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伟华：奥古斯都与罗马帝国象征秩序的形塑 | “基督教与罗马帝国”专题（三）

策划/吴功青

韩伟华的论文“奥古斯都与罗马帝国象征秩序的形塑”指出，首位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在开创新帝制的同时，制造出一个与之相称的自我神化的全新帝王形象。罗马战神广场上的和平祭坛名义上是元老院为纪念内战终结而建，其实却是歌颂奥古斯都文治武功的纪念碑。和平祭坛浮雕融神话与现实于一体，建构了一套从罗马创立至奥古斯都的谱系，可谓一图像版的《圣奥古斯都行述》。所有的奥古斯都官方雕像均经过精心策划，融年轻与权威于一体，元首被刻画得没有任何衰老之痕迹。为掩饰现实中身材矮小的缺陷，理想化的奥古斯都像还刻意利用“视觉陷阱”技法，以凸显其高大英武的雄姿。后来的罗马皇帝均是他的模仿者，大量制造雕像来展示帝王权威。那些暴君被弑后则遭“除名毁忆”惩罚，其造像被从公共建筑中清除殆尽，部分昏君雕像还被改头换面重塑成永葆青春的奥古斯都像。奥古斯都利用艺术为政治服务的策略，在20世纪更是被墨索里尼变本加厉地继承发扬。如今位于奥古斯都陵旁的和平祭坛，是1930年代奥古斯都诞辰两千周年之际，墨索里尼为实现“第三罗马”的政治野心而迁址重建的。法西斯政权不但费尽心机地复建了早已支离破碎的和平祭坛，更利用国家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其打造成帝国主义宣传教化的标本，将历两千载而长青的奥古斯都形象塑成现代意大利国家的楷模。

文/韩伟华

摘要：首位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在开创新帝制的同时，广泛运用艺术、宗教与神话，构建出一种全新的帝王形象。《圣奥古斯都行述》、奥古斯都和平祭坛及大量的奥古斯都雕像，塑造了世人对罗马政治文化的全  新认知方式。奥古斯都的继任者在某种程度上均是他的模仿者，他们批量制造帝王雕像来展示皇权，营建凯旋门、记功柱以炫耀帝国武功。那些背离奥古斯都模式的罗马暴君，则在被弑后遭“除名毁忆”之惩罚。奥古斯都在政治象征方面的创举，对后世的权力运作机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奥古斯都 元首制 罗马帝国 象征秩序

“余年十九，自行出资募军，时有徒众一伙荼毒共和，余之军队乃使共和重获自由。”[1]著名的《圣奥古斯都行述》开篇词，让奥古斯都作为罗马共和国捍卫者的自画像变得不朽。它虽是奥古斯都自我标榜的一家之言，却告诉我们罗马帝国的开创者希望后人如何理解其成就和统治特征。奥古斯都临终前曾立遗嘱，“他对自己所创建业绩的叙述，要求把它们刻在纪念牌的铜板上并立于陵墓入口处”[2]。提比略即位后遵其遗愿，命人用铜柱铭刻此文并立于奥古斯都陵寝的入口处。《圣奥古斯都行述》不仅是奥古斯都的墓志铭，更可视为奥古斯都亲自所写的政治遗嘱。它是一部创造于罗马、合乎罗马写作传统的作品，是罗马将领军事备忘录和行政官员述职报告的结合体。不过通过使用一系列的第一人称动词（“我出资”；“我建造”；“我给予”） 和相应的代词（“我”和“我的”），它比任何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公共文件都更加地以自我为中心，奥古斯都把自己看作罗马人民的恩主、保护者和施惠者。[3]尽管在罗马，远超一半以上居民的识字水平不足以理解《圣奥古斯都行述》，但对大多数罗马人来说，知道有此文本，了解其是奥古斯都的话语，把它们刻在耐久的青铜上以确保不会被后世遗忘，就已然足够了。

奥古斯都最重要的功绩是对内结束罗马共和国末期长年的争战，对外以自然疆界为限停止了军事扩张，奠定了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公元前13年奥古斯都“妥善处理西班牙与高卢之事务后返回罗马。元老院为纪念此事明令于玛尔斯广场修筑奥古斯都和平祭坛一座，并规定高级官吏、司祭与维斯塔贞女每年此日均须向此祭坛祭献”（RG 12）。和平与元首代表延续一世纪之久，在长达二十年的内战和军事独裁中达到高潮的无政府状态的终结。提比略时代的维勒伊乌斯记录了奥古斯都和平给当时的世道民心带来的巨大影响：

一切人能够向诸神要求的，一切诸神能够向人赐予的，一切能够想到的愿望或能够实现的好运，奥古斯都皆在他返回这个城市时赠给了国家、罗马人民和全世界。持续二十年后内战被终结，外敌被剿灭，和平得以重建……共和国旧的传统形式得以恢复。……而人民坚持要赋予他的专政权力则屡遭拒绝。[4]

维勒伊乌斯的观察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的可信表达，他和提比略一样将奥古斯都的解决方案视为决定性的政治智慧。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已处于巅峰状态，虽然无须畏惧战争，也不必把一切军国大事全部诉诸武力解决”[5]。战神广场上为和平女神奥古斯塔修建的奥古斯都和平祭坛，就是为了纪念罗马和平降临而建的。奥古斯都和平祭坛“注定是为了荣耀皇帝而设计的，颂扬他是一位和平君主，像是要以造型艺术的形式对《安卡拉铭文》（即《圣奥古斯都行述》）进行补充”[6]。

奥古斯都和平祭坛参考了雅努斯神庙，两端各有一入口，祭坛外墙上有工艺精湛的浮雕，南北两面表现宗教游行的檐壁更是罗马艺术的杰作。奥古斯都及其家人在游行的檐壁浮雕中占据了显著位置，走在祭司们前面的元首虽不高却被刻画得比周围人略高一筹。和所有其他的奥古斯都雕像一样，他在和平祭坛里的形象没有任何衰老的痕迹，成熟而威风凛凛，绝不像五十出头之人。和平祭坛雕像另一引人瞩目之处是奥古斯都家族的三代人济济一堂，寓意帝国后继有人、国祚永昌：帝国的第二代由李维娅的两个儿子引领着，年幼且前程远大的第三代则是盖乌斯、卢基乌斯和其他孩子。[7]奥古斯都和平祭坛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未采用先前流行的希腊神话的戏剧化表现方式，而是以静穆的肖像来呈现位高权重的奥古斯都家族。“这是一幅一流的历史画卷，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先是征服了世界，然后治理这个世界并将它统一起来。”[8]

奥古斯都和平祭坛博物馆

奥古斯都和平祭坛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它融现实元素与虚构神话于一体。在和平祭坛两翼独立于游行队伍的浮雕，分别展示的是罗马人的佑护者罗马女神、地母神及神话中的罗马祖先埃涅阿斯、罗马的建立者罗慕路斯和雷穆斯。通过这种虚实结合的方式，和平祭坛构建了一种从罗马创建伊始至奥古斯都时代的神话谱系，预言帝国将千秋万代、永世不朽。[9]这恰是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所歌颂的主题：

从这光辉的特洛亚族系将会产生一个恺撒，他的权力将远届寰宇之涯，他的令名将高达云天……那时，战争将熄灭，动乱的时代将趋于平和……战神的可怕的大门将关闭，用精巧的铁栓箍紧。[10]

奥古斯都就是新的埃涅阿斯，他带给人们希望，设计并重建了浴火重生的罗马城。

和平祭坛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无疑是奥古斯都治下的罗马和平及盛世之下的欣欣向荣。据元首在《圣奥古斯都行述》中自誉：“吾等祖先规定，每当全罗马因海上陆上之胜利而取得和平时，则关闭雅努斯·克维里努斯神神殿，而据记载，自建城迄余之出生，此神殿只关闭二次。而余任元首期间，元老院三次下令关闭此神殿”（RG 13）。雅努斯神庙的大门一再关闭，象征着和平昌盛时代的来临。在和平祭坛东南角那块备受瞩目的浮雕中，地母神（亦有学者认为是和平女神）坐在一块环绕着花和谷穗的岩石上，衣裾上有果子，膝上有两个婴孩，就是奥古斯都时代物阜民丰、人丁兴旺的象征与隐喻。[11]这令人联想起贺拉斯应奥古斯都之命所作的《百龄节歌》(Carmen Saeculare) ，其中描绘了风调雨顺粮满仓的盛世景象：“五谷丰而牲畜蕃兮，愿地母饰稷神以谷冠，祈天帝其风调而雨顺兮，赐吾人以丰年。”[12]奥维德在《上奥古斯都书》中也对奥古斯都的丰功伟绩与和平祭坛作了直白的歌颂：

为国家日理万机，设礼教整饬民风，建雄师保意大利，立法律改革社会……讴歌皇恩浩荡，使干戈偃息于一旦，和平神殿门洞开，万民膜拜于祭坛。[13]

和平祭坛雕像与奥古斯都时代的伟大诗篇可谓异曲同工，表达了同一种声音和理念，即黄金时代与太平盛世的降临。[14]维吉尔和贺拉斯的颂歌就是罗马成千上万公民的心声，他们相信奥古斯都是一位在凡间显灵的神。

而奥古斯都亦以共和国的拯救者自居，公元前28年至前27年“经全国人民同意，余取得绝对统治大权后，乃平息内战之火，而余随即将共和国自余之统治下转元老院与罗马人民治理。元老院因余之功业，乃明令授余以奥古斯都称号”（RG 34）。可事实正相反，奥古斯都使共和时代最重要的元老院降格成为其效劳的一个行政机构。他毫不避讳地宣称“余三次审订元老院名单”（RG 8）。几世纪来罗马统帅雄心的顶峰和元老最重要的荣誉是举行凯旋式。公元前19年为恺撒昔日之心腹巴尔布斯（Lucius Cornelius Balbus）对柏柏尔人取得胜利所举行的凯旋式，可谓是罗马元老将军凯旋式的绝唱。此后凯旋仪式仅限于皇帝及其近亲，分享凯旋式带来的荣誉和瞩目地位不符合专制者的利益，这是罗马共和国终结、帝制奠定的又一个醒目标志。[15]

到公元前2年，奥古斯都已逐步集执政官、保民官、神子（Divi filius）、凯旋将军（Imperator）、首席元老（Princeps Senatus）、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恺撒与祖国之父（Patrem Patriae）的多重尊称与身份于一身。[16]奥古斯都虽无皇帝之名，已行君主之实权，他的此种作法也为后继的历代罗马皇帝所承袭。狄奥·卡西乌斯在《罗马史》（53卷17章）中犀利地点明：

为使此种大权使人看来仍似依法授予，而非用强权夺取，皇帝们都为自己取得共和时代人民尊重的那些握有大权的政府机构的领导权及其官衔……正是承袭了“独裁官”和“国王”原有的权力，大元帅，或称皇帝，有权征兵、征钱、宣战、媾和，在一切地方和一切时候统治罗马公民和外族人……仗持握有监查官权，他们可以干预我们的私人生活和道德，调查财产……凭借他们被尊为一切祭司团的首领……他们手中总握有对一切事物，包括世俗的和神圣的事务的最高权。[17]

罗马的凯旋式

奥古斯都通过渐进的立法，授予自己在各特定领域的统治权，逐步积累建立起为众人所接受的帝制惯例。公元前一世纪独裁官职位因被反复滥用而遭破坏，恺撒的永久独裁官官职就极具争议。或许有鉴于此，奥古斯都选择Princeps（元首）来指称他在国家中的卓越地位。但在被剥夺权力的元老院看来，元首统治是一次有害的政体发展。

鉴于恺撒被刺的前车之鉴，奥古斯都出于谨慎并不公开提倡对他的神化。“他不接受任何行省为他本人建庙，除非是为他和罗马的共同名义而建的。至于在罗马城，他最断然地拒绝这种荣誉。”[18]他多次为自己的去神化辩护：“罗马城内余本人之银像———立者、骑者或乘坐战车者———约八十座，此等银像余均予以撤除，并以由此而得之现金，以余个人之名义并以为余立像者之名义向阿波罗神殿奉献金质贡物”( ＲG 24) 。不过这只是奥古斯都的障眼法而已，考古发现，在帝国各行省均建有奥古斯都庙。公元初在雅典帕特农神庙正前方，就兴建了崇拜罗马女神与奥古斯都的圣所。公元12年至13年，在罗马纳尔旁高卢的那尔博建成的奥古斯都祭坛，表明奥古斯都崇拜在高卢行省颇为普遍。[19]奥古斯都的大祭司身份具有双重性，这使他既可以献祭，也可以收取祭物。塔西佗总结得很到位，奥古斯都显然是认可乃至鼓励各行省对他的崇拜的。“奥古斯都要求国人在神殿中给他设立神像，受祭司和僧侣的膜拜，这样一来，他就把罗马人对诸神的崇拜几乎全部抹杀了!”[20]

奥古斯都曾以“有违祖宗体制之故”（RG 5-7），坚拒元老院授予的独裁权、终身执政官之职及法律与风俗监护人的至高无上权力。名义上，奥古斯都始终是以保民官和首席元老的身份执政的，他并未进行正式的专制统治。通过为共和国旧躯体注入新活力，奥古斯都将自己与共和国有机地合而为一。共和国的理念意味着合法的政府，其运作与组织原则跟独断的统治即罗马人的君主专制相对立，在这个意义上，奥古斯都的“恢复共和国”并不完全是空话。奥古斯都设计出一套尽管有些含糊，却远比专制统治更可接受的政府系统，舍此系统国家就会陷于无政府状态。即便是共和派史家的代表塔西佗也未将罗马共和国理想化，他理性地承认奥古斯都建立的元首制乃是恢复和平与保全各阶级不可避免的结果。[21]

奥古斯都表面上的执政是有时限的，不过他通过不断延长任期的方式来实现终身统治。狄奥·卡西乌斯在《罗马史》（53卷16章）中一针见血地指：

当他的十年帝国统治大权期满时，通过了一个决议延长任期五年，后来又延长第二个五年，然后又延长十年……这样十年十年相续，实际上成为终身统治。因有这种过程，所以后继的皇帝们虽然不再规定任期年限，而且都是一举而成为终身统治，但仍保留了每十年庆祝一次的传统，似乎是重申其统治地位。[22]

奥古斯都开创了一种披着共和外衣的新帝制传统，提比略以降的历任罗马皇帝均继承了这一体制。

奥古斯都去世后葬仪刚结束，提比略就以元老院的名义将其养父神化：“奥古斯都随即被元老院宣布为神，元老院并且决定用一座神殿来奉祀他。”提比略时代的罗马还有“奥古斯都奉祀团，所有的显贵人家都按照教团一样的方式参加这种奉祀团”[23]。原先立于奥古斯都陵入口处记载其一生功业的铜柱，早已被熔炼并不知所踪。《圣奥古斯都行述》迄今最完整的摹本是在罗马帝国伽拉提亚行省安齐拉(今安卡拉)的一座罗马女神和奥古斯都神庙中发现的，它以拉丁文和希腊文两种文字摩刻其上。现存的另两份《圣奥古斯都行述》残本，也遗存在此行省的安条克和阿波罗城。[24]

这证明在公元一世纪，奥古斯都崇拜已遍及小亚西亚各地。在迦太基一座私人祠庙里发现的奥古斯都氏神坛，则可谓是罗马和平祭坛的迷你复制品，它表明奥古斯都崇拜已在帝国的北非行省家喻户晓。[25]

罗马的和平祭坛固然重要，可我们不应忘记它仅是奥古斯都对整个罗马城改建和重整的宏伟计划的一个部分。“既然罗马未被装饰出应有的帝国尊严，而且还遭受过洪水和火灾，他于是对它大加美化，以至于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夸口说，他发现的是个砖坯造的城市，而交付的是一座大理石的城市。”[26]罗马帝国的道德、宗教及政治结构的无形状态，是不能与其有形的建筑实体相割裂的。正如维特鲁威在题献给奥古斯都的《建筑十书》前言中所称颂的：

在陛下的推动下，不仅所有行省悉数归并，国家更有威信，而且公共建筑也体现了帝国的荣耀，令人瞩目……陛下已建造了大量建筑物，现在仍在建造，将来还要建造：兴建了公共建筑和私家建筑，全都配得上陛下的丰功伟绩，它们将代代相传。[27]

《建筑十书》第三册插图

奥古斯都选择了一种让罗马的外表与其巨大权力相匹配的政策，力图把罗马变成众城之城中的伟大奇迹。他在《圣奥古斯都行述》中多次使用第一人称动词 feci（我建造过）和refeci（我再造过、修复过或重建过）。从权力实施模式的角度出发，refeci就是feci，对以罗马帝国新奠基者自居的奥古斯都来说，refeci的意味甚至更多，他其实是罗马的修复者（resitutor）。[28]奥古斯都自夸仅在第六次任执政官时（公元前28年），“于城中重建神殿八十二座，而当时需加修缮者，余均虑及之”（RG 20）。奥古斯都时代兴建的最重要的建筑大部分集中在战神广场及其四周，“豪华的神庙一个紧挨一个，使你觉得它们似乎在向人们宣布，描绘其他的城市简直就是多余的”[29]。引水渠、铺砌平整的大道和下水道可谓是罗马人留给后世的最为壮观的三项建筑成就，它们的规模和效率在奥古斯都时代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奥古斯都治下的罗马不再是政客与军阀们肆无忌惮争权夺利的战场，而是一个在设计和建筑方面都配得上新帝国的不同凡响的首都。

奥古斯都精明地意识到大兴土木的弦外之音，运用纪念性建筑物进行政治宣传的潜在用意被他发挥到了极致。公元前29年，为庆祝战胜安东尼，奥古斯都在罗马广场上兴建了阿克提亚凯旋门。公元前19年，为纪念战胜帕提亚人，他又在罗马广场上兴建了帕提亚凯旋门。原本安放在罗马广场北角的舰首讲坛（Rostra），是罗马共和时代平民和执政官进行政治对话的重要讲坛，在奥古斯都时代被移至罗马广场的中央。对舰首讲坛的位移和改造，标志着共和时代的结束和罗马帝国的开始。后来奥古斯都又在老讲坛对面、恺撒庙正前方新建了第二座讲坛，并以标志奥古斯都统治奠基时刻的亚克兴战役中缴获的战舰舰首作为装饰，进一步强化了其喻指政治大一统和帝制统治的开始。[30]另两项与罗马广场紧密相联的公共广场是恺撒广场和奥古斯都广场。前者由恺撒兴建但在其被刺时尚未完工，在奥古斯都治下方建成。此后奥古斯都继续修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广场，“余于个人之土地上，以来自战利品之资财修筑复仇者玛尔斯神神殿与奥古斯都广场”（RG 21）。位于奥古斯都广场中心的战神复仇者神庙具有双重涵义，既指代奥古斯都对帕提亚王国的复仇，也寓意他对谋杀恺撒者之报复。战神复仇者神庙两侧的柱廊里陈列了一系列雕像，左边展示的是以埃涅阿斯为中心的尤利乌斯家族的雕像，右边是以罗慕路斯为中心的共和时期英雄的雕像。埃涅阿斯和罗慕路斯都被认为是奥古斯都的祖先，整个建筑群旨在凸显奥古斯都的统治是罗马历史的巅峰期。[31]

公元前30年埃及被并入罗马版图后，奥古斯都下令将数座方尖碑从赫利奥波利斯运至罗马。[32]其中的一座被移至罗马大竞技场内。[33]奥古斯都将另一座方尖碑置于战神广场正中央，使它具有投射阴影和记录昼夜长度的特殊作用。[34]他还将另一对较小的方尖碑置于其个人的陵墓之前。巨大的奥古斯都陵墓直径达90米、高50米，在结构和规模上均可谓史无前例。[35]奥古斯都不远千里地把埃及方尖碑运至罗马，显然并非为了欣赏或尊崇它们的古风之美，而是将其视为罗马征服的战利品。他要将方尖碑所蕴含的宗教内涵转化并融入罗马帝国的太阳神崇拜之中，以便让太阳的光芒辉耀奥古斯都治下罗马的无上神性。

奥古斯都另一项最重要和持久的创新，是让自己的肖像遍布罗马世界，从公共广场与神庙中矗立的真人大小的大理石与青铜像到钱币上的奥古斯都头像，可谓无处不在。在原罗马帝国境内发现的奥古斯都雕像就有两百多座，其数量不但超过古典世界的其他名人，也超过任何一位罗马皇帝。从形态学角度来分类，存世的奥古斯都像主要有两大类型。最重要的是作为凯旋将军（Imperator）形象出现的奥古斯都像，奥古斯都前门雕像是其中的代表。这座真人大小的奥古斯都像的胸甲上，刻画了各种宣扬皇帝功绩和罗马和平的 象征性浮雕：中间是代表蛮族的帕提亚人将罗马军团的旗标交还给一个罗马士兵，下方的地母神悠闲地举着装满水果的丰饶角，上方的天神则高举华盖，左下方的阿波罗和右下方的狄安娜与左上角的太阳神索尔和右上角的月亮女神卢娜相对应，整个宇宙的力量都被纳入壮观的奥古斯都和平图之中。[36]奥古斯都前门雕像铠甲上的寓意性纹饰，让人联想起维吉尔史诗中维纳斯赠给埃涅阿斯那副预言罗马命运和奥古斯都成就的甲胄上的图像。[37]奥古斯都另一个重要的形象，是身披托加袍以大祭司装束现身的帝国最高宗教领袖像。奥古斯都作为大祭司身负明确的宗教仪式义务，盖罗马之永恒颇倚赖于这些神圣事物。奥古斯都的头衔更意味着超自然的祝圣、称义和豁免。自奥古斯都之后，神化、神庙、祭坛和祭司制度作为罗马皇帝特权的象征持续了三百年。[38]

为展示其至尊形象，奥古斯都的官方雕像均经过精心策划，融年轻与权威、力与美为一体。[39]在接受各种新头衔后，奥古斯都自然需要一个全新的公共形象。他并未沿袭恺撒与庞贝那种未加美化的罗马长者头像，尽管那些久经沙场、带有皱纹的面容象征着共和时代罗马人的勇敢和威严。奥古斯都正在创建一个全新的政治系统，因此需要一个与之相称的全新形象。他选用了自己三十多岁盛年时的相貌，他的所有雕像都没有任何年龄的变化。与罗马共和时代自然主义写实风格的成熟男性肖像截然不同，奥古斯都想要呈现给世人的是力量与青春永驻的元首像，是现实主义和理想化政治家形象的优雅结合。虽然苏维托尼乌斯传记中描绘的奥古斯都身材矮小，其日常形象颇为谦逊，理想化的奥古斯都雕像看上去却无一不是高大英武睿智。[40]在其臣民的心目中，奥古斯都一定永远都年富力壮。

奥古斯都像对于罗马帝国的国家形象、政治理念和国民身份认同，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各种大小、材质、形态各异的奥古斯都肖像被刻在钱币、宝石、餐具和军事装备上，在帝国境内被系统性地大量复制和传播。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公共领域还是家庭内部，广场、圣所、剧场、浴场、竞技场、私人庄园与店铺，奥古斯都的形象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罗马世界的每一个城镇，奥古斯都都被视为父亲和所有家庭的共同首领。整个欧洲都有以奥古斯都命名的城镇，供有奥古斯都和罗马女神神庙的市政广场标配很快就遍及整个帝国。奥古斯都的统治还被描绘成“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属于自然秩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公元前8年，元老院将8月命名为奥古斯都月（ August），奥古斯都从此成为时间变迁的一部分并延续至今。[41]

奥古斯都像

奥古斯都的妻子李维娅也成为首位拥有个人官方雕像的罗马女性，她的雕像同样遍布整个帝国，奥古斯都的伴侣被描绘为罗马女性的典范。[42]对奥古斯都继承人提比略的颂扬，也以引人瞩目的方式见于当时的艺术作品之中。在一枚约制于公元10年的奥古斯都宝石（Gemma Augustea）里，图像的上半部奥古斯都注视着从胜利女神马车上下来的提比略，他们的身边是罗马的人格化形象、有人居住的世界、海洋和大地；下方图案则暗示了奥古斯都发动的日耳曼战争，这场胜利的最大功臣正是提比略。奥古斯都宝石可谓是以精心设计的隐喻式语言传达政治信息的艺术典范，其中的浮雕强调了罗马帝制政权首次成功过渡的连续性。[43]

奥古斯都去世后继任的各君主不是保守，就是昏庸无能。提比略与奥古斯都相比，自是相形见绌。卡里古拉更是“差点就要戴上王冕，立即把元首制的形式改变成专制王权的政体”[44]。公元41年，卡里古拉因长期暴政被弑，之后元老院通过法案将其雕像和名字从公共建筑中抹去，禁止流通带有其肖像的钱币，他成为史上首位遭“除名毁忆”（Damnatio Memoriae）惩罚的罗马皇帝。工匠们则忙着将多余的卡里古拉雕像再加利用，一部分被改成永葆青春的奥古斯都像，一部分被改头换面成年过五旬的新帝克劳迪乌斯像，另有几件甚至在四十年后被重塑成新朝皇帝提图斯像。这充分说明罗马皇帝官方肖像的相似性超过了他们的差异性，只需将其中一个的雕像稍加调整就能变成另一个。[45]

卡里古拉被杀后元老院曾试图恢复共和，但旋以失败告终。[46]在帝国初期对共和国的崇敬与其说是一种政治见解，不如说是某种社会道德风尚，它至多只是对罗马伟大历史表示敬意的政治姿态而已。[47]家族中最年长的男性成员克劳迪乌斯轻易继位，表明皇帝的地位已被永久确立，君主制已在实践和理论上成为既成事实。刺杀暴君只是宏大的罗马帝国叙事中的小插曲，并未对帝制的长期历史产生重要影响。[48]公元68年，尼禄因连年暴政成为第二个被弑和“除名毁忆”的罗马皇帝，尤里乌斯－克劳迪乌斯王朝就此终结。公元69年，“四帝争立之年”的插曲过后，内战的纷扰局面随着韦斯巴芗的胜出而告终，罗马帝国开启了第二个王朝弗拉维王朝。这进一步证明自奥古斯都奠定帝制以来，无论是弑君还是改朝换代均不能改变帝国的权力结构。之后的历任皇帝不但在名号上继承“奥古斯都”的头衔，延续他的基本统治模式，还沿袭其先例大肆营建公共工程来展现自己的权力和功绩。

尼禄统治末期，犹太人起兵反对罗马人的统治，公元70年，韦斯巴芗派长子提图斯远征耶路撒冷，镇压了犹太人的反叛。为庆祝其胜利，公元71年，元老院为韦斯巴芗与提图斯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凯旋游行的“庆功会结束之后，韦斯巴芗便决定为和平之神建立一座精美的神庙”[49]。以和平之神神庙为核心的和平神广场，显然是韦斯巴芗仿效奥古斯都和平祭坛兴建的。韦斯巴芗执政初期的基本政策也与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相似，首要的问题是恢复和平。他即位后就象征性地封闭了雅努斯神庙之门，以示罗马和平的再度回归。[50]在韦斯巴芗所发行的钱币上，也重新出现了和平女神奥古斯塔的形象。韦斯巴芗时代兴建的最瞩目的建筑自然非大角斗场莫属，其巧妙地结合了三重目标：首先，将大角斗场建在尼禄金殿的遗址之上，把专属于暴君豪奢生活的空间归还给民众使用，可谓一种老谋深算的政治姿态；其次，建造大角斗场的费用部分来自犹太战争的战利品，表明罗马武功的收益不仅属于皇帝和贵族，也可以让罗马的普通百姓分享；最后，大角斗场还是一座罗马战胜犹太人的丰碑，它是为罗马大众取乐、张扬帝国国威而兴建的。[51]大角斗场其实就是一个政治剧场，在很大程度上象征了罗马人心目中的世界模型。在大角斗场和帝国境内大量的圆形剧场中举行的竞技表演和庆典，以戏剧化和仪式化的方式重新确认了皇帝的权力与帝国的政治秩序，并直观地向罗马公民呈现出帝国的等级秩序。[52]

公元81年，提图斯去世后，图密善建造了一座献给其兄的凯旋门，将罗马征服犹太民族的历史定格化。屹立在罗马广场圣道最高处的提图斯凯旋门成为罗马帝国强盛的恒久象征。所有经过此门的人亦身处于一个征服性帝国的核心，上面的雕像提醒世人不要忘记反叛罗马统治的可悲下场。[53]其实提图斯凯旋门只是图密善当政期间在罗马修建的众多凯旋门中最著名的一座。“他在罗马的各个区建立的饰有驷马战车和凯旋标志的游廊和拱门是如此之多、如此之大，以致有人在其中的一个拱门上用希腊文写了这样一个词：‘足矣!’”图密善终因长期暴政于公元96年被谋杀。“元老院通过决议，必须涂掉他在各处的题词，有关他的纪念物也必须清除干净。”[54]图密善成为继卡里古拉和尼禄后第三位遭“除名毁忆”的暴君，这与贤君逝世后被元老院神化并建庙供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那些经历图密善暴政后方获得权力的新君而言，怀念奥古斯都并强调其与元首政治创立者间的关联是极平常之事。涅尔瓦在他短暂的任内（96年—98年），就发行了一组“神圣的奥古斯都，我的父亲”的钱币，力图将他重建罗马的计划置于帝国开创者的脉络之中。[55]涅尔瓦的继任者图拉真在盛期罗马帝国诸帝中具有继往开来的气概，被民众视为完美君主的典范。公元100年小普林尼升任执政官之际，于元老院宣读的《图拉真颂辞》中称颂他“德高望重、神圣不可侵犯，极似诸神”。图拉真不仅是罗马万民的楷模，还是帝国良知的化身。[56]在颂辞中，小普林尼还对暴君的下场与贤君的功德做了鲜明的对比。令他记忆犹新的是，图密善被弑后其“数不清的镀金的塑像在人民的欢呼声中作为牺牲品被推倒和被砸碎”[57]。作为“除名毁忆”的间接产物，许多未被销毁的图密善雕像被改塑为好皇帝涅尔瓦和图拉真的像。[58]直到四世纪中叶，元老院在新帝登基的例行祝贺文告中，仍将被奉为明君典范的图拉真与奥古斯都并列。在危机四伏的晚期罗马帝国，无人不缅怀“天命盈于奥古斯都，德善堪比图拉真”的盛世明君。[59]

图拉真任内的一项重要功绩是征服了好战成性的达契亚人，恰如吉本所赞颂的“这是一场值得刻碑勒石的战争”。公元113年落成的高达30米的图拉真记功柱，可谓是一个浮雕版的《图拉真颂辞》，它至今矗立在罗马图拉真广场中心，令后人缅怀其丰功伟绩。图拉真记功柱的柱身上饰有长条带状的浅浮雕，呈螺旋形绕柱24圈，共刻画了约2500个人物，组成154幅场景。[60]浮雕画轴给人一种绵延不断的印象，制造出电影般的效果。记功柱并非直接如实地描绘图拉真的征服，而是向观者提供了更理想化的罗马帝国扩张的叙述。与实际情形相左，在图拉真记功柱的雕像里，罗马军队在与蛮族的战斗中无往不胜。征服场面的背景虽在达契亚，所描绘的主题却是普遍的：罗马霸权势不可当，抵抗徒劳无益。[61]图拉真记功柱的图像志中，皇帝的御驾亲征被视为确保战争胜利的关键。图拉真在浮雕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描绘成罗马人的伟大领袖，为罗马的幸福和光荣而孜孜勤劳的元首。如果说奥古斯都的和平祭坛宣扬的是罗马首位皇帝在结束多年内外战争后所开创的太平盛世，图拉真记功柱铭刻的则是首位出生于西班牙的外省皇帝为罗马帝国开疆拓土的丰功伟绩。图拉真驾崩后，其骨灰被埋入记功柱内，他亦被元老院尊奉为神。

图拉真记功柱

继图拉真之位的哈德良，早年曾两度追随图拉真远征达契亚建立不凡战功。虽然哈德良兴建了无数的建筑，可除了在供奉继父图拉真的神庙外绝不在它处刻姓留名。他在罗马重修了万神殿、奥古斯都广场和阿格里帕浴池，都以最初的缔造者之名为这些建筑命名。[62]万神殿正面门楣镌刻的就是最初建造者的大名M. AGRIPPA L. F. CO. S. TERTVM FECIT（吕奇乌斯之子、三度任执政官之玛尔库斯·阿格里帕建造此庙）。万神殿在公元80年的火灾和110年的雷击中严重受损，哈德良在125至128年间对之进行了重建。为强调其连续性，哈德良还在万神殿入口放置了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的雕像。万神殿的穹顶可谓是帝国的华盖，兼具宗教和帝国的象征于一体，寓意罗马的统治像天国般绵延无边。[63]哈德良对奥古斯都时代万神殿的重建充满了政治的意涵，颂扬的是帝国的观念及支撑罗马帝国的诸神。众神在万神殿内济济一堂，以一种和谐的方式支持罗马对世界的支配。只有一座供奉众神的神庙，才能祀奉统治全世界的罗马。

奉行斯多噶学派的哲人皇帝马可·奥勒留虽以文治闻名于世，可在其统治时期一度“从伊利里亚的边界直到高卢境内，所有的民族都合谋举行叛乱”。奥勒留“以他自己不懈的努力，在士兵们的相互激励下，以及在副将和近卫军长官们的率领下，他战胜了这些极其善战的民族”[64]。其去世后康茂德时代所建的马可·奥勒留记功柱，在建筑风格和浮雕主题上与图拉真记功柱可谓一脉相承，颂扬了马可·奥勒留的远征功绩。[65]为与图拉真记功柱一较高下，奥勒留记功柱故意建高了一点，皇帝的形象在记功柱的浮雕里同样特别的突出，凸显了其勤劳尽职的高尚理想。可惜奥勒留最大的错误是选择了自己失德的儿子康茂德继位，而未遵循先例收养贤能有为的贵族青年为继承人。奥勒留统治期的结束，标志着由奥古斯都开创的罗马黄金时代帝制模式的终结。

作为罗马历史上的首位皇帝和在位时间最长的统治者，奥古斯都不但变革了罗马的政治结构，提升了罗马城的面貌，还塑造了人们对罗马文化与身份的全新认知方式。罗马帝国皇权的主体结构自奥古斯都确立后，至安东尼王朝末期基本没有发生过质变。奥古斯都为如何做罗马皇帝设计出一套模板，其框架在随后的两百年里得到沿用。后来的罗马皇帝均是奥古斯都的模仿者，他们不仅把“奥古斯都”用作自己的头衔之一，还都是奥古斯都的后世替身，在其所确立的政治模式中处理着他未解决的问题。[66]反之，那些未遵循奥古斯都模式，赤裸崇拜独裁统治的罗马皇帝，全被弑杀并在身后遭“除名毁忆”的惩罚。

艺术、宗教、神话、符号和语言在奥古斯都新帝制的奠基过程中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67]《圣奥古斯都行述》及其视觉化呈现方式的奥古斯都和平祭坛，也为之后的罗马皇帝留下了一个典范，继位的君主都要面临这份蓝图的评判。从提比略到马可·奥勒留的每任罗马皇帝都沿袭了奥古斯都的先例，大量制造帝王雕像来展示自己的权力，通过营建凯旋门、记功柱等来炫耀其武功。奥古斯都及其后的一些罗马皇帝在政治象征方面的创举，对后世的权力运作机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正如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所评论的：“奥古斯都所创建的罗马帝国成为后世君主竞相模仿的对象。不管是俄罗斯沙皇、德意志皇帝、保加利亚沙皇、墨索里尼、希特勒还是拿破仑，他们都曾试图模仿罗马的个人崇拜及治国方式。”[68]█

原载《学海》，2021年第6期。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下文中引用《圣奥古斯都行述》以（RG+段数）简称，中译全文载特威兹穆尔：《奥古斯都》，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04-421页。参见A. E. Cooley, Res Gestae Divi Augusti,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18] [26] [44] [49] [57] 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王乃新、蒋平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11、63、63、94-96、166、342页。

[3] 玛丽·比尔德：《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部古罗马史》，王晨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第364-372页；Ｒ.T. Ridley, The Emperors Retrospect, Augustus’ Res Gestae in Epigraphy, Historiography and Commentary, Leuven: Peeters, 2003.

[4] Velleius Paterculus, The Roman History, Indianapolis &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pp. 106-107.

[5]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1，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2页。

[6] 维克霍夫：《罗马艺术》，陈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页。参见Kathleen Lamp, “The Ara Pacis Augustae: Visual Rhetoric in Augustus’ Principate”,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Vol.39, No.1 (2009), pp.1-24.

[7] M. K. Thornton, “Augustan Genealogy and the‘Ara Pacis’”, Latomus, T. 42, Fasc. 3(1983) , pp. 619-628.

[8] 维克霍夫：《罗马艺术》，陈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页。

[9] K. S.  Lamp, A City of Marble: The Rhetoric of Augustan Rome,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13, pp. 38-57.

[10] [37]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0-11、214-219页。

[11] N. T. de Grummond, “Pax Augusta and the Horae on the Ara Pacis Augustae”,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94, No. 4 (1990) , pp. 663-677.

[12] [25]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厉以宁、马雍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3-74、70-73页。

[13] 《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3、72页。

[14] P. J. Holliday, “Time, History, and Ritual on the Ara Pacis Augustae”, The Art Bulletin, Vol. 72, No. 4(1990), pp. 542-557．

[15] 详见Mary Beard, The Roman Triump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6] 详见《圣奥古斯都行述》第7、10、34、35款。P. A. Brunt＆J. M. Moore, Res Gestae Divi Augusti,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Divine Augustu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48-50, 52-53, 75-80；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王乃新、蒋平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83页。

[17] [22] 《世界史资料丛刊：罗马帝国时期》(上)，李雅书选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27、26 页。

[19] [33] 《希腊拉丁历史铭文举要》，张强、张楠译注，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67-169页。

[20] [23] 塔西佗：《编年史》(上)，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61页，2016年，第167-169页。

[21] [47] 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吕厚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824-826、821页。

[24] 这几种不同版本的《圣奥古斯都行述》，详见John Scheid ed. , Res Gestae Divi Augusti, Hauts Faits du Divin August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07。

[27] 维特鲁威：《建筑十书》，I. D. 罗兰英译，陈平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3页。

[28] 阿赫托戈：《历史性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黄艳红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第164-165页。

[29] 斯特拉博：《地理学》，李铁匠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328-329页。

[30] G. J. Gorski & J. E. Packer，The Roman Forum:  A Reconstruction and  Architectural  Gu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47-164, 301-312．

[31] Karl Galinsky, Augustan Culture: An Interpretive Introdu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97-213.

[32] Molly Swetnam-Burland, “‘Aegyptus Redacta’: The Egyptian Obelisk in the Augustan Campus Martius”, The Art Bulletin, Vol. 92, No. 3(2010), pp. 135-153．

[34] 普林尼：《自然史》，李铁匠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376-378页。

[35] J. C. Reeder, “Typology and Ideology in the Mausoleum of Augustus:  Tumulus and Tholos”, Classical Antiquity, Vol. 11, No. 2(1992), pp. 265-307.

[36]Paolo Liverani,“La Polychromie de la Statue d’Auguste de Prima Porta”, Revue Archéologique, 2005, pp. 193-197．

[38] 布克哈特：《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宋立宏、熊莹、卢彦名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第107页。

[39] [43] Diana E. E. Kleiner, Roman Sculp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61-69, pp. 69-72．

[41] [48] [66] 玛丽·比尔德：《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部古罗马史》，王晨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第373、400-403、388-389页。

[42] M. B. Flory, “Livia and the History of Public Honorific Statues for Women in Ｒome”,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123(1993), pp. 287-308．

[45] Eric Varner, Mutil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Damnatio Memoriae and Roman Imperial Portaiture, Leiden: Brill, 2004, pp. 21-45, 225-236; Marina Prusac, From Face to Face: Recarving of

Roman Portraits and the Late-antique Portrait Arts, Leiden:

Brill, 2011, pp. 37-44．

[46] 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王乃新、蒋平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89、198—199页。

[49] 保罗·梅尔编译：《约瑟夫著作精选》，王志勇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5页。

[50] 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王乃新、蒋平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09页；C. F. Norena, Medium and Message in Vespasian’s Templum Pacis”,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Ｒome, Vol. 48(2003), pp. 25-43．

[51] 霍普金斯、玛丽·比尔德：《罗马大角斗场》，蒲隆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8-31页。

[52] 李永毅、李永刚：《死亡盛宴：古罗马竞技庆典与帝国秩序》，《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53] 克里斯托弗·凯利：《罗马帝国简史》，黄洋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165、168-169页。

[54] 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王乃新、蒋平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18-319、342-343页。

[55] 戴维·肖特：《奥古斯都》，杨俊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97页。

[56] Paul Roche ed. , Pliny’s Praise:  The Panegyricus in the Rom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8] Eric Varner, Mutil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Damnatio Memoriae and Roman Imperial Portraiture, Leiden: Brill, 2004, pp.111-135, 260-269.

[59] 尤特罗庇乌斯：《罗马国史大纲》，谢品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5页。

[60] Salvatore Settis, “La Colonne Trajane: Invention, Composition, Disposition”,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Vol. 40, No. 5 (1985) , pp. 1151-1194．

[62] 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7、28、82页。

[63]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VI,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 263-264.

[65] Martin Beckmann, The Column of Marcus Aurelius, The Genesis and Meaning of a Roman Imperial Monument,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1.

[67] 详见Paul Zanker,  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8.

[68] 尼尔·麦格雷戈：《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中)，余燕译，新星出版社，2014年，第217-218页。

编辑 丨黄海芮

校对 丨国曦今

审核 丨陈烨广、李昊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