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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院刊 | 王太一:肯尼亚斯瓦希里文化初探——以进口陶瓷贸易与建筑为视角

王太一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4-02-05

斯瓦希里文化分布于东非沿海,是环印度洋贸易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尼亚沿海是斯瓦希里文化的核心区域。本文通过对东非出土进口陶瓷器和斯瓦希里文化遗址建筑的分析,尝试在全球史的背景下讨论斯瓦希里文化的特点和相关问题。

肯尼亚斯瓦希里文化初探
——以进口陶瓷贸易与建筑为视角



王太一


环印度洋贸易是世界古代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东非沿海的斯瓦希里文化位于通向地中海的海路中转地,是环印度洋贸易中的重要地域,很早便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目前主流观点认为,“斯瓦希里文化”是在非洲东部沿海地区班图人文化的基础上受到阿拉伯和伊斯兰等外来文化强烈影响而形成的多元复合的区域性文化。在丝绸之路的背景下,中国唐代以来的古典文献中对东非也多有记载。中国学者对斯瓦希里文化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后期。21世纪前期,中国学者进入东非开展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果。2019年笔者跟随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肯尼亚基西大学合作对肯尼亚东部沿海斯瓦希里文化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又对拉穆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瓷器标本进行了整理,取得一定收获。

在考察过程中,笔者发现以往研究多着重中非关系史、中外交通史、中国陶瓷史等领域,对东非本土斯瓦希里文化市镇贸易情况关注不多。因此,笔者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考察收获,对肯尼亚斯瓦希里文化的特点和相关问题试作讨论,并就教于方家。

一 东非出土陶瓷器

陶瓷器是环印度洋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在贸易沿线各地均有不同时代不同产地的陶瓷器出土。斯瓦希里文化所在的东非沿海出土陶瓷器主要包括中国瓷器和伊斯兰釉陶两类,以伊斯兰釉陶为主。为了研究来自远近不同产地的贸易情况,本文将结合贸易线路上阿联酋、埃及等相关节点,对中国瓷器和伊斯兰釉陶分别进行观察。

(一)出土中国瓷器主流产品分布

肯尼亚出土中国瓷器的系统研究案例不多,笔者所见的研究涉及上加、帕泰、乌瓜纳、格迪等遗址。此外,关于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阿联酋的拉斯海马地区等地也有相关资料报道。观察出土数量较大、时代和窑口特征比较集中的主流产品分布,有助于了解贸易过程中的大宗商品品类随时代发展的变化。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中国陶瓷器在唐到北宋时期的主流产品是越窑产品,北宋到南宋是青白瓷产品,南宋到元代是龙泉青瓷,明15世纪以后是青花瓷〔图一〕〔图一〕 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中国瓷器1998-2001数量趋势图上加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器,8-11世纪(760-1000)的主流产品是长沙窑,11-13世纪中期(1000-1250)是越窑和青白瓷,13世纪中期-15世纪前期(1250-1425)是龙泉青瓷〔图二〕。〔图二〕 上加遗址出土中国瓷片分布图帕泰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器,13-17世纪的主流产品是龙泉青瓷,17-19世纪是青花瓷〔图三〕。〔图三〕 帕泰遗址出土进口伊斯兰与中国陶瓷数量分布图乌瓜纳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器,南宋时期的主流产品是福建生产的瓷器,元到明早期是龙泉青瓷,明中期以后是青花瓷〔图四〕。〔图四〕 乌瓜纳遗址出土中国瓷器分类趋势图格迪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器,元代到明早期的主流产品是龙泉青瓷,明中期到明后期是青花瓷〔图五〕〔图五〕 格迪遗址出土中国瓷器分类趋势图对照中国瓷器生产的情况来看,流通端和消费端主流产品的更替时间节点〔图六〕包含于生产端的阶段性变化之中。〔图六〕 东非出土中国瓷器主流产品分布图

(二)龙泉青瓷产品峰值对比

13世纪中期到15世纪是龙泉青瓷的贸易繁荣期。从出土产品的数量峰值分布来看,其在这一时期东非各地的市场发展并不一致。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和乌瓜纳遗址出土青瓷的峰值是元代,即13世纪晚期至14世纪前中期;上加遗址的峰值在1375-1400年阶段,也就是明早期;塔夸遗址发现的则多是14世纪后期的产品;帕泰遗址发现的多是13-14世纪的产品,并可能延续到17世纪;格迪遗址的峰值也在明早期。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分布上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龙泉青瓷贸易的主要集散地由福斯塔特、帕泰和乌瓜纳向上加和格迪转移。如果将视野扩展到西印度洋沿岸,就笔者所见的材料而言:阿联酋拉斯海马地区出土有13世纪的龙泉青瓷,但数量最多的产品属于14世纪后期至16世纪,之后一个时期的产品数量衰减,17世纪的产品数量有所增加;沙特塞林港和印度奎隆港也出土较多青瓷。由此看出,在龙泉青瓷贸易中,各地贸易高峰期的出现时间以及持续时间并不同步〔图七〕。〔图七〕 相关地区龙泉青瓷贸易高峰期以及持续时间对比图

(三)景德镇青花瓷产品对比

15世纪前后,斯瓦希里文化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逐渐由龙泉青瓷转向景德镇青花瓷。从各遗址的出土情况观察,青花瓷的流行呈现出另一种变化。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现了13世纪后期至14世纪前期的产品,16世纪较多,17世纪前期的产品减少,18-20世纪的产品则非常丰富;乌瓜纳出现的较早产品是14世纪后期的,16-17世纪的产品比较丰富,18-20世纪的产品则大幅减少;上加15世纪已经衰败,未见青花瓷产品;塔夸发现有16-17世纪的产品;帕泰发现的产品从15世纪延续至19世纪,以18世纪的产品为主;拉穆老城发现有15-17世纪的产品;法扎以17-19世纪的产品为主;曼达发现有17世纪的产品;希由发现有16-18世纪的产品;格迪发现了14世纪后期的产品,15世纪前期的产品较少,16-17世纪的产品则发现较多;曼布鲁伊发现有16-17世纪的产品;朱巴发现有14-15世纪的产品;蒙巴萨发现有16世纪的产品。也就是说福斯塔特、乌瓜纳、格迪和朱巴出现了较早的龙泉窑产品;大部分遗址都能见到较多的16世纪的产品;福斯塔特、帕泰、希由、法扎等遗址能见到大量的18-20世纪的产品,有些遗址如乌瓜纳,18-20世纪的产品数量反而萎缩。属于贸易路线上一站的马塔夫遗址发现有15世纪晚期产品,16-19世纪的产品数量较大;朱尔法遗址发现有14世纪后期至16世纪的产品,15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产品数量较大。可以看出贸易路线上两个环节贸易量是同步递增的,东非市场似乎偏向拉穆群岛区域和格迪等部分大城市〔图八〕。〔图八〕 景德镇青花瓷产品在相关遗址中流行情况对比图

(四)东非出土伊斯兰釉陶主流产品分布

斯兰釉陶是西印度洋进口陶瓷的另一项主要产品。在东非海岸,伊斯兰釉陶产品的数量通常远大于中国瓷器。通过对伊斯兰釉陶主流产品分布的观察,可以更好地说明斯瓦希里文化的海外贸易情况。上加遗址发现了8世纪的伊斯兰釉陶产品,从主流产品来看,9-10世纪的萨珊-伊斯兰产品较多,10世纪主流产品转向剔划釉,延续至15世纪,其中11-13世纪产品非常丰富,同时也是伊斯兰釉陶总量的高峰,15世纪后半转向单色釉产品〔图九〕。〔图九〕 上加遗址出土伊斯兰釉陶数量分布图帕泰发现了8世纪晚期产品,至9世纪时萨珊-伊斯兰产品稍多;9-10世纪的伊斯兰白陶较多,之后主流产品转向剔划釉,并在12世纪中期至13世纪中期达到高峰,之后衰落;期间也有锡釉、单色釉、黄地褐彩等产品,但都不占主要地位。其他遗址数据比较简略。塔夸发现了13-15世纪的产品;谢拉村发现了萨珊-伊斯兰釉陶、锡釉和多色釉产品;拉穆老城发现有萨珊-伊斯兰釉、单色釉、剔划釉、锡釉、黄地褐彩釉等产品;法扎发现了剔划釉和大量的单色釉;朱巴发现有单色釉;姆特瓦帕发现有15-16世纪的蓝绿单色釉;姆维尤尼发现有单色釉;文巴库发现有单色釉产品。可以看出上加、帕泰、拉穆等遗址出土的产品种类多样,年代范围覆盖时段长,大部分其他遗址发现的单色釉产品数量比较显著,从年代特征看大概率在14世纪晚期以后了。上加与帕泰同属群岛遗址群,出土的伊斯兰陶瓷情况大体相近,不同之处在于9-10世纪时上加流行萨珊-伊斯兰产品,而帕泰已转向伊斯兰白陶;15世纪后半上加由剔划釉转向单色釉,而同期帕泰的单色釉产品不占主流〔图十〕。〔图十〕 上加、 帕泰出土伊斯兰釉陶主流产品对比图

(五)小结

从出土的中国瓷器情况观察,阿联酋、东非和埃及的市场具有一定相关性,说明三地同处环印度洋陶瓷贸易的线路之中。13世纪中期以前,主流产品具有一定多样性,之后基本统一为龙泉青瓷,而到15世纪前后转变为景德镇青花瓷为主。在龙泉青瓷贸易中,13世纪中后期到14世纪后期,帕泰、乌瓜纳首先转向青瓷产品;而14世纪后期到15世纪由帕泰、乌瓜纳向上加、塔夸和格迪转移,随后发生整体市场萎缩;直到17世纪,帕泰仍与阿联酋产生联动。在景德镇青花瓷贸易中,15-17世纪,东非市场较繁荣的是乌瓜纳和格迪,17世纪前后转向法扎、帕泰。伊斯兰釉陶的系统统计数据笔者所见不多。大体上北部的群岛遗址群多见萨珊-伊斯兰、白釉/锡釉等较早时期的产品,南部的遗址多见单色釉等较晚时期的产品。可以进行比较的上加和帕泰遗址都属于群岛遗址群,9世纪之前产品多属萨珊-伊斯兰产品,9世纪时帕泰转向白陶产品,10世纪时两地都转向剔划釉,到15世纪时上加转向单色釉后不久衰落了,帕泰在17世纪时转向锡釉产品直到19世纪衰落。二  斯瓦希里文化的建筑斯瓦希里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伊斯兰文化影响很大,公元8世纪前后,伊斯兰教传入东非,11世纪扩张至整个非洲东海岸。肯尼亚沿海是其核心分布区。根据遗址分布,肯尼亚沿海地区大致分为以拉穆群岛为核心的北部遗址群、以马林迪为核心的中部遗址群、以蒙巴萨为核心的南部遗址群。现存各遗址的布局基本都以清真寺为中心。而标记礼拜方向的米哈拉布是清真寺最重要的结构。米哈拉布的不同形制,结合年代和地理分布信息,可以反映出沿海城市的发展变迁,进而有助于讨论国际贸易对斯瓦希里文化的影响〔图十一〕。〔图十一〕 肯尼亚沿海斯瓦希里文化遗址分布及分组图米哈拉布最有特点的部分就是拱门,根据形制可以分为单拱、花瓣拱两大类〔图十二〕。通过对肯尼亚沿海遗址中米哈拉布拱门形制的统计发现:〔图十二〕 米哈拉布拱门形制分类图单拱的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最早出现于北部的拉穆群岛;14-17世纪普遍存在于沿海地区;18-19世纪则仅存于中部和南部少数遗址。单拱的使用似乎存在由拉穆群岛向南传播,继而扩散,最后消失的过程。花瓣拱的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13-15世纪,在拉穆群岛和中部遗址出现较早;其后在16-17世纪主要存在于群岛和中部遗址群;17-20世纪则主要存在于拉穆群岛及以北,不见于拉穆群岛以南的区域。由此可见,花瓣拱的使用似乎主要局限于拉穆群岛和中部遗址群,并有向北传播的过程。通过对清真寺米哈拉布类型的分析可以看出,在11-14世纪,单拱和花瓣拱相继出现,大体较早用于拉穆群岛。之后14-17世纪是单拱的繁荣阶段,扩散到整个肯尼亚沿海;16-17世纪是花瓣拱的繁荣期,但花瓣拱没有扩散到南部遗址群。18-20世纪,单拱的使用大量减少,只存在于中部和南部少量遗址中;花瓣拱主要存在于拉穆群岛及以北的遗址中,不见于中部和南部区域〔图十三〕。
〔图十三〕 米哈拉布拱门分型趋势图三 斯瓦希里文化贸易的阶段性

(一)进口陶瓷与建筑的发展过程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斯瓦希里文化贸易中进口陶瓷和建筑两个方面的发展历程。8世纪中期上加进口的陶瓷产品以萨珊-伊斯兰釉陶和长沙窑为主;帕泰也流行萨珊-伊斯兰釉陶。9世纪前期,帕泰进口的陶瓷产品转向伊斯兰白陶。10世纪前期,上加和帕泰进口的陶瓷转向了剔划釉产品。10世纪中期,埃及进口的中国瓷器出现了主流产品,即越窑青瓷。11世纪中期上加进口的陶瓷产品从长沙窑转向越窑,到11世纪末又转向青白瓷。12世纪到13世纪末,进口陶瓷方面,埃及转向青白瓷,乌瓜纳出现福建生产的产品,帕泰、阿联酋出现龙泉青瓷产品,到13世纪末几乎所有地点都转为龙泉青瓷和剔划釉产品。建筑方面,12世纪上加清真寺的米哈拉布采用单拱形式,13世纪法扎的清真寺采用花瓣拱形式。14世纪,进口陶瓷方面,埃及、朱巴在较晚时期转向青花瓷;青瓷贸易从乌瓜纳向上加、塔夸、格迪转移。建筑方面,单拱形式向整个沿海城市扩散。15世纪,进口陶瓷方面,乌瓜纳、格迪、拉穆等北部和中部开始流行青花瓷,上加的伊斯兰釉陶产品转向单色釉后不久城市就衰落了。16世纪,进口陶瓷方面,乌瓜纳、格迪和埃及、阿联酋都进入了青花瓷繁荣期。建筑方面,花瓣拱开始流行于北部群岛遗址和中部遗址。17世纪,进口陶瓷方面,帕泰的主流产品转向青花瓷和伊斯兰白陶,法扎进入青花瓷繁荣期,塔夸、拉穆、曼达、格迪、曼布鲁伊等城市的贸易迅速衰落。建筑方面,单拱开始迅速衰落,花瓣拱开始向拉穆群岛及以北转移。18世纪,进口陶瓷方面,帕泰进入青花瓷繁荣期,希由的贸易衰落。19世纪,进口陶瓷方面,包括帕泰、法扎等东非城市基本都已衰落。建筑方面,单拱和花瓣拱清真寺随着传统贸易城市的衰落而废弃。

(二)斯瓦希里文化贸易的阶段性

结合上文的分析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可以把肯尼亚斯瓦西里文化地区的进口陶瓷贸易大致分为四期七段,其中二期、三期、四期又可以分出早晚阶段:一期:8世纪以前,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贸易不发达,罕见进口陶瓷器。7世纪初萨珊波斯开始对环印度洋地区造成强烈影响。7世纪中后期,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和伊斯兰教的传播,接替萨珊波斯继续控制印度洋贸易。因此,本期是东非斯瓦西里文化贸易的肇始期。二期:8世纪中期-11世纪末,这一时期的贸易特点是与阿拉伯半岛的联系逐渐加强。这一时期是阿拉伯帝国控制东非海上贸易的时期,也是东非斯瓦西里文化贸易的形成期。本期又分为早晚两段。二期早段:8世纪中期-10世纪中期,特点是萨珊-伊斯兰釉产品流行,中国瓷器可以见到长沙窑、橄榄绿釉等产品,但总量不大。这一时期的阿拉伯帝国处在阿拔斯王朝阶段。阿拔斯王朝的统治基础是伊拉克和波斯势力,而萨珊-伊斯兰釉产品起源于伊拉克中部萨珊时代的制作技术,中国学界也称为“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10世纪时,进口伊斯兰陶器开始转向剔划釉产品,此时波斯湾北岸的设拉子得到大力发展,剔划釉产品可能源于伊朗南部。二期晚段:10世纪后期-11世纪末,特点是进口伊斯兰陶器逐渐集中于剔划釉产品,中国瓷器则相对较少。在这一时期塞尔柱突厥人向西扩张,与拜占庭帝国争夺小亚细亚。此时,环印度洋逐渐开始流行剔划釉,伊朗产的剔划釉流行范围扩大并成为主流可能与此有关。沿海地区所受影响相对较少,如阿曼等很多国家脱离阿拉伯帝国独立。三期:12世纪-16世纪中晚期,这一时期的贸易特点是在阿拉伯半岛持续影响下与远东联系的进一步加强,城市逐渐繁荣。这一时期是东非进入早期殖民时代的时期,也是东非斯瓦西里文化贸易的繁荣期。本期可以分为早晚两个阶段。三期早段:12世纪-13世纪,特点是剔划釉产品持续繁荣,中国瓷器则包括长沙窑、越窑、福建生产的产品、青白瓷等,品类较多;东非沿海城市开始流行以单拱和花瓣拱为代表形式的石构清真寺。12世纪到13世纪末,在十字军东征和蒙古西征共同作用下,阿拉伯帝国瓦解,迫使大量原生活在阿拉伯帝国范围内的贵族移民东非沿海。贵族阶层的爆发式扩大造成了沿海城市的繁荣,客观上提升了东非沿海的经济和海上贸易,中国瓷器贸易也更多地经过东非沿海。三期晚段:14世纪-16世纪,特点是伊斯兰釉陶出现向单色釉变化的迹象,中国瓷器先后形成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花瓷两个单一主流产品;建筑上是石构清真寺的繁荣期,使用单拱和花瓣拱的清真寺先后大范围扩散。14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兴起并扩张,15世纪灭亡了拜占庭帝国,形成对贸易路线的垄断。单拱清真寺14世纪开始扩散、中国青瓷的单一主流品种以及上加15世纪的突然衰落或许与此有关。随着达·伽马1498年到达东非海岸,葡萄牙势力开始以南部海岸城市和印度为基地向北扩张,到16世纪在与土耳其的争夺中获胜,基本控制了环印度洋区域和东非海上贸易。花瓣拱清真寺16世纪的迅速扩散与此有关。16世纪中期开始种植园经济被引入非洲,奴隶贸易逐渐发展。四期:17世纪-19世纪末,这一时期的贸易特点是进口陶瓷和城市的衰落。这一时期是东非进入后期殖民时代的时期,也是东非斯瓦西里文化贸易的衰落消亡期。其中又可以分为早晚两个阶段。四期早段:17世纪,特点是少数城市流行景德镇青花瓷,多数城市贸易明显衰落;建筑上单拱迅速衰落,花瓣拱向北转移。17世纪拉穆群岛各城市不断反抗葡萄牙势力,荷兰和英国在环球贸易上对葡萄牙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阿曼脱离葡萄牙后开始与葡萄牙争夺东非,争夺的焦点在拉穆群岛;到17世纪末,阿曼势力到达蒙巴萨。17世纪帕泰在进口陶瓷品种上的转变或许与此有关,花瓣拱向拉穆群岛及以北转移,可能与阿曼的支持有关。四期晚段:18世纪-19世纪,特点是贸易衰落和城市废弃。18世纪前期阿曼形成对东非海岸的控制,到19世纪中期阿曼本土与东非属地分裂,在19世纪晚期,阿曼本土所在的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海岸基本被英国控制。四 相关问题讨论
从斯瓦希里文化贸易的阶段性发展过程中,可以提出以下结论或假说以供讨论和进一步验证。1进口陶瓷存在共性特征又具有各自特点东非进口陶瓷产品主要包括伊斯兰釉陶和中国瓷器,二者有共性又存在不同的特点。共性包括两点:一是8世纪中期前后开始见于东非沿海。这与唐代丝绸之路的兴盛和阿拉伯帝国的强大有关。二是都从较多的品类中出现单一主流产品。这个现象比较复杂,与产地供应、市场需求和运输方式都有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不同点在于:一是伊斯兰釉陶的数量普遍多于中国瓷器,二是伊斯兰釉陶早于中国瓷器产生主流产品。这一点与陶瓷生产情况的变化、市场选择及产地和市场间的距离有很大关系。康奈特博士比较了西印度洋北岸和东非的剔划釉陶器出土情况,认为伊朗与东非之间有直接的贸易路线,而剔划釉产品的衰落是由于蒙古西进;同时康奈特博士指出,伊朗的剔划釉产品及后来的中国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花瓷相继成为主流产品的原因在于先后在商业竞争中获胜。赵冰女士也指出中国瓷器可能作为一种高价值物品或财富渗透到斯瓦希里社会生活之中,并在商业竞争中获得了剔划釉陶器的市场而成为主流。但由于陶瓷贸易是非常复杂的系统性课题,涉及产地、运输、转口贸易、市场等各方面的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的材料积累和研究。 2不同的拱门形态可能与不同势力有关东非的石构清真寺建筑突出表现为两种不同形态的拱门。两种形态的发展过程各不相同。单拱的繁荣期在14-16世纪末,而奥斯曼土耳其兴起于14世纪,控制了环印度洋贸易;至16世纪败于葡萄牙,失去对环印度洋区域的控制。二者在时间上基本重合。另一方面,花瓣拱的扩张期在16-17世纪,而葡萄牙势力16世纪取得印度洋的控制权,17世纪受到多方挑战失去了控制权。二者在时间上基本重合。比较有意思的是花瓣拱在17世纪以后并未立即衰落,而是分布范围向北转移。这一时期正是阿曼在东非海岸北部对抗葡萄牙的时期。从具体事件来观察,16世纪初葡萄牙与马林迪合作打击蒙巴萨,此时马林迪使用花瓣拱,而蒙巴萨使用单拱。16世纪晚期葡萄牙控制法扎,迫使其结盟,法扎使用花瓣拱。17世纪早期,葡萄牙曾在帕泰设置海关,控制法扎、曼达、帕泰等城市,这些城市使用的都是花瓣拱。由于清真寺是宗教的象征,东非的城市布局以清真寺为中心,意味着清真寺代表了一定社会群体。由此推测,使用单拱清真寺的群体与奥斯曼土耳其关系密切,而使用花瓣拱清真寺的群体与葡萄牙关系更密切,17世纪花瓣拱清真寺代表的势力很可能又转而支持阿曼。3海外贸易是斯瓦希里文化的经济基础城市的繁荣与否直接体现出经济的发达程度。东非沿海斯瓦希里文化城市快速发展阶段在14-17世纪。这个阶段也是进口陶瓷贸易的繁荣阶段。而当16世纪中期种植园经济引入非洲,奴隶贸易开始发展,直到19世纪奴隶贸易成为主要经济内容时,东非海岸斯瓦希里文化城市都已相继衰落。因此,以进口陶瓷贸易为代表的海外贸易是斯瓦希里文化的重要经济基础。就整体贸易而言,斯瓦西里或东非主要出口铜、棉花、木材、非洲陶器、奴隶等生产要素或初级制成品,以及黄金、象牙、玳瑁、龙涎香等贵金属和奢侈品为主;进口的则是铁器、棉布、玻璃珠等工业制成品;考古学中发现的陶瓷器等大宗商品多为进口或转口贸易。当地农业的主要作用是供给本地,缺乏规模化工业。由于出口产品产地的分散性,海外贸易掌握在阿拉伯人手中,加之本地产业没有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因此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只能形成分散的城市型政权,不可能产生统一整个斯瓦希里文化分布区域的政治实体。4
北印度洋季风环流是斯瓦希里文化的自然基础从10月至次年3-4月(冬季),北印度洋海面盛行东北季风,海水主要向西南流动。西印度洋北部的季风洋流从印度南端沿海岸向北,经过阿拉伯半岛转向南,成为索马里暖流。南赤道暖流自东向西流动,在马达加斯加北方产生分支,北分支在肯尼亚沿海与索马里暖流汇合后向东运动,形成赤道逆流。这几股洋流共同组成北印度洋的逆时针环流。南赤道暖流的南分支一部分沿马达加斯加东侧向南运动,一部分沿东非大陆海岸向南运动,形成厄加勒斯暖流〔图十四〕。〔图十四〕 西印度洋部分城市及冬季洋流图从5月至9月(夏季),盛行西南季风,南赤道暖流的北分支越过赤道,进入北印度洋,沿索马里海岸向东北流动,形成索马里寒流;经过阿拉伯半岛向东南沿印度西海岸运动,绕过斯里兰卡岛西海岸南下,与南赤道暖流汇合,使其得到加强,而赤道逆流就不复存在了。这几股洋流组成北印度洋的顺时针环流。索马里暖流与南赤道暖流交汇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沿海区域,而这个区域的斯瓦希里文化遗址数量非常丰富,是斯瓦西里文化的核心区域。从贸易的角度看,季风洋流造就了环印度洋贸易体系,规定了贸易路线与模式。洋流的汇聚意味着商船、货物、财富与人的汇聚,汇聚带来多样性,构成了一种文化上的“漩涡地带”。季风意味着候鸟式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造成多样性中的各要素在一定时间内的共处,由此会产生互补与竞争、联盟与战争等融合作用。从大量斯瓦希里文化遗址的兴衰、两种米哈拉布形制的变化过程、进口陶瓷贸易中主流产品延续时间与品种更替的异同等现象中都可以感受到这两种作用。“漩涡地带”的汇聚与融合作用是形成新的文化类型的基础。
5
斯瓦希里文化的定义 “斯瓦希里文化”是8-19世纪分布于非洲东海岸的区域性文化类型;是在环印度洋贸易的背景下,非洲本土的班图人文化与阿拉伯和伊斯兰教文化等外来文化融合而成。融合过程大体上是东非沿海班图人“斯瓦希里化”,和与之相伴的外来移民“东非化”。二者互为动力、同时推进,但不同时期主导因素不同。斯瓦西里文化的特征包括:开放性的精神、重商主义的思想、家族式的组织形式、分散性的政治生态、两极分化的财富分配方式等。


附记:本文得到故宫博物院王光尧研究馆员、翟毅副研究馆员、杜伦大学张然博士的帮助,特此感谢。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责任编辑:项坤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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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太一:《肯尼亚斯瓦希里文化初探——以进口陶瓷贸易与建筑为视角》,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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