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求｜纪念苏国勋逝世周年学术研讨会

著名社会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苏国勋先生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涌现出来的第一代社会理论家，在其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学术出版乃至学科建设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兰之猗猗，扬扬其香”，先生对韦伯的精深研究至今仍是国内社会学界的一面旗帜，他的毕生言行更是生动彰显了韦伯所言的“以科学作为天职”的学术精神。

“纪念苏国勋逝世周年学术研讨会”海报

2022年2月19日下午，由文研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联合主办的“北大文研纪念”第10期“纪念苏国勋逝世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隆重举行。苏国勋教授夫人谷平兰女士、苏国勋教授的大学同窗与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上海大学、台湾大学、耶鲁大学、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以线下、线上与书面致辞的方式参会。本次研讨会意在缅怀先哲风范、继承前辈精神的同时，重新审视社会理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意义，进一步探讨文化中国的建设方向。

“纪念苏国勋逝世周年学术研讨会”活动现场

“苏国勋教授手稿和藏书捐赠仪式”由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主持。他表示，苏国勋老师是学者的典范。改革开放之初，他与社会学前辈同仁一起恢复社会学理论，引领风气之先，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同时，苏老师也是师者的典范，他的人格魅力和为学风骨都令人由衷敬佩，他的精神遗产理应为后辈学人所深刻铭记和传承。这也是本次研讨会的要旨所在。

苏国勋教授的夫人谷平兰女士致辞。她对在苏先生病重期间与身后给予安慰与帮助的朋友、同事和学生表达了深切的谢意，并表示愿意将先生生前的手稿与藏书捐赠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社会学的未来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活动现场

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周飞舟教授代表北大社会学系接受捐赠并致辞。他对苏国勋老师及其夫人的信任表示衷心感谢，并承诺将为苏老师的藏书和手稿开辟专门区域予以存放。周飞舟老师用“神交”一词来形容苏老师与北大的渊源，这体现在两方面。其一，苏老师致力于纯粹的理论研究，颇有古人“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人不知而不愠”的精神追求；而北大的社会学研究也有“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的风气，二者交相辉映，构成了我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精神底色。其二，苏老师的许多得意门生都与北大有着密切渊源，在他们身上同样体现出了苏老师的气质和神采。周飞舟老师不无遗憾地指出，中国的社会学重建至今已有四十余年，其中前二十年以理论翻译和研究为焦点，掀起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高潮；然而新世纪以来，随着各种社会学方法主义的兴盛，特别是在高校学科建设和排名的现实压力下，社会学理论研究和学习一度陷入低潮，这也是当前社会学在中国面临的严峻危机。社会学虽然是面向现实的学科，但倘若缺乏理论的坚实支撑，就将迅速丧失剖析现实的能力，继而被庸俗化、边缘化。在学术氛围日趋功利化、短平快的背景下，苏国勋老师对理论研究一以贯之的坚守就尤为珍贵和动人。

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杰夫·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教授通过书面形式发表了纪念致辞。他追忆了与苏老师的数次会面，称赞其是一个聪明、谦逊、有远见的学者，不仅深切热爱着古典社会学理论，还致力于将其融入中国的理论体系之中。在与苏老师的学生共事的过程中，亚历山大教授深切地感受到，他们所具有的世界性智识是苏老师奉献精神和杰出智慧的极好证明。知识分子的生命从来没有“现代”过，苏老师的品格和精神将永远活跃于后辈心中。

苏国勋先生

（1941.1.16-2021.2.1）

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叶启政教授也发表了书面致辞。他以“老苏”亲切地称呼苏国勋教授，追念了这份在学术与性格上均交相契合的深厚友情。20世纪80年代，面对中国社会学的实证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苏教授“不合规矩”地选择了韦伯的理论，以关于理性的论述作为研究的起点，挖掘其背后深邃的思想史意蕴，这无疑是一条人迹罕至的、充满荆棘的理论路径。但苏教授却挣脱了历史与社会条件的束缚，为自己乃至整个社会学学科开辟了崭新的空间。作为中国社会学重建后的第一代理论家，苏教授长期从事西方理论文献的翻译和编撰工作，默默承担起为社会学启蒙和奠基的无名英雄角色；与此同时，他又从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理论家，而是关心时事，热衷理论思辨，甚至不顾个人利益安危秉笔直言。这是他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感使然，是他所推崇的韦伯式行动主张的真实写照，更是中国读书人的基本典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教授回忆了与苏老师近四十年的交往历程，情至深处，一度哽咽。在他看来，苏老师身上有着“传统”与“现代”碰撞、交织的显著张力。一方面，苏老师是一位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重情重义、嫉恶如仇、淡泊名利。在与出版方共事的过程中，他总是几经踌躇也难以提出增加稿费的要求，甚至不与出版社订立合同，举止间皆是对传统道德的遵循和信任。另一方面，苏老师的研究重心则是韦伯的现代性理论，同时兼顾对现代性的反思，并希望藉此启迪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苏老师毕生的研究理路投射着其深刻的个人体验，呈现着鲜明的现实问题导向，这也是老一代学者共同的价值追求。

活动现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教授盛赞了苏国勋老师敢于直言、去伪存真的学术精神。从思想史脉络的演进历程看，中国社会经历了两次西学东渐的浪潮，其一是清末民初时期的思想启蒙，其二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苏国勋老师和学界同仁们共同承担起第二次浪潮的引领者重任，系统性引进和阐释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为学科的长远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学界同仁一同纪念苏老师，就是要秉持其以学术为主体的理念，将他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薪火相传。沈原老师还受托宣读了两位友人的悼文。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承恕在《纪念苏哥》一文中追忆了与苏老师的相识相知，赞颂其在巨变时代仍能坚守传道授业、著书立说的本色，践行着开风气之先的文人情怀。于晓在文中追忆起苏老师帮助自己踏入社会学研究领域的诸多往事，表达了对苏老师的无限感激和殷切怀念。

对苏国勋教授而言，学术与人生是紧密交织、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研讨会的第二阶段，社会学界的同仁与苏老师的生前好友共同回顾了苏老师的学术研究和人生点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杨善华教授坦言，在社会学系从教的历程中，他始终对理论抱有高度的敬畏，也对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怀有敬仰之情，苏老师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不仅凭借深厚的哲学底蕴和扎实的语言基础，在自身的学术研究中深挖理论要义，更在传道授业中不断强化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严谨性，对待学生的研究成果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在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中，苏老师扮演了关键的思想启蒙角色，他如同暗夜中的火炬，点燃了后辈的求真火种，照亮了学科的前行之路。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认为，苏国勋老师的研究体现着浓厚的独特性和现实性。从独特性角度看，苏老师不仅是国内系统、全面研究韦伯社会学理论的第一人，更在解读西方理论的同时展现出中国学者的独特性，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设下铺垫。例如，他聚焦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的冲突问题，这正是他的个人生命体验与时代背景的双重烙印。从现实性角度看，苏老师冲破了空中楼阁式理论研究的桎梏，深刻扎根于现实沃土，致力于解答实践问题。新世纪以来，他的关注领域从韦伯的宗教研究拓展到文化的冲突与共生关系，展现出浓厚的现实关怀，这也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目标和归宿所在。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周晓虹教授回顾了与苏老师的长期交往，表达了对其人品与学问的无限敬仰。2019年，周教授正在完成《重建中国社会学》一书的编撰工作，希望对苏老师进行口述访谈，苏老师便热情地邀请他到小酒馆畅谈。言谈行至酣畅之处，苏老师甚至起身讲演，兴奋至极，举止间皆是性情、才情的肆意挥洒。直到临终前几个月，他仍在字斟句酌地修改访谈文本，这令周晓虹教授既庆幸又懊悔，庆幸的是自己在苏老师生前完成了口述史，懊悔的则是苏老师最终也没能看到书稿的正式出版。于是，在《重建中国社会学》一书出版当天，周教授便为师母寄去成书，以表对苏老师的深切怀念。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杨宜音研究员感言，虽然苏国勋先生已离世一年之久，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镌刻在人们记忆深处，他谈论观点时激昂、兴奋的语调仿佛仍旧回荡在耳畔。自心理学系毕业后，杨宜音老师进入社会学研究所，专攻社会心理学。起初，杨老师常感到自己的领域有些边缘化，然而苏老师却大力支持她进行本土心理学研究。在杨老师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上，苏老师提出了本土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本土心理学与文化人类学侧重点的不同等重要问题，并热切地鼓励她将论文修改出版。2000年，苏老师还特地召集一次学术会议，邀请港台学者一同讨论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随着研究进程的深入，杨宜音老师逐渐领会到苏老师大力支持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初衷，那便是他所倡导的“大社会学”概念。这一概念不仅要求社会学包容社会心理学等学科领域，力图打破学科边界，更意在以更高远的视野思考社会科学的共性，乃至在全球化视角下思索学术研究的文化特异性。在苏老师身上，处处展现着谦谦君子的澄澈心灵，彰显着一代知识分子心怀天下的文化情怀。

苏国勋先生（二排左三）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折晓叶研究员深切追忆了与苏国勋老师共事的温暖时光。在当时的社会学研究所同仁眼中，每周二的“返所日”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给予大家宝贵的畅谈机会，而苏老师无疑在这一融洽的氛围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直率坦荡的性情使然，更重要的是源于苏老师本人的“大格局”。他一方面密切关注着同辈学者的研究工作，时刻准备提供帮助，特别希望与经验研究的学者展开双向互动，打通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阻隔；另一方面又长期关心年轻学者的成长和进益，尽其所能栽培和提携后学。在学生毕业论文答辩之前，苏老师亲自邀请答辩委员，并向其详细阐述学生研究工作的来龙去脉，对年轻学者的欣赏和奖掖之情溢于言表。也正由于此，苏老师的学生大多传承了他的学术精神和为人做派，迅速成长为学科领域的新生和中坚力量。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陈婴婴研究员用“担当”一词高度概括了苏国勋老师的为人和治学品格。其一是对国事的担当。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科学领域百废待兴，苏老师主动承担起重建社会学理论的重任，对社会的思想启蒙和解放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其二是对学科的担当。苏老师全心投入于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从理论引进、译著出版到期刊创办，他无不亲力亲为、一手承担，开拓出欣欣向荣、有声有色的研究局面。其三是对学生的担当。在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期间，苏老师不顾自己年逾古稀，亲自为学生开设课程、研读原著，并一字一句地修改学生的论文，为这个年轻的社会学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力量和支撑。陈婴婴老师语重心长地勉励年轻学子，要铭记和传承苏老师的担当精神，志不求易、事不避难，为我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世界在这位哲学家身上坍塌了，人类历史在他那里放慢了脚步。”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马寅卯副研究员用这一诗句表达对苏国勋老师的怀念和敬仰之情。马寅卯老师指出，苏老师在硕士期间曾从事苏俄哲学研究，后来虽主要精力转向韦伯和社会理论研究，但对俄罗斯思想的关注从未止息。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已关注到亚历山大·罗曼诺夫的思想动态，彼时后者刚刚在学界崭露头角，足见苏老师的目光敏锐独特。苏老师不仅自身密切关注当代俄罗斯思想界前沿，还组织翻译《第三罗马与天朝大国：俄罗斯与中国宗教与哲学传统》等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的重要论文、著作，并多次参与有关俄罗斯哲学思想的研讨会，及时填补学术研究的空白。在马寅卯老师心中，苏老师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凝聚着无数学人，特别是富有才华、一心向学的年轻人。每一位与苏老师交往过的学人，无不对他言辞上的一针见血、思想上的深刻洞见与智识上的敏感广博印象深刻，无不对他留下的丰硕的精神财富感念至深。

苏国勋先生与学生们

商务印书馆学术编辑中心副主任李霞老师回忆说，早在上世纪末，苏国勋老师就开始参与商务印书馆的论证会，与几代编辑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形成了融洽的讨论氛围。在与苏老师共事的过程中，李霞老师对一个细节一直铭记于心。在《理性化及其限制》的后记中，苏老师曾对她的编辑工作提出了极高的赞扬，并特意叮嘱不要删去这句褒奖。这是一位学界前辈对后辈的关爱与认可，更反映出一代学界泰斗的谦逊为人。李霞老师感慨说，能够和苏老师这样的前辈交往是编辑工作的魅力，苏老师带给后辈的温暖将成为她人生中宝贵的烙印。

三联书店冯金红老师着重讲述了苏国勋先生对“文化：中国与世界”“三联·哈佛研究学术丛书”这两套丛书的重要贡献。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潮中，“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出版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知识界，对拓展中国学术思想资源、锻造与凝练学术精神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而苏老师正是丛书编委会的骨干。1992年，三联书店开始筹措“三联·哈佛研究学术丛书”，采用匿名评审的方式遴选优秀的年轻学者，力主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规范。苏先生自担任初创学术编委以来，先后向丛书推荐了6位年轻学人的新锐之作，在当时的社会学界可谓异军突起。这其中自然凝聚着苏先生对学科思想的深沉热爱，亦包含着他对理论前沿的高度关切，更传递着对年轻学人的无私帮助与热切期待。冯金红老师表示，近几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与出版生态日新月异、沧海桑田，但出版机构的文化承载、思想传播和价值倡导作用从未改变，其背后正是以苏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代学人的无私奉献与支持。

苏老师的两位大学同窗也参与了本次研讨会。芦秀容老师深情回忆了与苏老师、谷女士一同在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求学的岁月。在她看来，苏老师留给人的最深刻印象就是“热”，对同学热心、对生活热情、对学问热爱。凭借着这股“热”，苏老师在有限的岁月里度过了丰富多彩的、饱含宽度和厚度的一生。廖福燕老师也对苏老师的热忱待人记忆犹新。曾有一位大学同学被分配到新疆偏远地区做铁路工作，苏老师不辞辛劳地向他提供研究生报考的相关信息和资料，彻底改变了这位同学的人生轨迹，令人感动至深。

在本环节的最后，周飞舟老师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覃方明老师所作挽联：

  卅三年交谊如昨，奖励扶掖，切磋琢磨，感君丰义兼师友；

  百万字著作等身，探幽抉微，钩沉烛隐，惠人编简发光华。

学界普遍认为，学者应当有意识地将自身研究与整个社会理论传统勾连起来，开拓社会理论演进的前景。本次研讨会重新回顾苏老师的社会理论研究，正是延续了这一思路。

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从2013年“马克斯·韦伯与中国：文化、法律与资本主义”研讨会谈起。苏老师为此次研讨会撰写了《重读韦伯：基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视角》一文。次年，《韦伯研究》发表了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臧东升教授的文章《西方在东方：马克斯·韦伯在“后现代”中国的噩梦》，记述了苏老师此文在与会学者间产生的巨大争议。该文认为，苏国勋教授提出的“重读韦伯”观点展现出中国引入韦伯研究以来的两个阶段，其一是在“文化热”背景下的正面肯定阶段，其二是在所谓“后现代中国”语境下的重读阶段。然而事实上，在苏老师的研究中，这两个阶段并非截然相反，而是一脉相承的。在其一生从事的韦伯理论研究中，有三个核心观点值得注意：第一，需要拥有文明比较的视野才能吸纳来自西学的洞见；第二，需要对自身的文化和历史传统进行深入反思，才能真正拥有文明比较的视野；第三，在面对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时，对于概念本身，需要重建其道德理想主义的基础。今天的社会学研究面临着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道德困境与挑战，在此背景下，就更需要从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寻求道德理想主义的可能性。这是苏老师未完成的工作，也是他留给后学的重要使命。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赵立玮研究员从三个方面评价了苏国勋老师的学术贡献。首先，苏老师的社会学研究具有极强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他的知识结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与其所处时代的命题有着密切关联，这造就了他在社会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卓越遗产。不过，随着时代命题的演进，后代学者很难复刻这一成就。其次，苏老师涉猎领域非常广泛，虽然公开发表的作品不多，但其思想观点却通过手稿、访谈、丛书序言等其他形式得以呈现。他不仅在社会理论研究方面用力颇深，更是国内较早涉猎新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苏老师的著作《社会理论与当代现实》所划分的四个部分，即社会理论的一般探讨、经典理论研究、社会理论的本土建构和社会理论与当代现实，基本勾勒出他在社会理论工作中的轮廓和轨迹。其三，苏老师最重要的学术遗产就是韦伯研究。时至今日，他的代表作《理性化及其限制》仍是韦伯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品，其学术观点之透彻、学术研究之激情，在这本著作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值得学界进一步研究和体会。

苏国勋《社会理论与当代现实》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文研院邀访学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肖瑛教授重点围绕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关系，探讨了苏国勋老师在韦伯研究中一以贯之的线索。苏老师将这组关系赋予了三种意义。其一，他将这组关系视为理解韦伯理论的核心和枢纽，对于解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其他范畴具有基础性作用。其二，这组关系引导了《理性化及其限制》一书的谋篇布局与资料安排，从而既不偏离韦伯自身的思想主旨和脉络，又体现出笔者理解韦伯的独特方式。其三，苏老师将从形式论述到实质研究作为学术研究的终身追求。他曾再三强调，自己是以初读社会学的基础、凭借有限材料和短促时间完成了博士论文，仅仅为韦伯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形式框架，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在此后的工作中，他也一直致力于将实质性研究向前推进。苏老师廓清了韦伯基于欧洲文明的形式框架，认为其对中国思想和制度传统的实质性解读存在不足，并进一步延伸至对西方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的批判。这也构成苏老师近二十年来的研究主题。在学科发展趋于规范化的当下，社会学理论研究不应满足于形式性论述、轻视实质性目标，苏老师在这一点上做出了生动的表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苏老师对西学的纯粹热爱和作为中国读书人的天真气质。要探寻二者何以得到巧妙融合，就要深入考察苏老师在韦伯研究中提及的诸多灵感，特别是他对韦伯人文情怀的高度关注。总体来看，韦伯时代的论述对中国学界有两点关键影响，一是所谓的西方中心，二是对中国的文化政治传统的深刻提炼。从某种意义上说，韦伯的理论并不是“西方中心主义”，而是“西学中心主义”，他始终热忱地希望不借助政体竞争，实现多元文明的比较。而在韦伯之后的学者则几乎全部对这一问题予以否定，认为文明的竞争势必演化为政体的竞争。逆潮流而动、重新回到韦伯所高扬的文明竞争理想，这可能正是苏老师强调韦伯人文气息的期许所在。同时，田耕老师还指出，韦伯深刻洞见了儒家的彻底入世与文教建国的理想之间的必然联系，而中国文明是西方之外几乎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体系。韦伯《支配社会学》和《儒教与道教》分析间的对立仍然值得学界深入思考，并在苏老师开拓的领域上继续不懈努力。

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熊春文教授着重分享了在苏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下，翻译韦伯《古代文明农业社会学》一书的体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该著作的成书过程及其在韦伯著作史上的意义。该书原名《古代农业状况》，虽然在韦伯专门从事社会学研究之前写成，但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社会学意义。该书看似探讨不同文明的农业史，实则讨论的是古代资本主义，抑或是古代文明的命运和特点的问题。韦伯没有将农业发展归因于单一的经济、技术因素，而是置于宏阔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明背景下进行审视，还特别注重非经济因素对农业的影响。

援引1964年韦伯诞辰百周年研讨会上莱温斯坦的发言，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何蓉研究员说，学者并不谈论自己，而是消失在自己的作品背后。苏老师离开了，但他的作品还在，通过阅读、体会，我们还可以感知到、受益于他的洞察力。另一方面，他的光华会辉耀在学生后辈的持续的学术行动中，使他的道德文章行出来、传出去。何蓉老师强调，要怀念苏老师，不仅要重新阅读和讨论他的作品，还要看到他对后学的影响，如何彰显在行动中。例如，在为自己翻译的《马克斯·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作序时，苏老师重点谈到了在经济社会学建设中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一是制度论与文化论的联手，二是马克思和韦伯的关系，三是将经济社会学置于德国思想史的全貌之中。这对当今的经济社会学研究仍然至关重要。何蓉老师还提出“韦伯学人”概念，倡导学者以苏老师为标杆，打通相邻学科的壁垒，培育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气质，重构中国学人的学术人格与底色。

苏国勋先生创办并主编的《国外社会学》杂志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科学院郑莉教授重点回顾了苏老师受聘于该校后围绕韦伯与中国文化所进行的研究与思考。首先，在研读韦伯有关中国文化的论断时，不仅要做事实层面的分析，即介绍中国文化与韦伯所描述的有何本质差异，更要做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分析，即造成韦伯误读中国文化的本质诱因。其次，要认真思考行动与结构的关系、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张力、跨文化研究的主体界限这三个问题。行动与结构的关系问题在韦伯的著作中，表现为类型学的比较研究与历史性的分析之间的取舍；形式合理性和实质性合理性的张力问题是韦伯思想中深刻的矛盾表达，贯穿其全部的著作；跨文化研究的主体界限问题是开展比较研究的前提，对于实现中国文化自觉及多元文明共享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飞宇副教授从两个侧面论述了对苏国勋老师学术研究的认识。其一，苏老师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苏老师虽然对韦伯研究聚焦最深，但他对韦伯有关中国社会复杂性的理解并不满意，认为其并未反映出20世纪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全新处境。因而韦伯研究并不代表苏老师全部的问题意识和关切。由于苏老师对许多西方思想流派都非常熟稔，假以时日，韦伯研究很可能只是他诸多代表性研究之一。其二，苏老师是一个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气质与西学研究完美融合的学者，在其学术研究中，则表现为他能够将研究立足于对国家和文化命运的深刻反思之中。当前中国社会学研究整体上趋于理性化、科学化，同时不免呈现出琐碎化、分散化的弊病；然而，苏老师的研究却始终洋溢着澎湃的热情和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正是其人格气质与学术研究高度融合的体现。

苏国勋先生主编社会学名著译丛

商务印书馆白中林老师回忆起与苏国勋老师交游问道的愉悦过往，惋惜地认为如今“少了一个真正的朋友”，“少了人生最真诚的快乐方式”。作为苏老师的后学，白老师虽然没有专门从事韦伯理论研究，但却同样感受到了苏老师所传递的人生哲学和理念，并在其影响和启发下开展法律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白中林老师指出，在《理性化及其限制》修订版的序言和导论中，苏老师进一步拓展了对韦伯经济社会学理论的思考，强调要摆脱对韦伯理论简单化的理解，要从文化论和制度论的两端之间加以丰满；同时，也可联系费孝通先生所阐述的“经济结义”，结合中国语境，用这一思路解读浙江义乌、温州的发展模式。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陈涛副研究员指出，苏国勋老师不仅是最早引进社会学理论的国内学者之一，还是最早尝试建立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问题、方式、视野的学者。他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至少带给后辈学者三点启示。第一，自上世纪80年代社会学重建以来，国内学者一直存在一种惯性思维，即把西方社会学理论作为套用和解释中国现实经验的工具箱。但苏老师却最先意识到这种思维的危险性，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对韦伯理论的研究。在此研究中，他时时关注中西文明的差异，并试图探究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再造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一个学理意义上的探讨，更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处境的适时回应。第二，文明比较的研究视野不仅适用于单一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也是哲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与苏老师所倡导的构建跨多学科的社会领域研究不谋而合。第三，在文明比较研究中，苏老师既不吝于对西方文明的赞赏，也不避及对自身文明的反思，他始终秉持的兼容并蓄、求真务实的研究心态值得后人学习和传承。

“纪念苏国勋逝世周年学术研讨会”合影

 2022年2月19日

在本次研讨会的最后，渠敬东教授做总结发言。他表示，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来自四面八方的社会学界同仁再次围聚在一起，此情此景定会使苏老师倍感欣慰。对每一个人来讲，能够认识这样一位老师都是人生中难得的际遇和机缘，也正是这份幸运带来了薪火传承的使命感。后辈学人要接续苏老师的人格风貌与学术遗产，并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给更年轻的学人，为社会学的未来点燃新的火种。█

本文转引自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编辑 丨陈灵琳

校对 丨李昊玮

审核 丨杨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