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故知新 | 蔣禮鴻：校勘略說·校勘的作用

校勘略說·校勘的作用

蔣禮鴻

利用文獻記載來研究學問，尤其是古代文獻，校勘常常是一種必要的先行工作，雖然它不是研究學問的最後目的。其所以是利用文獻來研究學問的先行工作，是由於它能提供學者以正確的資料，有了正確的資料，才能有正確的認識和正確的結論。校勘供給學者以正確的書本的資料，正確的資料是科學研究最基本的東西。細一些説，校勘可以有下列幾種功用：

第一是祛疑。我們看到文字錯誤的地方，往往解釋不來，不知道究竟講些什麽。謬妄的人，就要穿鑿附會，勉强説出一個道理來，結果是騙了自己也騙了别人。《北史·徐遵明傳》説：“遵明見鄭玄《論語叙》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爲之説，其僻也皆如此。”假使他能找一個對的本子來校正一下，何至於造出一些疑誤别人的僻説來呢？

第二是顯真。有些文字，雖然是錯了的，却並不引起我們的疑惑，錯了的和没有錯的在意義上也没有什麽出入。碰到這種情形，似乎校勘就是多餘的了。其實并不完全如此。例如《淮南子·泰族篇》：“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也。”許慎注：“實者，質也。”宋本正文和注當中的“實”字都作“空”。究竟“實”字對，還是“空”對呢？按《莊子·人間世篇》説：“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梁簡文帝注：“矼，慤實貌。”《淮南子》的德、厚、信、空，就是《莊子》的德、厚、信、矼；古書裏“空空”當作誠慤、質實講的很多；用一個字就是“空”或“矼”重言是“空空”。可見宋本《淮南子》作“空”是對的，因爲後人不懂得它的意義，就改成了“實”。就容易理解來説，“實”字還要易解得多；但就訓詁學的觀點來説，《論語》上的“空空如也”，《莊子》的“德厚信矼”，《大戴禮記》的“婦空空”，《吕氏春秋》的“空空乎不爲巧故也”，這些空字和矼字都是《廣雅·釋訓》裏“悾悾，誠也”的悾字，而在《淮南子》裏又得到了一個助證，這就不能説没有關係了。

第三是明微。有些詞語的意義，看上去并没有什麽不懂，却未必是真懂。例如《孟子》裏的“内無怨女，外無曠夫”，向來不會有人注意到怨女的解釋，但是拿《新序·雜事篇》的“後宫多幽女者，下民多曠”來一比較，再參看《韓非子·外儲説右下篇》“桓公勤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就可以知道“怨女”的怨不是怨憤的怨，而是和“幽”、“曠”的意義相似的。《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楊倞注：“怨讀爲蘊，言雖富有天下而無蘊畜私財也。”《禮記·禮運篇》：“事大積焉而不苑。”《經典釋文》説：“苑，於粉反，積也。”這兩處的怨和苑，意義也和怨女相同。近人張相所著的《詩詞曲語辭匯釋》，常常用各本的異文來推求語詞的意義，雖然方法上還可以商討，却説明了校勘在這方面的功用。

第四是欣賞。文學作品，作家往往不輕下一字，一字之差，就會影響作品的精神韻味，埋没作者經營的苦心。相傳宋人陳從易讀杜詩“身輕一鳥□，槍急萬人呼”，不知道該是什麽字，就自己補上去，補來補去總覺得不妥當；後來得到一個善本，是個“過”字，就十分歎服，以爲就是一個字也不容易想到。這就可見善本對文學欣賞的幫助了。又如杜詩“遂令大奴守天育，别養骥子憐神駿”，蔡夢弼箋道：

坡云：舊本作太奴守天育，子瞻《題子美天育骥圖後》作“大奴字天育”，蓋天育爲大奴字也；今定。猶有石本題云：“大奴，王毛仲也。”守天育，則《唐·兵志》云：“天育，厩名也。”

據此，杜詩有作“守”字的本子，也有作“字”的本子，而蔡氏定從“守”字。在蔡氏的意思，以為大奴是王毛仲，天育是馬厩，大奴不能以天育作他的字號，而作“守”則文從字順。這實在不一定是正確的。“字天育”的“字”，應該解釋爲“字育”的“字”，和下句“别養骥子”的養字相對。“天育”是馬厩，這裏則借代爲天育厩裏的“四十萬匹馬”。“字天育”是養普通的馬，“别養骥子”是對“神駿”的優異待遇。一個“字”，正是老杜不輕易下的，改作“守”字，就泛泛不切當了（又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簽》二十二以爲大奴“第牧馬監奴耳”，不是王毛仲，王毛仲那時以霍國公領内外閑厩，張景順作太僕少卿秦州監牧副都使，還是王毛仲的屬官）。由此可知，文學作品的領略，有時也要借助於版本的抉擇。

第五是知人。前人的立身行事和他的志趣常常寄託在他的著作裏，可是有些著作却會因特殊的原因被别人改竄，而作者的志業要或多或少地被埋没。顧炎武《日知録》裏有一條《古文未正之隱》道：

文信國《指南録序》中北字者虜字也；後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鄭所南《心史》言文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未有稱賊曰大國，曰丞相，又自稱天祥：皆非公本語，舊本皆直斥虜酋名。”（所引文字，據黄侃《日知録》校記）

章炳麟給黄侃寫的《日知録校記序》也有相似的話：

昔時讀《日知録》，怪顧君仕明至部郎，而中稱“明”，與前代無異，疑爲後人改竄。又“素夷狄行平夷狄”一條有録無書，亦以爲乾隆抽毁也。後得潘次耕初刻，與傳本無異，則疑顧君真迹已然，結轖不怡者久之。去歲聞友人張繼得亡清雍正時寫本，其缺不書者固在，又多出“胡服”一條，纚纚千餘言；其書明則本朝，涉明諱則用之。信其爲顧君真本，曩之所疑，於是砉然解也。

文天祥和顧炎武的著作，要不是根據舊本把經過竄削之處校正過來，我們就會懷疑他們的民族氣節，如章氏所説了。在這裏，不但可以因校勘而知人，也可以從而窺見當時的民族壓迫到了怎樣的程度，可以進而論世，校勘就見得很有關係了。

校勘不是研究學問的目的，而是一種手段，一定的手段的運用也會影響結論的正確與否。瑣碎的、没有發明的校勘對學術研究不會有好多幫助，謬妄的校勘反而會帶給研究以損害。在一定的學術研究的領域如文學、史學、哲學裏，我們需要科學的、具有創造性的校勘工作。

據《蔣禮鴻集》（第4卷）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第106-110頁整理

作者 | 蔣禮鴻

編輯 | 沈鍇麗

審核 | 邊田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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