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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悲剧：搞帝王术的知识分子，下场都不好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冰川思享号 Author 关不羽
去年《大秦赋》热播引发争议，当时就有写写秦帝国的打算，在《南方周末》急就了一篇后，因为事情很多，就搁置了。
最近传出消息，这部剧要代表陕西省参加第31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角逐，又引发了我的兴趣。
一部竭力讴歌大秦帝国的影视作品可以没有孟姜女，却绕不过韩非子。在这部颂秦之作中，韩非之死依然是一场扎眼的悲剧。这个“史前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生，穿越时空，在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反复重现。
相比其他先秦诸子，韩非更接近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一个纯粹的书斋中的智者。他大半生所为，和现代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不同。求学、著述，以理性和逻辑作为工具，建构理想的世界。这种纯粹性，赋予他和他的学说独特的魅力。
然而，韩非洋洋洒洒十万言的长篇巨制，却成功地把他和他的国家送上了绝路。
韩非在先秦诸子中，可算是唯一的知识分子了。这话可能很多人不明白，孔孟老庄那么多“子”，为何独独韩非子能算是知识分子呢？
其实，诸子都戴上“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对知识分子概念的滥用。
知识分子其实是个很现代的概念，直到19世纪才出现在法国和俄国。
知识分子是一种职业身份，指那些专门从事知识创造、传播的专业人士，大学教授、媒体人是最为公认的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是现代化的产物，因为创造和传播知识的专业分工独立，是要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完成后，才具备这样的经济条件。
至于说赋予知识分子很多美好的道德属性，诸如“不依附体制的批判精神”、“独立人格”，大半是这一群体的自我期许，并非现实。
其实，高等教育机构、学术机构、媒体何尝不是体制化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经济独立能力都很差，仨月不发工资就揭不开锅，还能坚持“批判”的并不多，概率和倒贴菜钱还要坚持给客人上好菜的厨子一样低。所以，“不依附体制”只是镜花水月的想象罢了。
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道德赋义，还有一部分是继承传统智识精英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很看不起传统士大夫的科举入仕，喷之为“依附皇权”。其实，很多传统士大夫有家有业，至少在经济独立性上远远比现代知识分子要强很多。
春秋战国的诸子，绝大部分是有家有业的传统智识精英。他们有知识创造和传播的追求，却并不以此为职业。诸子中的大端是士大夫，出仕做官是本业。
当过鲁国司寇的孔子是不必说了，韩非的老师荀子做过稷下学宫祭酒，还做过楚国的兰陵令，货真价实的县长。孟子的仕途失意，但是与王侯同游很受礼遇，齐宣王甚至许给他万钟高禄。
兵家也做官，基本都是带兵的将军，队形很整齐。道家比较驳杂，祖师爷老子是周天子的图书馆长，庄子是漆园小吏，芝麻官也是官。墨家最为另类，墨翟开山立派后自成体系，搞起了“武装社团”，俨然成了教主和游侠头子。
身世可考的先秦诸子各有本业，韩非子是个另类。
韩非所属的法家，高官辈出。他只有一个“韩国诸公子”的贵族身份，著述之外，再无职业履历。
用现代语言描述，韩非子是一个贵族出身的职业作家，这不是妥妥的知识分子吗？
韩非子的人生轨迹很单纯，三句话就可以概括：师从荀子，学业有成。仕韩未果，发愤著述。出使秦国，身死云阳。
这份履历，和很多现代知识分子一样单纯——“某某高校毕业，某某高校任职，某年退休，某年逝世”之类。
不过，自带八卦属性的太史公，还是给韩非留了点料。一个是口吃的生理特征，另一个是他戏剧性的死亡结局。
口吃，对战国时代的智识精英无疑是严重的生理缺陷。“口才即正义”的战国时代，结结巴巴严重影响发挥最重要的职业技能——表达能力。但是，韩非子不以为意。
他在名篇《说难》中开篇就自信地写道“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意即我的知识储备、表达能力，都是杠杠的。一个口吃男孩的表达自信就是那么爆棚。
接着，他写道“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然后洋洋洒洒一大篇，核心意思就是游说技巧就是要投其所好、不触“人主”的逆鳞，这些我都懂。
通篇《说难》，其实就是韩非子老师的游说技巧指南。这应该是他学成归来，上书韩王时的自荐信。当外交使节是战国仕途最佳路径，战国最著名的同学档苏秦张仪，是无数后辈青年的励志偶像。韩非子也不例外。
韩非子确有自信的资本，他的文字表达力极为出色。韩非子“极惨礉少恩”的邪魅，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就风格鲜明、文字冲击力而言，唯有恣意磅礴的庄子，能与之比肩。
正因为韩非有自信的本钱，才让他有了怀才不遇的痛苦。他在书斋里精研的帝王术，是普通君主难以承受之重。无论是韩安惠王，还是末代的韩王安，都是打酱油的角色。这也许不是个人素质的问题，而是“天下四击，主辱臣苦”的韩国压根就不可能出现韩非理想中的君主。
不得不退回书斋的韩非，不得不在“孤愤”中等待那位理想中的君主知遇。
这位理想的君主为了回避所有的权力风险，必须摒弃人性人情，成为绝对孤独的政治机器。
所谓“凡人臣之所道成奸者有八术：一曰同床，二曰在旁，三曰父兄，四曰养殃，五曰民萌，六曰流行，七曰威强，八曰四方”，意味着理想的君主要生活在“都是奸臣要害朕”的时刻警惕中。
理想的君主既不能亲近谁，也不能依赖谁。所有人际关系都简化为君臣。而君臣之间互动，也只有刑和赏“二柄”。
总之，韩非子的理想政治，就是一部精确运转的大机器，这部机器唯一的目的就是耕战。这部机器由千千万万的零部件组成，其中有独一无二的那个核心部件是“君”，其他的都是“臣”。
“君”要带动所有的“臣”步调一致地运转。这样一部机器唯一的目的就是有条不紊地运转下去。
如此苛刻的要求，平庸的韩王望而却步，是情有可原。这就是韩非子的帝王术面临的最大困难。
很难想象谁有意愿有能力成为这样的理想君主，打造这样无趣的理想政治。有能力的未必有意愿，有意愿的未必有能力。纵观人类历史，也很难找到几个这样的帝王。
偏偏韩非子遇到了秦王政，这可以说是非凡的幸运。韩非一生苦心造诣，都是为这次入秦之旅做准备。韩非并不波澜壮阔的人生，将会以最诡谲的方式结束。
03身死国灭的诡谲悲剧
《史记》对韩非入秦的死亡之旅有三处明确的记载。
第一处是《秦始皇本纪》：
十四年，攻赵军于平阳，取宜安，破之，杀其将军。桓齮定平阳、武城。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韩王请为臣。
第二处是《韩世家》：
王安五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因杀之。
《韩世家》的记载是秦国攻韩，《秦始皇本纪》中，秦国直接的战场对手是赵国。这和《韩世家》并不矛盾，因为秦攻韩、赵援韩，爆发秦赵大战，是数次秦赵大战的固定模式。阏与之战、长平之战都是如此。
而在《老庄申韩列传》中，韩非子入秦的缘由更有戏剧性：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
这场攻韩之战竟然是粉丝想要见偶像闹出来的。这显然不可信，秦王要见韩非大可不必兴师动众，直接要人，怂到躺平的韩国是不敢阻拦的。真实情况大约是秦攻韩后，韩国通过某种渠道得知秦王是韩非的粉丝，选定了韩非作为使者。
无论韩非入秦是不是以秦王偶像的身份，都是以保存韩国为目的去的。这在传世的《韩非子》中也有明确的线索。《韩非子》第二篇就是《存韩》。
而这又牵扯到一桩大公案，那就是《韩非子》第一篇《初见秦》的作者到底是谁。《初见秦》的作者自称“臣”，他为秦王提出的称霸方略是“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韩国是第一批被干掉的对象。如果这是韩非子这次出使秦国时游说嬴政的说辞，那真是十足的二五仔了。后世的扬雄、司马光相信此说，对韩非子很是一顿批评。
但是，这和《存韩》篇里的韩非提出的秦“从韩攻赵”明显矛盾。而劝说秦王接受“从韩攻赵”的方案，显然更符合韩非子作为韩国使臣的身份。
其实，《初见秦》的“举赵亡韩”恰恰是李斯力主的策略，这一“远交近攻”的惯技，秦国奉行多年。并且韩非入秦时面临的那轮攻势，正是“举赵灭韩”的进程。而且就在数年前，李斯也有过“初见秦”的经历。秦王政十年，李斯的旧老板吕不韦倒台，李斯以战国第一雄文《谏逐客书》成功实现跳槽给秦王打工时，就是他的“初见秦”，而他提出的策略就是“请先取韩以恐他国”。
因此，《初见秦》的真实作者很可能是李斯，接下去的《存韩》篇，详细记载了主张“从韩攻赵”的韩非被“举赵灭韩”的李斯完败的。
除了李斯外，《初见秦》的真实作者还有其他几种说法。有说是拼凑战国多位纵横家段子的作品；还有说是作者确实是韩非子，但是这是早年用游说秦昭襄王的“初见秦”。这些都缺乏依据。
最可能的情况是这篇《初见秦》和下一篇没头没脑的《存韩》，本来是一整篇，完整记录了李斯和韩非围绕秦韩关系斗法的完整文字。却在形成传世本的流传过程中被割裂，以至于《初见秦》也算在了韩非的头上，平白多了一个卖国贼的形象。
其实，韩非是忠于韩国的。《韩非子》中多处都有韩非子为国谋划的文字，他给韩国开出的药方是内用法家学说图强，对外采取对秦国的事大政策——“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正是此意。韩非虽然写了很多力主耕战的“狠人政治”，却很清楚韩国是狠不起来的。
可是，韩非也早已宣判了韩国死刑，他的忠诚与否无关紧要。按照他大半辈子“极惨礉少恩”洋洋洒洒十万言的狠人哲学，就是韩国的死刑判决书。
按照韩非的说法，仁义道德都是上古过时的东西，近世就是角力斗狠的丛林法则。那么，韩国这样“天下四击，主辱臣苦”的弱国，只配被李斯“请先取韩以恐他国”的策略消灭。
即便按照韩非的存韩策略，秦“从韩攻赵”，也只是延缓了韩国的覆亡罢了。帮助秦国一起背刺老盟友赵国后，秦国还有什么理由放过韩国呢？靠秦王是自己的粉丝打动他？作为韩非理想的无情君主，秦王政竟会因为那一点点个人情感的波澜而生出对弱者的同情吗？
因此，韩非入秦存韩的外交使命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韩非构想的事大政策，也是自行矛盾的——没有仁义道德的伦理支持，强秦有什么理由留下一个弱韩“事大”？无非是耕战称霸，把你韩国的地拿来秦国耕，取你韩国的人来为秦国战，不香吗？
当韩非“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可怜巴巴的求饶时，想必内心是无比绝望和痛苦的。他要战胜的对手不是李斯，更不是秦王嬴政，而是一生“极惨礉少恩”的自己。
韩国不可避免地灭亡，韩非也难逃横死的命运。按照《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的记载，韩非因为“李斯、姚贾害之”而死。可是，李斯们的说辞，按照韩非自己的逻辑，是无法反驳的。
“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
在韩非的帝王术中，任何“人之情”都有巨大的政治风险，任何政治风险都应该不留遗患、毫不留情的去除。所以，韩非必须死。没有李斯最后奉送的毒药，他还是不免于死。毕竟，谁也不能免去“人之情”的嫌疑。
至于秦王后悔，想要赦免韩非为时已晚，是嬴政这位“完美君主”的瑕疵。
韩非一死，韩王安干脆果断地对秦称臣，韩国事实上已经灭亡。韩国形式上的终结则在四年之后，《秦始皇本纪》记载“ 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虽说是“攻”，却未载一战。
《韩世家》还要干脆，从韩非死亡的王安五年到王安九年间，完全空白。“王安九年，秦虏王安，尽入其地，为颍州郡。韩遂亡”，连一点攻战的痕迹都没有，径直就是韩王被“虏”了。
04千年余响
司马迁写道“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表达非常蕴藉，既是同情，也有警示的意味深长。
书写得不错，学的人也很多，可是写书的人却是明其理却不能保其身。后学者又会如何呢？
其实，《战国策》对韩非的终场还有一个细节记载，说韩非子最后想要见秦王自辩未果。大量使用《战国策》的司马迁并没有把这段八卦写进《史记》，这也许是对韩非子最后的怜悯吧。
见到秦王，他又能说什么呢？试想韩非子在秦王面前最后的求生挣扎会是多么屈辱、尴尬，结结巴巴地说一番比“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更屈辱的话，场面是很难看的。所以，不给读者留下如此想象的空间。仰尽老同学送来的断肠药决绝死去，才配得上他的人生。
韩非子和很多现代知识分子一样，一支笔写尽了自己的人生路，却也堵住了自己所有的选择。满纸的道理，大半出于极致的想象，却只导向了现实中的死路。
韩非力主“当今争于气力”，没有给“天下四击，主辱臣苦”的韩国留下生存的空间。他没有想到自己最终会死于同为“明法之士”的老同学李斯。没有以文乱法的儒、以武干禁的侠，来拯救他。
韩非最后面对的那杯毒药，是他自己制造的。死在韩国灭亡之前，或许也算是种解脱吧。如果他能活到耄耋之年，还能看到大秦帝国的崩溃。他的政治理想并没有比他的人生走得更远。
韩非的悲剧，在现代反复上演。20世纪所有的人祸，都可以在知识分子的书斋中找到源头。“书斋里的英雄”在纸面上纵横恣意地建构理想世界，却在现实世界中制造了一幕幕悲剧。
知识分子的“理性自负”是一种现代病，却是韩非之死的千年余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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