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撷英 | 王挺斌 赵平安：《试论近代汉字与古文字的关系》

试论近代汉字与古文字的关系

王挺斌 赵平安

内容提要：加强近代汉字学与古文字学的沟通、交流，对双方的研究都有好处，也是当下整个中国文字学发展的题中之义。文章在前贤时修的基础上，继续探讨近代汉字学与古文字学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古文字学有助于近代汉字溯源，还可以提供器物形制知识；另一方面，近代汉字资料保存了不少古文字，有利于考释古文字。与此同时，还应注意同形字以及字的时代性问题。

关键词：近代汉字；古文字；学科互动

近代汉字的前身是古文字。古文字也叫古汉字，传统文字学用以指称先秦时期的汉字。因为秦统一后的小篆以及秦至西汉早期的隶书与古文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古文字的研究范围有所延伸。现在一般将隶书成熟之前的汉字称为古文字。古文字学就是以古文字和各种古文字资料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以后，古文字学经过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于省吾、容庚等老一辈学者的努力，继承了文字学与金石学的传统，同时又在语言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影响下，呈现出了新的面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35年，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中明确了古文字学研究的对象、任务、方法、原理、规则及戒律，为古文字学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标志着现代意义的古文字学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考古事业蒸蒸日上，古文字学新资料源源不断。《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等大型资料合集以及各类文字编、集释等工具书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自1978年成立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以来，至2020年，已经成功举办了二十三届研讨会，研究队伍日益壮大。此外，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都有专门的学术网站，为学术界提供了线上交流平台。目前陆续有研究者重视新科技对古文字学的作用，正在探索人工智能在古文字资料的缀合与考释方面的应用。时至今日，古文字学逐渐形成了四大分支；根据裘锡圭《古文字学简史》（2012：140）所列，即商周甲骨文研究、商周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秦汉简牍帛书研究，各个分支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我们也应该想到，古文字学只是中国文字学的一部分。唐兰（2016：138-140）在《古文字学导论》中提出了“新文字学”这一概念：

旧时的文字学，所研究的对象，只有小篆。隶书以下，是学者们懒得去研究的，所以范围是很窄的。……在我要创立的“‘新文字学”’里，所要研究的，是从文字起原一直到现代楷书或俗字、简字的历史。

唐兰（2016：141）强调，研究古文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文字学的发展：

我们要把文字学革新，成为真正的科学，那末，最要紧的，是古文字的研究。所以，为文字学而研究古文字，才是学者所应认清的主要的目的。

在《中国文字学》中，唐兰（1991：25）将近代汉字学作为与古文字学并列的学科：

由中国文字学的历史来看，《说文》《字林》以后，可以分成五大派：一、俗文字学；二、字样学；三、《说文》学；四、古文字学；五、六书学。前两派属于近代文字学，后三派属于古文字学，在文字学里都是不可少的。

近代汉字学与古文字学共同组成了中国文字学，亦即唐兰所谓的“新文字学”。

近代汉字学的发展主要在“五四”运动以后，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以后，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俗字的重要性，朱德熙（1988）、裘锡圭（1989）、李学勤（1998）等曾在不同论著或场合中指出加强近代汉字学的重要性。但遗憾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内近代汉字学与古文字学仍然基本上各自为政，互不合作，正如梁春胜（2018：203）所言：“目前的近代汉字研究主要研究汉隶以下的文字，而对于古汉字和早期隶书关注不够，所以近代汉字研究者往往很难及时、充分地吸收古汉字学界的研究成果，而古汉字学者也往往忽视近代汉字研究所取得的成绩。”

在早期的古文字考释中，已有学者注意到近代汉字资料。罗振玉（2010：496）在《车尘稿·古文间存于今隶说》中说：“往在海东，撰《殷虚书契考释》，始知古文有存于今隶中者。老友沈子培尚书诧为乾嘉以来言小学者所未知，谓予曰：‘除《考释》外尚有几许？盍尽举而端耑为一文以说之。’予诺焉。”[8]罗振玉在文中列举了包括“上”“福”“皇”“曾”“牢”等在内的54个字。后来于省吾（1984：13-17）在《论俗书每合于古文》一文中又增补了“昃”“檆”“楚”等64个字。两篇文章一方面肯定近代汉字有助于古文字考释，另一方面指出近代汉字有古文字之源，是较早探讨近代汉字与古文字关系的论文。

相比之下，李家浩（2012）的《先秦古文字与汉魏以来俗字》则更为系统而全面。他在古文字研究中经常旁征博引近代汉字资料，有些考释就是受到俗字的启发。该文从“俗字溯源”“古文字考释”“同形字”三方面展开论述。“俗字溯源”部分，分析了“氶”“”“”“”“”等俗字的古文字形体本源。“古文字考释”部分则根据俗字考释了“㡀”“憲”“徙”等古文字。“同形字”部分则讨论了“綉绣”“郍”“鉃”“鍞”“”等古文字与俗字中的同形字。最后他总结了文章的写作主旨：“本文的目的，是想沟通古文字学与俗文字学，希望研究古文字的人和研究俗文字的人，都要互相关注一下对方学科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该文专门从理论上进行系统阐释，结合具体的考释，有机地沟通了近代汉字学与古文字学，在整个中国文字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里还需要提及“传抄古文”的研究。“传抄古文”指的是经过人们辗转传抄而得以保存的古文字资料（以战国文字为主体），包括《说文》、三体石经、《汗简》、《古文四声韵》、碧落碑等资料中的古文。按照形体书写形式，可以分为“篆体古文”和“隶定古文”。“传抄古文”可以说是近代汉字学与古文字学的一个交汇口。徐在国的《隶定古文疏证》，对《说文》《玉篇》《龙龛》等书中的“隶定古文”做了大量的溯源工作。李春桃的《传抄古文综合研究》，则对“传抄古文”的价值、版本、时代、国别、形体特点、考释方法等进行了综合性讨论。这是两部“传抄古文”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其实也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近代汉字与古文字之间的关系。

加强近代汉字学与古文字学的沟通、交流，对双方的研究都有好处，也是当下整个中国文字学发展的题中之义。本章拟在前贤时修成果的基础上，从古文字学对近代汉字学的作用、近代汉字学对古文字学的作用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三个方面，进一步探讨近代汉字学与古文字学的关系，以推进两者之间的有机互动。

第一节 古文字学对近代汉字学的作用

古文字学对近代汉字学有正面作用与积极意义。一方面，古文字有助于近代汉字溯源，从而准确理解待考释字的形音义。另一方面，古文字学还可以提供器物形制知识，对近代汉字的考释也不无裨益。

一

古文字学形体本源知识

正如很多事物具有传承性，汉字诞生后一直延续至今，未曾中断过。殷墟甲骨文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距今3000多年，具有中等文化知识的朋友仍可辨识其中简单的字形，因为有些汉字自古至今变化并不太大，这便是汉字的传承性。现在为了研究的方便，研究者多从字形体势差异的角度将历史上的汉字分成古文字阶段与近代汉字阶段两大部分。事实上，汉字是一个系统，近代汉字是古文字的流变，古文字是近代汉字的本源，最终则统一于现代汉字。对于中国文字学的研究，应该树立科学的汉字史观。

因此在近代汉字研究中，溯源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不仅要知道一个字形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还要清楚其形音义以及相关用例，梳理必要的字际关系，这才是真正的近代汉字溯源工作。但有些学者在具体研究中，忽视或误溯古文字这一本源，引起了一些问题。以下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详细谈谈。

1.万

“万”这个字形很简单，作为数字千萬之“萬”的简体形式。阚景忠（2001：98）指出：“简化是为了书写快捷，如‘亂’早在北魏时就简化为‘乱’，‘萬’的简体‘万’早在宋代也已出现。”这个说法显然过于保守，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将“万”“萬”统一作为正字，说明唐代该字已经相当流行。至于“万”是不是在“萬”字基础上简化而成，也则值得商榷。

其实殷墟甲骨文中就已出现“万”字，如“”（《合集》19893）、“”（《合集》24551）、“”（《合集》28007）等。林义光（2012：171）根据金文“𡧍”字偏旁，认为“万”是“丏”的古体。《说文·丏部》：“丏，不见也，象雍蔽之形。”季旭昇（2014：701）认为“万”从人，上部“一”表示雍蔽之义。这个字在甲骨中一般用作地名或国族名，有时候也作为祭祀动词，还表示一种特殊的人。这种特殊的人，屈万里（1961：361）、裘锡圭（1980：81）中认为就是古书萬舞之“萬”，《诗经·邶风·简兮》：“简兮简兮，方将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硕人俣俣，公庭萬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商代晚期的大万簋（《集成》03457）中的“万”大概也是这种从事萬舞工作的人。战国时代有不少“万”字明确用作千萬之“萬”，如：

（《古玺汇编》4467）（《古玺汇编》4469）（《古玺汇编》4472）

《古玺汇编》4467“万”字多加了一点，为饰笔。《中国历代货币大系》2929“千万”亦即“千萬”。1980年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五里牌三号战国墓出土的单䇎讬戈（《集成》17074）“单䇎讬乍（作）用戈三万”之“万”也用作“萬”。郭店简《唐虞之道》27“大明不出，勿（物）皆訇（暗）”之“”字从“万”，“勿（物）”显然当读为“萬物”。《古玺汇编》3648“”即“百万（萬）”。陕西省麟游县出土东汉多得五铢钱范铭文“多得五铢千万”，“千万”即“千萬”。清顾蔼吉《隶辨》卷四东汉建平郫县碑“贾二万五千”中“万”亦用作“萬”。这种古老的用字习惯一直保留到今天。“万”既然是“丏”的古体，“丏”字古音和“萬”正好都是明母元部。“万”用作千萬之“萬”当为语音上的假借，其形体就是承袭甲骨文、金文而来，并不能认为“万”是“萬”的简省形体。

陕西省麟游县博物馆藏东汉多得五铢钱范

2.倀

南齐刘顗买地券中曾出现“倀”字，写作“”“”“”，所在辞例为“都集伯～、营域亭～、部墓门亭～”。毛远明（2014：79）指出：“因‘伯、長’连用，‘長’受‘伯’字影响类化，加形‘亻’作‘倀’，与为虎作倀之‘倀’成为同形字。”《说文·人部》：“倀，狂也。从人，長声。一曰：‘什也。’”“什”，小徐本作“仆”。买地券中“倀”用作伯长、长官义，与为虎作倀之‘倀’是同形字的关系，但“倀”是否类化所致还需要考辨。

我们发现，战国文字中的“倀”除了用为长远、长大、年长义，还有不少长官义，字形及辞例（宽式释文）如下：

上博简《曹沫之阵》25：凡有司帅～。

上博简《曹沫之阵》28：卒有～，三军有帅，邦有君。

上博简《曹沫之阵》36：陈功尚贤，能治百人，使～百人，能治三军，使帅。

郭店简《缁衣》11：故～民者，章志以昭百姓，则民致行己以悦上。

郭店简《缁衣》16：～民者衣服不改，从容有常，则民德一。

清华简《治邦之道》3：虽贫以贱，而信有道，可以驭众、治政、临事、～官。

上博简《曹沫之阵》“倀”为长官之义，可以与“帅”“君”连言并举。郭店简《缁衣》“倀民”即今本《礼记·缁衣》之“长民”，意思是统治民众，也就是作为民众的长官。清华简《治邦之道》“伥官”不能读为名词“长官”，因为“驭众”“治政”“临事”都是动宾结构，读为名词“长官”则不协；这里的“伥官”当读为动宾结构的“长官”，意思是统御百官。

由此看来，“倀”这个字出现甚早。从字形上看，“倀”当为“長”的分化字。

3.

“”在敦煌写本《诗经》（伯2529）中经常出现，写作“”“”“”“”“”，相当于“缁”。关于这类字形的来源，李索等（2020：17）认为：“‘才’古文字中有作‘’（包山简8）、‘’（郭店简《老子甲》3）者。古文字中‘载’或作‘’（郭店简《尊德义》29），从车、才声，‘’右上部构件应为古文字‘才’的隶定形式，右下应为‘车’形之讹，‘’右旁即讹变后的‘’形的隶定形式。”战国文字类似“载”的写法还有中山王壶（《集成》9735）“”，然而“”所从的“”不太可能是这类“载”字形体的流变。

战国秦汉文字中，“甾”字写作：

里耶秦简8-1107

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143

马王堆三号墓遣册51

货币文字“两甾”：

《中国历代货币大系》4084

《中国历代货币大系》4089

“菑”字写作：

武斑碑（《隶辨》卷一）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018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019

陶文“菑亭”：

《陶文图录》4·411·2

《陶文图录》4·412·2

“”和“缁”写作：

睡虎地秦简《封诊式》35

州辅碑（《隶辨》卷一）

考《说文·甾部》：“ ，东楚名缶曰甾。象形。”隶定作“甾”。又《艸部》：“，不耕田也。从艸、。《易》曰：‘不葘畬。’，葘或省艸。”隶定作“葘”。过去一般将甲骨文中的“”（《合集》36535）、“”（《合集》36181）释为“甾”，并认为“甾”“”是两个不同的字， “”所从之“”，《说文·部》：“，害也。从一雝川。《春秋传》曰：‘川雝为泽凶。’”不少学者认为甲骨文黄组卜辞常见的“”（《合集》36559）、“”（《合集》36571）、“”（《合集》36550）、“”（《合集》37513）等就是“”，字形表示洪水泛滥，用如“灾”。但陈剑（2021：1-46）则认为，“甾”“”本是一字异体，上引货币、陶文、简帛文字形体当分析为从田、声；“”是一种器物之形，在此作为声符，后来变成“”或“巛”；“”与甲骨文“”“”“”“”本无关系。“”或“”“巛”还可以变成“”，汉魏六朝碑刻中的“缁”就存在“”“”“”“”等形体。所以，“缁”之异体“”所从与“载”并无关系。

4.妬

现在一般将“妬”作为“妒”的俗字，《字源》将“妒”古音标注为“端纽、鱼部；端纽、暮韵、当故切”，又说该字“从女，户声。秦简‘妒’字从女、石声，属声符更替。‘妬’乃‘妒’字异体。”《汉语大字典》（第二版）、《王力古汉语字典》等字典辞书在“妬”下皆用“同‘妒’”一语，表明“妒”正“妬”俗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清华简中正好出现了“妬”，字形作：

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7

所在辞例为：“老妇亦不敢以兄弟婚姻之言以乱大夫之政。孺子亦毋以暬竖、嬖御、勤力、射驭、媚～之臣躬恭其颜色，掩于其巧语，以乱大夫之政。”根据简文文义以及词语搭配，“妬”显然就是嫉妒之义。秦汉简帛中也有不少“妬”字：

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96 

马王堆帛书《称》8下

马王堆帛书《纵横家书》171 

尹湾汉简YM6D9反

北大汉简《妄稽》19

北大汉简《妄稽》75

以上诸字皆用作嫉妒之义。目前先秦两汉出土文献中有很多“妬”，却未见“妒”。敦煌写卷斯388号《正名要录》中有“妒”字，写作“”，字形相对晚出。“妬”“妒”，《广韵》当故切。从“石”得声之字多在舌音，从“户”得声之字多在喉音，因此“妬”在语音上也更有正字的资格。总而言之，现在表嫉恨之义而念作dù的字，最早只写作“妬”；“妒”字晚出，大约出现于中古时期。“妒”字产生之初，“妬”正“妒”俗。“妒”字被广泛惯用之后，“妒”正“妬”俗。（王挺斌，2020：32-35）诸如此类，古文字帮助我们溯源的同时，有些汉字的正俗问题可以得到更为准确而深刻的认识。

5.窓

“窓”在近代汉字经常出现，敦煌写卷、汉魏六朝碑刻以及中古字书中都有见到，如“”“”“”“”，是“窗”的俗字。关于其来源，毛远明（2014：117）认为：“‘窓’为‘窗’的换声异体字。构件‘囱’的变体可以类推。”但“窓”所从的“”之形音义如何，仍然不清楚。

《说文·囱部》：“囱，在墙曰牖，在屋曰囱。象形。，或从穴。，古文。”“囱”的小篆写作“”，“”就是现在的“窗”。“囱”之古文“”，未见于目前的古文字资料。《说文》之前的古书，也很少用“囱”来表示窗户之义。黄金贵（2016：687-688）曾结合原始居室与“囱”的形体进行论说：“原始社会穴居、半穴居时代居室的窗皆设于屋顶，‘窗’的古字‘囱’，正如其物：囱形，四周为方（也可圆）的凸棱框，敷泥砌成，设于屋顶或屋面斜坡，平时下雨落雪，所进不多；中间有斜条，便于大雨雪时加盖遮蔽物。”又说：“最早的窗乃是开在屋顶的天窗，‘囱’为其象形，然周秦之时，中原一带早已脱离穴居而进入宫室，天窗之物用已降至次位，故文献中‘囱’作窗义罕见，仅在一些文字中还留下痕迹。如‘黑、熏’二字。‘黑’是从炎上出，亦古囱字变形，《说文》列为古文，此当音cōng。‘烟，灶突也。’《说文·屮部》：‘熏，火烟上出也。’字从黑从屮，谓火烟囱屋顶之窗而上出，二字构意反映了‘囱’的古字古义。”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根据小篆写法的“囱”“黑”“熏”来立论，恐怕还是有问题。甲骨文“黑”写作“”（《合集》20305）、“”（《合集》30552）、“”（《合集》30720）等，金文则作“”（《集成》4570）；甲骨文中未见“熏”，金文则作“”（《集成》2841）。这些早期形体表明“黑”“熏”本不从“囱”。小篆形体的“囱”与远古穴居时代隔着成千上万年，如果不借助甲骨文、金文这些早期字形加以论证，很难使人相信“囱”就是那个时候的天窗之形。

 甲骨文中有一个跟“囱”很像的字，即“”（《合集》8103）、“”（《合集》24001）、“”（《合集》32024），现在一般释为“囧”，象窗户之形。《说文·囧部》：“囧，窗牖丽廔闿明。象形。凡囧之属皆从囧。读若犷。贾侍中说：‘读与明同。’”甲骨文“明”字或作“”（《合集》11708），也就是后世“明”之异体“朙”的来源，构形指的是月光从窗户照射进来，使室内光亮。“朙”这类形体后世还有承袭，到秦汉时稍加改变就成了“眀”。敦煌写卷中“朙”“眀”二体并存。根据《说文》的形体与释义以及“朙”的构形等，这些“囧”不能释为“囱”。我们认为，“囧”可能就是古书中的“䦳”。《广雅·释宫》：“窗、牖，䦳也。”“䦳”也可以写作“鄉”，《仪礼·士虞礼》：“祝从，启牖鄉如初。”郑玄注：“鄉，牖一名也。”《礼记·明堂位》：“复庙，重檐，刮楹，达鄉。”郑玄注：“鄉，牖属，谓夹户窗也，每室八窗为四达。”也可以写作“嚮”，《荀子·君道》：“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窥远收众之门户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还可以写作“向”，《诗经·豳风·七月》：“塞向墐户。”许多学者相信“向”的本义为“北出牖”，其实这是“向”的假借义而已。《集韵》《类篇》则引作“”。“囧”和“䦳”“鄉”“向”“嚮”“向”“”的古音很接近，可以相通。裘锡圭（1993）在《释殷墟卜辞中的“”“”等字》一文中指出，甲骨卜辞中夹在两个干支日之间如“皿”“衁”“囧”一类字，都应该读为《诗经·小雅·庭燎》“夜鄉晨”中的“鄉”（个别古书也写作“向”），表示一个时段结束，即将开始下一个时段。这启发我们，既然“囧”可以读为“鄉”或“向”，而“囧”又有窗户义，那么“囧”可能就是古书中的“䦳”。

关于“囱”的来源，容庚（1959）认为：“悤，从在心上，示心之多遽悤悤也。《说文》云：‘从心囱。’囱当是之变形。又云‘囱亦声’，乃由指事而变为形声矣。”裘锡圭（1988）指出：“秦简、汉印和西汉前期的简帛上的‘悤’字，犹多袭周人之旧，作‘心’上加点形。较晚的汉简和汉碑的隶书多变为‘’，有时还在中间空白处加交叉线而成‘’形，这跟汉代人写（山）字有时也作等形同例。”季旭昇（2014）则明确断言“囱”就是由“悤”上部之指事符号分化而来，本不成字。以上三家之说可信。《说文·穴部》：“窻，通孔也。从穴，悤声。”战国秦系文字中，绝大多数“悤”写作“”（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158背），所以秦汉文字中的“窻”就写作“”：

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329

北大汉简《苍颉篇》54 

银雀山汉简825

书写快捷，“”就会轮廓化，形成“厶”形，“”这类形体就出现了：

尚德街汉简199（2011CSCJ482：23-4）

近代汉字资料中的“窓”，就是由“”变来的。当“”由“厶”变成“囱”、“”由“”变成“悤”后，“”也相应地由“窓”变成“窻”。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329“塞窻闭户”犹《诗经·豳风·七月》“塞向墐户”，“窻”即现在的“窗”，而“窗”最初就是“窻”的省体。里耶秦简8-1584“”或释为“窗”；如果可信，“窻”的省体出现还是比较早的，但是该字用为人名，能否释为“窗”还有疑问。另外，“→厶→囱”中间还有一些草率的写法，“囱”如果不封口就会变成“匆”，从而相应地出现“怱”“䆫”。后世俗字中的“”“”，张涌泉（2020）考证为“囱”的变体，甚确。

《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在“窗”字下收录了“”“”两个字形，其实是“蔥”字。值得注意的是，中间不是“厶”而是“公”。从秦汉文字资料看，“蔥”中间本来还是“”或“厶”，如“”（周家台秦简316）、“”（《虚无有斋摹辑汉印》3431）、“”（居延旧简506.10A）等。后来在“厶”的基础上变成“公”，如“”（五一广场汉简[贰]438）。北大汉简《周驯》34之“”中间很像是“公”，但细审笔画，还是看作“屮”形为好，也就是说这个“蔥”字从“卉”（三个“屮”）。关于“厶”变成“公”，裘锡圭（1988）认为：“这大概是由于‘公’‘悤’二字韵部相同，所以改‘’为‘公’以就‘悤’声。”此说可从。“”由“”而“忩”，最终变成现在的“总”。从“悤”得声的字，往往可以换成“忩”。总体上说，“→厶→公”与“→厶→囱”这两路变化自成体系，各有发展。

二

古文字学器物形制知识

古文字学的形成，不仅和传统文字学密切相关，和金石学也密不可分。金石学，也叫古器物学，主要兴起于宋代。当时学者喜欢搜集、著录并研究金石文字，在古文字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古文字学，不仅是文字层面的考释，还包括器物层面的研究。上一个部分所论的是古文字学在文字形体层面上对近代汉字学的作用，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古文字学在器物形制层面上对近代汉字学的作用。

6.䉪

明清杂字书中有一字写作“䉪”。《新编对相四言》与《魁本对相四言杂字》都说：“篮䉪梭筬，筻罩筐笛。”《增补素翁指掌杂著全集》《增广幼学须知鳌头杂字大全》也有这个“䉪”。四书皆有配图：

《新编对相四言》《魁本对相四言杂字》

《增补素翁指掌杂著全集》《增广幼学须知鳌头杂字大全》

吴昌政、姚美玲（2020：175）指出：“杂字书中所收‘䉪’字当为筐笼义，即盛物竹器，其音同‘诔’。”他们又找了不少“䉪”的共时文献用例与方言用例，进而又上溯先秦两汉文献。《孟子·滕文公上》：“盖归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诚是也。”赵歧注：“虆梩，笼臿之属，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实是其道。”朱熹集注：“虆，土笼也。”《诗经·大雅·绵》：“捄之陾陾。”毛亨传：“捄，虆也。”郑玄笺：“筑墙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虆。”陆德明《释文》：“虆，力追反，沈力戈反。字或作樏，或作蘲，音同。刘熙云：‘盛土笼也。’”据此，吴昌政、姚美玲（2020：176-177）认为：“前代学者或训‘虆’为‘盛土笼’‘土笼’，为后世字韵书注释所因袭。然此类释义，带有一定的语境义成分，‘虆’的抽象词义当为筐笼义，即盛物竹器。”又说：“筐笼有累积、集聚的语义特征，‘虆’与表累积义的‘絫’‘累’音近义通，当属同源。”

其实，从“䉪”的筐笼义及其形制来看，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青铜器中的“罍”。

有一件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罍（《集成》9824），属于西周中期。其形制为平沿斜肩，肩上有兽首衔环双耳，腹斜收；颈部为窃曲纹，肩部涡纹间变体夔龙纹，腹部蕉叶对夔纹。现在一般称为淊御事罍，其上有自名。图片及拓本如下：

故宫博物馆藏淊御事罍

图片及拓本采自吴镇烽《金文通鉴》

铭文曰：“淊御事作尊罍，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是“雷”的表意初文，铭文中用来表示器物“罍”。“罍”所从的“畾”，其实就是“雷”之初文，下部从“缶”，表示其形制与“缶”为一类。陈梦家（2019：151）指出：“这件罍沿袭了早期罍的形制，但无鼻，颇似后来的缶。……罍可能继承了陶罍的形制。”

有鼻的“罍”，如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镇黄土坡燕国墓地出土的大保罍，山西翼城县隆化镇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的霸伯罍等。还有方形的“罍”，如湖南桃源县水田乡茅山峪出土的皿方罍。商至西周，青铜器“罍”比较多见；现在发现战国晚期也有一些“罍”，如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工师文罍、澳门萧春源珍秦斋藏信宫罍等：

大保罍

霸伯罍

皿方罍

信宫罍

（图片均采自吴镇烽《金文通鉴》）

将这些青铜器“罍”与明清杂字书中表筐笼义的“䉪”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关系密切。“罍”这种器物，用陶制成则为“陶罍”，用铜制成则为“铜罍”，用竹制成则为“竹罍”。历史发展过程中，形制上会有一些差异，用途也很多样，但小口大腹的特征则一以贯之。研究明清杂字书中表筐笼义的“䉪”，完全可以结合这类古器物来讨论。

第二节 近代汉字学对古文字学的作用

近代汉字是古文字的流变，古文字是近代汉字的本源。树立科学的汉字史观，需要熟悉汉字整体发展，清楚汉字演进序列。上一节中，我们讨论了古文字学对近代汉字学的作用。本节将讨论近代汉字学对古文字学的作用。

一

保存在近代汉字资料中的古文字

古文字与近代汉字具有源流关系，近代汉字是古文字的发展演变，但有些近代汉字尚存古意，与古文字相符，可以与古文字合观。下面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7.䶚

杨树达（2007：17）、闻一多（2011：469）将甲骨文“”（《合集13663》）释为“龋”。该字表示牙齿被虫蛀，本义即蛀牙。周家台秦简326“龋”写作“”“”，张家山汉简《引书》98作“”，“虫”字早就变成了“禹”。而《篆隶万象名义》则写作“（䶚）”，《龙龛》也保存了“䶚”这一形体，非常珍贵。

8.

“宿”在甲骨文中写作“”（《合集》29351），表示人在屋中躺卧在席上。或作直接写作“”（《合集》27813）、“”（《花东》60），不从“宀”（房屋之形），可以严格隶定为“”。战国文字中保存了“”，如“”（上博简《容成氏》28），或加饰笔如“”（清华简《保训》11）、“”（清华简《周公之琴舞》6）。《龙龛》尚有收录“”，为“宿”之古文。

9.

     西周金文“侧”右旁为“”，如“”（《集成》2814）、“”（《集成》4321）等。从字源上说，“则”本不从“贝”，西周金文“则”从“鼎”或“”，如“”（《集成》4208）、“”（《集成》6014）等。《说文》解释“则”的本义为“等画物”，孙常叙（1982：7-42）认为这指的是比照样子刻画器物；字形“”中正好为两个鼎，一个是比照的对象，然后用刀在另一个鼎上刻画。这种“侧”的写法后世非常罕见，但东汉北海太守为卢氏妇刻石“侧”字写作“”，远绍金文，字形存古。

10.韹

     春秋金文中出现了一个“韹”字，如“”（《集成》182）。从用法上说，该字形容乐器之声。此字不见于《说文》，但《玉篇》《龙龛》等近代汉字资料则保存了“韹”，《玉篇·音部》：“韹，乐声也。”《龙龛·音部》：“韹，乐钟声也。”《说文》中有“锽”，《说文·金部》：“锽，钟声也。从金，皇声。《诗》曰：‘钟鼓锽锽。’”《尔雅·释训》：“锽锽，乐也。”郭璞注：“钟鼓音。”“锽”“韹”当为异体字。

11.

     战国文字中“触”字写作“”，如“”（上博简《孔子诗论》20）、“”（清华简《心是谓中》4）、“”（《古玺汇编》0664）、“”（《古玺汇编》0664）。“”可以分析从牛、角，表示牛以角触物。《说文》未收“”，《玉篇·角部》则以“”为“触”之古文。《龙龛·角部》收“”的同时，还收了“觕”“”两个异体。敦煌写卷中也有“”字。

12.

战国文字出现了大量的“”，如“”（包山简213）、“”（包山简215）、“”（清华简《尹至》3）、“”（清华简《命训》7）、“”（清华简《子犯子余》3）、“”（清华简《子犯子余》7）、“”（清华简《越公其事》74）、“”（新蔡简乙一15）、“”（上博简《用曰》6）等。战国文字中的“”从示，骨声，大多用如“祸”，即“祸”字异体。《说文》未收“”，《龙龛》则正好有收录。

13.

战国文字“闻”或作“”（郭店简《五行》23），由“”（清华简《筮法》13）、“”（清华简《金縢》10）、“”（清华简《芮良夫毖》3）、“”（清华简《楚居》13）这类形体省变而来。甲骨文“”（《合集》1075正）是这类“闻”字的本源。该字的本义，于省吾（2017：381）认为：“象人之坐，用手掩其口，以表示静默，而耸耳以听。”金文作“”（《集成》2837）、“”（《集成》4131）、（《集成》181），逐渐呈现“尒”形。“尒”形一直延续至战国文字，有些则变作“米”。“尒→米”这种演变，正如“鉨”所从之“尒/尔”也可以从“米”写作“”（《古玺汇编》0064）。《玉篇》中保存了“”字，作为“闻”的古文。汉魏六朝碑刻中也有见，如“”。《正字通·耳部》收有“䎹”，张自烈认为该字形表示“声入耳能辨之”，“釆”为古“辨”字。此说非是。“䎹”从“”变来，本不从“釆”。

14.廘

战国楚系文字中有字作“”（包山简145）、“”（清华简《系年》13）、“”（清华简《系年》14）、“”（清华简《管仲》26）、“”（清华简《治政之道》35），可隶定为“”。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者虽然明白其用法，但其本身的形音义尚不清楚。清华简《治政之道》公布以后，其本义才得以揭示。清华简《治政之道》35“府库仓”，整理者指出“”即表示粮仓，典籍作“鹿”。《国语·吴语》：“市无赤米，而囷鹿空虚。”韦昭注：“员曰囷，方曰鹿。”此说可从。不过古代字书虽然没有直接保留“”字形体，但却保留了其异体。《玉篇·广部》：“廘，庾也，仓也。”《广雅·释宫》：“廘，仓也。”原本《玉篇》残卷作“”。近代汉字资料中的古文字异体也值得我们关注。

二

利用近代汉字资料以考释古文字

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中提出四种古文字考释方法，即“对照法”“推勘法”“偏旁的分析”“历史的考证”。为求概念的学术化，我们改称为字形比较法、辞例推勘法、偏旁分析法、历史考证法，简称为“唐兰四法”。字形比较法，指的是将《说文》所保留的籀文、古文、小篆，以及其他各种文字资料（包括古文字、近代汉字、现代汉字资料），与未识字进行比较研究。辞例推勘法，指的是根据出土文献与传世古书中的成词套语，以及未识字所处的语言环境，以考释未识字。偏旁分析法，指的是把已识字分析为单个偏旁，以此作为考释的基础；再将未识字也拆分为单个偏旁，由已识字的偏旁推知未识字的偏旁，进而考释整个字。历史考证法，指的是研究一个字或一组字的形体演变，包括文字的简化、繁化、同化、异化以及偏旁通用、字形混讹等现象与规律，以研究未识字。字形分析法是直接而静态的字形对照比较，辞例推勘法强调词的组合性与语境的重要性；偏旁分析法则与历史考证法相表里，将字形分析导向精密化的科学，达到共时与历时的统一。总体而言，“唐兰四法”的核心要素即字形与辞例。

早期的古文字研究尤其是甲骨文考释，多以金文、《说文》相对照，如孙诒让《契文举例》、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等。他们在行文中多称“金文”“古金文”“许书”“说文”等，或直接称引金文具体某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罗振玉（2013：228）的《殷虚书契考释》卷中释“戎”时谓：“《说文解字》：‘，兵也。从戈，从甲。’卜辞与古金文从戈，从十。十，古文甲字。今隶‘戎’字尚从古文甲，亦古文多存于今隶之一证矣。”他所引的字形摹作“”，大概就是现在的《合集》21897“”。不过更早的字形写作“”（《集成》1287）、“”（《集成》8239），字形由戈形与盾形组成；或作“”（《合集》21252）、“”（《合集》6906），戈、盾合一。后来盾形变成“十”，本不从“甲”，《说文》“戎”字小篆“”有误。战国秦汉文字中的“戎”确实从盾形变过来的“十”，而不是“甲”。在这里，罗振玉已经联系到了隶书，并言“古文多存于今隶”，这种考释思路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前文已经提到，罗振玉还专门写有《古文间存于今隶说》一文，积极响回应沈曾植“诧为乾嘉以来言小学者所未知”，说明他在考释古文字时非常重视近代汉字。唐兰（2016：170）曾称赞道：“罗振玉常用隶书和古文字比较，不失为新颖的见解。”同样，王国维（1983）在《魏石经残石考》二六考释甲骨文“”（《合集》33130）时，谓“今隶‘朝’字即从此出，但省二屮耳”，也以隶书相参证。受此启发，唐兰在甲骨文考释时也会时不时地用到近代汉字资料，他所考释的“秋”就是极好的例子。

15.秋

甲骨文中有字作“”（《合集》7343）、“”（《合集》9631）、“”（《合集》11540）、“”（《合集》33230）、“”（《合集》33229），姑且隶定为“”；或从“火”作“”（《合集》29715），姑且隶定为“”。“”“”都用作春秋之“秋”。唐兰（2016：15）认为“”就是《说文》中的“”。但“”与“”上部有所不同，亦即“”不一定是“龜”。根据《篆隶万象名义》之“”与原本《玉篇》之“”讹作今本《玉篇》之“”，可知“”可以讹变成“龜”；《隶辨》所收汉杨著碑“”，即《类篇》“秋”之古文“”，亦即《说文》“秋”之籀文“”。目前虽然尚未清楚甲骨文中“”所象为何，但该字与“”表示春秋之“秋”，以及“”可以讹变成“龜”、“”可以讹变为“”，这些都是确定的看法。

裘锡圭、李学勤在古文字考释时对近代汉字资料亦颇重视。史墙盘之“”，不见于《说文》，裘锡圭（1978：23）认为该字即《玉篇》《集韵》等书中的“䬤”，即古文“饡”，文中读为“缵”，铭文“天子恪缵文武长烈”，“缵”为继承之义。李学勤（1978：152）也不约而同地引到《玉篇》“䬤”以考释铭文该字。[3]两位学者的考释意见正确可从。李家浩在古文字考释中经常引用《玉篇》《广雅》《龙龛》以及敦煌文献，《先秦古文字与汉魏以来俗字》一文中根据俗字考释古文字中的“㡀”“憲”“徙”等，亦颇经典。现在的古文字考释，利用近代汉字资料数据虽然未成风气，但已经有不少学者在论著中加以引述。总体上说，这较早期的古文字考释，资料的引述更加丰富，论证的视角更为广博。

第三节 需要注意的问题

近代汉字学与古文字学与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以上两节，我们分别谈了古文字学对近代汉字学的作用，与近代汉字学对古文字学的作用。两者进行互动的同时，还需要注意同形字现象与字的时代性问题。

一

同形字

裘锡圭（2013：201）指出：“同形字这个名称是仿照同音词起的。不同的词如果语音相同，就是同音词。不同的字如果字形相同，就是同形字。同形字的性质跟异体字正好相反。异体字的外形虽然不同，实际上却只能起一个字的作用。同形字的外形虽然相同，实际上却是不同的字。”汉字史上有不少同形字，近代汉字学与古文字学进行互动时应该注意这个问题，避免将同形字联系认同为一字。

16.

甲骨文“”字写作“”（《合集》10405正）、“”（《合集》6057正）、“”（《合集》26540）等，字形表示牛胛骨上有卜兆，在卜辞中经常表示凶灾之义，裘锡圭（1992）读为“忧”。《篇海》收有“”字。《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也收有“”字，是从《龙龛》中转录的。张涌泉（2020：218）指出，《龙龛》原作“”，中间其实并非“卜”；这类形体来源于“臼”，是“臼”的俗字。《干禄字书》“臼”之俗体为“”。甲骨文中的“”，与“臼”之俗字基本结构相同，可视为同形字。此外，汉简“囚”作“”（胡家草场汉简1408）、“”（胡家草场汉简1205），也和甲骨文中的“”及“臼”之俗字同形。

17.

甲骨文、金文“”字写作“”（《合集》18782）、“”（《集成》5416）、“”（《集成》2813）、“”（《集成》2820）、“”（《集成》4316）；战国文字中也出现了这个字，如“”（安大简《诗经》87）、“”（清华简《四告》23）。金文中的“”出现已久，但其形音义及用法尚不清楚，甲骨文字形据金文而释。安大简公布后，为该字的考释提供了一些线索。安大简《诗经》87“”，相当于今本《诗经·鄘风·君子偕老》“君子偕老，副笄六珈”中的“副”。据此，徐在国（2019：64）认为“”当分析为从二不，不亦声，可能是“副”字异体，在金文中读为“福”。《龙龛·又部》：“，古文支字。”徐在国（2002：68）认为该字为“友”，由战国文字“”（郭店简《语丛三》62）、“”（信阳简2·19）这类形体变来。《新修玉篇·龙龛余部·幵部》：“，音支，古文。”《篇海·杂部》：“，音支字。”梁春胜（2017：234）指出直音字“支”为“友”之讹误，“”“”都是古文字“友”变来。先秦古文字中的“”，与“友”变来的“”是同形字关系。

18.

战国文字“”字写作“”（郭店简《缁衣》3）、“”（郭店简残片2）、“”（《陶文图录》2·750·1）。《龙龛·糸部》：“，相承，子廉反，田器也。”张涌泉（2020：619）怀疑，该字为“㦰”的讹俗字。《说文·戈部》：“㦰，绝也。一曰：‘田器。’”“㦰”字《广韵》正好“子廉切”。郭店简《缁衣》3“”用作“忒”，残片则文义不明，陶文“”为私名，这些和近代汉字中的“”关系不大，只是同形字。

19.

战国文字“”字写作“”（《集成》9710）、“”（清华简《系年》99）、“”（清华简《系年》104）。根据《说文》，“”为“閒（间）”之古文。《篇海》收有“”字，张涌泉（2020：715）认为“”为“䦏”之讹俗字。《玉篇·门部》：“䦏，胡计、胡介二切，门扇也。”战国文字中的“”，与“䦏”之俗字“𨳿”基本结构一致，可视为同形字。

20.

战国文字“”字写作“”“”“”（郭店简《六德》29）。此字为战国文字“绝”的异体。常规的“绝”如“”（包山简249）、“”（上博简《缁衣》22）、“”（《集成》9735），表示以刀断丝。敦煌写卷斯799号《古文尚书传》“绝”作“”，字形存古。郭店简《六德》29三个字形将“刀”减省了一笔，致使形体如后世的“”。《广韵·耕韵》：“絣，振绳墨也。，上同。”《集韵·耕韵》：“，绳以直物。”据此，“”为“絣”异体，现在音bēng，与战国文字中的“绝”字异体为同形字。

21.蠪

战国文字“蠪”字写作“”（《古玺汇编》2730）、“”（《鸭雄绿斋藏中国古玺印选》047），用作姓名；秦汉文字“蠪”亦有见，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50背）、“”（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51背）、“”（马王堆汉简《十问》99）、“”（北大汉简《反淫》1）等，基本都用作“龍”，如北大汉简《反淫》2“蠪门之桐”即“龍门之桐”，北大汉简《荆决》6“蠪处于泽”即“龍处于泽”，北大汉简《荆决》27“玄蠪在渊”即“玄龍在渊”；马王堆帛书《衷》25下“橬蠪勿用”即“潜龍勿用”，《衷》26上“见蠪在田”即“见龍在田”，《衷》26上+26下以及34上“𫅪蠪在天”即“飞龍在天”，《衷》42下“蠪单于𤰩（野）”即“龍战于野”。此外，汉印“庄逢蠪印”即“庄逢龍印”等。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50 背—51背：“夏大暑，室毋（无）故而寒，幼蠪处之。取牡棘烰室中，蠪去矣。”“蠪”亦用作“龍”，此处“幼蠪”即胡家草场汉简1831中的“黝龍”。我们认为，战国秦汉文字中的“蠪”当为“龍”累增意符“虫”而产生的字，犹“它”累增意符“虫”而变成“蛇”。这些资料中的“蠪”，与《说文·虫部》“蠪，丁螘蚁也”及《龙龛·龍部》“蠪，音籠，赤駮驳如狐，九尾，音如小儿，食人，一名䗁蠪”中的“蠪”都是同形字。此外，张家山汉简《引书》17之“”其实也是“蠪（龍）”，只是下部“虫”讹成“巾”，与《篇海》中的“”本无太大关系，可视为同形字（王挺斌，2020：88）。

一

时代性

既然古今汉字存在同形字的情况，这就提醒我们在进行近代汉字与古文字的互动研究时，也应注意字与字之间的认同与别异，谨慎判断是异体字还是同形字。判断的依据，可以考察形音义及其用法，还可以考察字的时代性。我们在讨论同形字问题时，已经从形音义上对所讨论之字进行考察，下面我们谈谈字的时代性问题。

汪维辉（2006：85）指出：“每一个词都有其时代性与地域性。时代性是指词只在一定的时段内使用，地域性是指词只在一定的地域内通行。揭示词的时代性与地域性是词汇史学科的基本任务之一，也是正确训释词义的一个重要因素。”[1]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自然也会有时代性与地域性，亦即时空属性。揭示字的时代性与地域性，这是汉字史的基本任务。但这难度很大，并非易事。所幸的是，现在汉语史或词汇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给汉字史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当然，眼下古文字资料源源不断，词的书证提前与字的时代提前这种事情也已屡见不鲜，具体问题仍要具体分析。我们在这里想讨论两个问题。

22.傘

“傘”，最早见于《玉篇》，敦煌写卷作“”；又作“繖”，见于《说文》新附字；又作“”，见于《集韵》。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45背之“”，字形不甚清楚，现在多释为“傘”（李学勤，1998：200）；所在辞例为：“人过于丘虚，女鼠抱子逐人，张～以嚮向之，则已矣。”考古出土虽然有“傘”这种器物，但是上古汉语称为“盖”，《周礼·考工记·轮人》：“轮人为盖。”郑玄注：“盖者主为雨设也。”《史记·商君列传》：“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礼记·檀弓下》：“丘也贫，无盖。”《孔子家语·致思》：“孔子将行，雨而无盖。”《盐铁论·散不足》：“古者，椎车无柔，栈舆无植。及其后，木軨不衣，长毂数幅，蒲荐苙盖，盖无漆丝之饰。” 也可以叫“簦”，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198“但（掸）钱千二百，操簦，道市归”、200“操簦，簦鸣匈匈然，不闻声，弗顾”、222“孔见一女子操簦但（掸）钱”，《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蹑蹻檐簦，说赵孝成王”裴骃集解引徐广曰：“簦，长柄笠，音登。笠有柄者谓之簦。”《国语·吴语》：“夫差不贳不忍，被甲带剑，挺铍搢铎，遵汶伐博，簦笠相望于艾陵。”韦昭注：“簦笠，备雨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簦，今之雨伞傘也，俗谓之伞傘。”“簦”字亦见于信阳简2-014、岳麓简《占梦书》12等。曾侯乙墓、天星观墓与秦始皇陵等已有此类实物出土。根据相关遣册记载，这类实物并不叫做“傘”。这些都是定点资料。目前古文字资料中也没有“傘”相关字形，那么“”释为“傘”仍然存在疑问。如果古文字释读与汉语史、汉字史相矛盾，应该尽量分清定点与疑点。这个问题只能留待将来更多的材料加以证明。

23.乃

“乃”字出现的时间很早，甲骨文、金文中就已存在，如“”（《合集》21339）、“”（《合集》8986反）、“”（《集成》2837）等。但其构形本义一直众说纷纭，未有善解。郭沫若曾提出“乃”为“奶”之初文的说法，至今仍有影响。但是“奶”字出现的时代较晚，本写作“嬭”，《玉篇·女部》：“嬭，乳也。”《正字通·女部》：“嬭，改作奶。”亦可写作“妳”，《字汇·女部》：“妳，与嬭同。”根据汪维辉的研究，“嬭/妳/奶”这个词出现的时代大致在中古；上古汉语中一般将乳房叫作“乳”，《山海经·海外西经》：“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庄子·徐无鬼》：“奎蹄曲隈，乳间股脚，自以为安室利处。”既然如此，“乃”为“奶”之初文的说法应该是靠不住的。因此，探究汉字构形本义时也应该重视时代性问题。

总之，无论是释读古文字资料还是探究汉字的构形本义，我们都应该树立科学的汉字史观，高度注重汉字的时代性，积极关照词汇发展史。

参考文献（滑动查看）

[1]陈剑.说“昔”字并论“𡿧”形的真正来源[J].饶宗颐国学院院刊, 2021(8).

[2]陈梦家.中国铜器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 2019.

[3]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五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2.

[4]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5]黄征.敦煌俗字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6]季旭昇.说文新证[M].台北:艺文印书馆, 2014.

[7]阚景忠. 浅议俗体字的价值[M]//中国文字研究（第2辑）.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1.

[8]李家浩.先秦古文字与汉魏以来俗字[M]//中国语言学（第6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2.

[9]李索,李双池,俞绍宏.敦煌写本《诗经》中的俗字溯源释例[J].大连大学学报, 2002(2).

[10]李学勤.论史墙盘及其意义[J].考古学报, 1978(2).

[11]李学勤.缀古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12]梁春胜.利用传抄古文考释字书疑难字举例[M]//中国文字学报（第7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13]梁春胜.近代汉字刍议[M]//近代汉字研究（第1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8.

[14]林义光.文源[M].上海:中西书局, 2012.

[15]刘钊.古文字构形学（修订本）[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1.

[16]刘彬徽.罍、缶辨正[J].江汉考古, 1982(2).

[17]罗振玉.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18]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外五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19]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 2014.

[20]裘锡圭.史墙盘铭文解释[J].文物, 1978(3).

[21]裘锡圭.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释“庸”“丰”“鼗”·附：释万[M]//中华文史论丛（第1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22]裘锡圭.说字小记[J].北京师范学院学报, 1988(2).

[23]裘锡圭.四十年来文字学研究的回顾[J].语文建设, 1989(3).

[24]裘锡圭.古文字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92.

[25]裘锡圭.释殷墟卜辞中的“”“”等字[C]. //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 1993.

[26]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27]裘锡圭.文史丛稿[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2.

[28]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29]屈万里.屈万里先生全集·殷虚文字甲编考释（上）[M].新北:联经出版社, 1961.

[30]容庚.金文编（第三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9.

[31]孙常叙.则，法度量则，则誓三事试解[M]//古文字研究（第7辑）.北京:中华书局, 1982.

[32]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1.

[33]唐兰.古文字学导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34]唐兰.殷虚文字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35]汪维辉.论词的时代性与地域性[J].语言研究, 2006(2).

[36]汪维辉.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

[37]王国维.王国维遗书·魏石经残石考[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 1983.

[38]王挺斌. “妬”“妒”正俗考[J].语文研究, 2020(2).

[39]王挺斌.秦汉简帛文字杂释[M]//简帛（第2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40]闻一多.古典新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41]吴昌政,姚美玲.说“䉪”[M]//中国文字研究（第31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42]徐在国.隶定古文疏证[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2.

[43]徐在国.据安大简考释铜器铭文一则[M]//战国文字研究（第1辑）.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9.

[44]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45]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46]于省吾.论俗书每合于古文[J].中国语文研究, 1984(5).

[47]张涌泉.汉语俗字丛考（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 2020.

[48]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第二版）[M].北京:中华书局, 2020.

[49]朱德熙.在“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C]. //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 1988.

作者 | 王挺斌 赵平安

编辑 | 陈福兴

审核 | 边田钢

往期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