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 杜朝晖：弦歌以时 俾我成长——浙江大学古籍所人才培养散记

弦歌以时  俾我成长

——浙江大学古籍所人才培养散记

杜朝晖

编者按：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前身是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1983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系全国高校古委会直属科研机构之一。今年四月古籍所迎来建所四十周年。四十年滋兰树蕙，桃李芬芳，自设立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博士学位点以来，古籍所共培养三百六十余名研究生，另有博士后五十余人出站。值此所庆之际，“浙大文学院”特设立古籍所所庆专题，陆续推送古籍所师生、所友的回忆文章，讲述古籍所的故事，追忆师辈治学风范，回顾个人求学经历，重温师生同窗情谊，彰显古籍所的精神和传统。本期推出的是杜朝晖（古籍所2006届博士生）的《弦歌以时  俾我成长——浙江大学古籍所人才培养散记》。

2003年9月至2006年9月，在浙江大学古籍所博士三年的求学时光，是我人生中最可宝贵的经历。在名家云集的古籍所，我们聆听先生的教诲，体验求知的快乐，苦修立身的本领，领悟学问的意义。而我们的收获都来自古籍所基于“传道、授业、解惑”教育目标之下的精心安排。

一、课程设置谨严有序，课堂教学精彩纷呈

初入西溪东一楼的研究生教室，我很怀疑自己课堂上能否坐得住，因为脱离学生身份已有6年，为此颇有些忐忑。当时听闻很多学校的博士生并不正经上课，师生之间以交流聊天为主，心下思忖：“古籍所或许也这样？！”谁知我是打错了算盘。浙大古籍所不仅有严密的课程体系，而且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人才培养方案。翻开当时的听课笔记，我上过的专业基础课、方向课有数门，包括古籍所博导合开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专题研究”、张涌泉老师的“近代汉字研究”“敦煌文献要籍选读”、王云路老师的“训诂研究”“中古汉语研究”、束景南老师的“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方建新老师的“唐宋社会文化史”、许建平老师的“敦煌学”等。

2005年古籍所教师合影

印象深刻的第一件事：专业基础课——“中国古典文献学专题研究”。这门课分别设立“宋代古籍书目与朱熹著考”（束景南）、“版本和版本学”（崔富章）、“宋代文献学概述”（方建新）、“试从语言文字角度看敦煌文献的价值”（张涌泉）、“训诂研究方法论”（王云路）等专题，每位老师均以文献为基底，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各擅胜场。一门课上完，博士一年级新生很快摸清了浙大古籍所学术研究方向的大致构成，感受到各位老师的治学方式特点，为我们进一步的研习、解决了诸如“可以展开哪些方面的大小研究？”“遇到疑惑能够请益何人？”等基本问题。这种讲座式合作型授课模式今天并不罕见，但确实让2003年的我感到很新鲜，而其实用性也使我受益非浅。三年间，我问学诸师，拓展了知识范围，认识问题也有了一定的深度。

印象深刻的第二件事情：强调每门课以10次为限。一学期通常18周，10次课大约两个半月的教学时长，既让学生获得了某方面的知识储备和研究方法，又给学生留下充足的时间研究思考，可谓是学思结合的最佳安排。回想当年，每门课上课不久，我就开始构思课程论文的选题，学期结束即能上交初稿。犹记得我递交的“唐宋社会文化史”课程论文是“‘双陆不胜’‘鹦鹉折翼’来源考”，方建新老师很快反馈了修改建议，稿纸的天头地脚，遍布蝇头朱批，仔细阅读批语，深感方老师见识卓绝，也亲身体会到历史学与汉语言文学在研究方法、路径甚至材料使用等方面的不同。通过修习这门课程，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从事敦煌学研究的短板。课程论文经过方老师的悉心指导，最终得以公开发表。

印象深刻的第三件事情：教学态度极其认真。每位老师上课的内容不同，风格亦各异，但相同的地方是绝无敷衍之处。关于课堂教学的情形，我的博士论文后记曾有描述，转录如下：

我的导师张涌泉先生学风严谨、朴实，讲课亦如此。每节课他都精心准备，不含半点水分。上张老师的课，头一天不能熬夜，必须精力充沛，精神集中，这样才能跟上他的大容量和快节奏。王云路老师讲起课来不疾不徐，娓娓而谈，如话家常。王老师的和蔼，使平日不敢造次的我们常常“胡言乱语”，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王老师则饶有兴趣地关注同学们的发言，并不急于给出答案。束景南老师的课叫做“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束老师也颇有仙风道骨，讲课时总是面含微笑，仔细看时似乎又没有笑。他的声音抑扬顿挫，婉转动听，我们疑心佛家经师讲经大概就是如此吧！相比束老师的从容舒缓，方建新老师上课常常语急，然而从方老师急于表达的神情中，很容易体会到老师率真的性格和对学术的热情。

老师们的课堂，用现在的时髦话讲，叫做“干货满满”。让我这个惧怕上课的学生变成了听课达人，不仅修完古籍所规定的学分，还去旁听了汉语史中心黄笑山、颜洽茂、黄金贵等先生的课程。回望古籍所有计划、有节奏的课程设置，于我而言，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较快补充了由硕至博硕究领域转向所需的相关知识储备，为展开新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二是不同的课程、不同的老师，共同强调“充分重视文献”“不能投机取巧”等观念，促使我认识到做学问应坚持的信念、应采取的方法和应遵守的规范。

二、学术活动丰富多元  过程培养循序渐进

除了精彩纷呈的课堂教学，古籍所还精心组织安排了形式丰富、内容多元的课外学术活动。

首先要提的是学术讲座。杭州是名满天下的“人间天堂”，也是学术大咖论学的好地方。因此，凡有学者来杭州或路过杭州，古籍所的老师们就会想方设法让其“雁过留声”。翻看我当年听讲座的笔记，仅2003年11月，就有李宇明“搭建中华字符集大平台”、王铁锟“《规范汉字表》研制的几个问题”、黄德宽“漫议古文字新发现与汉字发展史研究”、胡明扬“语言学研究方法谈”、周国林“六经次序之我见”、尉迟治平“《切韵》性质新认识”、刘叔新“句内词语意义关系的性质与复杂层面”等7场讲座；2004年4月，则聆听了沈家煊“语用原则和语言演变”、吴福祥“语法化述要”、遇笑容“语言接触与汉语史研究”、曹广顺“汉语语法史研究中的地域与历史视角”、刘丹青“语言类型学与汉语演变”等5场学术报告。大量的学术讲座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在视频尚不发达的21世纪初，也使我们得见学术大家本尊，莫名增添追随大人物攀登学术高峰的勇气。

其次是旁听学术会议。每年春秋两季是杭州学术峰会的密集期，老师们常命学生到会旁听。在风光旖旎的西子湖畔，观摩学者们坐而论道，感受学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氛围。午间小憇，同学们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趁着听会余兴，交流自己的学术难题，常常会有意外的收获。我博士论文“敦煌文献名物的品类特征”一节，就是受到师姐李钟美博士的启发写成的。

2010年“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

再次是硕博士生论文报告会。由古籍所学生会主办的论文报告会，得到老师们的全力支持。每年秋季学期，先由学生提交论文给导师，再由导师择优推荐参加论文报告会。学术写作训练当从小论文开始，小论文能写好，大论文也差不离。因为小论文虽小，从选题到写作，却是涵盖了学术训练的全过程。对此，我的博士论文后记有描述：

读博之前，敦煌学于我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初入门时，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张涌泉老师为我拟定了敦煌文献名物研究的方向。嘱咐我多翻原卷图版，尽量增加对敦煌文献的感性认识。对于名物专科知识，也要广泛阅读，勤查勤看。在先生的指导下，我边翻阅敦煌文献，边摘录名物条目。渐渐地，积累稍多的时候，就有了一些发现。这些小小的发现，常常能使我快乐一阵子，而后寻根问底，敷衍成文，拿给先生过目。

小论文写出来，如果能够“过堂受审”，质量定会有所提升，这个“堂”便是论文报告会。论文报告会上同学们宣讲论文、生生互评、受质疑而答辩、老师点评，一关也不能少。其中还常常夹杂着师与师的论辩，正当我们担心老师之间会否因此而生嫌隙时，转眼又见争论两方相谈甚欢，这种“不为个人故，只为真理真”的情形，是我非常向往的学术境界。

小论文有论文报告会，大论文（博士毕业论文）则有一套过程完整的评价审查机制。开题自不必多说，由全体老师参加的开题报告会，十分严肃；论文外审双向匿名，有5位评审专家；值得一提的是：外审之前，还有古籍所的内审，由1名匿名专家把关。这种近乎严苛的制度安排，即便放到20年后的今天，也有着相当的先进性。

紧张的学习之余，老师们也带着我们遍游杭州的山山水水，上香古道漫步，西湖碧波泛舟，南北高峰登顶。还有一处放松心灵的圣地：东一五楼的资料中心。百万册图书搭建的书香雅室，早八点至晚九点开放，为我们提供翻查、借阅、自习、交流的场所，成为我读博三年的精神家园。每天早晨，由东一西边楼梯匆匆拾阶而上，步入五楼深邃的走廊，乍望见东头栅栏后洒进一线阳光的资料室，浮躁的心立刻沉静下来。

2003年师生龙井春游

博士毕业至今已经17年，杭州三年的学生生活仍然历历在目。这些往事经过岁月的淘洗而未被磨蚀，因为它美好且令我终身受益，所以常被我撷取温习。怀顾之间，亦渐渐悟得当年老师们的育人奥秘：弦歌以时，春风化雨。不露声色的背后，都是精心细致的安排。而学生们也在全方位的专业浸润、学术引领、精神滋养之下，循序渐进、健康成长！

谨以此文，献给浙江大学古籍所40周年华诞！

作者简介

杜朝晖，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2006届博士毕业生，现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籍所副所长、编辑出版学系主任。曾获得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湖北大学第九届“十佳师德标兵”等。带领的“朝晖教学科研团队”获2019年“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

转载自“浙大文学院”公众号

编辑 | 汪靖姗

审核 | 边田钢

往期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