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孤》寻回儿子之后，法律和情感可并行不悖 | 刘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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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

LIUYUANJU

FT中文网、腾讯大家、南方周末、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澎湃等媒体专栏作家，多家智库研究员

关注时政、财经、互联网，作品见于中外媒体

以深度的分析、冷静的理性

客观的态度去发掘现象背后的事实

全文共2200字，阅读大约6分钟

《失孤》电影的原型，24年骑行40万公里寻子的郭刚堂，终于找到了儿子！人们感叹天道酬勤，苍天不负有心人。生活比电影更富戏剧性，电影都不敢给出的圆满大结局，在生活中，奇迹般的实现了。

不过，生活终究是复杂，月圆之后就是月缺。找到了儿子，对于郭刚堂，他的儿子，以及当年买孩子的养父养母，是另一段漫长而纠结的人生之始，接下来的生活，不会那么容易。

对于网友而言，则是中国社交媒体上一场又一场争论、撕裂的一次新开始。很多人对郭刚堂的儿子选择和“养父母”继续生活在一起不满意；对郭刚堂“就当是多一门亲戚”的表态不满意;认为公安机关应该追究养父养母的“收买被拐卖儿童罪”。

郭刚堂儿子的选择，其实非常正常，那是24年养育之情的必然结果。对郭刚堂而言，24年寻子，见过太多的类似的事，人生阅历与智慧让他明白，“不追究”是最好的选择。这一天，这个结局，他早就知道。他的选择里，有宽恕与包容，也有阅尽人生之后的无奈放手。这里有太多的情感、纠结，网友的看法当止于私域，让岁月去弥合伤痛。

但对公安机关来说，是否追究，则是纯粹的法律逻辑推导。

首先，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其中提出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郭刚堂的儿子被拐卖发生在1997年，所以，不存在法不溯及既往的问题。

其次，虽然《刑法》规定了追诉时效：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为5年；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为20年。不过，这里的例外是，当“行为人客观上采取了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手段，如逃跑、藏匿、隐匿身份、指使他人作伪证等，并且这些行为对司法机关的侦查或审判活动造成了妨碍”时，追诉时效的限制就不再起作用。

具体到案件中，这24年中，养父养母，是否为了掩饰孩子身份，通过各种途径，伪造文件，可能就会影响到追诉时效的判断。从另一个角度，“收买孩子”是一种持续性行为，不告知孩子实情，是否构成“阻碍返家”，这在法律上都是可以讨论的。

所以，理论上，养父母是有可能承担刑责的。那么，这样一桩公诉案件，对公安机关而言，就是应依法侦察的问题，这与网友情绪如何没有关系。

在中国社会中，社会情绪对法治的影响一直很大。比如“民愤极大、从重从快”、“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话语，在中国的法治历史上屡见不鲜。在当下社会中，很多时候，社会情感成为了更严苛立法的推动力，而在另一些时候，社会的宽容之心，又会阻碍执法。刑罚的作用就是威慑，它既不该用来满足公众的复仇之心，也不该用来满足公众的宽容之心，刑罚有着自身的目的与原则。

从刑罚的功能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目的。第一是改造论，刑罚可以使犯罪人改造，悔过自新，避免再次犯罪。

第二是报应论。犯罪分子接受刑罚，亲身承受犯罪带来的恶果，作为他犯罪行为的一种报应。报应论包含着代人复仇的意味。现代社会不允许私人复仇，刑罚就代为复仇，满足家属的复仇心理，这也称为刑罚的安抚功能、报复感情平息机能。

第三个目的是预防论。这个学说认为，刑罚是为了对将来犯罪的预防。一是对具体的犯罪分子形成威慑，避免今后再犯。另一个则是，在社会层面，向社会传达价值观，给社会公众以心理上的警示，预防未犯罪的人走上犯罪道路。这就是“威慑其他人要引以为戒”的逻辑机制。

显然，养父养母不会再犯，对个人威慑的意义不大，甚至也谈不上改造的意义。但是，刑罚的报应功能，仍存合理空间。显然，养父养母当年买这个孩子时，有着明显的残忍恶意，他们知道这个孩子身后，一定是一个家庭一生的悲痛。他们对孩子的善，并不足以弥补这种恶。孩子幸福的一生，本身就是他应得的，不是他们的恩赐，而现在，孩子与他的亲生父母，都不得不面对一个纠结的人生。他们当年行为的恶果，仍然还在延续，仍然在伤害着孩子，孩子的亲生父母，甚至他们自己。那么，当年的恶意恶行，自然应该付出代价。

报应的另一面，是安抚家属，平息感情的功能。郭父承受了二十四年失子之痛，40万公里的颠沛流离，而在今后的岁月中，他也无法再寻回一个正常家庭情感之下的儿子。过去的、未来的伤痛、艰辛，需要法律去抚平。

更重要的是，法律应作为不作为，就会向社会传达“只要躲过法律的时间足够久，买孩子就不用负责”的错误观念，极大的损害了刑罚的威慑犯罪功能。更何况，购买一个孩子，背后还有违法上户籍等一系列系统性犯罪。追究养父养母是追究一系列犯罪的逻辑起点，掩盖养父养母，也就掩盖了当年的许多罪恶。这让刑罚的社会性威慑功能，成为一个笑话。

法律的慈悲，应该放在法条之后。因为法条的严格逻辑中，隐含着更大的社会功能与更高层次的慈悲，不可为一桩个案就损害法律的尊严，造成威慑功能的下降，导致新的悲剧的发生。从个体来说，严格执行法条之后的轻判、保外就医、法定刑之下的量刑等都是法条之后的慈悲。

就个案而言，法律的严格与郭父的宽恕，可以并行不悖。

郭父可以宽恕，但法律却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为这公众的利益，一定要为他讨回他应有的公道。这种“我虽原谅，但我无法干涉法律”的微妙事态，反而能为他今后的生活开辟出更多的余地。某种程度上，法律严格执行了，郭父的宽恕才能从逻辑、伦理、乃至情感上，更立得住逻辑，讲得通道理，平复得了情绪。这个道理，对所有在20、30年后找回孩子的案件来说，都几乎成立。

道歉与真相还没来到，原谅不必迫不及待。当下，还有很多事实，留待公安机关去澄清。我也相信，这一桩举国关注案子，尘封的那些细节，当地公安机关会给公众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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