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行 | 钱行：怀着温情与敬意，想念父亲钱穆

文 /  钱行 

1990年8月30日，接到从台北传来的噩耗，得知家父钱穆先生9时许在家中谢世，不禁悲从中来，肝肠寸断。我1984年与父亲在香港会面以后，总希望有朝一日能侍奉左右，聆听教诲，尽人子之责，但这样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有了。

父亲一生为学不厌，诲人不倦，著有《先秦诸子系年》等书七十余种。晚年他视力衰退后，把最后一部七十五万言的著作命名为《晚学盲言》，目虽盲而仍要学。他的治学精神是留给我们子女与国人最宝贵的财富。

不论环境如何艰难，学术上怎样忍受孤独，受到批判，或者得到荣誉和颂扬，父亲始终自然率直，从来不哗众取宠，无意世俗名利。他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对历史文化的挚爱之中了。

我们家世代书香，祖居无锡七房桥一个五代同堂的大宅。但到父亲这一代，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父亲十二岁丧父，中学毕业后，知道无望进大学深造，乃刻苦自学。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从教小学到中学、大学。据说他执教之时，一口无锡官话，讲课生动，两眼炯炯有神，居然把学生们都吸引住了。没有人会打瞌睡的。当时有“北胡（适）南钱（穆）”之说。胡适有开创学风之功，而钱穆以学识渊博备受推崇。

20世纪30年代的青年钱穆

父亲一直以继承祖国传统文化为自己的职责，围绕中华文化、民族精神为中心进行教学和研究，十六岁时，他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后，心灵上激起极大的震动。他不是走政治救国的道路，而是转入了历史研究，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历史上寻找中国不亡的根据。这个思想一直贯穿在他之后八十年的历史研究中。如他在抗战最艰苦阶段出版的重庆版《国史大纲》的扉页上写道：“本书将奉献于前线抗战为国牺牲的百万将士。”可见，父亲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人。在那个年代，他就多次演讲，激励民族感情，振奋军民士气。

1935年10月，父亲和顾颉刚先生、钱玄同先生等百余人，上书国民政府，要求早定抗日大计。1949年春，他应私立华侨大学之聘去广州后，又应张晓峰先生之邀至香港办学。那时香港环境复杂，人们关心的都是政治和军事，但父亲和唐君毅先生等却在1950年秋创办新亚书院，这是当时唯一的一所不牟利的学校，学生近百人，大多免费入学就读。

新亚书院是以儒家教育理想为宗旨的，校内挂孔子像。1954年起得到美国雅礼协会资助之后，父亲提出，雅礼协会可派人驻校联络，绝不能过问校政。新亚书院新校舍落成后，雅礼协会代表建议在孔子像边挂耶稣像。父亲说，新亚不是教会学校，断然拒绝。

钱穆在新亚书院讲课

1963年，香港政府集新亚、崇基、联合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父亲觉得办学和研读不能兼顾，决定引退，随后赴马来西亚作短期讲学，后因香港秩序混乱，迁居台湾，那已是1967年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和父亲的联系中断了，也不知道父亲去了台湾，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恢复了联系。父亲和我们分离得实在太久了，他再也抑制不住和子女见面的愿望，1980年夏，继母胡美琦女士很快帮我们办了去香港的手续。当时每天因私出境的名额很少，我们兄妹一下子要走五个，难度很大，但在有关方面的特别照顾下，总算批准了四人。

1980年8月底，大哥、三弟、小妹和我终于通过罗湖桥海关，坐上了去香港的列车，当时心情很是激动。当年父亲离家时我只有十六岁，那时我们住在苏州娄门小新桥巷的耦园，父亲在无锡江南大学教书，课后就回到苏州家里，就在那小小书房里写作。我们走过书房时，总怕弄出声音打扰他，至今这一情景仍历历在目。父亲不苟言笑，在我们的心中始终是严厉的。从地铁出口处出来，我们还在东张西望地寻找，继母却先凭着照片认出并招呼了我们。在继母旁边站着一个身穿长袍的老人，这就是与我们分开了三十多年的父亲。

为了避免新闻记者的注意，继母特地把我们的住所安排在一所旅游饭店的高层，父亲患有青光眼，视力模糊，他常走到我们身边，从近处审视我们每一个人。他的确还把我们当作孩子，每天先自己正襟危坐，然后令我们挨次坐下。他问我们每个人的经历、生活、读什么书，当他知道我们兄妹是小学、中学、大学教师时，十分高兴，连声说“很好，很好”。知道十个孙子和外孙都在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读书时，更是眉开眼笑。当谈到我们曾遭遇过的艰难困苦时，他唏嘘说：“吃点苦没有什么，我希望你们做好一个中国人，用功读书做学问。”他又说：“我对你们也没有尽到责任，尤其对小女儿，总觉得对她很惭愧。”他离家的时候，小妹钱辉只有九岁。这次来港，父亲和继母对她特别好。在相处的短短一星期中，父亲还给我们讲中国历史，教导我们做人治学的道理，几乎每晚都要谈到十二点以后。有时午睡了，他刚进卧室躺下，忽然又走到我们房间，讲起他刚想到要关照我们的话。所有的爱、所有的期望，溢于言表。

钱穆与家人合影 

下排左二钱穆，左三钱伟长

半年以后，堂兄钱伟长和大妹钱易去香港访问，父亲和母亲再次从台湾去香港和他们见面。这样我们兄妹五人都和父亲见面了。堂兄伟长自小跟着父亲在苏州、北京读书，叔侄的感情很深。

过去父亲给我们的信，都是继母代笔的。我们只是熟悉她娟秀的字迹，并不了解她的为人。我们这次来香港，继母安排得非常妥帖。她对我们亲切和理解，在香港的几天中，我们之间好像一下子缩短了距离。

继母原是江西南昌的一位世家小姐。曾就读于厦门大学，后去香港，在新亚书院读了一年书。这时父亲孤身一人在香港办学，他不善料理生活，常发胃病。那年香港奇热，他睡在教室的地板上呻吟，使人十分同情。1952年4月父亲应邀去台北，14日，在淡江文理学院新建的惊声堂内，为联合国中国同志会讲演，不料屋顶大块水泥坠落下来，父亲头顶受伤，后去台中休养。当时继母在台中图书馆工作，得知父亲在台中，每日下班后便去探视，为父亲烧晚饭，星期日一起去公园散步，他们逐渐建立了感情。后来继母去台北师范大学读书，1956年毕业后，便去香港和父亲结婚。

继母是父亲真正的知己。父亲晚年视力甚差，但他字字工整，展纸落笔偶有重叠，必须继母诵读后增补修改，真可谓一丝不苟。父亲晚年数百万言的书稿就是这样整理完成的。而继母自己也在百忙中完成了四十万余言的学术著作《中国教育史》，因而我们对她由衷地尊敬和感激。

钱穆与胡美琦

第一次和父亲在香港见面四年后，父亲九十岁生日，香港的朋友和学生们为父亲祝寿。在金耀基等先生的帮助下，我们再一次去了香港。这时大哥钱拙已因病去世，他是苏州大学物理系教师，从小聪颖能干。他的去世对年迈的父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亲自给大哥的儿子钱松写信，要他学习伯父钱伟长。钱伟长也是少年丧父，依靠自己努力而学有所长的。去香港祝寿时，我们带了两个孩子，一个是钱松，他代表大哥一家；一个是我的女儿婉约，她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学习中国古典文献专业，是孙辈中唯一读文科的，由于这个原因，她得到爷爷奶奶的特别青睐。

这次，我们住在香港中文大学。祝寿活动热烈而隆重，新亚校友特别安排了一天时间参观了最初的桂林街校址，以及其后的农圃道校址。回忆当年新亚发展的历程，大家唱起了父亲作词的校歌：“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艰难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我们开始懂得父亲创办新亚书院是提倡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弘扬中国文化，正体现了父亲对中国文化的深情，对民族前途命运的信心和责任感。

钱松那时正在清华大学学习，一心想出国留学，未经爷爷的同意，自己向香港的先生们打听。父亲知道了，严肃地对他说：“我是不会托人帮你们其中哪一个出国的，你们出国要靠自己努力。”钱松听从祖父的教导，后来考取了南京大学研究生，不久由校方派去美国访问学习一年。

这次香港一家三代团聚，使父亲非常高兴，有时说着说着会哈哈大笑起来。他的《师友杂忆》中写道：“余以穷书生，初意在乡里间得衣食温饱，家人和乐团聚，亦于愿足矣！乃不料并此亦难得。”父亲对骨肉离散的痛苦，比我们深刻得多！

1988年初，父亲生了一场大病，两个月不能起床，也很少进食，我们知道了都非常着急。正好这时，台湾当局开放大陆赴台探亲的政策，大妹钱易正在荷兰访问学习，马上提出申请，第一个得到通知批准去台湾探亲。11月的一天，钱易终于飞越阻隔骨肉同胞四十载的台湾海峡，来到了父亲的身边。

那天，父亲早早就在楼廊的藤椅里等着了。当钱易叫着“爸爸，女儿来了，女儿来看望你了”扑向父亲时，父亲顿时满脸笑容，拉起钱易的手连声说：“好，好，你终于来了。”当晚，他即下楼与家人一起用餐，饭后又问苏州、北京儿女们的情况，父亲的胃口一天比一天好，又开始和客人们论古谈今了。第七天，他要钱易为他准备纸笔，伏案写作起来。他下笔的手劲大、动作快，有时一次可写两个小时，得十来页文字。

钱易在台北时，父亲见她总在家陪着他，就关切地说要她出去玩玩，但当他睡觉醒来又常问继母：“我的女儿在哪里？”晚上，有时钱易在卧室陪伴，一听到有动静马上起身伺候。父亲抚摸着她的手臂，柔声说：“去睡，别着凉。”有一次钱易为他擦背，父亲连声说：“好舒服哪，这是我的女儿第一次为我擦背！”钱易被感动得满脸泪水，喉咙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但是这短短的天伦之乐，也被蒙上了浓重的阴影，钱易在台北住了一个月不到，就被猜疑指责，污蔑她涉嫌叛乱，法院还送来了传票，家中敲门声、电铃声不断。父亲生气地说：“他们究竟要把你怎样？这些人已完全放弃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他们不能理解我的女儿怎么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探望父亲，他们是不承认父女之间亲情的。”最终父亲作出了要钱易提前两天离台的决定。离台的那天下午，一家人一起拍照时，父女还勉强露出笑容，但当钱易向他鞠躬道别时，他的面容立即凝重起来，不说一句话。

后来法院又“不予起诉”，此事不了了之。

钱穆台北故居素书楼

父亲生前一直怀念大陆，怀念故乡，他把他在台北住的房子题为“素书楼”。因为他小时候住在无锡七房桥大宅第三进的素书堂。他喜欢回忆在苏州耦园度过的时光，那里的书房虽小，但他却在这个书房里完成了历史地理著作《史记地名考》。书房外，花园、池塘、假山俱全，他问我们：“现在这房子怎样了？”我告诉他，已辟为旅游景点，他点头说：“很好，很好。”他讲起在江南大学任教，常雇小舟荡漾湖中，饱览太湖绮丽风光时，一脸喜悦；谈到游览泰山、庐山的情景更是动情。有时他长叹一声：“我是看不到了。”不禁流露出无限眷恋的心情。

父亲到台湾后，先住在台北金山街，后来当局拨公款为他在外双溪临溪路造了一幢二层楼的小洋房，父亲将其题名为素书楼。素书楼背山临溪，有竹有松，园虽不大，别有风致，父亲著书之余，常在园中散步、种花、吹箫、弈棋、打太极拳。他和继母在素书楼住了二十多年，一花一草一木，都是父亲和继母亲手栽种培育的。1988年，忽然有人提出素书楼没有租约又不付租金，凭什么借用，要父亲搬迁，后经调查后才清楚这是经过批准的，借用属于合法。但到了1989年，又有人提出这件事。他淡然说：“不要被人误解为享受特权，搬就搬吧！”于是他在《中国时报》发表了退出素书楼的声明，说自己仅是一学人、一教师，亦未参加过任何现实政治活动，素书楼应和一般的政府宿舍有所不同。他说我已九十又五，没有精力与人明辨是非，生平惟服膺儒家所论士大夫出处进退辞受之道，人各有志，余亦惟秉素志而已。他表示只想过平静的生活。第二年夏，他在台北杭州南路买了一套公寓，搬离了素书楼。父亲到了新居后，仍念念不忘素书楼的家，说新房子没有树，生活不适应，他体力日差，记忆衰退，也很少说话，一直到他去世。

父亲去世以后，我的两个侄子钱军和钱松代表大陆的儿孙们往台执孝子之礼。堂兄伟长悼词曰：

燕山苍苍，东海茫茫。呜呼我叔，思之断肠。幼失父怙，多赖提携。养育深恩，无时或忘。国学根深，闻名远邦。桃李万千，纷列门墙。忧国忧民，渴望富强。骨肉睽离，分隔两方。人道何如？含恨泉壤。海峡未通，此心怏怏。家国团圆，并非梦想。心驰台北，魂牵灵旁。挥泪哀悼，伏维尚飨。

父亲生前曾经表示，如果人不能回去也要葬回去。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我们兄妹都急着为他觅一归宿之地，尽我们最后的孝心。父亲生前在苏州、无锡教过书，两地的乡亲和学生们都欢迎父亲归来。我们首先选中了胥口乡墅里镇。这里的居民生活富裕，交通方便。继母说，那里风景虽好，但太繁荣而失去清静，不是适合读书的地方。

1990年11月，继母专程来大陆择茔地，堂兄伟长夫妇和小妹钱辉全程陪同。他们先找了无锡马山，那里环境优美，眺望太湖，天水一色，极目千里，继母对钱辉说，这里固然好，但却富帝王之气，而你父亲只是个读书人，恐不合适。后来到了离七房桥不远的鸿山，这里山上有吴泰伯墓，东有梁鸿、孟光墓。继母说：“鸿山虽好，却有古迹，你父亲怎能去占一席之地呢？”接着又到了苏州吴县的东山，县领导说，这里果园极好，春天万紫千红，秋天硕果累累，生活设施齐全，有空地可供选择。但继母不愿意要公家的土地。又到了西山的四墩山选地。四墩山密密层层种满了茶树、橘树、枇杷和杨梅。继母攀到半山，停下来说：“山上再好，我也不能选，这条路太窄了，为了建墓把路拓宽，要砍多少树啊，怎能叫老百姓受这么大的损失呢！”这时大家看到了前边一个山头距太湖更近，风景更好，叫石皮山。

继母说，这里的风景和他们在九龙沙田的和风台5号所见相似，她和父亲在楼廊上观海赏月的时候常常提起太湖，谈起将来有一天要在太湖边上建一小屋安度晚年。

继母终于下了决心：择地西山镇秉常村俞家渡石皮山。1991年4月，她再一次来到西山办理建坟手续，并在墓地附近造了几间房子，说要父亲从自己的屋子走向墓地。小屋里备了很多书，继母说，她和学生们会常来大陆探望父亲。

石皮山钱穆之墓

父亲西山墓中，陪伴他长眠地下的，有他一生各个时期的著作多种，这些书是他心血的结晶，也是他留给子孙及国人的宝贵遗产。近闻北京商务印书馆今年将再版台湾商务印书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和《国史大纲》的新版本；父亲生前在台湾建立的一个基金会准备筹款购买一批父亲的著作，分送有关学校，这当是对他一百周年诞辰的最好的纪念吧！现在父亲永远在我们身边了，什么力量都不能使我们再分开。█

本文节选自《温情与敬意——走近父亲钱穆》第一部分“怀念父亲钱穆”，钱行著，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原题为《父亲钱穆，夕照情浓》，载于《上海滩》1994年第4期，为该刊记者据访谈录整理成文，书中收录，略有删节。

编辑 丨邵莹婷

校对 丨黄海芮

审核 丨陈烨广、赵逸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