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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 · 希格斯：恐惧的政治经济学
┃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恐惧的政治经济学
©罗伯特 · 希格斯／文
译：禅心云起 编：瑞秋的春天
无视恐惧就是把自己置于可能致命的危险之中。即使是在战场上表现英勇的人，如果待人诚实的话，他也会承认自己害怕极了。告诉大家别怕，就是给他们一些无法接受的建议。我们人类进化出来的生理构造，使我们担忧各种或明或暗的威胁，甚至那些只存在于我们想象当中的威胁。
那些厚颜无耻的统治者，那些自称是我们的政府的人，明白这个人性的基本事实。他们利用它、培育它。无论组建的是一个战争型国家还是福利型国家，他们都依赖于恐惧来确保民众对官方命令的臣服恭顺，在某些场合下和国家事业进行积极的合作。没有民众的恐惧，任何一家政府都无法撑过24小时。大卫·休谟（David Hume）教导说，所有政府都建立在公众舆论的基础上，但我坚持认为，这种舆论并不是政府的基石。公众舆论本身依赖于更深层次的东西：恐惧。
休谟认识到，支持政府的舆论力量来自于“其他原则”，其中也包括恐惧，但他认为这些原则是“政府的衍生原则，而不是初始原则”。他写道: “一个暴君如果除了源于恐惧的权威以外别无任何权威，那么，谁都没有理由惧怕他的怒火”。我们可以赞成休谟的说法，但仍然坚持认为，政府对广大臣民的权威从根本上来说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任何赋予政府以合法性的意识形态都需要灌输某种恐惧。这种恐惧不一定是对政府本身的恐惧，实际上有可能是对暴君声称要保护人民免受的那种危险的恐惧。
恐惧的自然史
几千年前，当第一批政府把自己强加于民众头上时，他们主要依靠的是战争和征服。正如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1976）所言，
“也许有那么一个地方，就像一些18世纪哲学家所梦想的那样，真有一群爱好和平的人，在某个晚上下工后聚集在了一起，起草了一份社会契约来建立这个国家。但没人能找到它的真实记录。实际上，历史上建立起来的所有政府都是征服的结果——一个部落征服另一个部落，一个城邦征服另一个城邦，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当然也有过制宪会议，但那只是改变了已有政府的运行规则。”
在征服过程中没被杀害的失败者必须忍受随之而来的绑架和掠夺，还必须在更漫长的时期内以默许方式向持续统治的人——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2000）恰当地称之为“坐寇”——不断进贡。被征服者有充分理由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危。如果让他们在失去财富和失去性命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往往会选择牺牲自己的财富。以财货、劳役或货币的形式提供的税收就这样产生了。【Nock，1935；Nock的贡献依靠并归功于Ludwig Gumplowicz和Franz Oppenheimer的开拓性历史研究。】
然而，被征服者自然会憎恨那种强加给自己的政府统治、强制税收和奇耻大辱。这些人充满怨恨，极易变得焦躁不安；如果有一线机会摆脱压迫者的支配，他们就会紧紧抓住。然而，即使没有发动叛乱或公开反抗，他们也会暗中努力，逃避统治者的苛捐杂税，破坏统治者的政府机构。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征服者“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件事，很快就会失去所得的一切，就算勉强维持，也要面对无穷无尽的麻烦困扰”(1513)。对于“坐寇”来说，事实表明，要以武力维持人们情绪安定和大量贡品不断产生，光这种武力本身，就是一种代价极其高昂的资源。
因此，每一家政府迟早都会利用其祭司的力量来增强其利剑的力量，建立起王座和祭坛的铁盟。在古代，统治者自诩为神的情况并不罕见——古埃及法老就这样宣称了好几个世纪。现在，臣民们不仅会被统治者的强大武力所威慑，也会被统治者的超自然力量所震服。此外，如果人们相信有来世，今生的痛苦悲伤在来世可以解脱，那么祭司就拥有了特权地位，他可以规定此时此地何种行为最有利于一个人，以确保他的来世生活得享祝福。谈到他那个时代的天主教会，马基雅维里注意到“精神力量本身授予了如此强有力的权威”(1513)，他高度赞扬了阿拉贡的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of Aragon），此人“总是披着宗教的外衣，（…） 诉诸于被称作‘虔诚’的残忍”。
人们自然会问，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是否借鉴了斐迪南二世的经验。
当然，在统治机构中，武夫和祭司即使不是同一人，也几乎总是合作伙伴。例如，在中世纪欧洲，领主的弟弟有望当上主教。
因此，政府的武夫因素使人们害怕失去性命，而政府的祭司因素使他们担忧失去永生。这两种恐惧构成了一种强大混合体——足以支撑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政府数千年之久。
随着时间推移，政府改进了诉诸于民众恐惧的方式，培育出了一种意识形态：强调人们在面对各种内外部危险时的脆弱性，而据说（所有人的！）政府会保护他们，使之免于这些危险。据称，政府保护民众抵御外患和内乱，这两者都被描述为永远存在的威胁。似乎为了寻求以一些事实来强化这个神话，有时政府的确以这种方式保护人民——即使是牧羊人也会保护他的羊群，但他这样做是为了自己而不是羊群的利益，待时机成熟时，他就会在自利心的驱使下，把羊牵去剪毛或屠宰。
奥尔森（2000）用简单术语描述了为什么坐匪可能会发现投资公共财货符合他的利益（最好的例子是保卫王国和“法律与秩序”），以提高其臣民的生产力。简而言之，从人口生产力提升获得的预期额外税收的现值，只要超过了当前投资成本，统治者就会这样做。另见贝茨（Bates 2001）的解释。他认为，在西欧，君主和商人、市民达成协议，用商业特权和“自由”换取税收，以便控制那些长期好战的乡下家族势力，一举平定地方。不幸的是，正如贝茨所认识到的那样，君主们寻求扩大收入的目的，是为了发动更昂贵的战争，来对抗其他君主和国内反对者。因此，他们的“媾和”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他们的战争提供资金，而对整个社会福利的净影响，则是很成问题的。【奥尔森和贝茨的论点与Douglass C. North在过去40年出版的一系列书籍中所阐述的观点类似；特别参见North Thomas 1973, North 1981，1990。】
当政府没有像承诺的那样保护人民时，它总有一个很好的借口，经常将责任归咎于人群中的某些人——如商人、放债人、不受欢迎的少数族裔或宗教少数派等等替罪羊。“任何一位君主”，马基雅维利向我们保证：“都不会找不到适当的理由来掩饰自己的背信弃义。”(1513)
臣服于统治者-神祇的宗教理由逐渐改头换面，转变为民族主义和大众责任的概念，最终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想法，那就是在民主政体下，人民本身就是政府，因此无论政府要求他们做什么，人民这样做都是为了自己——正如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1917年发布以严厉刑事制裁为后盾的征兵令时厚颜宣称的那样，“这绝不是对不情愿者的征募：而是从全体自愿的国民当中进行选拔。” (Palmer 1931)
在民主教条站稳脚跟之后不久，有组织的联盟就从大众选民中涌现出来，参与到精英掠夺公共财政的行径中去。因此，在19世纪晚期，所谓福利型国家开始形成。从那时起，人们就听说，政府能够而且应该保护他们，使其生命、生计和整体福祉免受各种日常威胁之害——这些威胁包括贫困、饥饿、残疾、失业、疾病、年老时缺乏收入、水中不洁的病菌、食物含的毒素，还有对于他们种族、性别、血统、信仰的侮辱等等。几乎一切令其担心之事，都有政府镇定自若地坚守在那里。因此，福利型国家将其理论基础牢牢固定在了恐惧的磐石之上。各国政府，从远古时代起就成功利用民众对暴力的恐惧（承诺“国家安全”) ，也就毫不费力地将这些新的基石（承诺“社会安全”）固定在其统治的基础之上。
恐惧的政治经济学
恐惧，类似于其他的“生产性”资源，受到生产规律的制约。因此，它无法逃脱边际生产率递减律：随着政府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加大“贬卖恐慌”的剂量，公众要求政府保护的呼声逐渐减弱。政府第一次喊狼来了，公众感到害怕；第二次，没那么畏惧；再一次，根本不操心了。如果政府“恐惧牌”打得太多，就会让公众情感受过度刺激而疲惫，最终就是人们几乎完全不重视政府进一步恐吓他们的意图。
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曾被警告全球气候变冷将带来灾难性后果【例如，参见1975年《全球寒化》(The Cooling World)】，然而不久之后，又发出了关于灾难性全球变暖的警告，对于政府关于所谓全球气候变化可怕后果的警告，民众可能会因为厌倦而不再留意。当然，除非政府采取严厉措施，威胁迫使人们做“绝对必要”的事情来避免预计的灾难。
最近，前国土安全部部长汤姆·里奇（Tom Ridge）透露，当他面对极不可能出现的威胁时，想要避免将威胁级别上调为橙色(即“高”恐怖袭击风险)，其他政府官员驳回了他的提议。里奇敏锐地评论道：“你必须非常节制地使用这种沟通工具。”（Hall 2005）
恐惧是一种易于贬值的资产。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大众的脾气变幻莫测，而且（…）尽管说服他们相信某件事很容易，但难以在说服中纠正他们。”除非预言中的威胁最终实现，否则人们就会开始怀疑它的实质内容。政府必须通过投资于“恐惧资本”的存量维护和更新换代以弥补其贬值。例如，在冷战期间，对苏联的普遍恐惧感倾向于消散，除非由周期性危机来恢复，其中许多危机采取的形式是官方宣布或泄露美苏军事能力之间的“差距”：兵力差距、轰炸机差距、导弹差距、反导弹差距、先发制人导弹差距、防务支出差距、热核投掷重量差距，等等。(Higgs 1994)
在经典冷战电影《奇爱博士》中，最令人难忘也最能说明问题的一段台词发生在这段场景：总统及其军事要员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地球核毁灭，他们制定了一项将残存美国人在超深矿井中庇护数千年的计划。此时，仍执著于俄国可能优势的“巴克”·特吉德森将军称: “总统先生，我们绝不允许存在矿井差距!”
最近，一系列关于美国本土可能出现的恐怖袭击形式的官方警告都达到了同样目的：让人们保持“警惕”，也就是说，愿意将其巨额资金投入政府的“国防”和“国土安全”等无底洞预算当中。（Higgs 2003b）
同样因素也有助于解释大众媒体所鼓吹的恐惧心理：他们配合政府眼下实施的任何“贩卖恐慌”计划，除了为自己吸引受众的利益服务以外，还购买了预防政府惩罚的保险。任何看过CNN头条新闻节目的人都可以证明，每天都会冒出一些新的消息，内容是之前没被意识到的可怕威胁——我称之为“危险头条”。
通过让民众处于一种人为加剧的忧虑状态之中，政府和媒体为制定税收、管制、监视、揭发和其他侵犯民众财富、隐私和自由的具体措施奠定了基础。如果放手不管，不再受到无休止警告的轰炸，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很快就会明白，几乎所有已经宣布的威胁，都没有任何实质内容，他们可以很好地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不需要政府试图正当化的与安全有关的军管约束和苛捐杂税。
大部分的政府和“私营”部门都参与到了恐惧的生产和传播。【注意: 许多表面上是私营部门的人士实际上是某种最终以纳税人为代价的雇佣兵。真实的政府雇佣比官方报道的要多得多（Light 1999；Higgs 2005a）】当然，国防承包商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煽动人们对于全球范围内大大小小敌人的恐惧——这些外敌据称一有机会就企图摧毁我们的生活方式。例如，波音公司经常播放的电视广告向我们保证，该公司正在为保护“我们的自由”做出巨大贡献。如果你相信的话，我有一大堆没用的冷战武器要卖给你。
新闻和娱乐媒体热情地跟随潮流，危言耸听地夸大外国威胁——不惜一切引起公众的注意。
各种咨询顾问也会参与进来，协助向政治上受宠的“研究”机构分配数十亿美元资金，这些假大空的研究最终会产生厚厚一叠报告，其中大部分内容不过是一些毫无价值的七拼八凑，都是在复述问题，猜测人们如何可以想象地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然而，所有这些报告都一致认为，一场危机正在逼近，必须进行更多这样的研究，以便为应对危机做好准备。因此，在危机政治经济学中出现了一种萨伊定律：供给（政府资助的研究）创造了自己的需求（政府资助的研究）。
事实是，政府满足于现状，但又希望给政治宠儿、亲信和现在自称是“顾问”的老友开出巨额支票的时候，就会委托开展研究。与此同时，政府通过这种方式向公众表明，它在“做一些事情”，以避免迫在眉睫的某某危机。
机会主义者总是抓住已有的恐惧不放，并努力发明新的恐惧来谋一己之私。因此，公立学校教师和管理者一致认为，国家面临着一场“教育危机”。警察部门和卫道士坚持认为，这个国家面临着一场普遍的“毒品危机”，或者有时是一场特定的毒品危机，比如“吸食快客可卡因的泛滥”。公共卫生利益培育人们对“流行病”的恐惧，这些“流行病”实际上并不包括传染性病原体传播，而是涉及个人缺乏控制力和责任感，例如“肥胖流行病”或“青少年凶杀流行病”。通过这种策略，大量的个人过失已被医学化，并被交给“治疗型国家”(Nolan 1998, Szasz 2001, Higgs 1999)。
采用这种方式，让人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可能染上毒瘾，或者枪杀同学，这种恐慌成了政府机构成长的养料——它可能行动迟缓，可至少花费巨大，每一块美元都落入某个幸运接收者（精神病学家、社会工作者、公共卫生护士、毒品法庭法官，这张名单几乎可以无穷无尽） 的口袋。通过这种以及其他无数方式，为了维持一个由恐惧驱动的庞大政府机构，私营各方在这一过程中都成了同谋者。
恐惧在战时最有效
即使是专制君主也会感到无聊。行使巨大的权力可能会变得单调乏味和繁琐恼人——下属总是在用细节问题扰乱你的清静；受害者总是寻求宽恕、赦免，或者乞求豁免于你的规定。然而在战争时期，统治者有如获得新生。正如所有这些领导人所理解的那样，在带来伟大荣光和公众赞誉的机会方面，没有什么能和战争相提并论了(Higgs 1997)。如果是在和平时期，他们注定只能在高位上消磨时光，充其量以平庸之姿载入史册。
然而，战争一旦爆发，那个时刻的兴奋感就会在整个政府机构蔓延开来。曾经在上尉军衔上苦苦挣扎多年的陆军军官，现在有望会升为上校。曾经管理100名下属、预算为100万美元的局长，可能将有望管理1000名下属、预算为2000万美元。必须创建和配备强有力的新控制机构。必须建造、提供和操作新的设施。那些陷入党派僵局的政客，现在从公共财政中涌出的资金洪流中，能够指望促成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巨大立法交易。政府无论把注视的目光转向何处，都会出现一派充满生机、权力和金钱的景象。对于那些在战争中亲手操纵政府机器的人来说，生活从未像现在这样美好。
难怪约翰·弗林(John T. Flynn，1948)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群结队的官僚时，把这一章命名为“他们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甚至还在战前，这个国家就已经成了官僚的天堂。但随着战争开始，官僚机构的数目大幅增加，官僚像蝗虫一样这片土地上泛滥成灾（…）这个地方[华盛顿特区]挤满了刚刚摆脱年薪2500美元工作的小教授们，他们现在受到五千、六千乃至七千美元薪水的激励，整个美国经济的大部分都掌握在他们手中。”
只有当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公众放松了对政府捐税的抵制时，官僚机构才会突然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扩张。立法者们知道，现在可以通过向民众征收高税、实行商品配给、分配原材料、运输服务和信贷、批准巨额借款、征募兵员以及行使比战前大得多的权力而不受惩罚。
虽然人们可能会抱怨官僚在实施战时动员时采取的具体行动，但很少有人敢公开抵制甚至公开批评总动员或政府的参战行为——这样做不仅会使自己容易遭受合法的和法外的政府报复，还会受到他们的朋友、邻居和商业伙伴的指责和排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句让人立即闭嘴的呵斥就是：“难道你不知道正在打仗吗?” (Lingeman 1970)
因为在战时，公众担心国家安危，甚至担心其生存，比起以往，人们更乐意将财富、隐私和自由拱手让给政府。因此，政府及其私营承包商就可以抓住机会一展身手了。机会主义者源源不断地加入，人人都声称自己在执行一些“关键的战争服务”，不管他们的事务可能远远不能直接为军事项目做出多大的贡献。政府利用民众的恐惧来为自己的掠夺行为辩护，主张自己对经济和社会的广泛领域拥有要求权。政府税收、借贷、支出和直接控制都在扩张，而个人权利则变得无足轻重。当整个国家处于危险中时，一个小人物又何足挂齿？
当然，最终每场战争都会结束，但每场战争都会留下一些遗产，这些遗产会继续存在下去，有时甚至是永久性的。在美国，南北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都留下了大量这样的遗产（Hummel 1996，Higgs 1987,2004）。同样，正如科里·罗宾（Corey Robin，2004）所述，“总有一天，反恐战争会结束。所有战争都是如此。到了那一天，我们将发现自己仍然生活在担惊受怕中：不是惧怕恐怖主义或伊斯兰激进分子，而是惧怕那些将恐惧留给我们的国内统治者。”在其他方面，我们将发现“为了国家安全利益而运转的各种安全机构，利用其强制力来对付那些不构成恐怖主义威胁的异议人士”。并非偶然，“联邦调查局将美国反战运动定位成需要特别密切关注的对象”。
这样的对象定位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战争——用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的经典说法——是“国家的健康”，而联邦调查局是保护和增进美国政府健康的核心机构。多年来，联邦调查局也做了很多事来促进美国民众的恐惧，最臭名昭著的可能是它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谍计划”（COINTELPRO）行动，但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是如此（Linfield 1990）。在这些努力中，它也不是孤军奋战。联邦政府从上至下都想让我们害怕，需要我们害怕，投入大笔资金让我们害怕。
结 论
如果我们不再对政府本身感到害怕，不再担心政府促进的虚假恐惧，那么政府就会萎缩乃至倒闭，对于美国数以千万计“寄生虫”来说，这个“宿主”就将消失——更不用说世界其他地方的大量寄生虫了——这些寄生虫现在直接或间接地依靠公众的财富和能量为生。在这个好日子里，每个曾经靠着公共开支生活的人都将必须另找一份诚实的工作，而一旦意识到政府从来就是一尊伪神，我们其他人就可以开始采用更有成效和道德上可辩护的方式，以缓解我们心头残存的恐惧。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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