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 | 庄家会：霍去病墓雕刻原境初探

长久以来，霍去病墓雕刻由于自然或人为原因被多次移位，其原始位置至今未得以确认。墓葬雕刻原境信息的缺失，是导致现有研究受限的主要原因。本文利用早期调查报告与近年的考古勘探资料，结合实地考察，对雕刻原始布局进行初步复原，探究雕刻与封土、周边环境的空间关系及雕刻间的组合关系，并讨论其意义，试图重构其历史情境。



霍去病墓雕刻原境初探

庄家会

1907年桑原骘藏、宇野哲人率先考察了霍去病墓（以下简称“霍墓”），并在他们的著作中对霍墓雕刻有简略描述。1914年谢阁兰（V.Ségalen）踏查霍墓，并将霍墓雕刻纳入世界艺术史研究范畴，引发中外学者持久的研究兴趣。该主题的研究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正式发表专题论文逾百篇，相关图录数不胜数。但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原因，雕刻被多次移位，迫使多数研究者或注重雕刻本身的形式及美学分析，或借助相关文献对作品主题、功能等进行解读，而对雕刻与封土、周边环境的空间关系以及雕像间的组合关系等有关原始布局的讨论，则极为欠缺。然而，唯有解决原境这一根本问题，获得以事实为基础的结构性支撑，才能从实质上推进该霍墓雕刻研究的深入。鉴于此，本文利用早期的调查报告与近年考古勘探新发现，结合实地考察，尝试对雕刻的原始布局进行初步复原，以重构其历史情境。

一 20世纪初雕刻的状况

史籍中有关霍去病生平及功绩着墨较多，对其葬礼仪式有较为详实的描述，但未提及霍墓于茂陵的具体地望和雕刻布置情况。学界一致认为，司马贞《史记索隐》姚氏案，“冢在茂陵东北，与卫青冢并。西者是青，东者是去病冢。上有竖石，前有石马相对，又有石人也”，是目前所见古代文献中关于霍墓位置及雕刻最早的记载。颜师古《汉书》注有与之相近的言论：“在茂陵旁，冢上有竖石，冢前有石人马者是也。”据水野清一考证，“姚氏”乃著有《汉书训纂》（三十卷）、《汉书集解》（一卷）的南朝历史学家姚察（533－606），他认为：

根据《陈书》二十七卷姚察传，姚察游历北周，前往关中也就是渭水一带，著有《西聘道里记》一卷，据说其中叙述非常详实，从中可见他对当地的地理情况知之甚详。我们可以察知，《史记索隐》注解基于陈代姚察的记述，而姚察的记述又基于他在关中地区时的见闻。这座有特色的陵墓，至少从那以来被口口相传不绝。

但如贺西林所言，姚氏的描述中并未提供其判断霍墓位置的依据，显然那些与西汉相隔数百年的注疏不能作为这批雕刻归属的直接证据。不过，若上述考证无误，由姚察的记述可知，南朝时所谓霍墓具备四个特征：①紧靠卫青墓；②墓上有石块竖立；③墓前有石马相对摆放；④除石马相对而立以外，有石人设置。南朝以后，人们对霍墓地望的认知逐渐模糊，至清代，霍墓具体位置已无人知晓。因茂陵陵园唯有一处民间称之为“石岭子”的山丘，符合颜师古所描述的霍墓特征，清人索性将其认定为“霍去病墓”，并在山南立碑予以确认，使姚察、颜师古对霍墓地望的看法成为“事实”且影响至今。

然而，上世纪初霍墓及其雕刻再次为世人关注时，其状况与姚、颜的描述有所不同。

1907年9月，桑原骘藏和宇野哲人踏查茂陵时，所见雕刻已不再是两两相对、有序排列，而是“四周散乱地立着数十尊石兽，但大半已破损”，“今唯石马独立，其它石人马及冢上之石悉倒仆，散乱于墓之周围”。

1914年3月，谢阁兰造访霍墓时看到的是同样混乱的局面。因当日下午才到达，谢对雕刻的考察略显匆忙，观察的重点是位于封土南侧、具有圆雕性质的马踏匈奴，同时，他还发现了卧牛、卧马及跃马。从谢所拍摄的图片及绘制的平面图来看〔图一，图二〕，马踏匈奴雕刻立于山南石碑西侧，马头向东；卧牛在北坡半山腰偏东；跃马（图中标为“卧马”）在石碑西侧；卧马（图中标为“残像”）则在墓北距离山脚较远处。 

图一   霍去病墓南侧照片  1914年3月6日谢阁兰拍摄

图二   霍去病墓雕刻分布平面图   谢阁兰绘制

1923年11月，拉狄格（J. Lartigue）重返西安，专程赴茂陵对霍墓及其雕刻进行细致地勘查，并简单发掘了墓地北部仅露出头顶的卧马。其发表的相关文章中附有雕刻分布平面图〔图三〕，图中马踏匈奴和卧马一南一北，在中轴线西侧；而现在所说的跃马，当时位于石碑西侧石堆之间且靠近山脚处，为倒置状态，拉狄格将其误认为是一件未完成的石鹿；卧牛混在北坡半山腰东侧石堆中；人与熊则在封土北部山脚小庙庭院的东侧。

图三    霍去病墓及雕刻分布平面图
1. 马踏匈奴 2. 卧马 3. 卧牛 4. 跃马 5. 人与熊
拉狄格绘制

1924年3月，毕安琪（C.W.Bishop）考察霍墓时，他所见的雕刻与拉狄格的平面图所示情形一致，只是时隔数月，拉狄格发掘的卧马的躯体下部再次被黄土掩埋〔图四〕。

图四   《卧马》雕刻照片  毕安琪1924年拍摄

数年后，徐炳昶（1933年4月）、马子云（1933年初冬）、滕固（1934年12月）先后前来霍墓调查，而此时部分雕刻的位置已经发生变动。原因是新成立的西京筹备委员会为保护文物，对雕刻进行了重新规划布局：先是在封土外围修筑围墙，然后将跃马从石碑西侧石块中挪出来，放置于封土东南角附近，马头向东；掘出墓地北部的卧马，将其移至封土东南角附近，马头向西；修筑围墙时在封土东南角附近土中掘出伏虎，亦放置于封土东南角，卧马的东面；从道张村油坊移回野猪，摆放在封土西北角的空地上。自此开始，雕刻的位置就处于不断地变动中。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世纪30年代至2018年间，霍墓雕刻位置的变动达七次以上。

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多次人为移动前，霍墓雕刻未必都在原位，但人为有意地挪动以及新环境的建设，进一步破坏了雕刻与其原境的关系，瓦解了霍墓的原始情境。现代艺术史观主张避免将艺术品从其所处的环境中抽离出来讨论。而令人遗憾的是，因霍墓雕刻脱离其原位，使得关于雕刻与墓葬的整体研究难以开展，且当下雕刻的陈列方式背离事实，不断地误导了研究者及观众对雕刻功能、意义的解读。

二 雕刻原始布局推论

两千余年以来，霍墓雕刻不断地遭受自然或人为的损坏、移位，导致雕刻布局复原成为疑难，但20世纪一些学者的调查记录及对雕刻原境的讨论仍具有启发性。

20世纪初，谢阁兰已注意到散落在霍墓封土上和周围的石块似乎是从墓顶滚落下来的，进而猜测它们原初是覆盖在封土上的保护层，并提出马踏匈奴对面原有与之相对而立的雕刻。根据谢绘制的平面图〔见图二〕，马踏匈奴、跃马、卧牛及卧马当时分别位于封土南侧山脚、北坡半山腰和墓地北部。随后，拉狄格与毕安琪来此时，雕刻仍在上述三处地点。唯有不同的是，拉狄格在背靠封土北坡小庙院子的东部发现了人与熊，并判断霍墓为具有南北两条墓道的“中”字型汉墓，卧马属于墓地北部神道西侧的石兽阵列，且成对出现；毕安琪则注意到墓顶北向小庙门前的一对石鱼，并指出它们所在的位置接近原位。

1933年初冬马子云赴霍墓传拓石刻时，雕刻的位置已被西京筹备委员会初步调整过，一些雕刻集中摆放在墓南山脚处，卧牛、怪兽食羊、石蛙、石鱼仍在封土北坡及墓顶。马子云记录了当时十三件雕刻的位置，并认为：

霍墓与各石雕，自汉至明初，大约完整无损。以后至嘉靖年地震，墓上竖立之薄而高者，即倾倒墓下，厚而大者则仍在原处。如石马（马踏匈奴）、初起马（跃马）、卧牛、蝙蝠（蛙）等均为原置之处所；卧虎、卧马、残野人（石人），野人抱熊、卧豕等均由原处倾倒于墓下；怪兽食羊在原处倒置。

时隔一年，滕固造访霍墓时，部分雕刻被挪至封土西侧空地，从南至北依次为：马踏匈奴、跃马、卧马、伏虎，皆头朝东，并排摆放，其他雕刻与马子云所见位置一致，未有移动。其后两三年间，西京筹备委员会在墓南东西两侧修建名为“古器房”的瓦房，结构与当时农村的马厩类似——三面有墙，东西相对的一面无檐墙，并将9件雕刻移至其内，供人观赏。此时雕刻陈列状况为：东室由北至南为石人、怪兽食羊、卧牛、人与熊、野猪；西室由北至南为跃马、马踏匈奴、卧马、伏虎。王子云、顾铁符、陈直等学者来此踏查所见皆如是。1956年3月成立“茂陵文物保管所”，随后几年开始修缮“古器房”，将封土上的石鱼、蛙及新发现的蟾蜍、象、文字刻石移至室内一并展出。又过数年，几经调整后，多数雕刻分别陈列于封土东西两侧长廊，马踏匈奴和跃马则单独置于墓南的东西两座亭子内，相对而立。这一布局持续至今。   

1981年，程征根据早期调查资料、参与卧马发掘和目睹伏虎出土的村民之口述，以及亲历蟾蜍和象挖掘过程的工作人员的回忆，绘制出较为详实的雕刻分布示意图〔图五〕。该图给出14件雕刻发现时的具体位置，而前文中拉狄格所绘图仅标出了其中的五件。将两位学者的平面图进行比对，马踏匈奴、卧马、卧牛的位置基本一致，但卧牛在拉图中靠近墓顶，而程图中接近北坡半山腰小庙；程图中的跃马已从墓碑西侧移至封土东南角附近；人与熊（程图称为“野人抱熊”）雕刻，程图中在北坡山腰小庙东北角处，而拉图中则在北坡山脚寺庙庭院东侧，考虑到拉狄格实地勘测的时间较早，应是程图存误。

值得注意的是，程征指出：

山侧有石数列，以小庙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别向西南、西北、东北方延伸，计西南向列石9块，长9.1米，西北向22石，19.2米；西北向另一列石5，6.1米，东北向20石，18.8米（此列似有扰动）；东南仅一石。〔图五：15－18〕上述石列总长50多米，可肯定是按照人的某种预先设计意图造成的。

图五   霍去病墓雕刻分布示意图

这种将雕刻与石块关联起来进行整体观察的方法，对原境问题的探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20世纪90年代，帕鲁丹（A.Paludan）对霍墓雕刻的位置问题亦有关注，并依据早期调查记录也绘制了雕刻分布的平面图〔图六〕。但她将霍墓封土的形状视为方锥形，导致其图中部分雕刻的位置难以与封土整体空间相对应。谢阁兰、拉狄格、毕安琪等学者的实地考察证实卧牛、怪兽食羊在北坡半山腰，而帕图中却在墓顶小庙东面的斜坡上；跃马和残立马实为同一件雕刻——跃马，帕将其误作为两件雕刻；墓顶小庙北侧平台上的一对石鱼也被错置到了庙的南门（实际墓顶小庙只有北门）两旁；石人应在封土东北角附近，而帕图中却在东南角附近；原在墓顶小庙平台北部的蛙也被错置于北坡山腰小庙北侧。

图六  霍去病墓雕刻平面分布图  帕鲁丹绘制

1. 寺庙 2. 封土 3. 墓碑 4. 现代博物馆图中未显见 5. 卧马 6. 人与熊 7. 蟾蜍或蛙 8. 石鱼 9. 怪兽食羊 10. 卧牛 11. 石人 12. 跃马 13. 伏虎 14. 残立马 15. 马踏匈奴 16. 野猪

上述学者绘制的霍墓及其雕刻位置平面图均存在罅隙或疏漏，且多关注雕刻的位置，未标出散落封土上及四周之石块的具体方位。考虑到雕刻与石块的共生关系，留存下来的石块是重构雕刻原境的重要线索，综合以往学者的踏察记录及研究成果，结合现场勘察与测量，笔者重新绘制了平面图〔图七〕。图中黑色方块为雕刻，空心图标为石块，三角形图标表示石块竖立放置。现存石块多数以墓顶平台为中心向四周呈散落状，北坡有西北向、东北向两条带状列石，西北向列石多为竖立；封土西南角有石块叠压结构，封土东南角亦有石块堆积；北坡靠近墓顶有一巨石堆。13件雕刻按其发现时所处的方位大致可分为三组：

图七   霍去病墓雕刻与石块分布平面示意图
庄家会、 王杨子、 高继军测量绘制

第一组，封土南侧山脚下及附近区域，共5件雕刻。位于地表的马踏匈奴（石碑前，偏西）、跃马（石碑西侧倒置、部分掩埋于土中），埋于地下蟾蜍（石碑东南十多米处埋在土中）、象（石碑西南十多米处，距地表两米左右）、伏虎（封土东南角附近土中）。

第二组，墓顶及北坡靠近墓顶区域，共5件雕刻。墓顶平台上有两件石鱼，平台北台阶下方有一件石蛙，封土北偏东半山腰处一件为卧牛，靠近墓顶的巨石堆北侧平坦处有怪兽食羊。

第三组，墓地北部及北坡山脚附近区域，共3件雕刻。距封土北约四五十米处的卧马，封土北侧山脚小庙院内的人与熊，封土东北角附近的石人。

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哪些雕刻发现时的位置可能为原位？非原位的雕刻又来自何处？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依据早期踏查者发表的图文资料，结合雕刻发现时的状态及周边环境进行综合分析。

第一组，马踏匈奴发现时摆放端正，且与清代所立石碑形成紧密的关系，而同组其他四件雕刻或倾倒，或被掩埋于黄土之下。谢阁兰、拉狄格等学者认为马踏匈奴在原位。林通雁则推测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兴平县知事顾声雷在霍墓的南面立碑，马踏匈奴于是年由封土北部迁移到封土南部，用以配饰新立的墓碑。此看法值得注意。马踏匈奴是墓南唯一一件处于正常摆放状态的雕刻，且在低洼处，其底部被黄土掩埋部分亦极浅〔参见图一〕，应为从别处移至此处不久。根据现有文献和20世纪初学者的调查记录，无法判断其原初的位置，甚至是否隶属霍墓也成为问题，本文暂将其搁置。跃马位于石碑西侧乱石中，且靠近山脚处，呈倒置状态，说明人为挪动的可能性极小，更可能是从墓上滚落至此；东南角附近的伏虎、石碑前十余米的蟾蜍和象，均从地下掘出，并且蟾蜍出土时还伴有石块，也存在从墓上滑落的可能性；封土东、西、南坡坡度均为35度以上，难以安置雕刻，坡上至今可见多块向下滑落过程中滞留的石块。综合来看，这组除马踏匈奴以外的四件雕刻可能来自墓顶。原因或如马子云所推测，地震时雕刻连同石块一起滚落至墓下，或是后人为修建山顶建筑进行清理场地时，将它们推至墓下。

第二组，蛙雕刻顶面平坦，发现时在墓顶小庙北台阶下，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在原位，为方便登台的垫脚石；一是原在墓顶，为摆放祭品的供台或建筑构件。后者的可能性较大。两件石鱼发现时分别平放于墓顶平台北部东西两侧，头向北，它们体量较小，容易挪动，未必是在原位，但因后人不太可能无故将其从低处移至高处，所以基本可以推断石鱼原初就在墓顶。根据拉狄格、毕安琪等学者的描述，卧牛位于北坡半山腰东侧，混于大石块之中，身体为倾斜状态，半面被黄土掩埋，应是受外力影响滑落至此，其毗邻的高处唯有南侧的墓顶，故卧牛原来位置亦可能在墓顶。另一件体量较大的怪兽食羊，据马子云记录其在卧牛西南两丈左右的较平坦的地面上，处于平稳状态，又因其南靠巨石堆，从墓顶滚落的可能性较小，故怪兽食羊发现时的位置应为原位。

第三组，封土北坡靠近墓顶处相对陡峭，山腰以下较为平缓，墓地北部及封土北山脚附近区域三件雕刻，基本不会出现从坡上滚落的情况。尤其是卧马的位置距离北山脚四、五十米，且拉狄格发掘前其身体埋于土中仅露出头顶部，发掘时呈平稳、扎实的卧伏状〔参见图四〕；2003年和2006－2008年初的两次考古勘探，均发现茂陵陵区汉代文化层普遍距离地表七、八十公分左右，卧马（整体高1.14米）打破厚度接近一米的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其底面与地面的接触面应为汉代文化层。因此，卧马的发掘地最有可能为原位。而人与熊、石人皆发现于地面，未被泥土掩埋，发现地未必为原位，但这两件雕刻体量较大，挪动距离不会过远，其原位应在封土北山脚附近。

如果上述推论成立的话，卧马、怪兽食羊可能在原位，人与熊、石人可能原在封土北山脚附近，而多数雕刻原来位于墓顶，故初步判断霍墓雕刻原初集中分布于墓地北部、封土北山脚附近、墓顶及北坡靠近墓顶区域三处。进一步了解雕刻的原初环境，尚需从整体角度，结合考古资料考察雕刻与周围环境的空间关系，进而推测其位置的意义。

三 雕刻与环境的空间关系及意义

2006年9月至2008年初，考古工作者对茂陵进行了大规模、全面地调查勘探，涉及霍墓的局部钻探，其成果为探究雕刻与环境的空间关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M12为霍去病墓，位于茂陵陵园外，茂陵博物馆院内，南距东司马道62米，西距M11（卫青墓）33米。M12封土为山形，⋯⋯底部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底部边长东94.1米，西93.4米，南59.2米，北57.6米，顶部南北15米，东西8.8－9.9米，现地表上残存高度19.3米。M12墓葬形制为甲字形，坐南朝北。墓道平面为梯形，封土外暴露长度55.3米，宽3.2（北）、15.5（南）米，封土边缘深20.5米。墓道开口距地表0.9米，填土为五花夯土，密实坚硬，夯土厚0.2－0.3米，底部见0.05米厚踩踏层。封土堆积厚，墓室未探，形制不清。封土四周围绕有园墙，形成墓园。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由于博物馆叠压，大多不可探，仅就博物馆外的北部进行了钻探。东西105米，南北可探长度56.8－63.7米。距地表0.8米见夯土，夯厚0.8－1.2米，墙宽2.3－4.2米，土质坚硬密实。

根据上述勘探资料，将前文雕刻位置推论的结果与考古工作者绘制的平面图相结合，雕刻于墓葬整体空间中的方位清晰可见〔图八〕。若雕刻原初主要分布在墓地北部、北山脚附近、墓顶及北坡靠近墓顶区域三处的假设成立，将这三个分布区联系起来，可察知雕刻明显是沿着墓葬中轴线布置，这条轴线很可能是一条通往墓顶的道路；另据笔者现场观察，霍墓封土底部为南北向长方形，外部形状南部为覆斗形，北坡有一平台，相当于在南北长方形基台上坐落一座方锥形的建筑〔图九〕，封土建筑东、西、南三面坡的坡度大，登顶困难，唯北坡相对平缓，可能有道路设置。由此获得三点认识：

图八    霍去病墓雕刻与周边环境空间关系示意图
此图参考2006年茂陵园区考古勘查资料整理绘制

图九   霍去病墓雕刻原始布局推测示意图
笔者制图

其一，霍墓形制为“甲”字形，坐南朝北，墓葬朝向实为北向，而位于墓道北端西侧、靠近北围墙附近区域的卧马，很可能是墓前道路入口的标识。

2011年的茂陵勘探考古报告指出“（霍墓）墓室情况不明，仅在封土北侧发现斜坡墓道一条，平面为梯形，封土外部分长55.3、宽3.2（北）－15.5（南）、南端深16.5米”。一般而言，主墓道朝向即是墓葬朝向。既然考古勘探证实霍墓为北向，那么谢阁兰、拉狄格等学者，不但对墓葬朝向、形制的判断有误，而且认为马踏匈奴原本为一对也为误读。墓地北部的卧马更可能是姚察所言“前有石马相对”的石马之一，其对面的另一件未留存下来。

此外，依〔图八〕所示，将霍墓（M12）和卫青墓（M11）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座墓园的外围均有围墙，并且卫青墓的西、北、南三面围墙均设门，北门规模宏大，有似两出阙结构，应为正门；霍墓墓园因大部分在茂陵博物馆内，考古工作者在墓地北部的钻探过程中仅发现围墙，未见与围墙相连的门阙。由此引出一个问题：规模较大的卫青墓以北门为正门，而相对较小的霍墓仅北面有墓道，墓道入口西侧有卧马，但其北围墙无门，这该如何解释呢？笔者推测M11（卫青墓）、M14（俗称“衣冠冢”）的建造时间早于霍墓，霍墓与M14之间的空间狭小，造成其北部无法设门。由于霍墓为北向而北围墙无门阙设施，设计者可能有意将卧马作为通往墓顶道路的“标识”，表示此为通往墓顶道路的起点。

古代墓葬建筑往往是对现实建筑的模仿，而在现实生活中雕刻作为门阙附属设施于西汉中期已经出现，霍墓墓园建设中可能将雕刻从门阙组合中独立出来作为标识单独使用。西汉时期高等级建筑一般会有夯筑的围墙，围墙当中设门，门两旁为阙，阙是主人身份高低的象征，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史籍和考古发现皆证实西汉中后期重臣的墓葬设置门阙，如《汉书·霍光金日传》：“光薨⋯⋯起三出阙，筑神道，北临昭灵，南出承恩，盛饰祠室，辇阁通属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汉书·佞幸传》：“又令将作为贤起冢茔义陵旁，内为便房，刚柏题凑，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罘罳甚盛”。此外，近年发掘的海昏侯刘贺墓也发现门阙地基遗存。同时，史籍中有多处关于西汉时期在宫殿门阙旁设置铜马的记载，如《史记》记：

（东方朔）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沈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金马门者，宦者署门也，门傍有铜马，故谓之曰“金马门”。

召入见，（公孙弘）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武帝时，相马者东门京作铜马法献之，立马于鲁斑（班）门外，更名鲁斑（班）门为金马门。

《后汉书》记：

孝武皇帝时，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之，有诏立马于鲁班门外，则更名鲁班门曰金马门。

刘庆柱、林梅村认为金马门即是未央宫北宫门或北阙。据公孙弘的生卒年（前200－前121）推测，其待诏金马门时为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说明未央宫北阙改名为“金马门”是在武帝继位初年，即是说金马门门阙旁设置铜马的时间早于霍墓修建时间（前117年或以后）。尽管金马门铜马的具体形式文献未有记载，逻辑上应与东汉门阙前的石狮类似——成对、头向外平行或相对并置于门阙两旁。再根据拉狄格发掘时卧马马头朝北，与中轴线平行，这一朝向与门阙前设置石质雕刻的方向基本吻合。所以，霍墓墓道入口设置雕刻可能是模仿未央宫北阙设置铜马的形式，用以标识通往墓顶道路的起点。

其二，人与熊和石人可能为一对，安置于封土北山脚纳陛两侧的斜坡上，作为通往墓顶道路台阶入口处的标识。

林通雁认为人与熊和石人的高度相当，造型上都是鼓腹、右臂举至胸前，进而推断它们很可能被对称摆放，设置在北部园门一带来配饰建造在墓道旁边的祠堂。此看法极具启发性。

1933年马子云造访霍墓时，发现“墓下东北角亦建一小庙，庙南是上墓顶之路，此处有汉空心砖一。往西有南房五六间，为教师们之宿舍。房后有数十块小块汉残瓦当”；1934年滕固在考察时也了解到，西京筹备委员会在建设霍墓办事处和学校时，挖出“长生未央”和“长乐未央”瓦当及棋盘砖等汉代文物，这表明北墓地靠近山脚处存在汉代建筑。另据《三辅黄图》记载“（秦始皇）销锋镝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于宫门”，陈直注：“《长安志》引《三辅旧事》云：‘秦作铜人，立在阿房殿前，汉徙著长乐宫大夏殿前。’”说明秦汉建筑前确有设置胡人雕像的现象。那么，用雕刻配饰霍墓墓园北部建筑的现象存在可能性。

但据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简牍《葬律》记载“祠（？）舍盖，盖地方六丈”，西汉早期列侯墓葬祠堂为正方形、占地面积约192平方米，其中包括屋檐下的空间，实际墙体内面积应更小；考古工作者对霍墓墓道进行钻探时，未发现墓道上方有建筑夯土基础的痕迹。故笔者推测霍墓祠堂应在墓道的西侧或东侧靠近山脚处，且因霍墓北墓地空间狭小，其规模不会很大。人与熊和石人体量较大，前者高2.77米，宽1.72米；后者残高2.22米，宽1.12米，并且两件都是在河光石的一面上运用浅浮雕手法进行雕刻，另一面未加雕饰，若平置于地面，需在其上方空中俯视，或将其倚靠在坡面上，才可观其全貌。这就要求祠堂位于高台之上，为雕刻提供倚靠的坡面，但考古勘探未见任何高台建筑遗迹，故从体量与独特的观看视角来看，这两件雕刻很难与祠堂匹配。笔者认为，与其说人与熊、石人是祠堂的配饰，不如说是摆放于封土北坡纳陛左右两侧的斜坡上，作为通往墓顶道路台阶入口处的标识。若干年后，后人在墓北修建寺庙时将它们移走，人与熊被挪至墓北山脚寺庙院子东侧；石人则被拖至封土东北角附近，其右下角留存一处用于牵引的“牛鼻孔”可作为挪动的旁证。由此，人与熊、石人最有可能是姚察所说“前有石马相对，又有石人也”的石人，而颜师古则将它们和卧马统称为“石人马”。

其三，墓顶原有石质建筑，应为礼仪性质，雕刻集中放置于其上或周围，与相关礼仪活动紧密相关。

依据考古资料，“（霍墓封土）底部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底部边长东94.1米，西93.4米，南59.2米，北57.6米，顶部南北15米，东西8.8－9.9米，现地表上残存高度19.3米”，霍墓墓顶存在一个近150平方米的南北向长方形平台。这个巨大的平台长期以来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若置身现场，可以明确封土东、西、南坡坡度陡峭无法放置任何雕刻，结合前文关于跃马、蟾蜍、象及伏虎等雕刻发现时的位置，可以断定散落墓脚的雕刻最大可能来自墓顶。令人疑惑的是，多数到访者都推测散落山脚的石块来自山上，却极少有人将雕刻、石块与墓顶建筑关联起来思考，主要原因可能是在墓顶修建建筑及安置雕刻与传统墓葬理念相抵触，难以将这一现象纳入墓葬史。但霍墓多数雕刻来自墓顶是一个不应回避的特殊现象。

1934年，滕固将当时已发现的十一件雕刻进行分类研究时，把墓顶的两件石鱼单独列为建筑附件类，言外之意，墓顶原有建筑存在；1992年，帕鲁丹也将石鱼及两件“左司空”文字刻石列入建筑类，并首次提出墓顶可能存在一个石质的祠堂或祭坛建筑。在此基础上，结合前文对雕刻及石块分布的分析及田野调查中发现散落石块上的加工痕迹（一些为用于连接的榫口），可以断定这些散落在封土上或周围的石块原本是墓顶建筑的组成部分。根据霍墓整体形制〔图七至图九〕，笔者推测原初墓顶有巨石构筑成礼仪性建筑，雕刻则可能有序陈列于其上或周围。可见，墓顶石质建筑极有可能是设计者的初衷，而墓北坡西北向、东北向的两条列石带、靠近墓顶的巨石堆及封土西南角、东南角的叠石结构或堆积〔见图七〕，都是围绕墓顶建筑而构筑的设施。该建筑坐落于近二十米高的人工筑造的封土之上，显然是此区域的视觉焦点。

霍墓位于茂陵陵园东围墙、茂陵邑西壕沟之间，东司马门道北侧的狭长地带〔图十〕。在这东西宽度不足400米的空间内，集中布置了四座大型墓葬，由西至东依次为：“卫青墓”“霍去病墓”“金日墓”及北面的“衣冠冢”。这四座陪葬墓紧靠武帝陵园东围墙，与东司马门道南侧、茂陵邑对面的其他陪葬墓不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而霍墓恰好处于此区域的中心位置。据前文所引的考古资料披露，霍墓南距东司马门道仅62米，简报指出东司马门道宽73－80米，而茂陵邑周围未设置围墙，以壕沟为界。这表明霍墓位于茂陵陵区最为特殊的区域，其墓顶举行的任何活动皆在东司马门道之行人，或稍远处茂陵邑居民的视野范围内。从这一角度看，霍墓墓顶建筑及雕刻为该区域的视觉焦点，且具有公共性。

图十   霍去病墓于茂陵陵园空间位置示意图
标红处为霍去病墓

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在茂陵陵园正门附近修建石质的、永恒的建筑，其功能无疑与礼仪活动相关。20世纪30年代，水野清一敏感地察觉到霍墓除具有纪功性功能以外，很可能还与神仙信仰有关，此看法影响深远。程征、帕鲁丹、陈诗红、林通雁、郑岩等学者均认同霍墓及其雕刻具有宗教信仰的功能，尤其是贺西林提出“霍去病墓”可能是一座神仙建筑，其主旨不在纪功，而在于通过构建一个虚拟的神仙世界来表达不死和永生的观念。实际上，观察武帝时期石质雕刻遗存可知，此时大型石雕主要出现在两种场所：一是皇家宫苑，如上林苑；二是特殊的通神祭祀场所，如甘泉宫。它们皆与汉武帝个人的神仙信仰有关。但西汉时期陵墓建筑中无论高等级墓葬还是低级墓葬均未在墓地发现石雕遗存，由此说明武帝时期大型户外石质雕刻的动因实为特殊的宗教信仰。霍墓墓顶修建石质建筑和设置雕刻的目的是祭祀霍去病，还是另有深意，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墓道附近的卧马、倚靠在封土北斜坡上的人与熊、石人、北半山腰平地上的怪兽食羊，还是墓顶的雕刻，都与墓顶的礼仪活动密切相关或因其而作。

有意思的是，时过境迁，霍墓墓顶进行的礼仪活动最初的情境早已湮灭，而后世在这个平台及封土之上进行的各种宗教活动却此起彼伏。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墓顶还保留着一座北向小庙，当地人称之为“文昌庙”；北坡半山腰在20世纪中叶尚存一座“娘娘庙”；北坡靠近山脚处至今还有一座庙，只是近年已被改造为茂陵博物馆的陈列室。若未加干预，任其自然发展，相信这些寺庙的香火将延续下去。这或许是最初礼仪活动的惯性使然。

四 结语

事实是观念的基石。长期以来霍去病墓雕刻是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但研究者众说纷纭，且结论多属推测或假想层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霍墓性质不确定；二是霍墓的原始环境遭到自然或人为的破坏，雕刻位置关系混乱。不真实的前提难以为结论提供充分的支持，是该研究目前停滞不前的症结。通过实地观察与文献考证，笔者认为霍墓雕刻原初很可能集中布置于墓顶平台及墓地北部、封土北坡通往墓顶的道路两旁，卧马、人与熊、石人为道路的标识，墓顶平台的雕刻则是礼仪活动的辅助设施。由古代的陵墓制度来看，霍墓雕刻这种组合具有独创性，应该是特定时期、特定人物、特定事件的产物。而作为茂陵最具个性的建筑，这些雕刻的形式和内容必然会影响东汉兴起的陵墓石兽制度的建立，仅从这一点，对霍墓雕刻原境的探索便具有深远的意义。除与艺术史、考古学、历史学直接相关以外，霍墓雕刻与建筑学、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关系亦是紧密。本文对霍墓原境问题进行初步讨论，虽是基于考古勘探及田野调查，但仍缺少更为充分的科学依据。进一步确认事实尚需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明确霍墓的属性；二是理清其与周围墓葬的空间关系。同时，采用学科交叉的方法解决疑难也是该课题后续研究的趋势所在。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郭洋梦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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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家会：《霍去病墓雕刻原境初探》，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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