中国式现代化复杂的理论、政策或概念,转化为民众能够轻松理解且乐于接受的信息,以此汇聚民众共识,使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能够高效转化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力量。
(二)内容构成:横纵关联的体系结构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围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话语主题,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系统阐释。对此,可以从横纵两个维度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内容构成进行解读。
从横向维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涵盖了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等多个领域的话语内容,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反观西方,其遵循着“先物质、后精神”的发展秩序,在话语阐释时往往用片面的经济指标以偏概全,而忽视了现代化对于文化认同变迁、政治体制演进等多个层面的深远影响。相较之下,中国式现代化“并联式”的发展模式为社会历史变迁提供了更为全面而深刻的视角。反映在话语上,它强调多领域的同步推进与协同效应,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线性发展。这种“并联式”的话语构成,勾勒了一幅全面、协调、整体、可持续的现代化图景,突出表现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不仅是量的扩张,更是质的飞跃。
从纵向维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展现了核心话语与基础话语的深刻统一。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中,核心话语犹如大树的根脉一般,代表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它表现为以“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为代表的直接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特征进行阐述的话语。这些核心话语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的准确解读,更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应然形态和实践路向。相较而言,基础话语则如同大树的枝叶一般,覆盖了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各个方面,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多样表现与广泛足迹,诸如“新发展理念”“乡村振兴”“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这些话语虽未直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但它们共同搭建了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架构,对于系统回答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基础话语与核心话语的统一,既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语义准确性,又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阐释,极大地拓宽了话语的广度与深度,全方位增强了话语引导实践和激发共识的现实力量。
(三)功能发挥:阐述、规范与导向的效能展现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具有强烈的规划性特征,其所遵循的不是资本扩张的无序逻辑,而是党和政府基于特定历史时期制定的发展规划。这种规划性力量的实现需要充分发挥话语的意识形态功能,将抽象的内容具象化地投射在人们的头脑之中,最大限度实现顶层设计与社会意志的对接,进而取得政策目标与行为取向的一致。从这个维度出发,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时代在场,同样表现为其话语功能的效能展现。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具有强大的中文阐述功能,系统展现了中国现代化的普遍性特征与独特性面貌。它不仅是一个言语表达框架,更是思想与实践的外化载体,揭示了中国如何在遵循现代化发展普遍规律的基础上,融入自身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及国情特色,走出一条既符合现代化发展规律,又彰显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突出强调现代化的“中国式”特质,通过对中国历史及文化背景的深刻剖析,系统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必然性,并结合国际比较视角,全方位论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越性,为世界提供关于现代化多元路径的深刻思考。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系统而全面地向世界阐释了现代化的普遍性特征,科学揭示了走向现代化的“方式与步骤可以而且也必然有所不同”[8]的道理,在推动现代化本真意涵祛蔽返本的同时,也以高度的中文话语自觉消解了西方的话语霸权。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具有高效的社会规范功能,能够“以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话语范式”[9]规范社会成员的思想认知与行为实践,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现代化的发展难免会出现不同层面的困难与问题,而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能够通过话语的规范作用,对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进行及时矫正。比如,“以人民为中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规范性话语,都是通过对抽象概念的转化,形成公众易于理解且愿意接受的话语观念,不仅矫正了社会发展观念,还促进了社会共识的有效形成。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具有宏阔的历史导向功能,能够通过话语的显性化力量引导和催化中国乃至世界的社会历史变迁。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通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两步走”战略安排等话语内容,展现了现代化在中国的历史演进、价值导向及发展目标,向国内民众传递了现代化共建的发展愿景,指导着现代化实践的纵深推进。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依托“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超越国界的话语理念,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有力地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于现代化问题的既有认知,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社会结构与国际秩序的变迁。
三
立场自觉:国际话语传播领域的标识提炼与内外兼修
话语的历史性与具体性决定了话语体系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要想在国际话语传播中长久地保持生命力,持续地发挥影响力,就必须具备与时俱进的创新活力,而这活力的核心源泉,在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提炼标识、内外兼修的立场自觉,和实现话语创新、理论深化与实践探索的紧密融合与持续互动。
“立场”是一种更具探索性的理念,所追求的是一种对于真理趋势和规律精神的掌握,它承载着话语的意识形态意涵,是话语得以立基的内在支撑。话语、理论与实践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且复杂的相互关系。“话语作为一种思想的表达,可以在思想本身发展的历程当中找到依据,而思想本身的变化又是来自现实的实践活动。”[10]相较于话语而言,理论是对科学规律的把握,实践是理论与话语形成与发展的现实基础,为其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和验证机会;而话语则表征着特定的意识形态与历史过程,它既是理论得以阐释的外化渠道,也是实践成果传递的信息载体。话语、理论与实践三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人类认知的持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立场自觉,离不开话语、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互动。为此,必须深入发掘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中涌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既要强化理论与实践的双向反馈机制,确保理论创新能够及时反映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需求,又要积极推动理论与实践成果向话语资源转化,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立场,使其既能准确反映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规律性、复杂性,又能为解决现代化发展的实际问题提供有效的话语指导。如此,才能用贴合时代的话语创新,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与普遍价值阐释传达给世界。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要想稳固地矗立于国际舆论场,持续地占据一席之地并发挥影响力,就必须协同推进内部建构与外部穿透的双向进程,形成提炼标识、内外兼修的立场自觉。为此,既要向内推动话语体系的主体建构,通过与时俱进的话语创新确保话语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又要向外增强话语体系的外部穿透,消除传播壁垒,提升话语的国际影响。唯有此,才能在国际话语交锋中把握话语主动,使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成为推动世界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强大驱动力。
为了让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稳定的影响力,应加强话语体系的辨识度和标识性,提炼话语体系的独特标识,以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话语实现其在国际话语场域的差异性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11]任何一种话语体系若要长久地在国际话语场域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具备独特的话语标识。标识性概念在话语建构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既是话语差异性特征的鲜明展现,也是话语深度整合的关键纽带,准确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导向。标识性概念的提炼是一个融合国际视野与本土智慧的过程,既要求把握人类现代化的普遍趋势,又要求彰显中国特色,为全球治理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和标识提炼,要深入挖掘其所蕴含的人类社会发展共性,总结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积累的普遍经验、规律和原则,围绕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环境保护等全球共通的议题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标识性概念应突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有立场,表现中国文化的鲜明特征。这就要求在概念建构过程中,充分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魅力与内涵。然而,仅有概念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以概念为核心建构一套层次分明的话语群。所谓话语群,即“围绕一个核心话语或主题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的话语群落”[12]。作为话语体系的内在构成,话语群能够通过内在的衔接与融合机制,紧密串联起一个个概念与范畴,构筑成一个立场鲜明、层次清晰、逻辑自洽且连贯统一的整体结构。这种有机整合不仅强化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内在凝聚力,还显著提升了其辨识度和独特性。由此,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便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更加鲜明的标识特征和思想特质,以独具特色的现代化话语传递中国的思想理念、价值导向和制度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要想稳固地矗立于国际舆论场,不能仅靠话语体系的内部建构,还要内外兼修,全方位多领域地提升话语体系的外部穿透力,以此实现在国际舆论场的稳固立足。“话语体系虽然是理论的外在表达,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属于抽象概念的集合”[13],通过多元媒介的传播让话语跨越地域与文化的限制传达给广大受众,使蕴含其中的思想观念、价值导向和实践经验得以广泛传播。因此,提升话语的传播效能要积极推动多元传播媒介的协调联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传播渠道,并采用符合时代特点和受众习惯的传播策略,提升受众对话语的接受程度。
首先,通过议程设置推动多元平台间的协调联动,是提升话语传播效能的关键步骤。作为引领国际舆论走向的重要手段,议程可按照公众关注度、媒体报道重点以及政策导向,分为公众议程、媒体议程和政策议程,这三种议程分别映射出不同群体的关切重心,“媒体只有与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紧密互动,三种议程实现完美‘同构’才能有效实现舆情引导”[14]。基于此,多元平台间的协调联动能够同时利用不同平台的传播优势,确保话语的准确性和一致性,进而提升话语的传播效能,扩大话语的辐射范围。
其次,充分利用传媒新技术带来的革新红利,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注入新的活力与可能。随着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在传播领域的广泛使用,传统的“西强东弱”的不平等传播格局遭受严重冲击和挑战,这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打破传统信息壁垒、缩小信息不对称的宝贵契机。对此,我国应牢牢把握传媒新技术带来的革新红利,加强对海外社交媒体运作机制及国际传播语境的深入理解,借助大数据、算法推荐、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提升话语传播的精准性与实时性,“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15],使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能更快、更广、更具针对性地触达全球受众。
最后,采用符合时代特点和受众习惯的传播策略,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传播疏通阻碍。当前,视觉化、感性化与符号化正在取代文字化、理性化的表达方式[16]。面对世界范围内信息接收习惯的深刻变化,能否有效提升受众对话语的接受程度,成为决定话语传播效能的关键所在。基于此,要顺应受众偏好转向,创新性地融合话语内核与短视频等呈现方式,通过精炼而富有创意的内容表达,立体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面貌,使话语适应时代发展的脉搏,增进国际社会的共鸣。同时,也要推动政策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的融合互动,进一步提升话语的亲和力与通俗性,以贴近受众、更易于理解的表达方式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理念与成就,使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既不失高度又接地气,由此促进国内外不同受众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理解与广泛认同。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94.
[3]陈曙光.现代性建构的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J].哲学研究,2019(11):22-28+126.
[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60.
[5]田文林.百年大变局呼唤“新文明观”[J].当代世界,2023(4):36-41.
[6][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23,318.
[7]齐道新.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成样态与功能指向[J].探索,2023(02):1-13.
[8]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37-338.
[9]邓黎,张澍军.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基本功能[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02):39-43.
[10]李嘉莉.中国式现代化:何以从本土叙事转向世界话语[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04):40-46.
[1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4.
[12]卢国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研究[J].科学社会主义,2015(06):55-60.
[13]艾四林,陈钿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三重维度[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2):1-10.
[14]聂智,曾长秋.论虚拟社会治理中自媒体舆情引导[J].学术论坛,2011(12):190-194.
[16]参见吴琼.创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话语表达方式[J].红旗文稿,2017(10):22-24.
(▲向下滑动查看全部注释)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3JZD003)。
作者简介
刘明松,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王 倩,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4年第7期。
-end-
# 推荐阅读 (点击下方标题前往阅读)
01 《学习与实践》2024年第7期目录及摘要02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作者:罗永宽 郁熠铭)
03 政党主导型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叙事” |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作者:段光鹏)
04 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型本质 |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作者:刘鹏飞)05 “语言匮乏”:超语转向下的语言治理 | 文化(作者:罗琭昕)
06 新一轮机构改革的研究进展与未来展望 | 政治(作者:杨开峰 储梦然 田小龙)
07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互助养老——内驱力、定位与发展走向 | 社会(作者: 魏蒙 杜鹏)
08 人工智能体执法并承担执法责任的可能性 | 数字社会(作者: 宋华琳 唐曼)
# 推荐栏目
(点击下方标题前往栏目阅读)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
数字社会 |
基层善治 |
政治 |
经济 |
法律 |
公共管理 |
社会 |
文化 |
新闻与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