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坚雅：作为社会体系的市场结构 | “关于市镇的社会学研究”专题（五）

策划人/傅春晖

施坚雅关于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研究为人们耳熟能详，他的研究揭示了农村社会形成的超越“村庄”的社会体系，由基层市场、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关联起来的流通网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婚姻、宗族、宗教、商业、权力都在这个空间体系当中交织在一起。不过人们容易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研究受到了乔启明和杨开道的重要影响，他的整体研究思路以及六边形市场分布格局的细节分析，都借鉴了上述学者的重要发现，并以此与美国早期的乡村社会学遥相呼应。

文 / 施坚雅

G. William Skinner（施坚雅） (1925-2008)

中国的市场体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范围，而且有重要的社会范围，特别是基层市场体系，它的社会范围对于研究农民阶层和农民与其他阶层间的关系都值得给予较大关注。为了提出一个适合于我本节论述目的的重点，此后我把它叫作基层市场社区。我相信，有很好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不仅要把这种社区当作一种中间社会结构，而且也要当作一个文化载体——雷德菲尔德的“小传统”[1]在中国的表现——来分析。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 Robert Redfield (1897-1958)

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我要论证的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

我们可以从这个区域通常有多大，社区一般包括多少人口开始。为了避免罗列引证众多的实例，我提出一系列估算，把我所能接触到的所有有关的经验事例中的资料合并理顺。表1以一个简单的图解模型为基础，指出了一个显著的而又极端重要的事实，即：基层市场体系的大小与人口密度反方向变化。在人口稀疏分布的地区，市场区域必须大一点儿，以便有足够的需求来维持这一市场，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它们则较小。

这个表还揭示出一种一般常识不一定能预见的关系：即市场社区的平均人口仅在一个点以前与人口密度一起增长；当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325人时，以及当基层市场区域面积降到27平方公里以下时，市场体系的平均人口开始下降。至于为什么市场区域会随它们所在地区人口的密集而逐渐变小这一问题的充分理解，有待于第二部分中对变化的分析，但表1显示出的市场体系人口和面积之间的关系则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当各地区的市场区域面积随着人口密度加大而不断下降时，显然最终肯定会达到一点，此时更小的面积无法容纳更多的农业人口。在中国农业区，[2]民国末年，这个点位于人口密度300—350之间。

面积达150平方公里或更大的特大市场区域（表的最上端）只出现于中国农业区的山岳地带和边远的不毛之地，在这些地区，人口稀疏地散居于险恶的环境中。只有在这类地区市场社区的人口才会少于3000人。在另一端，面积15平方公里或更少的持小市场区域（表的底部）只出现于特别肥沃的平原，在典型情况下位于大城市中心的附近。中国农业区基层市场区域规模的分布可以概括如下:

所以，大多数基层市场区域的范围可以让最边远的村民能够不费力地步行到集上——这段距离为3.4到6.1公里。[3]在模型中（见表1最下行），市场区域的面积刚过50平方公里，集镇间隔不到8公里，到镇上的最大步行距离为4.5公里。基层市场社区的平均（中等）人口约7000多。

所以，很清楚，即使就典型的社区——18个左右的村庄、1500户人家，分布在5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来说，我们也不是在讨论由极为紧密的或强烈的束缚构成的关系密切的原始团体。另一方面，像大多数中国学生不习惯于把市场体系看作社区，并受到相关文献的烦扰一样，我们很可能在这方面也被引人歧途。让我用以高店子为中心的社区进行说明，这是我调查过的四川一个基层集镇。这是一个不够典型的较大体系，在1949—1950年有约2500户人家，[4]普通农民是否认得出——更不必说熟识——那么多家庭的成员呢？

如果林先生——一个45岁的农民，我和他住在一起——可以被看作一个典型，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林先生和这个市场体系各地的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有点头之交。[5]此外，他能够认出社区中主要上层人物的家庭成员，并对他们加以形容，而不论他们居住的村庄散布于何处。他知道集镇另一边的农民家庭的详细情况，而大多数美国人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他们的邻居。林先生关于高店子市场社区的社会知识比起在他的场院中干活儿的农业工人或用车把他的桔子运到市场上去的运输苦力，或许给人的印象更深，但与社区地方上层中的任何有闲的绅士见多识广的社会知识比就显得逊色了。身穿长袍的地主可能只对他喜欢的几个人点头招呼，但他认识他到市场去的路上碰到的所有人，并且在他脑子里似乎装有每个人的完整的档案。

但这一切当真很奇怪吗？高店子市场社区的农民，到50岁时，到他的基层市场上已经去过了不止3000次。平均至少有1000次，他和社区内各个家庭的男户主拥挤在一条街上的一小块地盘内。[6]他从住在集镇周围的农民手中购买他们贩卖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他在茶馆中与从离他住处很远的村社来的农民同桌交谈。这个农民不是惟一这样做的人，在高店子有一种对所有人开放的茶馆，很少有人来赶集而不在一个或两个茶馆里泡上至少个把小时的。殷勤和善的态度会把任何一个踏进茶馆大门的社区成员很快引到一张桌子边，成为某人的客人。在茶馆中消磨的一个小时，肯定会使一个人的熟人圈子扩大，并使他加深对于社区其他部分的了解。

民国时期的四川茶馆

让我们暂时停下来，注意一下，当一个农民对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社会状况有了充分良好的了解，而对基层市场区域之外的社会区域却全无了解时，会引起的某些结构上的后果。这意味着他所需要的劳务——无论是接生婆、裁缝，还是雇工——大部分都会在体系内的家庭中找到，由此而建立起一个老主顾与受雇用者结成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全部存在于基层市场社区内，这也意味着，如前一节所提到的，一个迫切需要资金的人会期待在他自己村庄范围之外组成一个互助会。

这还意味着农民常常在市场社区内娶儿媳。媒人们（在四川，他们常在集镇上的某些茶馆中活动）和适龄小伙子的母亲们有相当大的保证，可以在整个基层市场社区中寻找未来的儿媳，但他们对体系之外的家庭则缺乏了解，无法从那里寻找候选人。总之，基层市场社区中有一种农民阶层内部通婚的特别趋向。对于这一点，吉恩·P. 瓦特对香港新界一个客家村社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证明：村里最活跃也最成功的媒人是一个富有的寡妇，她特别频繁地到大埔镇上去,那是一个每日集，她在那儿记下较大社区中适龄女孩儿的名单。[7]结果是，一个宗族按传统方式把它的年轻女子嫁到另一个宗族中做新娘的安排往往集中于基层市场社区内，又好像是更接近于可能没有直接先例的固定的联姻。农民的姻亲结合因此而构成另一个遍布于基层市场社区的网络，并使结构更为完整。

在父亲血缘关系方面，我怀疑基层市场社区在宗族组织方面起了一种可能解决令人感到困扰的分解问题的作用。在中国，新的村庄习惯上或是由一个家庭或是由一小部分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建立。在这种新村落中的家庭，实际上构成他们原来村落——通常不太远——的宗族的一个支系。经过几百年间的这种分裂，中国农村的不少部分逐渐维持了大量的同姓氏的地方化宗族，它们由于来自一个共同祖先的血缘关系而在历史上重重联系，但每一个地方化宗族都位于一个不同的村庄或集镇。[8]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相邻的地方化的宗族之间的联系会永久存在并形成有组织的统一体，而另一些具有同样久远的祖先的宗族却各自独立？我的设想是，由于农民家庭的社交活动主要在他们的基层市场社区内进行而很少在其外进行，同一个市场体系内的宗族间的联系可能会永久存在，而在不同基层市场区域中地方化的宗族之间的联合常常受到时间的侵蚀。在四川，我调查过的地区，林姓客家家族主要集中于以高店子、赖家店和大面铺为中心的三个基层市场区域中。然而，每个区域中的林姓家族似乎是单独组织起来的,在它们各自集镇的茶馆里有自己的议事机构。水野曾提到，在华北，宗祠通常设在集镇上而不是村庄中。[9]因此，我们把基层市场社区视作“复合宗族”的通常所在地可能要好些。

荔枝窝，香港新界地区历史最悠久、最具规模、保存最完好的客家村落之一，以外筑围墙、宗族聚居为特色。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导致人口外流，村落逐渐衰败。（Photo: SCMP / Roy Issa）

在这方面，我还要提到另一种有启发性的情况。在福建海澄县港尾的基层市场社区中，全部人口的大部分都属于一个复合宗族。1948年市场本身受到“大房”（字面意思为大的分支）的控制，这个“大房”是位于集镇北面一个村子的宗族中的一个分支。在港尾集上，三个掌粮食斗的人，牲畜经纪和猪的过秤人、轿夫头儿，甚至于乞丐头，都来自大房，从大房来的买主在集上有特权。在这种情况下，大房在复合宗族中社会地位的优势明显表现在市场社区的经济体系中。在适当的环境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正如地方化宗族中占统治地位的支系能够在村社中维持最高权力一样，[10]在复合宗族中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化宗族也可以僭取对市场社区的控制。[11]

港尾的例子还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市场社区的权力结构不可能与对市场的控制分开。在四川，民国初期，以哥老会为共称的秘密会社在农村社会的所有层次都行使最高权力，基层市场社区也不例外。事实上，基层市场社区是一个最重要的单位，因为哥老会的分会由一个基层市场社区组成，而且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只限于一个基层市场社区内。在以高店子为中心的基层市场社区中组成了两个分会，一个“清”，—个“混”：两个都在镇上的茶馆中设有山堂并举行会议。大部分男性成年人属于一个分会或另一个分会，几乎在每个集日分会成员们都能与分会职员们一起处理事务，后者呆在一个指定的茶馆中。在高店子，如同在四川盆地其他很多集镇上一样，市场本身受一个秘密会社分会的控制。掌粮食斗的人、猪的过秤人、牲畜经纪人和其他一些拿佣金的代理人都由会社成员担任，每个经纪人的酬金中都有一部分要上缴作为分会的财产。

光绪年间查缉哥老会的政府布告

在中国其他地方，对市场的控制可能更广泛地分散在一些基本村庄中。在山东，常见的安排是同赶一个集的村庄轮流负责市场管理。在阴历月的每旬中，指定一个村庄，或几个村庄共同负责出人担任公共的计量人员，并给这些人出津贴，以使他们作为免费的诚实的经纪人提供服务.然而，杨庆堃引用的一些实例表明，这种分散的控制限于小市和较不重要的基层市场；在中间市场（以及某些明显较大的基层市场），权力往往是集中的，或是由于大量村庄的共同管理行不通，或是由于在一个大的、比较繁荣的市场上，经纪人的酬金多到权力集团不能忽视不理的程度。[12]

这样，市场本身就构成市场社区中社会结构的一个焦点。另一个焦点，其重要性几乎不弱于市场，通常由镇上较大的寺庙提供。首先，管理寺庙的董事会不仅由虔诚的镇民组成,还包括了住在市场区域中各个村社的有宗教信仰，有领导地位的居民。然而，在与寺庙供奉的主要神灵有关的节日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庙会，是件十分重大的事情，不能只靠虔诚。在高店子，庙会由一个董事会组织，董事会成员由店铺老扳中的头面人物和地主上层人物中最有权力的成员担任。每年在节日期间组成地方治安团体以管理拥挤的人群并引导队伍行进，1950年这个治安团体约有60位志愿人员,而且包括了该市场区域中各个村庄的人。此外，庙中供奉的神灵本身在尘世上的活动范围，被认为与基层市场区域一致。东岳——一位位管理地狱的官员——的雕像每年要被抬岀来在他的权力区域内游行。传统的路线是，沿着由集镇辐射出的每条主要道路，抬着神像依次走过红门铺、沙河铺、窝窝店和大石子——每个幺店位于市场区域的一角。用这种方式，这个宗教节日每年一度重新肯定了该社区的领地范围，并象征性地加强了它的以集镇为中心的结构。

基层市场社区的分立性还以另一种方式染上宗教色彩。由信徒组成的祈祷团体参加宗教庆典时共同为受祝的神奉献祭品，并作为团体参加游行。1950年，30多个这类团体参加了高店子的庙会，除了来自成都的三个团体以外，每个团体的成员都限于一个基层市场社区，来自外地社区的团体都以它们的集镇的名称命名。在传统时代到宗教圣地朝山进香的人们组织的“香会”和“山会”，似乎通常也在基层市场社区内组成，原因也许仅仅是官府会对较大规模的宗教团体的活动加以留难。[13]

上述事例说明，各种各样的自发组成的团体和其他正式组织——复合宗族、秘密会社分会、庙会的董事会、宗教祈祷会社——都把基层市场社区作为组织单位。[14]职业团体也可能在基层市场社区内组成。高店子有一个茶馆是一个牲畜配种人联合会聚会之所，另一个茶馆则是木匠和泥瓦匠联合会的总部。还有其他自发组成的联合会，尤其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组织（例如看青会或管水会），尽管与市场社区的界限不同，却往往整个位于市场社区内。[15]

还要提到的是，基层市场社区与农民的娱乐活动息息相关。基层市场和较高层次市场是专业说书人、戏班子、卖唱盲人、摆赌摊儿的、卖艺的、练杂技的、卖膏药丸药的以及魔术师等等人物的舞台。不但村庄里明显缺少这类人，而且一般情况下小市上也见不到他们。正如集日通过提供娱乐机会减轻了农村生活的无聊一样，庙会使村民全年的娱乐达到高潮。

民国时期北京的隆福寺庙会

在上述概括性研究所表明的基层市场社区结构的实际情况的范围内，同时还可以提供一个基础，用以评估这样一个社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一个文化载体。文献中有大量的关于中国村庄文化特性的泛泛的论述。我们常常听说，每个村庄都有它自己的方言、自己的风味食品、自己穿衣戴帽的方式等等。然而，我有一种强烈的设想，当差异大到成为相邻村庄的特征时，最终可以证实这些村庄属于不同的基层市场社区。很有可能在传统时代，典型的农民认识的同村人要比他认识的所有外村人加在一起述要多。但同时，他与本市场社区内外村人的社会联系如此之广，以致于很难想象任何范围的文化差异能够在使用同一基层市场的村庄之间长期存在。同样，使农民与其基层市场社区之外的人发生接触的社交活动如此之少，以致于市场社区之间在文化上产生差别好像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一旦基层市场社区达到了包容农民生活的程度，它也就造就了后者的生活方式。只要社区长期存在，它就必然会坚持它自己的一点儿传统。

最明显的例子是与交易过程直接相关的度量衡。尽管在任何一个市场内它们是标准化的，并且事实上都有严格规定，[16]但基层市场之间还是有着大量差别。在1932年调査的11个市场中，杨庆堃发现有10种不同规格的斗，这是分配谷物用的干量。用于量土布的“大尺”和量笨重产品重量的大秤同样在不同市场间有很大的变化。[17]大桥育英在研究京汉铁路沿线农作物交易情况时发现，在中心集镇之外活动的经纪人们不得不随身携带各不同市场体系惯用的度量衡的换算表。[18]这类资料表明了作为经济体系的基层市场社区的独立性和孤立性——并由此表明构成各种文化特性之基础的真实环境。归根到底，正是长期不变的传统市场模式可以解释下述事实——引一个典型的例子——每个四川姑娘精心装饰她的新婚床帐的十字挑花，都带有她所在基层市场社区所特有的花样。

一个同样明显的事例涉及宗教传说，在格罗特斯的华北寺庙和传说的地理学分析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方面的描述。[19]例如，一张地图显示出，对黑龙的崇拜集中在察哈尔的万全县一个界限分明的区域内。这个区域的大比例尺地图给人一种强烈的暗示：这个现存6座黑龙庙的特定区域实际上是以秋铺镇（音）为中心的基层市场区域。在高店子市场社区中，东岳及其地狱中的官吏的传说不可避免地笼罩着农民关于另一个世界的观念，但在周围市场社区的宗教文化中,这个神和他的殿堂都不怎么重要。

在语言方面，人们认为在同一个基层市场社区内有微小区别——考虑到在市场上发生的大量的口头交往，但在市场社区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区分。当我的四川知情人们操着带有不同市场的语言特征的方言谈话时，我想到，对于中国的语言地理学家来说，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正是基层市场区域。

我没有什么证据来说明中国较高层次市场体系的社会范围，但在这方面我愿意提出两个观点。看起来很清楚，在很多方面，中国较低的和中间层次的社会结构与前面几节所描述过的市场结构平行，并且，与后者一样，采用了一种等级网络的形式。让我再次描述一下高店子的情况。这个基层集镇与模型B—样,面向三个较高层次的集镇，因而成为三个不同的中间市场体系的一部分（见图3.1）。这些结构链的每一个都与由一系列不同社会组织组成的等级排列并联。我只各举一例：1.高店子市场社区中的廖姓家族，像林姓家族一样，组成一个复合宗族，在集镇上设有总部，但廖家认为他们的组织只是一个更为庞大的复合宗族的分支，这个更大的复合宗族在东南方的中间集镇大面铺上有一所宗祠。2.高店子的志中儒院（儒院——一种慈善团体）与一个名叫中和儒院的较高级儒院保持紧密联系，后者位于西南方的中间集镇中和镇上。最后，3.让我再一次提到秘密会社的分会，它们尽管实际是独立的，但却组成了相当广泛的同盟。这些同盟之一，设在高店子的分会，首先与西北方中间集市牛市口上同一同盟的分会相联系。

应该明确指出，指挥或控制这些组织的不是农民，而是有闲的绅士们；并且一般说来，两个不同层次纽织之间的联系之所以能实现，如果不是由于地方上层人物的参与，那么就是由于在基层集镇和中间集镇上都有商业利益的商人的参与。在高店子，注意一下同类的资料：秘密会社的农民成员只属于他们的基层市场上两个分会中的一个，而商人和地方上层的成员很少有人不认为在他们的中间集镇上也参加一个分会大有好处。

上述观察结果导致我的第二个观点：每一个等级层次的市场体系对于阶层间的关系都有一种特有的意义。从这个观点出发，基层市场社区可以被视为一方面是小商人和农民之间的交往，另一方面是小商人和地方上层之间的交往（主要通过市场控制机制）的核心。但它的主要意义却在于农民和“乡绅”的关系。尽管单个看，很多村庄不能夸口说村中存在着既有土地，又有闲，还有文化的家庭，但所有的基层市场社区在传统时代都有一些所谓的“乡绅”家庭。用不那么明确的术语来说，这些高人一等的家庭正是在集镇施行“社会控制”。每个寻求即使是非正式的领袖地位的绅士，通常都在他的基层市场上一个固定的茶馆里有一块地盘儿，不同村社中农民之间的纠纷通常也在集日的茶馆里由这些领袖仲裁。[20]也是在集镇上，地主或他们的代理人与佃农打交道,秘密会社分会的上层社会的职员们作出影响农民在社区中的福利的决策。

地方上层人物是农民与官宦上层之间的媒介与缓冲器的观念——尽管从修辞学来看可能有点儿特别——是个熟悉的观念。小商人是农民与高层次中心地的商人之间的中介的观念也是如此。二者的作用都像“掮客”，[21]他们既为农民挡住了所疑虑的外部世界，又有选择地把外部世界的一些东西放进来并传达给农民——一些必需的外来产品、“适合”当地状况的皇家公告、被说书人歪曲了的伟大历史的片断，或者乡约讲说人改编过的上层人物的思想观念，等等。[22]简单地说，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些两面的“掮客”——无论在文化、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是在基层集镇而不是村庄层次上活动。正是他们把基层市场社区与更大的社会的机构、习俗联系起来，或——依一个人的视野而定——与后者隔绝。

中间集镇的社会范围[23]实质上是农村社会中间阶层自身所需的一个世界。就中间市场体系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意义来说，它通常既不包括农民，也不包括官宦阶层。在中间集镇的茶馆、酒店和饭铺中，来自周围的基层市场社区环的地方上层的代表们，指导着这个中间市场体系为之服务的更宽广的区域中的各项事务。那些业务活动主要限于某个中间市场体系内的大大小小的商人和手艺人的情况与此类似，因为他们阶层内的事务也要在中间集镇上处理。但是，或许在中间市场体系特有的社会关系中，最有影响的是集镇上的缙绅上层与商人之间的来往。因为，一方面“中上阶层”的资金投人到中间集镇上的当铺、钱庄、手工工场和商业企业中去，另一方面，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资金投人到土地上和兑换成社会习俗惯用的铜币时，要进行的关键性的协商谈判——这些交往也都在这一层次的集镇茶馆或镇公所中进行。

G. William Skinner

Rural China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Sichuan Fieldnotes, 1949-1950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中心集镇上阶层间关系由于增加了官吏的出场而显得更为重要，可以设想，这一层次的集镇不仅是较低层次市场上已出现过的各种集团间关系的中心，而且也是官吏与他们管辖范围内“乡绅”的领袖人物及镇上有领导地位的商人们举行重要磋商的中心。莫顿·弗里德在叙述安徽滁县（一个小县城，也是一个中心集镇）时指出：

……有成就的地主、商人、手艺人和官吏常常在大致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交往。富裕的地主结交富裕的商人而不是贫穷的地主；有成就的手艺人宁可与富裕商人做伴，而不理睬贫困的同行。……各个行会的首领通常由镇上的一个绅士担任，联合行会的首领也同样。_[24]

何炳棣关于清代商人和官吏之间关系的论述[25]认为，弗里德所描绘的1948年的景象，作为在民国时期逐渐起作用的新生力量造成的一种近代的偏离，几乎是无法消除的。

任何一种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观察，只要它把与相关联的市场体系进行比较作为重点，就必然会随着层次的提高越来越注意到行政体系。早期的分析，受中国学者官方的偏见的影响，假定行政体系最为重要。我详尽论证一种有点儿非正统的观点的目的，与其说是要反驳这种分析，倒不如说是要推进平衡——在今后的研究中取得一种共识，即传统中国社会中处于中间地位的社会结构，既是行政体系和市场体系这两个各具特色的等级体系的派生物，又纠缠在这两个体系之中。

本文选自《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施坚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0-55页。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罗怕特·雷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芝加哥，1956年）第70页。在中国，把“大传统”设想为一元的和同质的可能只是一种并不严重的曲解，但把它在农民阶层中的对应物设想为多元的和异质的就完全可以排除这类概念。不是有一个“小传统”而是有很多, 这里我倾向于认为每一个都与一个基层市场社区相联系。

[2] 在本书中，“中国农业区”一词用来指一个专门规定的区域, 它包括大部分习惯上称之为中国本土的地区。中国农业区和非农业区的分界线沿着县界（1958年的）划分，以便前者中能实际上包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至少有10人的所有的县。如果在一幅地图上标岀这条线来，其走向可以简要描述如下（按1958年的省区）：黑龙江北部约 1/3的地区不包括在内；包括吉林、辽宁、河北、山西和陕西的全部；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的一小部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约2/5，甘肃的大部分以及青海东端的几个县；也不包括四川和云南西部的山区。中国农业区（包括海南，但不包括台湾）总共418万平方公里，非农业区（不计入西藏和昌都）,共415.94万平方公里。1958年前者有1791个县级单位。后者有260个。一般说，这里所规定的非农业地区土地生产力极低，人口也极稀少，以致市场体系不可能按本书描述的方式存在。

[3] 我认为，“步行距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市场区域面积的决定因素这一概念是毫无意义的。参看杨庆堃：笫14—15页。如果集镇的间隔只是要使最边远的村民能在一天之内步行到市场上并处理完他们的生意然后回到家中，那么，基层市场区域的面积就会在一个狭窄范围内变化。而事实上，中国大多数基层市场区域远远小于步行距离的要求，而在中国农业区的边缘地带，它们会大到从最远的村庄到市场的单程就不止花一天时间。云南易村附近的几个村庄似乎就属于这种情形，如果可以根据费孝通和张之毅提拱的细节（第170-172页）来判断的话。

[4] 民国末年四川西北部的基层市场体系都比较大，因为这一地区的商业化相对不足。见第二部分。

[5] 大部分例外情况限于居住在高店子市场区域东北边缘公路边或公路附近的“外来人”家庭。该市场区内距成都最近并有铁路经过的地方，在l947年住有约140个“下江”人，即来自四川以外别的省份的人，其中大多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来到成都附近；还有约290个祖籍不在华阳县的四川人。这些外来人中只有几个农民，一些是公路边幺店的店铺老板，另一些人是黄包车夫或运输苦力，在以牛市口为中心的中间市场体系中工作；其他一些是在城市工作的市郊居民。林先生只认识这些人中的几个，并且几乎不关心他们。然而，居住在集镇上的“外来人”则另作别论。1947年这类人有58个，包括店铺老板和教师，都是四川人，林先生认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

[6] 这个推断考虑到了髙店子市场社区成员从一代到下一代的相对稳定。人们在每个集日获得的社会知识在他们死后继续积累，这种积累与居民家庭的延续成正比，而与迁出和迁入市场社区的家庭数量成反出。40年代后期高店子社区的家庭中，大部分是自本世纪初已经居住在那里的家庭的直接延续；在新增加的户中，由本地的家庭分裂而形成的要超过由迁入的家庭建成的。即使是在市场区域中有铁路通过的一小部分地方，80％以上的家庭中没有一个人出生在他们现在居住的这一地区之外。在市场区域远离铁路的大得多的地方——拥有整个 社区人口的4/5——总户数的95％以上只由当地出生的人组成。参看施坚雅：《中国人口的微观硏究》，《人口硏究》，第5期（1951年11 月），第91—103页。

[7] 1964年2月8日的私人通信。另见吉恩•A.普拉特：《移民与直系血缘群体：香港新界一个客家村庄的婚姻状况硏究》，《东方人类学家》第13卷（1960年），第147-158页。

[8] 阿米欧神父在他对菲律宾华人家族领地的硏究中引用了福建晋江县的几个例子。J.阿米欧：《马尼拉的华人社区：中国的家庭主义在菲律宾环境中的变形》（芝加哥，1960年）,第44-52页。在提到同姓宗族地方化的村庄常常集中在某一个乡中以后，阿米欧指出（第40页）：“按照这个区域的习惯，乡这个词或是指一些村庄形成的某种统一体性质的组合，或是指这个组合由以得名的最大的村庄，通常是一个集镇。”

[9] 水野薫：《华北的村庄》（北京，1941年），第171页。

[10] 参见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伦敦，1958年），第8—9章。

[11] 地方志有时会隐约提供一些有关占统治地位的宗族对具体市场拥有控制权的情况。见仓持德一：第25页举例。

[12] 杨庆堃：第18—20页。

[13] 参见萧公权：《中国农村：四世纪清帝国的控制》（西雅图， 1960年），第313—314页。

[14] 一段有关1836年的叙述记载了广州附近河南岛一个组织的建立，这只能解释为基层市场社区中结构的形式化：“24个不同村庄共同修建了一所大屋为全体集会之用，这所大屋位于集镇上……”《中国博物》，第4卷，第44页。引自萧：第309页。

[15] 萧公权：第288-289、306-308页。

[16] 仓持德一（第24页）和杨庆埜（第18-19页）都列出了各个市场专用的度量衡表。

[17] 杨庆堃；第20—21页。迟至1950年在四川盆地还经常可见到这类情形。

[18] 引自天野元之助：第156页。

[19] W.A.格罗特斯：《万全（察哈尔）的寺庙和历史：用地理学方法研究民间传说》。

[20] 李美云：第21页。

[21] 埃里克•沃尔夫指出了那些在社区团体和国家组织之间充当“掮客”的人的两面性，见《一个综合性社会——墨西哥的团体关系的各方面》，《美洲人类学家》，第58号（1956年），第1076页。

[22] 萧公权的专著中有关于村民、地方上层和官吏之间关系的丰富细节。这些资料中很多都可以利用来分析地方上层在农民和官场之间的掮客作用。关于乡约讲说制度，第184-206页。

[23] 如同前一节中提到的，中间集镇不仅是一个中间市场体系的中心，而且也是一个较小的基层市场体系的中心，集镇也有双重功能。例如，每一个中间集镇，一方面是它的基层市场区域中的农民和地方上层之间阶层关系的核心，另一方面，是它的中间市场体系中商人和地方上层之间关系的核心。然而，维持两种机能层次的差别是有益的。中间集镇上某些茶馆和酒店是农民阶层的社交禁区。这些场所，加上很多种团体的总部，都应被视为只与集镇作为中间市场社区活动中心所起作用有关的机构。

[24] 莫顿• A.弗里德：《中国的社会组织》（纽约，1953年），第17—18 页。

[25] 何炳棣：《在中华帝国成功的手段》（纽约，1962年），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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