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季剑青：地方精英、学生与新文化运动的再生产——以五四前后的山东为例

文/季剑青

北京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以五四前后的山东为个案，借鉴历史社会学中的“地方精英”理论，从政治、教育、文学等诸多层面，探讨新文化在山东一地得以再生产的机制。在山东的五四运动及其后新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中，地方的政治精英、教育精英和学生群体依托不同的资源和社会条件，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到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化运动本身也在地方创造出新的精英群体，对近代中国社会诸多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学生抗议运动，伴随着对山东问题的普遍关切，很快扩展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通常认为，这场后来被称之为“五四运动”的学生运动是一个分水岭，此前在《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上展开的有关新思想和新文学的讨论，主要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和北大等教育机构，而在五四运动之后，一方面新文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扩展，而在另一方面，以行动为旨归的社会激进主义在新文化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最终改变了运动的性质。五四之后的这一全国性的运动被称为“新文化运动”，无论是在内涵还是在展开的方式来上，它都与先前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文化运动有着很大的不同。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提法最初主要出现在1919年10月至1920年初《晨报》的各地“特约通讯”中，这一命名本身便是对运动的全国性质的确认。[1]因此，为了完整地把握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图景，地方的视角乃是必不可少的。德里克曾经指出：“把五四运动只当作其少数知识分子领袖的、或只是在北京、上海发生的运动，而把其它地区视为它的消极接受者的看法是错误的。如果五四运动的一般内涵需从社会关系的关联方面来理解的话，同样也应该从它最初的，不仅被吸引进运动、而且积极参与了其创造的参加者方面去理解。”[2]新文化在地方最初的接受者和参与者是谁？他们的目的、策略和依托的资源为何？这些仍是有待回答的问题。[3]

《山东问题》

载于《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为了对这些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讨，本文选择五四前后的山东为个案，并借鉴历史社会学中的地方精英理论，以期从具体的分析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地方精英（Local Elites）理论是上世纪中叶起美国中国学界引入社会学理论后发展出的成果，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中，“地方精英”较之传统的“士绅”（gentry）概念往往更为有效，更具包容性和弹性。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现代性的展开，日益多元化、职业化的精英群体，在许多层面上都已代替了传统士绅的位置。而且，地方精英理论更看重精英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而不像士绅概念那么强调士绅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士绅在国家与地方之间扮演的中介功能。这也符合晚清以来中央权威衰落和地方势力崛起的趋势。[4]地方精英在地方社会举足轻重，就本文选择的对象——山东——而言，与通常的印象不同，在五四运动及其后新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中，最初是地方精英而非学生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之所以使用“再生产”而非“传播”或“扩展”这样的说法，是因为本文所讨论的“新文化”，不仅仅是一套思想观念或话语，同时包括关系网络、团体、教育模式等制度性的存在，归根结底则是主动的、行动着的人——革命党人、教育家、激进学生和新诗人，他们既是新文化的接受者也是新文化的生产者。在观念的层面上我们很难精确地衡量新文化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或者很容易得出相对消极的结论，然而只要新文化不断地再生产出它自身的生产者，它就可以持续地作用于它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并最终改变它。

学生运动对地方政治精英的挑战 

五四运动因山东问题而起，山东地方精英早在五四之前就做出反应。1918年秋，时任第二届省议会副议长的王鸿一发起成立“山东各界外交后援会”，王乐平、聂湘溪任干事。两人均为省议员，王乐平时任省议会秘书长。不久，山东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李开文等发起组织“山东学生外交后援会”，1918年11月中旬成立，会址就设在山东各界外交后援会内，这个五四之前全国范围内第一个学生运动组织，是在省议会的协助下成立的。[5]

王乐平

（1884-1930） 

五四期间省议会成为山东爱国运动的领导机关。五四运动第二天，当时在北京的山东省议会两位副议长张公制和王鸿一，便与参众两院的山东议员商讨营救被捕学生办法。[6]5月7日，国耻纪念大会在省议会召开。6月上旬，省议会同山东省学生联合会、教育会等团体连日在省议会开会，于18日推选出赴京请愿代表八十三人，王乐平、聂湘溪等当选为议会代表。[7]在当时的舆论看来，“省议会为外交问题出力甚大，处处在学生前面”[8]，后来的研究者对省议会的领导作用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9]

省议会中聚集了山东的地方政治精英，议员主要由以王鸿一为领袖的“王派”和以张公制为代表的“张派”两大派系构成，王鸿一及其派系中的王乐平均为国民党人[10]，张公制则属进步党。这一格局自民国初年即已奠定。1914年2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时任山东督军的靳云鹏解散了省议会，国民党和进步党均停止了活动。然而，地方政治中的政党更多是基于地缘或家族等个人关系网络而非共同的革命理念才得以结合的，前者比后者往往更为牢固。王鸿一派别中的成员多来自鲁西的曹州地区，尽管政党活动被取消，但“曹州团体”依然存在。[11]地方政党的“派系化”为它们的重新集结提供了基础。1916年袁世凯死后，被解散的省议会恢复活动，两派议员亦重新聚集。

地方政党在省议会选举中相互竞争，同时与代表北洋军阀系统的军事势力展开斗争。省议会恢复活动后，两大派别曾经取得暂时的妥协，组织“地方政治讨论会”，着手地方事务，避免因自身的分裂而给军事势力以可乘之机。然而在1918年的第二届省议会选举中，“王派”和“张派”重新为争取选票而竞争，结果督军张树元利用两派矛盾，推举同乡郑钦担任议长，王鸿一和张公制则当选为副议长。[12]这些上层政治派别之间的派系斗争，目标是为了争夺地方事务的控制权。而五四运动则为地方政治精英提供了新的机会。省议会——特别是其中的“王派”——表现极其活跃，在军事势力对学生运动采取极力压制态度的情形下[13]，省议会的活动为自身树立起地方民意机关的形象。1919年12月，省议会对督军张树元提出弹劾，指控他贪污军饷300多万元，最终张树元被弹劾去职。[14]

然而，学生运动这一集体政治形式也对地方政治精英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与地方政治精英熟悉的派系政治完全不同。作为律师公会代表参加赴京请愿代表团的鲁佛民后来回忆说，山东省学生联合会开始组织时，“由山东省议会议员多人参加，讨论交还山东青岛问题，迨后学潮渐次扩大，形成为真正群众运动时，议会人士均藏匿不见”[15]。面对大规模的集体政治，地方政治精英并未做好准备。1919年7月21日，山东各界人士在省议会召开各界联合救国大会，主席王鸿一致开会词时便遭致听众质问和诟骂，只得退出会场，王乐平继续发言，也遭到斥骂，随之遁去。[16]原因是安福系在山东建立地方组织“路矿维持会”，王鸿一参与其中，事为学生侦悉并公布于众，才有上述一幕的发生。[17]王鸿一的行动表明，他仍然遵循着派系政治的规则，试图与各方政治势力建立关系，然而在新的集体政治面前，这种政治行动的模式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山东省赴京请愿代表在京合影

事实上，王鸿一对学生运动一直持保留态度。1920年1月，北大学生、新潮社成员徐彦之（山东郓城人）回乡考察，他在济南拜访了王鸿一，王鸿一明确反对当时的学生从事于办杂志结社团的活动，认为是“务外”，荒废学业，在他看来，“求学是自治，作修身的工夫”。[18]他对发源于北大之“新潮流”也表示怀疑，虽经徐彦之介绍晤见蔡元培李石曾，然“谈许久不得要领，始知两先生虽居北大中坚地位，其实是莫名其妙”[19]。此后，王鸿一在反对山东督军兼省长田中玉的斗争中失败，被迫离开山东，依靠与国务总理、前任山东都督周自齐的个人关系，从事西北垦殖事业，并与梁漱溟携手鼓吹“村治”理论，基本上告别了地方政治舞台。[20]

面对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和集体政治，地方政治精英必须发展出新的策略，而伴随学生运动而来的“新潮流”，也成为难以回避的一股力量。

以新文化“运动学生”  

1919年秋，从北大国文系毕业的傅斯年回山东办理官费留学事宜，亲眼目睹山东省腐败黑暗的政治和教育状况，不过他还是看到了“一件很可乐观的事，就是有了所谓的新旧之争，而第一师范就是争的场所”，新派教员以王祝晨刘次箫最为有力，他们遭到《新齐鲁公报》的大肆攻击，同时“王乐平的齐鲁通讯社在济南销新思想的出版物，很有些力量”。[21]有趣的是，《新齐鲁公报》并非军阀或保守势力的报纸，而是国民党在山东的机关报，并且支持学生运动，表现颇为引人注目。[22]从整体上看，山东的国民党人似乎尚未充分认识到新文化的意义及其与学生运动的关联，不过王乐平等部分国民党人已经开始着手于新文化的介绍和传播了。

王祝晨

（1882-1967）

五四运动后不久，王乐平便召集部分同人创办齐鲁通信社，“一方作通信事业，传达到外边去，一方代派各处新出版物为介绍思潮改良社会的先声”，当时便引起官方注意，被明令取缔通信社所售《建设》、《解放与改造》两种杂志。[23]从一开始齐鲁通信社便似乎不脱政党色彩。通信社中负责销售新出版物的贩卖部原只是附设部门，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已经有了骇人的效果了。《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新教育》诸报，销数都在百份左右。其他如《解放与改造》《建设》《星期评论》等期刊销数亦都不少”[24]，一年下来成绩颇为可观，便于1920年9月正式成立齐鲁书社，由王乐平任社长，聂湘溪任副社长，并公开召集股东，招股简章中表示“本社以传播文化为宗旨”，“不纯粹以营利为目的，而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为主要目的”。[25]齐鲁书社是当时济南唯一一家销售新文化出版物的书店，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营业额逐年增长，为此甚至受到同行的嫉妒。[26]

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齐鲁书社被看作是五四时期山东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同时又是山东国民党的秘密活动机关。[27]据担任过齐鲁书社经理的王立哉回忆，在公开销售书报的门市部后面，另有厅房三间，陈设桌椅及桌球台架等，供青年学生驻足休息和各方人士联络开会，从事政治活动。[28]文化的“幕后”是政治，这提示我们注意五四后期新文化与政党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新文化在青年学生中的巨大市场，意味着它可能为政党政治提供新的资源。

王乐平在五四运动中相当活跃，与王鸿一不同，他主动接近青年学生并介入到学生运动中，曾在山东女师驱赶校长周干庭的运动中发挥作用，为此受到学生的信任。[29]事实上，早在五四之前，王乐平便意识到青年学生可能会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1916年10月，王乐平的诸城同乡学生在济南成立诸城旅济学生会，王乐平亲自祝词：“峨峨青年，摩厉以须。异日宣劳，实为国柱。”[30]

在王乐平传播新文化和动员学生的活动中，基于同乡和家族关系的网络构成了他最初的资源。王乐平属诸城王姓大家族，辛亥革命期间他常常往返于济南和诸城之间，王乐平的表弟范予遂回忆说：“在他每次回到诸城时，都向我们讲述天下大势，宣传孙中山关于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主张。”[31]范予遂1917年考入北京高师，在校期间参加了五四运动，热心于无政府主义和工学主义，参与创办《工学》杂志。[32]范予遂同时还是《曙光》杂志的撰稿人，这是主要由中国大学学生创办的一份新文化杂志，成员中多是山东人，其中主笔王统照、王晴霓也都属诸城王氏家族。《曙光》从一开始就把山东读者作为主要的接受对象，在济南、烟台和东京的山东侨胞中均设有代派处，而在山东的代派处便是齐鲁书社。[33]

济南省立一师的部分学生也常常在齐鲁书社活动，他们于1920年10月成立了励新学会，并出版《励新》杂志。学会常借齐鲁书社为活动场所，王乐平经常出席。励新学会的发起人之一王尽美也是王乐平的同乡（王尽美是莒县人，毗邻诸城，现已划归诸城），且有远亲，交往甚密。学会中王翔千、王志坚、王象午、李祚周等均为诸城人。[34]

王尽美

（1898-1925）

1920年下半年，《曙光》杂志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社会激进主义的倾向，用大量篇幅介绍苏俄。主编宋介（山东滋阳人）后来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他和王晴霓经常回山东活动，与王乐平、王尽美、邓恩铭（励新学会的另外一名成员）讨论马克思主义。[35]大约同时，王尽美和王翔千等在济南也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19至1921年间，围绕着王乐平和齐鲁书社的青年学生，逐渐形成了“诸城—济南—北京”的地缘关系网络，激进的新思潮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影响范围，同时开始以社团的形式寻求社会实践和政治活动的空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很快发展为共产主义小组，王尽美成为中共一大代表。1922年春，王乐平在王尽美的帮助下，于齐鲁书社设立平民学会总会，于各县设立分会，吸收青年学生及工人，经过训练后加入国民党。齐鲁书社事实上已成为省党部机关。[36]1924年5月，借助五一、五四和五七纪念的机会，各校学生中的国民党员恢复了沉寂多时的山东省学生联合会，标志着国民党掌握了学生运动的领导权。[37]

当山东五四运动的两名学生代表于1920年3月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总会时，他们避而不见孙中山，认为“学生搞爱国运动就行了，不想参加其他政治活动”[38]；四年后，学生运动已经和政党政治难舍难分。在1924年5月4日济南五四纪念大会上发布的《山东国民党宣言》中，五四后学生运动的沉寂被归咎于“脱离了政治运动”和“没有主义的信仰”：

“五四”运动，纯是热烈感情的作用，并没有一坚确的主义信仰。所以事过境迁，空气消失，又那恶劣的环境和社会，威吓诱惑，遂不知不觉的把“五四”的精神完全失掉了。  现在要改革政治，领导群众向民治途径上走的是谁？——“中国国民党”。他有主义的，——三民主义——的确是一个学生运动的指导者。可爱可敬的学生同志们！赶快起来，认识认识国民党的主义和党纲，作有统系的运动，恢复五年前的“五四运动”的精神，勇气，和荣誉。打倒我们群众的仇敌，列国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39]

国民党是“有主义”和“信仰”的政党，这是它区别于其他政治势力并对青年学生产生吸引力的关键所在。这里的“三民主义”显然是指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重新阐释过的“新三民主义”，它已然吸收了新文化中社会激进主义思潮的若干成分。[40]新文化中的社会激进主义本身就包含了对政治的新的理解，它提供了对集体政治这一新的政治行动模式的理论说明，并通过社团等形式为集体政治创造了实践空间。五四运动作为一场由外交问题引发的“纯粹”的爱国运动，在形态上和之前的学生运动并无本质不同[41]，它本身并未提供新的政治内容，以及对集体政治的新的理解，后者是由随之而来的新文化完成的。国民党人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点，成功地将学生运动转化为了现实性的政治力量。

由于材料的限制，我们尚无法清晰地了解王乐平如何看待新文化与集体政治之间的关联，并将其运用于动员学生的活动之中。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以新文化来“运动学生”的事业获得了成功，在此过程中，他自己对政治也获得了新的认识。1921年，王乐平“默察军阀专政，代议政治难裨国是；而苏俄甫推翻帝俄，新政权成立，或有可供借镜参考之处”，于是和王尽美一道“赴俄考察”，参加莫斯科远东会议，“返国赴沪，谒总理报告视察所得，被派回鲁省主持党务”[42]。社会激进主义带来的崭新视野，使得王乐平超越了地方议会政治中的派系斗争，成为深得孙中山信任的国民党山东负责人。1925年秋齐鲁书社被张宗昌反复搜查，旋遭封禁，王乐平也被迫离开济南，但他仍然积极地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并且在大革命中成为国民党改组派的领袖人物。

作为文化资源的马克思主义  

在被社会激进主义吸引的山东青年学生中，王尽美是特别突出的一个。他是省立第一师范的年轻学生，同时又是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者、中共一大代表和中共在山东的早期负责人。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新文化中的社会激进主义思潮是如何和具体的政治实践相结合的。

1918年4月，王尽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预科，五四运动中他以山东省学生联合会代表的身份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大概也正在此时，他与同乡兼远亲的王乐平来往颇为密切，通过齐鲁书社接触到大量的新思潮读物。尽管出身贫寒，阶级和财富上的差距并未成为王尽美和王乐平交往的障碍。事实上，当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共产党支部的时候，正是王乐平把正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王尽美介绍给了陈独秀。[43]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结合过程中，往往是同乡和家族关系而非共同的阶级利益，成为关系网络建构的最初资源。

王尽美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一个途径则是由五四运动本身创造的。五四前后王尽美作为山东省学生联合会代表来到北京，结识了罗章龙等北大学生。1920年初罗章龙等秘密酝酿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王尽美知道后也参与了进来，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山东最早的通讯会员。[44]此后他经常往来于北京、济南之间，并且在1920年下半年和邓恩铭、王翔千等人组织成立了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励新》半月刊

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创办（1920年11月）

最初只是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流传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是作为新思潮的一部分和一种新的文化资源出现在王尽美面前的，这种文化资源往往是通过和地方精英（王尽美）或中心城市教育机构（北大）的关系来获得。对王尽美来说，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有待吸收的新文化。“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刚成立时原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觉得研究主义不如研究学说方便”，才改为此名。[45]通常认为这是出于掩护实际政治斗争的需要，然而更可能的原因是，王尽美和他的朋友确实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来加以研究，他们首先需要马克思主义为他们打开新的视野，而不是立刻付诸于政治实践。[46]

从王尽美1920年下半年写的几篇文章来看，他当时关心的主要是乡村教育和平民教育问题，文章中如果说有马克思理论观点的话，那也是相当粗糙的。[47]王尽美“眼光向下”的姿态和对农民的关切，使得他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观点，不过就文章本身而言，他似乎还没有放弃以教育（特别是师范教育）弥合阶级鸿沟的观点。直到1921年冬，王尽美在学校的壁报栏上写了一篇题为《饭碗问题》的文章，讽刺学校教职员只顾自己的饭碗，不敢过问政治，被学校开除之后，王尽美才彻底脱离学生生活，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48]

即使在王尽美从事政治实践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持着文化资源的面目。马克思主义对五四后的集体政治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民众结合。但马克思主义不只是政治行动的纲领，它本身包含着一套可以被民众理解的理论话语（如阶级观念），而这套话语一旦被民众掌握便可以成为改变现实的力量。马克思主义中蕴含着文化与政治相互转换的巧妙机制，在王尽美动员民众的政治活动中，向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往往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罗章龙回忆说：“每到一地，尽美同志都积极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的学说和理论。”[49]1923年5月，王尽美以“平民学会”的名义在济南主办马克思诞辰一百零五周年纪念会，他四处张贴和散发宣传品，并且亲自画了一张约一米高的马克思的炭画像，悬挂在主席台的中央。[50]这既是文化资源的传播，同时亦是政治动员。

为了使这种传播和动员更为有效，王尽美充分展示和运用了他的文化才能。他给家乡农民熟悉的曲调谱写了新词，为济南的工人、店员和士兵编写歌谣。[51]王尽美掌握了传统士绅所必需的各种文化技巧，“他能书善写，既能作一手好文章，也会赋诗填词；他精于汉字书法，能挥笔作画，也善下棋对弈”，对于音乐“更为精湛娴熟”[52]，这为他接近民众并赢得他们的信任创造了条件。作为职业革命家的王尽美，同时也扮演着“文化人”的角色。这非但没有阻碍他和民众的结合，反而使得这种政治实践成为可能。

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对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的研究指出，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并没有掩盖他们作为知识精英、社会精英的身份，而是利用这样一种身份。他们就是以一种领导阶层的姿态，以一种知识精英的姿态，出现在老百姓面前”。他们“充分利用传统中国社会所赋予他们的领导者的角色”，让民众在接受他们作为“社会精英”和“领导阶层”的身份的同时，接受他们宣传的理念。[53]这个分析也适用于王尽美。1922年7月，王尽美编辑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的机关刊物《山东劳动周刊》创刊，“出版宣言”中表示该刊的目的是为了“促一般劳动者的觉悟”，为此首先通过需要通过“平民教育”来“增进劳动者的知识”。[54]王尽美学生时代对平民教育的关切，在他后来的政治实践中保留了下来。在动员民众的活动中，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教育者”的身份出现的。

如果说新文化中的社会激进主义为王尽美打开了新的、普遍性的理论视野的话，传统的文化才能则在他具体的、地方性的政治实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两者之所以能够统一，是因为它们都帮助建构了一种新的文化身份，这种文化身份在将革命者和民众区别开来的同时，也推动了他们之间的结合，从而创造出了新的激进政治。

教育界的形成及其对新文化的反应  

山东的新式教育始自晚清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时期，1905年停废科举后又有了长足的发展。新式学校培养出的大批人才，逐渐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民国成立后，在各级议会议员的选举方面，受新式教育者已经占据优势地位，旧功名出身者则退居次席。他们已经逐渐取代后者，“成为各级政府用人的主要来源”。[55]

新式教育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权势，投入新式教育也变成一件有利可图的事业。事实上，自停废科举之后，不少丧失了向上流动途径的地方士绅便转而投身于新式教育，试图以此继续维持其在地方上的影响力，这也构成了新式教育发展的最初动力。王尽美后来便指出，当时山东地方上办学的人物，“差不多是奔走官衙的绅士。他办的学也没有什么宗旨，不过因为办学是很名誉的事，很受官厅奖励的，很受士大夫欢迎的，更想为子弟打算个出身。科举已早停了，就不得不走这条路，是他们之视学堂，实是升官发财的佳舍。”[56]鲍德威（David D.Buck）对近代山东教育的研究也表明，“1905年以来，教育的真正权力掌握在地方士绅领导层手中。”而民国建立之前参与新式教育的经历，则成为他们在民国初年加入省级领导层的社会资本。[57]

袁世凯称帝期间，省议会被都督靳云鹏解散，许多政治精英离开省城，回到自己的家乡办学。王鸿一便是一个例子，民国建立后他出任山东第一任提学使，后来回到家乡曹州担任省立六中校长。由于受到这些地方精英的抵制，袁世凯推行的复古教育在地方并未获得成功。地方精英通过教育，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即使在他们离开后也是如此。[58]

与此同时，新式教育培养出的学生在新式教育系统内部也占据着支配地位。清末至民初山东受新式教育者大多毕业于本省学校，留学者只占5%。其中习师范者仅次于习法政者，在数量上位居第二。[59]这些在本省师范学校中毕业的学生，又成为各级新式学校的师资。据时人观察，直至二十年代初期，山东省各级教育（特别是中等教育），基本上都被“把持”在“旧师范人物”（“师范团”）手中。[60]

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即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34年更名）校门

在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后，一个由地方精英（地方士绅和新式学校毕业生）组成的教育共同体（“教育界”）逐渐形成了。他们一方面把新式教育作为维持其地位和影响力的资本，另一方面又试图维持共同体自身的“独立性”，以抗拒外部势力的侵入和干扰。这个教育共同体在五四运动中显示了他们的力量，成为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19年5月23日，山东省教育会召集各教育机关开会，提出四项行动，“定期开联合大会”，“致电政府转电陆专使万勿签字”，“教育界每星期开会三次（二四六）”，“由联合会派员赴各县联络一致进行”，最后议决各校学生次日罢课。[61]1920年元旦，济南各校学生在大舞台排演新剧，筹备学生会活动经费，警察厅长金荣桂派大批军警入场，加以禁阻，双方发生冲突，学生多人受伤。济南各校教职员随即召开会议，决定“一律停止职务”，以示抗议，直至省政府给予回复并表示“反省”之后才回复职务。[62]

尽管教育界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与省议会一起成为支持学生运动的重要力量，然而伴随五四运动而来的新文化也给他们带来了冲击。当齐鲁通讯社销售的新出版物逐渐传播开来时，济南各校校长“更是慌起来了，怕学生中了新文化的毒，于自己饭碗有碍，遂招集了一个会议，商量对待办法”[63]。当时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已经议决“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有人“主张中等学校也用白话文”，“且说自己也没受过白话文底训练，无论教授或是编辑教科书都不敢冒昧，提议向外省延聘一个白话文教习”，因为涉及“饭碗问题”，引起充任某校教员的“前清底举人”们的大恐慌。[64]

由此可见，新文化对教育界的冲击，观念的冲突还在其次，主要的矛盾却在“饭碗问题”，而感到恐慌的也不只是“前清的举人”，更多的可能还是占多数的受新式教育者。正如当时人已经看到的，白话文的教授是一种有待训练的新技能，地方的教育精英尚不具备掌握的条件，不能不乞灵于“外省”，这对共同体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1921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的顾随受聘担任山东职业女子中学国文教员，当时他便注意到：“现在山东专门学校毕业的学生、而有充当教员资格的，多半是数理、英文；国文一门实在是缺乏的很，所以我改行了。”[65]顾随在班上讲授白话文和新文学，颇受学生喜爱。后来发生学潮，某教员便在省籍上做文章，声称：“山东即缺乏教员，何至求及外省”，顾随为免生事端，提出辞职。[66]在省界意识颇为浓厚的山东教育界，外来的新文化、新的教育理念乃至新教员，已经对他们的利益构成了威胁。

然而，新文化不仅仅是文化而已，同时也构成了一种制度性的力量，1919年10月全国教育界联合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不久便于1920年1月转化为教育部的正式部令，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包括白话文在内的新文化，由此获得了某种代表国家的权威性质。这在对地方教育界构成挑战并遭到抵拒的同时，也给另外一些地方教育精英提供了机遇，他们利用这种或许只是象征性的权威，扩展了自己的资源，巩固乃至提升了自己的地位。作为新文化在地方的代理人和实践者，他们为自己赢得了新的资本和声望。

全国性资源与地方资源 

傅斯年提到的省立一师教员王祝晨便是这些人中杰出的一位。实际上，傅斯年之前便与王祝晨有所来往。1918年前后，王祝晨在东昌（今属聊城）省立二中任校长时，便认识了籍贯本地的北大学生傅斯年，并曾邀请他到学校做过演讲。[67]1919年7月，傅斯年和杨振声赴济南参加官费留美考试，曾与王祝晨就新文化运动做过一番畅谈，王祝晨有感五四运动后山东的沉寂现状，颇思有所作为，得到傅、杨两位的赞赏，并“与他们商定了提倡新文化的办法”，随即又邀请两位到省立一师和一中演讲。[68]1919年9月他担任省立一师附小教导主任兼省立一师教员，大力推行白话文教学，一时教育界为之哗然，《新齐鲁公报》也大肆攻击。[69]到了年末，山东的新文化运动渐有起色，然而非议和排斥的声音仍然不少，王祝晨“为与守旧派斗争起见，特邀请杜威博士、胡适博士，来济讲演，以助声势”。[70]于是便联合省议会中王乐平、聂湘溪及一师教员刘次箫等人，趁傅斯年进京之便，托他和胡适及杜威交涉，约定于12月24日到济。胡适与杜威夫妇如期抵达，于25日至29日在济共演讲五次，每次听讲者“均在二三千人左右”， 杜威讲“教育原理”和“新人生观”，杜威夫人讲“妇女教育”，胡适讲“国语的文学”和“研究国学的方法”。[71]

王祝晨手迹

选自张默生著《王大牛传》

杜威一行抵济前，督军张树元曾试图发电报拒绝，省议会亦有议员提出异议。等到杜威到后，张树元又派代表表示欢迎。离开济南前，中小学教职员开谈话会招待杜威一行，教育厅长袁道冲发言，对“新”的讲演不以为然，并云“旧的不可尽废”，遭到胡适的驳斥，袁道冲一时“大难为情，很觉得自己失言”[72]。面对来自中心城市乃至海外的新人物，地方势力显得进退失据，至少从表面上看，新文化的权威在地方得到了尊重。

新文化的“声势”为王祝晨的事业提供了动力。1920年暑假期间，王祝晨约省城各小学教员赴南京高师暑期学校听讲，这是陶行知为提升中小学教员素质而创办的学校，胡适应邀在课上讲授“白话文文法”。[73]王祝晨从会上带回许多白话文教育材料，在各小学中分发。此后，他又派附小教员赴北京“国语讲习会”听讲，并请黎锦熙来附小示范教学。[74]1924年夏，时任省立一师校长的王祝晨，以“一师讲学会”的名义，邀请周作人、沈尹默、朱谦之等到校演讲。[75]

显然，在王祝晨推进白话文教学和新文化传播的事业中，他凭借的主要是全国性的教育资源。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五四时期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和学生组织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全国性的教育团体和教育网络。“推进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首先是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后，才被转化为教育部令在全国施行的。它的“国家权威”与其说来自于中央政府的权力，不如说来自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所体现的更广泛的代表性。成立于1915年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由各省代表组成，每年都召开年会。它的出现意味着投身于新式教育事业的新知识分子的广泛联合（其背景是他们因袁世凯专政而对政治感到失望，期待教育承担起国家建设的重任）。事实上，教育部之所以能够在动荡不安的民初政局中依然运转良好并较为有效地推行其政策，正是依赖于它和这类全国性的教育团体和教育网络的密切关系，这使得它比较容易获得地方教育界的支持。[76]全国性的教育团体和教育网络在五四运动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并且为新文化运动的扩展提供了渠道。

不过在五四运动之前，这类全国性的教育团体和教育网络似乎并未和山东教育界发生过密切的关系。山东教育界比起其他省份要显得更为封闭和保守。王祝晨民国初年拟定的《普及教育意见书》，1912年和1916年两次上呈山东教育行政部门，均未蒙采纳。[77]也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之后，王祝晨便积极主动地寻求全国性资源的帮助。这类全国性的教育网络也开始在山东发挥作用，1922年7月和10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和第八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均在济南召开，胡适等新文化人通过演讲等形式，进一步扩大了新文化的影响力。又如前述王祝晨设立的“一师讲学会”，也有教育部的部令可依。1915年教育部召开的全国师范学校校长会议，便议决师范学校当为本学区开设讲习会，以便“新知识之输入”。[78]

王祝晨积极寻求全国性的资源，并不意味着地方资源对他无关紧要，事实上后者对他也相当重要。他能够担任一师附小教导主任，随后又出任一师校长，都与他在山东教育界的关系网络有关。王祝晨本人便是“师范团”中的一员，1910年毕业于山东优级师范学堂。凡民元以前毕业于该校者，被称为“优级系”，是“师范团”中势力最大的一派。[79]属于该系者，除王祝晨外，尚有鞠思敏、于丹绂等人。1913年王祝晨曾与鞠思敏等人创办正谊中学，鞠思敏任校长。民国初年，鞠思敏先后担任山东高等师范学校、省立一师校长。1917年继鞠思敏出任一师校长者则为于丹绂。王祝晨正是应于丹绂之聘任一师附小教导主任兼一师教员。鞠思敏对王祝晨传播新文化的事业亦表示支持，曾与王祝晨创设“尚学会”，协助其编辑《文化新介绍》。[80]因此，尽管王祝晨备受攻击，但却一直职位无忧。1922年11月，省立一师学生因为不满于校长思想守旧，滥用权威，掀起学潮，于丹绂被迫去职。王乐平等国民党人参与到学潮中，背后指挥操作，推出了代表国民党的候选人，而省长熊秉琦也想安插自己的人选。在各方势力争夺不下的僵局中，一师教职员因为担心外部政治势力的侵入和“师范团”的破裂，最终选择王祝晨继任校长职。地方教育界维持其团结和“独立”的考虑，把王祝晨推到了校长的位置上。王祝晨在传播新文化方面的表现，也使他得以被学生接受。[81]从此掀开了他教育生涯中最有光彩的一页。

《文化新介绍》“文学号”封面

新文化的“普及”与“提高”  

王祝晨出任省立一师校长后，继续推进新文化事业。除了请新文化人来校演讲外，他还聘请外省新文化人（如担任国文专修科教员的杨晦）来校任教，并给予优厚待遇，其他教员乃至校外人士虽有意见却也无可奈何。他甚至向全校同学建议，只要财力允许，希望每个人都买一部《胡适文存》第二集。为了学生接受新文学知识的方便，他帮助学生成立书报介绍社，代售新文学书刊，参与其事的就有邓广铭。一时省立一师成为“山东新文学新文化传播的中心”。[82]

王祝晨不仅仅只是传播新文化而已，他对白话文和新文化一直都有自己的思考，贯穿于其中的则是他的教育理念。1919年秋，王祝晨与傅斯年杨振声“商定提倡新文化的办法”，决定选择新文化出版物中各类文章编辑成书，后来成《文化新介绍》“文学号”、“教育号”、“哲学号”三册，分别于1920年1月、4月、9月出版，发行甚广，“文学号”尤为畅销，后来由上海文化书社以《新文学评论》为名再版。[83]这虽然是一个选本，但却能看出王祝晨关注新文学的教育层面的取向，这与新文化人主流其实有相当差异。王祝晨选了施畸的一篇《文学的批评》，便引起了傅斯年的批评：

《文学的批评》很多误会的地方，我因他有些中国和西洋底历史材料，把他选上。——当时傅孟真先生，很不以为然，问我怎么不选罗志希底《什么是文学》？我说：我注意点在一般中等以上学生，小学以上教员，想叫他有点历史底见解！不敢过于高谈。[84]

施畸（施天侔）当时是京师第四中学的国文教员[85]，《文学的批评》一文1919年9月8日至9月30日连载于《晨报》，为作者课堂讲义，大体上是一篇普及新文学观点的文章，不为傅斯年所看重并不奇怪，但却正与王祝晨的思路相合，即为“中等以上学生，小学以上教员”说法，重在普及和教育。王祝晨所选文章分为新文学的“辩论”和“实行”两部，“实行”又分为“报纸方面”、“教科方面”、“诗歌方面”、“小说方面”和“戏剧方面”五类，而“教科方面”分量最重，选了六篇文章，占了一半的篇幅。考虑到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已经议决“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对于地方教育精英而言，如何教授白话文的问题已经成了当务之急，一时各地都有讨论。王祝晨也从外地的学校汲取经验：

浙江第一师范国文教授，——浙江《教育潮》一卷五期沈仲九《对于中等学校国文教授的意见》狠可参考——我以为在这个时候是狠适当的一种办法，因为中等以上学生，和小学以上教员，受文言文底余毒，思想材料都很枯窘。用这种方法，改革他的思想，开拓他的材料，是第一步工夫；再用胡适之先生，教授国语方法，整齐他的形式，是第二步工夫；所以这书可以说是“白话文教科书”或“白话文自修参考书”。[86]

《教育潮》第1卷第5期目录

载于《教育潮》第1卷第5期，浙江省教育会1919年出版

沈仲九的文章较之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议案走得更远，他主张不仅小学国文当改国语，即中等学校也应全部用国语。王祝晨编这本“白话文教科书”，不仅是给小学以上教员看，也给中等以上学生看。因为他所在的省立一师，正是以培养小学师资为任务。这是一本“眼光向下”的“白话文教科书”，与新文化人希图借助“国语的文学”以创造“文学的国语”的宏大目标看来相差甚远。

王祝晨在山东的地方教育精英中对白话文表现得如此热心，与他一直以来注重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的关怀不无关系。早在民国初年，他在《普及教育意见书》中就提出普及乡村教育的方案，强调“农民有文化知识”的重要性[87]，但如前所述，他的意见并未被教育当局重视。1915年他任聊城省立二中校长，要求学生放假后回乡做乡土调查，搜集材料以备编写乡土教材。但是他的教育思想不能为当地士绅所了解，实施起来阻力甚大，只得辞职。不久他又回齐河老家，创办私立强恕小学，实行半工半读的乡村教育，最后仍以失败告终。[88]

王祝晨的教育成就主要是在省城济南取得的，他在省立一师附小和省立一师积极推行白话文教学的成绩，也有机会让他——通过培养小学教员——实践乡村教育的理想。这种反差似乎进一步印证了下面的观点：新式教育主要是一种城市教育，最有可能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取得成功。那么，在城市中推行的白话文教育，能够为乡村教育提供推动力么？与此同时，王祝晨还必须回应城市精英的质疑：如果白话文只是一种普及的工具，一种用于平民教育的粗浅文体，它如何能够取代文言文的位置呢？

这样的疑虑并不是多余的。当王祝晨在一师附小贴出第一份白话布告的时候，便引起全校的震动。当时在该校就读的李长之对此印象深刻：“这是我们第一次被惊醒了，白话文原来也可以有登大雅之堂的资格，所以对那布告的印象特别深。”[89]可见即使是当时的小学生，也认为白话文难登大雅之堂。《新齐鲁日报》则在社论中提出质疑：“古文历代沿袭相传，文风已定，岂能为粗浅之言而取代。”王祝晨似乎早已意识到这样的攻击，在第一堂白话文课上就明确宣称：

白话文并不是大白话，而是现今最进步的文学语言。[90]

王祝晨表示，白话文不只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精英文体，从而维护了白话文的地位和价值。普及与提高或许是一对矛盾，但在教育家那里却可以兼顾。王祝晨在省立一师大力引入新文学和新文化的空气，并非单纯着眼于白话文的教学，同时也包含着这样的用意：让地方学生能够“眼光向上”，获得新的资源和视野，为此他甚至鼓励学生从事新文学的创作。他在省立一师开设国文专修科，便有这方面的考虑。按照1922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八次会议的议案，师范学校得设两年期的专修科，是为了“补充初级中学教员之不足”[91]，而王祝晨的目的则是“为适应学生要求发展个人所长起见”[92]，于是他聘请新文学作家杨晦为教员，指导学生建立文学社团和发表创作。臧克家回忆说：“文艺专修科的同学，文艺修养都相当高，有的同学常在《洪水》等大刊物上发表作品。学校里每周出版一张校刊，发表一些文艺创作”。这成为臧克家“逐步走上文艺创作道路的鼓舞力量之一”。[93]

青年臧克家

按照新式知识分子的设计和教育部的规定，师范学校与一般重在升学的中等学校不同，是“以造就小学校教员为目的”[94]，而小学教员是实行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的主体，因而师范学校曾一度被寄予厚望：“要想使大多数的国民都有真正的觉悟，必得有促进国民自觉的真正人材；促进国民自觉的真正人材，就是将来的小学教员；将来的小学教员，就是现在的师范生”[95]。然而新式教育事实上进一步加剧了近代以来城乡分离的趋势，这使得师范学校的最初目标难以实现。陶行知指出当时乡村教育之“不发达”“已达极点”，“现在师范学校都设在城市，连教授方面，也是重城轻乡”[96]，教育部也早就注意到，由于小学教育为清苦职业，毕业生多不愿往，为此在1918年专门通令各省教育厅，师范生毕业后限令服务小学教育。[97]

山东省立一师的情形也是如此。王尽美在1921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省立一师不过是“中校式挂上师范的招牌”，教师并不教授“师范生应该特具的学问知识”，办学者目的只在升学，并不考虑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的发展，“山东的师范教育自师范教育，乡村教育自乡村教育，其间并不发生关系。”[98]

“乡村小学教师，用不着什么文学家、教育家”，这是王尽美的针砭之言。但是，对山东省立一师的学生来说，做“文学家”“教育家”却比“乡村小学教师”更具有吸引力，而新文化运动毫无疑问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王祝晨为省立一师的学生开拓了新的视野和上升空间，越来越多的学生由此从地方走上了全国性的舞台。很难说王祝晨的“普及”和“提高”两方面的工作究竟何者更有成效，但显然后者带来的社会后果更为引人注目。邓广铭后来现身说法，表彰王祝晨“提高”一面的功绩，最能说明这一点：

其时肄业于第一师范的学生，不论是专修科或本科的，既全都能够和国内国外的许多学者名流相接触，他们的眼界遂得以无限地扩大，知识也得以急遽地增高。……那时的师范学校，学生一体公费待遇，课程方面则对英文、数学极不重视，只是以造就小学师资为目的。但师范毕业生如愿升学，在那时却是不受限制的。山东一师的学生，受了国内外的学者和大教育家们的启迪诱发，在心里大都已激荡起一种高飞远举的念头，他们仰慕私淑这一辈人，他们也暗自立志要做成这一辈人的模样。[99]

1923年，当臧克家考入省立一师时，新文学的氛围已经相当热烈，购买新文学书报在学生中形成一种风尚。“《创造》、《洪水》、《语丝》、《沉钟》……每人总有一份，我的更多，杂志之外，新书有好些，特别是诗集。”[100]臧克家“对有名的新文艺作家，羡慕而又崇拜，特别是大诗人郭沫若更使我奉若神明，五体投地”，他从杂志上剪下郭沫若的照片，悬诸案头，并题字“郭沫若先生，我祝你永远不死！”[101]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新文学已经推出了自己的文化英雄，他们对青年学生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广阔的新文学市场已经形成。

《语丝》创刊辞

载于《语丝》第1期，北新书局1924年11月17日发行

重要的是，青年学生不仅是这个市场的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文化英雄引起模仿的冲动，模仿者由此把自己想象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身份意识。国文专修科的一名同学，“到处投稿，而且发表出来一些，于是俨然以新文学家自许，留着长头发，生活浪漫，还有时去逛‘妓院’”[102]，“新文学家”的身份允诺了新的生活方式和自由，而且似乎并不必付出太大的代价就能获得。早期新文学维持其再生产的关键是，生产者不必积累文化资本，模仿不必经过训练。臧克家觉得模仿郭沫若写新诗是很容易的事，可以“放荡自由，无拘无束，写景抒情，一挥而就”。[103]杨贤江曾经批评五四时期的学生染上虚荣和享乐的习气，表现之一便是热衷于创作新文学：“他们所欢喜干的，却是做短篇小说，做新诗，特别地做小诗”，理由只是“不费力、容易出风头罢了”[104]，在新兴的新文学市场中，不必投入太多便能获得相当的回报。

新诗的门槛若是如此之低，就难免引起那些受过传统文化训练的精英的质疑和嘲笑。臧克家回忆说：

还有位守旧的国文教师，反对白话文、白话诗。他说，白话诗，直口白说，我一天可以作几十首。有的同学说，请老师作首我们看看，他不假思索，立即出口成章：“鹊华桥上望望，大明湖上逛逛，掉下去了湿了衣裳，拾起了晾晾。”惹得全班哄堂大笑。[105]

这位国文老师对新诗的讥讽并非毫无意义。在传统士绅那里，文化是一套复杂的技艺，需要通过刻苦的训练才能获得，他们也借助于文化技艺建构起自己作为“士”或“读书人”的精英身份，既把自己和民众区别开来，又获得了教化民众的权力。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对明清宁波士绅的研究中发现，文学成就在精英群体及其象征性地位的形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106]而对于这位国文老师来说，“直口白说”的新诗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因而也无法得到他的尊重。

《洪水》第1卷第1期

上海光华书局1925年发行

这可能是新文学早期的通病，它对于新文学迅速扩展其影响力和市场自然功不可没。但是新文学要成为一项真正值的尊重和付出的事业，就必须建立起自身的规范和秩序。事实上新文学的精英们已将开始这样做了。臧克家的文章和回忆录中多次提及的族叔臧瑗望，便是这种规范和秩序的牺牲品。这个新文学的失败者的故事意味深长。

臧瑗望，字亦蘧，笔名一石。二十年代初就读于中国大学预科，受到新文化的影响，开始从事新诗创作：

抱着诗集，抱着一颗求赏识的忐忑的心去请教胡适先生，胡先生顺手翻开诗本子，眼睛恰巧落到一首叫做《夜过女子师大》的小诗上。“想那些异性的同胞们，都已朦胧入睡了。”胡先生吟咏着这两个句子笑着问他：“人家睡了，关你什么事？”听了这两句话，他便抱着诗本子，抱着一怀冰，回到了自己破烂的小公寓，颓然地倒在床上，床呻吟了一声，他也长嘘了一口气。后来，他又出了第二本，第三本。他寄鲁迅先生求教，得到的批评是：“太质白，致将诗味掩没。”这个回信他一直保存着，我看过。他又把集子连上信寄给梁实秋先生了，梁先生的回信中有这样的句子：“先生之诗，既违中国诗人温柔敦厚之旨，复乏西洋诗人艺术刻画之功……”

臧瑗望并不灰心，他觉得他们都有派别的成见，认为自己可以和徐志摩、闻一多、郭沫若并立而无愧色。他还发展出自己的风格：“用土语白描”。但无论如何，他没有得到承认，只得回到家乡。他继续从事新诗创作，但他那口语化、略带诙谐的新诗，在“封建乡村”更无法为人理解，只被当作笑谈。不为人知的臧瑗望，虽然自费印过两本诗集，终于寂寞地在家乡潦倒终生。[107]

胡适、鲁迅、梁实秋对臧瑗望新诗的拒绝，表明新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已开始形成规范，这种规范构成了一种排斥机制，并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威。新文学同样是一种精英气味十足的文学。当臧瑗望无法作为一个新诗人获得承认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加入到新文学精英群体中的努力失败了。于是他只能回到乡村，更有意味的是，虽然使用的是“土语”和白话，新文学与乡村却完全格格不入，不仅不被接受和承认，反而受到抵触。这或许是臧瑗望更大的悲剧。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臧克家的父亲臧统基和族叔臧武平，作为喜欢写作旧诗的地方乡绅，则能与乡村建立较为亲和的关系。[108]

新文学是一种在城市中产生的文学，其影响力往往亦限于城市中的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作为一种精英文化，新文学所要求的形式和技巧的训练，常常是在城市的学院环境中完成的。臧克家早年“一挥而就”的新诗被他放弃了，等到他就读青岛国立山东大学并师从闻一多时，他才有机会磨练自己的技巧，并建立起自己“苦吟诗人”的声名。另外一个例子是臧克家的同学李广田，他在省立一师读书时就开始写新诗，但真正创作出有影响的作品，还是在北大英文系接触到更广阔的文化资源之后。

新文学精英并不掩饰他们对城市的向往，正如臧克家写于1933年的一首题为《到都市去》的诗中所写的：“他欢喜，仿佛是逃开了灾难。/都市的影子/牵着他的小心飞，/用一枝想像的彩笔，/在上面涂抹些美丽的颜色。”[109]虽然无论是臧克家还是李广田，都写下了大量描写家乡风土的诗篇和散文，并且反复表达他们对乡土的热爱以及自己作为“农民诗人”、“地之子”的归属感，但是无法否认的是，“乡村”在他们那里只是作为素材而存在的。经过种种形式技巧的“中介”后呈现出的乡村经验，更多是他们主观意识世界的投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乡土文学”乃是新文学精英与乡村疏离的产物，或者是对这种疏离的补偿。

1925年4月，奉系军阀张宗昌担任山东军务督办，开始对新文化运动采取压制态度。此时国民党在青年学生中影响力已经逐渐壮大。王乐平应王祝晨之邀，亲自到省立一师讲演三民主义，“济南一师的同学于是由新文化运动逐渐变为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的国民革命运动，读书的趣味亦由新的文学作品与学术论著改为政治经济的著述”，新文化中的社会激进思潮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大幅上升，并与政党政治结合起来，省立一师成为济南的“党务中心”，到1926年底，本科十八、十九两班六十多人几乎都加入了国民党。[110]臧克家此时也与同学结伴南行，前往武汉投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11]

李长之后来说：“五四运动的发动是政治，但结果是文化的。”[112]这是他从山东地方经验中得出的结论，与胡适晚年所谓五四运动是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的说法相映成趣。[113]从李长之的角度看，“政治干扰”事实上为新文化运动的扩展提供了动力，同时也意味着，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强烈的政治性。新文化中包含着激进政治的吁求，加之国民党人的动员，新文学的爱好者很容易转变成国民革命的参与者。

不过与王尽美这样的早期职业革命家不同，对臧克家这样的青年来说，国民革命更像是一种向上流动的社会途径，而非与民众结合的政治实践。当臧克家“心豪气壮”地奔向“光明的结穴处”武汉时，他同样是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对未来的想像和允诺所吸引，正如他为新文学所吸引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国民革命之于他们的意义似乎也更多的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王尽美还是臧克家，都是五四新文化之子。作为既包含社会激进主义又包含新文学的复杂的思潮和运动，新文化及其再生产引起了多重的社会后果。新文化为五四学生运动提供了政治内容，使得学生运动和政党政治结合成为可能，并推动了动员民众的新型激进政治的产生。新文化为地方上的青年学生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他们由此获得了一个更加宽阔的舞台。

新文化同时也给地方的政治精英和教育精英提供了机遇。周锡瑞和兰金在综合有关近代中国地方精英的研究成果后提出，对变化的适应能力和运用多种资源的灵活性，是近代地方精英的重要特征。[114]新文化为他们提供了外部的社会和文化资源，这有助于维持乃至加强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力。

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之后，地方与全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迅速扩大了近代中国社会流动的范围。以王祝晨为例，当他1902年参加科试时，对革命、立宪两派舆论毫无所知。1903年赴省城参加会试，开始接触严复、梁启超的著作。1907年升入山东优级师范本科时，在接触新学书籍时，仍致力于宋明理学和曾国藩的古文。[115]王祝晨属于地方精英中主动趋新者，但视野还是相当有限。新文化运动中，他积极寻求外部的、全国性的资源，但他的事业始终局限于地方舞台。而他在省立一师的学生已经大不相同，新文化极大地拓展了他们的上升空间，使得他们有可能在短短的数年间成长为全国性的精英人物。

但是新文化精英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他们日益疏离地方事务，并失去了在地方的影响力。虽然他们有可能回到地方，但地方之于他们只是“在而不属于”的场所，他们属于一个悬浮的、全国性的精英网络。李广田从北大毕业后回到回到济南，担任省立一中国文教员，但他主要的事业是在北京和上海的新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目标是“最好能每年有新书出版”[116]，虽然他写的是以家乡风土为题材的散文。

总体而言，新文化仍是一种属于城市的精英文化，主要作用于城市中的青年学生和少数地方精英，与乡村中的民众并无直接关系。当王尽美面对农民和工人进行政治动员时，他使用的主要是诗词音乐等传统文化技巧，比起旨在“与一般人生出交涉”的新文学，传统文化技巧似乎对民众更有亲和力和说服力。虽然同属于精英文化，新文化与乡村的关系看上去相当淡薄。事实上新文化引起的社会流动，加剧了近代以来城乡分离的趋势。[117]

另一方面，新文化创造出的新的精英群体，对近代中国社会诸多层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文学、教育等思想文化领域，新文化通过持续的再生产建立起了自身的传统，在社会变革方面，革命党人亦从新文化中获益良多。新文化及其再生产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它的成功和失败，直到今天仍然滋养——同时也困扰着我们。

本文原载《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7辑（巴蜀书社2010年）。

注释与参考文献：

编者注：封面图中建筑为山东省咨议院，位于大明湖西南岸，清代末年建，1911年后为北洋军阀“山东省议会”驻地，后为国民党山东省部所在地。因年久失修，于1975年拆除。

[1] 参见袁一丹《“新文化运动”发生考论》第2页，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5月。该文对“新文化运动”概念的形成及背后的历史动力做了相当精细的分析。另外，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角》（《近代史研究》，2007年 第1期）一文亦指出，“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后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流行。

[2] 德里克《五四运动中的意识与组织：五四思想史新探》，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第65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

[3] 叶文心(Wen-hsin Yeh)有关浙江五四运动的出色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收获，见"Middle County Radicals: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Zhejia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0 (December 1994); 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1919-192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似乎仍不够重视，最近出版的凌云岚《五四前后湖南的文化氛围和新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版）是不多见的成果之一。

[4] 关于地方精英理论的发展和主要内容，参见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ed,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1990.中文文献见李猛《从“士绅”到“地方精英”》，《中国书评》1995年5月号。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周锡瑞和兰金将“地方精英”界定为在县或县以下的地方“行使支配权力的个人或家族”（p10），在省一级的层面上有些学者使用“省籍精英”（provincial elites）的概念，见David D.Buck, "The Provincial Elites in Shantung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eir Successes and Failures, " Modern China, Vol. 1, No, 4(Oct., 1975)。事实上正是这一点使得“地方精英”概念在一些中国学者那里备受争议，王先明《士绅构成要素的变异与乡村权力——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晋中为例》（《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一文就指出，在乡村一级，士绅比“地方精英” 概念更加真实有效。本文在较为宽泛和相对的意义上使用“地方精英”概念，指主要在省一级或省级以下的舞台上活动的精英。

[5] 田少仪《五四时期的山东学生爱国运动》，《山东文献》第1卷第1期，1975年6月20日。《民国山东通志》（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民国91[2002]年）第一册卷六《政党志》中所记略有差异，为“山东国民外交后援会”，并指出此为“首开五四运动先河之民众团体”，见第570-571页。

[6] 胡汶本、田克深编《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第255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

[7] 同上，第254、312-314页。

[8] 《山东安福部之捣乱与被捣》，1919年7月25日《晨报》。

[9] 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中即指出：“山东省议会在日益奋起的山东各界民众中是最积极救国的，因而起到了带动、组织作用。”见第339-340页。又见王续添《论五四运动中的省议会》，《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4期。

[10]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袁世凯宣布解散，逃往日本的流亡党员于1914年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宣布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为论述方便起见，本文统一使用“国民党人”或“国民党员”指代以上三个阶段的革命党人。

[11] 《济南十日见闻记》（二），1920年12月12日《晨报》。

[12] 《张公制自传》，《安丘文史资料》第11辑，政协山东省安丘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5年12月版；《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第431页。

[13] 陈志让分析说，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在北京取得成功，“跟北京军警当局缓和的态度很有关系”。相比较而言，地方学生——包括山东学生——则没有这么幸运，“真正用军警压制学生运动的全是皖系和拥护皖系的军阀——长沙的张敬尧、济南的马良、西安的陈树藩、上海的卢永祥、杭州的杨善德、安庆的倪嗣冲、福州的李厚基。”见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11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版。

[14] 吕俊伟等《山东区域现代化研究（1840-1949）》第218页，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3月版。

[15] 《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第241页。

[16] 方传桂、王群演《砸昌言报馆始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册，第705-70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

[17] 《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第418页。

[18] 徐彦之《济南两周见闻记》（二），1920年1月24日《晨报》。

[19] 王鸿一《三十年来衷怀所志之自剖》，《山东文献》第3卷第2期，1977年9月20日。

[20] 谌耀李《同盟会员王鸿一生平纪略》，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文史资料选辑 第31辑 辛亥革命在山东》，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21] 孟真《济南一瞥记》，1919年12月23日《晨报》。

[22]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山东省图书馆馆藏山东地方史志文献选目》第300页，山东省图书馆，1983年12月版；《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第254页。

[23] 《济南特约通信·山东的文化运动》，1919年12月28日《晨报》。

[24] 徐彦之《济南两周见闻记》（四）续，1920年2月1日《晨报》。

[25]《山东新文化与齐鲁书社》，1920年10月7日《晨报》。

[26] 王立哉《九十忆往（二）》，《山东文献》，第11卷第4期，1986年3月20日。

[27] 参见成湘舟《关于齐鲁书社的沿革略记》（《山东出版志资料》第1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版）；《齐鲁书社的创办及活动》，刘大可主编《山东重要历史事件》（北洋政府时期），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版。丁惟汾主编《山东革命党史稿后编》（一）第1页，台北：山东革命党史编纂委员会，民国60[1971]年。

[28] 王立哉《九十忆往（二）》，《山东文献》，第11卷第4期，1986年3月20日。

[29] 隋灵璧《回忆王乐平》，五莲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五莲文史资料》第3辑，1992年6月版。

[30] 王钧五、臧任堪《王乐平传略》，政协日照市文史联谊委员会《日照文史》第7辑第54页，1999年12月版。

[31] 范予遂《辛亥革命对我的影响》，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68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

[32] 范予遂《九十回顾》，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4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

[33] 见余世诚、刘明义著《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第85、102页，东营：石油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

[34] 《五四时期的王乐平》，徐善来、伊光彩、范凤学主编《五莲》第59页，山东省出版总社潍坊分社，1988年11月版；丁龙嘉、张业赏《王尽美》第25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35] 田永德、葛凤春《王乐平与中共山东党组织的创建》，戴维政主编《文博研究》第2辑第37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7月版。

[36] 丁惟汾主编《山东革命党史稿后编》（一）第1页

[37] 《山东省党部报告（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

[38] 《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第230页。

[39] 《五四纪念大会》，1924年5月5日《平民日报》。

[40] 参见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78[1989]年。

[41] 五四学生采用的集会、游行、请愿、罢课等形式，早在晚清民初的学生运动就已出现。参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9-1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

[42] 王志信《王乐平》，《传记文学》第57卷第6期，民国79[1990]年12月。

[43] 中共诸城县委、山东大学历史系编《王尽美传》第21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王乐平与陈独秀似乎之前就认识，《新青年》和齐鲁书社关系密切，齐鲁书社是《新青年》在济南的经销处，《新青年》也为齐鲁书社刊登广告进行宣传，见田永德、葛凤春《王乐平与中共山东党组织的创建》，戴维政主编《文博研究》第2辑。《新青年》上的齐鲁书社广告，见《新青年》第8卷第2期，1920年10月1日。

[44] 罗章龙《回忆王尽美光辉的一生》，《王尽美传》第166页。

[45] 《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第509页。

[46] 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态度，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过程中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周策纵谈到北大学生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便指出：“该会用‘学说’而不用‘主义’命名，表明该会的成员对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持一种超然的、冷静的、学者式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那时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学说，其涵义要远比后来共产党的教条中的马克思主义丰富得多。”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77页，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考虑到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本来就是受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影响而创办的，更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

[47] 见《乡村教育大半如此》、《我对于师范教育根本的怀疑》、《山东的师范教育与乡村教育》等文，均收入《王尽美传》。

[48] 《王尽美传》第24页；王云生口述《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山东党的活动片断情况》，《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第3期。

[49] 罗章龙《回忆王尽美光辉的一生》，《王尽美传》第166页。

[50] 《王尽美传》第56页。

[51] 《王尽美传》第14、63页。

[52] 《王尽美传》第55-56页；蒯树基《和王尽美同志在一起的时候》，政协山东省济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3年。

[53] 裴宜理《中国革命中的知识精英与底层教育》，许纪霖主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第19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版。

[54] 《山东劳动周刊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下册第543页，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4月版。

[55] 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第668-674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71[1982]年。

[56] 王尽美《山东教育大半如此》，《王尽美传》第85页。

[57] David D.Buck, "Educantional Modernization in Tsinan, 1899-1937, " in Mark Elvin, ed.,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87.

[58] Ibid, pp. 189-190.

[59] 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第669-672页。

[60] 《济南教育界不振之原因》，1921年1月26日《晨报》；陈汝美《山东教育界应有的觉悟》，《励新》第1卷第2期“山东教育号”，1921年1月。

[61] 《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第210页。

[62] 《元旦济南大舞台之惨剧》，1920年1月6《晨报》日；《山东教职员停止职务宣言》，1920年1月10日《晨报》；《山东教职员回复职务宣言书》，1920年1月21日《晨报》。

[63] 《济南特约通信·山东的文化运动》，1919年12月28日《晨报》。

[64] 《济南特约通信》，1919年12月14日《晨报》。

[65] 1921年8月1日致卢伯屏，《顾随全集》第4卷第11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版。

[66] 《鲁省学潮迭起》，1924年6月3日《晨报》。

[67] 王恒《王祝晨传》，政协齐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齐河文史资料》第4辑第33页，1996年4月版。

[68] 张默生《王大牛传》第34页，上海：东方书社，1947年3月版；王恒《王祝晨传》，《齐河文史资料》第4辑第38-39页。

[69] 王恒《王祝晨传》，《齐河文史资料》第4辑第40页。按：原文记王祝晨1920年9月起担任一师附小主任兼一师教员，误，应为1919年9月。

[70] 张默生《王大牛传》第34页。

[71] 《济南特约通讯》，1920年1月6日《晨报》；徐彦之《济南两周见闻记》（四续），1920年2月1日《晨报》。

[72] 徐彦之《济南两周见闻记》，1920年1月23日《晨报》；徐彦之《济南两周见闻记》（二），1920年1月24日《晨报》。

[73] 余子侠《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第109-111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

[74] 王恒《王祝晨传》，《齐河文史资料》第4辑第39、41页。

[75] 《山东教育界近事》，《申报》1924年4月3日；张默生《王大牛传》第40-41页。

[76] David D.Buck, "Educantional Modernization in Tsinan, 1899-1937, " in Mark Elvin, ed.,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p. 192.

[77] 张默生《王大牛传》第30页。

[78] 璩鑫桂、童富勇、张守智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实业教育 师范教育》第822、83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11月版。

[79] 《山东教育界派别之今昔观》，1922年9月16日《晨报》。

[80] 李弢《鞠思敏先生事略》，《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86年。

[81] 《王祝晨先生手迹》，《齐河文史资料》第4辑；《山东一师又闹校长风潮》，1922年11月9日《晨报》；《鲁省一师风潮解决原因》，1922年11月28日《晨报》。

[82] 褚承志《褚承志先生自订年谱》，《山东文献》第13卷第1期，1987年6月20日；邓广铭《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邓广铭全集》第10卷第26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版；《我与胡适》，同上，第292页。

[83] 张默生《王大牛传》第34页。

[84] 《文化新介绍·文学号》第3页，1920年1月（北大图书馆馆藏）。

[85] 见冯至《自传》，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编《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上集第141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冯至是施畸在京师第四中学的学生。

[86] 《文化新介绍·文学号》第6页。

[87] 王恒《王祝晨传》，《齐河文史资料》第4辑第24页。

[88] 王恒《王祝晨传》，《齐河文史资料》第4辑第31-32、34--35页。

[89] 李长之《社会与时代》，《李长之文集》第8卷第372-37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版。

[90] 王恒《王祝晨传》，《齐河文史资料》第4辑第40页。

[91] 《全国教育联合会之第三幕》，1922年10月23日《晨报》。

[92] 张默生《王大牛传》第39页。

[93] 臧克家《溯往事，六十年——追忆杨晦先生》，《臧克家全集》第6卷第41-42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94]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第43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版。

[95] 《新山东》，《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上册第174页，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12月版。

[96] 陶行知《师范教育之新趋势》，《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实业教育 师范教育》第862页。

[97]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第461页。

[98] 王尽美《山东的师范教育与乡村教育》，《王尽美传》第99-101页。

[99] 邓广铭《记一位山东的老教育家——王祝晨先生》，《邓广铭全集》第10卷398页。

[100] 臧克家《我的诗生活》，《臧克家回忆录》第14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1月版。

[101] 臧克家《诗与生活》第5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102] 同上，第52页。

[103] 臧克家《关于〈罪恶的黑手〉》，《臧克家全集》第12卷第125页。

[104] 杨贤江《十年来的中国与学生》，《杨贤江全集》第1卷第785页，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4月版。

[105] 臧克家《诗与生活》第55页。

[106] 参见卜正民（Timothy Brook）《家族承续性与文化霸权——1368—1911年的宁波士绅》，收入许纪霖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

[107] 臧克家《诗与生活》第88-94页；《我的诗生活》，《臧克家回忆录》第6-12页；《沉重的担负》，《臧克家全集》第5卷第155页。

[108] 臧克家《诗与生活》第91-93页。

[109] 见《臧克家全集》第1卷第56页。

[110] 《褚承志先生自订年谱》，《山东文献》第13卷第1期，1987年6月20日；第16卷第1期，1990年6月20日。

[111] 臧克家《诗与生活》第63页。

[112] 李长之《社会与时代》，《李长之文集》第8卷第372页。

[113] 关于新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参见罗志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14]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 "Concluding Remarks, "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p. 344.

[115] 王恒《王祝晨传》，《齐河文史资料》第4辑第12-20页。

[116] 李广田《自己的事情》，《李广田文集》第3卷第401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1月版。

[117] 鲍德威的研究表明，从晚清以来，山东的“省籍精英”即把他们的重心转到城市和市镇中的慈善事业、商业活动和政治活动上，与此同时切断了他们与乡村的联系，等到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并设法补救时已经为时已晚。参见David D.Buck , "The Provincial Elites in Shantung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eir Successes and Failures, " Modern China, Vol. 1, No, 4(Oct., 1975). 郝锦花和王先明则指出，新式教育是造成近代城乡分离和城乡一体的传统文化被打破的重要因素。参见《从新学教育看近代乡村文化的衰落》（《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2期）、《清末民初乡村精英离乡的“新学”教育原因》（《文史哲》2002年第5期）。

编辑 | 陈烨广

校对 | 邵莹婷

审核 | 赵逸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