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 | 杨善华：在希望的田野上——田野经验分享

他人意识是一种换位思考的能力。本科生初入田野时常常会有一种心态：我应该问什么问题？而这种心态的解决就需要“他人意识”。

很多被访的企业都会有所准备，会提前想好学生们会问的问题，提前准备应对的答案。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对企业的老板来说这是一个政治任务，他想的是怎么通过这个政治任务来为自己创造一点价值。他会给访谈者介绍自己成功的做法。实际上，他是希望访谈者为他打一个广告，帮他宣传，他根本没有去想过我们所提出的问题的真实目的。这样的访谈更像是电视上的一种访谈，而不是我们社会学想要的一种访谈——能够进入对方生活，甚至能够进入对方内心世界的访谈。所以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换位思考，在去访谈之前一定要想一下对方会如何看待我们这次的调查。

第一次做田野时因为没有经验，所以有的同学不够自信是非常正常的。但是问题是你去到调查点的时候，你还在处理这样的情况，就会很容易被自己的被访人看清。人家被访人会认为：“哎呀，是个毛孩子，毛还没长齐呢。”然后就会认为“哄哄他们得了。”所以我个人比较主张：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访谈，并且这一组的访谈人都是第一次参加访谈的话，至少需要找几个以前有过一点访谈经验，明白访谈的人，采取以老带新的办法。以老带新，就是让那些做过田野的，做过访问的，由他们来当主访。然后，你们应该听、了解访谈现场是怎么提问的，怎么回答的。然后，你再去想如果这一个问题他这么回答我，我下面应该问什么。就是这样来增加自己在实践当中的体会（经验）。

还有要关注一下哪些问题当时可能在现场被忽略了。因为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是主访，他一定会留出一点时间，让不是主访的人来提问，那么这时候你们就可以补上那些应该被访到却没有被访到的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看对方怎么回答。尽管这样，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所有的访谈都是一种“遗憾的艺术”。遗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等到回来之后整理录音稿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很意思的问题，为什么我就没有追下去呢？或者说，还有一点是应该问的，但是我没有问。但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任何一次访谈当中，根据我自己的体会都是难以避免的。你不可能说一次访谈就做得极其出彩，完全收到了你自己觉得应该有的效果。即使你在现场感到差不多了，当你回来的时候，你整理录音的时候，你还会发现还是有问题没问到。为什么我刚才讲他人意识，其实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关注对方是怎么看你的。因为只有关注了这一点你才能够让被访人不小看你。因为被访人如果真的不是把你看成个小孩子，把你看成一个来做调查的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调查，才算是走通了第一步。

杨善华老师在一次会议中

以前我带着同学去做田野的时候，他们去的调查点其实都是我们已经做过很多次的地方，是一次又一次追踪的。对前面的那些人每次调研回来我都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求去的同学回来写田野日记。田野日记虽然是一种作业的方式，但是实际上等于你去整理自己在这样一个访谈当中的提高和收获。而且，有一点可以跟你们说的是，田野日记是骗不了人的。骗不了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有多少水平是一定会体现在访谈日记上的。一般初次去了之后回来的同学写田野日记，想着的都是一路上看见的风光。比如说，我是坐了火车看到了火车两边的田野是怎样的，然后到了地方，这个地方是山区，有很多山，我们进了村里面之后村主任介绍我们去访问谁，我们进到他的家里，看到了家里面的布置，然后老师问了什么问题，对方又是怎么回答的。它就是个记录。但是它没有自己的思考和体验，也就是说他通过被访人的话语，他能够感受到什么。在这里我要说一下，我非常肯定的是2018级的胡雨蝶。2019年6月，我有一个教务部的课题，有关新生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的一个转换，就是怎样从高中过渡到大学，我们去访问的一些同学中就包括了胡雨蝶，她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2019年9月份，她刚升入二年级，我们去河北的一个村子调查的时候，我问她愿不愿意参加，她当时毫不犹豫地说愿意去，之后我就带她和别的一些同学去了。我现在要讲的是她回来后写的访谈日记。不到一个星期她就整理完了所有分给她的需要整理的录音，然后又写出了访谈日记交给我看。看了她的访谈日记后，我就只有一个感想：这个不像是一个一年级、刚刚升入二年级的社会学系的本科生写出来的访谈日记。这里体现出了什么呢？第一就是她对社会现象分析的深刻，第二就是她对社会现象观察的细致。当时她给我的感觉是，她这样的刚上本科二年级就能写出这样日记的确实是极其罕见。因为我之前也带过很多本科生去访谈，但是一般开始的时候都只是一个叙述。大概要过经过一年的时间，做过这样的访谈四五次之后，他（她）才能够真正开始有自己的体会，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见解，而且可以对被访人做出自己的判断，甚至可以有自己的提炼和概括。比如说他提出一个概念，或者他提炼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所以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做准备，就像我们做田野调查之前是一定要做准备的，我们通常称之为做功课。那么这个功课包括什么呢？包括你对被访人和被访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了解。

所以，我讲的就是初学的、刚开始进入田野的人，你们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刚才我讲你们要做一些作业，那这个作业是什么呢？就是看前面这些人的田野日记。因为这有助于你们了解这个村庄，了解那些被访人过去的生活情况。这样你们去访问这些人的时候心里就会有底。有的时候图像也可以。以前我们忽略了照片，但是现在每次调查的时候我们都会尽量想办法留下更多的照片。照片其实也是从一个角度记录下当时的访谈现场。照片把这个地方的历史记录下来。你看一看就会有助于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做了这些准备之后，你问问题就不会提那种特别傻的问题，让人家一下子就把你给看清了。人家一看你很了解情况，就会使得他开始真正地从内心尊重你，这样你的访谈才能够有效地进行下去。所以这一步，以我的经验来讲是非常必要的。

在做访谈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获得一种提高？其实对于新手来说，假如一次都没做过，那么你做第一次访谈的时候一定会觉得特别紧张。为什么呢？这个紧张不是说因为你是初次做访谈，而是你面对这个田野你会很紧张。因为脑子要想，耳朵要听，眼睛要看。笔在手里还要记，嘴里有的时候还得问，所以这个时候肯定会有手忙脚乱的感觉。但是这种情况随着你的调研次数的增加，田野次数的增加，是会改变的。慢慢的就会变得从容，然后对被访人的叙述的感受能力也会增加。因为有时候被访人讲的时候，他未必是很有心的讲一件事，但是你听的时候，你可以很有心地去听这一件事情。

2019年的时候我们去宜宾调查，四川宜宾。宜宾的这个村子我们是从2002年开始做的调查，做到19年，已经是做了17年了。当时一起去调研的一名女同学是2012届的本科生，当时她已经要研究生毕业了，她是转系过来的，现在在美国留学。我们也是晚上开讨论会，然后她就讲她去访了村民小组组长。是一个女的，姓吴，我们都叫她吴大姐。我们前面已经访问过她很多次了，她这次讲的是她去乡里面开会都会很紧张。她就举个例子说，比如说中午吃饭的时候，周边都是男的，她一个人端着饭碗，往嘴里面扒饭，她是不敢夹菜的。然后，她就说这个时候村委会主任，就是村长，看到这一点心里就过意不去了，就把菜碗推到她跟前说：“你吃点菜，你吃点菜。”她就是讲这么一个场面。但是我就听出她为什么要讲这个场面，我在讨论并点评的时候就来解读了这个现象。我就说这里面表面上看着她只是开会或者是吃饭，但这件事背后是有一个性别的视角的。那这个性别视角是什么意思呢？也就说在农村，大家都认为参政是男人的事情，跟女人是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女的哪怕当了村民小组组长，她也未必认为自己是一个可以参政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她才会心里面觉得不自然。她不自然，所以她不敢夹菜。为什么周边男人都没有这个事情？那就是因为对她来讲这是她不应该做的事情，人家都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嘛，开完会就去吃饭，大家都会这么说。所以通过吴大姐讲的这件事情，反映的就是在农村里面，你可以看到父系、父权的这种家庭制度、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模式，它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存留在人们心里面的。不是说你喊句口号，读两本书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它还有一个周边环境的问题。解读了之后我就问那个女同学：“你把这件事情提炼出来，到我们总结会来讲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等于是说再去求证一下吧。这个就是韦伯讲的理解当中的双重诠释的问题。而双重诠释通常情况下，不可能找到被访人自己，然后跟他说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你觉得是不是这样。通常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是讨论，是一个沟通和交流，所以这无所谓。后来她就讲：“杨老师，我就是这么想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她的想法是一致的。她是大概13年开始跟我做调查的，做到19年做了6年学生，她是对我们整个这套田野调查方法是非常了解，非常熟悉，也是非常认可的。所以她才会去讲这么个事情。

杨善华老师（右一）和王纪芒老师（左一）

在丽江调研中

还有非常关键性的一条就是要去练你们的记忆力，记忆力不仅仅是现场的一个“集”。被访人跟你讲了，但是等到你最后提问的时候，你就把他讲的话都忘记了，这种情况是比较尴尬的。还有一个是你要重复追访一个人，那么你一定要对他以前讲过什么要有了解。你不能在第二次访问的时候把头一次问过的问题再问一次。因为人家记住你很容易，因为人家只记得你来访问过他，而且你是北大的，他对你的记忆是非常的深。然后，他就会想你这个问题不是上次已经问过了吗，为什么今天还要问。他就会觉得你比较马虎，马上会给人家留下这个印象。

我们是从1996年开始在河北平山的一个村庄做调查。等到我们2020年再去，就是已经做了24年了。其中有个老大爷是1933年出生的，属鸡，今年应该是89。我在2020年去访问的时候，我还特地去看了他一次。那个时候，他的健康情况跟以前比还是差了一点，行动已经不太方便了，脑子也比以前看上去要慢一些。但是这个人是村里面的文化精英，年轻的时候很聪明，学什么都是一学就会。每次去他们家里面，我都会让同学们欣赏挂在他家里面的他画的画，他写的条幅，然后我就跟他们讲郭大爷是咱们村里的文化精英。这个时候他就会很高兴，也就是说这种表扬和肯定都得表扬到他心里去，是他自己的一种认同，不是瞎表扬。他之前的那些经历，包括以前在部队里当过卫生兵，回来后又去练刻字，又去学怎么去修自行车，然后在三年困难时期，又怎么给自己留下一个盆。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时候大炼钢铁，把他们家家户户的锅都收走了，都不能做饭，后来食堂又没有东西吃了。他当时在县城里刻字，可以领一份口粮，然后他就为了家里的几代，把口粮带回来。他有一个铝盆藏在家里没有被收走，所以每天晚上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就偷偷地拿这个铝盆当锅去煮粮食了。主要是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但是问题是煮粮食的香味儿就传出去了，所以别人就知道他们家有东西，有锅可以煮东西，就跑来跟他借，人家也不说别的就直接跟他借锅，然后他就跟我讲他是怎么把锅给借给人家的。这就是一个人生命史当中的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生活的智慧。如果没有这种生活的智慧，他绝对是活不到这么久。我问他，他的年龄在他的村里排下来怎么样，他想了想就告诉我说，大概前面还有3个人是90岁以上，然后他大概是排第四位。后来我去找别人验证，跟他的说法差不多，这点他记得还是挺清楚的。

这就是刚才我讲的你们必须要练的记忆力。这样才能体现出我们对被访人的尊重，尤其是像我们这样追访的话。

杨善华老师（左二）点评同学们的田野汇报，右一为田耕老师

我们做田野，我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绝对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要么不做，要做我就在这个地方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地做下去。因为你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次调查我在这个村，下次调查我又换了个村，这样下来成本是非常高的，因为所有的情况你都得重新开始了解。但是如果是说是一个追踪的调查，你可以跟别人去讲讲，你先问他你是什么名字，然后，你马上就想起来你上次可能访问过他的一个亲戚。比如说，他们两个都姓吴，一个叫吴志根，一个叫吴志荣，你就可以问他说：“那个吴志荣是不是你兄弟？”但是等到问了这个问题之后他就知道，你对他的情况不是一无所知。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你是真心地把他们的情况记在心里面，他也会更加地尊重你。

我说绝对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访到郭大爷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就成了我的朋友了。你跟他成了朋友，他有什么不愿意跟你讲的。他知道，他所讲的都会在我们的脑子里。

在宜宾我们调查的是两个村庄，隔了一条公路，当时我们把队伍一分为二，一部分人访这个村，一部分人访另外一个村，然后我们也是不断追访，到最后人家想赖皮一下不想接受访问，他也会不好意思。所以看到我们去他肯定是要接待的，然后，有时候也会跟我们倒倒苦水什么的。就好比说，他们那个书记在我19年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这个书记以前是在村里开肉铺，是卖肉的。以前他不当书记当文书，当文书就是保管档案，起草一些村里面的公文，协助书记处理一些事情。工资很低的，根本就养不活（家人），这个是跟我们没法比的。我问过江苏昆山一个村里的书记一年工资多少钱。他告诉我一年工资不算奖金18万。18万的话一个月是1万5。1万5还不算奖金，那大概加上奖金是二十一二万，差不多会到这个份上。可你要知道在我19年去访问老田，就是那位宜宾书记的时候，他一个月才挣2000块钱。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这个差距和分化，它不是一个概念化的东西，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具体和现实的东西。他当文书时一个月只有才几百块钱，但是他有两个儿子。我后来又跟他熟了，就开玩笑说：“你狡猾狡猾的。”熟了就可以这样，可如果我一开始就这样就说“狡猾狡猾的”，那肯定话语不当。那为什么说狡猾呢？他有两个儿子，学习成绩都不算特别好，他觉得如果让两个儿子去考本科就得不偿失，考了二本或者三本出来的话，还可能找不到工作。所以他让他的两个儿子都考了警察学校。结果这两个儿子出来之后都考了公务员，进了警察队伍，一个在成都，一个在四川的另外一个县。等于把两个儿子都送进了体制。这个在他们村里面是独一份。所以我说这个人狡猾，是讲目光长远，不是只想眼前的。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些村里的村干部，但是我讲的像他这样的人在他们村里绝对非常少见。他是属于比较有文化的，因为如果没有文化，他就不能当文书。他的智慧就是通过这些小事表现出来的。

在村里我们还访问了一个姓蒋的老大爷，老大爷是1946年出生的。我们2004年第一次访问他。他家里很破很穷，我们进去之后他非常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可算是把你们盼来了。”因为我们当时去调查的时候，我们不是在第一天去他家调查，我们在村里面调查走街串巷，到各个村民的家里面，他就在边上观察我们。然后我们走在街上，他就猜我们会不会到他家里，结果看到我们去了，所以他就特别高兴。这个蒋大爷还是很有故事的。他父亲是袍哥（四川的一种帮会组织，就是哥老会），他父亲是宜宾袍哥的龙头大爷（总舵，第一把手）。如果他父亲没有起义，1950年肯定被枪毙了（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但是他起义了，可是他们那个村离宜宾还很远，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所以他父亲起义之后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村里面一直是受人歧视的。所以他是属于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他的妈妈养了生产队的一头牛，那头牛吃了钉子死了。当时追究责任就追究到他妈妈头上。那个时候牛算生产资料，牛死了就叫破坏生产，这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罪名。后来，他妈妈就死在监狱里了。他觉得自己童年的这一段是非常悲苦的。非常孤独，也没有人管，在村里面就会受人歧视，好不容易才长大成人。然后就讲他现在，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就一般，小儿子是在日资企业里打工（04年讲的），每个月能挣2000块钱，前些日子回来把他们家的电视给换了，给他们换了个彩电。等到17年的时候我们问刚刚的书记能不能去看一下老蒋，他说：“可以，有什么不可以的，他们家现在盖的是全村最好的房子。”房子一共花了大概300万，装修就花了130万。村部在山顶，我们在山顶就可以看出他们家房子，就跟白宫一样颜色是白色的，非常豪华，前面还有个很大的阳台。他说16年他（老蒋）过70岁生日的时候，他儿子专门给他叫戏班子到村里面来唱戏，而阳台就是当时唱戏的舞台，给他带来很大的风光。我们去他家里的时候，他穿着一件估计是祝寿的时候穿的紫红色的唐装。然后他就说这两天有点感冒，身体不太好，人家现在不坐凳子或椅子，他就坐在躺椅上休息。所以这就是说你追踪了才会知道他的社会变化，作为个人来讲，如果我们一次调查就截断了，就看不见这些东西了。

我还讲一点，就是关于问题的提炼，怎么去发现问题。2001年（或者2002年）我们在湖南宁乡调查。在湖南调查你就会发现，每一家人家都供着他们祖先的牌位，这个牌位就放在他们的堂屋（客堂的意思），就是进门之后的那间房，是不住人的，可能就摆个桌子吃饭，或者接待人。对着门的后墙上面有木质的小栏杆，会有一个托板把再用栏杆围起来，他们祖先的牌位就放在这上面。但是每一家可以供的祖先的牌位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在族里面的辈分很低，你只能供到你的爷爷，爷爷再往上的高祖、曾祖你就没有资格了。只有辈分高的人才能供到高祖、曾祖，甚至是更远（的祖先）。通常情况下，我们说家族研究，会供到始迁祖，就是迁到这里的第一代，通常这个牌位是在堂里面。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发现，每家都有，因为他们是姓刘的单姓村。然后，我们走到的这一家特别有意思。这家在祖先的牌位底下左边贴了毛主席像，毛主席像边上有一副对联，大概就是“幸福不忘共产党，翻身不忘毛主席”。右边是一张邓小平1964年到苏联谈判，从苏联回到首都机场的时候，毛泽东到首都机场来迎接邓小平的照片。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别人家底下是没有毛主席、邓小平的。边上的两边墙壁上，有一边贴的都是香港歌星的照片：刘德华、黎明，就是那个时候歌星的照片。出来之后我们讨论这个东西，讨论这样布置的意义。1976年以前，这个位置挂的都是毛主席像。然后我就跟学生说：“现在放毛主席像的地方被家族取代了，被家族牌位取代了。”我说这个变化还不大嘛。这个是人家没有讲，这完全是家里的一个布置，人家也不会讲这个事情，它只是说这个地方每家都放了牌位，那我家也应该放牌位。但是这个人家放了牌位之后，就觉得毛主席还是不错的，没有毛主席我们翻不了身，所以在左边放了毛主席像，又觉得邓小平也不错，没有邓小平就过不上好日子，所以又在右边贴了邓小平和毛主席握手的照片。但是我跟学生讲，边上的歌星照片一定是他的孩子贴的。这家人有两个孩子，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好像都是在外面打工，都已经不在家里，大概是不到二十，十九、十八这样。但是我说歌星的照片也只能是贴在这样的地方，如果孩子敢把歌星照片贴到祖先牌位的位置，老两口肯定会跟他们拼命。这就叫和而不同。老两口觉得假如不让儿子贴这个照片也不对，所以你可以贴照片，但是也只能是贴在这样一个地方。儿子也接受了，所以这叫“和而不同，各得其所”。这个背后讲的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你去看一个问题，看一个现象，你对这个现象和问题的看法，是需要一种洞察力。那么你就看到了这个现象背后的这个东西。你别看是墙上的布置，但是这个里面也有社会变迁因素在里面。没有社会变迁，墙上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布置。像我们这样的观察就叫小中见大。很不起眼的墙上的布置，但是我们怎么去读出它背后的社会学的意义，就是我刚才讲的发现问题。

黎光村恨都小组村寨银行的借还款仪式现场

杨善华老师（后排右一）

（图源：公众号“山水澄明”）

在上一个例子中发现问题的前提是你要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尤其是对于你们这样要进入到社会学领域的，如果还想要在这个领域学下去，要做这样一个社会学的研究，那你一定得具备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你只有有了这个东西，看这样的布置你才能看得更清楚。类似这样的案例，我在2007年带着学生做家庭社会学访谈的时候（也遇到过），我们是到北京西城去做调查，当时我们就在阜成门内大街。居委会的人安排我们去访问一户人家。他住的是四合院，一个平房，房子给我的感觉是光线不太好。我们是下午去的，给我的感觉进门后很暗，但是我在进去之后跟60岁左右的男主人打招呼时就看到他对着门的后墙上挂着一张非常狭长的用转机（用照相机转过来扫拍的）照的一张照片。我觉得挺稀奇就凑过去看一看。结果发现，中间坐的是毛主席，然后周边是军人，有元帅、大将、上将，我记得周恩来应该也在这个里面。然后它上面写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打下美制蒋机的有功人员。我一看这张照片的位置，我就知道这张照片绝对是这个男主人一生的骄傲。因为它放在这么显眼的位置，而且从来都没有取下过它。我对军事是非常有兴趣的，我对那个时候60年代打下美制蒋机的情况是很了解的。我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地空导弹部队，是隶属于空军的。这个部队有四个营，但是其中的二营是最厉害的，基本上，这些飞机都是由二营打下来的。所以我就问他：“你是导弹二营的？”我问了他这话之后，他脸上马上焕发光彩，这是他内心最自豪的一点，然后他就回答我“是”，我就说你很了不起，又问他你在导弹营里面是做什么的，他说是开车的。当时这个部队是绝密的，而且对政审极其严格，基本来讲，你们家一定是要根红苗正，几代的社会关系，不仅是家人，甚至是社会关系都是干干净净的，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政审通过进入这支部队。然后我跟他讲你一定是根红苗正的时候他就笑，笑就是等于承认。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我不但知道你们导弹二营，还知道你们营长叫岳振华。然后他就更高兴，他知道我真是了解他们的部队。当时从台湾飞过来的高空侦察机执行高空作业的时候能飞到1万米以上，当时我们的空军战机飞不到这么高，所以这个飞机进来之后等于根本打不下来，只有地空导弹才能把它打下来。然后毛泽东听到他们打下美蒋飞机之后就很高兴，说是谁打下来这个飞机就给他升一级。所以岳振华打下三架飞机之后，他的军衔从少校升成大校。这些情况我都很清楚，我就跟他聊这些，他就知道我对他的过去，对他过去在导弹部队的生活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他就很愿意跟我聊，我们的访谈就很好做了。

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讲的，对于常识和历史的了解，对于做访谈的人来说是没有头的。因为起码你们这样的应该了解北大校史。大概是2002年。我带学生们到西城后海去访问北大校友。他是1958年的北大物理系的，老先生姓包，人家看到他们特别高兴，你们是北大的。他问学生们：“我考考你们，你们知道江隆基是谁吗？”但是这些学生们面面相觑，大家看来看去谁都不知道。江隆基是马寅初在北大当校长时的党委书记，但是那时候马寅初搞了一个新人口论，提倡计划生育，江隆基也因为这事儿受到牵连当不成北大党委书记了，就去了兰州大学当党委书记。人家也是老革命，但是后来听说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受到迫害死了。包先生一听他们不知道，他又问你们了不了解陆平（接替马寅初来当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如果有军衔的话他应该是中将军衔）。他们又摇摇头说不了解陆平，包先生就说不跟你们聊了。后来一个99级的同学跟我说：“杨老师，要是你在就好了。你在的话肯定能跟他聊起来。”

因为如果我在的话，对北大校史至少比他们了解得多，聊聊这些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包括文化大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以后各个校长怎么样，他只关心他在校的时候。所以我的意思是，访谈时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你们事先根本就没有准备。

所以我们做社会学的访谈，一定要做一个有心人。随时随地注意去吸收知识，而且要把这些知识牢牢记在脑子里，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用上这些东西，因为你访到谁都是不知道的。田野最有意思，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就是，当你问出一个问题之后，在被访人没有开口之前你永远都不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

杨善华 编

《亲历现代中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我编辑出版过一本《亲历现代中国》的书，里边是访谈北京普通民众的录音整理稿。我出书的一个目的是想把它变成田野调查的教学参考材料。我在里面讲过田野调查就是访谈员和被访人共同完成的一件作品，而且这个作品是不可能被重复的。因为比如我这次去访问这个人，下次再去访问这个人，但我还是可以发现在两次访问当中，被访人的讲述都是保持基本线索的一致，他也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肯定还有很多不一样。我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是你们要学会理解被访人，因为有的时候被访人也会骗你。

我在这些资料中收的第一个是韩大爷，我们将近访谈了他两个小时，但是有一段时间，他是在骗我。从开始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就开始骗我。因为他们家是大地主出身，是天津杨柳青人。他当时还跟我们套近乎：他说我们是北大的，他也是北大的校友，他是1947年北大法律系毕业的。但是他参加了国民党，是当时的国民党的学生会主席。1950年有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要求参加过反动党团的都要去登记。然后他就去登记，登记了之后就没有出来，以历史反革命的罪被抓起来判了15年。结果1964年，他表现良好，提前一年释放了。他头天晚上听说居委会通知我们明天要来访谈，他就跟他老伴商量是不是要跟我们讲真话。他老伴也是地主家庭出身。一开始商量着说不讲，所以他上来就骗。但是我一开始就发现这个人有异常。因为他的开场白非常不同寻常，绝对是空前绝后的。我们进去开始访谈，他就说“今天各位同学来到我们舍下，我感到非常高兴，非常荣幸，我热烈欢迎，衷心欢迎，衷心感谢！”我访谈了那么多人从来没有人用这样的语言来做开场白的。而且我每问一次问题他都要站起来回答我的问题，还会说“报告！”因为我是比较有经验，我知道“报告”通常是在两种情况下使用，一种是在部队里（进首长办公室敲敲门要喊一声报告），还有一种情况是在监狱里面。所以我当时判断他是在监狱里待过的。但是当时不能讲这个事情，我只能是再继续默默地观察。后来我就问他：“三年困难时期你们是怎么过的？”然后他老伴先讲她是跟哥哥在一起过的，说他们有点现钱去换粮票，换粮票买玉米面蒸窝头。我问她韩大爷的时候，她就指着他说“你问他。”然后我想你们不是两口子吗，难道不生活在一起，你对他的情况不了解？那时候他还骗我：说他那时候去捡废纸，再把废纸卖掉，然后换烧饼吃。那个时候都是要用粮票，光是有钱是买不到烧饼的，所以我知道他肯定是在跟我撒谎。所以访谈进行到一半，我就跟大爷说：“大爷，我知道你有很多坎坷，你跟我们讲也没有关系。”这时候我就看见他老伴开始流眼泪，指指韩大爷说：“你跟他们讲实话吧。”这个时候老大爷才从头开始跟我们讲起。讲起他是怎么被抓起来，后来64年释放后怎么去了黑龙江劳动，1979年因为邓小平有指示才回到了北京做了临时工。

所以我是从一个侧面的例子来说明一定要去观察，去发现有没有异常。这个在访谈现场非常重要。你要记着一条：凡是有异常的，背后一定有故事。然后想办法让他把背后的故事讲出来。如果你访谈的时候访不到这个故事，访谈就显得非常的平淡，信息量也会减少很多。

本文转引自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原访谈稿由北京大学全秀敏、王邵希同学整理。

注释与参考文献：

编辑丨刘沁源

校对丨邵莹婷

审核丨杨勇、陈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