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八年：饥饿的盛世
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清王朝雇用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毫无疑问，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皇帝。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何以我们五千年文化得出的这个集大成的盛世在英国人眼中如此黯淡？
原因是，乾隆时代中国人和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差距实在太大了。
18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可以吃上鲜猪肉。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水平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
而乾隆年间的中国人吃的是什么呢？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主要食物一直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比比皆是。
据《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两至44两白银。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
道路两旁随时可见弃婴的苍白小手，而人们对这种犯罪行为竟熟视无睹。——使者日记
乾隆盛世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
到达浙江沿海后，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英国人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总兵痛快地答应了。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使团成员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地哀告，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这一幕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
同时代的欧洲，人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建了一座夏宫，叫无忧宫。他的王宫选在了一个平民百姓的风磨坊边上。在修建期间，磨坊主向法院起诉国王，说新建的王宫挡了风，不利于风磨转动。最后国王不得不屈膝让步，同意对磨坊主赔偿。
这个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人何以对乾隆年间中国老百姓的生存状况如此吃惊。
乾隆盛世的出现，有赖于乾隆皇帝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传统人治明君的所有技术资源。如果这一盛世出现在汉朝或者唐朝，当然无愧于“伟大”二字。
不幸的是，世界已经不再是从前的世界。在乾隆出生前约二百年，麦哲伦就已经完成了环球航行。接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来到中国南面的海域，全球化进程从此开始。任何国家想永远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
乾隆所处的18世纪，更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1795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完善了美国的民主政体。18世纪，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
1776年签署《独立宣言》
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却在做着相反的事情。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敌人，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因此，乾隆盛世是逆人类文明主流的产物。乾隆盛世的功绩是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中国今天的版图。然而乾隆时代给中华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创伤，远大于这一时的成就。
横向对比18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乾隆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纵向对比中国历史，乾隆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
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乾隆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
面对几千年未有的世界大变局，如果专制统治不那么密不透风，中国社会不那么铁板一块，西方涌来的文明新潮就有可能自然地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可惜，中国恰逢了一个执政能力空前提高的“盛世”。
以乾隆为代表的专制精神造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不但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如此跌跌撞撞、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只有透彻了解了乾隆时代的另一面，只有对这个时代的得与失进行一个全面准确的评估，我们这个民族才算没有白白经历“乾隆盛世”。
有人说：没有宗教的地方，历史往往代替了宗教。历朝历代的“官修史书”被写成“帝王家谱”，不正是“谁掌握了现在，谁控制了历史”这句话最好的脚注吗？那么，在“历史热”，各式各样的史书充斥中国社会的今天，选择好的中国历史作品，有哪些参考标准呢？ ●要有历史的智识：历史学家钱穆评价中国人最缺乏“国史智识”，所谓“智识”，其实正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历史是在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只有将终极追求与生存现状做亲切的联结，才能贯通古往今来一切历史变化的脉络。 ●要有问题意识：传统史观不会反思结构性问题，比如从秦朝到清朝，封建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统治逻辑从未改变，而不反思结构与逻辑的后果，正是中国历史不停循环反复的根源。例如，一个百姓食不果腹的王朝，为何被冠以“盛世”？专制的囚笼令中国一再错过转型良机，饥饿的国人又当何去何从？ ●要有他者的眼光：传统历史讲述仅仅局限在历史本身，导致中国史学家不能将历史的兴亡放到大的时空背景之下审视，中国人惯于使用“中国中心论”看待中国史，从世界看中国，恰恰是他者的眼光的意义。 这三条参考标准看似简单，但能同时符合的中国史读物实际上少之又少。为此私产先生诚挚推荐“张宏杰作品集”，他的书堪称学术与通俗相结合的典范，既有智识与问题意识，更从整个世界历史出发带着他者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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