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萨汗国：一个犹太古国繁荣的三个秘诀
以可萨利亚为例。它持续了300多年（公元650~965年），覆盖领土要辽阔于今天北欧各国的总面积。全盛时期，该国横跨现代乌克兰东半部、俄罗斯伏尔加-顿河地区的大草原、整个克里米亚半岛和北高加索，其南端囊括了黑海、里海和咸海的大部分海岸线。
▲公元650–850年鼎盛时期的可萨汗国
我的理论是，一个国家要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功”——这里的成功被宽泛地定义为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以及具备军事防御力——就必须拥有大量的TTD。抱歉的是，这不是一个好读懂的缩写，它不过代表着贸易（trade）、宽容（tolerance）和分权（decentralization）。
这三个成功的标准都值得大量讨论，但关键要点就在于：当经济自由和私有财产存在时，贸易就会蓬勃发展。
❶贸易（trade）是和平的人类为了满足需求和改善物质福祉所从事的活动。贸易一旦被窒息，生活水准就会直线下降。
❷宽容（tolerance）标志着人们理解个人选择多样化所带来的好处。一个不宽容者让自己得不到他人所能提供的东西，浪费时间和资源进行对抗而不是合作。
❸分权（decentralization）让地方社区的丰富特征得以保留，从而阻碍了权力集中及其不可避免的腐败。去中心化的权力就是被驯服的权力。
所以说，一个成功的国家是一个可以自夸拥有很多TTD的国家。它鼓励交流，赞美多样性，避免自上而下的政治命令和顶层控制。历史上几乎所有“失败国家”都采取了相反做法——扼杀商业；煽动种族、民族或民族仇恨；建立独裁政权。
值得称赞的是，可萨利亚实行了包括贸易、宽容在内的非凡措施，还采取了充分的分权，以防止政府破坏这两者。最终，它的灭亡不是源自内部衰退，而是由于外部攻击。
贸易
作为突厥人，可萨人于7世纪中叶从衰弱的西突厥帝国中脱离了出来。他们修建的陆上路线连接着著名的“丝绸之路”，而“丝绸之路”又连接着欧洲和亚洲。就像一个小镇在几英里外州际高速公路开通之后得到了发展一样，可萨利亚的地理位置为其人民提供了独特的经济优势。它成了东、西方之间交流的桥梁，这意味着可萨利亚的人民不仅可以轻轻松松，同时在这两个方向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还会看到大量外来商品和旅客过境本地。
可萨利亚提供了安全通道，向过往商人以极低税率课税，使该国成为中世纪世界繁荣兴旺的商业枢纽之一。西南方的阿拉伯人十分珍视可萨人的皮料和服装。可萨人用本国银币换取中国的镜子。国际象棋极有可能就起源于可萨利亚，然后才传播到欧洲。考古学家发现的证据表明，哈扎尔商人曾远行至瑞典。在一本用波斯语写成的10世纪地理书中，《世界境域志》（Hudud al-'Alam）这样描述可萨利亚：“这是一个非常舒适宜人和繁荣兴旺的国家，拥有着惊人的财富。”
如果你以商人的身份穿越可萨利亚，将货物运送到邻近管辖区如拜占庭或现在的伊朗或俄罗斯，可萨利亚的地方总督会在出境处对你征收货物价值10%的税。考虑到你在本来漫长而危险的旅途中享受到了可萨人的热情款待和保护，这在当时还算说的过去。
到了19世纪，学者们开始使用“可萨和平”（Pax Khazarica）一词来描述可萨人对该地区及其重要贸易路线的统治。【“可萨和平”是一个历史术语，模仿了最初的短语“罗马和平”（Pax Romana），适用于可萨汗国统治庞特大草原和高加索山脉的时期（大约公元700-950年）。在此期间，可萨人统治着横跨欧亚大陆的重要贸易路线，为商人往返欧亚之间的旅行和贸易提供了便利。——译者注】
宽容
宽容呢？从各种迹象来看，可萨人都在实践这一美德，并从中受益匪浅。在1835年的一篇文章中，俄国历史学家格里戈里耶夫（Vasilii V.Grigoriev）写道：
“可萨人对于中世纪来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现象。他们被野蛮的游牧部落所包围，拥有先进国家的所有优势：结构化的政府、庞大而繁荣的贸易和一支常备军。在那个朝代，当极端狂热和极度无知在争夺着对西欧的统治时，可萨人的国家以其公正和宽容而闻名。因为信仰而遭受迫害的人们从各地涌入可萨利亚。它像一颗光彩夺目的明星，闪耀在欧洲灰暗的地平线上。”
在中世纪，以宗教和种族为基础的暴政在无休止的战争中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然而在可萨利亚发展出了一个拥有多种信仰和民族的多语种社会。理查德·梅森（Richard AE Mason）在《乌克兰季刊》1995年冬季版的文章“可萨人的宗教信仰”中揭示，
“多民族和多文化并列（…）导致了可萨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繁荣。它还为宗教信仰和实践的不同体系的显著共生关系奠定了基础。这种共生关系在可萨国整个历史中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形成了其独特特征，伴随着该国直至其悲惨陨落。可萨国居民中的宗教信仰就像这些民族本身一样是多样的。”
对当时经常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东遭到迫害的犹太人来说，可萨人的慷慨大方尤其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凯文·布鲁克（Kevin Alan Brook）将可萨利亚描述为犹太人“希望的灯塔”，他指出：
“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在可萨利亚安身立命，是因为那里统治者的宽容，他们邀请拜占庭和波斯犹太难民来他们的国家定居。由于这些难民的影响，可萨人发现犹太宗教很有吸引力，就广泛地接纳了犹太教。”
雷蒙德·舍恩德林（Raymond Scheindlin）在他1996年出版的《犹太人编年史》一书中认为，中世纪早期的犹太人到处都是低人一等的民族，经常受到残酷的迫害：
公元740~92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可萨王室和贵族家庭皈依了犹太教，部分原因可能是为了转移东罗马人和阿拉伯人要求他们皈依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压力。在公元8世纪中叶，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阿巴斯王朝同时派使团前往可萨传教，双方都希望可萨加入己方阵营。可萨的布兰可汗干脆向辩论双方发问：如果让你选择犹太教或对手的派系，你会信仰什么？双方都不假思索地回答，他们会选择犹太教。可萨汗国于是宣布犹太教为国教，从而避免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势力之间讨好任何一方，既维持贸易往来又避免被双方同化。可萨人就此创造了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犹太教草原汗国，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其宗教宽容政策。（今天的这种宗教宽容政策在以犹太人为主体的现代以色列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可萨的“摩西硬币”，可追溯至800年左右，刻有铭文“摩西是上帝的使者”，而不是常见的伊斯兰文本“穆罕默德是上帝的使者”
可萨人的宽容虽然在当时出了名，但也不能过分夸大。与世界历史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可萨利亚也未能摆脱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诱惑。但总而言之，对于一个处于一些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黑暗时代”的国家来说，可萨利亚是一片开明宽容的绿洲。
分权
分权的证据存在，但不那么确凿。我们知道的就这么多：那个时期的文士——无论是可萨本国的还是国外的——都没有要把这个国家记载得就好像生活是围着政治权贵打转似的。可萨利亚保持着君主政体，但这是一个相当独特的二元政体，在顶端有一个“可汗”（kagan）和一个“别乞”（bek）来划分权力。
布罗克在他的著作《可萨的犹太人》中说，可萨首都阿蒂尔（Atil）的七人最高法院是“宽容与和平共存的典范”，因为它是由两名犹太人、两名穆斯林、两名基督教徒和一个偶像崇拜者组成的。确保没有任何一种信仰控制司法是一种权力分立的形式。
在阿蒂尔，税收和关税的征收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总督的职责。可萨各座城市由相当于民选产生的市长即所谓“巴巴胡克”（babaghuq，意思是“城市之父”）来领导。
几百年后，秘鲁印加人建立了也许是世界史上最中央集权的政权。正如理查德·埃伯林（Richard Ebeling）在“印加人和集体主义国家”中所解释的那样，那个社会的统治者拥有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权力，因为他们“在几乎所有事务上都实行了强制的平等主义”。在自由的多的可萨利亚，这类事物从未生根发芽过。
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在如今已被遗忘的可萨利亚，贸易、宽容和分权这三者相对充裕，给该国带来了整整三个世纪的繁荣兴旺。
可悲的是，可萨利亚的结局是残酷、突然而彻底的。决心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罗斯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清楚，他必须清除可萨利亚这一地缘政治障碍。在10世纪60年代，他领导了一场大规模入侵，将可萨国从地图上抹去，并彻底摧毁了它的首都，就和一千多年前罗马人消灭了迦太基时的情形一样。
据说，罗斯人对阿蒂尔的破坏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没有葡萄或葡萄干留下，树枝上也没有叶子存留”（片瓦不留）。直到2008年，考古学家才在里海西北岸发现这座古城的所在地。有一种理论认为，劫后的可萨人散居到了东斯拉夫人的土地上，最后成为了东欧犹太人的重要来源。
可萨利亚精神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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