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行丨伊安·罗斯：亚当·斯密的童年与故乡

 文/伊安·罗斯译/张亚萍

对玛格丽特·道格拉斯而言，要在家中（位于科卡尔迪市商业主街旁边，中心市场入口处）生下小孩，丈夫藏书中的这本《卡尔佩珀助产士增补版手册》并不是一个能完全靠得住的指导者。这本书大概描写的是当时人们通常的做法，因此书中的描写能让我们了解一些当时道格拉斯是怎样照顾她刚出生的宝宝的：

让助产士轻轻地抱着他。用柔软的布将他褰起，放到摇篮里，先用温酒擦洗；在让他吮奶前，先给他吃一点蜂蜜或鲜炸出来的杏仁油，这样如果有从子宫里带来的脏东西卡在胃里，就可以得到清除。[1]

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亚当·斯密在幼儿时期体弱多病。他幼年就已患上让他终生遭罪的腹绞痛，在《道德情操论》中有一句相关的描写：“没有疼痛比这更剧烈了”[2]，这或许就反映了斯密幼时多病，以及后来身体状况不佳的一种感受。斯密的身体状况要求他妈妈给予极大的关注和照顾，她显然曾经因为她对待小孩“无限度的纵容”而受到过谴责[3]。卡尔佩珀书中列出的儿童易患疾病，达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他估计每20个妇女中几乎找不到一个能够自己喂养小孩，至少在伦敦是这样。他还认为母亲大多会“娇养”或宠坏她们自己喂养的小孩。尽管当时的幼儿死亡率很高，而传统医学治疗的质量也令人怀疑，但是斯密显然还是从1723—1724年东部低地流行的疟疾中幸存了下来。[4]

玛格丽特·道格拉斯

(1694–1784)

同样地，科卡尔迪的居住环境总的来说是有益于长寿的，但对患风湿病和胸痛的成人和小孩则不利，尽管如此，斯密也还是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1724年6月3日，威廉·沃克，小斯密同父异母的哥哥的监护人，写信给奥斯瓦德上尉说科卡尔迪“并不是个合适的居住地，因为过多地暴露在海边空气中，不利于小斯密所患的温热症的治疗”。他建议将这小男孩送到乡下居住[5]。玛格丽特·道格拉斯也有同样的想法，因此她常带着他去拜访嫁给法夫郡地主的姐妹，其中一位就是大卫·斯基恩的妻子珍妮。她还带斯密前往自己的娘家斯特拉森德利庄园（法夫郡西部山脉再往里七英里，位于莱斯利（Leslie）和莱文斯湖（Loch Leven）之间），她的哥哥约翰是那里的地主。各种证据表明亚当·斯密对母亲所给予他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回报以深切的热爱，希望能令她高兴，他本人作为教授和学者所获得的卓越声誉也定是其回报的方式之一。

在斯密尚年幼时，由奥斯瓦德上尉和阿奇博尔德·阿诺特（于1723年2月2日，成为了斯密父亲的地产管理人）负责管理他的财务事宜。奥斯瓦德自己并没有能一直履行这一职责，因为据说他在两年后就去世了。曾经是老斯密雇员的亚当·斯密，继他之后成为了代理人[6]。这一斯密与阿诺特似乎不得不面对应如何安置玛格丽特·道格拉斯这位遗孀的问题。1730年6月29日，玛格丽特·道格拉斯签署了一封可能是由两位代理人之一起草的，写给劳顿伯爵的信件，提醒他归还拖欠小斯密的六年债券利息，并附加说“正如我以前已向阁下您提到过的，我现在很是穷困，希望您能吩咐在（此处原信件单词缺失）和8月1日期间归还于我”[7]。劳顿伯爵下重金投资了 1720年破产的南海公司，在这一投资失败后，于1731年11月20日离世，身后留下一处已抵押的地产[8]。道格拉斯家族的亲戚们也没那么容易就兑现斯密母亲应得的财产，因为她的嫁妆及她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一直要到1750年12月22日才最后结清[9]。

1740年，代理人亚当·斯密，当时就任科卡尔迪海关收税员，被要求替继承人出面，了结赫拉克勒斯·斯密和老斯密在科卡尔迪海关共事期间的相关事务。最后，赫拉克勒斯·斯密的继承人得到了7英镑的付款[10]。同年，这位亚当·斯密被提拔为苏格兰外港总督察。他的生活绝非循规蹈矩，1742年他的仆人克里斯琴·斯金纳向科卡尔迪教会会议承认“与他通奸，并为他生下一孩子”。教会会长就这一起诉致信收税员斯密，但没有得到回复。而在下一年，这一女仆因“通奸”丑闻确认属实而被无罪释放”（NLS MS Acc. 4811，1742年11月26日，12月7日，12月21日；1743 年6月14日）。       

斯密儿时生活中的一件惊险轶事是三岁时，他曾被一群补锅匠掳走。现在这种补锅匠在苏格兰被称为吉卜赛人或流浪者，他们有着与众不同的口头文化，在全国周游流浪，居住在很容易就被人识别出来的露营地上[11]。早些时候，这类人中有一些以补壶和锅为生，这就是“补锅匠”这一名称的由来[12]。科卡尔迪附近一个被称为“约翰马歇尔洛”[13]的地方，人们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吉卜赛人的营地。一条吉卜赛人走过的路，从那里一直往北跨过了斯特拉森德利庄园附近的小山。据说，亚当·斯密是在16世纪的斯特拉森德利城堡附近一块大石头那儿，被一位吉卜赛妇女掳走。掳走的地点在当地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发生在斯特拉森德利城堡的后面，另一种说法是在现在的斯特拉森德利庄园操场上紫桑树下的那块大石头那里。斯特拉森德利庄园大部分是于1824年重建的，代替的是原来17世纪末的一座早期府邸。[14]

斯密被找到的故事又有好几个版本。一种说法是斯密很快就没了消息，他的叔叔从经过的流浪汉得到一些消息，在菜斯利树林追上了他们，并把小孩救了下来。另一个版本是在小斯密被发现前，这些吉卜赛人已沿着那条他们惯常行走的道路走了很长一段路[15]。19世纪斯密的传记作者约翰·雷，很生动地讲述了斯密走失的故事，一位绅士报告说路上他遇见一个吉卜赛女郎抱着一个哭得很可怜的小孩。搜寻队伍出发前去寻找，吉卜赛女郎被发现后，就丢下小男孩，穿过莱斯利树林落荒而逃。由于有许多关于我们的主人公臭名昭著的爱走神的故事，雷说恐怕亚当·斯密“本来真的会成为一个很槽糕的吉卜赛人”[16]。

亚当·斯密画像

但斯密确实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学者，部分得归功于他通情达理的母亲，在照顾他孱弱身体的同时，发现他记忆超群，本性好学。另一部分得归功于科卡尔迪所采用的全国性教育体系[17]。据斯密自己在《国富论》中的叙述，这一全国性的教育体系最基础的部分就是那些“小学校”的建立，这些“小学校”教会了 “几乎所有普通人都能够阅读，并使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能写会算”。斯密认为阅读教学所使用的教材应该可以“更有意义一些”，他批评这一体系过于注重肤浅的拉丁文知识，而忽略了“基础的几何和力学知识”。

斯密的学校时光是在希尔街(Hill Street)市立学校那两间房的结实建筑物内度过的，这一建筑由科卡尔迪的镇议会于1723年建立，1843年以前一直用于教学。学完“小学校"这一阶段后，从1731年到1737年，斯密似乎是在大卫·米勒的指导下完成了在语法学校的教育。大卫·米勒是一位享有很高声誉的校长，1724年，镇议会出资让他从楚帕尔(Cupar)迁入科卡尔迪。他对科卡尔迪的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18]。

当时科卡尔迪市立学校的两本教科书现存至今，上面有斯密的亲笔签名，其中一本是《优特罗庇乌斯马简史》(Eutropii Historiae Romanae Breviarium) [19]。有着斯密笔迹记下的日期“1733年5月4日”[20]。同年2月5日，科卡尔迪镇议会会议记录中有题为《教学和管理方法以及镇里的相关考察》的一份文件。这一文件或许更多地代表了米勒的教育理念，而非科卡尔迪市立学校真实开展的教学安排。文件中提供了学校课程设置的细节，看起来可以与爱丁堡私立中学的课程相提并论。这一文件也让我们了解了米勒在教学方法方面的一些洞见。最初的四个年级学生学习拉丁文写作，五年级学生进行拉丁文阅读，涉及拉丁文“基础”或语法，而六年级老师教授英语阅读和写作以及算术[21]。这一教学计划的前身是苏格兰1696年的教育议案，这一议案由16世纪清教徒改革者们，改编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修辞学教学。建于1582年的科卡尔迪语法学校，其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宗教改革时代[22]。

米勒给初年级(一年级)学生布置晚上的家庭作业，要求他们翻译一篇短文，“以锻炼他们的判断力，并逐步教会他们正确的拼写、良好的书写习惯［字迹］、良好的语感和良好的语言”。早上集会后，就检查这些翻译，要求孩子们再从英语翻译回拉丁文，并维持“［拉丁语］中的自然和符合语法的词序”。早上再迟一些，第一、二年级学生就开始相关主题的写作。亚当·斯密一生都保持着一种大大的、小学生字体的笔迹，似乎他觉得书写方面的操作很困难，写作本身对他而言好像总是一个问题[23]。早上最后几节课，米勒三、四年级学生学习拉丁语法，五年级学生阅读英文，而六年级学生阅读或写作英文或学习算术。五、六年级学生还会在早上，就基督教教义问题接受提问。这一教育体系旨在强化学生的个人宗教信仰和培养学生的英文读写能力。在16世纪的苏格兰，学校教育不再面临要使学生获得杰出的拉丁文修辞能力的压力，因为拉丁文已不再是事务处理中所使用的语言。修辞训练的重点已转向如何提高英语的表达能力，尽管学生还是需要一些拉丁文知识，作为经典著作学习的入门。斯密或许是在五年级和四年级时，学习了尤特皮斯的著作。这一课程被用来巩固学生所掌握的拉丁文基础知识，扩大拉丁文词汇，也为从城邦的建立到公元364年约维安国王去世之前的罗马历史提供一个概要。

第二本从斯密学生时代幸存下来的教科书，是关于世界历史的：公元3世纪查士丁对奥古斯都时代作家庞培•特罗古斯所著的《腓利史》(De histories Philipicis)的摘要，其中涉及了古代东方、古希腊以及古罗马的历史，也是亚历山大大帝所处时代及其生平故事的一个主要来源[24]。这些作品中的各种插曲轶事，提供了一个可以“指明寓意，或使故事增色”的修辞宝库，教师也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来讲解这些作品。而亚当·斯密从这些作品中的获益却远不止于此。比如，他一生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大大加深了其社会科学理论著作的深度。

Eutropii Historiae Romanae Breviarium 书影

现代学者认为，优特罗庇乌斯的著作，展现了作者“公正无偏”的态度和“良好的判断力”等特点[25]。但在斯密所处的时代，人们对这一著作的看法则完全不同∶“[它提供了]非常枯燥的罗马历史摘要。整体看来，到处都是大量的专有名词和日期时间，这很可能会让刚开始入门学习拉丁语的小孩感到沮丧”[26]。因而，古典主义者和历史学家查尔斯·罗林，基于自己作为巴黎大学修辞学教授的经验，以及对法国学校课程的了解，写作了一系列题为《如何教授和研究纯文学》（De la Maniere d'Enseigner et d'Etudier les Belles Lettres）的专题论文，为“学会拉丁语”设计了一个课程。这一课程与米勒在科卡尔迪所实行的课程有很多相似之处，包括了“对作者的介绍和翻译及练习的设计”。尤斯丁（Justinus）出现在了四年级学生学习的作家名单中，一起位列其中的还有恺撒的评论、泰伦斯的喜剧以及西塞罗的一些演讲和书信[27]。18世纪30年代，在阿伯丁市立语法学校，第四和五年级学生阅读的是维吉尔、泰伦斯、李维、萨卢斯特以及恺撒等作家的作品，他们每周做三次翻译练习，并熟记长段的拉丁文诗歌[28]。

这些作家代表作的节选，对学生时代的斯密而言，是耳熟能详的。而在这里提起泰伦斯，又会让我们想到了米勒在教学上的创新，即将戏剧或至少是演讲术引入课堂，活跃他的教学。17世纪的教育改革家夸美纽斯，在他的《母育学校》(Schola ludus) (1656)—书中也提出过这一主张。1734年的一次表演中，米勒用一个冗长的标题《皇家顾问委员会，或者男孩的正规教育是一切进步的基础》(A Royal Council for Advice, or the Regular Education of Boys the Foundation of all other Improvement)写了一个剧本。在这一据说让观众非常满意的戏剧中，“委员会由会长和十二位成员组成，他们体面而庄严地像参议员一样围着桌子而坐，另一些男孩则远远地站在人群中，代表着来参加会议听取建议的民众”。从人群中依次走出来了 ,一位商人、一位农场主、一位乡间绅士、一位贵族、和两位学校老师等等，而最后一位绅士则向委员会卓越的建议和精彩的表现表示了祝贺”[29]。人们会很好奇，11岁的斯密在当时到底被派给了怎样的角色？如果有的话，他是扮演了其中的主要角色，还是只是人群中一个跑龙套的呢？然而，米勒所有诸如此类的努力，都为斯密提供了非常实用的教育，训练了其英语表达，打下了坚实的拉丁文基础，并教授了初级希腊文知识(这毫无疑问，尽管我们没有更多细节)，使得斯密能够在格拉斯哥大学快速地成长进步。

科卡尔迪镇的亚当·斯密剧院

1816年到1818年，托马斯·卡莱尔在科卡尔迪市立中学教授古典学课程。在其《旧衣新裁》(Sartor Resartus)[30]一书中，描绘了在传统课堂上，学生所受到的非人性化的待遇：“他们填鸭式地往我们脑袋里塞不计其数的已经废弃不用的词汇，把这美其名曰促进我们思想的成长”[31]。然而，亚当·斯密的学习经历似乎完全是另一回事，这里的教育使得他热爱经典著作，善于修辞技巧的应用，或许还激起了他对于历史的持久兴趣，更有可能还引发了他想要明智而有风格地表达自己思想的欲望。

斯密在科卡尔迪所接受的教育是幸运的，而更为有幸的是他在孩提时代熟人和朋友们对他的关照。他那非常独特的“在独处时和无人陪伴时喃喃自语”的习惯，一直保留到了他生命的终点，而这只是引起了当时人们好奇的注意，却并没有遭到揶揄和挖苦。他对书本的热爱，以及超强的记忆力得到了人们的尊重，他那友好热情而又慷慨大度的脾气激发了人们对他真挚的情感[32]。

斯密成年后，将上学时期看成是小孩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他认为在童年的早期，小孩的各种情感都非常强烈。一位宠溺的照看人或父母，如果想要恢复被照看人平和的脾气，必须用另一种同样剧烈的情感来加以抗衡，比如，用吵闹或威胁引起的恐惧来抗衡愤怒的攻击。在学校，斯密认为不存在这种“纵容的偏袒”。他认为小男孩总希望自己能为他的同伴所认同，而不是被他们嘲笑或憎恨。要实现这一愿望，自我保护这一基本动机，教会他控制自己的愤怒和其他激情的程度，直到赢得同伴的赞赏。这样，小男孩就进入了 “培养自我克制的伟大学校”，学会超越感情的纪律，如果真能完全做到，是首要之美德，可以增添其他美德的光彩[33]。在科卡尔迪市立中学的学习经历，也使斯密意识到了竞争和自信的重要性。沃尔特·斯科特将这理解为是灌输给年轻人的一种“老式的苏格兰家庭教养体系”，同时也是“斯多亚主义伦理学家的见解”[34]。正是在科卡尔迪市立中学课堂上学会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入门知识，为斯密到格拉斯哥大学后理解古典哲学提供了一把钥匙，最终帮助斯密更彻底地理解了他在科卡尔迪学校时的热烈情感。除了在那里学得自我克制的品行外，斯密也在心理上亲身经历了同情共感机制所发挥的冷静情感的作用，斯密在以后自己关于道德情感的论述中，对这一机制作了很大的发挥和利用。

还有一点很清楚，一些斯密在科卡尔迪的朋友，以及市立中学几乎同时代的校友，在以后他们所从事各行各业中都取得了杰出成就。已经提到过的小詹姆斯·奥斯瓦德在1738年获得了大律师的资格，1741年继他父亲之后成为了法夫郡议员，并在政府做到了很高的职位，先后在贸易委员会(1751-1759)和财政委员会任职[35]。科卡尔迪市当时的二把手牧师家里也出了一位非常能干的儿子约翰·德赖斯代尔。不久，他就当上了苏格兰教会中很有努力的温和派领袖[36]。建筑师威廉·亚当的家中，三个儿子，最大的约翰、最小的詹姆斯和他们中最聪明的也是斯密的朋友罗伯特，都继承了父业[37]。通过这些朋友，斯密与专业人士的职业和商业生活建立了联系，而这种联系对于斯密这位即将热切地研究社会的学者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科卡尔迪的海湾风景

教育并非只局限于学校的围墙之内。1817年2月12 日，卡莱尔在信中将科卡尔迪描写成“这一个狭长而肮脏的城镇”(或许是因为当时正值他心情不佳)，但是在《回忆录》里[38]，他用满怀欣赏的笔触。描写了对这一海滨城镇的第一印象：“海浪闪耀着在窗外舞动，在长长的细沙滩上美妙地哼唱着摇篮曲”。在这本书的其他地方，他描写了记忆中夏日里黄昏下的海滩：

一英里长的最为平滑细致的沙滩，一条长长的波浪温柔而坚定地缓慢绽裂开来，一直就在你身边形成毫无威胁的、柔和的白色泡沫；这泛起的白色波浪看上去就像马鬃似的，优美地浅吟低唱着……从西伯恩(West Burn) 一直到科卡尔迪海港，延展了整整一英里。

完全可以想象身处这样的一个环境给予斯密童年生活的美的愉悦，这一美的愉悦在这样一种景观中获得了增强∶海岸的东北方向是有灯塔矗立的马伊岛屿（the Isle of May），峡湾里熠熠闪光的水域一直延伸到洛锡安（Lothian）海岸长长的海岸线，贝斯洛克（the Bass Rock）和北贝里克劳（North Berwick Law）隐约绰立于其东边，正南边几乎是一大片因为烧煤而导致的乌黑的天空，毫无疑问那里就是赢得了"老烟枪"（Auld Reekie）绰号的爱丁堡。

海关工作的家庭背景使得斯密去海港参观时，有格外的兴趣去关注港口进进出出的煤炭、盐、玉米、亚麻布、钉子和铁屑等货品的价值。然而，港口闲置的船只，或许是科卡尔迪港口的重要性日益削减的明显迹象之一，其原因是与英格兰联合后，东海岸贸易的下降，以及法国战争期间武装民船对过往船只的骚扰。相反，格拉斯哥海港由于参与到了跨大西洋的贸易中，而处于上升态势，这对西行至格拉斯哥大学上学的斯密无疑有很大的触动。当然，科卡尔迪港口也有兴奋的时候，如从海关工作人员家属的口中获得内部消息，说可以到荷兰商贸船上[39]搜寻无人认领的白兰地酒和其他走私物品[40]。夹在水手中间行走，充斥着耳朵的是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方言的恬聒声(17世纪科卡尔迪曾有一个拉脱维亚领事馆)，而鼻翼则充满了鱼、沥青、湿木材、绳索和帆布、咸水和水草混合成的剌鼻气味。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航海和商业生活中的某种风险，以及18世纪社会从未曾远离的那种动荡。

1736年1月，“自由贸易者”安德鲁·威尔逊被捕的消息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一大热点，他企图抢劫皮藤威姆(Pittenweem)附近的征税船来弥补自己在走私中的损失。随后他又企图从爱丁堡监狱逃跑，以失败告终，后来在监狱教堂的早祷告中，他又一次试图逃跑，这一场景正好被斯密的朋友亚历山大·卡莱尔亲眼目睹。爱丁堡城市守卫队的波蒂厄斯上尉命令他的部下朝逃跑者开了枪。在波蒂厄斯被政府赦免了这一罪行后，一位刑满释放的暴徒，据说还有许多来自法夫郡的人，于1736年9月7日晚上抓住了他，并在威尔逊被打死的地方吊死了他。他们用这种方式显示了对于威尔逊所反抗的税收体系的不满，以及对官方权威的公然藐视[41]。在《国富论》中，斯密带着一定程度的同情和理解，思考了这一走私贩的命运，将他呈现为“一个人虽然由于违反了自己国家的法律，亳无疑问完全应该受到谴责，但是他通常并不会违反那些自然正义的法律。如果他的国家没有将这一自然绝不会认为是罪行的行为确定为是罪行，他在每一方面都会是一位优秀的市民。”我们或许可以将威尔逊的命运看成是完全符合斯密所描绘的典型的走私贩的命运：他们“从最初，或许，更多的是轻率而非有意犯罪……到最后经常成为最大胆的和最顽固的社会法律违反者之一”[42]。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书影

斯密的校友说，斯密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参加比较消耗体力的娱乐方式，比如街头的筒式曲棍球游戏，而道德上的厌恶又将另一些娱乐方式排除在外，如传统的忏悔节[43]斗鸡，因为在《国富论》中他写道：“对斗鸡的热爱毁掉了很多人”[44]。然而，复活节的时候也许是去林可斯市场的好时机，这是一年一度的街道集市，街长约一英里，其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1304年。但是在18世纪，这一集市已经因其中的流浪艺人表演、畸形展示、动物表演、斜槽滑道、螺旋滑梯、旋转木马等而成为人们乐于惠顾的场所[45]。

散步可以是斯密专心学习之余一种宜人的消遣，可以为他提供许多观察和评论的素材。与詹姆斯·奥斯瓦德一起，从市区的住处出发，前往邓宁基尔庄园，路上要经过帕斯海德村庄。这是走私贩威尔逊的出生地，位于港口上方的一个陡坡上。在村庄里，可以看到那些互相分工合作的不满20岁的工人们，能比独自承担各种铸铁任务的铁匠，生产出更多更好的钉子[46]。在当时的帕斯海德，或者附近迪萨特庄园的辛克莱镇(Sindairtown)，铁钉似乎是可以被当作货币在面包房和酒类商店内使用[47]。在这些地方的散步让斯密亲眼目睹了分工生产的场景，以及社会等级和地位方面的显著差异，比如当时苏格兰矿工和盐商地位下降，而农奴(bondsman)的法律地位并不比奴隶(slave)强多少，因为他们是随同工作场所一起出售的[48]。这一准奴隶制无法为雇主们带来丰厚的利润，因为为了让工人接受这种受束缚的地位，他们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工资，而矿工们仍会逃到纽卡斯尔(Newcastle),那里尽管工资低但能享有自由[49]。

在朋友的家中，斯密见到了奥斯瓦德家族的女族长“邓宁基尔夫人”，她主管着家族事务，处于当地社会的顶端，是人们羡慕和抱负所向的焦点。这向斯密展示了 “地位”(place)的重要性，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50]。离邓宁基尔不远，位于裸露的悬崖顶上的雷文斯克雷格城堡(Ravenscraig Castle)俯瞰着科卡尔迪海湾。1651年，Monk将军率领共和国军队将之夷为一片废墟，成了与科卡尔迪的市政厅、爱丁堡的国会，以及(最终)奥斯瓦德家族在威斯敏斯特所实行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的封建政治的遗迹。奥斯瓦德家族成为了通过战争摧毁封建贵族力量，以及“无声无息运作的外国贸易和制造业”的最终受益者[51]。

Ravenscraig Castle的鸟瞰图

这一“无声无息的运作”也在改变着农场的经营模式以及法夫郡的样貌，使之与斯密小时候去拜访邓宁基尔庄园或前往他舅舅的斯特拉森德利庄园时所见的情况大不相同。当然，在许多地方仍然保留了苏格兰农业的传统体系，即将农场土地划分为一块面积相对较小的农宅边地(放牧牛群)和一块大面积的农场边地。农宅边地围绕在农宅四周，会被施以足够的肥料，以供人们耕种用餐的主食燕麦、用于酿酒和制作威士忌的大麦，以及一些小麦、豌豆和蚕豆等。”

长大后的斯密嘲讽说，农场边地“除了成为低劣的牧场，仅能养活几头挣扎着半死不活的牛外，几乎无法生产出任何东西”。“以这种可怜的方式”维系牧场六到七年后，这一 “荒地”会再被耕种“产出一两种低劣的作物或燕麦，或其他粗糙的谷物，然后养料枯竭后”，在再一次耕种前，“又不得不休耕再次变为牧场”[52]，农场边地传统上由定居在联合农场的农民来耕种，实行小块土地占有制，土地边缘呈现S型，大概200-500码[53]长。小块田地之间由长着牧草的田埴隔离开来，这些田坡有时用作牧场。这种小块土地所有制遗留下来的土地轮廓，在斯特拉森德利庄园西南三英里的洛奇切罗（Lochore）附近还清晰可见[54]。

然而，在法夫郡还可以看见改良后的农业新体系。依照苏格兰（1937；23）和当地的传统，一位地主会从家族城堡搬到附近没有任何防御工事的宅子居住（正如斯密的外公当年在斯特拉森德利庄园那样），农业新体系正是利用这样的时机，开始产生影响。两座建筑间的空地会被种上树，这种栽植方法通常会扩展到花园、菜园以及封闭的公园等。居住在宅子里的人们所需的食物由家庭农场或周围农场供应。豆荚和萝卜等作物在菜园选种后[55]，再被引入公园里轮作。斯密父亲的朋友约翰·克拉克爵士就是这样搬到了佩尼库克（Penicuik）居住。而远在他之前，位于塞雷斯（Ceres）附近、离斯特拉森德利庄园大约16英里远的坷拉豪尔（Hopes of Craighall）也早已开始花钱改善农场管理体系[56]。到18世纪60年代，这种进步在苏格兰低地得到了迅猛发展，被后人称之为农业改革[57]。

或许是因为他曾见证人们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包括他少年时期的所见所闻，斯密认为最好的农业改良者就是小地主，“他们对自己小块土地的每一部分都了如指掌，他们会怀着地产，尤其是小块地产，自然会在人们心中激发起来的那种感情，看待它”。这样的一个人不仅对改良自己的土地，而且对装点自己的土地（斯密从不曾忽视美学效果）充满了乐趣。他们通常也是所有改良者中，“最勤勉的、最明智的和最成功的”[58]斯密所给予“普通农夫”的赞美，动人的展示了他对乡村生活所怀有的情感：他们或许说着令人难懂的方言，而且经常被认为既愚蠢又无知，但是他们“很少会在理解力上逊于他人”，而在“谨慎和判断力”方面则完全领先于城镇商人[59]。我们可以想象儿时的斯密，站在斯特拉森德利庄园附近田野上，好奇地看着农夫们熟练地驾驭着由六到十匹的马或牛所组成的耕种队伍，让它们拉着重重的犁，耕种小块的玉米地，为法夫郡创造着财富。

苏格兰低地

让我们把注意力从农业转向当时人们的精神层面，我们发现斯密在德赖斯代尔一家人中找到了一种为教会服务的传统。父亲约翰·德赖斯代尔，从1712年到1726年2月，一直就任科卡尔迪第二大(教区)牧师，然而，就在他要出任第一大教区牧师那年的5月，却猝然离世。母亲玛丽·弗格森是科卡尔迪市长的女儿。在孀居期间，她坚强地支撑起了整个家庭，这或许也是她能和斯密母亲保持亲密关系的原因之一。他们的第三个儿子约翰(1718—1788)是斯密在中学读时的朋友，在米勒的指导下，成为了一位优秀的古典学学者。而另一位儿子乔治，也是斯密朋友，后来成为了一位商人，并出任了科卡尔迪市长，以及科卡尔迪收税官等职[60]。约翰·德赖斯代尔与斯密一样对伦理学的基础很感兴趣，而这一兴趣或许是源于早期他对西塞罗的作品的研究。他的布道体现的是改良后的加尔文主义，这丰富了斯密的思想。他和斯密度过了令人难忘的少年时光，参加学校的宗教仪式，以及安息日例行的祷告中接受教义灌输。我们可以确定，斯密的母亲和德赖斯代尔的母亲在把她们儿子送到教区的教堂后，自己也得为牧师到她们家的访问做准备。牧师是为了对12岁以上的“可考查的人”进行问答式的教义讲授，以确保他们对以加尔文教神学为基础的长老会教区教义有所了解[61]。

《加尔文主义教义问答大全》(Calvinist Larger Catechism)中第八戒条所提出的要求，能很好地体现男孩子们当时所接受的神学理论在伦理和社交方面的成见:

在缔约合同和商业贸易中，人与人之间要做到真实、忠诚和公正；使每人各得其应得之份；将非法扣留的属于他人物品归还给正当的主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和他人所需无偿地给予或出借；与世俗物质利益相关的判断、意愿和情感要自我克制；对于维持自然是必须和便利的，以及适合我们之处境的那些东西，要谨慎地予以关注和研究去获得、保有、使用和处置；有合法的职业；并勤奋工作；节俭；避免不必要的诉讼；拥有保证人的资格或其他类似的资格；致力于用一切正义合法的手段来获取、保护、增进我们自己以及他人的财富和物质财产……[62]

斯密不愿从事牧师这一职业，而德赖斯代尔于1732年开始在爱丁堡大学学习，为像他的父亲一样成为牧师做准备。1740年他被任命为牧师，后来与玛丽·亚当结婚，从而与建筑师亚当一家成为了亲戚，通过他们又与教会中另一位杰出的温和派成员、历史学家威廉·罗伯逊相识。1762年，温和派将德赖斯代尔从相对默默无闻的柯克利斯顿(Kirkliston)教区调往爱丁堡，主管耶斯特圣母大教堂。这一调动是在遭到了对手大众派的激烈反对的情况下完成的[63]。德赖斯代尔在家乡与詹姆斯·奥斯瓦德和亚当一家的关系，以及他与当时爱丁堡大学校长罗伯逊的友谊，对他的升迁无疑有很大帮助，但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布道和关心获得了教区教民对他的爱戴，以及在担任会员大会执事(名义上是从1778开始，实际上10年前就已开始)和主持人(1773，1784)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杰出政治才能，使他在教会中脱颖而出。斯密早期与德赖斯代尔之间的友谊，及通过他结识了有同样信仰的牧师，或许可以解释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表达的对温和长老会教派的偏向[64]。

在合法的职业中勤奋工作，并努力用各种正当和合法的手段获取财富，是亚当家族成员所展现的显著特征。父亲威廉(1748年离世)继承了他的父亲的事业，成为了一名建筑师，但仍在与建筑并不相关的许多商业领域表现非常活跃。1728年，约翰·克拉克爵士记录下了他访问科卡尔迪时的印象：

我花了点时间好好地研究了一下属于建筑师亚当先生的一座砖砌建筑。我发现这一建筑影显出一种内在的高贵，对于这位在当时能在自己的主管下开展将近20个大工程——大麦研磨厂、木材厂、煤矿建筑、晒盐池、大理石工厂、公路、农场、他自己住的房子以及并不在少数的其他人的房子——屋主的勤奋品性，我如何表达自己的钦佩都是不为过的。[65]

当时，威廉·亚当可以把自己看成是“苏格兰的维特鲁威”[66]，并正在筹集订阅款，准备以此作为书名，将自己的建筑设计出版[67]。在为实际生活服务这一方面，他建造了或帮助建造了一系列的乡间住宅，使得斯密的同时代人能尽情享受乡间别墅生活所提供的典雅趣味。这些包括约翰·克拉克爵士的住宅马维斯班克(Mavisbank)；为斯密所熟知的邓达斯(Dundas)合法王朝之所在地中洛锡安郡(Midlothian)的阿里斯顿(Arniston)；昆斯伯里(Queensferry)附近的霍普敦(Hopetoun)，如果这里的主人霍普敦伯爵当时成功邀请到了斯密做他儿子霍普男爵的家庭教师，斯密或许也会曾是这里的住客。

1728年，亚当被任命为获利颇丰的苏格兰王室建筑工程的职员和仓库保管员。两年后成为北不列颠军械器材委员会的工匠。他积累了足够的财富，1728年在爱丁堡购买了地产，并于同年将全家搬迁至那里，虽然1741年，他曾坦承首都“并不是最令我愉悦的居住地”。在18世纪30年代，他开始在金鲁斯(Kinross)为布莱尔·亚当庄园购买土地，并在公共机构供职，建造了敦提(Dundee)的市政厅、阿伯丁市的罗伯特·戈登医院，以及后来亚当·斯密非常熟悉的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68]。

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该建筑属于“野兽派”建筑。是全英国第四大综合图书馆，第三大大学图书馆（仅次于大英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和剑桥大学图书馆）。

在科卡尔迪，呈现的是一幅生动的家庭生活场景。威廉·亚当的妻子玛丽·罗伯逊是爱丁堡老格雷弗瑞亚牧师的妹妹，即历史学家威廉·罗伯特的姑妈。她生养了一个大家庭，其中有四个儿子和六个女儿长大成人。继承人约翰(出生于1721年)与斯密年龄最为接近，或许在科卡尔迪时，他俩是在一块儿上学的，尽管他后来去了达尔科斯语法学校上学。第二个儿子，罗伯特(出生于1728年)虽然在科卡尔迪出生，但在他还是婴儿时，就与家人一起去了爱丁堡，1734年在那里进入了文法学校学习拉丁文。他学习成绩优异，在班上数一数二。深厚的古典文献研读基础，为他后来对戴克里先(Diocletian)在斯帕拉特罗(斯普利特)[Spalatro (Split)］的宫殿的仔细研究提供了重大帮助。这一研究，连同1754—1757年教育旅行期间他所做的其他研究，发展了他的建筑学思想，使其超越了他父亲的成就高度，也使他在建筑设计和室内装潢设计方面独树一帜的风格誉满欧洲(Saunders, 1992)。约翰·亚当和罗伯特·亚当的那些年轻朋友们，其中包括亚当·斯密，受到家里人的喜欢。罗伯特·亚当的表兄在为他写的传记中写道，这里“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时代精英、青年才俊、文人名士荟萃之地”[69]。与亚当家族的友谊，以及对他们在科卡尔迪核心产业的熟悉，使亚当·斯密了解了他少年时期苏格兰经济活动许多不同方面，也使他感受到了进步精神和思想发展所带来的激动人心的精神，以及在中产阶级的各种活动中新加尔文主义和古典影响所起到的形塑作用。

位于科卡尔迪的亚当·斯密纪念碑

关于亚当·斯密家庭背景和少年时期经历的探讨，向我们展示了在他的生活中虽然没有父亲，但是这一缺憾得到了一些弥补。他坚强的母亲、亲密的亲属关系，以及家族间的友谊满足了少年斯密所需要的安全和稳定的情感诉求。而且，为他后来的求学生涯，以及在一个以农业及经济领域的改革为时代特点的历史时期成为一名伦理学家和学者，做好了才智上的准备。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言行和学说中所展现出的简朴生活方式、斯多亚式的自律、职业上的勤奋、对待他人严格的正义和仁慈这些价值观显而易见是秉承了长老教会的某些教义，以及得益于他在拉丁古典著作方面所进行的某些基础阅读。同时，应该承认斯密在科卡尔迪所面对的宗教文化，也有着压迫人和限制人的另一面，正如休谟在彻恩赛德(Chimside)所面临的宗教文化一样。迟早，斯密会像休谟一样[70]，对这些进行反抗，而不是全盘接受加尔文教会对所谓人类最初的堕落的严格控制。斯密所要强调的是人类的良善以及享受天赋自由的意愿。█

本文原载于《亚当·斯密传》第二章，伊安·罗斯著，张亚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标题为编者所加，原章标题为“童年”。

注释：

〔1〕Culpeper, 1671:ii. 229

〔2〕Lit 1.11

〔3〕Stewart 1.2

〔4〕Flinn, 1977：212

〔5〕GUL MS Gen.1035/70. Fleming, 1791：ix741

〔6〕GUL MS Gen. 1035/63. 1723年2月20日，James Oswald任命代理人处理Hugh Smith的事务，财产继承事务办理处(SRO). C22/60, 3月29日.1724.小亚当·斯密重新获得了对他父亲财产的继漱权，GUL.MS Gen.tO3S/71, 1735 年 5 月 13 日(从伦敦)，Wliim Smith 的账本被归还给Adam Smith 的代理人，WS，包括South Sea Co.的股票，Scott((1937：21-2. 134).

〔7〕 Huntington Lib. Loudon Paper, LO8612

〔8〕Barker, rev. Birkdand, 2005：ODNB

〔9〕NAS 02023 GD446-46-8-00001

〔10〕Scott, 1937, 134

〔11〕 Scottish Government Pubs.. 2008a，b

〔12〕Clark and Kendrick

〔13〕John Marshall's Loan

〔14〕 Gifford (1988. 412-13)记录下了 1824 年由 William Burn A建域堡和庄园的细节.1933 年 8 月 18 日，the Revd Gordon Simpson， Trinity Parish Cliurch. Leslie. Fife写信给我，告诉我17世纪晚期当地注回的传统特点。1993年11月，我前往那里参观。请求居住在那里的城堡和住园的居民.指认了他们认为亚当·斯密被掳走的地方。

〔15〕 Stewart 1.3 Scott, 1937.22-5

〔16〕 pp.22-5

〔17〕Ross. Houston. 1989, 43-61

〔18〕Kirkcaldy Tovn House, Council Records 1718-46, 1/1/3，154. 153，169

〔19〕Edinburgh, 1725

〔20〕Kirkeddy Museum, Mizuta

〔21〕Kirkcaly Council Records1/1/3:299-300,Lw,1965:74-5

〔22〕 Ross,1948b.Gifford.1989,191

〔23〕Corr.Nos.136.276

〔24〕MitrutaSimpon,1979;191,Yardley 1997

〔25〕McDonald. 1978

〔26〕Rollin. 1759：i.169

〔27〕Rollin. 1759：i.182

〔28〕 Rollin. 19699：i.82

〔29〕Gram. LS76, 414

〔30〕完成于1831年,陆续出版于1833-1834

〔31〕ch.3

〔32〕 Stwart.I.5

〔33〕TMS III.3.22. Vl.iii.ll

〔34〕Walter Scott写到他,接受的是某种苏格兰传统的斯多亚主义家庭教育”(参见OED中“Stoic“一词的解释A的第2小点：践行情感的克制……坚韧忍受的人，等等)。面这或许也适用于斯密的家庭教育，通过自己所受到的教育.斯密了解了斯多亚哲学.尤其是其关于做情的体系，参见Sandbath (1975：59-68).Long&Sedley(1988：410-23),斯密对于 Epictetus 和 thc Roman Stoics Cicero，Marcus Aurelius (斯密称之为Antoninus)、和Seneca的哲学思想做出了深刻而批怦性的回应——参见Waszek (1984)，和Macfie(1967），他们关于斯密和斯多亚主义思想的理解在格拉斯哥版TMS的引言中有所体现出来的复杂的折衷主义；相关的文献回顾参见Robertson 2006重版。137-46.。并没有任何据表明，斯密像体谟在他的Letter to a Physician，1734年3月/4月：HL i.14所自述的那样，在青少年时期试图践行斯多亚主义哲学，但是井未能如愿：参见M.A, Stewart (2005：29)。

〔35〕1759-63：HPii. 237-40

〔36〕Dalzel, 1794

〔37〕1761年，Lord Deskford写信给James Adam“我期待品位和建筑风格能在不列颠风行，如果能看到你成为比任何人都优秀的翘楚,我将会万分高兴,只是我的老朋友Bob应该例外，即使他超越了你，我也是能谅解的。(Fleming. 1962 . 279),

〔38〕1866：i.101-2

〔39〕 doggers, Bremeners, cat-built

〔40〕 Falconer，1789：Beaglehole, 1974,：Kemp, 1979

〔41〕Scott, 1818：ch.vii；Carlyle. 1973：I8-20, Roudbead, 1909

〔42〕V.ii.k.64

〔43〕 Strove Tuwday

〔44〕 V.iii.1

〔45〕McNeil, 2004，Kirkcaldy Links Market-History. 2008 a Kirkcaldy Links Market. 2008b

 〔46〕WN l.i.6

 〔47〕I.iv.3

 〔48〕ED44:LJ（A）iii.126-7. (B) 138

 〔49〕WN 121, n.15:Viner.1965:103-16:Whatley,1984:ch.3

 〔50〕I.iii.2.8

 〔51〕WN III.iv.10:cf.LJ (A)iv.157

 〔52〕I.xi.1.3

 〔53〕一码约等于0.914米。

 〔54〕Handly,1953:57-8:Dodgshon,1980:69-92:Walker and Ritchie,1987:22

 〔55〕Reid,1683

 〔56〕Di Folco,1978

 〔57〕Smout and Fenton,1965:Murison,1982:79;Whyte and Whyte,1991:127-9.132,123-50:Deveine,1995:17,65,117,119,127

 〔58〕WN III.iv.19

 〔59〕 I.x.c.24

 〔60〕Dalzel.1794:53

 〔61〕Graham,1899:ii.17

 〔62〕Confession of Faith. 16711 16-18

 〔63〕Sher, 1982

 〔64〕 V.i.g.37

 〔65〕Fleming, 1962.7

 〔66〕Adam, 1980

 〔67〕the King's Works

 〔68〕Gifford, 1989

 〔69〕SRO Clerk of Penicuik MSS, Fkmmg, 1962:5

 〔70〕Streminger. 1994: 71-80

编辑丨彭业佳

校对丨陈灵琳

审核 丨李昊玮、杨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