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克：刘师复和广州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思想的地域起源”专题（四）

策划人/孟庆延

在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曾经在中国社会中广为传播，它强调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应对封建专制，强调普罗大众的互助与联合，因而在20世纪早期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当时左翼激进主义思潮中的重要一支。关于无政府主义，国内外学术界都有较多研究，其中阿里夫·德里克的《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便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

本文即摘自该书第四章第二部分，这部分重点讨论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刘师复以广州为中心所展开的政治实践，并围绕他们在广州创办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晦鸣学社”展开论述，总体上呈现了无政府主义在广州的传播与实践形态。同时，该文还涉及到对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佛教、乌托邦等带有一定神秘主义色彩的思潮之间的隐秘关联。德里克对以刘师复为代表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讨论，在无意中勾勒出了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即杨念群在《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一书中所指出的岭南地区强调“冥想”与“顿悟”的“心学”传统与广州无政府主义的兴起之间的可能关联。换言之，20世纪初的广州成为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中心，有着更为值得追溯的地域民情线索——即岭南本身的宗族社会的团体格局，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心学”等都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而这篇文章则为我们进一步展开思考提供了基本线索，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刘师复死后葬于杭州烟霞洞。据巴金回忆，“刘师复的墓在杭州烟霞洞附近。三十年代我到杭州去过几次，也到烟霞洞去。刘师复的墓碑上写的是世界语……后来我也去烟霞洞，就找不到刘师复的墓了。”今仅存镌刻的“师复墓”三字。

文/阿里夫·德里克

刘师复决不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他是因自己目标的严肃性并致力于将自己的宣传付诸实践而受到广泛尊敬的，他在1915年去世后，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楷模，至1920年代，他的思想达到了“主义”的地位，即师复主义。吴稚晖有一次谈到，如果所有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都像师复那样，无政府主义就能在500年内实现（而不是他所预期的3000年）。[1]

师复的生活经历解释了他那一代激进分子是如何走向无政府主义之路的。[2]他生于1884年，于1904—1906年居日期间激进化，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同盟会，在随后两年内参加了暗杀活动。1907年，一次意外的爆炸事故使他失去了一只手，并被捕入狱两年。监狱生活是否对他有重要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得并不明显，但他一出狱就加入了“支那暗杀团”，在中国南部发生的一系列最终导致了1911年革命的事件中，这个暗杀团起了重要作用。虽然自我牺牲精神对激励那些从事作为一种政治策略的暗杀活动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仍很重要，但克雷布斯（Edward S. Krebs）认为，暗杀团代表了一种从个人英雄主义行为到带有较大合作性和纪律性的集体活动的转变。[3]

刘师复（1884—1915），又名刘思复，广东香山人，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著名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中国世界语运动先驱。

师复可能熟悉20世纪初中国激进派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但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能表明无政府主义曾对他的思想有过任何影响，当然这要排除这一时期普遍为人所了解的那些无政府主义方面。他在狱中写的文章显示出了他对政治的道德基础的关注，但这些文章的灵感来自于当时关于中国“国粹”的争论而非无政府主义。[4]

出狱后，师复开始阅读从日本和巴黎传来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作品。郑佩刚回忆说，这一时期师复曾建议他阅读同盟会的《民报》、《新世纪》、《天义报》上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以及各种巴黎无政府主义者编辑的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丛书。[5]这一时期或许也就是师复对佛教产生兴趣的时期（他在暗杀团时已认识了太虚，虽然很难说这与他对佛教产生兴趣有什么关系）。

师复的转向发生在1912年赴上海和长江地区的旅途中，他（还有几个同伴）可能是准备去刺杀中国新的实权人物袁世凯的。“转向”一词似乎比较恰当，因为师复接受无政府主义是在一种宗教氛围里进行的（在杭州西湖附近的一个小佛寺内），并且有了宗教仪式的一切特征（包括将名字由刘师复改为师复，意为教师），同时他还有意识地放弃了将他引向无政府主义的暗杀活动。[6]

源于杭州集会、讨论（参加者除师复外，还有其女友丁湘田及郑彼岸）而成立的“心社”与这一年初巴黎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社团很相似，它把改变成员的道德看作社团的工作重点，其社约共有12条：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坐人力车、轿，不婚姻，不称族姓，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入政党，不做海陆军人，不奉宗教。[7]

师复团体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份是在他们返回广州后才获得的，“心社”仍是这个团体的“灵魂”（克雷布斯语）机构。在广州，师复和其追随者发起了“晦鸣学社”宣传无政府主义，1913年，这个团体出版了自己的刊物《晦鸣录》，从第3期开始改为《民声》（“平民之声”意）。广州无政府主义开始走上了自己的道路。[8]

“晦鸣学社”成立时，其成员清一色是师复的亲属（四个妹妹，两个弟弟）和他在过去的激进活动中结识的好友。大家共同操持家务，师复在各方面都是家长，但他是一个民主、善良的家长，他以自己献身无政府主义的热情激励着其家庭成员。[9]

在广州可能还有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然而，师复团体一成立就成了广州无政府主义活动的中心，并在随后两年内在自己的范围内吸收了许多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著名领导者——这是给师复的“目标的严肃性”的最好礼物。[10]这个团体最主要的活动是在其成员间实行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师复的家庭就是以共产主义方式运行的，虽然厨房内的事都分派给了他妹妹。有一段时间，这个团体还计划在广州搞到一块土地建立一个大同村，尽管这一计划最后化成了泡影。[11]

师复团体有三种公共活动特别重要，因为它们促进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第一是出版，这个团体出版的《民声》是中国无政府主义刊物中寿命最长的（从1913年直到1922年，1915年师复死后不定期出版），并且是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活动的重要源泉。师复团体在把《新世纪》、《天义报》上发表的无政府主义作品向全国传播的工作中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们从这些刊物上选出文章编辑成书出版（共印了5000册），由于这些努力，到五四运动时，中国所能见到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作品（及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原作）比欧洲其他任何激进主义潮流的书都要多。师复自己的作品也被他的追随者广为散发，并促成了整整一代人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12]

第二是教授世界语。师复没有发起教授世界语的活动，但他特别重视这一活动，并将教授世界语当作国际主义计划的一部分。在他领导的广州世界语学校学习过世界语的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又将世界语传播到了中国的其他地方。[13]

第三是在中国南部发起的工人组织活动，这可能也是（三种活动中）最重要的活动，这种活动使无政府主义者成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工会的组织者。虽然无政府主义者以前曾写文章提倡激进的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结合的必要性，但最早开展这种活动的却是师复团体。他们在中国宣传工团主义，直到1920年代中期，当他们的阵地开始被共产党夺去时，仍在为工人运动提供领导人。师复团体的成员（其中较有名的是其弟刘石心）在1920年代末已经负责组织了近40个工会，并在1918年负责组织了中国第一次庆祝“劳动节”的活动，负责出版了第一个工人刊物（在上海）《劳动杂志》。很明显，师复从一成立“晦鸣学社”就发起了工人组织活动，据一份报告说，1913年他成立了一个“决然俱乐部”作为工人组织的中心。这种最初尝试取得的最大成功不在于组织了现代工业区工人，而是组织了泥瓦工、鞋匠、理发匠、饭馆服务员。[14]

1913年末，在新的政治压迫下，师复团体被迫离开广州，1914年到了上海。师复1915年3月死于肺病，此前不久他还在上海发起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几乎在同时，他的弟弟刘石心在广州成立了一个遥相呼应的同名社团。在师复死后，这些社团成了五四运动中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起点。

师复是一个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自称是克鲁泡特金的学生，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新世纪》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的大部分关于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及为无政府主义辩护的观点皆来自于他之前的无政府主义者。

师复也呼吁在中国进行一场社会革命，他的社会革命思想很明确，这不像江亢虎，而像更早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以“社会的”与“政治的”作比，认为即使生活的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有什么关系的话，关系也不大。他甚至不愿将政治思想作为社会的附属物来接受，似乎坚信政治外在于社会，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一种力量；与此相应，他反对以任何形式参与政治。《新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曾反对参与政治，并认为真正的革命行动一定是社会的行动。[15]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师复的严肃性不能容许任何妥协，他对张继的批评甚至导致了他与中国无政府主义元老吴稚晖的冲突。在民国初期，师复开始成为反对政治行动、维护社会革命的代表，他认为社会革命不仅有别于政治革命，而且力求消灭政治：“政治革命是英雄们的革命，少数人的革命”，“社会革命是平民的革命，广大群众的革命”。[16]

然而，在革命时机这一问题上，师复确实表现出了一些犹豫。他有一次说革命能够立即实现，但当他谈到革命时机问题时，大多数时候都认为还需一段时间才能发动一场成功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目前，他认为，只有一部分领导者认识到了革命的必要性和革命的原则，大多数人缺乏使他们成为好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知识，例如他建议工人立即成立工团，但他认为工团应该从事的最急迫的任务是对工人进行教育并实现适度的经济目标，如较高的工资和较短的工作时间。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无政府主义社会这一根本任务必须等到无政府主义知识得到广泛传播后才能实现。[17]

因而，无政府主义者的迫切任务就是传播无政府主义，这一要求体现在了师复的行动纲领中。就像他不断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他把宣传看作最重要的手段，认为必须用报章、书册、演说、学校等，把无政府主义传播给一般平民：

务使多数人晓然于吾人主义之光明，学理之圆满以及将来组织之美善，及使知劳动为人生之天职，互助为本来之美德。[18]

师复接着指出了第二种方法：抵抗和扰动——这能够加快宣传的普及。前者可以采取抗税、抗兵役的形式，也可以包括工人罢工和商人罢市；“扰动”则包括暗杀和其他的政治暴力形式。一旦宣传成熟，平民革命就能爆发，众人起事推翻政府和资本家，重新建立一个新社会，[19]而且，这个社会采取的形式必须反映在革命的组织之中，推迟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人民还没作好准备。

政府和资本主义体制是革命的双重目标。师复有时把这一个，有时又把另一个说成是人民最大的敌人，但对他来说，二者都是同样重要的。对于那些认为中国没有大资本家的人，他的反驳是：小资本家也是资本家。在1914年7月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和同月下旬发表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目的与手段》中，他总结了革命的对象和目标。“宣言”说：“（我们）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治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也。”“宣言”接着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平民第一之仇敌，社会罪恶之源泉”，又说“土地、资本、器械均操之不劳动之地主资本家之手，吾平民为服奴隶之工役，所生产之大利，悉入少数不劳动者之囊橐，[20]无政府主义者决心消灭这个大罪恶，废除财产私有权，将一切生产工具重新归之社会公有，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义，组织自由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没有男女之别，人人各视其力之所能从事劳动，劳动所得之结果，劳动者可以自由取用。“宣言”说：“政府者，名为治民，实即侵夺人民的自由，故政府必废，以使各个人完全自由，享有他们的自由生活之权利和个人自治之本能。”“宣言”接着描述了现存社会和无政府主义者设想的社会之间的差别：“抑'无政府'以反对强权为要义，故现社会凡含有强权性质之恶制度，吾党一切排斥之，扫除之，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所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斯时也，社会上惟有自由，惟有互助之大义，惟有工作之幸乐。”[21]

《目的与手段》也提纲挈领地表达了这些思想，简言之为：（1）一切生产资料及产品归之社会公有；（2）消灭阶级；（3）消灭政府及一切与之相关的机关如军队、警察、法律规条；（4）自由组织种种公会，以改良各种工作及整理各种生产，以供给于众人；（5）废婚姻制度，共同抚养所生子女；（6）人人都要受自由的公共教育；（7）无论男女，由学校毕业至45或50岁，从事于劳动，此后休养于公共养老院；（8）每人每日劳动时间限2—4小时，其余时间自由研究科学及游息于美术技艺；（9）废去一切宗教及一切信条，使互助之天然道德得自由发达至于圆满；（10）学校教育，采用适宜之万国公语，以渐废去各国不同之语言文字，而远近东西全无界限。[22]

这个纲领属于师复独创的很少，其中一些来自于克鲁泡特金，特别是《面包与自由》（译文发表在《新世纪》上），其他则来自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作品。几年前刘师培在《天义报》上描述一个乌托邦社会时已经谈到其中一些同样的思想（如关于劳动、教育、家庭等）。

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革命家和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代表作有《互助论》《我的自传》《面包与自由》等。

在某种意义上，师复所有的思想都是这样来的，他之所以闻名不是因为思想的独创性而是因为宣传这些思想时的热情。他的基本前提与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中国的或外国的）一样，即认为人类的天然道德被孕育了不道德的机构削弱了。师复认为，人人生而有良心，倾向于互助、爱和劳动，但权力机构磨钝了人们的这种内在倾向，财产制度使人自私，结果使人为逐私利而忘公利，这是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只有推翻现存的制度才能回复人的天然道德，才能摆脱野蛮的传统进入人道王国，从而使理想和道德合而为一，消除自我和社会之间的一切差别，个体将在与他人自发的联盟中找到自由。[23]

“天生美德”思想在中国思想中并不新鲜，一些中国人之所以选择无政府主义，就是因为他们感到无政府主义与传统中国思想（无论是道家、儒家还是佛教）里包罗的理想具有一致性。刘师培就认为，中国人实现无政府主义有一个优势，即他们继承了主张限制政府的儒家和道家传统。[24]《新世纪》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认为中国古书《礼运》里描写的乌托邦就是无政府主义社会，尽管作者的许多理解从原文来看并不正确。[25]

师复分享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这些特性，有证据表明，佛教对其思想产生过影响，他的“心社”就是在一个弥漫着佛教气氛的环境里成立的，其“社约”听起来更像佛教式的而非无政府主义的。然而我们不能过多地作这类的类比，如果说有些中国人接受无政府主义只是因为它与本国思想因素有相似之处，那么就会有人说这样解释是歪曲了无政府主义，师复就持有这种观点。当他为人类“无私”的可能性辩护时，他根据的是克鲁泡特金的“科学”而非中国的思想[26]，与他之前的《新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只在中国传统思想和制度中找到了腐败和自私，他激烈地否定无政府主义可以与中国古代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如道家相比。他认为道家是否定的，而他提倡的则是肯定的。[27]师复的意思是说，道教徒可以以隐士的身份否定政府，而他寻求的则是改变现存社会、使整个人类的生活发生革命性变化的途径。师复不是为了逃避政治才否定政治，而是要废除政治，他的社会革命体现在一种与传统政治推理毫无关系的社会理论之中。我们在作这样的类比时必须记住，大多数与师复具有同一传统的中国人都很害怕他所提倡的能彻底推翻现存社会的平民革命。█

本文选自《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阿里夫·德里克著，孙宜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124页（第四章第二部分）。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见吴稚晖为《民钟》出版的“师复特辑”写的文章，第3期，1927年3月。

[2] 爱德华•克雷布斯：《刘师复和中国无政府主义：1905—1915》，博士论文，华盛顿大学，1977年。

[3] 同上，页188。

[4] 爱德华•克雷布斯：《浏师复和中国无政府主义：1905—1915》，页117—124。

[5] 郑佩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载《广州文史资料》第1期，1963年，页175。郑佩刚是中国的另一个师复，他的哥哥郑彼岸一直是师复的至友，他对师复的描述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6] 爱德华•克雷布斯：《刘师复和中国无政府主义：1905—1915》，页244—246。克雷布斯对佛教对师复和《心社》的影响的论述是比较透彻的。师变明确地把无政府主义定义为“理性的”和“科学的”信仰体系，与佛教相区别，也与其他的中国传统相区别。

[7] 同上，页246。

[8] 爱德华・克留布斯：《刘师复和中国无政府主义：1905—1915》，页264-269。

[9] 同上，页266-267；也可见莫纪彭：《师复回忆录》，未刊稿，克雷布斯保存。

[10] 与师复的团体有关系的人的名单读起来像是1920年代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名人大全”，除了刘石心之外，还有黄凌霜、黄尊生、梁冰弦、区声白、袁振英和郑佩刚。

[11] 莫纪彭：《师复回忆录》，页66-71。莫的表述表明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源于中国的乌托邦及欧洲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

[12] 关于这个团体的出版活动情况见郑佩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加爱德华•克雷布斯：《刘师复和中国无政府主义》。

[13] 爱德华•克雷布斯：《刘师复和中国无政府主义》，页279—285；也可见《无政府主义与世界语》，载《广州文史资料》第1期，1962年。

[14] 黄一波：《无政府主义者在广州搞工会活动的回忆》，载《广州文史资料》第1期，1962年，页1-17；刘石心：《关于无政府主义活动的点滴回忆》，收入《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二），页926—929o这里提到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早期活动材料来自于英国的官方报告，见丹尼尔•Y.K.柯万：《邓中夏和省港总罢工：1925—1926》，博士论文，伦敦大学，1985年，页43。

[15] 千夜（吴稚厚）：《就社会主义以正革命之议论》，巴黎，新世纪丛书，1906年。

[16] 刘师复：《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7年，页131—138、170。

[17] 同上，页6、170、15、81—83。

[18] 刘师复：《师复文存》，页48。

[19] 同上。

[20] 同上，页53。

[21] 刘师复：《师复文存》，页54。

[22] 同上，页45—47。

[23] 刘师复：《师复文存》，页1-12。

[24] 刘师培：《在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载《新世纪》第22期，1907年11月16日。

[25] 《〈礼运〉大同释义》，载《新世纪》第38期，1908年3月14日，页2。

[26] 爱德华•克雷布斯：《刘师复和中国无政府主义：1905—1915》，页252-257。

[27] 同①，页18。

编辑 丨秦    沅

校对 丨王东宇

审核 丨赵逸洲、陈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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