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瞭望 | 他们的创伤，我们的娱乐：镜头移开，纪录片主人公在经历什么？
来 源：The Guardian
原作者：Camilla Hall, Tim Adams
编 译：赵芮晟
2001年，20岁的玛吉·拉特利夫发现母亲凯瑟琳死在北卡罗来纳州家中陡峭的楼梯下面，凶手被指控为她的养父——迈克尔·彼得森，一名小说家和越战老兵。但彼得森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凯瑟琳是晚上在泳池边喝酒后自己失足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为了使法律程序透明，彼得森邀请了法国导演让-泽维尔·德·雷斯垂德（Jean-Xavier de Lestrade）带领摄制组到其家中，出入家庭早餐桌、律师简报会、法庭和监狱牢房，记录下他准备审判的每一个细节。2004年，十集系列纪录片《楼梯悬案》（The Staircase）在美国圣丹斯频道（the Sundance Channel in America）、法国Canal+频道和英国广播公司第四频道的艺术电影节目中播出，结局以彼得森被定罪而告终。随着影片获奖，从监狱出来的彼得森赢得了上诉和重审的权利，纪录片《楼梯悬案》也因此在播出的10年后，又推出了三集新的内容。
2004年，法国团队拍摄的《楼梯悬案》海报
伴随流媒体平台崛起，观众渴望看到更多类似的真实犯罪内容，《楼梯悬案》的火爆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2018年，网飞（Netflix）购买了该片的版权，《楼梯悬案》（The Staircase）一跃成为该平台排名第一的纪录片，在200多个国家播放。网飞的竞争对手HBO Max也不甘落后，在去年买下了其电视剧改编权，制作了一部八集的家庭剧。在电视剧中，HBO对事件元素进行了戏剧化处理，从而快速推进剧情节奏，并且在立场上倾向彼得森。“我感觉被HBO背叛了”，在采访中，纪录片导演雷斯垂德这样说到。在脸书（Facebook）的聊天网站上，人们也在讨论电视剧和纪录片版本的区别，有人说“更喜欢新版，因为演技更好”。
2018年，美国团队拍摄的《楼梯杀妻案》海报
尽管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但迈克尔·彼得森是否有罪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承认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谋杀指控成立，但他依旧坚持自己无罪，从而通过有罪答辩的方式避免了第二次审判。在持续更新的剧集中，这个家庭再一次被全球观众以“睡前读物”的方式重新审视。社交媒体上也充斥着各种意见不一的讨论，其中一种说法甚至将凯瑟琳之死归咎于被猫头鹰袭击。
2001年那个夜晚发生的、轰动全美的小说家杀妻案不仅成为美国法律史上最受关注的案件之一，还引发了一场全球娱乐讨论：这个案件真的是他做的么（the did-he-do-it）？这部纪录片成为真实罪案类纪录片的代表作品，它将观众置于陪审团成员的位置，以陪审团立场参与“舆论审判”。
2003年谋杀案的审判现场，纪录片制作人格拉索
在拍摄彼得森与玛吉（中）和拉特利夫一家
与此同时，由于《楼梯悬案》的全球播出，包括女儿玛吉在内，家庭成员们的痛苦情绪成为观众观影内容的一部分。但镜头之外，现实生活还在继续，他们也因此被迫适应纪录片对其私人生活的影响。玛吉回忆道：“我还记得放学回来之前和我爸爸的一次通话，他告诉我摄制组已经在家里等着了。我问他‘我们为什么需要摄像头’，他回答我，‘我和律师一致认为，越多人关注这件事越好’。那时我20岁，妈妈刚刚去世。我们所有兄弟姐妹都决定要帮助爸爸，这是当时的我们必须要做的。”
玛吉·拉特利夫和妹妹一同接受采访时面露痛苦
回看当时玛吉和妹妹在拍摄纪录片时所接受的采访，她们的眼睛里满是痛苦，尽一切可能谨慎说话，深怕自己给父亲的案子带来负面影响。一家人不得不在镜头前面展示创伤，逼迫自己快速成长。为此，玛吉甚至做了如眼动脱敏等创伤治疗，同时她表示再也不愿意看到当时那些影像。
带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年3月，一部名为《拍摄对象》（Subject）的纪录片在英国上映，讲述纪录片的拍摄对象在镜头之外发生了什么。影片从近十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纪录片作品入手，聚焦包括《楼梯悬案》中的女儿玛吉·拉特利夫，《追捕费雷德曼家族》（Capturing the Friedmans）中被误判入狱的杰西·弗里德曼，《狼群》（The Wolfpack）中与兄弟姐妹一起被监禁在家中公寓十多年的穆昆达·安古洛，《篮球梦》（Hoop Dreams）中成为篮球少年们希望之星的亚瑟·阿吉在内，以及其他多位纪录片主人公的故事。
《拍摄对象》主要探讨纪录片行业在商业驱动下的伦理问题，审视了纪录片制作者对其拍摄对象应尽的照顾义务，质疑了双方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以及谁具有故事的优先讲述权。同时，它也一定程度上启示观众——或许我们对他人故事的需求稍显贪婪了。
除了拍摄对象的身份外，玛吉·拉特利夫同时也是《拍摄对象》的联合制片人。谈及再度出镜的原因，玛吉表示，一方面由于网飞正准备在流媒体平台上重新发布《阶梯之间》（The Staircase）系列纪录片；另一方面则由于她的父亲彼得森为宣传他的新书《楼梯背后的故事》，决定参加一档美国黄金时段的脱口秀节目。“父亲上节目对我和我的家庭来说，是一种强烈的侵犯。”一直以来，玛吉和姊妹们都希望能远离网络热搜，“因此我需要一个出镜的机会，讲一讲我的立场。”玛吉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割裂感，她既渴望帮助和支持她的父亲，但又不想把她最私人和最痛苦的时刻公开示众，被全球观众永久地观赏。在这样的情境下，纪录片《拍摄对象》诞生了。
尽管《拍摄对象》的制片团队努力不重揭玛吉的伤疤，但在影片剪辑时，还是有几次无意中让她看到了母亲倒在楼梯间的画面。“电影制作人和拍摄对象之间的确存在视角上的差异，这种理解差异带来的冲击感是我们在这一方面进行更多探索的原因之一”，导演卡米拉·霍尔（Camilla Hall）谈起了拍摄《拍摄对象》的初衷，“在某种程度上，我和我的联合导演詹妮弗·蒂谢拉（Jennifer Tiexiera）将它视为另一部《超码的我》（Super Size Me），不过这次记录的实验不是为了探究快餐和美国人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我们想通过这部作品揭开纪录片制作的神秘面纱，这样观众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有意识’的消费。”在这样的拍摄模式下，观众有权力来决定他们想看什么，同时可以尝试事先对他们所选择的节目内容做一做功课。这种观众对于纪录片拍摄参与感的渴求将推动纪录片制作过程变得更加透明、更有质量。
导演霍尔曾在《金融时报》从事纸媒采编工作，后来投身纪录片创作。在她看来，纸媒有不同层级的编辑，与信源之间的互动也有相当明确的规则。相比之下，独立电影的制作就像狂野西部：随便拍点什么，找个投资方获取一些资助，电影就可以在没有经过事实核查的情况下参与电影节展并公开播映，这让她感到震惊。“虽然这是一种自由，但也很可怕。”霍尔一直在努力解决纪录片制作的伦理问题，她观察到了自己影片的拍摄对象在录制过程中的挣扎，因此想更好地理解“出现在银幕之上”背后的复杂意味。
霍尔的搭档导演蒂谢拉也有类似的感悟。20年前，受到《篮球梦》（Hoop Dreams）讲述社会故事的启发，她开始担任纪录片编导，那时制作纪录片，可能会与一个拍摄对象合作多年，“随着我更精细地编辑这些镜头，我爱上了这些人、这些家庭，我也意识到，我最终做出的决定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余生。”但正如《拍摄对象》中所说得那样，现在不是纪录片的黄金时代。流媒体时代，人们开始转向娱乐性或真人秀性质的纪录片，所有旧的分类——事实、小说、现实、戏剧——都变得模糊了，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来自同一个屏幕，所有的一切都在追求效率。在这转换的背后，“首先被抛在一边的就是制作伦理。你没有时间和拍摄对象见上三四次，就影片公映条款达成一致。”
《篮球梦》（1994）的拍摄现场
虽然流媒体平台的兴起为纪录片制作者创造了巨大的机会，但制作公司的激增和投资竞争也增加了在塑造核心人物时道德底线被打破的风险。在市场化时代，个人故事成为一种可以被反复包装的商品，这对于那些故事的主人公来说意味着什么？在玛吉的案例中，虽然纪录片和电视剧都非常受欢迎，甚至请到了科林·费斯和朱丽叶·比诺什等大牌演员参演，但玛吉本人没有得到任何心理健康支持或经济补偿。
《拍摄对象》探讨了纪录片制作者的相关责任。它提出：从道德上来说，拍摄对象应该因为他们的参与而获得补偿，而不只是简单地签署永久权利。同时，影片也倡导在拍摄中组建一个用来疗愈真实创伤的治疗师支持团队。霍尔说：“我一直以来都有这样一种想法，纪录片导演实际上是一个治疗师——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她看来，团队里有一个只负责照顾相关人员的心理健康，完全不关心影片能否成功的第三方是很重要的，“作为一名导演，你可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有同情心的人。但在进入故事的过程中，从第一天起就存在着内在的利益冲突……”在与纪录片娱乐化时代斗争的过程中，多方人员积极行动，寻找解决方案。可以看到，圣丹斯电影节在拍摄项目申请过程中增加了拍摄对象及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护理资源，美国、英国等国的广播公司和流媒体也在做出改变。
对于拍摄对象个体而言，他们也在做出自己的努力。玛吉·拉特利夫目前正在与《拍摄对象》中涉及到的其他拍摄对象合作，建立一个非营利组织。在未来，为纪录片拍摄对象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援助、法律援助、谈论赔偿等等帮助措施。
监制：何苏六
主编：韩 飞
责编：王 侯 李金斋
编辑：赵芮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