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行｜叶启政：国勋兄，想念您！

2021年2月1日，我国著名社会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苏国勋先生不幸辞世。苏国勋先生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涌现出来的第一代社会理论家，在其近四十年的职业学者生涯中，无论是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学术出版，还是对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都产生过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而他对韦伯的精深研究对国内学界至今仍不失引领作用。他的一生正足以昭示出韦伯所谓“以科学作为天职”的精神气质。2022年2月19日，曾深受苏国勋老师关怀和影响的诸多学界同仁聚集在北大文研院，隆重召开他逝世周年的纪念研讨会。他的多年挚友、台湾大学社会学教授叶启政不能到场，特别寄来书面发言，供会上宣读。我们在此发布这篇发言稿，以表纪念。

文 / 叶启政

台湾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

活在像今天这样社会性流动迅速而范围辽阔的时代里，一生之中因缘际会而认识的人不知几许。有的，见面一两次，甚至更多，但是，因缘一过，不是失了联络，就是随着日子的流逝逐渐淡忘。有的，情形却是不一样，可以成为莫逆之交的终生契友，纵然彼此无法有着朝夕相处的机会。通常，我们总是喜欢用“缘份”这么一句简单的话来带过去。不过，我却不愿意轻易地以“缘份”的说法将老苏和我的关系一笔带过，因为这样未免太过简化了深植在我们之友情中那份彼此均感受到的神韵。这股神韵是一种极具“真诚性”的契合感觉，不只是因为我们两人在学术上的兴趣与习性相若，更重要的是来自两人在基本人格上有着共同特质——心直口快，喜好针砭时弊，还带有着“自命清高”的狂气。说来，具有着这样性格的人碰在一起，心中自然是不会存有着算计与顾忌，且故做客气，相反的，最容易蕴生真诚契合感，彼此交心对待。

从1990年代早期我多次赴北京参访与讲学以来，在北京结交的知己好朋友虽然不是那么的多，但也有好些位，至今一直维持着真诚的友谊。但是，与老苏则另外有着一种说不出之惺惺相惜的亲近感觉。除了上面提到的因素之外，我想，我们两人年纪相近（我小他一岁多），对许多的经历，尤其是幼年经历的感受，比较能够引起共鸣，也许是另外的重要触媒吧！有次聊天，我们发现，我们竟然都是在1949年开始就读小学的。当然，他在北京，而我在台湾的新竹市。令我们同时感到意外且惊奇的是，我们核对了一下当时的国语课本内容，发现所使用的课本竟然是一模一样——第一课的内容是“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当然，都是使用繁体字来书写着。不只如此，连学校发给我们的铅笔盒、垫板、铅笔与橡皮擦子也都一样。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那叫做“三星”牌的铅笔含铅量太多，练习本的纸张质量又太差，以至于一写上字，不只笔迹浅淡到几乎看不清楚，而且还常常将那粗糙得像当时之卫生纸的纸张刮破。橡皮擦子更是硬如石头，根本无法擦干净，甚至，总是将纸张撕裂了一大片。

当时，我们谈起此等往事，顿时感觉仿佛是在同一个地方成长一般，亲近得不得了！情形怎么会是这样？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当年，虽然北京在一月底即已被解放了，但是，新政府一时还是来不及更换所有的学校教材，以至沿用国民党时代的既有教科书所使然的。总之，不管情形是如何，在已是分属于不同的统治政权下，老苏与我竟然还分享着一些共同的生活痕迹，尽管，说起来，这只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已。可是，正因为是每日生活里头的琐细小事，它紧贴着心里头的感觉，十分扎实，也相当温馨，老老实实地将那种共属的时代感（尽管是短暂的）剔透出来，更是牵动了对后来我们俩所经历的整个不同历史命运有着沉重的感触。当时，这还着实让我们两人唏嘘了一阵子，也让我更能体会老苏的心境。

苏国勋教授与叶启政教授对谈

（图片转自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公众号）

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摆脱历史命运加诸在身上的制约，那是由时空交错编织成的一种具结构随制性的“命运”网罩，虽然未必如同孙悟空遇到如来佛的手掌一般，被完全命定地摆布着。是的，看起来，人们彼此之间所不同的是，有的人坎坷颠顿，而有的人则安然平顺。或者说，有的人将之看成是必然的枷锁，认命地承担下去，而有的人却是竭力地力争突破，让既有体制无法永远嚣张地挟持“必然”的命运姿态主宰着自己的生命。这样将必需绝对屈服之难以承担的“必然”转化成为充满着可能机会的“或然”，正是在面对着历史命运强加挟持时，对一个人之勇气、毅力与智慧的考验契机。

说来，老苏就是属于后者的这种人。他挣脱了历史命运之神的无情摆布，耗费了不少的心血与光阴，为自己的未来开拓出一条另类的可能，尽管在这中间承受着不断挫折的挑战。对老苏来说，这更是一场意志的搏斗和考验，得以让自己走上了从事人文学术研究这条路，而且选择的又偏偏是一条人烟罕至、且充满荆棘挑战的理论思考“曲径”。无疑的，老苏这样的选择是本着自己之心性的一种执着。假若我的了解没太过于偏差的话，依循着过去中国社会学偏重经验实征取向的学术传统来说，这样的选择无异是一种近乎赌命的作为，在1980年代新兴重建的中国社会学界里，可以说既是例外，更是非凡的。说是“异数”应当是不为过的。

80年代的苏国勋先生

在制度上，透过马克思的理论来检视和批判资本主义体制、并进而从事藉此建设理想世界，是无以回避的立论基础。单就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论述传统，更是一种极具历史命运性的“正统”认知模式。在这样的学术传承下的1980年代里，老苏选择了韦伯的理论，特别是有关“理性”的论述作为开展学术研究的起点，乍看起来，毋宁地是相当诡异，不合“规矩”的。但是，从西欧（特别德国）社会思想史之发展脉络的角度来看，它们彼此之间却是有所关联，尽管这个关联或许并非韦伯本人所预先期待的。

这是怎么说的呢？以最简扼的话来说，情形可以说是如此的：就人道的人文主义立场、且单单针对资本主义体制而言，根据卢卡奇(Lukács)的说法，若说马克思直捣着资本主义体制的结构性要害——“剩余价值”的邪恶“剥削”本质，那么，韦伯对当代“理性”之展显的检视与批判，则是提示着马克思所掀开之此一结构性要害背后那具更为深邃历史意涵之“理念”基础的特质。简单地说，这即是：被法国“启蒙”思想扭曲了的“理性”，也就是被科层体制予以制度化的“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使然的。假若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加以审视的话，那么，老苏对韦伯之“理性”论述的研究，其实是呼应着卢卡奇所呈显之此一具突破性的诠释意涵，相当程度的，并没有远离以马克思思想为主导之社会主义论述的基本轨道，甚至是往更深层处再挖了下去。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

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老苏已经注意到韦伯针对着当代社会（不管采取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的）所呈显之“理性”内涵的两难困境是有所迟疑的。这样的两难困境表现在认知上的是模棱两可(ambiguity)，而体现在感受上的则是正负情愫交融(ambivalence)。认真地回顾德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历史，我们不免会发现，这中间涂染着尼采以酒神狄俄尼索斯与太阳神阿波罗对彰之思维套路的浓厚色彩，而此一“反”启蒙理性的思维模式则又是承袭自十八世纪中后叶发生在德国之向往希腊古风(Griechensehnsucht)的狂飙运动(Sturm und Drang)以及之后带动出来之浪漫主义风潮的思想传统。

严格来说，这样的思想模式乃至可以追溯至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思维模式，而这不只是尼采之思想的历史源头，也可以说是韦伯对“理性”之讨论的思想根源，乃一脉相承着。从如此一般的整个西欧（至少德国）历史背景来看，无疑的，老苏的韦伯研究不能单纯地以替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开启了“韦伯学”热潮这样的评价来看待而已。尤有进之的，单就当代社会理论的发展系链而言，它所可能剔透的更是有着另外一层更为深刻的思想史意涵，除了影响其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之外，乃至对列菲伏尔(Lefebvre)以降的法国社会思想也起了一定的启发作用。这是后辈在阅读老苏的著作时应当特别放在心上的。

《社会理论：现代性与本土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

毋庸置疑的，在对西方既有之社会学知识的了解几乎是完全空白的情况下，作为社会学重建后的第一代社会理论家，除了引介韦伯思想之外，老苏更是承担了“启蒙”的任务，他持续地从事着翻译与编撰西方的理论文献、并创办刊物等等任务。这是一种为整个学门的发展奠基扎根的工作，扮演的是吃力不讨好的无名英雄角色，贡献总是以静默、潜沉、无形、点滴积累的方式埋藏在文字里头，是无法获得到那英雄式的喧嚷、嚣张、彰扬、以及聚焦的崇拜。说来，或许，这是作为第一代社会理论家的历史性宿命，老苏承担下来了。这是他作为一个学者对知识所表现出来之一种极具热诚的历史使命感使然的——一种对后辈诚恳交代的责任感。我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为成功、也是最令人感佩的表现。

老苏并不是一个只躲在学院象牙塔中治学的社会理论家而已。是的，他是淡泊名利，也热衷于从事理论性的思辨，但是，正是因为他淡泊名利，加以为人耿直坦诚、择善固执、又热情洋溢，他可以不计个人利益、乃至安危，以言行对发生在周遭的事情表示意见。往深处来看，这不就正奉行着他所推崇之韦伯式的“实践行动”主张吗？话说到此，我想，需要再多做一些评析的功夫。我始终认为，正因为惯于从事理论性的思考，老苏养成了细究基本社会价值与伦理基础的习性。这样的习性垫高了理想性，也强化了具有着伦理与生命美学意涵的社会责任意识，以至他对自己所身处的时代与社会，总是怀有着一份难以言状的感情，将强烈的责任意识带了出来，而成就为一个关心世事的知识分子。论根究柢地来说，其所展现的正是承袭着中国读书人的基本典范，辉映着明朝顾宪成所说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说来，这不正就是当代知识分子所需要的人格典范吗？老苏做到了！

老苏，您升天已经有一年了，但是，您没有被忘记。您的故旧与学生还会在这么的一年后为您再次召开研讨会来“公审”您的过去种种，您在天之灵应当感到满足吧！说真的，我还真很羡慕着。最后，盼望您在天之灵继续保佑这些后辈，也保佑着这个国度。             

撰于台北景美寓所

时2022年一月十五日

本文转引自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纪念合集，2020年2月20日。

编辑丨彭业佳

校对丨陈灵琳

审核 丨 李昊玮、赵逸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