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 王勇：19世纪初东亚话语体系刍议——基于《使琉球记》《琉馆笔谈》《燕台再游录》的考察

19世纪初东亚话语体系刍议

基于《使琉球记》《琉馆笔谈》《燕台再游录》的考察

王勇

摘要：

在近代东亚国际关系从“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型过程中，东亚外交话语体系依然奉汉文为尊。《使琉球记》《琉馆笔谈》《燕台再游录》等三种东亚使行录资料，生动而又具体地展现了清朝册封副使李鼎元、琉球文人外交官杨文凤、日本汉学家石冢崔高、朝鲜燕行使柳得恭等人“以笔代舌”的跨国交流与沉默外交，勾勒出空间范围涵盖北京、福建、琉球、台湾、萨摩等地的近代东亚外交生动画卷，廓清了首部中琉辞书《球雅》的来龙去脉。19世纪中后期“汉文”上升为近代条约的外交话语体系，彰显了汉字持久辐射力与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

汉文笔谈；东亚外交；话语体系；行使录

一、近代东亚条约的话语体系

纵观19世纪东亚大势，西方列国强势渗入各国，日本帝国强势崛起，宗藩制度趋于崩溃，东亚格局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1871年，中日之间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标志着东亚国际关系从“朝贡体系”转型为“条约体系”。尽管如此，汉字文化圈影响力尚存，东亚外交话语体系依然奉汉文为尊。《中日修好条规》第六款规定:

嗣后两国往来公文，中国用汉文，日本国用日本文，须副以译汉文，或只用汉文，亦从其便。

按照这个条款，中日两国签约之后的往来文书一概使用“汉文”,如果日本方面使用“日本文”的话，必须附上“译汉文”。这项规定看似有点“语言霸权”，实则是遵循东亚外交话语惯例。

1875年，日本派遣“云阳号”等3艘兵舰侵扰朝鲜江华岛一带，遭遇朝鲜守军激烈抵抗，史称“江华岛事件”（或称“云阳号事件”）。1876年2月26日,日本以此为借口，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又称《日朝修好条规》或《丙子修好条约》)。虽然此条约对朝鲜含有诸多不平等内容，但双方认同外交话语遵循使用汉文的惯例。即《江华条约》第三款规定：

嗣后两国往来公文，日本用其国文，自今十年间别具译汉文一本，朝鲜用真文。

条款中所说的“日本用其国文”，是指日本可以使用“日本文”，但必须附上“译汉文”；朝鲜使用的“真文”，即指“汉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话语体系限于“自今十年间”，其间朝鲜、日本均会培养通晓对方国语言的专业人才，1886年以后的往来文书各自使用“朝鲜文”与“日本文”，意味着“汉文”作为东亚外交话语的历史行将结束，亦即汉字文化圈面临瓦解的危机。

往前推溯到19世纪中叶，1854年3月，美国佩里将军率领的“黑船”舰队叩开日本国门，迫使幕府签订《神奈川条约》（通称《日米和亲条约》）,根据多种史料还原谈判过程大抵如下：美国谈判官员使用英语，美方翻译官卫三畏口译为中文,中国人罗森笔录后交给日本官员看；日本官员写下汉文，罗森念出来，卫三畏再翻译成英文给美国官员听。于是美日交涉时采用荷兰语与日语相互转译，并以汉文、荷兰文译为日文确认，从而形成荷兰文、英文、汉文、日文的条约文本。由此可见，日本与美国交涉时，“汉文”作为东亚外交的通用话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再往前溯，19世纪初东亚局势“山雨欲来”，各国外交官肩负各自使命，穿梭往返于陆路海途,留下诸多内容丰富的“使行录”。这一时期的“使行录”——中国使臣的“使琉录”、朝鲜使臣的“燕行录”、越南使臣的“北使录”、日本官民的“见闻录”等多以汉文撰述，汉文成为当时跨国旅行的外交官彼此沟通使用的话语。事实上，隋唐以来“汉文”一直是东亚外交的通用话语，具有不同母语背景的使臣习惯以“笔谈”的方式进行视觉交际。

本文以清朝册封副使李鼎元、琉球文人外交官杨文凤、日本汉学家石冢崔高、朝鲜燕行使柳得恭等人为线索，探究19世纪初东亚外交话语的实际情况，论证“笔谈”在跨国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廓清首部中琉辞书《球雅》的来龙去脉。

二、李鼎元与《球雅》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琉球国中山王尚穆去世，遣使表请清朝册封其孙尚温为王。嘉庆四年（1799年）八月十九日，清政府任命翰林院修撰赵文楷为正使、编修李鼎元为副使，携带御书“海表恭藩”匾额赴琉球册封。嘉庆五年（1800年）二月十八日，册封使一行离京南下；五月七日，封舟开洋出五虎门；五月十二日，入那霸港；十月十五日，完成册封而归。

李鼎元（1750-1805），字味堂，一字和叔，号墨庄，绵州（今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县）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其兄李调元（雨村）、弟李骥元（凫塘）亦先后入翰林，皆负文望，世称“绵州三李”。

李鼎元接受册封琉球副使任命之后，参阅同乡前辈周煌的使琉记录《琉球国志略》等，进行了充分的出使准备，并有意追随前贤撰述使琉球行纪，这便是后来成就的《使琉球记》六卷。《使琉球记》详细记载了此次册封使的行程、活动、见闻，嘉庆五年（1800年）五月廿九日条记载：

连日细访琉球山川、风俗，《志略》略备，惟《琉球寄语》尚未搜采。《徐录》偶及之，亦挂一漏万。因语法司官，择有文理通畅、多知掌故者常来馆中，以资采访。是日，世孙遣杨文凤来。长史言其文理甚通，能诗、善书。与之语，亦不能解。因以笔代舌，逐字询其音义，并访其方言，文凤果能通达字意。

李鼎元随行携带多种前册封使撰写的使琉录，随时参考比对。他发现周煌的《琉球国志略》记载琉球山川风俗较详，但未附《琉球寄语》；徐葆光《中山传信录》虽采择部分琉球语，但“挂一漏万”。因此，李鼎元计划在访琉期间编撰一部完整的《琉球寄语》，并要求琉球官方派员协助。琉球官方派杨文凤协助，然而双方语言沟通存在障碍，最后采用“以笔代舌”的笔谈方式，“逐字询其音义，并访其方言”，编撰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

嘉庆册封琉球使团虽有通事郑煌随行，但在实际交流过程中翻译效果不尽如人意。李鼎元与杨文凤初次见面时从“口谈”转为“笔谈”的情景，《使琉球记》仅言“与之语，亦不能解”，因而“以笔代舌”。1803年杨文凤奉使日本与石冢崔高笔谈时提及此事，披露了未见于《使琉球记》的细节。《琉馆笔谈》记载如下：

石曰：见天使，言语相通否？

杨曰：凤不知华音，有天使带来通事通话，然以其不甚明畅，一日换之以笔，写字为问，文凤亦写字为对。天使笑曰：“悔不早请管城子传言，其通快利便，不可言也。”自是以后，笔语以为常。当笔语时，天使等下笔，千万言即成，字字句句，明明白白。凤为对，语涩笔迟，或至举笔，沉吟半晌，汗出浃背。

当时虽有通事（郑煌）在场，但沟通“不甚明畅”，改为笔谈后，李鼎元下笔“千万言即成”，感叹“悔不早请管城子传言，其通快利便，不可言也”，故而“自是以后，笔语以为常”，表明此后李鼎元与琉球的话语沟通主要依据“笔谈”，很少借助通事进行“口谈”。

李鼎元与杨文凤初次见面，达成借用笔谈沟通的共识，第二天琉球官方再追加四名文人（人称“四公子”）加入团队，襄助李鼎元编撰《球雅》。《使琉球记》五月三十日条记云：

首里公子向循师、向世德、向善荣、毛长芳来，以所作诗文进质，皆有思致。询其来意，乃知世孙知余欲辑《球雅》，特遣四人来助杨文凤参稽一切。三向为世孙本支，毛则王妃之侄，通汉文、能汉语，年皆二十以上。与之语，文理尚不及文凤，而聪明善悟。世孙即令五人馆于使院之西里许，因就诗韵字，令每人日注数十字来，疑者面议，后率以为常。

此时李鼎元着手编撰的辞书已定名为“球雅”，以杨文凤为首的五名琉球文人安置在使院附近，自此“每人日注数十字来，疑者面议，后率以为常”。

虽然中琉双方语言无法沟通，但笔谈交际似乎非常顺畅，《使琉球记》六月二十六日条记载：

杨文凤来，问以国中官制、士习…… 听其言，源委了然，笔谈翻胜口谈，当推为中山第一学者。

这里提到“笔谈翻胜口谈”，并且赞誉杨文凤为“中山第一学者”，说明李鼎元对编撰进展非常满意。从《使琉球记》的记载来看，杨文凤等人屡屡将完成的初稿递交给李鼎元，其条目达数千则。比如，《使琉球记》七月二十七日条云：

杨文凤送《寄语》二百余条并书本国字母以来。余以《传信录》较之，无异。问以《徐录》谓一字可作二、三字，读者略仿中国对音，何以说？对曰：“此乃字义，非音也。小邦但知对音，不知切音。……”乃知历来册使俱就通事口授以意解释，未令通人笔之于纸，故音义不分。余作《球雅》，皆令文凤等逐字注其音、复注其义，并将通俗等语汇成册，令注本国语各句下，就所注而辑之。字异而语同者合并之，无令重出。务在得实，以备一邦翻译。名曰《球雅》者，仿《尔雅》体例，以汉文贯首而释其《寄语》于下，盖欲以汉文通夷文，使不雅者亦归于雅，此命名之义也。

李鼎元倾力编撰《球雅》，实有超越前人的抱负。他认为“历来册使俱就通事口授以意解释，未令通人笔之于纸，故音义不分”，而借助笔谈编撰《球雅》不仅提高了效率，也大大提升了精确度，因而对这个自创的方式颇为自得。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李鼎元提到《球雅》之名的来由，乃是仿《尔雅》体例，寓意“以汉文通夷文，使不雅者亦归于雅”。

在杨文凤等五人的通力协助下，经过近五个月的努力，李鼎元终于编成《球雅》初稿。嘉庆五年（1800年）十月十五日，册封使圆满完成使命，将登舟渡海返回福建，新册封的琉球国王尚温在致谢词中特别提到李鼎元编撰《球雅》的伟业：

副使大人更为小邦广声教，辑《球雅》；国之略晓文字者，皆得就教尊前，执经问业。父师之恩，尤深感戴! 欣幸久住，亲炙多人。

李鼎元在航海返回福建的途中，依旧心系《球雅》，在颠簸的船中继续修订完善。李鼎元诗文集《师竹斋集》（卷十四）收有《舟中详订球雅因题》。其中，“就中参寄语，十未详一二”，是说此前的使琉录收录琉球语仅十之一二；感叹“守礼恭顺邦，岂得阙文字”，表明编撰《球雅》之初衷；“毛颕代吾舌，楮墨亦来伺”“仓颉腕下忙，扬雄椠底忌”描写笔谈的情景；辞书体例则是“音维对则呼，义须别乃类”；“草创初脱稿，精严起凡例”谓在琉期间完成初稿，舟中编定《凡例》；“ 舌遂能通，象胥竟须弃”是期待的结果；“尔雅词不繁，方言师其意”说明《球雅》参照了《尔雅》《方言》的范式。

三、杨文凤的漂流谭

日本享和三年（1803年）夏，琉球人杨文凤奉命出使日本，住于萨摩藩鹿儿岛的琉球馆。时有萨摩藩儒士石冢崔高慕其文才德望，登门求见。二人语言不通，笔语交谈、赋诗酬酢，石冢崔高“以其相赠答诗什及其笔语，录为一卷，题为‘琉馆笔谈’，以志奇遇。后日也，其诗又别为一册”（《琉馆笔谈》首文）。

杨文凤（？-1806），琉球著名诗人，出生于首里赤平村。成岛司直《琉球录话》载其小传：

杨文凤字上乡，号四知，常称上田亲云上，诗文为球阳巨擘。数至萨摩，以故萨人亦赏其敏捷。去年册封使至其国，宴中山茶亭，睹壁上题诗，惊其才俊，问是谁作，侍者曰“国人杨文凤所题”。时文凤在阶下，封使益奇之，携手登亭，终日唱和为文字饮云。

嘉庆五年（1800年）五月，清朝派遣赵文楷、李鼎元赴琉球册封尚温王，杨文凤奉命参与接待，副使李鼎元称赞其为“中山第一学者”。其后两人笔谈唱和，并应李鼎元之请，参与编写中琉词典《球雅》。1803年出使日本时邂逅石冢崔高，《琉馆笔谈》即为当时两人的笔谈记录。

石冢崔高（1766-1817），江户后期唐通事、汉学家，名胤国、崔高，字志坚，号确斋，别号雪堂，出生于萨摩藩鹿儿岛，早年求学于藩校造士馆，与杨文凤笔谈当在这一时期。后奉藩命赴江户入昌平黉，师从名儒古贺精里，学业大进，传世著述有《南山俗语考》《万国地球图说》等。文化十二年（1815年）被任命为造士馆助教，然未履职便卒于江户。

杨文凤与石冢崔高的笔谈原稿今已不存，经石冢崔高整理编撰的《琉馆笔谈》，目前传世的抄本有两种，兹略述如下：

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所藏的阪卷-宝玲文库本。一册一卷，高16.5厘米，宽24.5厘米。无序跋，正文10叶，首题“琉馆笔谭”，下署“日本 石冢崔高/中山 杨文凤”。无框，每半叶9行，每行20字，有朱笔校勘。

筑波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本。一册一卷，高22厘米，宽15厘米。扉页上部自右而左草书“琉馆笔谈”“胡梦抄”“禁色考”“女官心”“习俗草”“忧天私言”“农商建国辨”“柳营夜话”，末行楷书“琉馆笔谈”，当为后人所书。正文9叶，首题“琉馆笔谈”，下署“萨州 石冢崔高”，有“秋山友安”“耕田楼藏书记”印章，卷尾有“文化戊辰十一月借抄石冢/崔高稿本了”识语。左右双边框，墨界线，每半叶10行，每行20字，有朱笔校勘。

传世二本均不详抄手，夏威夷大学本无抄写年代，而筑波大学本抄于文化戊辰（1808年）十一月，且据当事人石冢崔高的稿本抄录，更接近原貌。如筑波大学本仅署“萨州 石冢崔高”，夏威夷大学本则署“日本 石冢崔高/中山 杨文凤”，后者显然有所增饰；此外筑波大学本作“琉馆笔谈”，夏威夷大学本作“琉馆笔谭”，一字之差也显露润色的痕迹。

值得一提的是，《国书总目录 补订版》（岩波书店，1989-1991）著录“球馆笔谈/石冢/崔高（石冢/确斋）/[写]教大（文化五年写）”。“教大”即“东京教育大学”简称，是筑波大学的前身，《国书总目录 补订版》显然将“琉”误录为“球”，筑波大学附属图书馆将“球馆笔谈”列为“别书名”也不甚妥当。

此本笔谈记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涉及内容广泛，包括清朝册封使在琉球的笔谈、杨文凤出使中国大陆途中漂流至台湾时与当地官员的笔谈、抵达福建后与中国文人的笔谈等，对了解19世纪初东亚国际关系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与史料价值。杨文凤与册封副使李鼎元的笔谈交流已如前述，下文简略介绍杨文凤在漂流地台湾、目的地福建的话语交流情况。

（一）杨文凤与台湾官民的笔谈交流

嘉庆七年（1802年）琉球国派遣二艘进贡船赴中国，合计装载贡品煎熟硫磺12600 斤、红铜3000斤、练熟白刚锡1000斤。一号船由耳目官向诠、正议大夫梁焕、都通事蔡浚派坐镇，二号船的使臣有都通事王成教、使者杨文凤与向元麟、通事阮文光。官生向寻思（循师）、向世德、郑邦孝、周崇鐈，副官生向善荣、毛长芳、蔡载圣、蔡思恭，都集中在一号船，曾协助李鼎元编撰《球雅》的“四公子”均在其中。然而，惨剧发生了。《清史稿·琉球传》载：

（嘉庆）八年，琉球二号贡船至大武仑洋遭风，漂至台湾，冲礁击碎，其正贡船亦同时漂没。福州将军玉德等以闻，帝谕救获官伴水梢人等，照常例加倍给赏，贡物无庸，另备呈进。

《清史稿》对这次难船记载极为简略，指出事故的发生地点“大武仑洋”，大概在台湾基隆市东北的海区，二号船“漂至台湾，冲礁击碎”，一号船则“同时漂没”。琉球方面的史料提供了事件的几个节点，如《历代宝案》明确进贡船启航的时间为“嘉庆七年十月六日”以及贡品与搭乘人员，《中山世谱》载“壬戌赴闽之二号贡船，漂到台湾，搁礁损坏，所坐人数，赤手浮扬，护送福州，来到馆驿”。据《清史稿》，一号船也在同一海区遇难，此后杳无音信，其中李鼎元寄予厚望的琉球“四公子”同时身亡，令人惋惜。至于二号船，漂到台湾的经历、抵达福建后的遭遇，《清史稿》《历代宝案》《中山世谱》等均未言及，幸运的是《琉馆笔谈》提供了亲历者的详细追忆与描述。兹抄录相关内容的笔谈，先是石冢崔高发问：“闻旧年贵舟欲往福州，因风不顺，漂到台湾，有之乎？愿闻其详。”杨文凤回答：

正是，如命本国二只贡船，在那霸一同开驾，在洋遇风，一只船于今未知存亡下落。凤等船漂至台湾地方，船即破矣，所载公私货物，悉为乌有。通船八十名遇土人出来救命，方得上岸。写字通意，始知其为台湾也。艰难万状，不可形容也。……先是地方官待凤等甚是轻贱，凤等叩头礼拜而不肯为答礼。及见其地方官或秀才等以诗与凤相为赠答，皆下坐答拜，前倨者，后皆恭也。凤窃谓同舟者：“谁道文章不值钱，今日方见文字值钱的。”众人皆笑。台湾赠答诗载在别册。

一号船“于今未知存亡下落”，说明难船事件发生约一年，依然杳无音信。杨文凤乘坐的二号船触礁颠覆之后，80名船员得到当地人的救助，通过“写字通意”才得知来到了台湾地界。开始的时候，地方官员对琉球漂流民甚为轻慢，不屑以礼相待，等到杨文凤赋诗赠答，态度从“前倨”骤变为“后恭”，充分体现了“文字”的魅力与功效。此后，杨文凤游历台湾各地，继续演绎“汉字话语”带来的奇遇：

一日在台湾新庄分府，旅思凄怆，口占一诗，贴于座隅。地方诸官群来见之，自是敬礼甚笃。一日出外间，游县中，土人争先来迎，或有出诗稿求和，或携花笺求书字。凤毫不推辞，各应其求即答。……或书字到夜深，或送酒肴，或携管弦来慰，凡经过地往往如此。

杨文凤所到之处，求字索诗者接踵而至，为了表达敬佩和感谢之意，有人送酒菜设宴，有人携管弦慰情，这一切均来自于贴于座隅的“口占一诗”。滞留新庄十余日，杨文凤前往竹堑分府，邂逅地方官吉寿，与其一家三口（父、子、孙）结成“文字交”：

其地府官奉政大夫吉寿者，北京人，清朝今上皇帝亲眷也。即日来馆慰劳。谈话之间，即席赋诗一章以献，府官见而赏之，袖而归。次日遣其子寄赠次韵诗，并见惠美酒一坛。又次日遣其孙赠以好茶。在此间，府官一家三人每来慰问。其孙年方十四，容貌秀雅。常从十多个人，乘一座大轿来，叫我写字。

吉寿为科班出身的满人，《褔建通志·台湾府·职官》“理番同知”条说：“吉寿，镶白旗满洲举人，嘉庆二年任。”吉寿于嘉庆二年（1797年）出任台湾理番同知，杨文凤与他结识时他应该在台湾知府任上，故有“府官”之称。几天后，杨文凤离开竹堑，转至台湾城，拜谒太守庆保，堂上有一段对话与互动：

大守姓曰庆，名保。其日坐堂上问凤等，道：“琉球海外小邦，而今被中华风教，至于文字亦颇有通之者。”顾左右取笔砚来面试。凤出班对曰：“海外远人，不识礼数，敢不献丑以谢高恩。”即书七言律诗以呈。庆保见之，赏文凤以诗集一函、亲笔对联及衣服等物。

（二）杨文凤与福建文人的交流

杨文凤一行在台湾滞留四个月左右，由台湾官方派船送往厦门，嘉庆八年（1803年）二月八日入住福建琉球馆。石冢崔高把话题从台湾转到福建，问：“在福州，曾见读书人，听其谈论否？”杨文凤写字作答：

见一二才子，文凤不识官话，言语不通，书字通言，闻其大略耳。读四书五经，用宋朝程朱注解，又旁及诸子百家之书，又学作文章，此天下皆同也。但闻今中国考试文章取士，故读书者专为举业作官计耳。当其考试，考其文章，定其高下，取其中选者，或为秀才，或为进士、举人等科目。中国为学，此其与我邦少有不同。

杨文凤到了福建，依然因为“不识官话，言语不通”，继续以笔谈与当地人沟通，他得到的信息是福建读书人盛行程朱之学，为“举业作官”而埋头于八股文。当地有位文人名叫陈邦光，曾经随使者去过琉球，杨文凤与他有一面之交。一日杨文凤登门拜访时，陈邦光的弟子们皆看轻琉球人，于是陈邦光说：“此几位在琉球博览饱学，汝等请出题求诗文。”弟子们大多不信，取来笔墨让杨文凤即席作诗，杨文凤当场挥毫写下七言律诗，众人传观后惊叹不已，表示以后再不敢轻慢琉球人。

综上所述，1800年杨文凤与清朝册封使笔谈展示才华，从而一举成名；1802年因文才入选进贡船使者赴华，途中遇难漂至台湾，又因笔谈赋诗获官民青睐，1803年得官船护送至厦门、福建；在福建虽然也是“不识官话，言语不通”，但娴熟的“汉字话语”再见奇效，令当地人的“琉球观”大幅改观；同年五月末或六月初回到琉球，马不停蹄又奉命出使日本，与萨摩藩士石冢崔高笔谈交流，追述台湾、福建漂流奇闻，成就《琉馆笔谈》一书。

四、柳得恭与李鼎元

话题再回到李鼎元借助笔谈编撰的《球雅》，这部中琉辞书在李鼎元离开琉球时已成初稿，除了前述《使琉球记》《师竹斋集》《琉馆笔谈》之外，向寻志《伊集氏家谱》也有“著作《球雅》一部以呈，此以官音译球语者也”记载。

然而，这部中琉合作之杰作、笔谈交流之结晶的《球雅》，此后似乎音信全无、去向不明，因此出现种种猜度。《最新版 沖縄コンパクト事典》“球雅”条云：

[球雅] 1799年，册封使李鼎元发起编撰琉球语辞书。以杨文凤为主，在向寻思、向世德、向善荣、毛永芳4人（1802年作为官生赴中国留学途中海难而亡）协助下编集而成，然是否版行不得而知。

《球雅》编撰起点设为“1799年”不甚妥当，这仅是清朝任命册封使的时间，册封使起航时间为嘉庆五年（1800年）五月七日，李鼎元起意编撰中琉辞书并定名为《球雅》，应该是抵达琉球之后的五月二十九日；李鼎元仅仅是发起人，而杨文凤主导编撰工作的说法也失公允。然而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四位参与《球雅》编撰、才华横溢的琉球青年文人，1802年获得赴中国留学的机会，却不幸丧身海难事故。

岛尻胜太郎是较早关注杨文凤事迹的日本学者，他在《楊文鳳：隠れたる詩人》一文中提到李鼎元与杨文凤的交流：

文凤不善华语，以笔谈不假通事与天使交流，李鼎元感叹笔谈如此通快利便，早知就不需口传。李鼎元采集寄语，目的是编纂《琉雅》。

岛尻胜太郎认为李鼎元编撰的辞书为《琉雅》，笔者多年追寻《球雅》不得，读了此文之后又开始在国内外各藏书机构寻觅《琉雅》，依然一无所得。

2000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刊行黄润华等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该书影印了《琉球译》抄本，在《出版说明》中声称：

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译》是一部汉语与琉球语对照的辞书。……在有关史料中，记载有《琉雅》一书，为清嘉庆朝内阁中书李鼎元所著。……但《琉雅》一书遍查未见，此《琉球译》也是海内外独见之孤本……。

该书编者也认为李鼎元编撰过一部《琉雅》，但“遍查未见”。《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影印《琉球译》时，只注明“清抄本”，未署作者姓名。然而，2012年鹭江出版社推出的《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第1辑）也影印了这部《琉球译》，并署“[清]翁树撰 清钞本”。“翁树”其人遍查不得，查看影印件，署名为“大兴 翁树昆钞”。

翁树昆系翁方纲第六子，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忠叙，号覃溪、苏斋，顺天大兴（今北京大兴区）人，是清代书法家、金石学家。乾隆十七年（1752年）进士，授编修，历督广东、江西、山东三省学政，官至内阁学士。翁树昆受家学熏陶，也善书法、诗文，甚至为其父代笔。翁树昆虽曾游历朝鲜，但未去过琉球，所以不可能编出《琉球译》，故仅仅是抄写者而已。

那么《琉球译》的作者究竟是谁呢？嘉庆六年（1801年）四月一日，朝鲜燕行使柳得恭抵达燕京，他与李鼎元是旧识，得知李鼎元刚从琉球返回，四月十五日登门拜访，笔谈叙旧。柳得恭在《燕台再游录》中抄录了二人的笔谈：

问：想多大作，如周侍讲《略》。

答：此行有诗三百余首，《使录》一书外，有《琉球译》一书，上下二卷，己脱槁。诗录尚未清出。

……

墨庄曰：吾著《琉球译》，始名《球雅》，何如？

余曰：非草木虫鱼，只翻其言语文字，故不当曰“雅” 耶？何故改之？

墨庄曰：雅不止草木虫鱼，五雅皆以雅立名。昨有人言球语，球字不足为雅，故改以译。

从上述笔谈可知，《琉球译》的作者是李鼎元，分上下二卷，原名《球雅》，回国编定以后，递送相关人员传阅，四月十四日（与柳得恭笔谈前一天）有人提出“球字不足为雅”，因而易名为《琉球译》。

李鼎元与朝鲜燕行使素有交往，如蔡济恭《含忍录》（1778 年）有赠别李鼎元诗，李德懋《入燕记》（1778年）记与李鼎元赠礼、笔谈、叙别，徐浩修《燕行记》（1790年）提到李鼎元和诗，洪良浩《燕云续咏》（1794年）言及李鼎元藏《登岱图》，柳得恭《热河纪行诗》（1801年）有李鼎元赠诗，柳得恭《并世集》（1801年）提到李鼎元出使琉球，尤其与柳得恭文交甚密。

另翁方纲、翁树昆父子与朝鲜人交谊颇深，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朝鲜燕行使成员朴齐家、柳得恭即与翁方纲交游，嘉庆十五年（1810年）金正喜随使燕行，李鼎元、翁树昆同席与之酬唱。翁树昆手抄李鼎元《琉球译》必有其脉络，李鼎元提到“昨有人言球语，球字不足为雅”，促成李鼎元改《球雅》为《琉球译》之人，或许与翁树昆有密切关联，甚至有可能就是翁树昆本人。

以上考察了李鼎元、杨文凤、石冢崔高、柳得恭等人的跨国交流，时间定格在19世纪初，空间涵盖北京、福建、琉球、台湾、萨摩，维系这些涉外人员顺畅开展交流的纽带，是东亚汉字文化圈内的视觉交际手段、汉文笔谈的话语体系。到了19世纪中后期，这种交际方式上升为近代条约的外交话语体系，汉字的持久辐射力与国际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篇幅有限，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王勇，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转载自“河南大学学报”公众号

作者 | 王　勇

编辑 | 汪靖姗

审核 | 边田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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