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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陷阱，或者纣王陷阱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史料搬运工 Author 言九林
┃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子贡陷阱，或者纣王陷阱
©言九林／文
编：瑞秋的春天
据《论语》记载，子贡发过这样一段感慨：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子贡说，商纣王很坏，但没坏到传言中那般程度。君子以身居下流为耻，居下流者会丧失公信力，所有恶事不管真假，都会被归到他名下。意即君子——个人也好，组织也罢——要重视名誉，注意经营公信力；没了名誉与公信力，就会像纣王一样掉入“天下之恶皆归焉”的陷阱。
回顾中国近代史，随处可见“子贡陷阱”（当然，也可以叫做“纣王陷阱”）的影子。
试举几例。
一、慈禧深陷子贡陷阱
一般认为，慈禧太后曾在庚子年狂妄自大“向十一国宣战”。其实，慈禧虽然丧心病狂，却也没到这种程度。支撑“宣战说”的主要材料是“宣战照会”和“宣战诏书”。所谓的“宣战照会”，是在1900年6月19日发给列强驻京使馆。大致内容是：京城已乱，清廷恐难保护万全，希望列强能将“贵使臣及眷属人等”转移到天津。若是“宣战照会”，两国必互撤使团，清廷不会只要求外国使团与眷属撤至天津。
所谓“宣战诏书”，是在1900年6月21日颁布。这份诏书的传达对象，其实只对内不对外（仅传达到内阁及部分地方督抚一级），主旨是动员这些朝廷重臣在敌军入侵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诏书全文未提及敌国之名。这是一份内部动员文件。
但慈禧毫无国际视野，又为政昏聩，早已失去朝野与内外的信任——在庚子年，她甚至被神棍所惑，多次下达谕旨，往五台山搬请“神僧”普济，命其以“六甲神兵”抵御外敌。当这样一个人下达照会要各国使团携眷属撤往天津，下达诏书做内部动员时，国内与国际社会很自然地将之解读成了“向十一国宣战”——尽管严格按当时的国际法来评判，慈禧的行为与正式宣战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非止如此。清末民初，社会上还广泛流传着“慈禧让人跪着开车”的传言。
该传言的基本情节是：1902年，袁世凯为讨好慈禧，给她送了一辆小汽车。不料，汽车解决不了尊卑问题，慈禧发现汽车司机不仅坐着，还坐在自己前面，心里非常恼火，当即责令司机跪着开车。汽车无法跪着开，慈禧又不能容忍司机坐在前面开，于是这辆车被长期弃置。
袁世凯确实给慈禧送过汽车。其中一辆现在还陈列在颐和园内。但“让司机跪着开车”之说，却是没有史料依据的谣言。据裕容龄（中国驻日本公使裕庚之女，1904-1907年间，做过慈禧的贴身女官）1957年出版的《清宫琐记》，袁世凯先后两次向慈禧进贡车辆。第一次是“一对三轮自行车”。第二次进贡的正是汽车。具体时间是1904年4月份前后。《新闻报》当年报道过这则消息，说“京函云：北洋大臣贡献皇太后之电汽车八辆，已委都司王某敬谨解送到京。其车皆用黄龙幔遮护……”报道里提到的“北洋大臣”，正是袁世凯。
慈禧也确实没有坐过这批汽车。据裕容龄回忆，缘故是担忧坐汽车比较危险：“司机按规矩不能在这里（宫内）停留，把车开到院子里便退出去了。慈禧带着我们去看汽车，她很喜欢这辆汽车，想坐上去在园里绕一个弯，可是没有人会开。有两个太监很好奇，便要上去开，但是他们不懂机器，以为汽车是个很简单的玩意。我母亲对慈禧说：‘还是不让他们开吧，不懂机器的人，开起来很危险。’结果因为没有人会开，只有收存起来。慈禧始终也没有坐过汽车。”
裕容龄的回忆，可以在美国女画师凯瑟琳·卡尔（Katharine Augusta Carl）的回忆录中得到佐证。
卡尔女士于1903年来到中国。1904年8月5日首次进入紫禁城，负责为慈禧绘制油画肖像，前后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期间多次进出紫禁城与颐和园。袁世凯进献给慈禧太后的那批汽车，卡尔女士也看到了。她回忆说：“大内又有新式交通机关二。其一即为短距离之轻便铁道一线。……又其一则为汽车是也。大内所有不下十余辆，皆为中国之出洋官员所进呈，藉博主上之欢悦者也。中有一辆作黄色，绘以双龙，玻璃室内设宝座一，则为太后御用之汽车。”显然，坊间传言称袁世凯只进献了一辆汽车的说法是错误的。当年的媒体称送了八辆，卡尔女士称她见到了十余辆，数据虽略有不同（可能除了袁世凯以外，还有其他人赠送），但皆说明慈禧当日拥有多辆汽车。
关于慈禧为什么没有乘坐汽车，卡尔女士的说法是这样的：
“太后从未曾出座一试。则此中有一难解决之问题焉。故事，宫监在太后前不准有坐，而驾驶汽车则非坐不可。如是，则太后乘汽车时，其座前必有一汽车夫坐于其侧。岂非与故例大相抵触，而有失主上之体统乎？故宫中诸人商量甚久，终莫能决。然太后亟欲一试以为快，虽破旧例亦非所恤也。特终为他人所谏阻。盖除与故例抵触外，尚惧有意外之危险也。故当予在大内时，太后始终未尝一试。然予意太后之志极坚定，终有偿此宿愿之一日宿愿。”
卡尔女士在皇宫中出出进进，听闻的信息是下面之人担忧让汽车夫坐在慈禧前侧开车，与旧例不合，有损传统的尊卑秩序。但慈禧太后很想尝试一下坐汽车的滋味，所以愿意破除旧例。但下面的人还是以“惧有意外之危险”为由，阻止了慈禧太后。裕容龄的母亲对慈禧说“不懂机器的人，开起来很危险”，恰可与卡尔女士这段回忆互为佐证。
当时的皇宫里确实没有能够驾驶汽车的司机。不要说宫内，北京城也很难找到能熟练驾驶汽车的中国人。宫中又不便让外国人常驻。没有合格的司机是个真问题。在1904年前后，汽车刚进入中国，媒体上也随处可见汽车安全性的讨论。游历过海外，见识远甚于慈禧的康有为，甚至在《大同书》里专谈“汽车碰撞之苦”，说坐汽车非常可怕，稍有不慎就“全车立碎，人物皆飞，头臂交加，血肉狼藉”。出过国的康有为尚且如此，久居深宫的慈禧听人劝没有冒险坐汽车，也很正常。
可是，在清末新政期间，慈禧逆流而动，全力抵制由君权时代向民权时代转型，在丙午官制改革中甚至下达了“五不议”（军机处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不议，太监事不议）谕旨。其政治形象已然定格为愚昧顽固。所以，卡尔女士的回忆录以英文出版后，其中关于坐汽车的那部分内容，很快以讹传讹，由“慈禧本有意允许司机坐在自己侧前方开车”，变成了“慈禧坚持要让司机跪着给自己开车”。1913-1919年间来华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听到的版本就已经是这样的了：
“慈禧太后在去世前曾拥有大批外国制造的车子，她对这些车子有很大兴趣：但到她去世为止，礼部一直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当汽车里还坐着她的一个仆人——司机的时候，她如何可以乘坐汽车。我想，如果他们能有更多的时间的话，也许会想出一种叫司机跪着驾驶这辆御用汽车的办法。”（《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
在卡尔女士的回忆录里，慈禧愿意打破旧例去尝试乘坐汽车。她没能坐成汽车，是因为下面的人以无合格司机会有危险为由竭力阻止。到了芮恩施笔下，慈禧愿意打破旧例的情节消失了，她没能坐成汽车的原因变成了她愚昧顽固拒绝开化。这个变化，正是典型的“子贡陷阱”——慈禧太后在人生晚年以强化皇权为第一要务，有许多阻碍时代变革的举措（她连废除科举都不愿意，最后是由地方督抚们联合起来借着日俄战争的奇耻大辱相逼，才勉勉强强答应）。她给自己挖了个深深的“子贡陷阱”跳了进去，于是，在芮恩施等人的印象里，她就应该是个死守旧例、坚持要汽车夫跪着开车的顽固之人。
二、梁启超利用子贡陷阱
袁世凯也是个掉在子贡陷阱之中爬不出来之人。
比如，史学界长期深信：袁世凯为了称帝，以为梁父祝寿的名义，用20万元来贿赂梁启超，换取其放弃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反帝制文章，结果被梁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还把这件丑事公之于众，让袁大失颜面。
这其实是一桩伪史。
其史料源头，只见于梁启超一人之叙述。梁的叙述里有很多漏洞。比如，梁父过寿的时间是1915年4~5月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却写于1915年8月。袁世凯不可能未卜先知，预定购买梁的文章（梁启超自己也无法提前3个月预估自己会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也不可能失礼到滞后三个月再以送寿礼的名义去买梁的文章（为给父亲祝寿，梁启超曾请袁世凯破例为自己「授勋娱亲」，袁知道梁父寿辰的具体时间）。
梁启超伪造这段历史，目的有二。
一者，是利用此文，抬高自己与进步党人在讨袁之役中的领导地位（其《国体战争躬历谈》一文只叙述梁启超、蔡锷与进步党的功绩，引起了国民党人和西南军人的强烈不满）。二者，是利用此文，洗白自己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细读此文，当不难发现，文章主旨并不是反对称帝，而是反对过早称帝。梁甚至在文章中表达了对重回帝制的渴望——“吾数年来独居深念亦私谓，中国若能复返于帝政，庶易以图存而致强”，并提出了两种可以让“帝政重现”的方案。这种立场，在反袁阵营内部引起了很多批评的声音。
梁启超捏造此事时，袁世凯的政治人格早已破产——1916年披露的《袁世凯伪造民意记》，已将袁政府伪造所谓的“正确之民意”的种种手段暴露无遗——当时，京城密令各省：“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故于选举之前，应由贵监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
袁的政治人格破了产，掉进了“子贡陷阱”爬不出来，梁启超捏造的“二十万贿卖《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之说出来后，自然也就无人细究，甚至被视为信史流传至今。（此事更详细的考据，笔者另有文章《梁启超的一则谎言》，原链接已失踪，改天修订重发）
三、刘文典受惠于子贡陷阱
蒋介石与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的冲突，是民国最著名的文化典故之一。当时的文化界名人虽不清楚事件缘由，却几乎一致力挺刘文典、嘲讽蒋介石。
比如，鲁迅写文章为刘文典鸣冤，说他因“不肯称呼蒋介石为‘主席’而被关押多日”；胡适写文章说，刘文典“因语言上顶撞”被拘禁，其家人朋友“只能求情而不能控告（蒋介石），这是人治，不是法治”；章太炎抱病撰写对联，赞誉刘的行为堪比宁死不向曹操屈服的三国名士祢正平。
其实，就事件本身的是非而言，刘文典并不占理。
蒋、刘冲突，发生于1928年末。事件起因，据《刘文典年谱》，乃是：“11月23日，（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举行（建校）十六周年纪念。安大百余名学生闻讯前往，准备‘参观跳舞’，结果遭到拒绝，于是便捣毁礼堂，殴打女仆，酿成风波。”
次日，女中一面与安大校长刘文典交涉，一面组织学生赴省府请愿。刘表示“学生气焰方张，本人无力解决”，省府则允诺选派三名他校校长前往两校调停。25日，三校长汇报称：“安大学生已经诉诸学生会主持，无法调停”。26日，刘文典允诺道歉，并赔偿女中一切损失，但对开除肇事学生一节，表示“暂难办到”。同日，安大校内学潮升级，贴出“打倒学阀程勉（女中校长）”等口号。
28日，蒋介石至安庆，途经安大，入内参观，刘文典未出面接待。蒋见该校图书馆藏书甚少，指示省府当局“多拨款项，从事扩充”，“至关重要，不可耽误”；见该校体育场面积局促，亦指示向邻近圈地扩充。次日，蒋召见刘文典与程勉二人，询问风波始末。刘承认此事“为安徽教育界之大不幸”，但就开除肇事学生一事，仍一再以“内容复杂”为由表示无法办理。蒋、刘二人遂起冲突。至于冲突的具体情形，因会议唯“省政府和省党部的委员们”有资格参加，已难考究分明——如某些文章称蒋介石“召见了刘文典，责令他交出共产党员的名单”等情节，并无史料依据，当属后人之脑补。
另据地下党（团）人钱新嘉披露，安大男生闯入省立第一女中，与当地团组织有密切关系。据钱回忆，安庆团县委正式成立于1928年9月，团书记俞仲则曾一再指示：“女中我们还是个空白点，要设法打进去。”
地下党（团）人欧阳惠林则回忆称：“十一月二十三日，安徽省立第一女中举行十六周年校庆，邀请学生家长参加，晚上演戏招待。……我们从一女中新发展的团员王淑瑾处获知此消息，认为一女中是一座封建礼教的堡垒，封建统治严厉，党团组织在该校的发展极为困难，决定动员一部分同学前往参加晚会。以图冲破其封建思想的牢笼。促进新思想在该校的发展。当晚，有安徽大学文法学院和省立一中等校近百人进入该校看戏。一女中校长程勉看到安大等校男生来校，便宣布停止演戏，勒令校外学生出校，彼此发生争吵。”
争吵后果，是激成武力冲突。据当日媒体报道：骚乱自傍晚5时延续至深夜12时，“学生寝室、女教员室窗户玻璃捣毁无数，女生钟来仪头部被破窗击伤。并踢伤女仆夏妈腹部，顿时呕血数口”、“捣毁教务处”、“将校牌投诸污池”……等。
安大主持者刘文典的立场，并不倾向于地下党（团），他“拒绝惩办肇事学生”的真实原因，是无力惩办。钱新嘉、欧阳惠林均忆及，女中事件发生前，刘曾勒令俞仲则退出安大，不允许其在校内散播、张贴《血光》等左翼刊物。但事件发生后，刘一再声称“学生气焰方张，本人无力解决”、“内容复杂”，亦非搪辞。据钱、欧阳二人之回忆，自女中事件爆发，县团委即组织安庆各校团支部，发起数千人规模的“反程勉运动”及“护校保刘运动”。奉省府之命，前往调停的三校长回复称“安大学生已经诉诸学生会主持，无法调停”，也是事实。安大当时的权力，已转移至地下党（团）所领导的“学会生”之手，刘文典确实“无力解决”。非但刘“无力解决”，刘离职后，接替他的新校长韩安，很快受“学生会”所迫而辞职。
据刘文典后来致胡适的一封私人信函，女中事件爆发前，刘与时任安徽省教育厅长的韩安之间，内斗正剧。韩久有驱刘之意，刘也积极奔走于南京教育界以抗衡韩。故女中事件，实将刘推到了一个相当窘迫的困境：若遵照省府之意，开除肇事学生，必激发更大学潮，且必牵扯出地下党（团），无异于向韩安提供弹药，对刘做致命一击（国民政府当日尚在“清党”）。故在蒋介石抵达安庆之前与之后，刘的立场始终是：（1）愿意向女中道歉并赔偿损失；（2）拒绝开除肇事学生。前者关系事件本身的是非，后者是基于个人仕途的现实考量。若女中能让步接受道歉赔偿，不再追究肇事学生，则刘不但能平息风波，还能获得本校学生组织的拥护。若非蒋“盛怒”干预，刘或能借学生组织之“民意”，挫败韩安的此番进攻。
此外，地下党人华克之回忆，刘在与蒋的对话中，“答言涉及到宋美龄的隐私，蒋介石大怒”。华的信息源是同学、战友陈处泰，陈是当日安庆学潮的积极分子，曾作为“发言代表”要求与蒋直接对话。以往关于“刘、蒋对骂”，往往重点渲染刘的“大学不是衙门”（有无此语并无确证）等语，甚少提及其语涉宋美龄隐私一节，或非完整。
总之，依据当日的媒体报道和多名当事人提供的回忆资料，综观此事始末，其核心事实相当清晰。刘的处境令人同情，但女中无辜被砸，惩办肇事学生本是善后工作的应有之义。女中及蒋要求刘做到这一点，刘拒绝并与之发生冲突，并不占理。
但是，众所周知，1928年的蒋介石，其政治品格与个人信誉均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刘文典在具体事件中虽不占理，反在文化界大获美名，成为当日“文人风骨”的代表性人物，实可谓受惠于蒋介石掉入了“子贡陷阱”。
类似的情况，也见于“孔祥熙运洋狗”风波。
1941年12月，以《大公报》为首的重庆新闻界爆料说，自香港逃难来重庆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
但据杨天石教授的细致考证，孔祥熙飞机运洋狗事件“是一篇貌似确凿而严重违离真相的报道”。事后调查显示，飞机上的四只洋狗，其实是“两位美国驾驶员见仍有余位，顺便携带到渝”，与孔家并无关系。宋庆龄当时也在飞机上，据她给宋子文的私人信函，“当时飞机上共有23人，你可以想象每个人能带几件行李。……我没能带上我的很多文件和其他无价文章，更别说我的狗和衣服了。”1941年12月30日，《大公报》刊登了辟谣文章，文章末尾还盖上了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张嘉璈的个人印章，以张的个人信誉为辟谣文章的可信度背书。（详见杨天石：《「飞机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南方周末》2010年3月18日。》）
即便如此，因为孔祥熙贪腐之名远播，个人信誉已经破产，社会舆论鲜有人愿意相信这种辟谣。1942年1月，“飞机运洋狗”这一谣言在昆明传开，以西南联大学子为主体的昆明学生群情激奋，数千人上街游行，高呼口号“打倒以飞机运洋狗的孔祥熙”“打倒国贼孔祥熙！”，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孔运动。学术界也是如此，直至杨天石教授的考据文章刊出前，“孔祥熙飞机运洋狗”一直被视作信史。
子贡陷阱的威力，于此可见一斑。
但是，在所有的陷阱里，子贡陷阱是最不需要害怕的东西。毕竟，是否会掉入子贡陷阱，陷入谣言常常主动上门、辟谣永远也没人信的困境，全看自己是否甘居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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