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 | 王雪梅：从芝加哥学派出发眺望“世界社区”——重读吴景超的《唐人街——共生与同化》

文 / 王雪梅

1928年8月，27岁的中国留学生吴景超以Chinatowns: A Study of Symbiosis and Assimilation（中文译为《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以下简称《唐人街》）一文荣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这个早在清华求学时期（1916-1923）就抱有改革中国社会想法的有志青年，回国以后把主要精力转向中国问题的研究，在中国海外移民的研究方面，远在大洋彼岸的华人同胞聚居唐人街的故事也逐渐沉入他的记忆深处。时光流转至198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袁方教授在访美期间取得该文的复印本，由筑生翻译并在1991年交付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60多年前尘封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段往事始渐为人知并产生一定的学术影响。从1991年到现在，弹指一挥间，又过30多年的光阴。近日有机会参与“吴景超与芝加哥学派”学术沙龙的讨论，重读此书以及相关文献，深感这是一本未得到仔细剖析也未得到应有重视的中国早期社会学重要著作。我的初步研习体会可以概括成以下三句话：第一，它是一个地道芝加哥学派的、经典的都市社会学研究著作；第二，它丰富和发展了芝加哥学派和都市社会学的移民同化理论；第三，它关于人口流动与迁移的思想超越了时代。

吴景超：《唐人街——共生与同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研究主题、依据的理论，以及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

首先，移民研究是芝加哥学派最经典的主题之一。关注移民融入问题，探讨族群、文化和种族关系，是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在1920至1930年代形成的独树一帜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传统，最先由托马斯（W.I.Thomas）开创，继而由帕克（Robert E. Park）、沃思（Louis Wirth）等社会学家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吴景超先生1923至1928年在美留学，1925年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学习，他的博士导师正是帕克教授，此间移民研究正进入鼎盛时期，研究成果丰硕。吴景超先生在此背景下写作博士论文《唐人街》，开篇即点明研究主题：“东方人和西方人在长期的隔绝中发展了不同的种族特征和文化特征，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量的东方人和西方人在新大陆会合，创建他们的前途……以后各个章节，将深入探讨由于东方和西方人的会合，这个国家的各个民族在个人生活、社会关系和种族关系方面显示的后果。”[1]

其次，以移民问题为牵引，芝加哥学派及其都市社会学研究主要形成了四个方面的经典理论：1）芝加哥学派社会心理学理论，2）社会变迁、社会过程理论，3）集体行为理论，4）人类生态学理论。四种理论分别作为都市社区中人格与制度的相互关系、变迁过程、形成方式及分布状态分析的进路。那时社会学随着整个科学的发展趋向，已由研究静态的社会结构，进而研究动态的社会过程；已由主张个人或团体的观点，进而主张社会互动的观点。这也是德国社会学系统学派最为提倡的一种观点——社会过程表现为互动的形式，芝加哥学派相承此说。在《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导论》中，帕克将社会过程分为竞争、冲突、适应，同化四个互动阶段，在都市移民社会中，不同族群之间的接触是社会过程的起点。

《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导论》书影

《唐人街》的写作就是依据以上四种理论，论文的结构安排、脉络展开则是遵从了社会变迁、社会过程论。全书共分十七章，第一至第三章，描述了华人移民到美洲，开始两大族群、两种文化的接触和互动；第四章“经济危机和种族冲突”，是从竞争到冲突的互动阶段；第五至第七章，侧重华人与美国其他族群之间曲折、艰难的调适互动；第八至第十一章，是全书的重点内容，围绕唐人街展开，深入分析华人移民独特的生存空间与生存状态；从第十二章开始，由唐人街的华人移民群体分析、空间分析，进入到微观的华人婚姻家庭，解析同化阶段的问题。

由此看来，从接触、竞争、冲突，到顺应、调适、同化，吴先生的文章就是按照社会过程理论四个阶段的逻辑进行写作的，至于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研究，无不是精当地运用芝加哥学派的都市社会学概念和理论加以阐释、解析，精彩和创新之处每每见于各章节。如在第三章“有色眼镜下的华人”部分，有经典的符号互动理论运用，有从舆论角度透视种族关系、洞察公共舆论的性质和功能——这正是帕克教授关注和倡导的。又如在分析华人移民寻求新的安身立命过程中与其他族群出现激烈的种族冲突，集中体现为反华运动，在这一部分阐释中主要运用了集合行为理论。反华是一种集合行为，是一种社会运动，运用集合行为理论可以深刻揭示这一社会运动的机制。唐人街，作为美国都市中的“自然区域”，身处其中的华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生存状态呢？吴景超先生运用人类生态学理论，详尽地解析了唐人街生态，包括生态区位空间、生态组织结构、生态功能变动；揭示了唐人街的“真相”，所谓“六大公司”、同业公会，乃至帮会，在实际的生态结构中都有其特定的功能。

再次，《唐人街》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也是地道芝加哥学派的。研究以四种理论为基础，相应产生四方面技术方法，即个案法、自然史法、区位法及统计法。从方法入手，这种继承最早可以追溯到托马斯等著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不同的是，托马斯等研究的是波兰移民的个人生活史和家庭生活史，而吴先生则创造性地用之以叙述华人群体生活史。在具体写作中，他往往是先确立一个观点，再引用若干个案资料加以论述，写作风格别开生面，文本可读性强。

在第十二至十五章，吴先生集中探讨唐人街的华人家族与婚姻家庭生活、家庭中的文化冲突以及一代和二代之间的同化问题。正是在这个部分，吴先生核心关注的同化理论得以出现，他自己的观点也随之而来。

第一，唐人街是第一代华人移民“同化”的独特方式。第一代华人移民在种族冲突和文化冲突中通过职业竞争的妥协与白人取得经济上的共生关系，通过相对聚居的唐人街空间模式，建立起华人自己的社区、社会组织及宗族群体，从而构筑适合华人居住交往的、带有本土文化色彩的生态系统，以抗拒异国种族歧视和西方文化冲击。唐人街“不是西方世界中一小块怪异的东方领地，而是生活在一起的两个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种族群体相互交往而又不同化时，必然和不可避免会出现的事物……在这里，美国人成了外人”[2]。

第二，华人移民的代际文化冲突产生同化问题。第一代华人移民面对的是风俗习惯冲突、生活方式冲突、价值观念冲突，这种冲突不是产生于华人移民之间，而是产生于华人与白人之间。然而，从第二代华人（即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起，这种冲突扩展至华人内部第一代人与第二代人之间。这种源于文化冲突的代沟使得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紧张，家庭、人格解组也随之产生。在第十六章，吴先生深入探讨了第二代移民人格解组、边际人现象与同化问题。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华人移民中的边际人首先产生于华人与白人之间的混血儿，其次产生于第二代华人。混血儿面临的文化冲突远比第一、二代华人严重。

芝加哥唐人街庆祝迁址100周年（2012）

第三，同化的动态过程与内涵的扩展。吴景超先生基于对唐人街华人移民的观察研究，认为主观上融合了两种文化、具有新特征的人处于两种文化和社会的边缘，永远不会完全渗透或融合。因此，他关注同化的动态过程而不关注同化的结果。从动态过程分析，他认为同化应该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在客观上接受了美国人的情感、价值观念和行为，另一方面是在主观上，个体在这个国家和社会中生存，各方面都感到很习惯。虽然吴先生没有明确地提出个人观点，但他并不认为同化只有一种路径，同化也并非完全接受所谓的优势文明。

第四，“边际人”概念的继承与丰富。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边际人”（marginal man）这一概念的内涵最初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赋予的。齐美尔不仅在《异乡人》中论述了与边际人十分类似的一种特定的心理和行为模式，[3]而且他本人实际上就长期扮演着一种“异乡人”或“陌生人”的边际角色：作为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他处在两种文化的边际状态；作为在大学中屡屡受到排挤但在非学术圈内却极富声望的名流，他处在两种社会阶层的边际状态；而作为一个杰出的社会学家和同样能将随笔和艺术评论写得极棒的怪才作家，他又处在两种职业和身份的边际状态。曾在德国留学时期师从齐美尔的帕克则是最早揭示人的“边际性”特征的美国社会学家。1928年，帕克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人类的迁移与边际人》一文。[4]在该文中，帕克沿着齐美尔的思路，将边际人形象地比喻为文化上的混血儿，他们寄托在两个不同的群体之中，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他们的自我概念是矛盾的、不协调的。“正是在边际人的思想中，由新文化的接触而产生的道德混乱以最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正是在边际人的内心——那里正在发生文化的变迁和融合——我们可以最佳地研究文明和进步的过程”。[5]帕克先生看到的是一个矛盾的人格，他认为这种边际性既是一种负担，也是一种财富。这一类型的个体，眼界更开阔，智力更聪明，也更有理性。所以，在帕克教授看来，边际人是最佳有关都市文明研究对象。

古斯塔夫·卡耶博特：《雨天的巴黎街头》，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

吴景超先生学习并认同社会学前辈对边际人概念的理解和解释，在运用这一概念分析唐人街华人移民时，提出边际人形成的三种具体路径，即唐人街有三类人（他们与当地的机构和本地人群接触）：1）与主动传播西方文化观念的传教士的接触者；2）与当地雇主接触者——在唐人街以外就业的华人佣工，他们白天从雇主处接受美国文化，晚上回来传播和影响其他华人；3）与当地学校接触者——进入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是美国在星期日为在工厂做工的青少年进行宗教教育和识字教育开办的免费学校）和公立学校的学习者。

吴先生发展了帕克教授关于边际人作用的观点，区分了边际人可能扮演的两种角色，即文化使者和改革者。这两种角色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来讨论的。第一，对于融入国来说，边际人在文化传播方面具有优势，可以扮演文化使者的角色。比如在美国的华人将中国文化、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美国人感兴趣的方面都介绍过去。第二，对于母国而言，边际人因为深入体验甚至深入研究过两国的文化，深知两国的差距，当他们回到母国，眼前的环境使他们不满，这就使得他们既有改革动力，也有改革能力，也就更有用武之地。后者也是吴先生更倾向的角度。

在第十七章“从世界范围看华人迁移”中，吴先生引用大量数据，一方面呈现了当时华人在世界范围内迁移的全貌，另一方面揭示了华人移民在各地遭遇到排华风潮的状况。英国统治的地区如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都出现了排华风潮。据吴先生的研究，排华风潮也遍及中南美洲，“事实是从蒂华纳到合恩角，一道‘长城’已经树立起来”。[6]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经历了“排华风潮出现——排华法案出台——排华法案松解”的阶段，直至1965年排华法案才彻底废除。怎样看待排华风潮？起因仅是“华人是黄种人、是异类”吗？吴先生认为答案并非那么简单。

吴先生从迁移流动、经济贸易、文化接触等多个层次予以分析和解释。他认为19世纪是一个迁移和接触的世纪，迁移的浪潮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物，而工业革命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村经济的解体，所以迁移浪潮“标志着移民与经济解组有密切联系”。[7]商品、人口和资本流动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按照经济学家的解释，国际贸易对贸易各方都有好处。吴先生对此予以质疑，他认为当进入贸易的国家处在同一经济发展阶段时，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经济落后，另一个国家高度工业化，贸易可能使前者经济瓦解。因为通过贸易，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商品和资本流入，给落后国带来两个破坏：一是使落后国经济体制运转不灵，二是打破了落后国国内人口—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他举例：18世纪时英国商品进入爱尔兰，使得爱尔兰的棉花种植、羊毛工业遭到扼杀和毁灭，导致爱尔兰经济的瓦解。而中国国内经济破产与爱尔兰先前发生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所谓上一世纪发生在爱尔兰的情况，“如今正在中国重演”。[8]

中国赴美留学生合影（1927）

吴景超为三排右二

一面是国内经济破产，一面是人口压力巨大，危机由此产生。以吴先生的观点，移民、华人往外迁移实际上是对危机的一种应对和调适。如果这种调适没有障碍，过剩的人口就会留在新大陆——有更好的工资条件、更多的就业机会的地方，这样就会重建一种平衡的秩序，同时中国的人口压力也会减轻。但现实的情况是，华人向外迁移的过程中存在障碍，表现为排华法案的实行。排华法案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华人迁移破坏了迁入国原有的国家市场，涉及国家的利益。吴先生写道：“生活水平高的国家，他们的有利地位绝不容许染指的。他们用排华法案保护自己。这好像是在说，‘你们穷人应呆在你们自己的地方，不要给我们添麻烦’。”[9] 故尔，人口流动被人为限制住了，减轻人口压力的渠道被堵死了。

写到此，吴先生笔锋一转，他指出人为限制的办法是有限的。他甚至预测，这种情形下的排华法案是不可能持续的，美国重新打开国门是迟早的事。因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关税保护本国的商品，但不能够控制世界市场；可以通过排华法案阻止更便宜的劳动力流入，但无法阻止资本外逃，当通过移民无法建立平衡时，就会改为通过资本输出实现。他还认为竞争过程的发展，会出现巨大的地理性的劳动分工，资本和劳动力会在有竞争力的地方再次结合，这也就促成了世界社区的出现。因此，从美国的角度来说，长此以往，本国商品会失去竞争力，美国也就不可能对华人长久关闭大门。“世界社区”[10]这一概念是吴先生的创新，以他的观点，世界社区以劳动分工为特征。

吴先生认为，人口流动可以重建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对促进一个“伟大社会”的成长有很大的作用。这个伟大社会，正如格雷厄姆所言，它就是“一致”，一致比合作和共同行动更进一步，它是人类社会更崇高的目标。[11]“伟大社会”、“世界社区”是如何出现的呢？实际上吴先生很早就看到了经济一体化乃至全球化的力量，因为人口、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一定会带来文化的接触，接触必然产生文化冲突，但文化融合也不可避免。两种文化接触时，首先建立互利关系，然后产生感情态度影响，不同文化族群之间就会形成共同的“论域”[12]。这就是吴先生眼中人类社会一致的未来。

1961年，芝加哥唐人街两位华人举着舞狮装扮合影

事实上，二战以后，特别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体系才被学术界所认知。80年代时，弗里德曼提出“世界城市”的概念，意味着当时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全球经济形成了一个经济体系，世界城市就是该经济体系的节点。全球化成为研究的热点则是在冷战结束以后，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联想到吴景超先生早在1928年即提出类似的思想观点，不能不令人佩服。

吴先生也超越了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因为早在亨廷顿之前，吴先生就看到了文明的冲突。但与亨廷顿不同的是，吴先生加了一个中间环节，即不同的文明首先接触和冲突，经过过渡、边际的阶段走到某种共同的论域。而亨廷顿只是谈到文明的冲突会带来世界秩序的重建，但是世界的秩序怎么建立，重建的路径在哪里，建成什么样子，这些问题他并没有提出来。

吴先生真是一位学术超人，他不仅穿透了他所研究的现象，而他研究的视野也是穿越时空的。《唐人街》的最后一段是吴先生摒除了情感色彩的冷静预言：“也许一个世界共同体不像一个村庄那样充满诗意；也许一个世界政治秩序不如民族自治那么理想；也许一个世界文明太单调，不如许多民族和地区的文化纷呈。然而，无论我们个人的希望和理想是什么，现在存在的动力，似乎正催促世界新秩序的诞生，它不是任何团体和个人所能支配的。”[13]

本文收入吕文浩、严飞、周忱主编：《把中国问题放在心中——吴景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作者注：感谢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硕士研究生胡明琰、范炜钢、武旋同学所做发言稿文字整理；感谢吕文浩副研究员、张路路编辑、赵雅茹编辑修订、润色文稿。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吴景超著，筑生译、郁林校：《唐人街：共生与同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2]吴景超著，筑生译、郁林校：《唐人街：共生与同化》，第153页。

[3] G.Simmel,1950,“Stranger”,in Georg Simmel,The Sociology of GeorgSimmel,New York:The Free Press.

[4] Robert E.Park,1928,“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33,No.6.

[5] Robert E.Park,1928,“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33,No.6.

[6]吴景超著，筑生译、郁林校：《唐人街：共生与同化》，第332页。

[7]吴景超著，筑生译、郁林校：《唐人街：共生与同化》，第325页。

[8]吴景超著，筑生译、郁林校：《唐人街：共生与同化》，第335页。

[9]吴景超著，筑生译、郁林校：《唐人街：共生与同化》，第342页。

[10]吴景超著，筑生译、郁林校：《唐人街：共生与同化》，第344页。

[11]Robert E.Park & Ernest W.Burgess: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Chicago, Illinois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1. P.164

[12]吴景超著，筑生译、郁林校：《唐人街：共生与同化》，第344页。

[13]吴景超著，筑生译、郁林校：《唐人街：共生与同化》，第345页。

编辑 丨王东宇

校对 丨刘一杉

审核 丨赵逸洲、杨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