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 张小艳:浙大古籍所求学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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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古籍所求学琐忆
张小艳
编者按: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前身是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1983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系全国高校古委会直属科研机构之一。今年四月古籍所迎来建所四十周年。四十年滋兰树蕙,桃李芬芳,自设立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博士学位点以来,古籍所共培养三百六十余名研究生,另有博士后五十余人出站。值此所庆之际,“浙大文学院”特设立古籍所所庆专题,陆续推送古籍所师生、所友的回忆文章,讲述古籍所的故事,追忆师辈治学风范,回顾个人求学经历,重温师生同窗情谊,彰显古籍所的精神和传统。本期推出的是张小艳的《浙大古籍所求学琐忆》。
光阴似箭,不经意间,我从古籍所毕业已经整整十六年了。回想2001年暑假,我将未满周岁的小儿送回贵州老家,拜托公婆代为抚育,然后怀着无尽的歉疚和思念,回到湖州,整理行装,来到浙大古籍所读博,在张涌泉老师指导下研习敦煌学。闭上双眼,脑海中立即浮现出当年在西溪校区东一五楼学习生活的种种场景。其中记忆犹新、挥之不去的,便是老师潜心治学、谆谆教诲及同学切磋琢磨、其乐融融的美好画面,以及弥漫其间的纯正浓郁的学术氛围。
一
浙大西溪校区的东一五楼,是古籍所老师办公和学生研习的主要场所。所里的老师几乎每天都到办公室做研究,同学们没课时也到研究室或资料室看书学习。譬如我所在的敦煌研究室,有两个小房间:里面是资料室,外面是自习室。资料室中间,摆放着一张长方形的大书桌,博士后李小荣师兄,每天清早七点到晚上10点,雷打不动地坐在桌前看书、做笔记,他专注刻苦的模样,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中;南、北两面是书柜,柜中下层整齐地放着厚重的敦煌图录和其他常用的大型工具书,其余各层都依次插满敦煌研究论著,其中有部分是张涌泉老师的个人藏书;东面靠窗,有两张书桌,上面放着电脑,博士后江学旺、金滢坤两位师兄在那儿从事敦煌史书和社会经济文书的辑校工作;西面是一张土黄色的沙发,供平时休息或待客之用。
外间的自习室,博士后王启涛老师和其他研究生都在这里学习。王老师主要从事吐鲁番文献词语的考释研究,经过多年的积累,后来他又撰成《吐鲁番出土文献词典》这样集大成的标志性成果;景盛轩、叶贵良和我因参加张老师主持的《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的词条搜集和撰写工作,每人都配有一张书桌和一台电脑。来浙大读书前,我只会简单的打字,且很不熟练,通过研读敦煌写卷、摘录词条,逐渐熟悉了电脑打字和文档处理,为后来的论文写作奠定了基础。
资料室右侧是张老师的办公室,从办公室到资料室和自习室,都有门连通,老师可方便地到资料室取书或来自习室了解同学们的学习情况。张老师办公室的右侧,是许建平老师的办公室,其右侧又是古籍所和汉语史研究中心共建的资料室,每天下午吃过晚饭,同学们都不约而同地来到资料室,翻阅报刊,查寻资料,了解最新的研究动态,相互交流信息,或就共同关心的论题进行讨论,气氛活跃。大家通过交流,彼此熟落,增进友谊。毕业工作后,与真大成老师聊起当时在资料室,大家一起交流的情景,仍念兹在兹,感怀不已。
二
敦煌资料室的对面是同学们上课的教室,束景南老师开设的“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张涌泉老师开设的“近代汉字研究”“敦煌文献选读”、王云路老师开设的“训诂学研究”以及各位博导共同开设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专题”等课程,我们都是在那里亲聆謦欬的。
“近代汉字研究”,张老师翻开他的小本子,将近代汉字的常用部件,在黑板上一边写一边讲解,把每个部件的“前世今生”及其演变脉络,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敦煌文献选读”,同学们一人主讲,共同讨论,疑难之处,老师通过字形的辨析、词义的解释、句读的断读,使原本文意晦涩、义不可解的词句,一下子变得文从字顺、文意显豁,让人心悦诚服。
王云路老师的“训诂学研究”,她略带磁性的声音和极富感染力的讲解,以及对词义得名之由和构词理据的分析,如抽丝剥茧般层层拆解开来,令人陶醉,也无比佩服;课上“古人自有复语尔”之类的口头常谈,至今言犹在耳。现在我自己上课,也每每念叨此语,时时强调对文同义与同义连言的行文特色。老师的一词一句,都深深地印在了心底。
2003年古籍所博导讨论学术问题
教室的右侧是关长龙老师的办公室。当时,张老师、许老师和关老师正在集中心力做《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的校录整理工作,他们每天七点左右就到办公室,晚上十点多才熄灯回家,日复一日,乐此不疲。老师们对教学、研究工作的热爱和专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边的学生。而今的我,也像当年的老师们一样,从早到晚都在办公室,做着自己喜欢的敦煌文献字词考释和文献校录整理的工作。身教、师范,大概说的就是古籍所的老师们吧。
张涌泉、许建平、关长龙合撰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三
在古籍所求学的五年中,除了授课和平时的学习指导,张老师对我的教导,更多地体现在具体的论文修改中。博士论文的修改,我在《敦煌书仪语言研究》的后记中已有详述。在此特别谈谈我初写论文时,老师是如何引导我走上正路的。读敦煌本《开蒙要训》时,我发现其中的“寐”或作“
其后,校录敦煌本《记室备要》,我又发现“悉”常俗讹作“迷”,认为这是俗写“心”旁与“辵(辶)”旁草书相乱所致,并以此为条例,来校勘古籍讹误和考辨疑难俗字,据此撰成一篇小文,题作《“心”怎么“辶(走)”了》,故作新奇,吊人胃口,内心还为此略有些自得。没想到,小文呈请老师审读后,老师径直把题目改成了《“心”旁误作“辶(辵)”旁例释》,还帮我纠正了文中的两个错字。看了老师新改的题目,将其与原题对比后发现:原题的表述与正文考证的风格全然不谐,不禁为此前的“自得”羞愧不已。经此修改,我明白了今后作文应如何拟题。同时,内心对老师的敬服也油然而生。此文进一步修改后,投寄《古汉语研究》,刊于2004年第2期。这是我博士期间发表的第二篇学术论文。
在学习撰写论文的起步阶段,张老师便对我的每篇习作,从题目、用例、论证、结论、行文表述乃至错别字等,全方位、无死角的严格把关,让我“取法乎上”,对学术研究及论文写作心生敬畏。深切体会老师的良苦用心后,我反而更加热爱自己的专业了,因为她不仅仅是具体字词的考证和论文写作的过程,更是一个自我检讨、不断完善的“修心”体验。
四
古籍所每年都会举办研究生论文报告会,鼓励同学们积极提交论文。报告时,每篇论文都会分别请一位老师和同学点评。其实,不管报告还是点评,对参与的研究生来说,都是十分难得的锻炼机会。读书期间,我曾参加所里研究生的论文报告,提交了一篇题为《“便”之“借贷”义探源》的小文,认为“便”表借贷义源自“变”,二字音近义通,都有“转变”的意思,由此引申出“借贷”之义;而“借贷”其实就是一种转换,汉语中表“转变”义的动词大多可引申出“借贷”或“买卖”的意思。这种词义同步引申的规律也见于其他语言,如“change”既有“改变”义,又可指“交换”,其词源于俗拉丁语“canbiare”,义为改变。由此可知:“change”之交换义也当源自“改变”。换句话说,“便”之“借贷”义来源的探讨,表明从“改变”到“交换”的词义引申规律是语言中的普遍现象,这既反映了人类贸易的实质——物物交换,又体现了语言表达思惟的直接性——交易实际只是对象的转换,即词义的引申发展与人类的思惟过程具有一致性。因此,很有必要加强语言与思惟的共性研究,从认知的角度研究语义,探求语源。只有找到语源,才能提纲挈领地揭示词义发展的系统性。小文当时由史光辉老师点评,有幸评获博士生一等奖。
2002年年古籍所研究生论文报告会合影
此外,古籍所和汉语史研究中心经常邀请外面的学者来做讲座,或是举办大型的国际研讨会,邀请国内外的知名学者来参会,会上既可聆听专家的精彩报告,又可听闻与会者的评论,从中了解不同学者关于同一论题的看法,从而获得对该论题的较为全面的认识;在开拓视野的同时,又可激发我们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举办这类大型会议时,老师往往会鼓励同学们提交论文。记得2002年5月,浙大举办“姜亮夫 蒋礼鸿 郭在贻纪念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交了一篇小论文《敦煌写本书仪语词选释》,收进了会议论文集,有幸得到敦煌书仪研究专家赵和平先生的关注。会议结束后,赵先生找到我,细心地给我讲解敦煌书仪中语词使用的具体情况,肯定了小文对“耿叹、几、若干、次第、平怀”等词语的解释,希望我能对敦煌书仪的语言做更为全面详实的研究。之后,开题时我即以“敦煌书仪语言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而这正是源于赵先生的指导和提示:他曾在《敦煌表状笺启书仪略论》一文中写道:“笔者对中古语言问题毫无研究,因在从事历史研究时必得阅读中古时代的文章,所见这种类似书面的口头用语不多,有必要加以强调,以期引起语言文字及文学研究者的注意。”从中可以看出,敦煌书仪的用语因从书面到口头的语体转换而呈现出一些特别的现象,值得深究。
张小艳著《敦煌书仪语言研究》
可以说,正是古籍所营造的纯正而浓郁的学术氛围:鼓励同学独立思考、自由探索,撰写论文、发表见解、疑义相析。这种宽松开放、积极向上的风气,使一向自卑的我,开始变得自信。在古籍所受教学习的五年,至今仍令我受益无穷。
作者简介
张小艳, 2004年7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导师张涌泉教授,获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9月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2013年12月起任教授。主要从事敦煌学及近代汉语词汇、文字的研究。出版专著两种(《敦煌书仪语言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词语论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发表论文40余篇。博士论文2006年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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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汪靖姗
审核 | 边田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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