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陈以爱：五四运动初期江苏省教育会的南北策略（上）

袁一丹

发端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作为现代中国的原点，已积累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然而，单从思想史或文学史的角度进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已难持续激发出这一话题的活力。针对思想史与文学史研究近年来的疲软态势，近代史与现代文学研究者开始探寻新的路径，用“由外而内”的方法发掘五四新文化的思想遗产，提出让思想回归历史，在立说者与接受者的互动中呈现思想的运动轨迹。

所谓社会学的视野，严格说并非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而是将思想史、政治史、地方史、生活史、阅读史叠合起来的多重视野。对于作为思想运动及社会运动的五四新文化，不能仅止于点、线、面的勾勒。按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定义，社会学意义上的“点”相当于各自不同的个体经验，“线”象征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面”作为人事关系的集合则进入思想诠释的层次，而由点、线、面共同构筑的“体”是一种结构，属于历史社会学的范畴。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亟需步入全景式的立体研究。

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本专辑将相继推出四篇论文：1、陈以爱《五四运动初期江苏省教育会的南北策略》；2、徐佳贵《东南与国都之间：蒋梦麟与新文化运动的初兴》；3、瞿骏《纲常与革命：陈独秀和“万恶孝为首”谣言关系考论》；4、季剑青《地方精英、学生与新文化的再生产：以五四前后的山东为例》。这四篇论文皆以敏锐的历史嗅觉、绵密的史料功夫，为我们展示了不同于经典论述的五四图景。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文 / 陈以爱

台湾私立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摘要：本文对五四运动的研究，把考察焦点放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1919年前中国南北分裂期间，江苏省教育会以南方作为根据地，在长期积极经营下，往北京拓展其势力。五四事件爆发后，江苏省教育会支持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及教育总长傅增湘先后去职，乃是该会扩展过程中的重大顿挫。然而，江苏省教育会利用电报往还，策动南北舆论，巧妙地与学潮呼应，与安福系暗中角力，既隐含南北力量的交锋，也掀动五四运动的波澜起伏。本文提出的主要论点是，欲了解一部五四运动史，若不深悉江苏省教育会的布局、谋略及运作方式，都不免简化或扭曲这段历史的进程，难以获得五四运动史的全貌。

从清末到民初，随着新式教育的普及，学生人口不断扩增，成为牵动政潮、推动社会运动的中坚力量。[1]1919年前后，中等学校以上师生再度活跃，占据历史的中心舞台。其中，五四学生运动的爆发，尤其引起研究者关注，相关论著已达到汗牛充栋的地步。从研究成果看，北京大学师生的活动最引起人们关切，并形成一种“以北大为中心”的论述框架。近年来，随着历史文献不断刊布，研究者渐渐脱离旧有框架，意识到重新审视及解释这段历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2]2007年“近代中国国家的型塑：领导人物与领导风格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本人提交论文《“五四”前后的蔡元培与南北学界》，阐述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从辞职到复职的曲折过程，说明当年隐于幕后的一群南方教育界要角：黄炎培、沈恩孚、袁希涛、蒋梦麟等人，是如何积极参与民初教育史上这戏剧性的一幕，显示出江苏省教育会对北大校长人选的影响力。[3]然而，那篇论文却引出一个更为复杂的课题，此即江苏省教育会在五四前后的全国性布局，及其领袖人物在五四期间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惟这一连串问题异常复杂，绝非一两篇短文所能解答。关于江苏省教育会在晚清民初历史舞台上的角色，早有专书、论文予以勾勒，[4]惟其中犹多待发之覆。至该会在五四运动期间所起的作用，则尚未出现令人满意的论析，实为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重大缺憾。而五四运动的根本性质，也因此未获得透彻的理解。本文拟在前一篇论文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五四运动发展历程中，江苏省教育会是如何卷进这一场由学界蔓延到政治、外交层面的巨大风潮。基于这一课题的复杂性，本文拟集中探讨江苏省教育会在五四运动第一阶段的活动，说明此辈在南北教育界的布局、策略及活动方式，欲为新的五四运动史研究揭开序幕。[5]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辑出版的《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是一部珍贵的五四史料集，它收录的史料，包括1919年5月12日至5月29日教育部次长袁希涛发到南方的七通密电，发给上海林荫路江苏省教育会沈恩孚、黄炎培、以及教育部派往上海的佥事沈彭年。此外，1990年出版的《严修年谱》，据严氏日记提到1919年5月7日袁希涛致沈恩孚一通密电。因此，今所见五四时期袁希涛发往江苏省教育会的密电，总共是八通。这八通袁电，肯定不是五四期间袁希涛发出的全部电文，且目前尚未得见黄、沈等复电内容。可是，细按这八通袁电，已可获悉若干重要讯息，使人明了江苏省教育会以怎样的方式参与了五四运动，该会在五四时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起着怎样的推动历史演进的作用。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二档馆史料编辑部 编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为了行文清晰起见，下面表列五四期间袁希涛发出的密电内文，它们透露出重要的政治讯息，显示了南北之间互通款曲的情况：

表一：袁希涛致江苏省教育会密电（1919年5月7日~5月29日）[6]

翻阅一般五四研究论著及北京大学校史，多未能对此作出精确而清晰的说明。最早出版的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便误以为6月10日袁希涛辞去教育次长一职，标志着北京政府对学生的态度出现转圜，从此开启妥协之门，严重误判袁希涛的角色。[7]其后彭明的《五四运动史（修订本）》，指出北京政府内部“不是铁板一块的，在他们之间，也充满着矛盾”。[8]并根据《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所收袁希涛密电，认为袁电“反映了他的焦虑心情”。[9]可惜彭明未能进一步追查袁希涛的背景，揭示袁氏与江苏省教育会的渊源。梁柱的《蔡元培与北京大学（修订本）》一书，更误以为袁希涛电文是“军阀政府”“玩弄阴谋”的表现，“企图以暂时挽蔡来平息学生运动”，[10]可见未谙徐世昌政府人事结构的复杂性，更未参考1984年早已出版的彭明《五四运动史》，才出现了这样的失误。

但在中国近代教育史的论著中，早有研究者指出袁希涛与江苏省教育会的密切关系。吕芳上在1994年11月台湾举办的“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发表《“学阀”乎？“党化”乎？──民国十四年的东南大学学潮》，即直指袁希涛为江苏省教育会中坚分子。[11]2001年刘正伟的《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也清楚揭示袁希涛与江苏省教育会的关系，认定袁氏是江苏省教育会核心人物之一。[12]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的林辉峰，在2007年11期《学术研究》发表的《“五四”运动中的“留蔡助蒋”再探》，也指出袁希涛为江苏省教育会要角。[13]本人在2007年12月台湾举办的“近代中国国家的型塑：领导人物与领导风格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五四”前后的蔡元培与南北学界》一文中，复举证历历地阐述袁希涛与江苏省教育会的关系。可惜政治史和教育史研究者较少交流，竟使袁希涛在五四期间所发挥的作用，迄今未获清楚的认识。[14]

概括地说，袁希涛是江苏省教育会的要角，是该会的南北布局中，安置在北京教育部的实力派人物。袁氏担任教育部次长期间，江苏省教育会的势力得到可观的拓展。就在这一时候，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四事件，有可能动摇江苏省教育会的全盘布局。五四事件发生之后，校长蔡元培和教育总长傅增湘都承受了极为沉重的外界压力。5月9日，蔡元培忽然辞职出京，去向未明。5月11日，同情蔡元培的傅增湘有感于“调停无术”，亦不得不“避贤而远引”。[15]这个时候，袁希涛既须抵制安福系染指教育部的企图，又得安抚及调解北京各校校长相继辞去的危局。一旦处理不当，江苏省教育会多年经营的苦心很可能遭受严重破坏，1919年5月4日后袁电频频南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袁希涛（1866年10月11日－1930年8月29日），字观澜。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城厢人，祖籍浙江宁波。清末民初教育家。图据Who's Who in China（《中国名人录》）。

从袁希涛密电看来，蔡去傅退之际，“挽蔡”是江苏省教育会制定的首要策略，分别由袁希涛和黄炎培、沈恩孚在南北努力。北京方面，袁希涛的任务主要有三项：一、探询大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钱能训对蔡元培留任的态度。二、派人查访蔡元培的下落，设法劝其回任。三、安抚及劝说北京各高校校长回任。上海方面，黄炎培和沈恩孚的工作有两方面：一、在南方探查蔡元培下落，劝其回任。二、运用江苏省教育会及上海各界的力量，组织性地制造舆论及唤起舆论，迫使北京政府不得不留蔡挽傅。前引袁希涛打给黄炎培、沈恩孚的八通密电，便聚焦于上述策略。至于具体的执行，他们采取两种方式：一、面对面的劝说和安抚。运用私人情谊，分析利害，说动蔡元培及北京各高校校长答应留任。[16]二、从上海发动大规模舆论压力，向北京政府表达“挽蔡”的强烈要求。就后一方面，5月23日袁希涛密电中所谓“外省言论上之鼓吹”，便透露出这项重要讯息，显示江苏省教育会向北京政府抗争的手段。换言之，若欲了解五四时期江苏省教育会的“挽蔡”努力，不能不考察上海地区的报章舆论是如何被制造及发动起来。

今按五四事件发生后，解散北京大学的传闻，实时时见诸报端。5月7日北京《晨报》报导：

自学界风潮发生以来，昨日忽有一种骇人听闻之风说，谓政府外之某要人曾向当局提议：应解散北京大学……。据记者调查此说，确非无因。[17]

上海报章对北大解散的报导，甚至还早于京报。5月6日上海《申报》载“平和通信社”5日电：

北京电：昨钱能训宅会议，主张解散北京大学。傅增湘力争，今已递辞呈。各校停课，公举代表，请求教育部释放学生。[18]

5月6日上海《时事新报》的报导更骇人听闻：

章宗祥死，学生拟死刑，大学解散。[19]

同日《民国日报》的报导也不遑多让，刊载五日、六日北京急电：

大学校长蔡元培辞职，愿以一人抵罪。……

北京大学已下令解散。

被捕各学生拟处死刑。[20]

除了京沪各报的报导外，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更收到教育部袁希涛的密电。《严修日记》1919年5月7日条下，记述北洋教育名宿严修甫从镇江抵达沪上，江苏省教育会沈恩孚便登门拜访：

是日午后沈信卿来，以所接教育部袁次长电报见示。袁次长因本月4日北京学生风潮，恐大学校长蔡孑民君地位有摇动，欲余速到北京维持。余托信卿代为电复，言蔡君似不至摇动，余一时不能到京。信卿谈极久。[21]

5月7日午后沈恩孚所示袁希涛电文，或者发于更早时候。沈造访严，是因严修为北洋教育名宿，与大总统徐世昌是多年旧交，在朝在野声望极隆，故袁希涛托沈恩孚敦请严修北上维持，但严修一时无法北上。两人谈论“极久”，可证教育会要角对北方局面的关切程度。

沈恩孚造访严修前一天（5月6日）下午，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召集上海各学校校长，齐集林荫路江苏省教育会会址，筹商国民大会召开办法。[22]黄炎培在会议上报告及议决事项之一，包括了：

电政府力争日本交涉，对于北京学生事件，不得加以死刑，并不得解散大学。此电护军使已允代达。[23]

江苏省教育会对日本问题的看法，在此先不叙述，将另文探讨。就该会对北方教育界的立场而言，黄炎培提到的电文，随即分送上海《申报》及《民国日报》等报发表，在5月7日刊出，意在唤起全国各界的注意。这通致北京府院部电文呼吁：

报载学生为外交公愤哄争，警厅捕学生，拟处死刑，并解散大学等语，学界骇诧。无论学生举动如何，总发于爱国热诚，即使一时愤激，轶出范围，决无死罪。况此系私人行为，尤不当因此破坏全国惟一之最高教育机关，务乞大总统、大总理、总长审慎主持，免致激怒全国，国家幸甚。江苏省教育会。麻。[24]_{（编者注）}

5月7日上海《申报》更大篇幅汇集各界及社会团体反对“解散大学”的电文，给予醒目标题：“吁请慎处学生维持大学电”[25]。当天《申报》的“时评”以“解散大学之无识”为题，用同情学生的笔调大声疾呼：

此次北京之事，决非发始者之本意，政府中人苟能平心静气以处置之，断不至因一时之激触而有解散大学、以军法处置学生之说。[26]

细按《申报》的版面安排，显然欲制造各界共同“挽蔡”的舆论图象，此即袁希涛电文中所谓“外省言论上之鼓吹”，想借此影响北京政府的决策。

若综观五四时期上海《申报》对各界电文的刊载方式，更可以看出编者确实有意识组织及发动一场全国性舆论。像这样的政治运作手段，是现代新闻业传入后配合电报通讯的技术，使得政治斗争以崭新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眼前。[27]辛亥革命的迅速蔓延南方，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即是现代新闻媒体展现其力量的最佳例子。[28]及至五四时期，中国新闻媒体发动及制造全国性舆论的表现，一时令外国驻华官员留下深刻印象。美国驻华大使芮恩施回忆录第三十二章“全国罢工和团结”，就发出这样的惊叹：

从这个空前普遍的运动中发现了下列几件重要的事实：第一，必须这样唤起舆论，使之成为一种持续起作用的力量；必须这样组织舆论，使之一直具有表达它的意志的手段……。法国公使波勃说：“我们正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最令人惊异的事情，那就是中国为了积极行动组织了一种全国性的舆论。”[29]

[美] 保罗·S.芮恩施 著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

商务印书馆，1980年

上海正是中国新闻业的中心，也是全国舆论形成的中心。《申报》等重要报刊在五四时期的表现，实是一种政治参与的形式，背后有人为组织及特定政治目的。

依据报人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记载，五四时期的《申报》社长史量才，本是清末频繁出入《时报》馆“息楼”的人物之一，与黄炎培、沈恩孚、袁希涛“三举人”私交甚笃。黄炎培的《史量才先生之生平》一文，更透露史氏与江苏省教育会的深厚渊源：

光绪三十一年，〔史量才〕偕诸同志发起江苏学务总会……。[30]

“江苏学务总会”即江苏省教育会前身，足见史量才与黄炎培等的密切关系。清末民初，史氏尚与黄炎培等参与江苏地方许多重要建设，被黄炎培誉为同辈中之佼佼者。[31]史氏在这一群人中，又特别深悉现代新闻业的重要性，[32]在张謇、赵凤昌的支持下，又获得黄炎培、沈恩孚鼓励，1913年接办上海《申报》。[33]如包天笑所说的，史氏接办《申报》，根本是“江苏诸元老”的“合谋”。此后，史氏对《申报》“经营惨淡，二十余年，未尝少懈，实为一生心血之所凝结”。[34]诚如论者指出，“史量才本人可以说是江苏教育总会的嫡系”。[35]了解到史量才与江苏省教育会的关系，便可以瞭瞭五四时期的《申报》舆论，实反映着江苏省教育会的特定观点。细按《申报》对五四事件的报导，可以略知此辈是如何透过报纸引导社会舆论，进一步影响政局动向。五四事件发生之后，《申报》密集登载反对解散大学、要求释放学生的电文。随后北京政府的宣布释放学生，大学照常上课，其中固有熊希龄等北方名流的保释，教育总长傅增湘拒绝联署解散大学令的原因，[36]但沪上舆论积极响应学生运动，未始不是促成北京政府让步的一个原因。[37]

然而到了5月9日，蔡元培校长得悉安福系决定撤换大学校长的消息之后，自行决定辞职出京，且不知去向。这时，袁希涛所担心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地位动摇”一事，果真发生了。紧接着北京直辖各校长相继辞职，京中教育顿时有全面动摇之象。5月12日袁希涛急电江苏省教育会，说明5月11日谒见徐世昌大总统、钱能训总理之时，两人同声指示“速留蔡”。同日，江苏省教育会便作出迅速反应，联同浙江省教育会共同通电北京院部表达意见：

闻大学蔡校长辞职，学界恐怖。学问独立，世界公认，兹因他事牵涉大学，学术摧残，何以立国？群情愤激，后患丧虞。乞竭力挽留，以保吾国学术一线光明。[38]

明确表达挽蔡。同日，刚刚成立（5月11日成立）的上海学生联合会，也致电北京教育部发出挽蔡宣示，其口吻则较为激烈：

报载政府将撤换大学校长，蔡先生出走，闻之骇愤。蔡先生学界泰斗，自长大学，全国交庆得人，今犯何罪，欲加撤换？务望毅力主持，毋使奸人得逞，否则全国青年将起为大学学生后盾。[39]

江苏省教育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的电文，同日刊诸上海报章，展现了沪上学界的共同立场。[40]

今从《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收录的袁希涛密电可知，5月12日江苏省教育会及上海学联的挽蔡电文发出后，袁希涛得知徐世昌、钱能训慰留蔡元培的态度，随即于5月13日致江苏教育厅厅长胡家祺的密电中透露：

至挽留蔡校长事，……政府并已办有挽留指令。惟傅总长离部未回，未副署。[41]

5月13日下午北京各校代表也获得国务院消息，知道徐世昌总统决定慰留蔡元培。“指令刻已拟定，实时可以送府盖印，至迟明日可在政府公报发表。”[42]但沪上一时未悉北京动向，依然竭力发动“挽蔡”的舆论。

5月15日，上海学联再接再厉，发布对北京政府第二次宣言，末段声明：

今与政府约，请自今日始，于一星期，作正当明确之表示，维持蔡校长之地位，与大学之尊严。……若满一星期，犹无满意之表示，则誓筹最后之对付。[43]

这段宣言立即遍登上海报章。同一天，江苏省教育会也致电北京院部，内容呼应上海学联的宣言：

文〔十二日〕电计达。蔡校长辞职，迄未见明令挽留，学界异常愤激。上海学生联合会寒日〔十四日〕宣言：一星期内，政府不能表示维持蔡校长地位与大学尊严，誓筹最后对付等语。潮流所激，前途将不堪设想。除由本会尽力劝导外，恳速颁明令维持，以慰众望。江苏省教育会。咸。[44]

江苏省教育会与上海学联两次发布电报及宣言，颇具“唱双簧”的味道，既加强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也带动上海乃至全国挽蔡舆论。

深悉内情的江苏省教育会之所以继续呼吁挽蔡，一方面在对外宣示其挽蔡的坚定立场，一方面也是继续向北京政府施压，免其中途变卦。前引5月14日-15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宣言及江苏省教育会电报发出后，5月15日黄炎培接北京袁希涛密电：“政府留蔡指令，已发表。直辖各校长，亦多允仍任职。”[45]这一消息说明江苏省教育会等南北同人所作的努力，已迫使北京政府不得不让步。此时，袁希涛却为另一件事忧心不已，此即他在15日致黄炎培密电中表示的“蔡公已否过沪？倘对于慰留一节，遽仍表示决绝，则风潮难息。牵连教育大局，深可危虑。”[46]换句话说，蔡元培的动向，是他们无法掌握的部份，却可能牵连江苏省教育会的北方布局。

蔡元培行踪不明之际，5月14日从北京南下劝说蔡元培回任的京津学生代表抵达沪上。5月16日江苏省教育会出面约请上海中等以上各校校长，会同袁希涛派遣南下挽蔡的教育部代表沈彭年（商耆），召开一次南北学界大会师的盛会。5月17日《申报》、《时事新报》报导这次会议情形：

昨日江苏省教育会闻京津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莅沪，爰招集本埠各中等学校以上各校长，于下午三时后开茶话会，特邀教育部佥事沈商耆君暨京津学生联合会代表团与会，筹商挽留北京大学校长蔡孑民先生办法。首由主席副会长黄任之君说明开会宗旨。旋请沈佥事述教育部挽留蔡先生情形。次由北京大学学生代表方豪君详述此次北京学生五月四日示威运动经过情形，后乃说明代表团南下之任务：一，挽留蔡校长回校；二，接洽南方学界；三，筹议抵制日货。乃由主席请与会人员各抒意见，商议办法，遂决定：一，由会备函挽留蔡孑民先生；二，由会推举代表赴本埠学生联合会，通知得悉政府慰留蔡校长之命不日可下，罢课事可取消。三，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利用暑假组织讲演团赴各地劝导人民抵制日货。最后由主席声明：本埠学界对于此次北京学界之义举深表同情，顾〔愿〕以一致的主张、持久的精神，相与勉励云。至五时半散会。[47]

5月16日由黄炎培主持的这次茶话会，展现出江苏省教育会领导全国教育界的自信及声望。[48]按这次南北大会师的集会上，参加者有北京教育部代表、京津学生联合会代表团、上海各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再加上东道主江苏省教育会，确是民国成立以来一次难得的学界盛会。考虑到1919年南北由对立而议和的时代背景，这一次盛会就更加引人瞩目了。而黄炎培作为茶会主席，无疑突显其领袖群伦的地位和能力。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南北学界会师的集会中，却不见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的身影，其中原因耐人寻思。

上海学联代表的缺席，隐约透露出省教育会与学联的微妙关系。不管是黄炎培未尝邀请上海学联代表出席，又或是学联代表不愿意参加茶会，都显示出江苏省教育会与上海学联的不同调。越到五四运动后期，这种“不同调”就越为明显，让上海的五四运动添加了复杂元素。而从上文提及这次会议的议决之一：“由会推举代表赴本埠学生联合会，通知得悉政府慰留蔡校长之命不日可下，罢课事可取消”一句话，在在说明：(1)黄炎培等人最为关心的是“挽蔡”。一旦北京政府同意挽留蔡元培，黄炎培等认定上海学生即无罢课之必要。(2)黄炎培等人以为，江苏省教育会派代表向上海学联解释后，学生应可同意取消罢课，孰料事情的后续发展却不在他们预料之中，这要留待另文再行交代。

另外，上面提到的5月16日南北学界会议展现出江苏省教育会领导全国教育界的威望，还可以从5月18日遍登上海各报章的一封公开信看出。信函由江苏省教育会署名，最末注明“代表教育界同人”。内文如下：

孑民先生赐鉴：敬启者，自公辞职离京，教育界同人，遍访行踪，不获消息。部辖各学校校长，遂相继辞职，学生全体罢课。各处复分电政府，请明令挽留，并维持大学。现挽留明令，业已颁发，各校长亦允暂任职，惟仍以公一人之去留为去留。公果坚辞，则教育界必发生绝大危险，亦此学术一线曙光，亦将绝灭。国家前途，更复何堪设想。敝会特代表教育同人，掬忱恳请我公顾念教育前途之重要，迅即回京任职，以慰众望。敝会因至今未得公出京后确实消息，特将此函送登各报，务希鉴此愚忱，慨允复职，并即赐复为幸。专此敬请道安。江苏省教育会代表教育界同人谨启。五月十八日。[49]

这封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无疑是5月16日会议上议决的“由会备函挽留蔡孑民先生”的行动化。是函除了表达“挽蔡”诚意之外，两度声明“江苏省教育会代表教育界同人”。耐人寻味的是，5月18日公开信在上海《民国日报》刊出，最末仅作：“江苏省教育会同人谨启”，被删去了“代表教育界同人”七个字。[50]再检该年5月31日《民国日报》刊出《告江苏省教育会》一文，则严词批评江苏省教育会，警告其“此后幸勿越俎妄为”，“苟尚有良心者，可用公等私人名义”云云。其中所言虽系他事，却不难窥知国民党人对江苏省教育会声明“代表教育界”之不满。[51]

若把五四时期上海《申报》和《民国日报》言论比较，还可以看出这两份报章的不同立场。这应与《民国日报》由国民党人邵力子、叶楚伧主持，对北京政府怀抱强烈敌意有关。[52]邵力子等人对五四事件的报导，以及对学生运动的支持，据说有来自孙中山的指示。[53]按《民国日报》编者对5月12至17日教育局势的报导，都冠上《黑暗势力与教育界全体搏战》的耸动标题，详细刊载北京各界挽蔡行动及电文，确实有煽动舆情的意图。相较之下，《申报》的报导温和许多，反映江苏省教育会的不同态度，也呼应着上海市民重视秩序的社会心理。黄炎培在清末虽然隶籍同盟会，与邵力子复属南洋特班生同学，同样师事蔡元培。惟辛亥至五四时期，黄炎培与邵力子、叶楚伧等关系疏远，在对待北京政府的立场上也有激进与温和之区别。五四时期，叶楚伧、邵力子等藉《民国日报》大力鼓动学生罢课，与《申报》立场大相径庭。但就“挽蔡”一事而论，沪上报章态度大体一致，对北洋政府都大表不满。

《民国日报》由叶楚伧、邵力子于1916年创办，是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重要宣传阵地。

话说回头，5月18日江苏省教育会“挽蔡”信函遍登上海报章之际，接下来攸关大局的事，即袁希涛密电至为关切的：“蔡公已否过沪？倘对于挽留一节，遽仍表示决绝，则风潮难息。”的确，上海学界能否寻得蔡元培，成功劝说蔡氏复职，是接下来人人关心的议题。

5月16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一则《蔡孑民先生来沪说》，记者报导说：

兹从某方面探得消息云，蔡先生已于昨日抵沪，惟寓处未悉。上海学界闻之，急欲一见，四出寻觅探访，迄未得其住址。[54]

根据蔡元培日记，蔡元培是翌日才抵达沪上。蔡氏日记1919年5月17日条下记述：

夜抵上海，寓法租界天主堂街密采里旅馆Hotel de France。[55]

可见《民国日报》消息不甚灵通，与蔡氏关系不很密近，惟编者对蔡元培的尊敬之情似出真诚。蔡元培抵达上海当天，《民国日报》刊出徐世昌挽蔡元培指令，特别加上一段按语：

按此令无一语慰劳劝勉，亦无一语根据全体学生之愿望。所谓挽留蔡校长之命令，盖如此如此，未知蔡校长能否为之屈留，一般学生又能否因之满意也。[56]

这样的按语无疑有煽动人心的嫌疑。不过，按语提到政府挽蔡令已下，若蔡元培不肯回任，教育大局将有崩坏的危险，倒非危言耸听之论。

5月18日，亦即江苏省教育会“代表教育界同人”挽蔡公开信遍登沪上报章当天，蔡元培日记中记述：

午前，蒋梦麟、黄任之、沈信卿、赵厚生来，商发一电于总统、总理、教育总长。[57]

蔡元培日记记事简略，到底蒋梦麟、黄炎培等人是如何访得蔡氏行踪？抑蔡元培看到公开信之后，主动邀约蒋、黄等人见面？5月17日蔡氏日记的一段纪录，为我们留下一点线索：

午后一时，到浦口，渡江到南京。三时登车，晤沈步洲、……赵厚生……。夜抵上海。[58]

赵厚生与蒋梦麟、黄炎培等人熟悉，可以推想蔡、赵同车抵达上海后，江苏省教育会很快得悉蔡氏下榻住址。5月18日蔡元培与蒋、黄、沈、赵等见面时，商议如何响应北京政府及日益扩大的学潮。最后，蔡元培日记中提到的发总统、总理、教育总长电报，即5月18日发出同意有条件复职电文，[59]该电由蒋梦麟亲手打出。[60]5月19日上海《申报》刊登蔡氏复职电文，并简要说明蔡氏回心转意的原委：

北京大学蔡孑民先生出走后，全国教育界震骇，四出寻觅行踪。昨日，知蔡先生业已莅沪，经沪教育界多方劝驾，请以全国教育为重，意已稍转。[61]

所谓“沪教育界多方劝驾”，指在黄炎培等人“以全国教育为重”的劝说下，蔡元培终于心意稍转，同意在北京政府“曲谅学生爱国愚诚，宽其既往”的条件下，回任北京大学校长。[62]蔡电发出后两天（5月20日），国务院及教育部袁希涛分别回电，表示欢迎蔡氏复职。[63]

总括“挽蔡”一役，从5月9日蔡元培辞职到5月18日抵达沪上，蔡元培都从未表示愿意回任，更尽量避免与教育界人士接触。这样子耽延下去，北京教育大局确实有崩坏的危险。5月18日黄炎培、沈恩孚、蒋梦麟等人与蔡元培的面商讨论，乃是促成蔡元培回任的关键。蔡元培与黄炎培、蒋梦麟交谊深厚，素有师生之谊，复共同参与清末革命。[64]今按蔡元培从辞职到回任的过程中，南方的黄、蒋，北方的汤（尔和）、马（叙伦），都出过大力，是蔡元培信赖及倚重的对象，这与彼此都参加过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大有关系。^[65]再加上五四前后江苏省教育会的庞大势力，已俨然成为全国教育界的龙头，足以抗衡北京教育部。黄炎培、沈恩孚等在辛亥前后的政治参与，也使他们熟稔与北京政府周旋之法。蔡元培与他们熟商对策，毋宁是符合情理的举动。更何况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即以江苏省教育会的支持为背景，双方在教育问题上颇有默契。在黄、蒋大力劝说下，蔡元培同意有条件复职。他们的共识是：及早恢复教育界原有状况。这个时候，北京及上海学生的罢课之举，反倒是令他们忧心不已的局面。

蔡元培同意回任的消息传出后，5月19日上海《时事新报》记载《京报》记者对袁希涛的访谈。袁氏在这次访谈中，公开表达“挽蔡”诚意，同时提及他对罢课的忧虑：

蔡君自此次风潮发生以来，连日奔走，十分劳顿。出京以后，当稍事休息，故即刻请其回京，恐做不到。但果校内秩序如常，学生依旧上课，则或有可请蔡君再来之希望。政府方面既已慰留蔡君，决不欲轻事更易，且亦甚难其人。外间所传，绝非足信，部中亦决不主张。[66]

袁希涛挽留蔡元培的诚意毋庸置疑。他在访谈中既是表达忧虑，也是借此劝告学生。因为5月19日北京学生已经发动总罢课，其原因是蔡元培辞职不返、教育总长人选变动，并不满政府对曹陆章的慰留态度。关于罢课问题及其后续发展，当时无人可以预卜，但袁希涛已感忧心忡忡，大有前途不知所届的惶然。

综括江苏省教育会在挽蔡事件中的表现，反映了他们政治手腕的纯熟。他们运用下列手段：(1)通过京中密电，策动南北配合，制定先后策略，谋定后动，反应机敏。(2)拍发电报，策动沪上舆论集体施压，形成全国挽蔡声浪。(3)与新成立的上海学生联合会配合，一急攻一劝告，演出“唱双簧”的挽蔡曲。(4)扮演沟通及调停南北朝野的角色，善于利用时机，连络各界人士，制造5月16日南北学界会师场面，突显出江苏省教育会的全国性领导地位，并把挽蔡舆论推向了最高峰。在挽蔡过程中，最大输家是北京政府，最大赢家是江苏省教育会。的确，该会同人在这一阶段中，不但维持住蔡元培的校长地位，更巧妙地制造出其不畏强权、为民喉舌的形象，在实质上及名声上均颇有收获。_（待续）

本文原载于《国史馆馆刊》，第43期（2015:3）。作者最新五四研究成果，见“东南集团与五四研究系列”首部曲《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2021）。

注释与参考文献：

编者注：此处“麻”与后文“咸”等电报结尾的单字是用于代替日期的韵目，这种纪日法被称为韵目代日。在电报流行的时代，由于电报按字收费，时人采用《平水韵》中的韵目指代日期以节省字数。如“马日事变”、“文夕大火”即为此例。

[1] 叶文心、吕芳上和桑兵的几部著作，阐述清末民初学生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不妨直接参考：Yeh Wen-Hsin, The Alienated Academ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北京：三联书店，1995）、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 2007年12月中旬，台湾私立东海大学、中正文教基金会主办“近代中国国家的型塑：领导人物与领导风格国际学术研讨会”，最后一个场次是围绕学术史展开。桑兵、陈以爱、王信凯分别从不同角度检视民初的“南北”问题，均从不同程度上修正了原有的论述框架，开启另一种民国史研究的视野。三文均收入：吕芳上主编《论民国时期领导精英》（香港：商务印书馆，2009）。

[3] 陈以爱，《“五四”前后的蔡元培与南北学界》，页336-361。

[4] 中文著作如：谷秀清《清末民初江苏省教育会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刘正伟《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此外，尚有学位论文：陈昀秀，《清末的江苏教育总会（1905-1911）》（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7）。Schwintzer Ernst P.：“Education to Save the Nation: Huang Yanpei and the Educational Reform Movement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Ph.D.,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92.

[5] 本文初稿在2009年5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当时所订题目是：“五四运动期间江苏省教育会的角色”。初稿发表之后，得见2009年出版的谷秀清《清末民初江苏省教育会研究》，该书第五章“江苏省教育会的政治参与”，作者特辟“五四运动与江苏省教育会”一节，“以1919年发生于北京而后波及到全国的五四运动为例，探讨江苏省教育会在此次风潮中的应对举措，以及采取此种措施的原因和影响”。惟该书引用史料太少，对一般五四研究论著亦未详参，自难全面评述江苏省教育会的角色。可参：谷秀清《清末民初江苏省教育会研究》，页209-227。

[6] 资料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页235-238、304-305。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严修年谱》，1919年5月7日条下（济南：齐鲁书社，1990），页415-416。

[7]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p.158-159.

[8] 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页289-290。

[9] 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页302。

[10] 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页259。

[11] 吕芳上，《“学阀”乎？“党化”乎？──民国十四年的东南大学学潮》，收入氏著，《民国史论》，中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3），页850。

[12] 刘正伟，《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页294-298、313-356。刘书论述详实，是一部值得参考的论著。

[13] 林辉峰，《“五四”运动中的“留蔡助蒋”再探》，《学术研究》，2007年11期（2007:11），页103-109。另参：陈辉峰，《马叙伦与民国教育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页88-92。

[14] 2009年5月北京“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马勇发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以”挽留蔡元培”为中心》，对袁希涛的角色略有论述。马文随后发表于《史林》，2009年第6期（2009:12），页110-119。

[15] 傅增湘，《藏园居士六十自述》，收入：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卷19-20（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页1351。

[16] 这方面的论述，详参：陈以爱，《“五四”前后的蔡元培与南北学界》，页336-361。

[17] 《异哉！解散北京大学之风传》，1919年5月7日北京《晨报》，版2。

[18] 1919年5月6日上海《申报》引“平和通信社”五日电。

[19] 《北京专电》，1919年5月6日上海《时事新报》，第1张版1。“章宗祥死”是误传。

[20] 《本社专电》，1919年5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版2。

[21] 《严修日记》编辑委员会编，《严修日记》，1919年5月7日条下，第4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页2260上。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3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页62。陈曾熹的上海五四运动史专著，也特别注意到江苏省教育会的动员力量。

[23] 《国民大会筹备纪事》，1919年5月7日上海《申报》，版10。

[24] 《省教育会电》，1919年5月7日上海《申报》，版10。Chen Joseph T.,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 The Making of a Social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Leiden : E.J.Brill, 1971),pp.76-78.

[25] 《吁请慎处学生维持大学电》，1919年5月7日上海《申报》，版10。

[26] 冷：《解散大学之无识》，1919年5月7日上海《申报》，版3。

[27] 张謇等东南人士从清末就注意掌握媒体制造舆论。可参：章开沅，《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收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页729-734。

[28] 辛亥以后，即有“清之亡，实亡于报馆”的时论。《陶湘致盛宣怀函》（1912.4.17），收入：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页340。

[29] 保罗．S．芮恩施着（Paul S. Reinsch），李抱宏、盛震溯译，《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页285。

[30] 黄炎培，《史量才先生之生平》，《人文月刊》，第5卷第10期（1934:12），页1。

[31] 黄炎培指出：“惟时人才云集，而思虑之锐敏，治理之精核，独推先生”。黄炎培，《史量才先生之生平》，页1。

[32] 黄炎培，《史量才先生之生平》，页1。

[33]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上册（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页423、529。史量才与黄炎培交谊深厚，外界传说史氏在1934年被刺而死，与黄、史交谊有关。倪波等，《江苏报刊编辑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页383-384。黄炎培自传证实了这一传闻。参见：黄炎培，《八十年来》（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页93-94。近年刊行的《黄炎培日记》，也极多黄、史交往纪录。

[34] 黄炎培，《史量才先生之生平》，页1。

[35] 陈昀秀，《清末的江苏教育总会（1905-1911）》，页59。

[36]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128.

[37] 5月9日上海《时事新报》报导：“本埠省教育会得教育次长袁观澜来电（八日下午七时到），亦云学生开释，各校照常开课云云。”《北京专电》，1919年5月9日上海《时事新报》，第1张版1。

[38] 《挽留北京大学校长电》，1919年5月13日上海《申报》，版10。

[39] 《学生联合会电》，1919年5月13日上海《申报》，版10。

[40] 1919年5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就同时刊出两电，冠以《挽留蔡校长之公意》的标题，版10。

[41] 袁希涛，《致胡家祺密电稿》（1919.5.13），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页235-236。

[42] 《黑暗势力与教育界全体搏战》，1919年5月16日上海《民国日报》，版6。

[43] 《学生联合会第二次宣言》，1919年5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版10。

[44] 《关于挽留蔡校长之消息》，1919年5月17日上海《申报》，版10。

[45] 袁希涛，《致黄炎培密电稿》（1919.5.15），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页236。

[46] 袁希涛，《致黄炎培密电稿》（1919.5.15），页236。

[47] 《关于挽留蔡校长之消息》，1919年5月17日上海《申报》，版10。

[48] 5月16日，全国报界联合会另开会欢迎京津及留日学生代表。《报界欢迎学生代表团》，1919年5月18日上海《申报》，版10。

[49] 《挽留蔡校长之函稿》，1919年5月18日上海《申报》，版10。

[50] 此外，《民国日报》误植信函日期为“五月十九日”。《恳请蔡孑民先生回校》，1919年5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版10。

[51] 孙镜亚，《告江苏省教育会》，1919年5月31日上海《民国日报》，版12。

[52] 国民党人对五四学生运动的态度及他们涉入这场运动的方式，参考：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响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页24-40。

[53]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1919年5月6日条下，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页1172-1173。

[54] 《蔡孑民先生来沪说》，1919年5月16日上海《民国日报》，页2。

[55] 蔡元培，《日记》，收入：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6卷，页71。

[56] 《请看徐世昌之命令》，1919年5月17日上海《民国日报》，版6。

[57] 蔡元培，《日记》，页72。

[58] 蔡元培，《日记》，页71。

[59] 《蔡元培自沪至京电》，1919年5月19日上海《申报》，版10。高平叔等编注的《蔡元培书信集》，误系蔡元培电于5月20日。高平叔等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页415。

[60] 蒋梦麟，《致胡适函》（1919.5.24），收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9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页417。

[61] 《蔡元培自沪致京电》，1919年5月19日上海《申报》，版10。

[62] 《蔡元培自沪致京电》， 版10。

[63] 《院部复蔡元培电》，1919年5月22日上海《申报》，版11。

[64] 蒋梦麟，《西潮》（香港：磨剑堂，1960），页83-86。

[65] 汤、马参与革命的记述，参见：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页15-35。黄、蒋、汤、马在挽蔡中的角色，可参：陈以爱，《”五四”前后的蔡元培与南北学界》，页336-361。陈辉峰，《”五四”运动中的”留蔡助蒋”再探》，页103-109。

[66] 《教育总长与各校〔长〕之去留》，1919年5月19日上海《时事新报》，第2张版1。

编辑 丨赵逸洲

审核 丨王楠、侯俊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