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以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赋予经济以活力，赋予社会以弹性

前几天，发表了《警惕失业潮的袭来》一文。在经济遇冷的背景下，失业潮的到来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如何缓解失业这个难题？我不禁想到改革开放之初。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是百废待兴，数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就业的问题极为严峻。

那时，以中国的经济实力，特别是政府的财力，还无法实施什么加大投资力度创造就业机会之类的措施。而是选择了另外的一条路。

这条路就是广开就业门路。1980年，中央提出，在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上，实行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

有人说，这不就是今天所说的灵活就业吗？不就是自谋生路吗？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在这个广开门路之下，实际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体制的管控在放松，社会的灵活性在增加，许多原来不允许个人做的事情允许做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劳动者出现了，作为独立经营实体的个体户出现了，各个单位中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以安排职工子女就业为主旨的三产公司。后两者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先驱。同时，为了适应这种需求，体制的规则也在发生变化，当时叫政策允许范围内。在当时，这个“范围内”在不断扩大。

在我对中国改革过程的研究中，我将其称之为自由流动资源的释放和自由活动空间的扩展。也就是说，社会的灵活性在增强。这种灵活性，不但促进了当时就业问题的解决，而且为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积聚了力量。可以说，没有这个因素，后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不可能的。

温故而知新。

那个时候，没有国家的大量投入，没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大规模的举债，就靠这个灵活性，就解决了数以亿计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这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所以，在前几天被删除的《霸州、薇娅、公务员减薪、房产税，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一文中，我写到：水至清则无鱼。最近几年，经济下行迹象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问题意识应当突出出来。第一，如何保持和营造人们容易找到生存机会的社会生态，从而有利于社会稳定。第二，如何保持一定的灵活空间，使经济能够维持活力。

现在，一说到稳增长，一说到稳就业，想到的就是大上项目，就是基建大基建。其结果，可能对促进就业收效甚微，而且会进一步加重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而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借鉴改革开放之初的经验，以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赋予经济以活力，赋予社会以弹性。

纯粹就经济而言，营造环境的弹性，至少涉及到如下几点。第一，以政策弹性拯救小微企业并促进其发展。第二，营造人们比较容易找口饭吃的社会生态。第三，给民营经济以发展的空间。第四，在监管上保留一定的弹性。

前面三点，其他人已经说过许多了，有的我以前也曾经论述过，不再赘述。这里主要谈谈第四点，即在监管上保留一定的弹性。

有报道称，今年前11个月，在经济遇冷，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失业明显增加的情况下，个人收入所得税却增长了20.3%。随着有关法律的健全和完善，随着监管技术手段的进步，监管的严格性会不断提高。应当说，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道理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对薇娅的处罚之所以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和议论，不是说薇娅不应该处罚，而是人们担心，这是否会开一个头，涉及到人们戏称的灵鹫宫即灵活就业人员的问题。有人说，这类人群目前已经有两亿人之多。

灵活就业人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生活在经济的灰色地带。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这种灰色地带，既是经济保持一定活力的源泉，也是相当一部分人谋生的必要手段。比如，前一段也曾引起热议的条码支付纳入监管的问题。按照有关部门的解释，以后不能用个人二维码收经营性收款。但问题来了，菜市场卖菜的小贩，现在普遍用二维码收付。如果上面的规定实行，从监管的角度看是完善了，从税收的角度看是增加了，但一些以此为生的人的生存可能会更加艰难。

保持监管上的灵活性，而不是一味依靠技术进步等因素编织资源汲取之网，其实质是将富民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特别是在三驾马车中外贸将来可能面临严峻局面，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强弩之末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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