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读历史
©苏则／文
来源：读嘉 编辑：瑞秋的春天
☄这些底层草民之所以热爱学习帝王术，热爱帝王历史传奇，其实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历史叙事。
引子：为什么要读历史？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曾经分专题同大家一起探讨过古今中外不少的历史问题。这一次我们来聊聊一个更宏观、更抽象，但也更具普适意义的话题：我们今天怎么读历史，如何看待历史？
当然，在回答“怎么读历史”之前，我们首先要解决“什么是历史”、“为什么要读历史”的问题。在这世界上，也有许多对历史并不感兴趣的人。而他们轻视历史的理由，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梁启超所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我们熟悉的历史里充满了千百年的帝王将相、军国大事，和我们这些现代的普通人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了解历史似乎是多此一举的行为，是一种“高雅的八卦”而已。
这个观点是不是正确呢？这里我们介绍两则历史故事。第一则记录于冯梦龙《智囊·明智部·知微》，说是明朝洪武初年，嘉定安亭（在今天的上海）有个富甲一方的元代遗民，名叫万二，一次有人从明朝的帝都南京回嘉定，万二问他在帝都的见闻，此人说：“皇帝（朱元璋）近来作了一首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犹披被。’”万二听了这首诗，叹息道：“（危险的）兆头已经出现了。”——极端专制和仇富的洪武帝朱元璋已经打起了江南富户的主意。万二于是将家产托付仆人管理，自己买了大船、载着妻子儿女泛游于湖湘一带——跑路了。不到两年，江南的富家大族接二连三被抄没财产，只有万二得到善终。①
在后来的野史叙事里，万二被塑造为传说中被朱元璋抄家的江南巨富沈万三（又作沈万山）的兄弟（参见《天禄识余》、《红兰逸乘》引《太仓嘉定县志》）万二、沈万三其人在史实中是否真的存在，值得商讨，但这些故事都反映了朱元璋打击掠夺江南商民的历史真实。
第二则故事记录于正史《北史》。北齐神武帝高欢在未得志前，做过北魏六年的通信军官（“函使”），他有一次去国都洛阳回来后，耗费大量家产去结交朋友，亲友都觉得疑惑，高欢说：“我这次去洛阳，看见宫中的禁军们相率放火烧领军张彝的住宅，朝廷却怕他们作乱管不了他们。政局到了这样的地步，未来也就可想而知了，财物是保不住的。”②私人财产普遍得不到保障，是社会混乱的开始，后续发展正如高欢所料，他收聚人心，在乱世得以自保。
这两个故事一载于正史，一载于野史，但都是非常现实、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万二是普通商人、并非帝王将相，他的人生决断更是值得人们铭记；高欢后来固然权倾朝野，并非平民，但那也是后来的事了，在上面这个故事中的他，也只是一个中下级军人。此后五六百年里，许多被暴君和暴民们摧毁的普通商民，如果了解过万二和高欢上述这两段历史，也许就可以拯救自己不幸的命运。
而从这两则故事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历史并不只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也并非高高在上、不接地气，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关联。归根结底，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实，可以拓展人们的经验范围，因此可以为个体的判断和抉择提供帮助。小人物们（如万二）的人生经验，其实也是历史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只是这样的历史，在东亚大陆以皇权为核心的正史传统中显得太微弱，留不下自己的声音，因此往往遭到人们的忽略。东亚大陆的普通民众并不是不需要读历史，恰恰相反，他们正是最需要历史的人群——他们长期缺乏真正属于自己的历史和历史观。但说到这里，可能会有读者感到诧异：“自己的历史”？难道历史还分“你的历史”、“我的历史”吗？历史难道不是客观中立的吗？难道它也有立场？下面我们首先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历史是什么，它有立场吗？
历史（history）是过去发生的事实，它本身没有立场，但过去发生的事实当然不能自我讲述，我们一般都通过现存历史叙事来了解历史，因此也往往把历史叙事简称为“历史”。历史叙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史实的记录；另一部分则是史论，涉及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和评价。在这两者中间，史实当然是更为基本和原始的。四千余年前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记录在泥板上的《乌尔那穆法典》、三千余年前殷墟甲骨卜辞对商代占卜结果的记录，都可以算是史实的范畴。“（古埃及）第五王朝的僧侣文书曾编纂最古诸王的年代记，从统治两个史前王国的国王的干巴巴的姓名记到第五王朝本身；但这仅仅是一些事件、功业和神庙捐献的清单而已，没有文章的形式。这是现存最古的王家年代记的片段”（汤普森《历史著作史》）。
又如《周礼·春官》中“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较早的史官，从他们的职权范围来看，其实更加接近保存史料的书记或者档案人员（例如，大史主要掌管建立邦国的六典，保管邦国之间盟约的副本，参与历法和祭祀日期的确定；小史掌管王国和畿内侯国的历史记载；内史主要保管国家的法典和政令的副本，考核邦国、官府、都城和边界的政事和年终统计；外史则负责书写天子下达给畿外诸臣的命令，保管四方诸侯的历史记载；御史保管治理诸侯国、地方以及百姓的法令③），古埃及和古近东最早的史官，也是职能类似的书记官或者书吏（scribe），这也说明了史实记录早于史论的事实。
卢浮宫藏《盘腿而坐的书吏》（Le Scribe accroupi），公元前2620年—公元前2500年间。在埃及学研究中，“书吏”一词是古埃及法老时代政府部门中，上至王国的大臣，下至行政机构级别最低的雇员在内的所有等级官员广泛使用的称谓之一。书吏一项主要的基本职责，就是管理国家财产和人事调配。
如果说历史记录源于书记官的传统，那么史论的来源就更为广泛。古代东亚大陆现存最早的一批史论，可能是先秦诸子时代各思想家著书立说使用的历史依据和相关发挥。如儒家立论，往往援引“三代之治”；墨子论世，则多依据夏禹的事迹；韩非子是认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时代变化了，但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改变，统治就会混乱），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不能期望完全遵循过去，也不能效法那些陈规，要研究现在的事情，从而做出相应的准备）的人物，根据他的学术主张，他应该对腐朽历史的旧制往事不感兴趣，但韩非的大作里，明明有一大半都是在征引古代的典故，为他自己的理论提供依据。《韩非子》中“说林上第二十二”、“说林下第二十三”、“内储说”、“外储说”等八篇，甚至全篇是韩非刻意收集的历史故事（史实，当然未必都是信史）和相关的阐释和发挥（史论）。
我们看看“内储说”、“外储说”这些篇目的名字，就知道韩非收录这些历史故事，是为了储备着用于游说战国君主，我们也当然就会明白，这种史论可以说是与生俱来地带着特定的立场和动机。韩非用这些史论游说战国君主，首先是为了论证他那套法家理论，所以必然会基本从君主集权的角度来阐释他的历史。我们这里举一个小的例子，尧舜禅让、汤武革命是战国时人普遍了解和相信的“史实”，如果是儒家就这个史实立论，一般是赞美尧舜无私、汤武有道，天下归心于仁义（例如孔子在周易的革卦彖传中认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认为武王伐纣只是“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但韩非对此发表的史论就完全不同了：
尧、舜、汤、武就是违反君臣之间道义、扰乱后世教令的人物。尧本来是君主，却把自己的臣子推尊为君主；舜本来是臣子，却把自己的君主贬为臣子；商汤、周武作为臣子却杀死自己的君主，还宰割了君主的尸体。对此，天下的人却都加以称赞，这就是天下至今不能得到治理的原因所在。所谓明君，应该是能够控制臣子的人；所谓贤臣，应该是能够彰明法律、治好官务来拥戴君主的人。④
为什么对于同样一个史实，儒家学者和法家学者发表的史论如此不同呢？因为双方站的立场就是完全不同的。儒家学者是站在旧贵族封建伦理的角度看问题的，法家学者是站在战国暴君的角度看问题的。所以儒家赞颂的贤臣义士，在法家眼里就是影响君主专制统治的危险因素。又如先秦儒家虽然认可汤武革命，但对伯夷、叔齐这批商朝遗民还是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孔子在《论语》中，曾先后多次赞颂伯夷、叔齐，认为他们是“古之贤人也”，“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反倒是强烈反对汤武的韩非，对伯夷、叔齐下了非常负面的评价，他说：
古时候有伯夷、叔齐这种人，周武王把天下位置让给他们而他们不接受，两人宁愿饿死在首阳山上。象这样的臣子，不怕重罚严刑，不贪图优厚封赏，不能用刑法来限制他们，不能用奖赏来驱使他们，这就称之为没有益处的臣子。这种臣子是我鄙视而抛弃的，但却是世俗之君主所赞赏而访求的⑤。
为什么儒家同时赞赏推翻纣王的周武王和忠于商朝的伯夷叔齐呢？还是因为他们是站在旧贵族的封建道德的立场上看问题的，所以对这两方合于道德的因素都做了肯定。为什么法家同时反对推翻纣王的周武王和忠于商朝的伯夷叔齐呢？因为他们是站在君主专制的角度上看问题的，纣王在位的时候，他们就站在纣王的立场上，当然认为周武王是叛逆，周武王在位的时候，他们就站在周武王的立场上，那么不合作、不投降的伯夷叔齐就成了应该鄙视的反动分子了。
那么我们从这些极为原始的史论就可以看到，就算是再简单的史实，你要对此做出一个四平八稳、既满足了暴君、又满足了社会各团体的史论，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史论中必然需要一个观察和分析的立足点。即使你说，我这部历史中的史论，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叙述的，所以绝对不会有偏颇的地方，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所谓的“全人类的立场”，也正是立场的一种，如果渡渡鸟或者剑齿虎能写作，让它们来写一部世界文明史，恐怕内容和观点就会和人类完全不同了。
所以我们说，史实固然没有立场，但史书（历史叙事）是不可避免会存在立场的。史论作为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和评价，就不可避免会带有他们那个时代和他们本人立场的影响。即使是竭力保持公正的史学家写作，由于他们也受他们的知识和理论来源的限制，用黑格尔的话说，也会时时“带着他的范畴，并用这些范畴看待材料”（《哲学史演讲录》）。早期儒家，从贵族士人的立场上，用仁、礼、君子/小人的范畴谈历史；法家从君主集权的角度上，用法、术、势（法，用法制控制臣民；势，以权势君临臣下；术，以权术玩弄臣属）的权力斗争的范畴谈历史，民族主义史家往往用国族斗争的线索解释他看到的所有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家往往用阶级斗争的线索解释他看到的所有历史，都是这方面的缘故。
“当你手上有一把锤子的时候，看所有的东西都是钉子。”
既然史论是有立场的，那么单纯做一些史实记录可以避免这种现象吗？事实上，即使是史书中的史实叙述，也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存在一些立场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史实材料的选择；第二，史实的叙述角度。
史实要细化起来，是可以无限展开的，要把大量的史料压缩到有限的叙事篇幅里，必然涉及一个史料选择的问题。我们容易注意到，各文明的古代史书，往往主要围绕上层人物展开，涉及的内容大多属于政治和军事，当然，军事很大程度即是政治的延续。这一点在古华夏史中尤其明显，历史是“二十四姓家谱”之说，即源于此。
即使是西方史学传统，也很难完全摆脱这个问题。古希腊史学传统中最重要的两部里程碑式经典，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即主要以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两场极为重要的战争为主线。英国史学家佛里门也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古代史之所以以政治为主、以大人物为核心，是因为史实记录源于书记官传统，而古代书记官传统主要为政权服务，所以帝王将相的史料要比普通民众的史料保存更为完好。这即是史实材料的选择无意间体现特定立场影响的例子。更有一些历史叙事，则有意地通过选择性陈述史实，以达成宣传自家立场的效果。
史实的叙述角度产生特定立场的最好例子，是十九世纪著名德国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追求客观的“历史科学”——Geschichtswissenschaft（兰克的这个表述常常被人们误解为自然科学化的历史学，其实不然，这里的德语“科学”Wissenschaft泛指知识和技艺，类似英文science的原义，可参看科学定义篇）。兰克强调要从来源可靠的档案资料里面寻求历史的真实，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和价值判断，可以说为史学理论的发展立有很大的功绩，但兰克这一派真的就是完全“理客中”（理性客观中立），不偏不倚、毫无自身立场吗？不是的。后世史家们发现：可能是因为过度依赖官方的档案材料，兰克的历史叙事显然过于重视政治史而忽视了社会理论，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史学的一大退步。兰克又因此往往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叙述历史，而忽略了多元的社会，造成了兰克史学事实上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立场。二十世纪杰出史家彼得·伯克回顾兰克时指出：
“他（兰克）的著作多聚焦于国家。在兰克时代和其后的追随者时代——这些追随者们甚至比他们的首领更极端，正如通常的追随者一样——政治史又恢复了过去的支配地位。……这一时期（十九世纪），正值欧洲各国政府开始将历史学看成一种促进国家统一的手段、一种公民教育的手段，或正像持有异议的观察家指出的那样，是一种民族主义宣传手段。这一时期也正值新兴的意大利和德国，以及较古老的国家——如法国和西班牙仍因地区性传统而苦于内部的不统一。大学和学校里的民族史教学促进了政治整合。因此很自然地，政府所推介的历史学就是国家的历史。历史学家和政府的联系在德国尤其突出。”⑥
美国史学家J. W. 汤普森：兰克对文献资料酷爱过分……实际上就限制了他的范围。他写的那50来部历史著作的根据都是政府文件和外交文件。但历史能说只是外交史和政治史就够了吗？就这个问题而论，一位大使的一份报告，甚至50位大使的50份报告，比如说对于了解技术发明，究竟有多大意义呢？或者说对科学、对文学、对工业革命等方面的了解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兰克本人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是普鲁士王国的忠诚奴仆。
德国从过去分散的封建列邦，统一后一转而成为激进民族主义孳生的肥沃土壤，最终使得德意志民族一度走向军国主义和种族战争的歧途，在这过程中，兰克一派自命“客观”的历史叙述是起到一定作用的。由兰克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种种因素的限制，历史叙述要做到完全中立、不偏不倚，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但是，这个结论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放弃对历史真实的追求，下面我们就来讨论历史真实的重要性。
二、历史应当追求真实吗？
胡适评价他那个时代的中国思想界，用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说当时的思想界“是个‘扶得东来西又倒’的东西”。在认识历史的问题上，许多人也是这样的。他们一开始对史书（一般就是他们接触的第一批史书）的神圣性深信不疑，不许他人说一句不同意见，而一旦发现了这些金科玉律的不可靠之处后，他们立刻进入了怀疑一切、立场决定一切的思维模式：
“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天下乌鸦一般黑。”
“无论哪个国家的历史都是靠不住的，大家都一样。”
“历史都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所以历史也应该为了我们的利益而服务。”
“所以和我们的利益相悖的历史，我们自然也就要毁灭它。”
这些人的脑袋是一根筋，只能理解事物的某一种属性，理解两种属性的共存，对他们来说是太困难了。当他们认识到历史叙事不可避免的主观性的时候，他们就完全抹杀了历史叙事中需要拥有的客观性。他们也认识不到不同历史叙事主观程度的不同。在这些人眼中，反正所有的历史叙事都是有作者本人的立场影响的，那么干脆就用立场完全代替历史叙事好了。是的，一瓶矿泉水和一瓶污水里可能都会有杂质，但它们都可以喝吗？虽然现存历史叙事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世界史学的历史中，那些无视历史真实、用立场说话的历史研究成果，总是会被很快淘汰的。四五十年前，东亚大陆曾经产生很多据说开天辟地、古今独步的史学创获，但由于这些“历史叙事”肆意用立场篡改历史，除了少数的考古成果，在现代世界史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影响。
当时的历史叙事，把在正史中只有“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一类记录的盗跖强行包装为伟大的革命领袖，甚至把《庄子》杂篇中公认属于寓言的内容视作信史，塑造盗跖怒斥“奴隶主代言人”孔丘的光荣事迹。
对于绝大多数文明的历史传统来说，努力追求真实也基本是史家们应尽的义务。《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为我们记录了一个感人的故事，齐国权臣崔杼杀了他的国君齐庄公，齐国太史记录说：“崔杼杀了他的国君。”崔杼大为不满，杀死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接着这样写，结果都被崔杼杀死。却没想到第三个弟弟也还是这样写，崔杼只好收手。齐国还有一支史家南史氏，听说太史家族快死完了，于是拿了竹简前去，听到已经如实记载了，这才放心回去。⑦
也只有在这样一个史官勇于追求历史真实、社会民众信任和尊重历史评价的环境里，“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样一个看上去非常幼稚、非常理想主义的话语和信念才能够流行。而纸面上的历史可以让“乱臣贼子惧”，也正体现了舆论制约政治的精神，说明当时的社会、民众和君主还具备一定的道德信仰，还不至于到让强权者为所欲为、任意篡改历史的程度。
罗马帝国治下的希腊语讽刺作家琉善（Lucian，约125年-180年）认为，“历史家的唯一任务”就是说出真相，历史家应当“无畏、清廉、独立，应当是一位相信直爽坦白的人”。
在古代东亚这个世俗性质很强的文明中，史家对真实的追求，部分承担了西方文明中宗教的功能，对皇权形成制约。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说：宋太祖赵匡胤曾在皇宫后园弹打鸟雀，有大臣称有急事求见，宋太祖召见他后，发现上奏的就是普通的事情罢了，便感到生气，责问臣子缘故。臣子回答说：“我认为这件事情比弹捕鸟雀还紧急一些。”宋太祖更加生气，用斧柄撞了臣子的嘴、撞落了两颗牙齿，臣子低头捡起牙齿，放在怀里。宋太祖于是责骂说：“你怀里揣着牙齿，想告我的状吗？”臣子回答说：“我不能状告陛下，然而自有负责记载历史的官员记录这件事。”宋太祖一听，转而和颜悦色，马上好言抚慰，并赐金帛，以示歉意。⑧这就体现了追求真实记录的历史对皇权的一定限制作用。北宋虽然武功积弱，但在文治上，相比后世明清集权，还是颇具文明风范，这和北宋对士大夫及其史学的尊重是有关系的。
即使我们不谈社会效益，只是从最功利、最世俗的个人利益角度来看，经过刻意伪造的历史，终究也会对伪造历史的一方造成伤害。兰克学派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结合黑格尔国家至高的理念，最终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诞下了普鲁士学派这样的史学怪胎。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毫不掩饰地声明，他的“爱国主义千倍于他的（历史）教授工作”，为了他理想中的德意志帝国的伟大前景，他不惜篡改历史，声称德意志人是天选民族，通过武力征服把文明带到欧洲的各个角落，德国人“把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莫斯科人自己的民族的广阔前景指给他们看”，所以丹麦王都哥本哈根和俄罗斯古城诺夫哥罗德“自古以来”都应该是德国的。特赖奇克亦无视历史上其他民族（例如罗马人和法国人）对德国的文明输入，以增进德意志人的文化狂妄和制度狂妄。
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Gotthard Freiherr von Treitschke）追随黑格尔，宣传国家的绝对优越性。“国家并不是一个艺术学院或证券交易所；而是权威”……他坚决否认国家建立在属民的同意或善良意志之上的说法：“国家的法律必须遵守，不管愿意不愿意”。国家向它的臣民说，“我不管你们怎么想一一反正你们非服从不可”（汤普森《历史著作史》）。
所有这些违背历史真实的呓语，都是普鲁士学派为了德意志帝国主义刻意编造的。特赖奇克“以惊人的不顾历史真实的态度写道：‘德国人实现了自从罗马时代以来全世界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殖民运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德国人应当再次统治欧洲。‘我们的时代是战争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铁的时代。……如果强者治服弱者，那就是一条无可争辩的生活规律。’”⑨这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情绪的过度膨胀，自然引发世界剧烈的国际冲突和军备竞赛，终于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特赖奇克这样野心勃勃地描绘他的大国蓝图——“我们已经和奥地利、法兰西和俄罗斯清了账；还将和英国算账。”
他的梦想终于在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手中实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志第二帝国献出二百五十万人的生命，四百二十余万军事人员伤残。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志第三帝国死伤六百万到八百万，占1939年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到十二。如果特赖奇克这批对德国军国主义者影响甚大的历史学家能正视德意志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贡献和实力，也许就不会为本族酿成如此巨大的灾难。
历史的力量在于真实，编造历史必然摧毁著史一方的公信力。1986年4月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悲剧。但在这场悲剧后，苏联官方却选择用隐瞒和弱化处理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禁止医生在死者死亡证明文件上提及“放射线”的死因事实。但这终究无法彻底隐瞒真相，导致众多平民对苏联政府产生了强烈质疑。这样编造历史、从而玩火自焚的例子，还有很多。
三、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读历史？
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无非是两个结论：第一，现存的历史叙事，多少都有立场、观念的局限；第二，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应当努力追求历史的真实。那么，如何更好地追求历史的真实，如何形成一个相对合理的历史观念？
首先，我们要放弃对某个现存历史观“唯一正确”、“完全公正”的理想化认识。前几年的汉语圈流行过一个词语——“私货”。自认为无比理性客观公正的历史爱好者，常常用这个词来指责他人，声称他们的文章中夹杂着“私货”——即作者出于自身立场提出的个人观点。但这里首先就有一个问题：既然你们那么激烈地反对“私货”，那么你们理想中毫无“私货”的历史的“公货”，是否有可能存在？
我们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指出，即使一部史书完全是史实材料的堆积，毫不涉及史论的问题，它仍然不免因为选择性叙述和叙述角度，夹杂了作者本人的立场。官修正史大概可以算是“公货”，但二十四史里人们公认造诣最高的，却是司马迁私修的“私货”——《史记》。教科书大概也可以算是“公货”，但仍然会有许多人们认为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教科书是有偏见的、是不对的。最危险的史观，倒不是因为它有立场而危险，而是因为它自认为毫无局限完全正确而危险。这种历史观自以为是唯一真理，而认为其他所有历史都是虚无的，它会消灭掉多元社会中的其他团体的声音，而消灭了其他团体的声音，也就会慢性地导致这些团体的精神消泯和物质毁灭。
中世纪德意志的城市编年史是“民众的历史”、“社会的历史”的例子，它们一般不涉及帝王伟业，专注于叙述行会、工会、民众的故事。著名哲学家黑格尔之子，卡尔·冯·黑格尔说：“（历史）写作是由于中产阶级的参加，才变成全民的东西了……这些著作并不都是中产阶级成员写的，但它们却都是包括修道士和教士在内的市民的作品，他们为了公众和俗人的利益，用德语（按，相对于官方化的拉丁文）从事写作。”
除了国家，每一个社会共同体，也都应该要有他们的历史叙事。在一个多元健全的社会中，地方应该要有地方的历史（例如地方方志），行会、商会应该要有它们自己的历史，宗教团体应该要有宗教团体的历史记录（欧美国家的教区记录为史学家们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家族要有家族的历史（例如家谱、族谱）。晚清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是带有国家主义意味的话语。实际上，在东亚大陆，帝国立场的历史叙事也从来就没有消亡过。这种以帝国为核心的历史叙事不但未曾消亡，而且极为强大，以至于破坏了古代社会各个团体的精神身份，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它们的声音。
例如，如果我们只看北宋帝国的官僚欧阳修编纂的《新五代史》，就会认为钱镠统治的吴越国真的是一个天怒人怨的世界，但这是古代大一统帝国的视角和立场带来的偏见，如果我们翻阅吴越地方方志，就会发现钱王在吴越民众中间具有颇高的声望。我们再翻检曾经做过吴越地区地方官的宋代官僚的相关记录，就会发现吴越国留下的水利设施，实为北宋所不及，由此可证官修史《新五代史》和《咸淳临安志》等地方方志在吴越国的历史评价问题上哪一个更有可信度（见《被污名化的“军阀”》篇）。
又如我们如果只读明朝官修史，自然会认为明太祖朱元璋击败张士诚、控制江浙是顺天应人、民心所向的伟业，但这是不是历史的真相？是不是江南民众真实的心声？一些野史就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声音。明人徐祯卿《翦胜野闻》卷一记载，朱元璋曾经很能不理解地问过一句话：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今朕为天子，此邦居民呼朕为“老头儿”何也？——为什么吴地民众尊称窃据江东的张士诚为“张王”，却把我这个四海为尊的真龙天子蔑称为“老头儿”？这当然是戏剧化的描述，但如果我们参照各类史料中基本一致认定的明初朱元璋对江南民众征收的报复性高额税赋，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张士诚问题上，野史《翦胜野闻》的这一条记录，要比冠冕堂皇的明代官修史料可靠得多。总之，要更好地追求历史真相，我们不能只看一种立场的史书，而是要兼收并蓄、多处取材。
朱元璋以重税和文字狱打压两浙民众，而余杭人章太炎却成为朱元璋在近代最大的歌颂者之一，这就是地方社会历史叙事被摧毁、精神身份消泯的一个结果。
其次，在各种立场的历史观念中，我们还是要尽量追求一个对社会和民众负责，而不只是从帝国和暴君角度出发的史观。我们前面介绍了韩非的几条史论，这就是典型的暴君史观的产物：打击一切不为君主所用的臣民；贬斥所有的反抗者和贤能者。冯梦龙《智囊》里的万二的故事，如果记录在帝国暴君的历史叙事里，恐怕就会成为谴责万恶的江南商家不识大体、不为大明国献出全部身家的反面典型，用来说明大明帝国的种种管控还需要大大加强的道理。帝国暴君史观只是为了极少部分人服务的，却会广泛伤害社会各界的利益。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民众，何苦捧着一本帝王权谋指点江山呢？以前在网络上曾经流行一个有趣的段子：“泰坦尼克号船沉了，对于船上的人来说是灾难，对船里餐厅的活龙虾来说就是生命的奇迹啊！”
不幸的是，在帝制影响极为深重的东亚大陆，君主专制的古代现实导致了严重的“历史专制”现象。君主专制立场的历史、歌颂帝王心术的史观，往往只对极少数的古代帝王君主有好处，但持有这种专制君主的历史立场、学习“帝王术”的东亚大陆人却很多。如果一头肉牛努力学习屠夫著作的《英雄屠牛史》，为屠夫屠宰牛羊的艰辛和不易鼓掌、感慨万分，甚至热心提出一系列杀牛技术的改进方案，也不会比这种现象更加可笑。
这些底层草民之所以热爱学习帝王术，热爱帝王历史传奇，其实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历史叙事。失去自己的历史叙事，就意味着他们将会失去属于自己的立场和精神身份。而一旦失去了属于自己的精神身份，那就会做出家畜赞美屠宰、马戏团动物站在马戏团团长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愚昧之举。所以今天我们读历史，又特别需要从民众社会的角度着眼，而不是站在君主和帝国的角度上思考问题，结果形成一个自我毁灭的历史观。
休谟的继承者，苏格兰史家罗伯孙（William Robertson）：最令人感到可耻的是：当人们在记述过去时代的历史里寻求有教育意义的东西时，发现把世界搞成荒芜一片的那些征服者的辉煌业绩和使各民族遭受不幸的那些暴君的荒唐行径，却记述得极其详尽甚至常常准确得使人作呕，而许多有用技术的发现以及最有益的那些商业发展，却只字未提听任其埋没无闻。
注 释
① 明冯梦龙《智囊·明智·知微》：万二，明人。嘉定安亭万二，富甲一方。有人自京回，万问其见闻。其人曰:“皇帝(明太祖)近有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 富足翁，日高五丈犹拥被。’”万叹曰:“兆已萌矣!”即买巨航，载妻子，泛游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以此籍没，万二卒获令终。
② 《北史》卷六，齐本纪上第六：（高欢）及自洛阳还，倾产以结客。亲故怪问之，答曰：“吾至洛阳，宿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财物岂可常守邪？”自是乃有 澄清天下之志。
③ 引自葛剑雄、周筱赟：《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 《韩非子》忠孝第五十一：尧、舜、汤、武或反群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今尧自以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为贤而不能以戴尧；汤、武自以为义而弑其君长，此明君且常与而贤臣且常取也。
⑤ 《韩非子》奸劫弑臣第十四：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⑥ 彼得·伯克.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p. 5-6.
⑦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⑧ 司马光《涑水纪闻》：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慰劳之。
⑨ J. W. 汤普森. 历史著作史 下卷 第三分册[M].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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