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论中的鲁滨逊问题”专题（四） | 杨璐：鲁滨逊的自然世界——出走与神意

策划人/杨璐

鲁滨逊的世界不仅是一个政治或经济的世界，还是一个自然世界，甚至后者于他更为根本。这是笛福为何高度重视鲁滨逊第三部《宗教沉思录》的原因。自然或宗教具有总体性，是将现代社会中分裂的自我与他者重新统合起来的精神运动的最高阶段。正因有自然世界的化育和奠基，鲁滨逊才有在社会世界里调节紧张、解决冲突、化解矛盾的有效渠道。早年鲁滨逊悖天逆命，不顾双亲，一意孤行，被抛孤岛二十八载。这二十八载，他意识到自身渺小，服从自然法则，向上帝祈祷，克服二元对立的心境，在行动中重新领会自己与上帝，与社会，与异族的关系，并包容性地产生政治团体，合力重返文明社会。鲁滨逊从欧洲游历到非西方，见识了更大的世界，内心也形成了更宽容的文明图景。笛福专门论述了敬畏自然（上帝）的重要意义，否则人自诩天道酬勤，因成功有德而蔑视失败者，很容易走向骄傲或虚无。金融泡沫、政治冲突、不宽容，正是这种现代精神危机的表征。本期文章通过探究鲁滨逊的整全性的精神世界，揭示自然的环节对现代人的成长的重要意义。

文/杨璐

1719年4月25日，笛福出版了他第一部长篇小说《鲁滨逊·克鲁索》，中文世界习惯译为《鲁滨逊漂流记》。这也是英语世界的第一本小说。其时，“小说（novel）”这个词尚未诞生。时人是以“虚构故事（fiction）”一词来指涉这种超越了《圣经》中人类经验的确定不移性的，以个体特殊经验为主要情节的文学体裁。它引起的轰动是显而易见的：该书首版发行1000册，5月就以同样的规模再版，两个月后又发行了第三版，一年之内，此书被译成了法文、德文和荷兰语。略知阅读和书写的妇儒喜欢它，亚历山大·蒲柏和约翰逊博士对之赞誉有加，就连对笛福的不服从国教者身份抱有敌意的马克·诺布尔牧师也不得不承认：“我还没听说任何一个理智的人说不喜欢这本书。卢梭及其之后的法国都在为它欢呼”。笛福的传记作家约翰·摩尔总结道，其时除了《圣经》，没有哪本书能像《鲁滨逊·克鲁索》那样，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各个阶层中广为流传。它不仅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阅读公众。它不仅流行于底层，还备受上层关注。

20世纪文学批评家伊恩·P·瓦特从西方个体主义兴起的角度去解读这本小说及其受欢迎的原因。但时至今日，我们再重新翻阅此书时，仍然会被鲁滨逊不断出走的冲动和他独自面对世界时不断投入的努力所打动。这说明，这本书与晚近以来中国人的精神处境有着某种切近性。正如黄梅所述，当时的英国城市扩张，传统农业破产，旧有的阶级、家族和行业关系纷纷松动甚至解体。人们不再生来就属于某个相对固定的阶层或拥有稳定的角色。这种时代给予人无常感。这种无常感让人们似乎成了漂浮的个体，不得不重新自我定位，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意义。这在笛福身上也得到很好的体现。

笛福生于1660年，去世于1731年，历经了两朝七代。他出生那一年，正值二十年内战刚结束，王朝复辟。在革命时期饱受耻辱的高教会，疯狂打压清教人士，促使国王颁布一系列法律。这些人成了二等公民，被称之为“不服从国教者”，被排斥在正统教育和公共生活之外。一切有学问的职业，如私人礼拜堂牧师、家庭教师、授课教师、律师或医药行业的职位，都向他们紧闭大门。不过，虽然他们不能从事体面的职业，但他们能从事商业这个为士绅所不齿的营生。笛福就出生在一个不服从国教派的商人家庭。

笛福很小就开始经商，从伦敦的鞋袜商、烟酒进口商，到船舶保险人，未及而立之年就在城里和乡下拥有房产和象征着体面身份的四轮马车。但政治世界的风浪连着商业世界。英法开战，笛福承保的客、货船被法国私掠船夺走，他继而陷入若干金融诈骗指控，债务高达一万七千英镑。债主毫无宽容之心，发起诉讼，致使他乡下的房子和剩余资产被全数没收，年仅三十二岁便锒铛入狱。

新门监狱，1810

笛福出狱后凭借一位廷臣的关系成为皇家彩票的管理受托人，进而结识玻璃税官员，获得顾问的职位，得其庇护与资助。通过关系运作，他抵押地产，与人合伙创办砖瓦工场，经济上重振旗鼓。他也跻身新闻业，撰写小册子，参与各种政治和宗教的论辩。然而，好景不长，这位天生的辉格党人因其辛辣讽刺的文风招致政敌的记恨。四十三岁那年，他因一篇讽刺高教会的小册子最终被投入新门监狱。牢狱期间，砖瓦厂倒闭，他再度破产。走投无路之际，他求告敌对党派领袖罗伯特·哈里，得其襄助偿清部分债务。但他也沦为依附于政府的雇佣文人和秘密情报员，完全靠写作为生。在哈里的授意下，他创办《评论报》，潜入苏格兰，制造舆论，促进英苏联合。

笛福创作《鲁滨逊·克鲁索》时，本时任托利党政府报刊的主笔。在汹涌狂暴的党派政治新闻业，通过办报和撰写偏托利党的政论文章，他一年也能得到三百至四百英镑的不错收入。然而，1714年，安妮女王逝世。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哈里失势，他领导的托利党下野。时年54岁的笛福不仅失去了作为雇佣文人的收入来源，还因其之前的犀利文笔而再度面临煽动诽谤罪的指控。为了免于牢狱之灾，笛福顶着周围文人的嘲讽，不得不再次委身于敌对党派的大臣汤森德，成为辉格党政府的秘密雇佣文人。即便如此，汤森德并不看重他。他的收入仅为先前的四分之一。庞大的家庭人口和昂贵的生活开销，使得笛福不得不想尽办法，写一些时人欢迎的家庭行为手册，获取额外收入。当时，游记文学和历险故事颇为流行，笛福就以一个苏格兰人的离奇经历为原型，写了一本看似历险游记的《鲁滨逊·克鲁索》。

不过，笛福撰写的并非某种流浪汉小说。他从动笔的那一刻，就有着某种潜在却坚定的写作意图和想法。鲁滨逊有三部曲。第一部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鲁滨逊·克鲁索》。第二部是《鲁滨逊进一步的历险》，讲述鲁滨逊并没有停止出走，他又一次踏上历险的远行，游历了非洲、印度、中国、西伯利亚，经沙俄，返回英格兰。一年后，他创作了第三部《宗教沉思录》，讲述老年的鲁滨逊用沉思的方式反思其前半生经历的道德意味。当时的读者更偏爱充满冒险情节的前两部，对严肃反思意味浓厚的第三部无甚兴趣。盗版商便删除了第三部，单独出售前两部。笛福勃然大怒，指出第三部缺席，前两部将无法给读者带来应有的好处，作者的意思会被完全弄错，事实无法恰当呈现，道德反省亦将遭到误用。他写道：

寓言故事总是为了道德服务，而非道德为了寓言故事服务……这个故事，既是寓言的，也是历史的。它是对空前的不幸和罕见的大起大落的人生的很好呈现，最初的设计就是为了人类普遍的良善，为了人们可以以最严肃的方式使用它。（Defoe, 2008: 51）

笛福表达这番观点，并非仅仅为了推销第三部。如果为销量计，他大可不必费力不讨好地创作《宗教沉思录》。在第一部的前言中，他就写道，一个人的冒险自述值得发表并且发表后能被世人接受，不只是因为这个人的人生比其他人更富于变化，而是因为他能像智者，在叙述一些事件时运用宗教的观点，达到实用的目的，使人无论身处何种人生机遇，都承认和敬重上帝的智慧。

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With His Vision of the Angelick World

London: Printed for W. Taylor,1720

换言之，即使人从陆地走向海洋，在巨浪翻滚的海浪中去重新寻找新自然秩序的秘密，但人生的种种沉浮和变化，都确证并彰显了仍然存在着某种必然的、神圣的力量在冥冥中发挥作用，仍然有一只无形的、有力的手在关心着尘世个人的安全和繁荣。在人生各种各样的境况里，人都要注意聆听神意的声音，这对个人的安全和福祉有着巨大的影响。笛福反对旧时代的隐修士和苦行僧，离群索居，孤独中等待神迹的降临，不主动运用自己的力量。他也不认为基督徒应该像《天路历程》的主人公那样，抛妻弃子，负罪前往神所指引的地方。世上没有完全的善，所有的善都在相应的恶的边缘。人性的阴暗和光明是适当混合的。正确运用人性的各种力，能使恶的倾向变成善；错误滥用才使它们成为真正的恶。基督徒应该在具体的营生和世俗的生活中去聆听神意。聆听神意为的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运用自己的力量，在各种不堪之遇中，避免毁灭。这是鲁滨逊不断被用作西方现代人的精神符号，构成西方人精神底色的原因。

《鲁滨逊·克鲁索》的大部分情节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冒险、奇迹和神意。笛福之所以创设鲁滨逊违反常情的出走，就是为了构造冒险的开端。鲁滨逊出身在“平民阶层的上层”，这本是外在人生动荡最小、内在身心最幸福的阶层。鲁滨逊只要在亲友的保荐下，本分地从事一门职业，经过长期的努力，就能积累财富，过得优裕自如。但鲁滨逊脑袋很早就开始充满了浪漫的幻想，无法安顿在一成不变的平庸的生活。只有一眼望不到边界、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大海，令他心向往之。他躁动不安，急不可耐地想要出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根据当时的社会意见，只有穷得铤而走险或雄心勃勃又富有资财的人才去海外冒险。出海就是在死亡的边缘做生意，这些人蔑视恐怖，因而内心冷酷。鲁滨逊选择这样一条远离美德和安宁的闯荡人生，无疑是乖戾的、违背常情。但鲁滨逊自白道：“一种倾向（Inclination）使我强烈地抵制父亲的意志和命令，以及母亲和其他朋友的央求和规劝……我始终顽固地对所有要我安顿下来学做生意的建议充耳不闻，并且持续性地反抗我父母”（Defoe, 1988: 7-8）。

鲁滨逊持续反抗父母，是因为他们如此积极地反对明知是“我的倾向”推动“我”去做的事情。这是一种强烈的个体自由意志的显现，而且这种个体意志已经难以安顿在既定的习俗传统之中了。鲁滨逊偶然地去了赫尔城，在没有任何出逃意向的情况下，碰到一个要跟随父亲出海的同伴，便轻率地登船离乡，连个口信都没有带给父母，也没有祈求上帝的祝福，一别就是二十八年。

冒险的推动力是鲁滨逊的天性倾向，这是一种无法克制的自由冲动，它使个体冲破命定的结构，闯入苍茫世界。这种决然的、主动的、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的冲动，注定鲁滨逊无法很快安顿下来，而是一辈子都在不断地出走：从赫尔城到伦敦，从伦敦到非洲，从巴西到孤岛。甚至当他最终辗转回到故土，结婚生子，不日又生出无法抑制的强烈愿望，想要再出海闯闯，并最终抛下年幼的子女，以个体客商的身份登上侄儿的船，于一六九四年驶向东印度，开启了新一轮的冒险。

鲁滨逊的三部曲，就是西方人不断出走去看世界的故事。第一部的终点，又是第二部出走的起点。鲁滨逊没有固定的家。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与当地人打交道。但在安顿下来后，他并不贪恋那里的产业，又要继续冒险。他的朋友就是他这一路闯荡中结交的各式社会中的人。伴随着冒险的足迹，他的精神版图也扩展到非洲、印度、中国、西伯利亚、沙俄等非西方世界。

不过，在西方语境里，冒险（Adventure）并不等于简单的历险，而是指人在由机运带来的意外事故中遭遇神迹的、奇妙的事情。意外事故看似由一系列巧合造成，却隐含着某种更高的目的。鲁滨逊冒险的展开伊始，就伴随着一连串机运和偶然事件。船刚驶出亨伯湾口就遭遇大风骇浪，在驶进大雅茅斯港后再次遭遇罕见风浪。在伦敦遇到的船长让鲁滨逊赚了第一桶金，但不幸的是，那位朋友回国后不久便去世，鲁滨逊的船被一条萨里驶出的土耳其海盗船劫掠，他成了俘虏，沦为家奴。终于，鲁滨逊熬了两年，瞅准机会逃走，在茫茫大海上漂流。本来生存的机会很小。幸而一艘葡萄牙大船驶过搭救了他。慷慨的葡萄牙船长帮助他在巴西安顿下来，并使他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种植园。照理一如既往地干上三四年，鲁滨逊积攒三四千镑的家财不成问题。但鲁滨逊又开始非洲私运黑奴的冒险，结果遇到海难，所有的人都死了，唯独他被海浪冲上岸。

Fortune的拉丁文词源fortuna即偶然、命运、运气。看起来这些事情都出于偶然、命运亦或运气，事情之间没有什么关联，但当一束光照亮了这些事件的原因，你会发现“有一只至高的手在引导它们”。上帝对人的行动倾向是赞同与否竟然是可以观察的。只有心中没有上帝的人，才不严肃琢磨自己的经历，碰到事情就轻巧地视为偶然。但这样的人很容易被恶运（evil Fate）摆布，靠机运过活，像一只“仅仅受自然本原支配的野兽”。就像鲁滨逊，前半生大起大落，遇到好人就收获颇多，财运亨通，遇到轻率的人就干起非法勾当，濒临毁灭，任何结果都不是出于自己自主选择，完全受制于偶因。只有当他滞留在孤岛，在自然中认识上帝，他的行动才开始有了反思性，他的生活也越来越有了确定性。

可是，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让习惯于自由思辨之人相信上帝，是最为困难的。鲁滨逊每当遇到危难时，才想起祈求上帝。可灾祸一过，他就恢复旧日面孔，并不有所改变。这就是现代人的人心状态。面对这种人心状态，笛福没有像《旧约》那样编撰一些神迹（miracle）让鲁滨逊以超验的方式感受上帝的具体存在，而是写了很多在合理的自然因果链条范围内发生的奇妙事件。

自鲁滨逊在海浪的助力下被冲上岛，奇迹就不断发生。倾覆的船竟然被夜潮冲到近岸，使鲁滨逊能通过努力得到生存必需品。当从船上拿来的面包快吃完之际，地上突然长出了十来个麦穗。当鲁滨逊感染疟疾略微恢复之际，他翻箱寻找烟叶，竟发生了几本《圣经》。烟叶治愈了他疟疾，他随手一翻《圣经》，首先映入眼帘的竟是：“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

鲁滨逊在疟疾中求告上帝

George Cruikshank, John Major's edition of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1831

鲁滨逊“信”是靠着一连串自然的奇迹（Prodigy of Nature）建立起来的。这些奇迹遵循自然因果律，却带来奇迹般的效果。奇迹（Prodigy）的词根是“Omen”，意思是“预兆、征兆、迹象”。“神圣的流溢（divine Emanation）”就是通过征兆（Notices）、迹象（Omens）、梦、声音、提示（Hints）、预感（Forebodings）和冲动（Impulses）这些可被纳入自然因果链条中的事件来传达上帝的旨意的。也就是说，奇迹背后隐藏着上帝的目的。

当时世间流行自然宗教。洛克、沙夫茨伯里等贵族绅士都是自然神论者。笛福调侃这些绅士想要一个仁慈的上帝，让自己不受管束，所以剥夺了上帝的惩罚能力。但世人是需要地狱观念的，是需要畏惧上帝惩罚的。仅仅依靠理性是无法建立信仰的。没有启示的帮助，纯粹的推理能力在使世界的自然因果律愈加显明的同时，也愈容易驱散神秘感和神圣感。只是传统灵的交流方式（如幽灵、异象）没有存续在他的作品里，取而代之的是地震、暴风雨、雷电、梦、冲动等自然和生理现象——笛福称它们为神意的声音（the voice of providence）。

所以，这本书让各阶层的人都喜欢的地方恰恰是，每当遇到生存危机，鲁滨逊并没有坐以待毙，消极等待神迹的降临，而是总是先运用理性自我保存。如果鲁滨逊没有竭尽力气从大船上搬运谷袋等物资，没有在防卫的驱动下将谷袋抖空来分装火药，他不可能无意间洒落谷粒，也不可能发现麦子生长的自然事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很难说谁才是这个因果链条的推动力。

上帝无形的手通过在自然因果律的限制内搭建条件，使事件可以因人的行动而发生逆转。这是人和神意可交流的部分。加尔文宗是预定论的，但笛福小说全都弱化了预定论，增强了上帝自由行动的特权，也强调了人对具体事件进程的影响。笛福写道：加尔文预定论将至高无上力量的双手紧紧绑在事情的一条轨道上（因果律），以至于除了以前确定将来要被实施、允准的事情外，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被实施、被允准。这样，向上帝祷告，祈求赦免、宽恕、免除、避免都没了效力，人很容易变成自然神论者或无神论者。笛福认为，神圣律令的不可变动性基础上有一种日常的神意操作。“这里还留下一只自由的手来指导自然原因和事件的轨道”，“人生普遍的偶然性都被留给一位日常的运作者（Agitator）来处置，也就是神圣的神意来安排和指导这些人生的意外事件（Incidents）”（Defoe, 2008: 195）。这种神意的多样的行动（Actings）正给予人自主运用自由意志的空间。

我们是短视的，只能看到我们前面一点的路，也就是事情的结果。故我们应该利用所有我们所能够得到的光与帮助。……神意的仁慈安排使用了不计其数的方式来向我们透露，上帝希望我们在困难的情况中怎么做，并且毫无疑问，它期望我们与此同时能够注意到那些指引。（Defoe, 2008: 163）

在笛福的作品里，我们感受不到此世与彼岸间鸿沟带来的绝对孤独，也感受不到平信徒朝向救赎事务的精神紧张。神意影响、统治和引导着世俗事务的运行，为的就是普通人现世生活的好处。笛福反对隐修苦行，因为没有社会分工体系下衣食住行的便利，人是无法真正静心归隐的。他反对完全私人化的宗教实践，因为独自一人的状态（be alone）是充满危险的。脱离集体礼拜和公共集会，人只能靠心智倾向（Temper of the Mind）来自我引导，靠良心来自我约束，在欲望的苦修中靠自己来内省，但这时常会出错。在孤独中，人只能跟自己对话的时候，但他无法确定自己有没有跟魔鬼对话。人需要教友，在相互砥砺和和规劝中，对恶感到鄙视，对善感到愉悦。

鲁滨逊第二部的扉页上有一个世界地图。这是鲁滨逊从孤岛返回伦敦，又再度冒险的寰球轨迹，也代表18世纪基督教徒对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整体性理解。

鲁滨逊第二部扉页上的世界地图

鲁滨逊是在孤岛上真正开始建立自己和一系列人的联系的，并在分工的意义上对自己所在世界上的位置有所体悟和投入。岛上的人全是异文化的他者。食人生番、天主教徒西班牙人、英国罪犯……但这种信仰差异并没有带来诸神之争。每一次与他者的相遇都是信仰的扩展，都是逼迫鲁滨逊不断包容异端，扩展基督教信仰体系的机会。

生番是鲁滨逊在孤岛上遇到的第一种人类。对于固定在一方一土的普通人，操着不同口音的陌生人就已经让人心生戒备，何况是半人半兽的生番呢？除了情节上的合逻辑性，笛福这样创作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这片自然之地上，生番构成了文明世界的镜像。笛福曾援引罗切特伯爵约翰·威尔莫特（John Wilmot）的诗，讽刺文明人的虚伪和残忍：

看看你自己，我将这判断拿去检验，

谁是最卑劣的造物，是人还是兽？

鸟以鸟为食，兽与兽残杀，

但惟独生番，露了人的迹象。

受必然性（Necessity）驱使，他们吃了同类，

借助齿与爪，上帝给他们猎食的武装，

是自然对他们满足需要的允许：

但带着笑容，拥抱，友情和赞美的人，

不人道地将他的同类的生命出卖。

怀着感觉不到的痛，实施着他的不幸，

不是由于必然性（Necessity），只是纵欲（Wantonness）。

笛福在野兽、生番和人间进行一个比较，前两者更多受必然性驱使而同类相食，可基督教国家的文明人，拥有上帝的恩典，“带着笑容、拥抱、友情和赞美”，却因纵欲，不人道地将同类的生命出卖。这种虚伪和残忍，比野兽生番更卑劣。在笛福看来，西班牙天主教徒违背了真正的基督教的教义。它们对美洲土著的暴行是有意而为之的罪。尤其当鲁滨逊与星期五接触越深，他越发觉星期五身上文明人所不及的优点：身手敏捷、孝顺、忠诚、顺从、感恩。

鲁滨逊是星期五的恩人、父亲、主人，星期五对他感恩、忠诚，鲁滨逊负有教导的义务，教他放弃残忍的习俗，习得文明的生活方式，并在信仰上引导他。他们俩关系不是基于某个教派的教义，而是一种特别朴素的自然法：有恩必报，父亲对孩子有教育的责任、要对主人忠诚，不能恩将仇报，不能杀死同类等。这种自然法是可以扩展的，它不隶属于单一文明，它也不同于霍布斯式的在极端自我保存驱动下不断扩张的自然法。笛福在他的周围建立起了类似家长制的社会，集结了一群人。他是星期五的主人，是西班牙人的领导者，英国罪犯的总督，都有点大家长的道德味道。但他又不像普通法庭那样严苛，或“宗教审判所”那样残忍。

 "I entered into a long discourse", Paget, 1891

我们也能看出，异教没有被文明基督教所完全否定。在自然法意义上，他们找到了彼此关系的基础。生番吃人虽构成了基督教信仰的巨大挑战：为什么上帝允许这样的恶行存在？但这也逼迫着西方人基于上帝公正和全能的信念，朝向上帝更高的目的，发展出更高的解释来调和现实与信念的紧张，不断反省、吸纳和调整自身的信仰体系，扩展了他对人类习俗和生活的多样性的理解。[1]

在鲁滨逊的世界图景里，各文明有着不同的等级位置。宗教能给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精神特征和知识能力产生形塑作用。新教徒通常有仁爱、柔和的性情倾向，但天主教的迷信和狂热使天主教徒这方面较为匮乏，偶像崇拜的愚昧和残忍则使生番有着食人的恶习。跟随冒险的拓展，他对印度、中国、沙俄的政制和民族精神特征也有不同的评价。不过即便如此，他并不刻板僵化，仍然能和生番做朋友，积极帮助西班牙人和英国海盗置营生物品，甚至帮生番牵线搭桥，缔结婚姻。他能在自然法的基础上去扩展与他者的关系，去宽容不同文明程度的人。也正因此，他才能一路闯荡，与各个社会的人打交道，产生集体行动。

比如，笛福描写了两场战斗。一场是鲁滨逊仅仅依靠星期五，在一群生番手中救下亟待被食用的西班牙人。另一场是鲁滨逊通过和英国船长联手，利用劝降、威吓等手腕，依靠极少的人手，扭转局面，夺回大船，恢复船的政治秩序。这两场战斗的描写都极为精彩。鲁滨逊和其他人通过巧妙的配合，以少胜多。在叹为观止的同时，我们也会明白，他们团体的战斗力强，是因为他们不是简单的利益联合体，而是有着强大凝聚力和核心信念的。

作为领导者，鲁滨逊做决断并安排不同人的不同职责，拉拢、争取、宽容没那么败坏的人，去对立铁石心肠、十恶不赦、最不妥协的道德败坏之人，而形成很强的一体化的组织。当存在异议者，他又能以强硬但巧妙的政治策略去分散和化解矛盾。在他的手下，有信奉新教的、天主教的，也有信奉原始宗教的。他对他们的信仰并不干涉。这和那群哗变之众为了各自利益四分五裂的松散状态截然不同。

颇值得一提的是，面对被捕的哗变顽固分子，鲁滨逊没有动用私刑，也没有将他们押回文明社会领受绞刑。他根据他们的意愿，将其留在岛上，毫无保留地教他们生产生活技能，并提供工具、种子和《圣经》。在“第二部”中，鲁滨逊还帮助他们划分土地，处理纷争。显然，鲁滨逊并非从实定法，而是从人性自我救赎的意义上处理罪。他希望这些恶棍磨砺于锹锄斧斤之间，寓心于福音信仰而得到重生。这是鲁滨逊在经历了冒险和奇迹后，在遇到不同文明的他者后，形成的道德世界观。

鲁滨逊平定水手叛乱，1870

正因极尽不堪之遇，鲁滨逊才能超越个别文明社会的实定法，从自然法意义上重新理解罪恶。所以重返后的鲁滨逊的一个重大改变在于，他不再仅凭一己好恶来行动，而是合乎人道地做事。他明白人是一个短视动物，很容易被激情、欲念或习俗急流裹挟，投身于各种傻事蠢行。而且人是软弱不堪的，在必需性的驱使下人性所能抵御的东西非常有限，恶劣的环境、孤独、饥饿、贫困都能轻易地使人犯罪。所以，鲁滨逊没有催讨债款或通过诉讼将他们推入监狱。在收回种植园后，他不仅将债款抹去，还馈赠了他们不少资财。笛福认为，这是更高的公道。

笛福在《宗教沉思录》中专门阐述了衡平。笛福对衡平的表述有两种，一种是法，即“衡平法”（Chancery Law），另一种是原则（principle），即“衡平/公道”（Equity），与之对应的是“普通法”（Common Law）和“正义（Justice）”。笛福认为，正义只是平庸的诚实，衡平才是真诚的诚实。人们运用普通法追求严格正义，多着眼于私人利益，其中掺杂着人性的卑鄙、吝啬、贪婪、自私。只有衡平法才体现人的慷慨宽大。这是对律法主义的超越，更符合基督教教义。

在笛福看来，衡平的根本在于宽容。这种宽容来源于抹去了身份地位差异的同类受造物的平等。因为上帝面前人人有罪，没有人比别人更有骄傲的资格，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谦卑忏悔，通过对其他同胞的宽容来确认自己的罪，也就是把对上帝的感激化作对同胞真诚的情感。在极端境况中，人们普遍是软弱的，无法对抗自然之力，“面对一些不幸，人性是无法承受的，世界上最诚实的人也会吃他邻居放在他食橱里的面包而不是饿死”（Daniel Defoe, 2007b: 634）。这时候运用超出人性承受力量的严苛法律是违背良心的，是忽略了自己对上帝应偿还的债，忽略了对同胞应承担的责任的。笛福写道：

富人是造物主的自由持有农（Free-holders），他们免费地享受造物主给予他们占有的产业，获得地租、利润和报酬，但他们要支付自由保有土地的地租（a fee Farm Rent）给家庭中的幼子，即穷人……通过为别人做善事（all good Offices）以及友善、仁慈、慷慨的行动来不断清偿这笔债务。(Daniel Defoe, 2008: 68-69)

这是基督徒的总体伦理实践图景。笛福将在优渥境况中的人、上帝和糟糕境况中的人之间建立了道德关联。世事无常，优渥的处境不是人单凭自身力量就必然能达到的。它应该被视作造物主赐予他的恩典。所以，富裕处境中的人对造物主负有债务。他应该成为神意的工具，对同胞的善行使同胞不至于因不幸而毁灭。他应该通过人道行为不断清偿自己对造物主的债。

英国孀妇和葡萄牙船长就是因其善行而使鲁滨逊脱离绝境，才有了他孤岛改造、洗心革面、返回社会、散财报恩的故事。正因为他们当年秉持衡平原则，履行神意的职责，他们才可能在命运不济，落到同鲁滨逊原来一样处境之时，得到报恩，重新崛起。也因为鲁滨逊的合伙人、受托人、王家土地税务官、修道院司库诚实地履行职责，鲁滨逊的种植园才能在他身处孤岛改造时仍得到了看护，并成为他如今维生和救济他人的基础。所有的人都成为神意因果链条中的一环，领受着各自的赏与罚。这个世界的机运如此难以捉摸，每个人都被巨大的偶然性支配，都可能变成犯罪者。只有主动抓住神意提供的机会，在能力范围内践行更高的公道/人道，才有充分的可能性应对偶然的世界。

或许因为笛福本人跌宕沉浮，阅尽世事，他才会如此着力于这个新世界的创造。在他的其他作品如《摩尔·弗兰德斯》《罗克珊娜》中，他刻画的金钱社会充斥着个体的投机、犯罪、怂恿、诱惑和堕落。在那里，贫困是陷阱，财产是人唯一可能过上道德生活的保障。但除了继承制，想另辟蹊径获得财产，无比艰难。女人只能变成理性动物，时刻审慎克制，依靠计算经营，方可扭转乾坤，规避毁灭的风险，过上有道德的生活。相较而言，《鲁滨逊·克鲁索》是一部充满乌托邦想象的作品，体现了笛福眼中新世界的个体应具有的伦理精神。[2]

令人扼腕的是，笛福给鲁滨逊注入了新世界的灵魂，但他自己的晚年境况却恰恰是鲁滨逊的反面，遭到至亲骨肉的情感与道德的背叛。他与大儿子本杰明决裂，去世前两年，老债务人的妻子又把他诉上法庭，逼他偿还八百英镑。为了避免被捕，他一蹒跚老人告别家人，独自藏身于肯特郡的一个偏远乡村。出于保障妻子和未出嫁的女儿日后生活的考虑，他提前将财产转移给二儿子丹尼尔。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二儿子竟合法地享用了这笔财产，生活富裕，丝毫不怜悯母亲和妹妹。在最后一封给贝克尔的信中，笛福绝望地说：“我的心淹没在了不可承受的巨大折磨里，看看我自己，没有丝毫慰藉、朋友、亲戚（除了那些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帮助的亲戚）。……正是我儿子的不公道、不仁善，我不得不说是不人道的行径，毁了我的家庭，一句话，让我心碎。”（Healey, 1955：474）不过，尽管如此，在信的末尾，他仍然写道：“我如此临近我人生旅途的终点，并正在加快脚步到达所有疲惫都会安息之处，在那里，恶人再不会来打扰我。即便这段路程是艰难的，充满暴风骤雨，然而无论何种方式抵达终点，在所有情况下，我都愿意结束生命。上帝，我们赞美您。”（Healey, 1955：475-476）

传记作家贝克沙埃德坦言，笛福安心将自身托付给上帝。这种确信来源于他与上帝持续的、个人性的，甚至亲密的关系。不同于他同时代的大部分人，笛福不断探究和评论上帝与此世的事件之间的关系。他总是在与上帝的交流之中，并认为上帝就在此世之中。正是这种不服从国教者的真诚而可贵的信仰，使得他的《鲁滨逊·克鲁索》充满了令人感动的力量。█

本文转引自微信公众号“山水澄明”。

注释与参考文献：

注释

[1] 最典型的是鲁滨逊面对食人宴的故事。最初的脚印仅仅激起鲁滨逊的恐惧，他很快通过上帝的绝对公正和全能克服信仰危机，但食人宴的出现却带来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上帝真的公正和全能吗？这是至善与至恶的紧张。笛福花了很多篇幅描写鲁滨逊要杀但最终没杀这些生番的整个心理过程。

[2] 笛福的思想和美国建国者颇有关系，所谓神意是美国自然理论思想中最核心的东西对于不服从国教者而言，当时的英国社会已然腐败。尽管正是他们开启了英国的商业社会的进程，但他们也警惕商业化带来的罪恶，希望在美洲自由的土地上重新神圣法则。颇有意思的是，马塞诸塞州的哈佛学院/哈佛大学前身就是整套不服从国教派学院的教育内容，使用的恰恰是笛福的老师查尔斯·莫顿编撰的教材）。

参考文献

笛福，2010. 《鲁滨孙历险记》，黄杲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黄梅，2003. 《推敲自我：小说在十八世纪的英国》，三联书店。

李猛，2015. 《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三联书店。

Backscheider, Paula. 1989. Daniel Defoe: His life. Baltirrw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Defoe, D. 1955. The letters of Daniel Defoe. Edited by Healey. George.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Defoe, D. 1988. Robinson Crusoe: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Sources Criticism, New York: Norton&Company. INC.

Defoe, D. 2008. Serious Reflection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London: Pickering &Chatto.

Moore, R. John.1958. Daniel Defoe: Citizen of the Modern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ichetti, John. 2005. The Life of Daniel Defoe: A Critical Biography. Hoboken: Blackwell Publishing.

Shinagel, Michael, 1988. ”A Note on the Text”, in Michael Shinagel (ed.), Daniel Defoe Robinson Crusoe: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sources criticism,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Inc..

编辑 丨孙旭阳

校对 丨梁可晴

审核 丨杨勇、陈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