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涉私募纠纷的刑民裁判规则（一）（2024年6月修订）
关于涉私募纠纷的刑民裁判规则（二）（2024年6月修订）
关于涉私募纠纷的刑民裁判规则（三）（2024年6月修订）
关于涉私募纠纷的刑民裁判规则（四）（2024年6月修订）
关于涉私募纠纷的刑民裁判规则（六）（2024年6月修订）
关于资本市场虚假陈述纠纷的裁判规则（一）
关于资本市场虚假陈述纠纷的裁判规则（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理纠纷的44条裁判观点
关于金融保理纠纷的38条裁判规则（2024年4月修订）
关于独立保函纠纷的45条裁判规则（2024年4月修订）
07、参考案例：虚假陈述重大性的认定——柯某某等诉安徽某某公司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某某公司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Ⅰ、虽然上市公司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行政处罚，且前述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重大性法定推定情形，但上市公司提供的反证足以证明虚假陈述未导致交易价格或交易量发生明显变化的，人民法院宜认定虚假陈述不具有重大性。Ⅱ、在适用价格影响标准认定重大性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虚假陈述的类型确定交易价格的通常走势，将案涉各个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的交易价格走势与通常走势相比较，并将其与同期大盘指数、行业指数同步对比，全面、系统分析虚假陈述对交易价格的影响。同时，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个案事实全面考量个股股价长期走势以及期间的证券市场风险、个股因素等其他因素对股价的影响，以辅佐价格影响标准的适用。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虚假陈述的内容是否具有重大性，从而导致安徽某某公司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二款规定的重大事件包括上市公司订立重要合同、提供重大担保或者从事关联交易，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等情形。本案中，安徽某某公司虚假陈述的内容涉及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事项，导致2015年至2017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虚增2016年度、2017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导致2016年、2017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2018年2月未按规定及时披露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虽然上述诱多型虚假陈述的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证券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所列的重大事件，但是从该虚假陈述行为对股价及交易量的影响来看，当时安徽某某公司的股价受其他诸多因素的主导，安徽某某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并未导致股价或交易量产生明显的变化。 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安徽某某公司首次实施虚假陈述行为是在2016年3月1日，其在发布的《2015年年度报告》中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事项。这一虚假陈述行为属于隐瞒利空消息的诱多型虚假陈述。但隐瞒利空消息的行为通常无法被外界感知，一般不会导致股价发生变动。同时，年度报告的发布正外于证券停牌期间，更无法对股价造成直接影响。2016年4月15日复牌后，安徽某某公司股价并未明显上涨或维持不动，而是连续三个交易日跌停。这说明虚假陈述未体现出诱多的效果。安徽某某公司第二次虚假陈述行为系其在发布的《2016年年度报告》中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虚增2016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上述虚假陈述亦属于诱多型虚假陈述特别是虚增营业收入和利润，通常会导致股价明显上涨。但安徽某某公司公布《2016年年度报告》后，公司股价连续8个交易日下跌。安徽某某公司的第三次虚假陈述行为系其在发布的《2017年年度报告》中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虚增2017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以及未及时披露对外担保，虚假陈述类型同2016年，但安徽某某公司公布《2017年年度报告》后，公司股价连续13个交易日下跌。由此可见，安徽某某公司在上述诱多型虚假陈述行为实施后并未导致股价明显上涨，市场对其的反应是相反的。其次，诱多型虚假陈述行为揭露后，股价通常受此影响会明显下跌。本案中，虽然揭露日当天安徽某某公司股价下跌2.31%，同期大盘上涨0.63%，但嗣后两日，安徽某某公司股价连续上涨，其中第一日上张超过同期大盘。总体而言，揭露日以及后续两日，安徽某某公司股价并未出现高于大盘的明显下跌。在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安徽某某公司虽然股价下跌，但跌幅小于同期大盘。故而，安徽某某公司诱多型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并未导致股价明显下降。纵观安徽某某公司从2016年3月1日至2018年10月11日期间的整体走势，安徽某基公司的股价主要受到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和其自身资产重组失败的重大影响，虚假陈述行为并未导致其股价明显变化。上述期间，安徽某某公司股价存在两次大幅度下降。第一次股价大幅度下降发生于安徽某某公司宣布重组失败于2016年4月15日复牌后。此次停牌开始于2015年6月15日，至复牌长达近10个月。停牌期间发生的2015年、2016年股市大盘风险、安徽某某公司自身的资产重组失败等因素，造成了复牌后的第一次股价大幅度下降。第二次大幅度下降发生于安徽某某公司再次宣布重组失败并于2018年4月25日复牌后揭露日2018年8月23日之前。此次股价大幅度下降是安徽某某公司资产重组失败，控股股东上海某某公司所持股票质押、被司法冻结，以及被告上海某某公司出现资金问题等因素所造成。整体而言，安徽某某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其虚假陈述行为并未导致股价或交易量明显变化，其有关虚假陈述的内容不具有重大性的抗辩成立。虚假陈述内容的重大性是投资者对虚假陈述产生信赖，从而认定交易因果关系的前提，在虚假陈述内容不具有重大性的情况下，相关民事责任不应由安徽某某公司、上海某某公司承担。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08、典型案例：投资者诉中某某股份公司、招某证券公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纠纷案——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事务所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未勤勉尽责应承担责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招某证券公司作为独立财务顾问，需对重组活动作审慎尽职调查，对上市公司申报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充分核验，其出具的意见中采用其他机构或者人员的专业意见的，仍然应当予以审慎核查。本案中，招某证券公司并无充分证据表明其对案涉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予以审慎核查，且其在知悉该项目的真实情况后，未及时采取有效行为予以更正。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在案涉项目中，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施了必要审计程序，对项目的实际开工情况、施工进展、完工进度等缺乏应有的关注以及必要的数据复核。因此，招某证券公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虽未受行政处罚，但在案涉重大资产重组中，均存在未勤勉尽责的情形，导致资产定价严重虚增，相关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综合考量其行为性质、过错程度、与投资者损失之间的原因力等因素，分别确定招某证券公司在25%的范围内、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在15%的范围内对中某某股份公司的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是维护证券市场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保荐人、承销商、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等证券服务机构作为市场“看门人”，对于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和有效运行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部分证券服务机构未充分履职尽责，是造成证券虚假陈述等侵害投资者权益行为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清晰界定证券服务机构责任边界，督促其有效履职，本案明确证券交易中，证券服务机构是否勤勉尽责，应根据其各自的工作范围和专业领域，视其是否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行业执业规范等履行核查和验证义务，并区分其所负普通注意义务或特别注意义务而具体判定。对于证券服务机构承担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应综合考量其行为性质、过错程度以及与投资者损失之间的原因力等因素认定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范围。本案判决未受到行政处罚的独立财务顾问承担“部分连带赔偿责任”，合理界定了各方注意义务标准和法律责任范围，有利于督促形成“各尽其职、各负其责”的良好资本市场环境。【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6月26日发布《财务造假典型案例》09、股民诉祥源文化、龙薇传媒、赵某等证券虚假陈述系列案。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我国证券法的核心制度。而虚假陈述行为则是信息披露制度的天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从民事责任的角度对虚假陈述行为予以规制与打击。对于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司法机关应加大审理力度，严肃市场纪律，切实提高违法成本，让违规者付出沉重代价。本案中，杭州中院将上市公司控股权意向收购方龙薇传媒公司及其时任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赵某认定为虚假陈述行为人，系对证券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列举的责任主体范围作出司法回应，给证券市场参与者以强烈警示，对潜在违规者形成有效震慑。此类纠纷因涉及影视界名人，社会影响大、涉众范围广、投资者维权成本高，杭州中院通过“在线平台+示范判决+集中调解”工作机制的运行，帮助投资者降低维权成本、快速获得损失补偿，为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纠纷高效化解提供了成功经验，也为证券市场如何严厉处置违法违规信息披露，提供了一个标杆性案例。10、证券纠纷普通代表人诉讼的权利实现路径——丁某等315名投资者诉甲上市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上海法院2021年度金融商事审判十大案例）证券纠纷普通代表人诉讼中，人民法院在发出权利登记公告前具有对权利人范围的先行审查权，投资者在人民法院发出权利登记公告后加入代表人诉讼，视为对公告的权利人范围的认可。投资者对推选出的代表人不认可的，有权撤回权利登记并另行起诉，未行使退出权的，视为对代表人进行特别授权。代表人放弃上诉的，投资者可在规定期限内自行上诉，但对上诉内容需具有诉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标志着证券集体诉讼制度在我国真正落地。作为该司法解释施行后全国首例证券纠纷普通代表人诉讼案件，本案对普通代表人诉讼从程序到实体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探索和实践。审理过程中，法院依托代表人诉讼在线平台，完成权利登记、代表人推选等普通代表人诉讼特有的程序，并就律师费、通知费等原告方发生的合理费用予以支持，同时，在判决主文中首次明确损害赔偿计算方法，供后续案件裁定适用，对代表人诉讼案件的审理模式和裁判文书制作进行了探索性尝试。该案在全面实践有中国特色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同时，为代表人诉讼制度常态化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对于构建中小投资者司法保护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已入选最高法院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提名案件，并被证监会评为2022年度投资者保护典型案例。【案例文号】：（2020）沪74民初2402号 （2021）沪民终384号11、证券虚假陈述投资者损失可以“多因子量化模型”核定——许某鑫等诉甲上市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上海法院2020年度金融商事审判十大案例）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中，上市公司举证证明投资者的部分或全部损失是由与虚假陈述无关的其他因素造成的前提下，对于确定相关风险因素分别对原告损失造成的影响比例问题，可借助专业机构或人员以科学方法量化确定。【案例文号】：（2018）沪74民初1399号（2020）沪民终29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