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陈以爱： 五四运动初期江苏省教育会的南北策略（下）

文 / 陈以爱

台湾私立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5月18日蔡元培同意复职之后，江苏省教育会的下一步策略是要促成教育总长傅增湘回任。傅增湘径行辞职出京之日，在5月11日下午。当天，次长袁希涛立即派部员赴天津挽留。[1]不过，记者敏锐地发现教育部慰留辞职诸人中，“对于蔡校长则特别派员赴沪劝驾”，[2]其态度较挽留傅总长似更加积极。的确，检视袁希涛发往上海的密电，5月15日前未有一语涉及教育总长问题，其中原因颇费人寻思。不过，5月7日及5月15日的两通袁电都询及严修动向，可能是寄望严修返北调停局面，以缓和来自安福系的压力。但傅增湘本人辞意甚坚，5月15日北京政府终于下令免去傅氏职务。这时候，谁将接任教育总长顿时成为敏感话题。5月16日，政府传出参议院副议长田应璜将出掌教育部消息，[3]京沪学界马上作出迅速而强烈的反应。到底田应璜何许人也？这一人事案会为何引起轩然大波，江苏省教育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又是甚么？

田应璜（1866年－1927年），字子琮。山西省大同府浑源州人。历任山西都督府高等顾问兼民政事务处协理、护理山西归绥观察使、清史馆校勘兼协修。在安福国会中担任副议长。图据Who's Who in China（《中国名人录》）。

据上海《申报》报导，曾任山西大学堂监督的田应璜被提名为教育总长，是大总统徐世昌的主张。[4]田应璜为北京安福俱乐部成员，被外界视为北方武治派段祺瑞的拥护者。[5]因此，这一人事案提出，立即引发京沪学界强烈抗议。5月18日北京《晨报》报导：

政府提出田应璜任教育总长业已决定，闻众院决定于星期一投票，预计两院均可通过。……又闻田任教育后，次长袁希涛可望仍就云云。

北京学界及各校学生昨日得此消息，复联合集合，仍主张挽留傅总长及蔡校长，间接否认田氏为教育总长云。[6]

5月17日北京学界集会中，有人提出全体罢课之主张，5月18日北京《晨报》报导：

昨日学界忽又呈危险之现象，其原因由于傅总长、蔡校长至今尚未挽留返京，昨日学界全体又开会议，有主张全体罢课者，最后决定向政府提出严重条件数项，如政府不予正式答复，则举行罢课。其条件：（一）切实挽留蔡校长（一）教育总长不与更动（一）准许学生自由集会（一）惩办曹汝霖数项，大约今日或明日提出云云。[7]

当时，北京各校教职员及学生在留傅、挽蔡、拒田等事上，大体立场一致，只是在手段方面，部分教职员对学生的罢课之议，抱审慎而迟疑的态度。

5月19日北京《晨报》却传出进一步消息，直指安福系对教育总长、次长、乃至各高校校长人选，有一一更换的打算。《晨报》说：

政府徇安福部之要求，提出田应璜为教育总长一节，已两纪前报。兹闻该案提出后，安福部日前开会，本议定于本星期二在众议院投票，乃政府又听各方面之言，皆以田氏资格不足为教育总长。果见任命，学界风潮有不可设想者。且国家历年辛苦经营之教育，断不宜如此徇一派之私利，而以教育为牺牲，故日昨当局对于此事大起迟疑之念。然案已提出，无可转圜，不得已，遂以修正为经由，向众议院撤回原案，安福部力持不可。其结果闻关于次长问题，两方恐须经一番之磋商。原来安福部一派所拟之次长为黄云鹏。黄氏对人则言，己必不就，并推荐吴文瀚充选。然己未俱乐部则对于黄、〔吴〕均不同意，谓须以己未派之陈某、黄某代之。此条件如不成立，则撤回之说仍不能打消。总之，自教育总长易人问题发生之后，教育界（指行政及学校学生各方面而言）陡呈杌隍不安之理象。昨日且盛传安福部已内定以胡钧为大学校长，及某某为某校某校校长者，此说果确，教育界真从兹多事矣。[8]

安福系是北洋政府期间依附于皖系军阀的一个政治派系，因其俱乐部位于安福胡同而得名。由其把持的国会被时人戏称为“安福国会”。图为徐世昌就职后与该任政府的合影。

依据《晨报》报导，则田应璜案提出之后，教育总长、教育次长、北京各校校长人选都将出现异动。而国会中抵制安福派的己未俱乐部，另拟有次长人选。其时道路传闻甚多，却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一旦田应璜出任总长，教育大局有全面翻动的危险。

北京学生为此酝酿更为激烈的罢课风潮。5月18日北京十八校学生联合会公决：5月19日学生全体总罢课。5月19日《晨报》报导：

昨据某方面消息，各校昨日复开联合大会，由专门十八校公决19日一致罢课。……至其罢课之理由，各方传说不一。综厥大要，不外下列数端：（一）政府未表示山东问题不签字之明决态度，无对外之决心。（二）政府对于某某等极力称许，对于傅、蔡诸公则相反，近且有离奇更换之主张，危及教育界之基础。（三）政府对于留东学生之被捕而不问，北京学生之呼号而不期，反下令禁止学生集会、言论及发行印刷品之自由。是以学生无可再忍，取罢课之手段代最后之要求及运动，且望全国一致赞助云云。[9]

5月18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写定《罢课宣言》及《上大总统书》，强烈表达挽蔡、留傅的要求：

教育总长傅公、大学校长蔡公，学问道德中外推重。近来教育界有发皇振励之气，皆分二公之赐。而傅公则无端免职，蔡公则被迫远引，以致各校校长联翩辞职。日内复盛传政府将以品卑学陋之田应璜继傅公之后，似此摧残教育，国家之元气可伤。[10]

由于挽蔡、留傅及其他要求而发动的学生总罢课，对后续全国性学生运动有决定性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北京学界留傅拒田的巨大声浪中，《晨报》不断推波助澜。例如5月20日《晨报》引用中美通讯社的消息，刊登不利田应璜的报导，又指安福派将包揽教育：

中美通信社消息云：昨日学界之罢课行动，虽对外的关系，而对于田应璜之反感，亦其一端。前晚高等师范学校曾开紧急会议，以田应璜继长教育问题，付之讨论。因闻安福部欲统一全国教育，凡有反对彼系者，即加以摧残。如北京大学之校长，已预定以被大学驱逐之胡钧继任，即为个人报复之计。又以田氏鸦片烟瘾甚大，以长教育，尤不足以表率群伦。故今日各校一律罢课，因之而益坚其志。[11]

同日《晨报》报导：一旦田氏就职，次长袁希涛去职为势所必然：

教育总长尚未通过于两院，而教育次长已纷纷拟定有人。昨报所纪代黄云鹏、吴文瀚两人外，闻己未俱乐部亦拟有人，即程克是也。总之，田氏若能通过，袁希涛无论如何必站不住耳。[12]

袁希涛从1915年以来始终担任教育次长一职；袁若去职，再加上蔡元培辞职，江苏省教育会在北京顿失台柱，其对教育大局的经营内局，一下子将退回长江流域。

了解到这样的背景，再考察上海学界对田应璜案的反应，就可以有更深入的认识。5月16日，即傅增湘被免职的消息发布翌日，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即南洋公学）校长、江苏省教育会前会长唐文治，致电徐世昌大总统，强烈表达“留傅”之意：

北京学潮，群情愤激。……上海学、商界全体激昂，恐酿不测之祸，祈速定办法，明白宣布，并请速留傅部长、蔡校长。[13]

两天后，钱能训总理专电回复唐文治：

傅部长辞职，业经多次慰留，乃其意甚坚，且已出京远引，部务未便久悬，不得已始允其请。蔡校长已有指令批留矣。[14]

这是表示留傅难以达成，挽蔡却为政府确认之政策，看来政府已有更易教育总长的决心。

就社会团体来说，上海江苏省教育会于5月18日发出留傅电文，是最先发难的沪上团体。5月18日、19日报章刊出江、浙两省教育会致府院电文：

傅总长主持教育，夙孚众望。此次京校风潮，苦心周旋，幸免激动全国，所全尤大。顷闻免职，学界震骇，乞收回成命，以维人心。[15]

5月20日上海学生联合会也发出致府院通电，措辞更为强硬：

读前日照准教育总长傅增湘辞职命令，不胜骇异。查此次傅总长因学潮引咎辞职，系属个人问题，政府不应听其去职，望速收回成命，以慰众望，否则全国学界，恐将群起反抗，政府不能辞其咎也。[16]

江苏省教育会与上海学生联合会先后发出的通电，在5月17-20日遍登沪上报章，引领着全国舆论的方向。

不仅如此，上海学联发出上述通电之际，同时发动学生总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的抗议行动。当时在罢课问题上，江苏省教育会与上海学联态度不同，在“留傅”问题上却再度达成默契。5月21日江苏省教育会发出致政府通电，呼应上海学联前一天发出的通电：

自报载京校学生，为争总长易人问题罢课后，舆情非常激昂，时沪校各生自行集议，誓与京校一致行动，本会再四劝止，但允暂缓三日，听候明令。万一各地踵起，不惟教育前途危险，恐全局因此瓦解……。本会前与浙教育会窥见动机，曾于巧日〔18日〕电达府院，特再沥陈，迫切待命。江苏省教育会。马。[17]

细按江苏省教育会的马电，他们特别突显“争总长易人问题”的严重性。这是该会的一贯技巧，以“一次集中火力攻一点”的方式，意图迫使北京政府在总长问题上让步。

至江苏省教育会要角蒋梦麟主编的《新教育》杂志，更措词尖锐地痛斥安福派，指其有心摧残教育部。蒋梦麟的笔调辛辣：

某部某派，利用机会，欲将北京全体学生之举动，加罪于北京大学。将新学势力，根本推倒。教育部本为闲散之部，政客素不注意，待学生事出，始知青年学生，手无寸铁，竟敢与赫赫大员宣战，若不将教育部拿在手中，用其全力扫除新学，则真理昌明，魔鬼将无立足之地。力主公道之傅总长，于是被逼出走，而某派某部，手舞足蹈，以为此后全国教育中枢，将为彼囊中之物。群小弄权，加祸于我山东圣地，犹以为未足，而必欲加祸于全国青年。……人心未死，必有以报诸公断送圣地之鸿恩，摧残教育之大惠也。[18]

可见教育总长易人问题，深深刺激江苏省教育会的神经。这次该会要角全员出动，有人进攻、有人防堵，竭其全力抵制安福系占据教育部的企图。

5月21日江苏省教育会发出致北京府院部电文之际，也致电南京江苏督军李纯、江苏省长齐耀琳，强调“总长易人”将导致严重后果：

自报载北京各校，为争总长易人等问题罢课后，上海人心非常激昂。昨各校学生自行集议，誓与京校一致行动，决于明日起罢课。敝会同人将往力阻苦劝，仅允暂缓三日，如京校要求无效，一律实行。查学生罢课，不惟妨碍学业，且恐影响地方秩序。此时潮流所激，断难强制，万一各地方踵起，必至牵动全局。销弭之计，惟在政府有俯顺舆情之表示。务恳迅电中央，力陈危状，迫切待命。江苏省教育会。马。[19]

江苏省教育会在五四运动期间施展手段，运用各方力量同北洋政府暗中角力。图为1919年5月27日江苏省教育会向江苏督军李纯、江苏省长齐耀琳发出的另一份公电。

这通电文是欲借李、齐之力向北京政府施压。观上述电文同样聚焦于“总长易人”，细心人不难从字里行间体会到发电者的用心所在。

同日，江苏省教育会的前后两任会长唐文治、张謇，同时发出反对田应璜掌教育部之通电，为的是造成舆论压力。唐电说：

上海各校学生，纷纷集议，将随京校一律罢课。经省教育会及各校长竭力劝阻，始各回校暂行上课，而激愤之心，益趋极点。查诸生疑虑要端，因京校学生案尚交法庭候讯，且总长易人，尤恐危及教育全局。现值和平会议尚未告成，可否缓提总长，以释群疑。至京校候讯各生，万恳谅其爱国热忱，勿加苛责，事机迫切，乞赐电覆。唐文治。马。[20]

张謇发出的致大总统徐世昌电文，措辞更加尖锐而强硬，表达他对：(1)青岛问题；(2)教育总长人选的看法。张电表达：

青岛问题，举国愤慨！报章揭露，事实了然。罪之所构，在军人议员；而狱之所归，在政府。……乞公讯电巴黎专使，严令决勿签字。……

再教育总长已去职，报载将有安福派继长教育之说。安福何派？派有何人？江海野人，无暇闻此。惟闻前此出钱收买议员，即此派人；则扫荡国人之廉耻者，此派人也！扇播政争之酷毒者，亦此派人也。若以此派人主持教育，岂将夷全国于牛马襟裾之列乎？抑将熏学子以犬豖盲躁之臊也。全国学生正当盛气之时，此令若颁，一波又起，未必谅政府之应酬党派为不得已也。……[21]

张謇是清季民初教育界重要人物，诚如五四时期北京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所说：

清季负海内教育家之重望者，南曰张謇，北曰严〔修〕，此确论也。[22]

北严南张，在全国教育界负有重望。惟张謇在清末初民政治界、实业界的影响力，远非严修所能比拟。[23]张謇、唐文治通电反对田应璜，直接点名痛斥安福派，对徐世昌政府造成舆论压力，表明江苏省教育会抵制安福派染指教育部的坚决态度。

5月22日北京《晨报》报导：5月21日下午钱能训总理与北京二十二校校长谈话时，针对学生上总统呈文六点逐一响应，在谈及教育总长问题时，钱能训表示：

蔡孑民已允回京，国务院并有电催促之矣。傅〔增湘〕决不干，田应璜之教育总长，政府决定收回提案，断无投票之事，一时只得由袁次长暂行代理。[24]

蔡回田消，是钱能训政府向舆论的一大让步，田应璜案从此告一段落。此后虽微有波澜，终究未让田案通过。[25]这一次撤销田应璜任命案，可以视为江苏省教育会的胜利。在江苏省教育会的有效运作下，南北学界成功抵制安福系接掌教育部，并稳住蔡元培校长的地位，可见该会成员手腕之一斑。

5月21日，即钱能训内阁撤回田案当天，袁希涛从北京密电报告上海黄炎培：

今日政府已声明撤回田教长之同意案。特密闻。[26]

值得注意的是，5月29日上海《民国日报》的一则报导，隐约透露出袁希涛在“拒田”一案中的微妙角色：

闻袁氏从前反对田应璜长教育甚力，近颇觊觎总长一席……。[27]

细按田应璜案消息传出后，京沪学界、报界传闻极多，多谓教育大局将全盘翻动，似出于有心人煽动。到底袁希涛是否如《民国日报》所说“觊觎总长一席”，或许不无疑问；但袁氏“反对田应璜长教育甚力”，则不必怀疑。田案虽然撤回，钱能训政府却不愿把袁希涛升任总长，5月30日上海《时事新报》报导：

教育总长一席，近有以袁希涛升任之说，当轴绝对否认。又因政府内部之关系，本问题暂时搁置。闻安福派方面亦有此种觉悟，不再以此为问题云。[28]

江苏省教育会及安福系的这次势力拉锯，暂时以袁希涛代理部务作结，等待下一场风暴来临。

总括5月16至5月21日“留傅拒田”一役，北方安福系与南方江苏省教育会短兵相接，电报竞出，是五四期间十分精采的一幕。就安福系来看，他们提名田应璜出任教育总长，想改变教育部长期由江苏省教育会掌控的模式，不料铩羽而归。就江苏省教育会的观点看，他们经过苦心经营，终于渐渐把势力拓展到北方，自然不甘心把教育大权拱手让与安福系。于是，5月9日以后陆续上演挽蔡、留傅、拒田的连场好戏。尤其拒田一役，唐文治、张謇两位大佬披挂上阵，策动舆论呼应，逼使北京政府不敢任命田应璜为总长。乍看之下，这一幕南北对峙及角力，以江苏省教育会获得胜利告终。不过，该会以上驷对下驷，皇牌尽出，却也使北京政府提高警觉，恐不能算全面赢得这场战事。

前文叙述五四事件爆发之后，江苏省教育会面临教育大局的诡谲变化，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机敏应对，展现出该会同人的政治手腕。此外，五四高潮中发生的一段插曲，也透露江苏省教育会同人的雄图大略，以及其对北京教育界的影响力，实远远超出一般人的认知。

1919年5月22日，也就是“田消蔡回”消息确定后翌日，一封由上海黄炎培、沈恩孚、蒋梦麟寄给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信函，全面透露江苏省教育会在“挽蔡”、“留傅”、“拒田”等事上的涉入程度，以及他们在教育方面的全国性布局。兹抄录全文如下：

孑公现已离沪返乡。回校任职事，孑公已允。此事若不另生枝节，大学可望回复原状。留傅事，江、浙两省教育会首先发难，上海学界留蔡后，亦复争留傅。北京学生宣言已到，大为国人所许可。杜威先生来函，劝“忽馁气，此为唤兴国民潜力好机会”。加〔哥〕伦比亚已允给假，大学如散，上海同人当集万金聘之。大概大学不至于解散，因蔡既允复职（孑公以不办学生为复职条件，政府已明示，孑公不得不复职矣），田当亦不敢长教育（京讯政府已撤回任田同意案）。现在所争持者为青岛不签约及斥罢祸首二条，且看结果如何？孑公在沪时每日相见，此公仍抱积极精神，转告同志。

南方预备如左：

（一）同人所最希望者，为大学不散，孑公自仍复职。同人当竭全力办南京大学〔按：即后来之东南大学〕，有孑公在京帮助，事较易。办事后渐将北京新派移南，将北京大学让与旧派，任他们去讲老话（亦是好的），十年二十年后大家比比优劣。〔黄炎培眉批：此亦是一句话，但弟意北方亦要占据，且逆料旧派无组织之能力也。炎。沈恩孚眉批：此时未打败仗，万无退回老巢之理。孚。〕况巴黎来电赔款有望，南洋富商亦可捐数百万金，办大学藏书楼、中央试验室及译书院。此事如孑公在京，必多助力，故望诸君设法维持大学，以为孑公返职地步。

（二）如北京大学不幸散了，同人当在南组织机关，办编译局及大学一二年级，卷土重来，其经费当以捐募集之（炎、麟当赴南洋一行，《新教育》可请兄及诸君代编）。杜威如在沪演讲，则可兼授新大学。

总而言之，南方大学必须组织，以为后来之大本营，因将来北京还有风潮，人人知之。大学情形请时时告我，当转达孑公。诸君万勿抱消极主义，全国人心正在此时复活，后来希望正大也。请乞密告同志。[29]

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信

（为保持信件原貌，请按照自右向左的顺序滑动查看）

这封5月22日寄出的信函，说明江苏省教育会在五四时期的南北布局。这班人野心之大、筹划之密、组织力之强、集资能力之厚、政治手腕之纯熟，在挽蔡、留傅、拒田、唤醒国民的过程中，着着南北呼应，其眼光本不局限于长江下游一带。他们制定的策略是：“据南占北”。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是他们的重要布局之一，为了促成在南方设立一所新大学。不料五四事件导致蔡元培辞职，北京教育局面一时陷入混乱状态，黄炎培等尽力修补，以期减轻事件的冲击性。同时，1919年5月蒋梦麟主编的《新教育》上，从人口分布，鼓吹“南方当急立大学”。[30]这些动作意在显示江苏省教育会同人对于赶紧在南方设立一个“大本营”，确实有其固定的时程表，以求稳固拓展他们的势力。

不过，黄炎培等人也考虑到北方局面若持续混乱，不排除把北京大学迁到上海。细按上海报章可知，五四事件发生后不久，这班南方人士就有把北大迁移的打算。5月13日，一位署名“狄山”者投稿上海《时事新报》呼吁：

由全国教育界在南方共同组织一完全大学，即请蔡先生主持其事，俾京校学生迁而至南。其校中经费，由各省教育界公摊。此不特可以维持吾国学术界之一线生机，或更可因不受政潮鼓荡之故，思想上之刷新，愈增其速力。

咳！东南大学之设置，即无蔡校长之去职，即无解散北京大学之消息，亦已刻不容缓了。[31]

5月23日，《时事新报》刊登上海学联评议会成员潘公展的《组织东南大学》，也透露出黄炎培筹划南方大学的计划。潘公展指出：

自学界怒潮风起云涌起来，国人鉴于政府之存心摧残教育，群有组织东南大学之谋。而北京大学学生苟自行解散，则其最后之目的亦在于是。查组织大学之议案，已经学生联合会评议部公决实行，一俟有相当之时机，即出面请愿于教育界及各界热心公益之团体，此固无庸为讳者也。抑吾又闻之黄任之先生之言曰：“组织东南大学，即无北京学界之风潮亦已刻不容缓，苟北京大学而终至于解散，则此举尤为当务之急。况鄙人此番由南洋回沪，已稍有头绪可寻，总当尽其力之所能至以维持教育一线之新机。”然则组织东南大学已为当世识者所公认，不独一二人之私言也。[32]

可见组织南方大学是上海学界的普遍要求，潘公展的话也透露出此时黄炎培有组织新大学的具体计划，且以此意对外说明，以期达到凝聚及引导舆论的效果。

潘公展上文中有一句话，提及“北京大学学生苟自行解散”，其最后之目的亦在组织东南大学一事，是很值得留意的讯息。5月21日潘公展尚有一篇《敬告上海学生联合会》刊《时事新报》，其中透露：

考北京学生罢课之后，尚有“自行解散”之法。解散之后，尚有“南迁重组”之法。按步就班，有条不紊。[33]

这里说明北京（北大）学生的一连串罢课行动，本存在长远而积极的南迁计划，绝非消极罢课而已。不过，由“罢课”而“自行解散”再到“南迁重组”，若无南方人士支持乃至主动献策，恐怕是难以想象的事。由此我们可以推想：五四时期南北教育界的连系之深，远远超出一般人的认知。若论江苏省教育会的地位，则黄炎培等在北京学校“南迁重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毋庸置疑的事。5月22日蒋梦麟等寄给胡适的信函，便是一个确凿的证据。

因北京局面为关键所系，蒋梦麟等寄出信函后两天，忍不住再发信给胡适，追问北大内外情形：

久不得来书，想忙得很。……照你看来，大学究竟能否保存？照我的意思，如能委曲求全，终以保全大学为是。因为我们的第一条办法是比较的好一点儿。如你看来，大学有不能保存之势，也要早些写信给我，我们可以早些儿预备你们来上海。……大学内部怎么样？教授会进行如何？要你对我说，我好讲给蔡先生听听。我们两种办法，你有何意见？[34]

蒋函表明江苏省教育会对北大准备了两套方案，上策为“保全北大”，下策为把北大新派移南。因为胡适迟迟未覆，蒋梦麟两天后又去信追问：

久没有你通消息，记念得狠。……大学现状给我讲讲。千万千万，我实在记念杀了。[35]

到底北大内部情形如何？胡适等人是否确有南迁计划？胡适迟迟不回信的原因何在？

翻阅北大资深教授沈尹默的回忆文字《我与北大》，其中一段记载与蒋梦麟信函恰可印证。沈尹默说：

五四运动时，胡适以“革命”为幌子，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有一天，我和幼渔、玄同、士远、大齐等人正在商量事情时，胡适、罗家伦、傅斯年进来说：“我们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租界上去，不受政府控制。”我们回答说：“这件事太大了，要商量。”罗家伦和傅斯年接着说：“搬上海，要选择哪些教员、哪些学生可以去，哪些不要他们去。”我们一听，这是拆伙的打算，不能同意。因为弄得不好，北大就会分裂，会垮台。于是决定在第二天早上七时开评议会讨论。开会之前，我们要沈士远去看胡适，告诉他，搬上海，我们不能同意。评议会讨论的结果是不同意迁上海。胡适就来找我，他说：“以后北大有甚么事情，你负责！”我说：“当然要负责，不能拆北大的台。”[36]

沈尹默的上述回忆，不知何故过去鲜少获得研究者注意，也几乎不见北大校史征引。[37]或许人们以为沈文写于1950年代，当时正值“批胡”高潮，沈氏与胡适复有多年宿怨，故对其回忆不予相信。但沈尹默的回忆文字，与蒋梦麟信函所述相互印证。其中提及罗家伦、傅斯年的段落，又与蒋梦麟上函所言“新派移南”想法吻合。大抵胡适收到蒋函后，随即与他最亲近的几个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商议，正式建议把北大迁到南方，不料此议未能获得沈尹默等资深教员支持。

翻阅另一位北大资深教员马叙伦的回忆录《我在六十岁以前》，其中也提到五四时期北大有南迁的计划，可以补足沈尹默文所未交代的细节。马叙伦写道：

“五四运动”风潮高涨的时候，我是每日从早晨八时到六时，有时直到八时以后，都在沙滩北大第一院（文学院）三楼临街中间一间教员休息室呆守着，为了保持各方面的接触。有一日，我已回家晚饭，忽然得到电话，是休息室工友打来，叫我去开会。我想，有甚么会？向来有会，我总事前接洽的，这是甚么会？但是不好不去。到了第一院问起工友，他只对我说：“东屋里开会啦，有人在签名啦”，我过东屋去一看，长桌上摆了一本簿子，写着：“北大迁往上海，老师同学愿去的请签名。”（原文记不清了，这是大概文句。）果然，已有教员学生签上几个名字，我还记得有“五四运动”的“巨子”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的大名。我想，这真怪事！是甚么人的主张？我便退回休息室，且看动静。一忽儿刘文典先生来了，他说：“开会？”我说：“不知道，不过你可以往东屋里看一看。”他听我的话有点蹊跷，一看便来问我：“你看怎样？”我说：“我们不是要奋斗？奋斗是要在黑暗里的。”他转身便走。第二日，他来告诉我：“昨晚我把你说的话告诉了独秀，他说：‘你的话很对。’他已把傅斯年、罗家伦叫去训了一顿。”果然，这件事算就此不提了。[38]

马叙伦的回忆提及傅斯年、罗家伦，与沈尹默的说法相合。大约南迁一事，傅、罗是学生辈的支持者。傅、罗背后，则有胡适与蒋梦麟等的默契。但南迁计划未获资深教授沈尹默、马叙伦、陈独秀等支持，卒未见诸实行。沈尹默等强烈反对南迁，一方面或许是恐怕北大因此垮台，另一方面或许担心他们从此失却对北大的控制。

在诸多意见分歧中，6月间北京传出傅斯年、罗家伦受安福部收买的消息，此一说法且透过各报馆的网络传到南方。胡适为此而出面辟谣，在《每周评论》上驳斥：

自学生爱国运动发生以来，有人造出一种谣言，说北大的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去了。上海有一家大报的驻京访员竟把这种谣言用专电传出去！……我们正式回答他们：“安福部是个甚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39]

傅、罗被传为安福部收买的消息，夹杂了新旧文学阵营对立的情绪。其实，胡适、傅斯年和罗家伦主张北大南迁，主要是想保存北大、继续推动文化运动。在他们看来，保存北大比争外交问题重要，江苏省教育会中人与他们看法一致，且提供北大南迁的方案。然而，傅、罗之建议，或许被爱护北大者疑心他们被人收买。当时，蒋梦麟还去信安慰傅斯年，[40]此举或即江苏省教育会为此方案幕后支持者之旁证。

总括来看，江苏省教育会对教育发展极其重视，他们在五四运动中积极筹建南方大学，甚至一度考虑协助北京大学南迁。而胡适与蒋梦麟的私交，使他承担起连系南北学界的角色。总之，这一次未能实现的北大南迁计划，很能说明江苏省教育会的全国性眼光，以及南北新派人物的微妙连系。

回来说到5月23日，当黄炎培、蒋梦麟等为“田消蔡回”的消息大感振奋之际，袁希涛密电中提到北京局势却愈来愈令人忧心：

自政府声明撤回田某同意案后，学生复以惩办曹陆问题一致罢课。……将有不能维持之势。至惩办曹陆问题，政府因各方面关系，于事实上亦不能照办。学生此次要求目的，既难达到，而妨碍秩序之事实，又复迭生。则外省言论上之鼓吹，此时似宜相机注意，以免青年热度沸腾，至不可收拾之地位。特此密告。[41]

袁希涛密电所谓“外省言论上之鼓吹，此时似宜相机注意”，是一个确凿的证据，说明袁希涛与南方暗通消息。袁、黄等发动“外省言论上之鼓吹”，欲利用舆论压力迫使北京政府让步。但舆论上的热烈鼓吹，也造成学生心理上的激荡。5月19日北京学生全体罢课，要求政府答复学生六项要求，否则不肯复课。然而，5月23日袁希涛电表明，南方黄炎培等人期盼的“青岛不签约及斥罢祸首二条”，北京政府实际上无法办到，而此时学生行动日趋激烈，已不是袁希涛或任何人“抑制”得来的了。

在京、津、沪学生相继罢课下，袁希涛蹈入进退两难之困境，5月25日上海《申报》报导：

昨日（二十二）午后三时，教育次长袁希涛亲至北京大学召集专门以上各学校校长为再度之疏通，届时到会者除私立学校校长全体到会外，各官立学校校长无一与会者。（缘官立专门校长因前日疏通无效，觉此事毫无办法，昨已第二度提出辞呈……。）时至下午三时半，袁次长同各私立校长及警备司令部虞处长……同出席于学生联合会。该会是日只有各校学生代表六十三人，先由中国大学校长姚君询问学生联合会现已议有办法否？次虞君演说。次袁次长演说，略谓：中国教育基础之危险，万不可使其再陷于摇动之地位，望学生务以顾全大局、保持国家元气为重，故仍望即日上课。又演说团一层，诸生本为提倡民气起见，政府对于学生爱国热诚极能谅解，惟地面秩序万一因此发生问题，则爱国反以害国，尤望即日停止游行讲演，以防危险云云，说至此声泪俱下。

袁次长演说毕，与各校长及虞君同退出，俟学生自行商议，及六时半，复入会场询学生所议之结果。学生仍坚持非惩办国贼之目的达到，决不上课。至讲演一层，曲谅政府苦衷，暂行停止，俟定有稳妥办法再行出演。散会时，钟已七下，各学生皆大呼中华民国万岁，声闻户外。袁次长回部之后，即拟定自行辞职，谓事势如此，实无转圜妙策。[42]

袁希涛夹在政府和学生之间的无力和无奈，在报导中有极为详细的描述。局势发展至此，袁希涛只有辞职一途。

5月25日，大总统徐世昌忽然下达严厉指令，要北京及京外长官应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同日，教育部下令各校校长会同教职员于三日内督率学生一律上课。[43]这时候袁希涛的若干表现，颇令外界有所讥议。上海《民国日报》引述中美通信社消息：

日昨国务院开会讨论对待学生办法，警察总监吴炳湘、步军统领王怀庆、教育次长袁希涛等皆列席。袁希涛自告奋勇，谓限学生于三日内一律上课，否则重惩。闻袁氏从前反对田应璜长教长甚力，近颇觊觎总长一席，甘心折节以媚武人而压学生，识者莫不鄙之。[44]

中美通信社具美方背景，对北京政府不很友善。[45]惟该报导提及袁希涛主动建议限期上课，则有一定的根据，倒不是出于恶意杜撰。[46]细按袁希涛的三日上课限令，原拟促成学生上课，以免教育局面失控，反给予政府干涉的借口。

然而，北京学生面对上课限令，仍坚拒让步。5月31日上海《申报》报导学生的态度：

自教育部于二十五日训令北京大学等二十三校及京师学务局所辖学校限三日内一律照常上课后，各校校长并教员于二十七日会集前往教育部面晤袁次长，商议维持学校办法。当时袁次长依照前项训令，限学生于三日内上课。各校长遂即本袁次长意见，各回本校向学生方面宣布。于是北京大学、高等师范等二十余校代表，二十八日特在高等师范风雨操场会议，讨论对待教育部限令三日内一律上课之办法。各校代表公同决定：自明日（二十九日）起继续罢课。各校学生均将行李书籍等物收束齐备，专俟政府下解散令，即行全体出校。[47]

5月29日，即学生决定继续罢课那一天，南北各界密切关注教育部举动。这一天，袁希涛密电上海黄炎培：

勘电〔按：二十八日电〕悉，前限三日上课，表面以部令督促，内容系由各校分别劝导。惟外省日有罢课电到，京校益难挽回，今日限满，部中持冷静态度，以息外间讹言。闻学生方面，已渐有请假回籍者。……[48]

从袁希涛电可知，所谓“三日内一律上课”的期限，教育部未严格执行，仅交各校分头劝导。[49]惟这时上海学生为了声援北京学生，已于5月26日罢课。27日，山西学生罢课。28日，南京学生罢课。消息传到北京，京校学潮益难挽回。

再观5月31日北京《晨报》报导，又可知袁希涛在上课期限到后，仍望用柔性劝说平息风潮：

教育部前以部令，限各校于二十七日以前上课，卒归无效。该部昨日又派出部员十余人，分赴各校巡视，以觇学生有无转圜之希望。乃到各校时，不止校中无学生，且并教职员亦少在校者。闻教育次长袁希涛于无可如何之中，作异想天开之举，竟欲提前一个月放暑假，以为敷衍缓和之计。昨闻高等师范及国立法政两校已实行放假，如此则学生不居罢课之名，教部亦可自完其面子矣。[50]

至于上海、南京地区情形，据5月31日北京《晨报》报导：

上海学生停课后，教育部已电苏省教育厅长赴沪调查并劝导学生。另电江苏省教育会唐文治等设法维持。最近南京方面亦有波动之讯，仅教育、警察两厅竭力劝止，已即上课。惟另向中央指发一电，有所请求云。[51]

总之，袁希涛并未严格执行三日上课限令。此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史料》收录5月31日袁希涛致江苏教育厅长胡家祺密电，提到“三日期限”的“执行”状况：

卅电悉。北京各校前限三日上课，届满后，各校长请略宽期限，再加劝导。现有举行考试及温课者，均未上课。校外行动，经严重干涉后，尚无越轨情事。校内亦尚安静。部中不发提前放假之命令，但各校得酌量情形办理。此覆。涛。卅一。[52]

可见袁希涛对延展上课之令采用弹性手段，意图降低此事的冲击性。密电中提到“部中不发提前放假之命令”，亦值得重视。其后袁希涛的继任者，上台后马上要“各校长责成上课，否则提前放假”，[53]可见袁希涛不愿出此策略者，正在于不拟学生就此散去。

袁希涛小心处理学潮之际，6月1日大总统徐世昌又下达两道指令：首先，他为曹、陆、章三人辩护，称赞他们在对日事务上“各能尽维持补救之力”。第二，“在京着责成教育部，在外着责成省长及教育厅，警饬各校职员，约束诸生。即日立即上课”。徐世昌的两道命令，显然是想加紧控制局面，后一项指令更针对袁希涛而发。这时徐氏急于恢复秩序，显然已对袁希涛失去耐心。[54]大总统的两道指令，却激起北京学生更激烈的行动，6月3日起学生恢复街头讲演。[55]

1919年6月3日上午，报载：北京各校学生数千人四出讲演，政府逮捕一千多名学生，扣留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情势急剧恶化。6月3日“中美通信社”报导警厅拘留学生后：

电告教育部派员赴北大任管理之责。教育部于今日学生演说之后，又见政府之办法，已苦无补救之策，闻次长袁希涛已预备辞呈，于今晚提出。[56]

被拘禁在北大法科教室中的学生

某些记者不谙袁希涛困境，对他颇有责难。6月6日上海《申报》引述“北京快信”：

下午五时许，私立汇文中学、中国、朝阳、民国四大学校长相偕至教育部谒袁次长，要求释放拘禁之学生，撤回驻校之兵警，袁竟辞以无此权力。四校长请同赴国院见钱总理，不达目的誓不告退，愚草此信时，四校长尚在教部，袁尤拒而不允，正相持间也。[57]

北京政府、学生态度各趋强硬下，袁希涛再次递出辞呈。6月5日北京《晨报》报导：

教育次长袁希涛氏前日因学生风潮愈形扩大，三次晋谒钱干丞总理，均被拒绝。袁氏自思无维持方法，乃于当晚将辞职呈文送交公府，措辞异常坚决。[58]

钱能训三次拒见袁希涛，对袁毫不留情面，其不满已溢于言表。

6月8日上海《申报》复报导6月3日袁氏三次求见钱总理被拒详情，其中细节值得留意：

三日，大学教职员九人在教育部交涉，自下午四时至夜十二时始散。各校校长亦打电话至四五次，皆未得有结果。其间之误事，则一为袁希涛派秘书陈某赴警厅交涉。归来报告，只为警厅许发通行证，使在法科之教职员得以出入，而校舍尊严之根本问题反置脑后。二为陈某交涉未得要领，以后各教职员要求袁氏亲见钱能训言之，而袁氏不肯遽往。一次电话则曰：容再回复。二次电话则曰：总理已归。三次电话至钱宅，则曰：总理已睡。以是虚过一宵。次日集于学界俱乐部，袁希涛自往谒钱，彼此相对作（无办法）数语而止，亦无结果。[59]

这则报导说明袁希涛及其下属无力处理学潮，更透露出钱能训有意令袁氏难堪，目的是逼袁求去。

另外，6月5日北京《晨报》报导，6月4日袁氏迫于北京各校校长请求，不得不以代理教育总长身份，再一次谒见钱能训总理。这次钱、袁见面，显示双方关系恶劣：

昨早八时，教育部部员乃约集各学校校长陈宝泉等至学界俱乐部磋商维持方法，全体公决，非先要求政府将围守大学之军警解除，不能言第二步之调停方法。旋即推定教育部参事汤中及秘书某君晋谒总理，嗣由某君提议，谓袁次长以代理总长资格，昨日（即前日）曾三次谒见总理，均被拒绝，足见总理对于此事尚有隐衷。今日如以教育部代表名义求谒见，则总理当然照例拒绝，遂改由全体名义，要求袁次长再尽最后之人事，请求谒见总理一次，以便陈述利害。袁次长不得已，复于昨日上午十时晋谒总理。总理开口即问：教育部对于此次学生风潮有无办法？袁次长答教育部因无办法，故来请示总理。总理谓教育部对于此事既自无处置方法，余（总理自称）当仔细思量一妥当解决方法。次谓前次各校校长来院时，余已面饬其劝令学生早日上课，事隔多时，不但毫无效果，且近日学生反四出讲演，政府除派兵围守禁其外出，试问有何办法？袁次长复力求总理准其辞职，总理亦照例加以慰勉，袁氏遂告辞而出，然并未到部视事云。[60]

观钱能训、袁希涛对话如是之僵，可知袁氏去职必不可免。此时袁希涛固心力交瘁，钱能训对袁的不留情面，也令人印象深刻。

6月6日上海《申报》据京报消息，复说明6月4日袁希涛辞职过程：

教育袁次长昨因学生风潮再起，下午遂再提出辞职呈文。各校主任昨晚又赴部商议办法，至晚十一时，次长尚在部与各校校长接洽，然迄无解决办法。昨日事发以后，政府中再商处置此案之办法，外间有解散大学令已拟稿之传说，但询据袁次长，则称绝对不知。再询政府方面，亦尚否认，而以提前放暑假之主张为最力，闻今日尚须与袁次长会商办法云。[61]

《申报》报导显示，政府（总理）与教育次长袁希涛对处理学潮问题，显然各持不同主张。对“解散大学”或“提前放暑假”，“政府”似有特定看法，惟碍于次长袁希涛的不同意见，双方尚在沟通之中。事实上，“解散大学”或“提前放暑假”，都将对学界造成打击。袁希涛的保留态度，正可见其保存大学的隐衷。不过，从上段报导可见，此时袁希涛不但无力掌控教育大局，更无法主导政府对学潮的处理方式。钱能训总理对袁希涛的不信任，则更是众所周知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再次传出新教育总长人选。6月5日北京《晨报》传出消息：

昨晚某要人力向政府当局陈述办法，谓此次风潮愈闹愈大之原因，实因政府、学生各走极端之故。如欲调停此次，非请居第三者，地位又在教育界素有声望之人出而维持，实无其他方面。并谓严范孙、张仲仁、王亮畴、范静生等，皆可以作此等调人。惟闻必须政府及学生两方面有意转圜，则严、张等或可任此艰难。惟同时又闻某派中人极不赞同此说云。[62]

报导中的“某派中人”，暗指态度强硬的安福系。安福系之所以“极不赞同”由严、张、王、范出任“调人”，说明其态度极为强硬，不愿接受任何妥协性方案，意欲对学潮采取严厉手段。

1919年6月5日，北京政府内阁会议作出议决：批准代理教育总长袁希涛辞职，以傅岳棻继任。6月6日北京《晨报》报导认为，袁希涛去职是安福系强烈主张所致。其事之定，则在6月4日夜。报导指出：

教育次长袁希涛因学界风潮无法调停，一再辞职。钱总理特于四日晚间召集全体阁员暨王揖唐等，在私宅筹议善后办法。微闻是晚王揖唐主张先撤换袁希涛，后再议办法。在座者咸然其说。遂由钱总理咨询继任人物，王揖唐举傅岳棻以对，钱允之。至昨早安福俱乐部因此特开会议，一致赞成以傅继袁。议毕由王揖唐以电话通知钱总理，而此项命令遂于昨日下午发表矣。闻傅定于今日上午十一时到部视事，至其今后如何调停学界风潮，尚未闻其有所表示，吾辈拭目以待之。[63]

由这则报导看来，安福系领袖王揖唐是力主撤换袁希涛的要角，继任次长人选傅岳棻也是王氏所推荐。这一个动作，很可能是报复袁希涛在田应璜案上的表现。[64]

王揖唐（1878年－1948年），安徽合肥人。民国初年，王揖唐广泛参与政党活动之中，在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后曾担任理事。袁世凯死后，王揖唐依附皖系军阀，是安福俱乐部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人物。抗战爆发后，王揖唐先后依附王克敏、汪精卫伪政权。1948年被枪决。图据Who's Who in China（《中国名人录》）

胡适对此事的评论，在其1928年撰写的《五四运动纪念》中有一段话，表明他对去职者的好感。他说，五四学生运动发生后：

当时办教育的人，就棘手了，好在他们亦不欲在这种腐败的政府下供职，于是教育部中几个清明的职员及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相继辞职。那时，政府正痛恨那一班人，他们既欲辞职，亦不挽留。[65]

胡适所说的“那一班人”，无疑指先后辞职的教育部总长傅增湘、次长袁希涛两位，他对他们的好感和同情有清楚明白的流露。

傅岳棻既为安福系所荐，其出任次长一职，标志安福系终于插足教育部。1935年12月28日汤尔和致胡适函上，就指出了傅岳棻的角色：

八年底罢课事，其中内幕重重，均为日记所不载。当时在五四以后，政府确有收拾各校之心。傅之来即系为安福出力，曾口出大言，谓能一手包办，以致各校异常愤激。渠之目标，首在北大，尤为孑民。用胡〔仁源〕去蔡，已见事实。[66]

汤尔和是五四前后北京校长团主脑，他的回忆揭示了傅岳棻与安福系的关系。汤函原为说明1919年底罢课原因，指出五四后傅岳棻出掌教育部的意义，肩负替安福系整顿教育界的任务。傅岳棻友人熊十力后来也说他：

少襄南皮张公幕，雅负时望。入民国，曾赞中枢，长教部。五四运动，维护北庠，用心深远，今之能言其事者已鲜矣。[67]

熊十力言，从一个侧面说明傅氏支持北洋政府的立场，是与傅增湘的态度迥别的。

诚如汤尔和函所说，傅岳棻出任次长后，马上把目标对准蔡元培。6月5日北京政府内阁会议作出决议：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辞职，以胡仁源继任。6月6日《晨报》报导：

闻政府更迭教育次长之后，已决定准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其候补者原拟王树枬，因王不就，改拟前任北大工科长之胡仁源。闻昨日阁议业已通过，不日即可发表云。[68]

袁去继之以蔡退，可见袁希涛的维护是蔡元培留任的主因。1930年袁希涛逝世后，蔡元培为文追念故友：

五四学潮起，大有风雨满城之势，教部适当其冲，颇难应付。幸赖袁公周旋其间，奔走各方，不辞劳瘁……。[69]

黄炎培等在《袁观澜先生事略》中，也对袁氏的去职有所说明：

五四运动事起，蔡、傅二先生卒然相继出都，先生力任艰巨，周旋维护，终以力瘁辞职。[70]

袁希涛“维护”蔡元培留任北大校长的苦心，应是无庸置疑的。外界不察，才有各种误解和质疑。

例如周策纵的五四研究专书中，便对袁希涛去职作如下评论：

代理教育总长袁希涛面临来自军方及学生、社会团体两方面的压力，感受到除了辞职以外，找不到其他摆脱困境的出路。同时，内阁由于面临如此强烈的抗议，立场也再次出现动摇。在政府手里已有1000名被捕学生的那天晚上，内阁在总理私人官邸召开会议，决定接受袁的辞呈，并任命另一位次长傅岳棻接任代理教育总长。从此，总统府便放弃了一切用武力解决学生问题的企图，开始试用说服的策略，但固执其外交政策、留任3名被攻击官员的决心并未削减。……代理教育总长的撤换为妥协开辟了道路……。[71]

周策纵可说严重误判袁希涛的角色，也未谙政府撤换袁希涛的真正原因。之所以有此误判，是因为6月5日以后，北京政府对学生的态度出现转圜，周氏遂以为与袁氏去职有关。

其实，从6月8日上海《申报》“北京通信”看来，观察家早就指出北京政府的态度转变，是由于上海传来罢市消息：

究其所以肯撤退军警之由来，则上海已经罢市，北京商界亦有一种表示。[72]

6月7日上海《申报》“北京电”有同样的看法：

上海商界罢市表同情于学生之报告传到北京后，政府政策绦然一变，所有被拘学生皆已释放，各校驻兵业已撤回。（五日）[73]

可见上海商人罢市才是钱内阁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周策纵误以为袁希涛去职标志着北京政府态度软化，既误判了政局转圜的原因，也未能了解袁希涛的真正角色。[74]

再者，该年底上海《民国日报》对历任教育总长、次长所作的评论，也明白揭示袁希涛和傅岳棻的背景迥异：

自民国成立以来，教育当局皆教育界负重望之人物，新如蔡元培，旧如傅增湘，不新不旧如范源濂，皆在教育界中素日占有地位。即次长中之董鸿袆、梁善济、袁希涛，亦尚过得去。自今年（六三）风潮，总次长均以与武断派之主张不合，弃职以去。于是铨叙局参事傅岳棻，乃得以次长代部，闻者诧之。[75]

上海《民国日报》对北洋政府素持反对态度，其对袁、傅的不同评价，间接说明袁希涛确实不是北京政府同路人。

近年台湾出版的《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收录6月12日田应璜致太原阎锡山的密电，更透露出向来不为人知的讯息：

顷晤总统，谓袁希涛已否到晋，虽未确知，既有此说，恐其煽动学生如上海之扰乱，……不可不虑。[76]

田应璜的密电清楚让我们明了到，徐世昌认为上海学生的罢课风潮是由袁希涛一系鼓动。这一通电文，令我们恍然于袁希涛的遭受免职，是因为徐世昌政府对他的根本不信任。更进一步说，也是对江苏省教育会一派人的深致不满。换言之，袁希涛的遭到免职，不仅是无力平伏学潮，更背负着煽动学生的重大罪责。

总之，6月5日袁去蔡退，是江苏省教育会“据南占北”策略的严重挫败，也是安福系插手教育界的第一步。安福系欲占领教育阵地，代表北洋武治派向南方江苏省教育会转用攻势，意在摧破江苏省教育会在北方的阵地。学生罢课引起袁、蔡双双去职，恐怕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也非他们所乐见。袁希涛去职消息发布后，严修在日记中评论：

学界风潮日甚一日，昨日遂有袁次长免职，授傅岳棻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之令。外交无丝毫之补救，教育有根本之推翻。彼倡始者，安知结果之竟至于此也。[77]

严修竟以“教育有根本之推翻”来形容袁去傅上，可见事态之严重程度。然而，1919年6月5日上海的“三罢”事件，为局面带来了翻转的契机。江苏省教育会在“三罢”事件中，则扮演了一种关键性角色，且待另文详论。

总括来看，本文对1919年五四时期历史面貌的勾勒，虽未能描划出一幅完整图象，却已有力地指出：想了解一部五四运动史，不可以仅注意北京大学及蔡元培校长的活动，而是需对南方教育界要角投以充分注意力。单就五四运动第一阶段而论，即显示流行已久的“北大中心论述”乃至“蔡元培神话”，确实有重新检视的必要。此说并非想否定北大及蔡元培的重要性，而是想指出五四前后的江苏省教育会，实是中国教育界一股绝大势力，其势力远远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之上。蔡元培的出掌北大，也是在他们支持之下方始达成，是他们安置在北京的重要盟友。胡适在1918年认为黄炎培是“当今教育界一个最有势力的人”，[78]是深深值得玩味的局中人语。然而，若非深悉江苏省教育会要角的历史、谋略及政治运作方式，都不免简化或扭曲了这一段历史的进程，难以获得五四运动史的真貌及全貌。

本文的论析也充分说明，1919年前后中国处于南北分裂时期，江苏省教育会以南方为根据地，在长期积极的经营布局下，渐渐将其势力拓展至北方地区，包括北京教育部及北京大学均在其视野之内。当广州政府与北京政府对峙时期，长江流域下游的这股政治－经济－教育界势力，是牵动大局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五四事件爆发之后，北大校长蔡元培及教育总长傅增湘先后去职，是该会向北拓展的顿挫。面对这一危局，江苏省教育会主脑迅速制定“挽蔡”、“留傅”、“拒田”之策略，运用电报往返，策动南北舆论向北京政府施压，巧妙地与学潮相呼应，不断干预着北大校长、教育总长的人选之进退，展现出灵活而绵密的政治手腕。论到运筹帷幄之能，人脉网络之密，在教育界可谓一时无两，其社会声望更远远超迈北京政府而上之。学潮即使引起袁希涛、蔡元培双双去职，都未能摧破该会在教育界厚植多年的势力。总而言之，考察五四时期教育界的面貌，必须注意江苏省教育会的角色，才能丰富我们对这一阶段历史的认识，不至于错认推动这一段历史进程的潜在动力。

陈以爱 著

《动员的力量》

（台湾）民国历史文化学社，2021年

本文原载于《国史馆馆刊》，第43期（2015:3）。作者最新五四研究成果，见“东南集团与五四研究系列”首部曲《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2021）。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雨黯风凄之北京教育界》，1919年5月13日北京《晨报》，版2。

[2] 《雨黯风凄之北京教育界》，版2。

[3] 《安福派最近之会议》，1919年5月19日上海《申报》，版7。

[4] 《安福派最近之会议》，版7。

[5] 安福俱乐部的成立原委、性质、组成分子及政治活动，参见：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上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页534-547。其实，田应璜与阎锡山关系更为密切。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严修先生年谱》（天津：齐鲁书社，1990），页410。

[6] 《新教育总长决定田应璜》，1919年5月18日北京《晨报》，版2。

[7] 《酝酿中之学界大波澜》，1919年5月18日北京《晨报》，版2。编者注：本段条目编号原文如此。

[8] 《教育总长问题之波折》，1919年5月19日北京《晨报》，版2。这则报导几乎逐文照录地转载于1919年5月21日上海《民国日报》，标题作：“小田也配长教育么”，版6。另1919年5月22日上海《时事新报》也全文转载，标题为：《安福系急图教育部》，第2张版1。

[9] 《北京学界罢课之大风潮》，1919年5月19日北京《晨报》，版2。

[10] 《学界风潮愈闹愈大》，1919年5月20日北京《晨报》，版2。

[11] 《田应璜与学界》，1919年5月20日北京《晨报》，版3。

[12] 《又一个教育次长》，1919年5月20日北京《晨报》，版3。

[13] 《关于挽留蔡校长之消息》，1919年5月17日上海《民国日报》，版3。《挽留北京大学校长文电》，1919年5月17日上海《新闻报》，版3。

[14] 《北廷对于罢课之官话》，1919年5月25日上海《民国日报》，版10。

[15] 《省教育会请留傅总长电》，1919年5月19日上海《申报》，版10。《两教育会电留傅增湘》，1919年5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版10。1919年5月19日上海《时事新报》，第3张版1。

[16] 《学生联合会决议罢课》，1919年5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版10。

[17] 《罢课声中之省教育会电》，1919年5月22日上海《申报》，版11。

[18] 蒋梦麟，《教育评论》，《新教育》，第1卷第4期（1919:5），转引自：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页105。

[19] 《抑制学生罢课电文》，1919年5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版10。《罢课声中之省教育会电》，1919年5月22日上海《申报》，版11。

[20] 《唐文治请顾教育全局电》，1919年5月22日上海《申报》，版11。

[21] 《张季直致北京政府电》，1919年5月25日上海《时事新报》，第1张版2。《张謇最近之主张》，1919年5月27日北京《晨报》，版2。

[22] 陈宝泉，《严先生事略》，收入：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卷19（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页1236。

[23] 刘厚生，《张謇传记》（香港：龙门书店影印，据1958年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初版，1965），页175-184。

[24] 《昨日二十二校长与钱总理谈话情形》，1919年5月22日北京《晨报》，版2。

[25] 例如5月24日上海《申报》报导：“田教长案，政府迭次欲撤回，众院未允。（二十二日下午十钟）”显示田案仍有后续波折。1919年5月24日上海《申报》，页版。

[26] 《袁希涛转告撤回任命田应璜同意案密电》（1919.5.21），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页237。

[27] 《袁希涛想做总长》，1919年5月29日上海《民国日报》，版6。

[28] 《京学界罢课后之趋势》，1919年5月30日上海《时事新报》，第2张版1。

[29] 黄炎培、蒋梦麟等，《致胡适函》（1919.5.22），收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页29-30。

[30] 蒋梦麟，《教育评论》，《新教育》，第1卷第4期（1919:5），转引自：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页107。

[31] 狄山，《挽救大学之办法》，1919年5月13日上海《时事新报》，第3张版3。

[32] 公展，《组织东南大学》，1919年5月23日上海《时事新报》，第3张版3。

[33] 公展，《敬告上海学生联合会》，1919年5月21日上海《时事新报》，第3张版3。

[34] 蒋梦麟，《致胡适函》（1919.5.24），收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9册，页417-418。

[35] 蒋梦麟，《致胡适函》（1919.5.26），收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9册，页420-421。

[36] 沈尹默，《我和北大》，收入：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页79。

[37] 萧超然《北京大学校史》引用曾文经《五四运动前后胡适的政治面目》一文，指出五四时期胡适一度建议把北大迁上海，可为旁证。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页127。

[38]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引自：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页63-64。1990年台北龙文出版社印行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脱漏了整整一页面，其中包含这个重要段落。

[39] 胡适，《他也配》，原载《每周评论》，第28号（1919:6.29），收入：胡适，《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21卷，页172。

[40] 这是蒋梦麟在傅斯年逝世后透露的消息。蒋氏回忆：”我识孟真远在民国八年。他是五四运动领袖之一。当时有人要毁掉他，造了一个谣言，说他受某烟草公司的津贴。某烟草公司，有日本股份。……我在上海看见报上载这个消息，我就写信去安慰他。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见过面。”蒋梦麟，《忆孟真》，收入：蔡尚志编选，《长眠傅园下的巨汉》（台北：故乡文化出版事业经纪公司，1979），页64。

[41] 《袁希涛为政府不能惩办曹陆防止局势不可收拾密电》（1919.5.23），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页304-305。

[42] 《京学界仍坚持罢课》，1919年5月25日上海《申报》，版7。

[43] 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页314。

[44] 《袁希涛想做总长》，1919年5月29日上海《民国日报》，版6。上海《民国日报》引用中美通信社丑诋袁希涛的报导，其中别有深意。

[45] 陆建德，《校长之忧──兼听”五四”杂音》，《书城》，2009年5月号，页17。五四时期《申报》记者指出：“中美通信社为美人波尔君主任，而以陈君廷谟经理兼充翻译。自外交风潮发生，对于学界举动，颇持正论，遂为亲日派所嫉视。”戈二，《北京快信》，1919年5月31日上海《申报》，版7。

[46] CS生，《北京学生最近的状况》，1919年6月5日上海《时事新报》，第1张版2。

[47] 《京学界不受压迫上课》，1919年5月31日上海《申报》，版7。

[48] 《袁希涛关于限令上课期满部持冷静态度密电稿》（1919.5.29），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页238。

[49] 《英文沪报》对袁希涛的角色亦有误解，以为袁氏主张用强迫手段威吓学生上课。引自：《北京今日之怪现状》，1919年6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第2张版1。外人报刊对袁希涛的报导，反映其对北京政情的隔膜。

[50] 《各校罢课问题昨闻》，1919年5月31日北京《晨报》，版2。

[51] 《各校罢课问题昨闻》，1919年5月31日北京《晨报》，版2。

[52] 袁希涛，《袁希涛关于不发提前放假令密电》，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页204。

[53] 《北京电》，1919年6月8日上海《申报》，版4。

[54] 1919年5月29日北京《晨报》，即有标题“昨日各校仍未上课　教育部训令之失效”的报导，版7。

[55] 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页316。

[56] 《北京大捕学生之别报》，1919年6月6日上海《申报》，版7。

[57] 勿勿，《北京快信》，1919年6月6日上海《申报》，版7。

[58] 《昨日教育部及各校长之行动》，1919年6月5日北京《晨报》，版2。

[59] 霜羽，《北京通信》，1919年6月8日上海《申报》，版5。

[60] 《昨日教育部及各校长之行动》，1919年6月5日北京《晨报》，版2。

[61] 《北京大捕学生之别报》，1919年6月6日上海《申报》，版7。

[62] 《昨日教育部及各校长之行动》，1919年6月5日北京《晨报》，版2。

[63] 《教育次长更迭经过情形》，1919年6月6日北京《晨报》，版2。1919年6月8日上海《申报》亦摘录了这则京中报导，版5。

[64]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说：“这时〔五四以后〕，教育总长范源濂辞职离京，次长袁希涛代理部务，我们教联会代表头二十个，死缠住了他，好像讨债的，他也只得‘挂冠而去’……。”转引自：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页63。马氏之说颇成问题，一则误忆当时教育总长的名字，应是傅增湘而非范源濂；二则对袁希涛的身份似无所悉。总之，其说不足为据。

[65] 胡适，《五四运动纪念》，原载1928年5月10-11日《民国日报．觉悟》，现引自：胡适，《胡适全集》，第21卷，页366。

[66] 汤尔和，《致胡适函》（1935.12.28），收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6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页509-510。

[67] 熊十力，《论张江陵》（台北：明文书局，1988），页4-5。

[68] 《北大校长之候补者》，1919年6月6日北京《晨报》，版2。

[69] 蔡元培，《袁观澜追悼会开会词》（1930.9.20），收入：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页541。

[70] 黄炎培等，《袁观澜先生事略》，页373。

[71]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pp158-159.奇怪的是，周策纵书脚注中，引用杜威夫妇8月4日的记录时，指出“现任代理教育总长傅岳棻的上任似乎有三个条件：解散北大、阻止校长回校、解除北京各高等学校所有现任校长职务。”杜威夫妇的消息应来自北京教育界。若傅氏上台的三个条件属实，反映北京政府希望他采取强硬手段，而非如周氏所说，认为傅氏上任“为妥协开辟了道路”。

[72] 霜羽，《北京通信》，1919年6月8日上海《申报》，版5。

[73] 《各通信社电》，1919年6月7日上海《申报》，版4。

[74] 彭明书则看出北京政府的软化，是因为上海传来“三罢”消息。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页320-321。

[75] 《傅岳棻酿成学潮真相》，1919年12月30日上海《民国日报》，页1。

[76] 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5册（新店：国史馆，2003），页63。

[77] 严修，《严修日记》，1919年6月6日条下，第4册，页2266上。

[78] 胡适，《致母亲函》（1918.6.20），收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页267。

编辑 丨赵逸洲

校对 | 刘一杉

审核 丨杨勇、李昊玮

源典丨梅洛-庞蒂：黑格尔的存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