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典 | 谭其骧：近代杭州的学风

文 / 谭其骧

江、浙、皖三省的大江南北、浙水东西一带，是近三百年来中国学术的中心区域，重要学者十之八九都生长于斯，重要学说大都自此发射其光芒。虽是北方学者在明清之际，湖南学者在清代中叶以后，都曾在学术界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从大体着眼，一代文化中枢，毕竟始终在东南。在此中枢之内，各地又由于山川孕育之有异，一时大师所倡导的不同，衍而为若干特色的学风区。以浙江一省而论，浙东自成一区，浙西杭（州）、嘉（兴）、湖（州）与苏省苏（州）、松（江）、常（州）、太（仓）同处太湖流域，学风亦大致相似，故自来言清代学术者皆视江南、浙西为一个区域。章实斋在浙东学术篇内，比较两浙学术的异同，即以籍隶江苏之顾亭林代表浙西。再就浙东、浙西而论，则浙东之宁（波）、绍（兴）之与温（州）、台（州）有别，浙西之嘉、湖与杭州亦有别。嘉、湖学风诚然与苏南之苏、松、太略同，而杭州则自成一型。杭州于浙西已属边缘地带，隔钱塘江与浙东学术中心的宁、绍相接，故其学风虽以浙西为素地，同时又深受浙东的影响，实际上可说是两浙学风一个混合区，由混合而融合，迫其融合而后，遂自成一型，既非浙东，亦非浙西。作者纵观三百年来学术史，深觉杭州学风实有其特殊色彩，兹值求是书院五十周年纪念，浙江大学二十周年校庆，用述斯篇，以告在杭州在浙大从事学术工作诸君子。

清代浙江地图

自明末历清初顺、康以至雍正，为时约百年，这时期学术界的主流是承宋明之绪，讲求理学，主要的争端是程、朱与陆、王。大抵浙西宗程、朱，大师有陆桴亭（世仪）、张杨园（履祥）、陆稼书（陇其）、吕晚村（留良）等，浙东宗陆、王，大师有刘蕺山（宗周）、黄梨洲（宗羲）、沈求如（国模）、陈悔庐（汝咸）等。其时杭州的理学家最著者有应潜斋（揭谦）、沈甸华（昀）、姚敬恒（宏任）、秦开地（云爽）、施赞伯（相）、桑弢甫（调之）等。潜斋、甸华、敬恒、弢甫并以程朱学闻，学风同于浙西，但诸人用力处都在躬行实践，而不在卫道，不在尊朱黜王，此与陆稼书、吕晚村有异，与康、雍以下一般儒生仰窥朝廷意旨，以尊朱辟王为梯荣捷径者，更截然不同。至于开地、赞伯二人，则调停朱陆，不立门户，迥非纯正浙西学派面目。开地初治阳明之学，后乃归于紫阳，但仍谓良知之说“不可谓非”“有功吾道”。又谓“先儒所见各有不同，吾人最无如为已，若窃卫道之虚名，竟立相持门户，开罪名教，不敢效尤”。最可以代表杭州不偏不倚的精神。赞伯同时与程朱派的应潜斋、陆王派的鄞县万公择（斯选，梨洲之弟子）相交，故其论学亦能持朱陆之平，此又可见地理环境对于杭州学风的影响。

理学而外，清初在明季遗民钱牧斋（谦益）、吴梅村（骏公）倡导之下的辞章之学，顾亭林倡导下的经学，也成为一时风气。但此风只以浙西为中心，浙东自黄梨洲以下即尚史学，康熙中其弟子万季野（斯同）尤为海内史学祭酒，亦与浙西不同。其时杭州及浙西之风，以诗文震烁一时者先有柴虎臣（绍炳）、陆丽京（圻）、毛稚黄（先舒）等西泠十子，继有吴庆伯（农祥）、吴志伊（任臣）、王仲昭（嗣槐）、章岂绩（藻功）、龚天石（翔麟）、洪昉思（昇）等。岂绩的骈体文与宜兴陈其年（迦陵）、江都吴兰次（绮）并称为海内三大家，昉思有《长生殿传奇》与曲阜孔云亭（尚任）的《桃花扇》齐名，时称南洪北孔。同时又有邵戒三（远平）、陆云士（次云）、姚鲁斯（之驷）等，与庆伯、志伊二吴并以博洽著闻。而所致力者大率在史学。庆伯谙于明季掌故，甲申以后两浙殉命诸人均为作传；志伊有《十国春秋》，以淹贯称；戒三有《元史类编》，朱竹垞誉为非官局所能逮；云士有《八纮绎史》《峒溪纤志》，备载西南风土之异；鲁斯有《后汉书补遗》《元明事类钞》，搜罗极博；而应潜斋作《教养全书》，体例略仿《文献通考》，于明事实所载尤详；是其风尚又与浙东略同。总而观之，则其时杭州之学人多出于文史之间，而浙西之辞章与经义异途，浙东之以理学为体史学为用，并有不同。

万斯同（1638年3月9日-1702年5月4日）

字季野，号石园。浙江鄞县人。

黄宗羲弟子，清初著名史学家。

自惠（栋）、戴（震）崛起，专尚考据，主以六书、音韵、训诂、名物、通经名道、尊汉非宋、博古薄今，一时学者从风而靡。乾嘉两代，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汉学掩袭天下，而以惠、戴之产地吴、皖为中心。并世树异帜者，只有皖北的桐城派主因文以见道，浙东的史学家重历史文献之学以求致用。这时期杭州的学风，大致可分两方面说，一方面是适应时代的潮流，产生了不少纯正的汉学家，如乾隆朝有专事校勘的卢抱经（文弨），有申郑斥王力辨《家语》之伪的孙颐谷（志祖），有著《尔雅补郭》的翟睛江（灏），有志《史记志疑》《人表考》的梁曜北（玉绳），又有曜北之弟处素（履绳），专治《左氏传》。嘉庆朝有金石学极精的赵晋斋（（魏），有善于辑书之胡书农（敬），有著《周易郑注引义》的赵宽夫（坦），有著《小尔雅疏证》的严厚民（杰）。但一方面又有一批为数不下于纯正汉学家的知名学者，却抱着与时趋不大相同或者相反的识解与作风。

以作风而论，有沿袭着杭州本地旧来亦文亦史的作风：如乾隆初叶厉樊榭（鹗）、杭大宗（世骏）并以诗文冠绝当时。樊榭有《辽史拾遗》，采摭之富，或比之裴松之《三国志注》；又有《宋诗纪事》，又与同里符幼鲁（曾）等六人同撰《南宋杂事诗》，前者以史证诗，后者以诗述史，并为考史者所重。大宗有《史记考证》《三国志补注》《北齐书疏证》《续经籍考》《两浙经籍志》《词科掌录》等，又欲补《金史》，特构补史亭，成书万余卷。乾嘉之际有朱青湖（彭），诗名与吴圣徵（锡麒）相亚，著有《武林谈薮》《南宋古迹考》《吴越古迹考》。嘉庆中有钱金粟（林）亦以诗名，著有《文献征存录》，搜集当代人物掌故，颇有条贯。有好读经济之学多少受了浙东学派的影响的：如乾隆时汪西灏（沆）于农田水利边防军政，悉心研究，所著多通达治体，可见施行。金士奇（志章）亦留意边务，著有《两镇三关志》。以治《水经注》见称于时与戴东原齐名的赵东潜（一清），其学实远绍梨洲，（梨洲有《今水经》。东潜之父功千，为梨洲弟子、穆堂挚友，能诗，与厉樊榭等并称七君子。）接近谢山，（少禀父命学于谢山，从事根柢之学。）将以致用非为考古，故又有《直隶河渠志》之作，备载畿辅水利之源委兴废。又嘉庆时钱金粟亦能言辽金元兵制，足补史志之缺，尤于有清一代名臣言行及河漕盐榷、仓储平粜、海运、采买、灾赈、铜政、钱法、地丁、杂税诸大端，靡不熟究。

以识解而论，如乾隆时的文坛祭酒袁简斋（德清籍，居杭州）即颇不以当时经学考据的潮流为然，尝谓“古有史而无经”“周、孔复生，必不能抱六经以自足”。嘉庆初的许周生（宗彦），为汉学护法阮芸台（元）的门下士，两人又为姻家，而论学谔谔不苟合。他不以由训诂明道之说为然，不主张趋天下才智之士，毕精竭虑于“所得盖小”的形声校勘之学。说“使孔子生于今世，其所学者不过由明溯宋而已”“圣人之教学也，期于有用焉耳”。所以他言德主宜今而不主合古，论汉宋之学能持其平。芸台所创立的诂经精舍以汪汉郊（家禧）为举首，而汉郊言著书之旨，一以修己治人为本，谓“儒有郑康成而经明，有韩退之而用彰，有朱文公而体立。朱学之传，历久无弊”，“唐宋以来名儒各有精微，断不可一概抹杀但遵伏、贾”。又颇以郑氏之驳杂为病，又谓“汉儒经学以适用为贵，今时最宜亟讲者，经济掌故之学”。袁、许、汪三人议论，与浙东章实斋六经皆史、学术通今经世之说皆相印合。

论乾嘉杭州学风，有一事必须补叙，即诂经精舍之创立。诂经精舍的创立者是汉学护法大师阮芸台。芸台于乾嘉之际督学浙江（乾隆五十九年至嘉庆三年），即专以“经术”取士，又招集四方群士于孤山之麓纂《经籍纂诂》，集古训之大成。嘉庆初任浙江巡抚（初次嘉庆五年至十年，二次十二年至十四年），复就纂集《经诂》旧址，创立西湖诂经精舍，选两浙高才生肄业其中，聘孙渊如、王兰泉（昶）为掌教，祀郑康成、许叔重二人木主，一以由训诂名物求义礼为教。精舍以嘉庆五年创立，至光绪三十年罢撤，历百又五年，中间一废于嘉道之际，再废于鸦片，三废于洪杨之役，合计不过二十余年，八十年间掌故数易，然所讲课，始终不背芸台创立初意，与芸台在广州创立的学海堂，并称汉学二大结集。精舍所罗致的士子既遍及全省，所以精舍所创导的学风所被，自不仅限于杭州一地。嘉道而后，浙中以朴学知名之士接踵辈出，究其学历，什九与精舍有直接间接之关系。浙东向不为汉学所及，乃先后诞生临海洪筠轩（颐煊）百里（震煊）兄弟、临海金诚斋（颚）、定海黄薇香（式三）儆季（以周）父子、瑞安孙仲容（诒让）诸人，二洪、诚斋、儆季皆精舍肄业生，仲容父琴西（依言）与精舍掌教俞荫甫（樾）同年知好，仲容少时曾侍父居杭三载。由此可见精舍对全浙学风影响之大。但精舍肄业生中之产生第一流汉学家，杭州之成为全国汉学中心，却不在嘉庆朝而远在同光以后，此点留待下文再叙。

诂经精舍

自明末清初以至乾、嘉，杭州在全国的学术地位并不高，那时东南的，亦即全国的学术中心在浙西的苏、常，在浙东的宁、绍，在皖南的徽（州）、宁（国），在江北的淮（安）、扬（州），杭州只是一个二浙不同学风的接触融合点。这种融合学风自有其特殊价值，但并不能领导全国，另开一种新风气。杭州之成为东南学术中心，以新风气领导全国，实始于道光以后。自道光至光绪中叶是第一期，光绪甲午以后是第二期。

第一期开风气的大师是龚定庵（自珍）。定庵以治今文学著声当世，今文学的发祥地在常州，开山祖是武进庄方耕（存与），树立宗派的是武进刘申受（逢禄）、长洲宋于庭（翔凤），但今文学的发扬光大，震撼一世，成为时代的主流，取乾嘉以来经学考据而代之，则由于定庵与邵阳魏默深（源），而定庵尤为其魁首。前此常州今文学只讲经义（乾嘉考据学者所讲求的是经训），即所谓微言大义，至定庵始以经义讥切时政，以为学者的政论，百余年来为经学而治经学的信条，自此乃不复为一般学者而崇奉。汉学专制之局既破，举世学者闻风继响，至光绪朝而达于最高潮，遂有康长素、梁任公辈以今文学者大倡改制，参与实际政治，造成了戊成政变。政变之结果新政虽见挫于旧势力，但今文学派与泰西新思想交相沾溉，同流合趋，毕竟使清季整个的思想界，步入了新境界。梁任公说∶“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倡导，必数定庵。我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刺激者也。”（见《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定庵学说对于时代思想影响之深巨，此数语洵属的评。然推定庵学术之来历，初非今文学一家之说演变所致。定庵早岁即倡识学合一之论，其文实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说。盖六经既为先王之政典，则识与学自不可分；识与学既不可分，则学者之终极目的，自不得仅以学自足，必须发之以论政，施之于实用，始不负所学。然则定庵之学，因融合浙西、常州之今文学与浙东之史学而阐发新义，自成一型者也。

定庵既主学以致用，故好作经济谈，而最注意边事，有《西域置行省议》，至光绪间实行，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又著录古图志，研究蒙古故俗，而附以论议。咸同以后，治西北史地之学，遂亦成为一时学界风气。杭州则有吴祁甫（承志），著有《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丁益甫（谦）著有《蓬莱轩舆地丛书》。

定庵之学影响波及全国，其在杭州，则同光之际有谭仲脩（廷献），亦以今文学家通知时事政制典礼，能讲求其义。稍后有夏穗卿（曾佑），与新会梁任公、浏阳谭复生（嗣同）同治龚魏之学，最相契，咸谓孔学自战国而汉衍为孔荀二派，二千年来之学皆荀子也，乡愿也，二千年来之政皆秦政也，大盗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盖自孟学绝而孔学亦微，于是专以绌荀申孟相号召。穗卿以此论史，著有《国史讲义》（商务版之《中国上古史》），风行清末民初。同时已有张孟劬（尔田），亦私淑定庵，著《史微》，深覈有通识。

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

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人。

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

道咸以后的杭州，一方面是发扬新风气的神经中枢，另一方面又有保守旧学术的坚强堡垒。东南汉学根据在苏常徽宁淮扬一带，自经洪杨之乱，故家破灭，典籍散亡，乱后多不复能振起。独杭州于同治初恢复诂经精舍，聘德清俞荫甫（居杭州之临平）掌教，垂三十余年之久。荫甫之学一宗高邮王氏，善于校勘训诂，所著《群经平议》《古书疑义举例》，即取法于《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精湛不相异，而博大过之。精舍弟子先有定海黄儆季，著《礼书通考》，集清代礼学之大成。继有余杭章太炎（炳麟），治声音训诂之学，应用乾嘉以来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蹊径，精核往往突过前人，有非清学所能范围者，影响近数十年来学界尤钜，而近今治新考据者不祧之祖海宁王静安（国维），虽非精舍肄业生，亦尝为文应精舍之课试以博膏火，即所谓附课生。清末以及民初之俞、黄、章、王，正可比之于清初之阎（若璩）、胡（渭），乾嘉之惠、戴、二王（念孙、引之父子），可见作为清学正统之古典考证学，时至晚清，其中心亦已由吴皖淮扬而至杭州了。

道咸以后的杭州，又不仅为经史之学的中心，同时又是科学的中心，即历算学的中心，历算学的中心，其先亦在吴皖，清初大师王寅旭（锡阐）吴人，梅定九（文鼎）皖人。王梅风流所流，学者风起，而什九皆籍隶浙西皖南，杭州可数者仅吴志伊一人。乾嘉时大师戴东原皖人，钱竹汀（大昕）吴人，戴、钱借历算以解经史，自后言经史考据之士，几莫不以历算为其副业，而考据学之中心果在浙西皖南准扬，其时杭州以经生而明算者仅许周生一人。而以算学造诣衡量吴、许二人，在当时只能算得第二三流人物。王梅时代的学者功夫都用以发掘阐扬中国之古法，二者皆述而不作、因而勿创。嘉道以来承中西新旧各法整理融合之果，汪孝婴（荣）、李四香（锐）、董立方（佑诚）、罗茗香（士琳）辈，乃能进一步而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至咸同而极盛，而其时斯学中心，也已移到杭州了。杭州自道光初即有项梅侣（名达），与甘泉罗茗香、乌程徐君青（有壬）同称海内算学祭酒。尝谓所贵学数者，不在守中西成法。般衍较量，要能推见本源，融合以通则变，发古人未发之藏。其论割圜术率，即远较向法为简捷。晚主讲紫阳书院，士论翕然宗之。然此算家力求超越古人，实深得梅侣诱导之功。稍后乃有戴谔士（煦）、夏紫笙（鸾翔）继起，与海宁李壬叔（善兰）、南海邹特夫（伯奇）为一时大师。谔士发明对数简法、外切宁率、假数测圆诸术，与广割寰捷法合为《求表捷数》一书，英人艾约瑟译之刊入伦敦算学公会杂志，欧西学者叹为绝业。国人科学著述之有欧译，自此书始。紫笙为梅侣高弟，尽传其学，别创曲线新术垂方捷术，晚年应聘同文馆教习，传其学于京师。项、戴、夏三人之算学，盖有非道咸以前所能范围者，与太炎、静安的经史文字之学，同具推陈出新之效，而并以杭州为其发射光明之地。

杭州之以新学风领导全国，光绪甲午以后是第二期。甲午战败，对中国思想界发生的影响至为深钜。朝野自此始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强，非讲求西学不足以变法，而最先立兼讲中西学术之新式学府，则为杭州之求是书院。求是书院创设于光绪二十三年，去今适为五十年，北平京师大学堂的创办犹在是后一年。求是书院旋改称浙省求是大学堂，又改称浙江高等学堂，至民初停办。十六年即其旧址设立浙江大学，故求是高等，实即今日浙江大学之前身。关于求是高等、浙大的学风，祝廉先、陈布雷、张晓峰三先生各有专文叙述，兹不复赘。要之一个学府之成就如何，最正确的衡量就是看它造就了些什么人才。浙大的历史较浅，毕业同学离校未久，在社会上尚未能充分有所表现。就求是高等而论，据作者所知，即有蒋百里、黄膺白、蒋仲器、汪曼锋、邵元冲、程遗帆（万里）、何伯承（炳松）、沈士远、沈尹默、徐诵明、陈大齐、陈布雷、陈公侠（仪）、许季茀（寿裳）、邵斐子（长光）、赵述庭（迺传）、郑晓沧（宗海）、寿景伟（毅成）、蒋梦麟、祝廉先诸人，都是近数十年来知名人士，思想界的领导者。他们的成就方面虽各有不同，但其革不忘因，新不蔑旧，不偏不倚，择善而从，兼具中西新旧之长则同。作者以为这就是求是精神的表现，也就是五十年来的杭州学风。

求是书院旧照

实事求是精神不仅是五十年来杭州的学风，亦且为三百年来杭州的传统学风。何者？求是师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明辨是非真假，要明辨是非真假，关键首在能虚衷体察，弃绝成见，才能舍各宗各派之非之假，集各宗各派之是之真。读者但须覆按上文，便可知作者之言不谬。杭州学风在清初调停程朱与陆王，在乾嘉能持汉宋之平，在道咸能吸收浙东西学派之精义而别有所创，在甲午以后能融合中西新旧而无过激落俗之弊、此非求是精神而何？

浙大以求是为校训，求是之为杭州学风，渊源深远如此，故浙大学风之美，可谓得天独厚。学术之趋向可变，求是精神不可变。如何遵循传统精神以求适应时代，使杭州学术地位始终能保持道咸以来的领导地位，这是浙大在校师生毕业校友以及杭州学人所当共勉的。█

本文选自《舆地勾稽六十年》，谭其骧著，北京：北京出版社，2019年，第134-147页。

编辑 丨 邵莹婷

校对 丨 黄海芮

审核 丨陈烨广、李昊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