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分享：这些教授不需要申请课题
放假啦！小编在家上网转了转，发现这篇文章不错，分享在这里。文章转自历史学人，原刊《随笔》2023年第1期，内容有增补。
民国教授，多是一人工作，养一家人。1917年、1927年、1940年教育部先后三次统一颁布教授月薪标准。抗战后期，物价暴涨，推行新的月薪标准，并给教授每月适当增加约等于100斤大米或面粉补贴。
有关民国校长、教授、县长的薪金，特别是退休金、抚恤金究竟是多少，我依据1917—1948年间档案实录，讲述不一样的民国。
民国多战乱，教授无奈问苍天，除了生死、饭钱，其他都是云烟。
1914年，教育部颁布《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薪俸暂行规程》，规定大学校长支月薪400元；高等师范学校及专科学校校长支月薪300元；大学专任教师，支月薪180—280元。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得月薪600元。因为他是原教育总长，依据1912年10月16日临时政府公布《中央行政官官等法》，并依本法定《官等表》《中央行政官官俸法》，他属于部长级别，领取简任官一等600元月俸。同年1月13日，蔡元培聘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开出300元月薪，相当于教育部规定的专科学校校长月薪。这时，陈独秀有聘胡适回国执教的通信，他说：“蔡孑民先生已接任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
（选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大河之旁必有大城，不可复制的时代机遇，因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形成一个文化革命的互动链条。这个教授位置与这份月薪的召唤，让胡适论文答辩后没拿到学位就匆匆回国入职。虽说没钱请不到名教授，但这又不仅仅是钱的诱惑，而是陈、胡在追赶一个时代的潮头。皖人入北京大学，带进《新青年》，一校一刊，开启并引领新文化—新文学运动。
1917年5月3日，教育部颁布部令第三十号《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规定国立大学职员薪俸等级如下（将图表分解后，节录）：
校长分三级，月薪600元、500元、400元。
学长分四级，月薪450元、400元、350元、300元。
图书馆主任、庶务主任及校医分五级，月薪200元、180元、160元、140元、120元。
正教授分六级，月薪400元、380元、360元、340元、320元、300元。
本科教授分六级，月薪280、260元、240元、220元、200元、180元。
预科教授分六级，月薪240元、220元、200元、180元 、160元、140元。
助教分六级，月薪120元、100元、80元、70元、60元、50元。
胡适当年7月回国，9月正式入职北京大学。9月30日，胡适致母亲信中说“薪金已定，每月二百六十元”。10月25日，胡适致母亲信中说“本月加至二百八十元，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这是教育部规定的本科教授最高月薪。
(选自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纪念馆 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的薪俸）
我对上面教育部规定中分出大学“正教授”与“本科教授”，是这样解读的：即在大学已经有学术建树的著名教授、学者，可视为“正教授”；刚入职的新人教授视为“本科教授”，说的直白些，即“本科教书人”。这样，校长在聘用教授时，就好掌握开薪标准。如1921年吴宓初入职南京东南大学时，月薪160元。1923年9月新学期开学，东南大学主要教授（统称教授）月薪显示（节录）：
胡刚复290元、张子高280元、张谔260元、竺可桢240元、陆志韦240元、
郑宗海240元、陈鹤琴240元、柳诒徵240元、梅光迪240元、秉志240元、
过探先240元、吴 宓220元、汪典存220元、顾 实220元、陈去病220元、
陈钟凡220元、萧纯锦220元、熊庆来220元、汤用彤200元、楼光来200元
李思纯130元（东南大学与南京一中合聘，南京一中支付50元）
教授最高280元的标准不变，兼职适当增加。胡刚复是教授兼物理系主任、数理化部主任，增加10元补助，所以领取290元。
1925年8月新聘：
宗白华为哲学系主任，月薪220元；
方东美为哲学教授，月薪200元；
吴倚沧为政治经济系教授，月薪220元。
这些都可视为“本科教授”，日后七人成了大学校长（院长）。那什么人才能被视为“正教授”呢？1924年12月，经胡适向曹云祥推荐，清华学校聘用王国维为研究院导师时，开出的月薪即是“正教授”待遇：
聘 书
兹聘请
王静庵先生为本校研究院主任担任国学研究事务即希
查照后列聘约办理为荷
（一）每星期内授课拾点钟以内
（二）每月薪金银币肆百元按月照送
（三）一切待遇照本校规定研究院教员任用规则办理
（四）此项聘约以叁年为期（自民国十四年一月起至十六年十二月底止）期满若得双方同意再行续订
清华学校校长 曹云祥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
（选自《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清华学校还给王国维提供了住房。
早在1922年6月8日，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致沈恩孚（信卿）信，请介绍王国维为新开国文系词曲诗赋教授，月薪200现大洋。未成。三年后，王国维被清华学校研究院以月薪400现大洋聘得。
一个新入职的“本科教授”（“本科教书人”）能与著名学者王国维相比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两个相对模糊的称谓，却给校长提供了开薪的自由空间。民国大学校长，几乎全是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他们有基本的学术判断力，能够确认谁能胜任“正教授”，谁属于“本科教授”。
月薪明确了，关键是物价。以往研究者多对1920年代北京、上海的物价有所关注，特别是北京大学周作人（后到燕京大学）、胡适，他们在薪水之外，还有稿费或版税收入，两人都买了四合院。胡适的院子大，人口不多，房子用不了，还让出一侧厢房，给带着风尘女友的高一涵住，引起江冬秀不快。
我这里只说一下南京的房价，因为这是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开支。
1921年8月6日，吴宓自美国回到上海，9月，入职南京东南大学。10月，他得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教务长李仪祉合租鼓楼北二条巷二十四号西式两层小楼，月租金50元大洋，两人每月分摊25元。而这个“鼓楼北二条巷二十四号”吴宓宅院，就是《学衡》社地址，吴宓自制一块“学衡杂志社”的油漆木牌，白底黑字，悬钉于宅门外。世间竟有如此奇事，我研究学衡派，自己家就住在“鼓楼北二条巷二十四号”“学衡杂志社”原方位。只是那栋小楼已被拆除，新建为南京大学教工新村。
1925年8月26日，东南大学新出台《改订各教职员住宿办法》，规定自10月起，月薪80元以上者，不供应住宿，自己解决住房。月薪80元以下者，由学校每月补贴住宿费5元，自觅住宿。愿意租住校内公房者，依照校方规定的住房月租金标准租用（房型不同，租金2元至6元不等，单间房2—4元，两间房5—6元）。
接下来，看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的教授待遇。
1927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月薪400—600元，副教授月薪260—400元。但当时南北尚未统一，政令难以实施，各学校在具体落实上存在较大差异，一开始基本上是就低不就高。
1928年3月，原东南大学改名为江苏大学后，校长张乃燕致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信，请示设立校秘书长及处长，支薪标准为340元。4月14日，蔡元培复张乃燕校长信，同意江苏大学设立校秘书长、处长及支薪水标准。同时表示委任及待遇等级由校长酌定。5月11日，国民政府批准江苏大学改为国立中央大学。6月7日，蔡元培复张乃燕校长信，说国立中央大学呈报的薪资统计表册大致尚可，同意各院长月薪及中国文学系教职员支薪标准。
6月30日，中央大学校长签发各院院长及中国文学系教职员月薪：
自然科学院院长胡刚复 340元
社会科学院院长戴修骏 340元
哲学院院长 汤用彤 340元
教育学院院长 郑宗海 340元
文学院院长 楼光来 340元
工学院院长 周 仁 340元
农学院院长 蔡无忌 340元
医学院院长 颜福庆 340元
商学院院长 程振基 340元
中国文学系聘定教职员及月薪：
汪 东 副教授、系主任 300元
王 瀣 副教授 300元
汪国垣 副教授 300元
王 易 副教授 300元
黄 侃 副教授 300元
胡光炜 副教授 300元
徐天闵 讲 师 220元
孟 森 副教授 220元（兼任国文系史学副教授）
钱堃新 助 教 120元
支伟成 助 教 130元
王焕镳 助 教 120元
谢焕文 助 教 120元
陈延杰 助 教 130元
其他院系，依照中国文学系开薪标准执行。
当时，中央大学标新立异，一度在教授聘任上，以非国际著名学者不足以称教授为由，高职低聘，原来的教授或在其他大学已经是教授的，聘用时一律称为副教授，薪水相当于原来教授或其他高校教授。其施行两年即废止。1930年徐志摩在中央大学外国文学系任副教授时的月薪也是300元。中央大学一直没有执行上述《大学教员薪俸表》教授月薪400—600元的标准，给教授开出的实际是副教授的月薪，直到1940年。
1932年9月5日罗家伦上任中央大学校长始，领月薪675元，是简任官一级薪俸，专任秘书傅筑夫领月薪300元。自1936年始，校长罗家伦领月薪680元，专任秘书傅筑夫领月薪320元。中央大学在罗家伦上任后规定，教务长、总务长及各院兼任院长月薪400元，教授最高月薪340元，不同等级月薪级差为20元，每两年晋升一级。
（选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932年9月及本年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汪东月薪400元，文学院其他教授：
中国文学系：黄侃340元、胡光炜340元、王瀣340元、吴梅340元、汪辟疆340元、王易340元。
外国语文系：范存忠340元、郭斌龢340元、张沅长340元、徐仲年300元
哲学系：宗白华340元、方东美320元、何兆清320元、景昌极280元
史学系：沈刚伯340元、顾榖宜320元、徐光320元、丁山320元、缪凤林280元
社会学系：孙本文（兼教务长）400元、黄文山320元
艺术系：徐悲鸿320元
1933年8月1日，黄侃与中央大学签下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国文学系教授应聘书，月薪360元。这是当年的教授最高月薪。他在北京大学执教时，与罗家伦有师生关系，此时被校长罗家伦善待。罗家伦在接待外国学者时，还有意让他作陪。所以在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的教员登记表中显示，其他教授最高为340元，黄侃月薪为360元。
这份教员登记表同时还显示，艺术系的教授徐悲鸿，讲师潘玉良、马思聪都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专任讲师潘玉良、马思聪的月薪为220元。尤其是潘玉良，年少沦落风尘，被陈独秀好友潘赞化救赎，立为外室，并送到法国学习绘画。罗家伦不理会世俗偏见，聘学成归来的潘玉良为专任讲师，让一个曾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弱女子，以艺术家立身社会，有固定收入，不再依附男人，进而获得做人的基本尊严。潘玉良后半生定居法国。世间有奇缘，潘玉良的经历被拍成电影，主演巩俐，也步潘玉良之后，流动在塞纳河的波光云影。
相对于北京教授买四合院，1930年代，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多位著名教授都买到或自建起带花园的两层小洋楼，如陈中凡、胡光炜（小石）、黄文山（凌霜）、朱希祖、方东美、伍叔傥、陈大燮、杨家瑜、徐悲鸿、胡焕庸。胡焕庸在南京中央大学西侧新安里购得240平米土地，自建成面积440平米西式两层小楼，市值7000元。在首都住房建设规划中，遵循统一规划原则，分为西式楼房与带院落的西式平房。据蔡晴、姚赯《南京往事—南京近代住区规划述评：1930—1946》显示：1935年南京复成新村七号西班牙式花园平房八间107.5平米售价7200元；西式楼房180平米售价9900元，165平米售价9000元。胡焕庸《土地所有权证》显示有土地面积、建筑面积及楼房现值。地段价格差别不大，自建房与购买现房差别大。这个钱数约相当于中央大学教授两年至三年的薪水。
扬雄《法言·吾子》有“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之说。史家谈史多守史、书、通鉴传统；文人谈史，多八卦、传奇、演义。这即是“则”、“淫”之别。江湖流言相传，一个民国县长的月薪不如一个小学教员，“八卦”味十足，只能当笑话传看。实际情况是：县长是荐任官，1932年8月3日，国民政府公布《县长任用法》，1933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公布《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一等县长340—430元，最高430元，可领简任官最低一级（第八级）月薪，这主要指当时的模范县或特别县，如余杭县、中山县、宛平县、江宁县、昆山县、松江县；二等县长320—400元；三等县长300—380元。两年后的1935年9月23日，又修正公布了《县政府各科局官等官俸表》。这只是面上的月薪，官场还有灰色隐性收入，这个无从谈起。中央大学教授中有两人1937年之前做过县长。汪东留学日本时曾是章太炎弟子，参与辛亥革命，在太炎弟子多转入教育界，入职大学后，他从北京政府内务部转任地方官，先后出任象山县知事、於潜（临安）县知事，1919年8月至1921年8月出任余杭县知事（县长）时，成功促成东南大学学生孙鎕（光远）出国游学、留学，使得孙鎕在日后成为著名学者（其子孙钟秀1991年当选为院士）。1928年，汪东转入中央大学，先后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文学院长及国立礼乐馆馆长。彭百川与吴有训在1921年同时考取江西官费（仅两名）留学美国。自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后，彭百川1934至1937年出任昆山县县长。抗战期间他转到重庆教育部任职。1945年吴有训接替顾毓琇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后，彭百川入职中央大学，先后出任校长办公处主任、教授，及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附中校长。
（选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民国县长工资不如小学老师的谎言一直在被传播，甚至还编造出只有20元的奇“淫”数据。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财政部紧急法令，停用现银元，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钞票为法币，仍以元角分为基本流通货币计数。1936年1月16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通令兑换法币延期三个月。但社会上银元一直在流通使用。
1936年7月，中央大学聘任与应聘1936年8月—1937年7月文学院教授名单确定：
中国文学系教授：王瀣360元、胡光炜360元、汪辟疆360元、 汪东、吴梅（两人1937年度上学期在假）
外国文学系教授：范存忠360元、楼光来360元、郭斌龢360元、徐仲年320元、商承祖300元。汪扬宝、俞大絪（月薪未显示）、张沅长（1937年度上学期在假）
哲学系教授：宗白华360元、李翊灼360元、何兆清340元、方东美340元
史学系教授：沈刚伯360元、徐光340元、朱希祖360元、缪凤林300元、张贵永320元
社会学系教授：孙本文360元、黄文山360元
到1937年7月新聘下一学年教授时，系主任及著名教授都涨薪20元，文学院院长楼光来、外文系主任范存忠、哲学系主任宗白华、教授胡光炜、汪辟疆、吴梅、王瀣、沈刚伯、孙本文月薪均为380元。
从1917年10月胡适在北京大学领取教授最高月薪280元，到1937年7月中央大学教授领取最高月薪380元，20年过去，教授月薪增长了100元，平均每年递增5元。
1940年5月11日—13日，教育部第一届学术审议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重庆青木关教育部举行。本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办法要点”，就待遇而言，教育学术审议委员会在大学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薪额上，为等别、级别、月俸制定了明确标准。这里只展示教授的九级标准：600元、560元、520元、480元、440元、400元、370元、340元、320元。
1940年8月28日，教育部第二八〇〇九号部令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程》，同时指令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收集国立各大学教员待遇执行情况。从下面几位大学校长信函，可以看出各大学的教授实力及不同待遇：
9月3日，国立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自四川三台致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信，就落实教育部新颁布教授月薪标准执行情况，征求借鉴办法。说东北大学现任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及各院院长支月薪400元；教授最高月薪380元，共2人；支最低月薪280元者2人；大多数教师在300元至340元之间。
27日，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许崇清自粤北坪石致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信，说中山大学现任教授只有一人，最高月薪575元；400元及400元以上者，共11人；支最低月薪240元者5人，均是最近由副教授升充教授。
29日，国立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自湘西辰溪致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信，说湖南大学现任最高月薪为庚款讲座教授425元，1人， 400元者，3人；教授最高月薪380元者，6人；支教授最低月薪300元者，3人。因为湖南大学自主为教授设定11级，即300元起至400元，每一级级差10元。
10月2日，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自贵州遵义湄潭致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信，说浙江大学现任教授最高月薪380元，共12人；支最低月薪240元者12人。
5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自昆明致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信，说西南联合大学现行教授待遇，教授支月薪320—450元者，共97人；副教授支月薪280—360元者，共19人；专任讲师支月薪180—300元，共18人。本年因昆明生活腾贵，特加薪，最多者加40元，最少者加20元。
7日，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自四川乐山致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信，说武汉大学现任教授最高月薪500元，1人；最低300元，3人。以25元为一级，共分九级，在1937年以前，每两年晋升一级，至最高额止。迁至乐山后，因经济困难，月薪300元者，满两年晋一级；320元者，满三年晋一级；350元者，满四年晋一级；375元者，满五年晋一级；400元以上者，满六年晋一级。
14日，国立四川大学校长程天放致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信，说四川大学现在最高月薪425元者，5人，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与本校协聘教授。学校准备给低薪教员加薪，最少10元，最低40元。
教育部的这个九级教授薪额标准直到1947年7月，一直没有变化。
为什么要出台这个新标准？是因为自1937年6月至1940年6月，重庆的物价涨了17倍。而中央大学教授还只能领取八折月薪。1940年7月6日，重庆中央大学教授胡焕庸、徐仲年、范存忠、张汇文、杜长明、吴蕴瑞、邹钟琳琳、张江树、金善宝、黄厦千、欧阳翥、艾伟、陈耀东、朱健人等246人联名致电教育部长陈立夫，陈述“物价飞涨，同人等生活无法维持”，请求米贴救济。
一份标识为“密不外传”的《重庆市公务员生活费指数报告表》，显示当时的米价：
中等山熟米
1937年6月 市斗 1.208元
1938年6月 市斗 2.299元
1939年6月 市斗 6.462元
1940年6月 市斗 17.258元
1941年4月 市斗 48.92元
1942年6月 市斗 52.73元
1943年6月 市斗 149.99元
1944年6月 市斗 805.52元
1945年6月 市斗 1579.52元
1946年6月 市斗 2129.17元
1947年7月 市斗 20833.33元
1938—1940年的数据缺失，因为大米排在生活品第一位，报告表中有物价总指数平均表，我根据物价总指数表计算出这三年的大致数据。原有计量是沿用清代16两为1斤，不同地域斗量有差异，不稼不穑的梅光迪教授在日记中说每老斗约15斤，我特向两位皖籍学者求助，得知梅光迪说的是安徽宣城的民间计量。
1944年8月中央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聘定1944年8月—1945年7月教授名单及薪俸：
中国文学系教授：胡光炜600元、王玉章480元、张世禄480元、唐圭璋390元
外国语文系教授：范存忠600元、徐仲年560元、商承祖540元、柳无忌560元、俞大絪540元、俞大缜510元、李茂祥520元、汪扬宝510元、初大告490元、孙晋三490元、丁乃通440元
史学系教授：缪凤林560元、张贵永560元、郭廷以490元、朱汉新440元、蒋孟引490元、韩儒林490元、纳忠500元、董作宾540元、陈祖源500元
哲学系教授：宗白华600元、方东美600元、龙志泽600元、李翊灼580元、何兆清580元、胡世华460元、熊伟460元、马炳文400元、唐君毅380元
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伍叔傥560元、孙世扬540元、罗根泽520元、徐英520元、乔大壮520元、朱东润480元、吴世昌440元、段熙仲420元、孙为霆400元
这个标准直到1947年8月开学才有所改变。教授薪水统一上涨20元，最高薪水由600元上涨为620元，坚持到年底。
1948年教授十四级级别薪水分别为660元、640元、620元、600元、580元、560元、540元、520元、500元、480元、460元、440元、420元、400元。
教育部当时应对高涨物价的唯一办法就是，根据每年、每月不同物价，给教授米（面）贴。因为物价涨在前，补贴在后，稍稍滞后的标准为：每月补助大致可以购买100斤米（面）的法币。教授收入相对稳定，彼此之间差距不大。但生活水平的差距，与每家老人及子女多少、住房大少有直接关联。若人口多，在暴涨的物价下，教育部给100斤左右的米（面）贴，也只是小补。同样在昆明西南联大，同等月薪，三个单身教授金岳霖、叶企孙、陈岱孙的生活水平，与闻一多一大家人的差距就很大。
自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到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分崩离析，这期间的许多教授并没能享受到领取退休金的待遇。那主要是1937年至1949年间的抗战、内战，将时间折去了三分之一。更有多位著名教授未活到退休就壮年早逝。
这里主要说在中央大学享受到退休待遇的王瀣。
王瀣（1871—1944），字伯沆，晚号冬饮，江苏南京溧水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学科的代表人物分别是王瀣、柳诒徵、竺可桢。柳、竺两人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王瀣是“四书”专家，人称“王四书”，同时又是《红楼梦》专家，先后以24年之功，精读20遍《红楼梦》，并做下了12387条批注。著有《读四书私记》《经略台湾事纂》《双烟室诗词文集》等。竺可桢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稍晚于王、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传统因这二人确立，所以张其昀回忆说：“当时溧水王氏与丹徒柳氏，有南雍双柱之誉。”
左手四书大雅，右手红楼石头，间或赋诗行走。小说研读进入民国大学课堂，《石头记》让蔡元培、王国维、胡适、俞平伯、顾颉刚、王瀣、吴宓等都深陷红楼。索隐解脱自传，新旧红学争艳，王瀣则独守评点。
王瀣传道授业，从私塾书院到大学校园，弦歌未绝，一级一届送华年，一生一世师生缘。
日军围城前，中央大学逆水入川，王瀣年高病缠，走动不便，滞留南京，尚需吃饭。贫病交加之时，弟子钱堃新致信在教育部任秘书同学张廷休，张廷休便向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提议，给王瀣每月120元生活补助，自1938年9月始。吴俊升随即批示“拟准登记每月给生活费百二十元 俊升”。
1939年3月，西迁重庆的中央大学为王瀣办理正式退休手续，随后向教育部、财政部为他申请年度退休金1050元（每月87.5元），由在重庆的弟子钱堃新、胡焕庸代领转寄。
“抗战捐”为当时的一种集体行为，在军事委员政治部任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中将月薪300元，只能领取八折240元。1941年1月之前，中央大学教授多是领取八折月薪。
王瀣抗战前月薪380元，抗战开始后，许多教授月薪没有依照每两年20元额度正常上调，反而要求捐出部分，支援前线抗敌将士。也有学校明确表示，因教育部财政困难，不能支付全薪，学校只能支付八折或九折月薪。他执教30多年，68岁退休，在职应得月薪为350元，退休金只能领取原月薪的四分之一，所以每月可得87.5元。这点钱根本无法支付一家三口人在南京的生活费用。他在教育部任职的学生张廷休、吴俊升，只能单独为他想方设法，特支一份不定期补助。这是师生情谊下的人性化特权。
1942年1月21日，教育部停发王瀣120元生活补助费，改为每月特支经学专题研究编辑费300元。
由于物价暴涨，王瀣1943年度养老金由原来1050元，增至2100元，即每月175元。
1944年1月10日，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张廷休（此时为贵州大学校长）、胡焕庸（中央大学教务长）、郑衍芬（重庆大学教务长）、郭斌龢（浙江大学训导长）、陈石珍（教育部参事）、陈训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秘书）联名致信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为在南京沦陷区的王瀣申请两万元医疗补助，得批准。这两万元，在当时重庆，只能买370多斤大米。
王瀣1944年9月25日去世后，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弟子又积极为其家属申请抚恤金。
1945年8月18日“国民政府令”第106号，为王瀣发出褒扬令：
耆儒王瀣一生治学，造诣精深。历任南京高等师范、中央大学教授，垂三十年。成德达材，后进咸知钦仰。近年因病留居陷区，坚贞守道，皭然不污，尤为难得。兹闻溘逝，轸惜良深。应予明令褒扬，用彰儒硕，而资矜式。
此令
民国大学内部形成两个隐性规则：其一，理工科教授拼才气，英雄出少年；文史哲教授拼健康，慢工出细活儿，看谁长寿，谁留下学术成果就多。所以1948年首届当选81位院士中，年纪最小的陈省身37岁，华罗庚、许宝騄38岁，均是数学家；年长者吴稚晖84岁，次长者张元济82岁，柳诒徵68岁，余嘉锡64岁，杨树达63岁，都是文史学者。其二，理工科教授要有国外留学、研究资历，学术成果需要国际学术同行承认，否则在大学难以立足；文史哲教授须获得国内学界同行认可，同时注重师承，积极培养弟子门生，年老时靠弟子门生抬举。这一“隐性规则”，从民国一直延续到现在，仅以我熟悉的文史研究届前辈学者示例：民国章太炎、吴梅、柳诒徵；1978年以后王瑶、王季思、程千帆、钱谷融。他们与门下弟子，传灯圣境，学脉澄明。
王瀣洒下的文学细雨，润泽了学子前行的心田。陪都重庆的江水，流向故都南京的河湖。王瀣晚年，得一批弟子传灯举火，在照亮与被照亮，温暖与被温暖中，穷且益坚，活出师道尊严。
相反，是叶企孙晚年。比较有时是另一种伤害。我此处无言。
潮起潮落，人不嫌钱多。虽说有钱方能生活，但有钱无法换来一个健康的身体，更买不下教授的一条命。这就是命运，抗不住，不服不行。
这里说的抚恤金是指死亡抚恤，不关乎伤残。是政府给死者家属的一份短时期生活保障。
1917年5月2日，江苏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汪传祁病逝，他在职月薪为80元。25日，校长钟福庆向省长齐耀琳呈文，为在校任职一年五个月的汪传祁申请加送一个月薪水80元（5月份照发，再发6月份），作为抚恤金。获得省长齐耀琳批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六四八—178，第10—12页）
教员与教授待遇不同，抚恤金差别更大。
1923年11月24日上午11时20分，东南大学文理科主任、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学衡》社社员刘伯明（1887—1923）在南京五台山新华医院因病去世。
28日，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致刘伯明夫人陈芬资信，通知抚恤刘伯明办法，即经本校行政委员会议决，赠治丧费600元，家庭善后费3000元，子女在本校肄业，自小学至中学、大学，均给予免费学额，并拟提议教授会，免去入学考试。这个“善后费”3000元，即抚恤金。是依照刘伯明月薪250元，发给一年的数目总和。
12月13日上午9时，东南大学在校体育馆举行追悼刘伯明大会。北京大学教授胡适送来“鞠躬尽瘁而死，肝胆照人如生”的挽联，稍后胡适还趁来南京开会之机，向刘伯明家属陈芬资表示慰问。
吴宓有一特长的挽联：
以道德入政治，先目的后定方法。不违吾素，允称端人。几载绾学校中枢，苦矣当遗大投艰之任。开诚心，布公道，纳忠谏，务远图。处内外怨毒谤毁所集聚，致抱郁沉沉入骨之疾。世路多崎岖，何至厄才若是。固知成仁者必无憾，君获安乐，搔首叩天道茫茫。痛当前，只留得老母孤孀凄凉对泣。
合学问与事功，有理想并期实行。强为所难，斯真苦志。平居念天下安危，毅然效东林复社之规。辟瞽说，放淫辞，正民彝，固邦本。撷中西礼教学术之菁华，以立氓蚩蚩成德之基。大业初发轫，遽尔撒手独归。虽云后死者皆有责，我愧疏庸，忍泪对钟山兀兀。问今后，更何人高标硕望领袖群贤。
这是我见到的民国最长挽联。学衡派同人浦江清认为“吴先生天才不在诗，而努力不懈，可怪也”。我看1935年版的《吴宓诗集》，无诗可敌这一长联。
刘伯明名经庶，字伯明，南京汇文书院毕业后，留学日本，一度师从章太炎学习“说文”及“诸子”。辛亥革命以后，步入官场的同盟会朋友劝刘伯明到外交界供职，刘伯明拒绝了，他选择到美国继续留学。1913年暑假，梅光迪自威斯康辛大学转学到西北大学时，刘伯明正好到附近芝加哥大学“暑假学校”学习希腊文、梵文。梅光迪说：“来年暑假，余访伯明于芝加哥大学，则蛰居斗室，终日习德意志文。酷暑之中，使人心绪烦懑，坐立不宁，少年尤然，余见伯明之静坐读书，意态萧然，犹一服清凉散也。”他省吃俭用，而“室中哲学书籍，几夺去其桌椅床榻之地，除上课外，终日枯坐一室。在普通轻浮好动之美国人视之，似一东亚病夫之现身。抑知乃西北研究院中之第一高材生乎”。
从吴宓、梅光迪的文字，可以看出刘伯明为人处事及所得到的敬重。三十六年太短，悲苦半生缘。
说罢刘伯明，接下来看风流一世的黄侃。这黄教授放荡不羁，与刘伯明相比，完全另一种活法。
江南秋风起，螃蟹肥。南京风俗，蟹肉性寒，食之酒伴。方家温黄酒加姜丝、梅子，既祛蟹腥寒，又健脾开胃。南京秋令食尚，大闸蟹黄酒同上。我虽不嗜酒，二十年来，却也附庸风雅，秋冬之交，把樽持鳌，引海内外来宁宾朋，食后竟念叨；若无蟹无龙虾，便温酒斩烤鸭。有日韩学者，微醺时分，味蕾通感母语乡音，只听得“吆西”说罢，就是“思密达”。
1935年10月 6日（农历9月9日）重阳，中央大学教授黄侃晨起赋诗《乙亥九日》：
秋气侵怀兴不豪，兹辰倍欲却登高。
应将丛菊沾双泪，岂有清樽慰二毛。
西下阳鸟偏灼灼，南来朔雁转嗷嗷。
神方不救群生厄，独臂萸囊空自劳。
这是黄侃的绝笔，章太炎事后说“观其笔迹洒落，犹不见病气也”。
兴尽悲来，盈虚有数。午后鸡鸣寺登高。嗜酒贪杯的黄侃，晚上把樽持鳌，畅饮葡萄美酒。中西不同的食文化与酒文化猛烈冲突，导致胃大出血，8日即不治去世。
风花雪月食色性，诗书礼易乐春秋，尽在酒中。浊酒不再恋风尘，黄侃一饮而尽。
17日，国民党第一九二次中央常会通过决议，明令褒扬黄侃，给治丧费三千元，交湖北省政府营葬，抚恤遗孤。因为他祖籍湖北蕲春，早年参与辛亥革命，与国民党有相关的政治交往，所以才有此政治待遇。
11月4日，《国府公报》第八十五集刊出第一八八八号《国民政府令》：
国立中央大学教授黄侃，学识渊邃，性行高洁，早岁奔走崎岖，参加革命，近年专心教育，阐扬文化，于党于国，厥功昭著。兹闻溘逝，悼惜殊深，应即特予褒扬，并交湖北省政府妥为安葬，用示政府轸念贤劳之至意。
此令
4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举行黄季刚先生追悼会。朱锦江主席、尚笏司仪、沈祖棻献花。校长陈裕光、文学院院长刘国钧、国文系主任刘继宣及教授胡光炜、汪辟疆、商承祚、李小缘等百余人参加。
13日，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为黄侃因病故向教育部长王世杰呈请抚恤金9120元（月薪380元，应给24个月）。
黄侃天资高，得家学，留学日本，为太炎门生，却重染酒色习性；回国后，又好妾小，名士风流。致使一生好酒、好斗、好色、好诗文。对他的评价有两个极端，有人称道他音韵学、训诂学一代大家，有人骂他是学界“流氓”，“好色一代男”。因长期沉溺酒色，他被坊间恶意污名、贬损。但他并不介意别人如何看他、议论他，酒色性情，一任我行，活得让人嫉恨。他到底有多少次艳遇，多少个生活女伴，多少个孩子，坊间与学界说法不一。司马朝军、王文晖合撰《黄侃年谱》第200页引文注释后特加有按语：“好酒、好色、好骂人，乃黄侃之特征”，“若去三‘好’，则失却黄侃浪漫本色。”。第411页显示（1935年2月3日）“八子黄念平生”。正是这一年，黄侃去世。
酒色得意，暮云朝露。每天酒醒之后，最犯愁的是缺钱。留情播种之后，就需要拼命挣钱，为家人换口食，给花柳添脂粉。民国两位缺钱教授，前有浪漫志摩，需打几份工；后有风流黄侃，卖字补贴家用。
黄侃确实背负家室之累。因子女众多（子男八存六人，女二人），每月得薪资后，多房子女分配后，自己马上又陷入困境。到中央大学任职后，他一直领教授的最高月薪，去世前虽有教授月薪380元的稳定收入，同时在金陵大学再兼一份教职，领取一份报酬。但入不敷出，不得不靠为人撰文写字，换取银两。1931年2月《金陵大学校刊》登出《黄季刚先生诗文润例》（摘要）：
诗文例
碑铭墓志 二百元 传状 百五十元
序跋 百元 寿文 百五十元
代祭文 八十元 赞颂 五十元
律绝诗一首十元 排律每十韵二十元
古诗一首二十元
书例
楹帖 四尺以内六元每加一尺递加二元 今隶行草减半
整幅 四尺以内八元每加一尺递加二元 今隶行草减半
屏幅 照整幅减半
扇面 四元 今隶行草同
册页手卷 每尺四元 今隶行草同
榜书 每字方尺四元每加半尺递加二元
碑志题跋另议 磨墨费加一成
首都中央大学的名教授，自己的许多革命同志，酒色旧友，都在政府做高官，若不是真的缺钱，穷途谋财，怎么会放下面子，在《金陵大学校刊》上登出这卖文、卖字的广告？四元也卖，学生的礼金一元也索。有时出入酒肆，身无分文，酣畅之后，便高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对酌诸君便知他少钱，径直买单。
章太炎在《黄季刚墓志铭》中就提及他“好酒，一饮至斗所，俾倪调笑，行止不甚就绳墨”。在北京大学时，“始与象山陈汉章同充教授，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仗相决，后又善遇焉”。又曾与多年的同门吴承仕决裂。北京大学教授吴虞在1921年5月21日日记中记有钱玄同的谈话：“又谓黄季刚口作礼学名臣之言，身为流氓之行，近与玄同殆已断绝交谊。”
黄侃到中央大学后，在毕业生宴请的酒桌上，要打同事吴梅教授耳光并“破口大骂”。这事，在两人日记中都有记录。
另外，在黄侃身上还有中国“私学”传统的延续。他到南京中央大学执教后，坚持要问学弟子行叩头拜师礼，每年呈“束脩”。同时，他对自己在金陵大学指导的研究生也每人每学期另收一个大洋（银元），并将此事记入日记。他说自己关于经学的真学问是向刘师培叩头拜师学来的。刘师培四代治《春秋左传》，却因不懂数学，无法解决其中的天文、历法问题，排不出《左传历谱》年月日来。刘师培向数学家徐绍桢叩头拜师后才得以解开。在他执教的大学之外，若有问学者更是先拜师为徒。杨树达让侄子杨伯峻去拜黄侃为师时说：“季刚学问好得很，不磕头，得不到真本领。”杨伯峻呈十个大洋，磕头行礼后，黄侃对他说：“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向弟子收礼金，自然要有个说辞。我这里话说白些，黄侃缺钱。
飞云流水，动静相牵。风月无边，天命难违。突然离别在南京的秋，后顾之忧是黄侃临终的愁。他最小的孩子才8个月。好在三年前他已经将大女儿念容许嫁给弟子潘重规。接下来，这个家生活的担子，多有潘生扛着。女婿为黄家担当，还有遗传。潘重规的女婿杨克平，在潘公去世后，又承担起扶植大陆黄侃研究的责任，并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设立黄侃奖学金，奖掖后生。五年前，杨克平夫妇又将潘重规的日记及部分书稿捐给南京大学。
春来秋去，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执教八年，领取最高的教授月薪，同时在金陵大学兼课。黄侃突然去世后，校长罗家伦以抚恤金名义，又给其家属开出两年薪水。这是尊师重教。黄家的两位女婿在黄侃去世50年后，以特殊的方式回报南京大学。20年前，我因研究生培养之事，与杨克平在南京相聚，真切感受到学术年轮中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女婿的传承之力。这也是我在为2000年文学诺奖得主写传时，并提中文系教授女婿潘重规、周法高（王瀣女婿）、高行健（王气中女婿），关联他们离散、流亡书写背后南京故事的缘故。
1939年1月17日、3月17日，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中央大学教授吴梅相继病逝。教育部给钱玄同抚恤金9600元（去世前月薪400元，发给两年），给吴梅抚恤金9120元（去世前月薪380元，发给两年）。
1939年吴梅抚恤金与1935年黄侃抚恤金数目同。他们都是两份，政府明令褒扬时给3000元，中央大学向教育部申请两年月薪总数9120元。
5月20日，国民政府为吴梅颁发褒扬令：
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吴梅，持躬耿介，志高行洁。早岁即精研音律，得其窔奥，时以革命思想寓于文字，播为声乐。嗣膺各大学教习，著述不辍，于倚声之学多所阐发，匪独有功艺苑，抑且超轶前贤。兹闻溘逝，悼惜殊深。应予明令褒扬，并特给恤金三千元，以彰宿学而励来兹。
此令
7月18日，国民政府为钱玄同颁发褒扬令：
国民政府命令 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钱玄同，品行高洁，学识湛深。抗战军兴，适以宿病不良于行，未即离平，历时既久，环境益艰，仍能潜修国学，永保清操。卒因蛰居抑郁，切齿仇雠，病体日颓，賷志长逝。溯其生平致力教育事业，历二十余载。所为文字，见重一时，不仅贻惠士林，实亦有功党国，应予明令褒扬，以彰幽潜，而昭激劝。
此令
原燕京大学教授、作家许地山1941年8月4日在香港病逝，教育部给抚恤金5000元。1942年10月24日，浙江大学教授张荫麟病逝，教育部给抚恤金5000元。
刘伯明36岁、黄侃50岁、钱玄同52岁、吴梅55岁、许地山48岁、张荫麟37岁，均未能高寿，虽未尽其才，但学有传人。
叙事文本，念叨多人，都是学界前辈，其学问，我等后生，难以企及。知不足，仰止记之。
作者简介：
沈卫威，河南省内乡县人，文学博士，1991-2001年执教于河南大学，2002年始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无地自由——胡适传》《望南看北斗——高行健》《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大学之大》《民国大学的文脉》等。
责编：Yol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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