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见 | 梁漱溟：从邹平到延安

问/汪东林

答/梁漱溟

梁漱溟（1893年－1988年），中国现代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

问：梁先生常常追怀任教七年之久的北京大学，那您为什么在民国13年（1924年）暑期，又辞去北大的教席了呢?

答：那是因为在教育问题上我有了新的认识，而这种新的认识是当时的北京大学以至于其他学校所无法实施的。最初，我写了《办学意见述略》。我办学的动机是在自己求友，又与青年为友。所谓自己求友，即一学校之校长和教职员应当是一班同志向、同气类的，彼此互相取益的私交近友。而不应当是一种官样职务关系，硬凑在一起。所谓与青年为友，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帮着他走路，二是此所云走路不单是指知识技能，而是指学生的整个的人生道路。而当时的学校数育，至多是讲习一些知识技能而已，并没有顾及到学生旳全部人生道路。我认为当时的青年学生，大概包括两类人，一种是堕落不自强的，在学校里就鬼混，毕业后凭一纸文凭谋个差事赚钱挥霍；一种是自尊自强的，而又常不免因人生问题、社会环境而有许多感触，甚而陷于烦闷苦痛之中而不能自拔。我想新的教育，则应与他们为友，堕落的能引导他奋勉，烦闷的能指点他得到安慰、勉励，以至于意气奋发。因此需要新式的私交近友般的校长教职员团体，不断扩大范围，——进来一个学生即是这一团体中又添得一个新朋友。我自己走路，同时又引着新进的朋友走路；一个学校亦即是一伙人彼此亲近扶持着走路的团体。故尔我们办学校实是有感于亲师取友的必要，而想聚拢一班朋友同处共学，不独造就学生，还要自己造就自己。为了实践我这些对教育问题的新认识，新设想，我决定离开北京大学，自己试办学校。

图为梁漱溟先生1987年为中国佛学院《法源》杂志之题词：

“学儒贵立志，学佛贵发愿，发愿者慈悲为怀，普渡一切众生也。”

问：梁先生是如何试办学校的？后来又如何到李济深主持政务的广东省开办乡治讲习所，转而到河南村治学院，最后在山东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呢？

答：1924年暑假，我辞去北大教席。同年秋，我在曹州主办山东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第二年春天，交陈亚之先生接办。我从曹州回北京，先客居清华园，编印先父《桂林梁先生遗书》；后因有十多位山东高中学生追随我而来，便与他们在什刹海租房共住同读，互相敬勉，讲求策励，极为认真。值得一提的朝会，即清早静坐共读，由我即兴讲授心得。这一形式开始于此，而后在河南、山东，坚持了多年，并出版了我朝会上讲话的《朝话》一书。在什刹海居住期间举行朝会，特别是冬季，天将明未明之时，大家起床后在月台上团坐。其时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一片寂静；唯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特别使人感觉心地清明，精神振奋，仿佛世人都在睡梦中，唯我独清醒，更感到自身于世人于社会责任制重大。此时亦不一定讲话，即讲话亦不在多，主要的是反省自己，利用这生命中最可贵的一刹那，挹扬朝气，锻炼心志。至1926年初，我又偕王平叙、黄艮庸、张俶知诸先生及学生十余人，与德国学人卫西琴先生同住北京西郊大有庄，共研分析心理学与儒家哲学，约一年有余。1927年5月，我偕王平叙、 黄艮庸两先生南游，先在上海会到陈真如先生，他特意陪我们到西湖南高峰住数日，为的是好谈话，同谈的还有熊十力、严立三、张难先诸先生。随即应约赴广东会见李任潮（济深）先生。

梁漱溟著

《朝话》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我写李任潮之交往，应补说几句。我二十九岁时，决定抛弃出世思想，即由挚友伍庸伯（观淇）先生介绍其妻妹黄靖贤与我结婚。在这之前好几年，伍先生闲居北京，常在西什库冯竹贤家讲授儒家哲学，以《大学》为主，我是十多位经常听讲者之一。我同李任潮先生便是这个讲授聚会上，由伍先生引见相识的，此后彼此交往甚密。任潮先生毕业于保定军校，其时在政府陆军部任职。伍先生原是军人。他在清末将弁学堂的同学叶举、熊若、邓铿三人，后来都是粤军有名的将领，是陈炯明的部下。邓铿在担任粤军第二师师长时，曾几次电请伍先生南下，伍无意再任军职，便推荐李任潮给邓铿。1920年底，任潮先生离京赴广东，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副师长。尔后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先生，叶、熊二位仍追随陈，唯邓铿忠于孙先生。不久邓被陈派人暗杀，第一师师长即由任潮先生继任，他也是紧随孙先生的。孙先生很信任他，委派他到西江当督办，掌握一地军、政、财大权，这是后来在广东发迹的基础。

我这次到广东，李任潮先生已是广东省的铁腕人物。我们六七年不见，因为是老朋友，一见面我就问他：你看现在中国顶要紧的事是什么？他很持重地回答说：最要紧的是统一，建立一个有力的政府。我再问：怎样才得统一呢？他说：我是军人，就要拥护政府——这所谓政府自然是党的政府，而非个人的。我冷然地说：国家是不能统一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凡你所希望的都是做不到的！他听之默默。我南游之意，实没有想去发表自己的见解主张，因为那时正是民国16年（1927年），中国国民党处于兴盛时期，岂容得异样言论？我在广州只住了一周，便去乡间歇暑。李任潮发表我为广东省政府委员，我自顾不合时宜，万无轻就之理，当即恳辞。这年底，李任潮再请我出乡，我返广州与他彻夜长谈。我说：中国在最近的未来，将不能不是分裂的小局面，而在每个小局面中审握有权力的人，下焉者便祸于地方，上焉者或能作些建设事业，这都不是我期望于你的，我所期望的是你能替中国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如何开这条路，则我所谓“乡治”是已。任潮生表示同意我在底广东试办“乡治”。

所谓“乡治”，包括后来的“村治”、“乡建”，都是我办教育思想的发展，即讲学、搞学问要与做社会运动合而为一，不是单纯地在课堂上讲哲学，书斋里做研究，而是有言又有行，与社会改造溶为一体，打成一片。第三年即1928年，我在广东办了乡治讲习所，分十个题目讲述，听者千余人，只办了一期。我当时的目标，仍倾向于英国式的宪政，但鉴于英国式宪政在中国常流于一纸空文，便力主从地方自治入手。而所谓地方自治，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把地方社会搞成一个自治体才得以实现。而要搞成地方自治体，则又应当从乡村着手。所谓“乡治”，简言之，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我在广东讲是讲了，但并没有试办，原因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政府内政部迟迟不答复，后来才同意试办，颇有勉强之意。我不愿意勉强，“少着人力，多听天公。”便带了一帮人由南而北，到各地考察、学习去了。

1929年春，我首先到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城外办的晓庄师范参观考察。行知先生也是一位力主教与学、言与行合一的人。我们第一次见面，便十分相投。我深感陶先生是革命事业心十分强盛的人，很佩服他。第一天参观嫌不够，第二天又去参观、座谈。相谈之后，我提出请他帮忙，向他借兵调将，他欣然答应，先后给了三位学生，一是潘一尘，一是张宗麟，一是杨效春，他们后来都到了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帮我做事。参观晓庄师范之后，我又到江苏省昆山县考察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乡村改进事业。黄炎培先生也深入乡间做农村改良工作，使我颇受启发。午后我又到河北定县，考察翟城村自治事业，这里是晏阳初先生主持的平民教育会在华北的试验区。最后到达山西太原，参观阎锡山办的清原、汾阳、介休、赵城各县的村政。山西村政的流弊较大，唯禁妇女缠足、禁毒品两项尚有可取之处。

这一年秋天，由王鸿一先生介绍，应正在河南辉县百泉筹办河南村治学院的梁仲华、彭禹庭两先生之商请，我到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主任，并由我写定《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及组织大纲、学则课程等件。12月，村治学院招生。翌年1月开学，我教授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并接编北京出版的《村治月刊》。暑夏，我应邀到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演讲，中心是“中国问题之解决”。学生们问：中国问题之解决的主动力何在？我答；中国问题之解决，从发动直至最后完成，全在于其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打成一片，结合在一起所构成之伟大力量。学生又问：中国问题之解决的方式是改良还是革命？我答：应当属于革命。——因为从旧秩序改进成一全新的秩序，即所谓文化改造，怕不是改良手段所能最后完成的。河南村治学院只办了一年。民国20年（1931年）初,我就带着一部分同仁到山东，在邹平县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了。

梁漱溟著

《乡村建设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问：梁先生在山东邹平七年中，在实践您自己的乡建主张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梁先生能否作个简要的介绍？

答：1931年邹平山东乡建研究院开办时，只有一个研究部，一个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一个邹平实验县，—个农场。开始院长为梁耀祖，副院长孙则让，我任研究部主任，陈亚三任训练部主任。1933年后，梁耀祖辞去院长职务，由我接任，一直到“七•七”事变后日本人侵占华北，乡村研究院停办。研究部规定招收大学、专科毕业或有同等学力的人员，进行乡村建设研究，全部由我主讲，学生在学完乡建理论后，再进行各种专题的研究工作。训练部招收中学程度的学生，培养乡村服务人员，担任乡村实际工作。训练部的课程则比较繁多，如乡建理论（简明）、精神陶炼、乡村自治、乡村礼俗、乡村教育、农村经济、农村自卫、农业常识、土壤肥料、畜种改良、水利建设、农家副业、现行法令等等。1933年后，研究院进一步扩大，增加了菏泽县实验区。经过研究院各部及所属乡村师范、乡村人员服务训练处各部门培养、训练的学生累计共三千多人。在各实验区，还进行了广泛的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一体的乡农学校的试验，校长即乡间有威望者，教员即乡村服务人员，学生即全体乡民，课程包括识字扫盲、历史、地理、音乐歌唱、精神讲话、农业科技等等，内容包括指导农、林、牧生产，组织生产合作社，改进技术，保健防疫，乃至节制生育，禁赌禁毒，等等。

上述历时七年之久的较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在当时乡间也是不无效果的。诸如实验区乡村之社会秩序、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民情风习等方面，均有好的变化和气象。但是，正如我在解放初期发表的文章《我何以终归于改良主义》中所说，由于其根本点，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相径庭，我落到同许多社会改良主义者一样，终归未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更何况日本入侵，山东省大部陷于敌手，所谓乡村建设实验也就到此为止。至于韩复榘（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与山东乡建的关系，其人其事，我当在后边叙说。

梁漱溟（坐者）与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同仁

问：梁先生常谈起在1938年初赴延安与毛泽东长谈之后，又进行了鲁豫苏皖抗日游击区敌后之行。梁先生可否对此作一回顾？

答：如前所述，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之后，我来往于南京、山东之间。这年10月，日寇入侵山东，我主持了7年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只好彻底解散。随后我在江苏徐州发表了《告乡村工作同仁同学书》和《乡村工作人员抗战工作指南》，号召我的同事、学生们大敌当前，要团结一致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特别要在乡村中以原有的乡村建设工作作基础，积极做好动员和组织民众的工作，密切配合正规军和游击队与日寇作战。对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我也在许多场合作了阐述和勉励。

随着局势的变化，我以国民党参政员的身份由南京到武汉，由武汉而重庆。自1938年初我赴延安访问归来之后，抗日战争的局面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逐渐进入相持阶段。除了中国军队继续在正面战场与日寇作战外，在敌后的广大地区，不断传来消息，还有着不少军队和民众抗日武装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着卓绝的游击战，如星星之火，不停地在敌占区燃烧，搅得日寇不得安宁，叫苦不迭。我还得知，在鲁豫苏皖地区，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分散在各地的一些人员也参与其间，做了不少工作，我心里十分欣慰。人在大后方重庆，心却常常惦记着那些我所熟悉的人和地。我决定到鲁豫苏皖地区去巡视考察一番，亲眼看看那里军民与日寇抗御的情况。从重庆到山东，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仅交通困难，而且随处可遇危险。但我想个人的安危，算不得什么。不是有许多人天天都在前方，在敌后流血流汗吗？

我把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分别告诉国民党和共产党。我找了蒋介石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秦邦宪，对他们说，我年近半百，虽然手无缚鸡之力，自己不能打游击，但可以推动更多的同事、学生打游击，我要去敌后游击区看看，必定有所得益的。他们都考虑到我的安全问题，但都很支持，都答应通知那些地区的部队，在我巡视时提供方便，保障安全。蒋介石还委我以战地巡视特派员的名义，给我一个保持联络用的密码本和一万元经费。

1939年初，我率同黄艮庸、王靖波、王福溢等人由重庆出发。为通过敌占区，我们改名换姓，自编籍贯、职业，一路还算顺利。进入敌后游击区之后，我们先见到新四军彭雪枫将军，他已接到我要去巡视的通知。彭将军对我们盛情招待，陪我们进餐，介绍部队对日作战情况，记得韦国清等将领也在座。因韦国清也是广西人，我印象较深，其他人记不住了。临走时，彭将军为我行程提供方便，还送了我一匹马。接着我们见到苏鲁游击区总司令于学忠将军，他也早接到通知了，同样是一番热情招待。从于的司令部出来，他亲自陪我们走了—程，一直到地名叫王庄的一座天主堂里，那里驻扎着一支中共的抗日游击队伍，为首的是张经武和韦玉。这时于将军要到山东地下省政府办事，便同我告别，我们则留在张经武部，住了—宿。

我们逗留时间较长的是地处沂蒙山区直属于军委会政治部的第三政治大队队部。因为这个大队的近千人中，许多人是我在山东、河南乡村工作时的同事、学生，大队长秦亦文抗战前就是一名教师。这个大队兵分四路，分散在山东境内的东南西北，既做宣传动员民众的工作，也直接开展游击战，是一支十分活跃、工作出色的抗日队伍。

沂蒙山的沂山

还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是在途经苏北砀山县时，与我在山东邹平的学生窦雪岩的相遇。其时窦是砀山县的县长，率领着一支几百人的抗日游击武装，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在邹平时，他先是我的学生，因成绩优秀，留在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先后担任总务科长和警卫科长。据窦雪岩陈述，我才知道邹平沦陷后，他即去河南潢川投奔第五战区举办的战时人员悬链班受训，并兼任过教官，不久奉命回到家乡砀山任县长。在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下，他很快和当地的中共人士取得联系，协同进行抗日活动。窦雪岩告我，他手下本无武装，是中共人士郭影秋（建国后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职，他在回忆录中也曾提到此事）从自己的部队中拨出几百人交给他指挥的，他的部队实际上是中共的抗日队伍，但他有指挥权，合作得很好。窦雪岩还兴致勃勃地同我说，他们常常主动出击日寇，攻其不备；也常常日行百里，主动转移，避免挨打。他们吃、穿、住条件都极差，单说穿着，我亲眼看到的，真可以说破衣烂衫，叫花子一般，但个个都很乐观，不怕艰苦。窦雪岩对我说，没有一个人身上不长虱子，大家都管它叫“抗日虫”，不抗日还长不了虱子呢！并当场从衣领里翻出了好几只，把我们都逗乐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这天夜里，没有房间，没有床，我就是躺在窦雪岩的宿营地的干草堆上度过的。雪岩说，他们差不多天天如此。在干草堆上睡觉，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如果不是抗日，不是在敌后那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当然也是难以想象的。第二天上午，我们上路时，雪岩执意要带领队伍护送一程，一直到将要进入鲁西南地界为止。道别时，彼此心绪激动。我对他说，看到你们这样艰苦卓绝地同日寇作斗争，我由衷地高兴、敬佩。我还勉励他继续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坚持抗战，同心协力，报效国家和民族。雪岩洒下热泪，举枪向我表示，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要抗战到底，并一再关照我多加保重。其景其情，多少年后仍然历历在目，感人至深。

回顾这次历时八个多月的敌后抗日游击区之行，所经历的艰辛、困苦、风险，比起战斗在游击区的军民，是不足道的。我感受最深的是，正如毛泽东一年前在延安同我谈话中所说，无数抗日志士和广大民众这样不怕牺牲，奋起抗战，坚持到底，中华民族是一定不会亡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这个结论有着充分的根据。

在乡村建设工作的许多同事、学生，也站在共同抗战的行列中，这更加使我感到欣慰和自豪。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成为后人敬仰的中华英烈。

梁漱溟先生晚年照

本文载于《梁漱溟问答录》第三章，第四章。汪东林著，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文章标题为编者所拟。

编辑 丨刘诗予

校对 丨肖永虹

审核 丨杨勇、赵逸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