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生殖学者：“非医学冻卵”能让单身女性拥有一切吗？
导 语
本期，#未来家翻译 为您带来的是一篇干货满满的论文，四位研究生殖技术的青年女性学者从她们个人和学术角度出发，对社会性冻卵(social egg freezing)展开了精彩论述。文章的结尾，我们也荣幸的邀请到全国首例单身女性争取冻卵案的当事人徐枣枣加入争鸣，做出精彩回应。
*注：为优化本文阅读体验，我们在尽可能保留原意的基础上，对文章格式和部分专业术语作出了调整和注释。如需阅读原文，请点击文章下方的“阅读原文”。
一、前言
2012 年 10 月，美国生殖医学学会 (ASRM) 修订了冻卵政策，宣布“不应再将冻卵技术视为实验性的技术”。然而，该公告还包括一份说明，指出虽然冻卵技术不再是一种实验性技术，但是“还没有足够的数据证明冻卵技术是健康女性避免生殖能力衰退的唯一手段”。
尽管ASRM的表述模棱两可，但是依然有许多人看好这项技术的潜力，认为它可以让年轻女性轻轻松松延迟生育。在《女人，考虑一下冻卵吧》一文中，女权主义人类学家 Marcia C. Inhorn 建议女性研究生去寻找“一个非传统、职业机动性强，并且能够给予支持的伴侣”，并“在三十多岁的时候考虑冻卵，这样你就可以自主选择何时成为母亲”。
我们作为研究生殖政治的女权主义学者和年轻女性研究生，对Inhorn的文章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们正是她的建议的目标受众。在看到这条建议时，我们思考了未来的学术生涯和生育需求。在我们的日常语境中，作为学者和年轻女性，我们对她的建议感到困扰，不仅仅是因为她所说的话，还因为她忽视了某些东西。
因此，这篇文章是对 Inhorn 的那篇文章的回应，甚至也是对社会性（非医学）冻卵的支持者的回应。基于2013年5月至11月间的一系列线下和线上访谈中出现的话题，这篇评论汇集了我们陈述性和分析性的反思，基于我们的个人和学术立场，探讨了社会性冻卵争论的一些相关问题。
我们的学科背景（社会学、政治学、公共卫生）不同，有不同的职业和生育规划（比如，我们中的一些人想要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而另一些人则不然）。我们不是一个单一而同质的声音，我们也并不认为自己可以给这一问题一个定论（比如我们没有对冻卵有关的许多重要问题展开讨论，如这一技术对跨性别人士的影响等） ; 更准确地说，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呈现的是在过往的讨论与思考中浮现的几个批评点。
关于冻卵的大部分文章都出自女性之手，她们倡导冻卵带来的解放女性的潜力（以 Inhorn 为例，作为一名已经生育，并且有着成功的学术事业的女性，她以过来人的身份提出冻卵的可行性）。不管未来会以何种形式（组建家庭），我们作为处于事业与家庭规划期的青年女性研究生，从自身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社会性冻卵问题对我们来说不是抽象或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一个真真切切关乎我们自身未来的现实问题。
在这篇评论中，我们通过结合我们的个人经历（在文中将以斜体字呈现）和我们共同的学术知识和反思来挑战社会性冻卵的推广。
我们首先思考了一个有争议的说法，即冻卵可以让女性“拥有一切”。接着，我们讨论了为何取卵的风险很少被提及，并考察了冻卵技术在内的大多数生殖技术背后潜在的异性恋本位和阶级性假设。最后，在营利性组织经济的语境下，我们认为冻卵技术实际上是对女性生殖能力的利用。
二、“冻卵可以让女性拥有一切吗”
大量倡导冻卵的文献断言，这种技术及其带来的生殖自由将成为女权主义“颠覆规则的利器（game changer）”，它将通过规避生物学上的限制，使女性“拥有一切”。
这一观点传达的主要信息是，冻卵可以解决我们在追求职业抱负和拥有与自己亲生孩子之间的两难境地。
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收到过一些学者的善意警告，那就是年轻女性学者的职业成功需要我们全身心的投入——这种献身精神常常与生育冲突，直到我们走上终身教职的道路为止。这些生活中的学者，像 Inhorn (2013) ，经常从自身经历指出，她们不得不平衡学术生涯和生育孩子的需求。
虽然女性（和男性）学者主张进行职场文化和政策的革新，以适应学术生涯和家庭的需求，但是这些改革十分缓慢，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不一定能通过鼓励年轻女性学者冻卵来实现。我们认为，“颠覆规则的利器（game changer）”和“拥有一切”的言辞过度简化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学术环境中工作的现实挑战。虽然社会性冻卵并不能让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拥有一切”，但这种说法让其他人觉得这对我们来说肯定是可行的。
一些评论员则质疑社会性冻卵为妇女带来生育自由或生育保险的观点，并认为冻卵实际上是一种昂贵，而且有生理风险的过程，为推迟生育的社会性原因提供了一种个人主义的解决方案。像摩根和泰勒（2013）这样的女权主义者认为，更多的女性将通过系统性的努力获得权力，以建立“带薪育儿假和病假、可负担的儿童保育费用、全面的医疗保险、移民医疗保健和足够的薪资。”
当冻卵被定义为一个个体的问题时，就失去了被重视的必要性和寻求结构性改革的支持。
作为年轻学者，我们不仅被鼓励在事业稳定后通过生育来“拥有一切”，我们还被鼓励通过医疗手段来暂停无处不在的生物时钟的滴答声，来解决我们潜在的不孕症，这种隐喻成功地将复杂的社会事件和过程转化成了简单的数字和时间轴。它还促成了一种紧张感（“时间永不停息！”），并模糊了身体、生育、家庭和事业成功在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复杂性，导致对女性生育能力的单一化和同质化的生物医学理解。
这种生物医学理解强调鼓励我们在不孕症出现之前的一个短暂时期里，积极应对与年龄相关的不孕症（即冻卵）。我们没有增加对儿童保育的资助，也没有创造关于多元家庭形式的积极信息，而是将重点放在通过有风险的生物医学干预来延长妇女的生育期。
三、冻卵的风险
媒体对ASRM（美国生殖医学会）决定撤销冻卵的实验标签的报道，促使了医疗实践中对生理风险的沉默，或者即便提到了，也仅仅是轻描淡写般一笔带过。
冻卵需要年轻、身体健康的女性服用较长时间的激素来刺激卵子的产生，并通过手术取出这些卵子，然后将这些卵子冻起来。取卵的风险包括头痛、浮肿和腹痛，如果发生了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varian hyperstimulation syndrome, OHSS)，则可能会出现剧烈疼痛、呕吐、积液，在极少数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死亡。
除了这些风险之外，人们对取卵的健康影响知之甚少，部分原因是美国（和加拿大）对生殖产业的监督有限，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针对这一过程对健康的影响的纵向研究。
此外，冻卵的目的是让女性能够用自己的卵子怀孕，这可能意味着，如果她们使用冷冻的卵子，可能会面临与高龄怀孕相关的风险，包括“流产、异位妊娠、先兆子痫、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胎盘早期剥离、宫内生长受限和剖腹产的风险增加”（加拿大妇产科医师协会，2013）。我们认为，如果不披露这些风险，社会性冻卵的推广会掩盖该技术的个人、社会、经济和生理成本。
四、阶级特权和异性恋本位
当我开始和我的第一个女性伴侣约会并最终说服祖母我确实有一个女朋友时——“我不是在开玩笑，婆婆”——然后她对我说：“所以，这意味着你不会生孩子了……”
对我来说，除了许多关注性别议题的女性学者心中的基本问题之外，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我想要（生）孩子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虽然我一直不太肯定），什么时候是生育的最佳时间？如果我在决定生孩子时处于同性关系中，那么作为性少数女性，“生”孩子的方法对我来说就特别相关了。生育时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我们掌控的？我/我们将如何孕育它？我或我的伴侣会带孩子吗？如果我需要借助生殖技术，在我的经济能力范围内，我可以生多少个孩子？
如前所述，推广冻卵作为延迟生育的解决方案或“颠覆规则的利器”是以这样的概念为前提的：如果有经济手段来冻结自己的卵子，女性便可以也理应能够拥有她们向往的生活。
在美国，每个冻卵周期的费用估计在 7,000 美元到 10,000 美元之间（Urist, 2013），在加拿大约为 5,000 加元到 10,000 加元（Shupac, 2012），冻卵并不一定会为那些没有很多钱的女性改变这场游戏（这包括许多种族化的女性，单身女性，以及性少数女性）。与名人和其他冻卵倡导者不同，我们中很少有人有数千美元的积蓄，和/或者有愿意资助我们冻卵的父母。
对于女性同性伴侣来说，怀孕很少是偶然发生的；它必须是有计划的，事实上，许多性少数群体妇女不仅要花数年时间决定生孩子，而且还要考虑谁来怀孩子，以及是否使用已知或未知的（精子）捐赠者。如何负担孩子的费用，特别是在需要使用生殖技术的情况下。
此外，对于我们这些性少数女性（以及所有性少数群体）来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将我们纳入考虑范围的生育系统。
获取生殖技术的路径似乎是专为白人、异性恋、顺性别（非跨性别）、已婚（大概率是一夫一妻制）人士设计的，这类群体拥有大量经济资源，但正被不育困扰。可以说，性少数女性只是被遗漏的一群；并非我们所有人都遇到了传统上生物医学定义的不孕症（我们其实是“社会性不孕”；见 Luce 2004）。同样，许多性少数群体在获取生殖技术方面遇到了障碍，因为缺乏资金、受到歧视，以及技术提供者不了解我们独特的家庭创建需求，这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
我们想强调的是，并非所有妇女都能够选择冻卵，这主要因为使用生殖技术的高昂费用和暗含的异性恋本位语境。
实际上，尽管是冻卵支持者，Richards（2013）也承认这一现实：“对大多数女性来说，（冻卵的）费用高得令人望而却步，而且很少被保险覆盖，或者由公司报销。” 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将性少数女性、单身女性和低收入女性的声音纳入冻卵的讨论中。
五、出售自己
除了女性使用冻卵技术的门槛之外，有关这一过程的辩论和讨论必须考虑到，提供这一服务的营利性行业日益增长，且基本上不受监管。取消实验性标签，为旨在向所有育龄女性推销的营利性企业打开了大门。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每个年轻女性都是潜在的客户/病人，如果她负担得起，就能为自己的生育能力投保。
社会性冻卵也必须在更广泛的女权主义生殖政治框架内被思考，去关注妇女身体和组织在生殖技术和科学研究中的商品化问题。
例如，女性的卵子对干细胞研究的若干领域至关重要，如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女权主义者认为，科学研究中对女性生殖组织的需求，使妇女沦为提取生物材料（如卵子）的对象(Dickenson, 2007) 女性的身体不仅被视为生物钟，也被视为生物矿场。
然而，并非所有女性的身体都被平等地开采。种族化女性和那些掌握较少资本的女性，包括南半球女性，她们的生殖组织和生殖能力（例如，代孕）更有可能被 "开采 "。我们认为，科研领域对女性卵子的需求，可能为个人用途中剩下的冷冻卵子提供一个跨国市场，从而为冷冻卵子的妇女提出了重要的社会问题。这些卵子的未来研究用途是否会用金钱来交换？如果是这样，价值将如何衡量？妇女是否可以选择将其卵子用于何种研究？
我们建议，在有关社会卵子冷冻的辩论和讨论中，应将有关妇女生殖组织的商品化和妇女冷冻卵子的潜在营利性用途的问题和关注放在首位。
六、结论
我正是Inhorn所建议的那一类适合去冻卵的芸芸研究生之一。Inhorn的个人叙述反映了我们的身体作为一个 "生物钟 "正在不停地有节奏地跳动。尽管我质疑这种生物隐喻对我们社会生活的过度限制，但我发现自己也被一些关于自己的数字所困扰。根据目前的生物医学知识，我的生育年龄还有几年？还有多少年我的卵子会 "太老 "甚至 "腐烂"？还有多少年我才能完成我的学位？可生育年限减去完成学位的年限，再加上冻卵的费用，等于多少？进行这样的计算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我要有亲生孩子。即使如此，我曾经也不得不想象自己在生孩子和成功的事业这两个 “对立 ”的目标之间徘徊。
女性“拥有一切”的假设——先建立事业，然后再（依靠冻卵）孕育有血缘关系的孩子——简化了这个过程所需面临的挑战，它暗示冻卵为妇女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能够 "轻松地 "解决复杂的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方法。
它促进了一种对家庭的生物本质主义的理解，而忽视了从一开始就限制我们生殖决策的潜在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平等。
考虑到关于冻卵的长期和短期风险（或数据）的有限披露、生殖技术的理论化和应用中的异性恋本位假设，以及冻卵和研究过程中妇女生殖组织的商品化，我们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去质疑 "考虑冻卵 (Inhorn, 2013) "的建议。作为投身于生殖政治的年轻女权主义学者，无论是个人还是职业层面，我们都认为社会性冻卵的选择不仅是短视的，而且没有对创造这种需求的社会条件发起挑战。我们反对这样的说法——冻卵以一种毫无争议的生殖选择为全体女性赋权。
原文作者：Alana Cattapan, Kathleen Hammond, Jennie Haw, Lesley A. Tarasoff
原文标题：Breaking the ice: Young feminist scholars of reproductive politics reflect on egg freezing
国内首例单身冻卵案当事人徐枣枣观点：
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日臻完善，许多医疗手段已经逐渐应用于非病理性的目的，比如植皮、植发甚至医美服务。医学的进步不该造福人类、实现个体不伤害TA人前提下的自由吗？ 本文提及的对冻卵技术应用的担忧，是关注这个议题时绕不开的，是现实的，也是未来性的。它基于的背景并非国内现状，而是冻卵技术相对市场化的国家地区，在这些地方，也许法律的、政策的、文化的问题（我愿称之为基础设施）已被相对充分地探讨和解决，这个前提是1，而在政策保障下，人们有选择、了解充分信息之后进行的风险评估与防范是2。先有1后有2，或者在推动1的过程中考虑到2，这是正常的逻辑顺序。而因为有2就阻碍1的发生，在我看来是一种因噎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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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 毛毛
校对 | Amelia Liu
编辑 | 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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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夏露
钟夏露律师，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鲸诗律师发起人之一，长期关注女性及性少数权益话题及法律问题。未来家、出色伙伴、彩虹暴力终结所等合作律师，北同文化法律顾问。深圳新入职拉拉性侵案、南航空少平等就业案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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