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刘伯温这些策士真的是了不得的“智多星”吗？
┃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诸葛亮、刘伯温这些策士
真的是了不得的“智多星”吗？
©文/ 苏则 来源：读嘉编辑：禅心云起、瑞秋的春天
☄ 民间文学中和刘伯温一样“多智而近妖”、擅长设计“锦囊妙计”的诸葛亮形象同样在元末明初形成，恐怕不完全是出于巧合。
引子、汉语传统中的“智多星”们
有一篇曾经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文字如是说：
人们常说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智慧，当然不同的民族对智慧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中国人所代表的东方智慧观念，与洋人的西方智慧观念有很大差距。西洋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无非亚里士多德、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之流，都是理论家、发明家、创造家。中国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是谁？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说：“诸葛亮”。诸葛亮有什么发明？没有；有什么创造？也没有；提出过什么理论？还是没有（孙武还有部《孙子兵法》）。中国人把诸葛亮视为最高智慧代表人物的理由在哪里？因为诸葛亮玩计谋、搞诈术的水平中国古今第一。
东方的智慧标准是计谋权术，西方的智慧标准是发明创造。按照东方的智慧标准，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不过几个书呆子而已。牛顿遇到诸葛亮，肯定被诸葛亮玩得像如来佛手心里的软糖一样，谁敢在诸葛面前谈天才。而按西方的智慧标准，诸葛亮不过是一个擅长计谋的政治人物而已，连一个高等数学方程式都解答不了，谁敢在牛顿面前谈智慧。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之类擅长计谋的政治老腕，不会被列入西洋天才人物的行列……①
这两段文字在细节上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漏洞的：西方传统中对智慧的看法并没有那么简单，不能一概而论；“玩计谋、搞诈术”的诸葛亮形象主要是元末明初《三国演义》一类民间小说塑造出来的，历史上的诸葛亮也曾经有改造连弩、木牛流马一类的技术创造（木牛流马并没有小说描写的那么神奇，可能只是效率更高的独轮车一类的运输工具）②。
但是，从大方向上来说，这两段文字对“东方智慧”的概括仍然颇为精准：自秦末汉初的张良、陈平，三国时代的贾诩、荀攸，到在帝王将相面前“扪虱而谈”，帮助前秦国君“富国强兵”的王猛，再到策划玄武门之变，在唐太宗手下并称“房谋杜断”的房玄龄、杜如晦（此典故意谓房玄龄善于谋划，而杜如晦则善于决断，均深得唐太宗信任），以及后世民间传说中“足智多谋”的刘伯温，汉语文化传统中的“智慧的化身”，确实往往是精于计谋权术的人物。民间文学里那个“锦囊妙计”层出不穷，“多智而近妖”的诸葛孔明形象，是一个很好的代表。
这些人至今仍然在汉语圈的流行文化中具有重大影响，是某些现当代文人向往的人生巅峰。如果我们现在去大街上找到一个普通的读书人，问问他眼中最具智慧的古人是谁，最佩服、最想效仿的古人是谁，恐怕多数回答也正是这类人物。
那么，这些“智多星”是怎样升起的？他们是如何在汉语传统中得到崇高地位，成为“智慧的化身”的？
一、天子之私人：
“中朝”的尚书和策士们
我们先来看看那些号称“智慧象征”的古代人的共通点。如果我们分析他们的履历，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除了较早的张良、陈平之外，自汉代中期开始，这些所谓的智多星，往往都有在“尚书”、“中书”一类岗位上任职的履历（实际上读下去我们可以发现，“尚书”、“中书”最初就是一个东西）：
汉末-三国时代著名的谋士贾诩（147年－223年），在早期身为凉州军阀李傕、郭汜集团策士的时代，曾经担任汉朝尚书（当时的东汉朝廷是李傕、郭汜的傀儡）；
在曹魏集团“常为谋主”的荀攸（157年－214年），在归附曹操后不久，就被委任以尚书工作；在曹操称魏王、魏国初建的时候，担任尚书令（见于《三国志·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第十》）；
号称“谋略不世出”，精通“商鞅、张仪之术”的王猛（325年－375年），在前秦集团，先后担任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左仆射等职务（见《晋书·王猛传》）；
房玄龄（579年－648年），在李世民集团中长期担任文书管理工作（“玄龄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在李世民登基后，即成为唐朝中书令（见《新唐书·房玄龄传》、《旧唐书·房玄龄传》）；
杜如晦（585年－630年），受房玄龄推举留在李世民幕府，经常参与谋划机密大事，后来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见《新唐书·杜如晦传》、《旧唐书·杜如晦传》）；
实际上，诸葛亮也曾经担任过尚书职务。刘备称帝，诸葛亮官拜丞相，录尚书事，但刘备集团中最著名的尚书，还是历史上比诸葛亮更以奇谋著称的法正（176年－220年），他在刘备自称汉中王后担任尚书令。他也可以说是蜀汉集团中最受刘备宠信的角色。
刘备在时，以“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对法正极度宠信；法正卒后，刘备“为之流涕者累日”，谥为翼侯，也是蜀汉集团在刘备在世时唯一一个受谥的臣子。关羽、张飞、庞统在刘备在时且未得谥。
中古时代谋臣策士和“尚书”等职位之间的紧密联系让我们不能不往下思考：“尚书”究竟是什么样的“岗位”，为什么产出了这么多的“计略阴谋之士”？尚书在古代官制中的地位又是怎么样的？既然古代帝国君主这么看重这些谋士，那么这个官职应该很重要吧？
可是，如果我们一加考据，就会发现：“尚书”最初是一个颇为低下，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低贱的职务。这个职位的名字是在秦代开始确立下来的。“尚”的意思，就是“主管”，所以尚书直译就是主管文书的意思，主要承担的是主管传达诏令、收发文书的工作，属于秦代九卿之一“少府”（为皇室管理私财和生活事务的职能机构）的属官。在秦朝，“尚书机构的长官叫尚书令, 秩六百石, 在当时地位不算很高, 权力也不算很大。这时的尚书只是皇帝身边的一般办事人员, 居于宫禁之内, 职低位卑, 尚无实权”③。据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所考，两汉时代的尚书的基础工作有这么几项：
第一、臣民给君主的章奏由尚书平处呈上；第二、君主给臣民的诏书由尚书制作发下；第三、所有呈上发下文件之应归档者由尚书保存。
这显然只是文秘一类的工作，不需要多高的道德修养或者身世背景，只要任事者略通文墨即可，因此秦汉帝国最初是用小吏，甚至是用宦官来承担这类职务。《宋书·百官志上》记载：秦代的少府机构用四个小吏来担任传达文书的工作，因此称他们为“尚书”④；按照唐人徐坚编纂的古代类书《初学记》卷十一《职官部》的说法，汉武帝又设置了中书和中书令的职务，主管传达帝命、掌管文书，名字是改了，但实际上也就是负责尚书的工作，这些岗位大多由宦官充任⑤。
既然尚书原本是这样一个底层的小官，后来又是如何飞黄腾达，成为君主安置他们钟爱的谋士的重要岗位呢？我们现在经常在古装剧、历史读物里看到“兵部尚书”、“户部尚书”一类官位，这些不都是帝国朝廷的高层大员吗？为什么这样显赫的位置，要用这样一个有着“卑贱身世”的古代官职为名呢？
这一切的改变，还是要推至汉武帝时代。汉武帝作为东亚大陆历史上集权欲出了名的重的帝国君主，对阻碍他乾纲独断的内外势力都不遗余力地进行打击。在外，同姓诸侯王是个麻烦，于是汉武帝实施推恩令，削夺他们的属地和力量；在内，旧的官僚系统——特别是丞相，就成了君主专权的绊脚石。
由于功臣势力的残存和帝制的尚不成熟，汉初的丞相确实具有一定制衡皇权的地位和能力。汉国/汉朝的前几任丞相，如萧何、曹参、王陵等都是灭秦战争功臣，第一任丞相萧何在楚汉战争时期主持关中政事，有便宜行事的权力；汉惠帝、汉文帝不敢擅定丞相，汉惠帝在萧何患病将死时亲往萧何府中询问继任者人选；曹参在继任相位后“萧规曹随”，依循萧何传统，执行与汉惠帝的意旨相背的治理模式，遭到汉惠帝的责问却并不改变，并用“陛下不如高祖”顶了回去；吕后称制后，试图封吕家子孙为诸侯王，吕后需要和左、右丞相王陵、陈平商讨；即使吕后对当面表示强烈反对的王陵极为不满，也只能用明升暗降的方式把王陵调离相位——这几个例子，都显示汉初相权对皇权的实际制约。
汉武帝不能满足于这种丞相权重的局面，于是着手削弱相权。他的策略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步是通过频繁撤换，甚至杀戮在任丞相来压制相权（在汉武帝统治时期西汉共十三个丞相，其中明确获罪被处死或者自杀的就有六人），但这是治标不治本之策，只能废去几个孤立的臣子，却不能一劳永逸地清除相权对皇权的掣肘。于是汉武帝又采取了第二步，即绕开旧有的、以丞相为首的官僚体系，新扶植一个君主更容易控制的官僚系统，逐渐侵夺前者的职权。这个新的官僚系统，就是“中朝”（或内朝），而这个“中朝”中最为重要的力量组成之一，就是原先地位低下而且不受关注的尚书系统。
汉武帝为什么要扶植尚书系统的官员？原因很简单：第一，尚书系统处于内廷，便于就近控制；第二，尚书系统弱小，其负责官吏原本就是文秘人员，并没有什么实权，也不像丞相这些外朝官员那样往往拥有深厚的背景和人脉。套一句俗话，没了皇帝，尚书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他们必须依附于皇权。为了加强尚书的权势和对尚书的控制，汉武帝又把自己的亲信权臣们塞进这个岗位，《晋书·职官志》记载，在汉武帝的时代，中央政权中机要官员开始担任尚书职务，张安世以车骑将军兼任尚书，霍光以大将军兼任尚书，他们都是汉武帝的亲信近臣。
偶尔发生的暴行是一时的，恶劣的制度却是长久的。在汉武帝之后，尚书的地位日渐提高，并越来越多地侵夺了外朝官员们的权力，成为了西汉晚期、东汉时期的帝国主要决策机构。《后汉书·陈忠传》记录说：“当时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外朝的最高官员）衙署的职责较轻，机密要事完全委任给了尚书”（“时三府任轻，机事专委尚书”）；《后汉书·仲长统传》也有类似的说法：自光武帝刘秀之后，虽然仍然设置三公的职位，但事务基本归于尚书机构尚书台，三公反倒成了充数的职务（“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窍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到东西晋，九卿的职权也为尚书所夺，东晋权臣桓温就曾经上疏说：古代九卿负责具体政务，权力并不集中在尚书手中，现在政事都归于内朝的尚书台，九卿就是个摆设，不如干脆撤销掉算了⑦。
不但如此，尚书们还被赋予了为皇帝网罗官员、奉皇帝之命诘责有过错的官员、向皇帝举报弹劾官员的职责。“臣民上书言事，意有未尽，尚书可以问；大臣会议，某人发表意见不透彻，尚书可以问；地方官赴任，要到尚书办理手续；卫尉（按，卫尉属于九卿之一，统率卫士守卫宫禁之官）差使属官，被使者还到尚书去辞行；等等。尚书所主管的事务，为什么这样多呢？这因为尚书是君主的秘书机关（现代语），凡是君主管得到的事，或受君主的特命，或出于自己的主动，尚书都可以管，从而尚书所主管的事务，也就极为广泛了。又臣民在尚书说话的时候，称尚书为陛下，称自己为臣，这也是尚书为君主的秘书机关、尚书代表君主的明证。”⑧
这就显示了中朝逐渐取代外朝，君权逐渐压倒相权的帝国集权化过程。
回过来看，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尚书从原先身份低微的位置上一跃而上，成为君主决策政务的核心机构；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自汉武帝以来，古代帝国君主纷纷把自己亲信的谋臣塞到尚书、中书一类的位置上来——帝国君主们需要这些并不具有武力和权势的文人帮助自己出谋划策、加强自身对官僚系统的控制。
和很多人想象的相反，被唐太宗捧为凌烟阁功臣的房玄龄、杜如晦，除了策划玄武门之变外，其实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功绩（“不以勋旧进”），这一点是李世民本人也承认的。他们只是以李世民的秘书身份，获得火箭式提拔，“以刀笔吏居第一”、“共管朝政”，因此曾被外朝臣子质疑过于专权，当然，这些质疑很快被唐太宗严厉地压制了⑨。
二、秘书做丞相：
古代中央帝国真的有分权机制吗？
秦汉时代负责君主文秘的尚书、中书等机构/官职，到隋唐时代，堂而皇之地变成了三省六部系统中的高级官僚：这其实有些类似冬虫夏草中真菌对幼虫的寄生过程：尚书、中书等内朝机构在黑暗中逐渐侵夺完三公九卿等外朝机构的职权之后，终于破壳而出，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真正主事的帝国政府部门，居然就是君主的秘书班子。从名称和职权来看，唐宋以来的帝国中央官制，很大程度上是汉武帝开启的内朝传统的继承者。对于这一点，钱穆曾经有过很好的概括，他说：
唐代丞相共有三个衙门，当时称为三省：一中书省，二门下省，三尚书省。此三省职权会合，才等于一个汉朝的丞相，而监察权还并不在内。中书省首长为中书令，门下省主管长官为侍中，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若论此三省之来历，尚书本是皇宫内廷秘书……中书依官名论，也即是在内廷管理文件之意。侍中，则是在宫中侍奉皇帝。故就官职名义言，这三个官，原先本都是内廷官。而到唐代，则全由内廷官一变而为政府外朝的执政长官，和以前性质完全不同⑩。
中书省源于中书机构，是汉代从尚书系统中分化出来的另一套君主的秘书班子；门下省源于汉代内朝机构侍中寺，唐代门下省的长官就是侍中。所谓侍中，《史记集解》说，“入侍天子，是为侍中”，最初也是地位低下的近臣小吏负责的工作。到了隋唐时代，它们登堂入室，俨然成为帝国朝廷的核心机构。钱穆精准地发现了这个现象，但他的阐释却是：三省制分割相权、严格规定三省权限，体现了分权和法治的思想，然而正因为分割太细，职权规定太严苛，所以三省制度逐渐腐化僵死，钱穆由此判断说：“中国自晚清以下，亦极端羡慕西方的分权制与法治精神，却不知中国传统政治的大毛病，正在过分注重此等分权与法治”（见钱穆《中国传统政治》一文，收于《国史新论》）。
这个结论是极为荒唐的。三省制的权力分割是对相权的分割，实际效果是对君主专权的巩固。三省官员建立在皇帝的秘书班子之上，在权柄和背景上不具备对君主的制衡能力，其职权也基本是以文书工作为主，基本没有超出上传下达皇帝意旨的文秘事务。试想一下：你有一个公司、三个秘书，让这三个秘书分别负责公司的一部分文书工作，互相牵制，这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分权吗？
唐代削夺尚书职权，自李世民后，尚书省名义最高长官尚书令长期空置，尚书作为听命执行的部门并无实权；中书省号称拥有决策权，其实就是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即所谓“定旨出命”，并且即使是钱穆本人也承认，“事实上唐代也确有不经中书门下而皇帝随便下命令的”（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门下省号称拥有审议权，即负责审核政令，可以否决君主提出的意旨，但这种否决权往往形同虚设。公元687年，武则天派人向刘祎之宣读诏书，刘祎之援引三省制的理论原则提出反对：“没有经过中书省起草，门下的文书能叫诏令吗？”武则天勃然大怒，将他直接赐死。武则天之后的唐中宗，也便不经中书、门下两省，自行决定并封拜官职。
即使三省的实际地位在皇权面前已经颇为鸡肋，帝国皇权对它仍然是不放心的。有唐一代认为三省首长地位崇高，因此不愿意轻易封给旁人，于是往往以其他地位较低的官员负责相关事务，但却冠以较低品级的官职名称⑪。这就是唐代后期和宋代所谓的“丞相”——“参知政事”、“中书门下同平章事”一类官职的来源。这些职位的名目含义和实际职权，都说明它们不过是临时派遣职务（如“同中书门下”的含义不过是中书门下的暂时代理）。如果说唐代早期的“丞相”从根源上讲是君主的秘书，那么唐代后期和宋代的“丞相”在根源上讲连秘书都不是，只是临时秘书或者代理秘书，行使秘书的职权。
严格说来，北宋前期并无三省六部意义上的丞相，只有中书门下-使职差遣制度。
除了三省六部制度和中书门下-使职差遣制度的演变，在唐宋时代，君主提拔秘书参与核心政务的操作还有另一条线索，这就是翰林、学士地位的提升。翰林、学士这些官位现在听起来似乎是非常清贵、非常高大上的，但是和“尚书”、“中书”一类官职类似，它们有着相当平凡甚至低下的本来面目。按照沈括《梦溪笔谈》的记载，唐代翰林院在皇宫内，是皇帝平日起居之处，浴堂殿、承明殿、金銮殿都在此院附近。所有在翰林院供职的人员，自学士以下，以及各技艺部门的人隶属本院的，都可称为翰林，如宋代的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都是⑫。
学士、翰林的地位之所以后来节节提升，并不是因为他们很有文化，或者说是因为皇帝非常敬重文化，爱护读书人。直率地说，就是因为这些人处于内廷，便于控制，具备文吏素养，可以为皇帝提供文秘服务。学士院在皇宫内，唐代自丞相以下官员，新任命时都没有皇帝传旨入使就职的礼节，只有学士是皇帝派宦官传旨召入就职的。《文献通考》卷五十四《职官考八》记载：学士这个职位，本来是宫中文字语言方面的顾问，因为他们出入侍从接近皇帝，因此得以参与谋议和谏言；翰林院则是“待命供奉内廷的人”（“待诏”）群集之处，从文辞经学之士，到占卜师、医官、技术工匠，无所不有。唐玄宗设置了翰林待诏的职位，让张说、陆坚、张九龄这批文人掌管文书批复、应和文章的工作，对文字要求逐渐提高，翰林院的文秘性质也原来越强，逐渐得到君权的信用，甚至被称为“内相”，也就是宫廷内部的影子丞相，又被称为“天子私人”，也就是说，他们是皇帝的“私人幕僚团队”。在唐代的内部宴会上，他们位居丞相之下、一品大吏之上，翰林学士不从属于中书、门下诸省，是皇帝直接统率的亲信团队⑬。
从汉武帝提拔文书机构尚书、中书，用出身寒微的内朝官员侵夺外朝三公的权力，到隋唐时代尚书、中书直接变成帝国官制核心部门三省六部，再到晚唐、北宋皇权压制三省六部官吏，大力扶植翰林学士等“天子私人”，其逻辑都是一脉相承的：帝国通过提拔出身寒微的文吏，压制可能威胁皇权专制的重臣。明代以大学士替换丞相，清代雍正帝以亲信组成，几乎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的军机处侵夺内阁权力，都是这个逻辑。军机处不设专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职，其任命和职务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和临时需要。军机处完全奉皇帝旨意处理文书工作，“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可以说是皇权利用文秘机构集权现象之大成。日人和田清在《中国官制发达史上的特色》一文中将这种集权现象概括为“中国官制的波纹式的循环发生”：
“天子私人侧近的微臣，渐次得到权力，压倒站在表层的大官。到了不久，取而代之的时候，在他的里面，又生出私的实权者，发达而成为表层的大官，不断地反复着……这是（古代中国）中央的显官，大概都为内部之微臣所取代的历史。”
满清军机处
秦制帝国的这些官制变化和构建，和钱穆所说的法治或者分权都无太大关系，恰恰是出于君主集权的需要，并且巩固了君主集权的事实。因此，在钱穆发表“三省制分权说”、“中央帝国在明朝以前并非专制说”之后，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张君劢在香港《自由钟》杂志连续撰文44篇加以批评。
张君劢指出：钱穆对于古代中央帝国君主集权的主调视而不见，却摭拾皇帝分割相权的史料来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存在分权， “多'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之辞”，属于选择性报告，其论证不合逻辑，“既论传统政治，不先明辨主题之君主之性质，乃以丞相等制充塞其间，此乃忽略主题之重要性，不合于逻辑者方法者一也”；中央帝国的官制法度，本身只是皇权独大的产物，不能和“丞相、三省、文官制，皆由（集权）君主制中所流衍而出，其制度之忽彼忽此，其人之忽黜忽陟，皆由君主一人之好恶为之，不能与今日西方国家之内阁总理与文官制相提并论”，古代三省制“一司取旨，一司封驳，一司执行，只可谓为分职，不可视同民主政治下之三权分立”。
张君劢清楚地看到，钱穆的错误论证源于他的民族主义情绪。“钱氏胸中先有成见，乃采其合于己者，作为历史之真相”，他对帝国政治传统的辩护难以成立。
三、刘伯温/诸葛亮神话：
汉语传统中被高估的谋士文臣
钱穆等人之所以高估秦制帝国官制的“分权”性质，一方面固然有民族主义情绪驱使，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传统文人的自尊心。钱穆一生以传统士人自命，对于“读书人”在秦制帝国历史上的作用有过高的估计和期待，所以他不愿意承认秦制帝国的君主专权，而是希望把它描绘成一个“士人政府”，或者是一个“贤人政府”：
（自汉代以来的选官制度是，）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毕业后，派到地方服务。待服务地方行政有了成绩，再经长官察选到中央，又须经过中央一番规定的考试，然后才始正式入仕。那是当时入仕从政的惟一正途。政府一切官吏，几乎全由此项途径出身……这样的政府，我们只能叫它做“读书人的政府”，或称“士人政府”。汉代从昭宣以下的历任丞相，几乎全是读书人；他们的出身，也都是经由地方选举而来。并不是由其血统上和皇帝以及前任大官有什么关系，或者是大军人大富人，才爬上政治舞台。完全是因其是一读书知识分子而获入仕途。这一情形，直从汉代起。我们可说中国历史上此下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只许这些人跑上政治舞台，政府即由他们组织，一切政权也都分配在他们手里。（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士人政府”的表述避重就轻，用“参与权”混淆了“所有权”。仍然以一个公司为例，一个公司可能会有许多的秘书，从参与的角度讲，我们可以说这个公司是“秘书公司”，但是所有权更为重要，从所有权的角度上讲，公司应该是股东和董事会的公司，在秦制帝国中，政权最终完全归属于皇帝。公司的所有权一般属于私人领域范畴，需要尊重保护，但作为公共领域的国家的所有权不应该垄断在个人手中。
诚如钱穆所说，如前所述，“读书人”——特别是那些尚书和学士们——在秦制帝国的历史上占有者一席之地，也是皇权大力扶持拉拢的对象。但是，这些“读书人”在帝国官场的地位，完全是通过自己的弱小和对皇权的安全依附而实现的。他们在帝国官场中的作用，大体上无非是为君主处理文书事务，或者为君主提供阴谋诡计，君主可以像替换一个齿轮一样随意替换他们。《新唐书·房玄龄传》记载房玄龄到了尚书左仆射（尚书省实际操盘人）的高位上，仍然是“闻阅牒讼日数百”，干的是和过去做唐太宗文秘时差不多的工作。
钱穆等传统士人对自身的过高估计反映在民间文学和大众审美中，就表现为汉语文化圈对古代实为君主文秘的谋士文臣的夸张想象。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也许就是传说中“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原名刘基，字伯温，1311年－1375年）。明清以来，普通文人和底层民众为他编造了大量荒诞不经的故事。在他们的想象中，刘伯温有张良、孔明之智谋，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甚至可以预言未来之事，“刘伯温留给朱元璋一个锦囊，最终保了朱允炆的命”，“刘伯温临死前给儿子一个锦囊，预知了他两个儿子的命运”。
除此之外，民间传说中国的刘伯温还精通阴阳术数，法力高深，近乎仙人。例如“明代佚名氏所著《英烈传》为较广泛流传之刘基故事文本。小说言刘伯温精通天文八卦，时常有如神助。如叙其早年隐逸草莽之间，得白猿教授‘天书’，得到‘佐帝王之术’，后观‘真天子出世王气，应在金陵’，便立志辅佐‘金陵真天子’；又如大战鄱阳湖之际，掐算难星将至，救朱元璋于陈友谅火炮之下。在辅佐朱元璋平服诸雄、北逐蒙元的过程中，刘伯温的卦术‘仙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见，（在民间想象中）刘伯温不仅是一位神机妙算的军师，更是神通广大的日者、望气师。”⑭
然而，历史上的刘基在元末战争和朱元璋集团中都并没有那么重要。刘基原本是元朝官吏，曾经为蒙古服务压制元末民变。但即使是在压制民变的过程中，刘基也只是契丹人院判石抹宜孙的幕僚，主要工作只是撰写《谕瓯括父老文》（通知温州、处州民众的公文）、《石末（抹）公德政碑颂》（石抹宜孙长官德政碑文）一类的文书而已。刘基也不是因为夜观天象，预料到朱元璋终成大事才弃官离开，只是因为形势所迫，朱元璋部自金陵向南推进，直逼石抹宜孙军力不足的处州，因此才离开他曾经歌颂过的旧主石抹宜孙而已（后来石抹宜孙战死了）。
公元1360年，刘基投靠朱元璋，在朱元璋集团中也只是谋得了太史令的位置，实际上也就是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的秘书而已。民间传说和文人笔记中，刘基在朱元璋属下的提供的“锦囊妙计”和“术数占卜”，几乎都是后人编造的。朱元璋登基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制定朝服、公服等礼制，刘基以太史令身份参与，又在新设的弘文馆中兼任学士的职务，总而言之，“刘基对明朝开国的贡献并不那么大，他的智慧也不那么超人”⑮，真实历史中的刘基，不过是一个帝王专属的高级秘书罢了。
民间文学中和刘伯温一样“多智而近妖”、擅长设计“锦囊妙计”的诸葛亮形象同样在元末明初形成，恐怕不完全是出于巧合。除了群雄逐鹿的乱世背景刺激了这种神奇谋臣形象的形成之外，钱穆赞美的“读书人”在古代东亚帝国的尴尬位置也是这类想象形成的来源。这些古代文人们怀抱用世理想，自视甚高，事实上却缺乏资源和独立意识，因此他们想象中的谋臣们再怎么神机妙算，也必须归附“明主”，为他们的帝国梦想效劳。但在真实的历史中，皇权一般只视他们为擅长撰写公文的私人秘书——“锦囊”其实是古代储藏秘密的奏章信函文书的器物，所谓“锦囊妙计”，换个角度看来，无非文书工作的浪漫想象而已。
我们的引子中谈及，汉语文化传统中“智慧的化身”，往往是精于计谋权术的人物，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于这些完全依附皇权的文秘们而言，他们能够关心、能够提供的，也就是献给君主的“锦囊妙计”或者“阴谋诡计”了。考据古代谋臣策士的晋升之路以及民间叙事中的“智多星”们的真实人生之后，想想可笑得很：古今汉语圈的许多文人，其人生偶像和毕生理想，只不过是集权君主的一个小秘罢了。
注 释
① 东方网，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的比较
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news/node37955/node37957/node37977/node50933/userobject1ai883933.html
②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建兴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
③ 梁向明. 秦汉时期的尚书和尚书台[J].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1991.
④ 《宋书·卷三十九·志第二十九·百官上》：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书，故谓之尚书。尚犹主也。
⑤ 《初学记》卷十一《职官部》：中书令，汉武所置，出纳帝命，掌尚书奏事，盖周宫内史之任。汉初武游宴后庭，公卿不得入，始用宦者典尚书，通掌图书章奏之事，其后遂罢尚书，改置中书谒者令（即中书），尽用宦者。
⑥ 《晋书》卷二十四，志第十四，职官：录尚书，案汉武时，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奏事，知枢要者始领尚书事。张安世以车骑将军，霍光以大将军，王凤以大司马，师丹以左将军并领尚书事。
⑦ 《通典》卷十九：至东晋，桓温又表曰："愚谓门下三省、秘书、著作，通可减半。古以九卿综事，不专尚书。今事归内台，则九卿为虚设，皆宜省并。若郊庙籍田之属，则临时权兼，事讫省矣。"《资治通鉴》卷八二载淮南相刘颂上疏亦云：“秦、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今动皆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复以罪下，岁终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
⑧ 杨鸿年. 汉魏制度丛考[M].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⑨ 《新唐书·杜如晦传》：与玄龄共管朝政，引士贤者，下不肖，咸得职。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谓一人不可总数职，阴剀讽如晦等。帝曰：“玄龄如晦不以勋旧进，特其才可与治天下者，师合欲以此离间吾君臣邪？”
⑩ 语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⑪ 《新唐书》卷46《百官志》：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丞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丞相职，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徵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丞相职也。贞观八年，仆射李靖以疾辞位，诏疾小瘳，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盖起于此。其后，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谓同侍中、中书令也，而"同三品"之名盖起于此。
⑫ 《梦溪笔谈》故事一：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銮殿皆在其间。应供奉之人，自学士已下，工伎群官司隶籍其间者，皆称翰林，如今之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是也。唯翰林茶酒司止称“翰林司”，盖相承阙文。唐制，自丞相而下，初命皆无宣召之礼，惟学士宣召。盖学士院在禁中，非内臣宣召，无因得入，故院门别设復门，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学士院北扉者，为其在浴堂之南，便于应召。今学士初拜，自东华门入，至左承天门下马；待诏、院吏自左承天门双引至门。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学士，自东门入者，彼时学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东门赴召，非若今之东华门也。至如挽铃故事，亦缘其在禁中，虽学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门外，则其严密可知。如今学士院在外，与诸司无异，亦设铃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⑬ 《文献通考》卷五十四《职官考八》：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辞、经学之士，下至卜、医、技术之流，皆直於别院，以备宴见。而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万顷、范履冰等草诸文辞，常於北门候进止，时人谓之“北门学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专其事。元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元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诰，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丞相之下、一品之上。宪宗时，又置学士承旨。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
⑭ 新华网，《刘基事迹考》：打破刘伯温事迹的神话，http://www.xinhuanet.com/book/2018-04/10/c_129846301.htm
⑮ 见杨讷《刘基事迹考》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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