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克论帝国与革命专题（一） | 珍妮弗·皮茨：埃德蒙·柏克的特殊普遍主义思想

策划人/朱欣

乔治·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中，埃德蒙·柏克以政治保守主义创始人的形象为人所知。将柏克归为政治保守主义有充分的理由：柏克欣赏社会体系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习俗安排的宏大性，相信既定制度的历史变化具有连续性，在道德上倡导那种使社会成员安于各自等级之地位的忠诚之心。《反思法国大革命》中的种种观点更巩固了柏克作为保守主义之父的形象。他旗帜鲜明地捍卫英国的君主制，反对大众普选权，抨击现代自然权利论等，被激进派视为逆历史潮流而行的反动分子，似乎注定被时代的进步洪流所淹没。然而，在保守主义的面纱背后，柏克的政治观念交织着传统与现代、革命与守成的复杂旋律。

在革命问题上，柏克热烈拥护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却猛烈抨击法国大革命。在帝国问题上，柏克有关爱尔兰、美洲、印度的著作和演讲彰显了其性格中的自由主义成分，但这种自由主义又显著地区别于以洛克和密尔为例的、充满排外冲动的自由帝国主义，是一种风格独特的自由主义。在对“人民”的论述中，柏克一方面承认人民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将人民与统治区分开，明确反对政府被民众随意统治。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柏克树立了历史的权威，却否认历史可被用作否定当下的外在标尺。 

总之，柏克的思想具有丰富的多面性，很难被归类。他的革命与帝国理论生动反映了其思想的张力与悖谬，也进一步揭示出，尽管柏克以保守之说闻名于世，但其过人之处，并非守成，而是在保存传统之上的创造性转化和改良，而这也恰恰是其思想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埃德蒙·柏克的特殊普遍主义思想》一文通过论述柏克对大英帝国在印度、爱尔兰统治的批判，试图挑战有关柏克形象的流俗观点：柏克是多愁善感和传统主义的。作者指出，柏克并未停留在排斥理性的对情绪的依赖上，而是试图扩大理性的范围并使其社会化；柏克对于政治共同体中历史和地位的重视也不能说明他是因循守旧的传统主义者，相反，他在诸多重要方面表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但又显著地区别于以洛克和密尔为代表的坚守政治排外传统的自由帝国主义者。在帝国议题上，柏克严厉地反对针对那些脆弱的、受制于英国权力的民族所进行的政治排外和道德排外，力图将对普世价值观的承诺与对各种文化传统的欣赏相结合。因此，隐含于柏克对基于抽象原则的大规模改革的敌意之中的，并非“回到过去”的传统主义，而是多元主义与宽容的精神旨趣。在帝国议题上，柏克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构建一种毒性较小的民族主义，使其能够在对外关系中发挥一种有益的力量。作者认为，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柏克的特殊普遍主义思想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思想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应对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和合作。

《东方将财富献给不列颠》

The East Offering its Riches to Britannia，Roma Spiridone，1778

文/珍妮弗·皮茨

柏克是这样一位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同情某些苏格兰启蒙思想的主要潮流，既是亚当·斯密的仰慕者又受到斯密的敬重，与18世纪英国其他思想家相比，他更全力以赴地批判帝国政治。正如我在本章下文所述，柏克认为同情心和道德想象对正义的国际政策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这个观点与斯密的道德哲学非常相像[1]。和斯密一样，柏克力图把对普世价值观（如正义和人道）的承诺，和对各种文化形态非常敏锐的欣赏结合在一起。在柏克的著作中明显地出现了多元主义，而多元主义是我们在苏格兰启蒙思想著作中发现的重要内容。柏克往往被描述为，几乎惊人地与他周围的环境相分离，但我将论证他与苏格兰启蒙思想的某些主题关系密切。比如他对道德判断的理解，与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建构的道德理论潮流具有许多共同点。抱着同情心和道德想象的观念，使柏克得以详细阐述了对大英帝国行为的批判，这种批判与斯密的思想具有密切的理论联系，但他对帝国政治批判的深度和持续性远远超过斯密。在柏克看来，英国人民没能把他们的殖民对象，特别是印度人和爱尔兰天主教徒，看成适当同情心的对象，这助长了权力被毫无限制地、系统性地滥用（这种滥用成为了大英帝国统治的特征）。那么，要想了解18世纪可能存在的、针对帝国的、富含哲思又紧扣时政的批判，我们最好的选择莫过于柏克。

对于帝国的危害和腐败，柏克的认识或许比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们更为清晰，对于大英帝国行径，可以说，他也是第一个以为道德和政治排外做法的受害者们追求正义的名义，对其给予全面批判的政治思想家。他是同时挑战英国在北美、爱尔兰、印度的所作所为的第一人，也是把这些挑战汇集于一处，从而攻击作为大英帝国扩张和统治的基础的政治道德的第一人。在本章，我引用柏克有关印度的著作和演讲，以探究他对大英帝国行为的批判，并概述那种既让人惊奇又令人信服的、支撑这些观点的普遍主义设想。我认为，柏克对大英帝国的批判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有原则的批判，其阐述并非依赖于柏克的个人生活细节或政治生活细节，也不能被它在根本上是一种保存传统社会的保守冲动的说法所充分解释。

埃德蒙·柏克（1729年1月12日－1797年7月9日）

柏克批判了那些被他认定为当时英国某些政治行为中最具破坏力的潮流，通过这种方式，他发展了有关国际正义和帝国正义的设想。这些潮流包括，终止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推行欧洲人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其理由是这些标准不适用于落后社会或者专制社会；另外，还包括一种强硬的、狭隘的，并且排外的民族主义，它可以由新教英裔爱尔兰人为例，但这有可能更普遍地代表英国国民的自我认知。柏克在批判那些被英国批准的或受其鼓动的英国殖民地代理人或者同盟者（东印度公司、英裔爱尔兰人、商人和军事人员）的排外行为时，表现出了非常鲜明的包容态度。柏克从未明确指出帝国的统治是本质上不合法的或是必然不合法的。柏克所反对的不是帝国的关系本身，而是经常标志大英帝国行为特征的控制支配、压迫和排外精神。不过他警告说，对不同属民和边远地区属民的帝国统治很容易被滥用。他在有关帝国属民的道德包容和对其担负政治责任的主张中，设定了极高的治理标准，这种标准，不仅大英帝国本身难以企及，甚至连它19世纪最高尚的辩护者都始终无法企及。

本章探究的是，当帝国的范围扩展时，柏克反对针对那些脆弱的、受制于英国权力的民族所进行的政治排外和道德排外，他呼吁扩大一种广泛的、包容的正义，这种正义包括：自然法和国际法、尊重陌生社会，以及关心脆弱民族的福利、特别是要关心无国家民族的福利。柏克是一个特别精细的分析家，他擅长于分析权力与文化沙文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伴随着帝国的权力运用而产生的各种排外情况，尤其关注被统治者被排斥于统治者道德关怀范围之外，并被排斥于法律正当性和政治责任性的常规标准之外。

在本章的第二部分，我认为，柏克明白英国在印度的非正义行为是制度性的，并非一个人的孤立罪行或腐败统治者小团伙的孤立罪行。在第三部分，我指出，柏克沿着英国在印度统治的体系性失败，追溯到了英国政治阶层道德判断和政治判断的缺陷，并且追溯出同情心和道德关怀范围的过度狭窄。在第四部分，我认为，柏克对于“地理道德学”的抨击反映了他的思想特征。在他的思想中，他追求普遍主义，却没有牢固或系统地建立在基本原则之上。尽管清楚法律的有限性与政治、说服的重要性，他的思想却借鉴了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概念，在援引英国的传统和自我理解的同时并没有放弃狂怒、讽刺或者批判的余地。

在本章，我的目标不是去呈现一个有关柏克的权威性解读，或者去断言其思想的系统性或完美的一致性，而是要抽出柏克思想中的一些有关联的脉络，这些脉络连续不断、发展成熟、富有洞见，并颇有启发。

在帝国背景和国际背景下，任何对柏克所做的努力一一争取将殖民地属民和被排斥群体纳入英国的道德关切领域和政治关切领域内——的解释，都必须包括对以下内容的理解：即柏克对非正义的理解是有限的，他本人的政治解决办法具有局限性和弱点。他的社会等级观念认为，社会是政治下级和上级以从属关系组成的主体。他首选的政治行动模式是，下级尊敬地提出恳求，上级有良知地进行监管。这种等级观念和首选政治行动模式始终缺乏吸引力、令人难以置信，就像柏克同时代的批评家——如潘恩(Paine)和沃斯通克拉夫特(Wollstonecraft)——所认为的那样。虽然柏克持有政治等级观点和须敬重权威的观念，但他关于爱尔兰和印度的著作，强烈批判了寡头政治以及由世袭阶级（这个阶级与被统治者之间既没有感情联系和利益关联，也没有身份认同）控制政府而造成的独特的不公正。

托马斯·潘恩的油画肖像，1791

以往有关柏克的研究几乎完全侧重于研究柏克的多愁善感和传统主义，最近对柏克的著作和演讲的研究，特别是有关印度的著作和演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以往的这些倾向[2]。在《自由主义与帝国》一书中，尤戴·梅塔把柏克看成是18世纪或者19世纪，唯一能够意识到英国所面对的大英帝国极端多元性中蕴藏的巨大道德风险和政治风险的欧洲思想家，用柏克的话来说，这就是“那种巨大的、异质的、错综复杂的利益群体。”[3]梅塔恰当地指出，与很多文献资料相反，柏克对帝国的分析以及他的政治思想，其实并没有停留在排斥理性的对情绪的依赖上，“他的目的就像休谟一样，并不是要放弃理性，而是扩大它的范围，通过那些出现并形成经验的不确定的奇特行为，使理性社会化，并且更富激情、更有依据。”[4]尽管在一些重要方面，梅塔把柏克看成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但是他把柏克对待帝国的方法与以洛克和密尔为例的自由帝国主义与政治排外传统的方法相对照[5]。梅塔对自由主义者“排外策略”的描述，明确地分析了表面表现为一种普遍主义和“政治包容”传统的自由主义，把各种人群系统地排除在外的方式，特别是通过认定一套厚厚的“社会资格证书”——文化习惯或者心理倾向——这被认为是获得完全政治身份的必要条件（46-49）。梅塔已经对普遍存在于自由主义传统中的排外冲动，形成了一种精细而有新意的描述。然而，他很少提及柏克本人对大英帝国政治排外行为的敏锐而又混乱的看法。本章的论点就在于，当大英帝国出现在柏克的时代时，柏克的批判既是广泛的自由主义的——最重要的在于，它质疑了权力行使的专断、不负责任，而且它坚持全人类在道德上一律平等——又起源于对旨在消除大英帝国的政治与道德排外行为（这些行为构成了大英帝国行为的基础）的关注。

柏克对印度的兴趣始于1767年，并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直到18世纪70年代后期，柏克才开始对印度进行认真研究，并且变得坚决地批判东印度公司。刚开始调査英国在印度的行为时，在印度的大英帝国只是主要由相对较小的沿海据点组成——以此为基地，东印度公司能够与印度内陆进行贸易，并派遣远征军深入印度国内。到1797年柏克去世时，英国已控制了整个孟加拉和比哈尔。正如历史学家们所注意到的，柏克有关印度的早期观点似乎与他后来的判断相互矛盾，因为直到18世纪70年代后期前，柏克往往会维护东印度公司的独立，反对国王把该公司置于更大的国家控制之下（源自于一种与他的政党——罗金厄姆辉格党[the Rockingham Whigs]——相同的敌视王权的立场）[6]。

从1781年到1783年，柏克供职于国会下院设立的孟加拉事务特别委员会。他为国会下院起草了一系列有关东印度公司政策和行为的尖锐报告。这些报告在对沃伦·黑斯廷斯（1773年至1785年曾任孟加拉总督）进行弹劾的过程中，成为许多指控条款的基础。

黑斯廷斯1785年返回英国之后，柏克开始准备对他进行指控。1786年4月，柏克的二十二项指控在国会上被宣读。令很多人惊讶的是，弹劾案的管理人员成功获得了国会下院的支持，同意在议会上院进行审判。皮特和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在印度法案危机时期曾是黑斯廷斯的支持者，到1787年，他们成为弹劾案的支持者。弹劾案从一开始，就被誉为一场正义与腐败专制之间的斗争。伦敦的报纸持续数周欢呼着既表明柏克性格，也表明弹劾案特征的“卓越智力与优良道德的结合”[7]。这个审判在引导英国国会和公众的审查，不仅针对在黑斯廷斯统治下具体的腐败问题和权力滥用，而且还针对更为普遍的问题，包括大英帝国的政治品行以及英国对于不够强大的非欧洲民族（无论这些人是否是公司的属民）的义务等方面取得了最初的成功。

处于伦敦的东印度公司大厦，Thomas Malton，约1800

一场历时七年、代价昂贵的审判破坏了公众最初的强烈支持，到黑斯廷斯1795年被宣判无罪时，柏克和他的弹劾管理者同伴们都被看做是复仇心重、不负责任，并且对英国不忠的人。柏克本人由于他的啰嗦而被嘲笑，并且被一些漫画描绘为一个醉酒的耶稣会士（这是对他被假定为隐秘天主教徒的一种暗示）[8]。从一开始，柏克对黑斯廷斯的敌意，就被一些批评者认为是派系精神、情绪失控，或者柏克愿意相信从一些不谨慎的来源得来的带有偏见的信息，但是这些指责是建立在对审判的选择性解读之上的。柏克本人反驳了这种普遍流行的主张：即认为他有关印度的立场具有一种狭隘的党性特征。柏克在有针对性地呼吁他的普遍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以及呼吁鼓舞其批判者的文化排外精神和种族排外精神时，他向一位年轻的通信者写道，“亲爱的帕尔默小姐，我在此事件中没有党派，但是我处于一群人中间，他们没有一个人拥有你的美貌，但是他们是如同你我一样的伟大典范。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不管那些白人喜欢与否。”[9]尽管他本人强调他在印度致力于改革的努力是广泛而无私的，但是正如柏克的公众把这个审判看做是一个报复性的私人宗教战争一样，新近的评论者们继续强调说，他“试图将殖民罪行，以及东印度公司的贪得无厌完全归结在黑斯廷斯身上。”[10]甚至连柏克的敬慕者们也把柏克对黑斯廷斯的追索，看做是他对已被误导的帝国行为进行批判的焦点。[11]

然而，远远并非过于执着于黑斯廷斯，以至排除了更为全面的批判，柏克在整个审判过程中的演讲，都把这位总督的行为描绘为远为深刻，实际上是系统性的在印英国人的腐败和权力滥用的症状。柏克的批判在三个层面起作用：他界定了黑斯廷斯个人的罪行，东印度公司的结构性罪恶，以至从总体上来说英国在印度统治的失败；他把最后一点描绘为英国道德缺陷和政治缺陷的结果，这种缺陷更具普遍性，其中较明显的缺陷包括：有限的道德共同体，评价其他社会时的专横，以及自满于在全世界运用迅速发展的权力。由于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政府在印度的官方代理机构（根据一纸王室特许状），柏克往往，并且实际上恰当地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看成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统治。可以肯定的是，他坚持认为黑斯廷斯个人应对从腐败体系中渔利负责。柏克认为，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都能归于黑斯廷斯——因为黑斯廷斯曾充分利用了东印度公司管治中固有的权力滥用的机会——无数权力滥用机会的存在，控诉着整个制度。尽管柏克对政治和社会更全面的批判，比他对黑斯廷斯个人的控告更为有理，也更恰当，但这场弹劾审判最终失败的部分原因，可能的确在于它在起诉黑斯廷斯的同时，也无情地抨击着英国的政治道德。

尽管这场弹劾审判被黑斯廷斯的支持者们看做是柏克本人对黑斯廷斯的一种敌视，但柏克始终把这场审判，当成批判英国在印度的整个统治结构的机会。柏克的弹劾开场演讲把黑斯廷斯的罪行描绘为仅仅是权力滥用体系中的一个因素，“一种独裁的体系往往必定是一种腐败的体系。”[12]在弹劾审判的整个过程中，以及在这个时期的信件中，柏克呼吁人们注意这种殖民权力滥用的制度性的特征。譬如，在后期的一封信中，他把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行为描绘为“制度性的邪恶和压迫”。[13]甚至在审判前，柏克就已试图劝说他的立法者伙伴们，称他们都处于构建一个“残暴"的殖民体系的过程中，这种体系既违背传统的英国法律准则，也违背普遍的道德价值，“这个体系，是我们的祖先为之奋斗、拼死消灭的体系，是与这个民族性格的习惯和特性不相适宜的体系，并且是一经接受，便要立即以所拥有的全部英国人特权以及人权为代价的体系。”[14]一些殖民地改革家认为，大英帝国的统治基本上是仁慈的，但有时会因个别官员的罪行而受损（正如我们即将在第五章所看到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观点）。与那些殖民地改革家相反，柏克始终警告说，在黑斯廷斯统治下所产生的非正义并不是孤立的错误行为，而是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结构和帝国政治文化几乎密不可分的罪行。[15]

柏克把这种制度性的“邪恶”与东印度公司本身的结构最紧密地结合起来。东印度公司职员的恶政的首要原因在于，他们无论对印度人，还是对通过向该公司提供一份合法特许状而承担其行为的最后责任的英国人都完全不用负责：“它们是一个共和国，是没有一个人的联邦，是全部由文职官员组成的国家。其后果就是那里没有一个人去控制、观察、制衡政府机关的权力。没有任何纠正力量。”[16]尽管他准备承认这个公司特许状的合法性，但他也表达了对条款的不满，即不满于条款向公司如下主张做出过大让步，即“将其同胞从半个世界的商业中排除出去……并放弃……三千万同类的生命和财产”[17]。柏克主张，东印度公司的“特许权利……至少阻碍了大部分的人类自然权利。这些特许权利以其框架和条文，易于构成对自然权利的直接侵犯"，这些主张表明了他如下的观点:即东印度公司自身的结构使它很可能压迫它的属民，这迫使那些赋予该公司特权的人，有责任要极其警惕地监督这些权利的行使情况。[18]

描绘东印度公司官员的公司画作，约1760年

尽管在有关福克斯的东印度法案的演讲中，柏克只是支持东印度公司对英国国会所承担的责任，但他深切地意识到一个管理实体的特殊政治结构所构成的危害，即这个管理实体在法律上只对其上级（英国国会）负责，而不对其属民负责。正如他在1786年为一次演讲做准备时所说的，“伟大的帝国容易出现下属权威的滥用——下属距离遥远，就更会如此——最糟糕的情况是，民众的宪法未曾赋予民众明确的权利，以及能够制止下属权威被滥用的权利。”[19]柏克将印度的情况与罗马帝国行省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它们在首都的确具有法人地位和代表。尽管罗马总督可能虐待辖区的民众——并且柏克意识到他的审判，和西塞罗（Cicero）起诉西西里省总督维列斯（Verres）相似——但柏克认为，罗马行省居民有权使用救济手段，而印度人却没有。[20]专制权力的危险在印度更大，因为印度人缺乏真正而有效的对不公正寻求救济的手段：英国不承认印度社会里任何具有合法结构和合法权威历史的法人机构，而且它也没给印度人提供请愿或代表的官方渠道。

他进一步指出，东印度公司的组织结构和领导人窒息了来自公司内部（公司雇员之间）和公司外部（来自印度人）双方的不满或反抗。那些有可能对权力被公然滥用表示抗议的公司下等职员，都因其在腐败中的微小参与而被拉入伙。[21]他认为，非常明显，印度人都因恐惧而保持沉默，正如印度人不向英国当局请愿的现象所证明的：

“黑斯廷斯先生曾在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担任印度政府首脑，而英国国内却从未收到过任何针对他的抱怨，当柏克想到这些时，就会因为自己要抗衡的权力之巨大而颤抖不已，凭这些就可以知道沉默本身是有问题的，处在黑斯廷斯先生曾经的职位上，要保有如此纯洁、公平，并且无可指责的行为，以至于连一个反对他、进行投诉的机会都没有，这一点显然是不符合人性的。”[22]

柏克谴责了1775年孟加拉王公南达库马尔（Nandakumar）被判处的死刑，这个人曾指控黑斯廷斯接受贿赂，判处他死刑的行为不仅本身是非法的，而且还压制了任何可能出现的来自受英国压迫的印度人的异议和不满。[23]“他们看到指控者被绞死……不仅是谋杀了南达库马尔，而且绞杀了所有现存证据、乃至尚未出现的证据。从那时起，再也听不到当地人反对其统治者的报怨了。现在印度所有的冤屈都找到了一个彻底的治疗措施。”[24]柏克声称，反对黑斯廷斯的抗议的缺失，以及感激不尽的属民对自己仁爱之心的华丽感言，二者都是他的压迫性统治的证据，而惠兰（Whelan）坚持认为，柏克的这种主张使他“冒着循环论证的危险”。[25]但柏克的主张是，那种异议在普通的正义统治之下是不可避免的。常规报怨和对统治者进行请愿的完全缺失一一这种请愿，可以表明：一个政府能够最小程度地被接近，并且对其属民的利益作出最小程度的回应——显示出东印度公司统治的暴虐和虚伪。[26]

仅就现在而言，为其在印度所犯下的残酷罪行负责任的，还不是整个英国民众，而是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并不是英国。当鞑靼人进入中国和印度时，当所有哥特人和汪达尔人进入欧洲时，当诺曼人进入英国时，他们是作为一个国家而进入。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则不能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27]英国仍然可以谴责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在印度未被授权的行为，并且使英国自身同这种行为相分离。“这种由黑斯廷斯先生所采取的暴虐行为，仅仅是个人性质的行为。并且，这些行为如果曾经是适中的和正义的，也仍然是一种权力被篡夺的行为。”[28]对黑斯廷斯进行的审判，为国家的代表们，包括进行审判的上院议员和进行弹劾的下院议员，提供了依照国家的自然情感行事的机会，并且提供了谴责该公司的反常行为的机会；这场审判是一个挑战，上院和下院都未曾应战。然而，很明显，柏克从一开始就怀疑他的听众能否把握恰当的道德情感。正如我们（在第五章）将要看到的，柏克的听众自满地支持东印度公司的行为是一种非正义行为，当自然的情感和被诉控的观念，看上去不足以使他的听众看到这种非正义时，柏克开始求助于英国的荣誉。

但是，正如我在如下部分将要论述的，在东印度公司不负责任的制度性缺陷的背后，在英国人无法同情其印度属民的行为中，柏克认识到了一种更为深刻的殖民不公正的来源——实际上，英国人将印度人轻视为下等的和野蛮的。

柏克将黑斯廷斯的罪行坚称为一种个人的行为，这也构成他劝说英国立法者们立即改革这种制度的努力的一部分，以免这个国家在整体上卷入这种压迫。他的演讲提出，从黑斯廷斯和其他公司职员方面来说，这样的不公正是有意识的。但是至今，英国方面并无意识。柏克发起对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行为的公共调査，该调査的部分目的，就是使他的听众意识到他们自身的道德狭隘程度以及这种狭隘造成的共同犯罪。在柏克有关福克斯的东印度法案（该法案于1783年被提出，即这次审判开始的三年前）的演讲中，他指出，黑斯廷斯的暴虐行为是私人性质的，并且是未被授权的。如果英国的代表们能够迅速行动起来惩罚罪犯并且大幅修补制度，他们就能够弥补在黑斯廷斯的罪行中的共同犯罪。他在其早期的弹劾演讲中继续强调，如果国家未能惩罚个人的罪行，那么它就会把这些罪行接纳为其自身的罪行。[29]然而，由于殖民统治的特点和特殊的英国道德缺陷，柏克对英国公众及其代表们能走出这一步几乎不抱希望。柏克指出，英国统治印度的努力几乎注定是非正义的，甚至超出了黑斯廷斯和东印度公司独有的罪恶。他指出，这种甚至超过个人罪行的制度性非正义，几乎是不可能被纠正的。

那么，尽管柏克并没有完全赞成废除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但是他在审判前和审判中所做的演讲，都专注于揭露东印度公司的“难以纠正”性，英国在任何对边远殖民地进行统治时，滥用其权力的内在倾向，以及英国统治一些民族（被英国人视为无法无天的和愚昧的民族）时的特殊罪行。[30]柏克对大英帝国在印度统治的态度是无情的，并且几乎是完全批判性的，而他在积极的帝国计划方面却几乎没提出任何建议。[31]譬如，他不止一次地以神意式的语言说起帝国，将“帝国显赫的统治”归因于“上帝赋予英国的一种难以理解的神圣天意”。[32]尽管这段话确实可以被理解为（就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这样的暗示，即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由神注定的，是不可置疑的。但当这种说法被放在以下的背景时——柏克不仅始终批判黑斯廷斯，而且始终批判整个英国在印度的帝国事业——这种有关神秘的天命计划的说法，就可以被解读为打算寻求警示和自我怀疑，而不是寻求英国对帝国使命的自信[33]。关于美洲和印度，柏克强调，如果英国人不能公正地统治其帝国领土，就应该解放它们。尽管有时候，柏克似乎会为帝国省份的减少感到痛惜，但他同样悲叹导致省份减少的不正当行为，正如他悲叹任何损害英国的权力和声望的行为一样[34]。柏克早期的著作有时会建议利用法规改善印度人的生活条件，但这种想法逐渐消失。这似乎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柏克日渐拒绝将印度人视为落后人种；其二是柏克对于英国人日渐增强的失望感，即不相信英国人能够出于善意而运用权力。[35]

关于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改革，柏克的观点始终存在着一种矛盾心态：他指出了改革所面临的无数的、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并且明确地反复指出，如果英国的统治对它的国民不公正，不利于国民，并且没有以某种方式对其负责，那么英国人就应该放弃他们对印度的政治权力要求。正如他在福克斯的东印度法案的演讲中所说的，“如果我们不能设计出一些治理好印度，同时并不必然使大不列颠的治理变糟的方式，二者之间就打好了永远分离的基础；但没有为我国的构成而牺牲那个国家的人民的理由。”[36]。他继续安抚他的听众，那种“使印度免于受到压迫”的必要的手段，同时也是制止英国政治腐败的手段。尽管他在18世纪80年代对发生此种改革更加悲观，但是他继续迫切地要求改革，而不是仅仅呼吁彻底结束英国在印度的统治。

柏克认为，英国不太可能为了印度属民的利益而统治印度，并将此作为英国自己的责任。他还认为，在这种尝试中，英国自身可能也会被毁灭。这些主张曾被解读为多种观点：一是对正义的国会议员提出的观点的一种坚持——这种观点认为，统治和促进印度这个国家进步是英国的义务。而更为激进的解读是，主张英国有义务放弃所有关于印度政治权力的要求。后来，在有关东印度公司法案的演讲中，柏克在经常被引用的一段话中坚持道，腐败的“环境”、恶政、英国缺乏对印度人的同情心，所有这一切，“我承认，对我们试图统治印度的构想是非常不利的。但是，我们已经在印度了；我们被至高者安排在那；并且我们必须在自己的环境里尽力做到最好。一个人的责任，是由他所处的环境所决定的。”[37]。大英帝国的支持者和新近的评论家都把这段文章解读为柏克对帝国或殖民计划的承诺。[38]

最终，柏克并未清晰地说明一种解决印度问题的确切的政治办法。一方面，他有时主张保护印度国家主权，以免其被侵犯或被篡夺。比如柏克主张，要是确保査伊特·辛格（Chait Singh）（贝拿勒斯的首长）“根本不用服从英国政府，而是完全独立”，他就能使査伊特·辛格免受黑斯廷斯权力的控制。柏克说：“但是，当查伊特·辛格依靠英国政府时，所有的相关罪恶就会立即与他扯上关系……我断言，没法保证免受这种专断权力的影响，除非不与英国政府扯上关系”[39]。然而，他也承认沃伦·黑斯廷斯作为被派去保护其印度属民的英国总督，也具有一定地位。总的来说，在柏克所处时代的政治环境中，放弃在印度的权力的想法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像亚当·斯密那样，柏克当然明白，直接简单地谴责帝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约束下，他对大英帝国作出的深刻批判，其内涵无论对同时代人，还是对后世大英帝国的政治家而言都不起作用。[40]

柏克在整个黑斯廷斯的审判过程中所釆用的修辞策略，表明他相信同情心在道德判断中非常重要。柏克认为，那些缺少道德想象的地方不可能存在正义，并且他通过呼吁其英国听众进行道德想象，以及将同情心扩展至超出他们传统道德关注范围的方式，来同帝国政治的排外思想作斗争，这种排外思想在有关印度的事务和爱尔兰的事务上最为激烈。柏克强调，尽管英国已经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自由和法治传统，但是当它处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时，不能指望它遵守这些传统。尽管18世纪大英帝国扩张的支持者们，就像大卫·阿米蒂奇那样，把帝国的特征描述为新教的、商业的、海洋的，以及自由的，（并且避免正好涉及帝国所不具备的因素），但是柏克坚决提醒人们注意那些不适应这种想象的人所遭受的不公正。[41]

柏克有关大英帝国的许多著作可以被看做要着力地激起其听众——他的议会同事、公众舆论，甚至子孙后代——的道德想象和情感义愤，并且改变他们的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y）的范围，并强迫他们承认其他人的道德观点和政治立场。[42]柏克提醒人们注意，要由英国本国人代表偏远的异国人，以改革他们遭受的残酷、不公正的待遇，是极为困难的。1783年，柏克告诉国会下院，“要去劝说人们不要滥用源于自己国家的权力，而且要劝说人们不要去影响那些我们习惯认为是陌生人的人，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我一定会努力调整自己以适应这种趋向。”[43]对黑斯廷斯的审判，一定程度上是柏克的一种努力，即以提供给英国人同情对象和尊重对象的方式，在英国公众面前展现印度人。柏克认为，改变英国人对印度人的观念，对任何持久的改革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本图描绘的是英国的Every船长在1695年9月捕获莫卧儿商人Ganj-i-Sawai后与莫卧儿皇帝的孙女相遇的情境

同情心是柏克理解道德心理和道德判断的核心，就像它是休谟和斯密理解道德心理和道德判断的核心一样。在其早期的道德哲学和美学著作，也就是1757年出版的《对高尚观念及美丽观念之起源的哲学探讨》一书中，柏克将同情心置于道德推理的核心位置。[44]在该书中，柏克把同情心描述成第一位的社会激情，通过这种激情“我们能够理解他人所关注的事情”，同时这种感觉也是由上帝设计的，是“当他人遭遇不幸而最需要同情时"最为强烈的一种感受。[45]由于与其他人的这种本能的关联，无论我们直接遇到他们，还是读到或者听到他们的事（以及无论这种不幸的遭遇是真是假），我们才不会在他人遇到不幸时成为“漠不关心的旁观者”。柏克认为，对于他人不幸的同情并不仅仅是痛苦的，“在他人经历真正的不幸或者痛苦时”，我们感到“一定程度的快乐”，并且正是这种快乐，促使我们注意，甚至细想那些不幸的场景，而不是避开它们。同时，这种伴随快乐的同情性痛苦“促使我们去减轻遭遇不幸的人的痛苦，借此减轻自己的痛苦”。[46]因此，在柏克的道德理论中，感受同情与采取行动以缓解他人痛苦之间的联系，是直接而即时的：察觉别人的痛苦就是——“先于任何推理”——感觉被驱使着去帮助他们。

英国在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印度的行为向柏克证明，同情心是可能失效的，证明了不能获得像他人关心他们自身那样的道德替代品的旁观者，可以成为对别人的痛苦漠不关心的目击者。甚至在弹劾黑斯廷斯之前，柏克就提出，英国社会缺乏同情心，被证明是阻碍印度实现正义的最大障碍之一。在不被触动，以至为印度人而义愤填膺的情况下（印度人要么被当成自身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要么被当成人类的一员），英国公众就可以了解帝国压迫的真相。柏克看到，简单描述英国在印度的罪行，无法促进纠正其罪行，因为英国公众还没学会把印度人纳入其道德关注的范围之内。

柏克承认，距离本身的确促成了问题的产生：实际上，审判时黑斯廷斯站在公众面前，同他数不清但看不见的受害者相比，人们更容易同情他。[47]起初，柏克假设英国人忽视印度人的痛苦，是由于对印度人和他们的语言、文化极不熟悉，他试图说明，印度人同为人类，是英国非正义的潜在受害者。他意识到，印度人要想得到一场来自那些急躁的、缺乏想象力的英国政治家的公平的聆讯，那么尽量删除特别委员会报告中的技术行话和不熟悉的名称，是非常重要的。[48]同样，在有关福克斯的东印度法案的演讲中，柏克提醒他的听众，

“先生们，我们对于印度的详细情况一般了解甚少；这种人们受苦于其下的压迫工具是如此难以理解；甚至受害者的名字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如此的陌生和奇怪，以至于很难将自己的同情心加诸在这些对象之上……我承认，所有这些情况都不利于我们力图统治印度的想法。”[49]

注意这个明确的观点：英国完全不适合统治印度。柏克以这种间接的方式多次提出这个观点，尽管他从来没有彻底要求解放印度。

为了使英国听众们理解印度人，并进而同情他们，柏克所做出的最大的努力就是将印度的地貌和居民情况与德国的情况相比较：印度的地理环境与德国的没什么不同，“欧德的地方长官可能支持普鲁士的国王”。柏克以促进英国听众的想象力为目的去延伸这种比较，以助长英国人所缺乏的同情心。因此他认为，他的这种比较所起到的作用，

“并不是一种精确的相似，而是一种中介，通过它印度或许会更容易被我们理解，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会与我们的情感更接近；我们借助一种虚假的、模糊的中介来观察这个相当偏远的对象，目的是唤醒人们对不幸的当地人的几分同情，我担心人们不会完全同情。”[50]

如果他的听众不能对诸如印度人这样的陌生人产生同情心，这些同情心就要通过与德国人之间的想象性联系，被巧妙地引导出来。德国人之所以更容易受到同情，仅仅因为他们更被人们熟悉。

萨拉·苏拉丽(Sara Suleri)曾将诸如此类的文章理解为，柏克试图“用西方的例子衡量印度，这样，欧洲统治的优先性和被认可的现实就变成唯一的指南针。通过它，人们就可能理解殖民地领土的地理情况”。她还认为，柏克在演讲注入了混淆视听的、异国的细节，有意识地模糊了印度人的情况。[51]我相信，这两个观点曲解了柏克的修辞策略，但它们指出了柏克所面对的挑战的程度，这就是在他尽力翔实地描绘印度领土和印度社会的特征面貌，以及使浮躁而无知的公众依旧能够理解时，所面对的挑战。在柏克煞费苦心地对比印度人与德国人时，他的描述适应了听众的局限性，没有提出欧洲是普遍标准的唯一或富有特权的源泉。

但是柏克开始将英国同情心的缺乏，看做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并非仅因距离和不熟悉而导致的错误认识。反而，随着黑斯廷斯审判的继续进行，他开始逐步把英国人的道德缺乏看做一种将印度人视为下等人的轻视，一种对一定范围之外的人给予道德关怀的拒绝，实际上也是英国道德情感的一种腐化。在弹劾演讲的末尾，对于英国政治阶层迄今为止表现出的故意拒绝给予印度同情心的行为，柏克的愤怒十分明显：“被不公正对待的人，被抢劫的人，被掠夺的人，除了人类的同情以外，没有其他补救。而当这些同情被败坏时……我们就犯了更大的抢劫罪”[52]。柏克似乎提示我们，英国的公众在拒绝向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受害者给予正义和同情时，已经剥夺了他们在人类道德共同体中的成员地位。此时，柏克已经开始承认，不仅仅是距离或无知，而是这种处心积虑、贬低性的解释印度社会低劣于欧洲社会——才使得英国政治阶层支持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制度性地滥用权力：

“如果你进入一个国家，在那个国家里，你假设人类处于一种低下的、卑屈的状态，以至于没人能抬头超过别人，以至于他们是一群卑贱的、悲惨的奴隶，所有人屈服地、糊涂地处于一种共同的奴役状态，以至于他们没有可传承的土地，没有遗产，没有任何使自己自豪的东西，没有任何给予他尊敬和荣誉的东西，所有这些，都会减少你们的同情心——这些同情心将你们和那些感觉与你们一样的人自然地连接起来，这些人有世袭的尊贵需要维护，就像那些需维持世袭土地的、你们的同辈一样，而对于已经习惯了痛苦的民族，你们将不再同情他们的痛苦。”[53]

柏克承认，怜悯、轻视，以及有关对某个人自身优越性的确定并不能成为同情的基础，甚至不能成为充分承认受害者痛苦的基础。他的演讲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印度人痛苦的程度——这种痛苦在他的英国听众中能产生的，可能仅仅是一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感觉——而是印度人的全部人性层面的概念，这对柏克来说，意味着要理解印度人复杂的社会关系、等级制度和价值。

当然，柏克也以生动、甚至惊人的方式，详细叙述了英国的残酷和印度人的痛苦。这些有关压迫的叙述，起初感动了他的听众，但最终激怒了他的听众。而且，这些叙述后来成为柏克有关印度演讲的许多后继分析的焦点。[54]这些叙述都有意激发一种情感反应，并且有意削弱听众对罪恶的淡漠。他认为这是一种心理距离兼物理距离的结果。他认为，就他的选民和立法者同事而言，唤醒他们对脆弱人群的同情心需要具有深思熟虑的语言艺术。[55]尽管柏克被批评为，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而让步，但他认为，他的描述可以当成促进正义的一种手段，“我明白，描述行为的冷静风格（这种方式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感人的方式）与该民族应得的正义相反，同时也与所有关于他们的真正的人类情感相反”。他在有关福克斯的印度法案的演讲中这样说，并预见到了人们对其有关印度的恐怖描述的嘲讽回应。[56]柏克注意到，一个东印度公司雇员（曾被指派对反对征税人员的骚乱进行调査），提交了“耸人听闻且详细的有关印度农民被那些官员拷打的描述”。这个雇员的报告详细地表述了柏克的批判性策略，并且柏克在审判过程中引述了他的话：

“这种由于未交税而造成的惩罚，在许多情况下，其性质令我宁愿去掩饰它们，而不是用详情来冲击你的情感。但是……为了正义、人道，以及政府的荣誉，无论这个揭露工作对我本人来说有多么不愉快，都绝对有必要曝光此类事件，并在未来加以制止。”[57]

柏克特别强调了印度贵族受到的轻视，这种强调曾被看做一种观点的证据，这种观点认为柏克热爱传统等级制度和贵族政治政府，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而关心贵族，伴随着《法国革命论》(以及随后潘恩对柏克“怜悯翅膀而忘记垂死之鸟”的讽刺)，人们更是如此看待。[58]尽管柏克确实把传统的等级制度看成社会秩序的基础，并且担心其毁灭，但他频繁地讲述贵族的故事，具有一种更为广泛的修辞功能，因为他相信，与普通民众的痛苦相比，听众对大人物的痛苦更容易鉴别。他在弹劾演讲的末尾部分，论证了他对印度贵族(如査伊特·辛格等)扩展性讨论的合理性，“在人类心灵的构成中，有一点被明智地确立下来：即人们对大人物的失势和命运最感兴趣。大人物们是随处可见的悲剧对象，而悲剧所针对的正是我们的激情和情感，为什么？因为，身居高位的大人物一旦垮台，定会对其周围的人们造成可怕的冲击。高塔崩塌，则村舍难保。”[59]柏克强调，他本人对多数人的关注和对少数人的关注一样多。他对贵族的强调，尽管是深思熟虑的，但是或许误入歧途，因为这似乎使他的许多听众和此后的读者相信，他本人的同情心是有限的。[60]

《法国革命论》书影

后来，在《法国革命论》中，柏克进一步详细阐述了宏大场面和恐怖在道德判断中的地位。柏克恳求读者谅解他一再描述国王和王后于1789年10月6日被驱逐出凡尔赛这一令人同情的场景，他写道，我们的“道德观点”基于这样的场景：

“当我们看到此类宏大场面时：尘世繁华的不稳定的环境，以及人类伟大性中巨大的不确定性，关于它们的令人悲伤的情绪就会打动我们。因为，我们从那些天然的情感中吸取了很大的教训，因为在像这样的事件中，我们的激情教导着我们的理性……我们被警告要反思；我们的思维（正如它已长期被观察到的那样）被恐惧和同情所净化。”[61]

柏克痛恨法国革命者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认为这些革命者们与普通的或“天然的”道德情感相分离。柏克认为，纯粹的理性破坏了他所谓的“人类的普通情感”——除了那些最反常的道德“计算者”，对其他人都能起到道德指南针作用的情感。他评论道，“一个完美的立法者要具备的唯一条件，就是一颗冷酷的心和毫不动摇的信心，这在巴黎似乎是个主流观点”[62]。和那些以煞费苦心的推理为罪行开脱的法国革命者一样，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们也是有罪的。这是柏克往往间接提到的、“印度主义（Indianism）”现象和“雅各宾主义（Jacobinism）”现象之间的密切关系之一。[63]柏克曾请求他的听众（特别是对黑斯廷斯进行判决的英国上院议员）运用普通旁观者的道德直觉，以避免似是而非并且自私的算计。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中的劝告——“真正的立法者……应当喜欢并且尊重自己的同类，并且敬畏自身”[64]——本来是针对那些上院议员的，这些上院议员没能尊重他们的印度同类，也没有敬畏由英国支配的不均衡的权力。在黑斯廷斯不仅被宣告无罪，甚至还因为他的工作被准许领取退休金之后，柏克表示，上院议员已经证明他们自身并不比雅各宾派好。[65]

因此，柏克在审判中所使用的修辞策略，是其道德理论的一种深思熟虑的结果。他故意运用骇人听闻的比喻，去克服他担心难以战胜的漠视。这种漠视即为英国政治阶层漠视英国国民对那些偏远地区的民族（英国人对这些民族缺乏了解，并且对其持蔑视态度）所施予的不公正。柏克把对黑斯廷斯的审判看成是见证英国之残暴的一个机会，就像把它看成是一种审判一样。[66]但是，他未能促成帝国政策的悔悟或改革。虽然柏克本人怀疑其听众对自我批判存在难以克服的敌意，但在那时，并且从那时起，许多人把他的失败归因于被误导的政治判断。尽管柏克的演讲旨在改造公众的政治判断，但他对这样的改造要花多长时间持悲观态度。柏克在黑斯廷斯被判无罪后（这段时间对柏克来说是深深忧郁的时期）所写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首先要看清这种假装无罪的残酷性，但应该看清这种事实上对所有部落和国家的残暴而野蛮的非难，以及它们所包含的所有的权力滥用。如果欧洲还有可能恢复其文明的话，这将是有用的。切记！切记！切记！”[67]这样，他在审判中的观点也是针对后世子孙的，正如是针对白厅里好奇的众人一样。[68]对于柏克有关印度的演讲，我们不仅仅可以看成是一种要立即改变政策的企图，而且可以看成是柏克希望在未来能服务于英国的、对国际正义理论和帝国正义理论的一种发展（在它们超越了自身狭隘的道德共同体时）。

柏克经常引用“地理道德学"这个术语来谴责英国在印度所釆取的排外政治的特殊形式。在柏克看来，地理道德学是指，英国人在欧洲认可的道德标准和法律标准，被制度性地拒绝扩展到印度人身上，后者被当成遥远而异类的社会的成员。正如开始弹劾黑斯廷斯时，柏克最明确指岀的那样：

“迄今，我们已经进入国内正义(municipal justice)的狭小圈子里。我担心，由于陷入有限范围而形成的习惯，我们可能会被诱导将本性强力推入那个国内正义的狭隘圈子，而不是把国家正义的范围扩展到我们已经获得的帝国所需要的范围。”[69]

尽管“国内法（municipal law）”是我们现在通常称为国内法律的一个技术性术语，但柏克对“国内”一词的使用是有些许讽刺意味的。他强调了狭隘的英国国内正义在国外的失败，这种强调削弱了当时盛行的文明的、世界性的国家自我形象，并且质疑英国的道德传统和法律传统是否足可匹配它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尽管印度的特殊环境(除了极远的距离，还有伴随各类差异的同情心的缺乏，这些差异包括种族、语言、文化、宗教的差异)，使英国国内正义失败的问题在印度特别尖锐，柏克还是指出了在帝国其他地方的类似失败，比如在美洲和爱尔兰。关于1774年的美洲，柏克认为，英国必须确保它的法律程序真正地考虑到殖民者的不满，“正义……并不能通过地理的界线或者距离得到衡量”。[70]在针对爱尔兰的贸易政策的背景下，他强调英国的道德责任，即形成一种包容、慷慨的贸易政策的责任，以与其大量的国际纠葛相适应，“实际上，阁下，英格兰和爱尔兰可能会共同繁荣。对我们两者来说，世界是足够大的。让我们注意不要令自己在世界面前显得太渺小。”[71]

贾汗吉尔皇帝为一名朝臣穿上荣誉袍，由1615年至1618年在阿格拉的贾汗吉尔宫廷的英国大使托马斯-罗爵士和其他人观看。

柏克认为，在印度的英国人中，地理道德学釆取的方式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排外姿态，这种姿态建立在对东印度公司的属民和独立的印度政府的文化蔑视和种族蔑视的基础上。这种等级偏见，通过有关“东方专制"本性的理论和有关气候对道德准则和社会组织的影响的理论，被精心加以阐释。所有这些理论，都被柏克当做自私自利的帝国主义者的术语而抵制。柏克把地理道德学的特征描绘为，存在于一种被普遍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所统治的世界里的一种变节的代码。他认为，黑斯廷斯，

“在其辩护中告诉阁下们，在亚洲的行为并不具有在欧洲同样行为的道德品质。先生们，我们绝不同意这种看法…这些绅士构想出了一种地理道德学的计划。按照这种计划，人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中的责任不受与伟大的宇宙主宰之关系的支配，也不受与他人关系的支配，而是取决于气候、纬度，与人的生命无关。仿佛你一穿过赤道，所有的道德立即寿终正寝……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地理道德学！黑斯廷斯先生不能以此为掩护。”[72]

正如这些文章所表明的，柏克的弹劾演讲把黑斯廷斯描绘为这种道德的化身，但是柏克清楚地表明，这种道德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为英国在印度的政策提供依据，“亚洲人没有法律、权利或者自由，这是一种被恶毒地散布到整个国家的声明"[73]。柏克从两方面驳斥了相对主义的主张，该主张认为在专制的东方，不同的道德准则和法律准则，可能会允许英国人使他们自己的政治准则和道德准则暂停发挥作用。柏克提供了另一种亚洲社会图景，这些社会依法而治、具有稳定的财产关系，并认可某些权利；并且他强调，英国有责任广泛扩展在本国所运用的尊重、守法和人道的基本准则。于是，柏克并没有把自己的任务看做是确立新的标准，而是将之看做使英国的行为符合这些在欧洲已经确立，且并无争议的标准，但是，那些欧洲人时常在海外违背这些标准。

柏克的演讲指出，英国在印度的地理道德行为是排外的，因而它至少在两种意义上是非正义的和压迫性的。一方面，欧洲人被允许以其他欧洲人永远不会遭受的方式，对待其他社会的成员。当欧洲人被赋予这样的自由时，便直接为压迫、残酷，以及暴力和欺骗大开绿灯。另一方面，也是更为巧妙的方面，在把其他社会描绘为内在或历来无法无天的社会或者野蛮的社会时，它允许对其居民加以威压和排斥，甚至是以帮助这些居民为名。柏克回应道，首先，英国有义务运用自身最严厉的道德标准处理在印度和其他地方的事务。其次，印度社会事实上不能被冠以无法无天的或专制的特征。柏克承认，英国的法律没必要逐字逐句地应用到印度。[74]但他认为，任何关于东方社会的说法——认为其独裁、专制，或腐败——都不能使欧洲人明显与欧洲人自身的道德准则和法律准则相抵触的行为合法化，“我希望并且相信，阁下将不会使用你们不懂的法律和制度，对你确实懂得的法律和制度加以判断，正是在这些法律和制度的权力及权威下，黑斯廷斯先生到了印度”。[75]尽管柏克要继续对许多亚洲法律体系内容给出自己的解释，但在这里，他承认欧洲人在试图运用不熟悉的标准去判断行为时所面临的困难。

黑斯廷斯的辩护坚持道，英国在印度运用专断的权力是合法的，因为亚洲的统治者们自身并没有遵守法治。黑斯廷斯在他的辩护中声称，英国人为了保护他们在印度的商业和领土，别无选择，只能利用当地的专制做法。柏克不止一次地引用黑斯廷斯的如下主张，“整个亚洲的历史，无非是证明终需运用专制权力的先例。”[76]黑斯廷斯的首席辩护律师爱德华·劳(Edward Law)告诉议员们，印度“直到受到英国行政部门的佑护之前，可以说，都始终充斥着各种恶政和暴政等可憎之事”，他引用了这项标准的理由，以维护英国在印度的，表面上仁慈实则专制的行为的正当性。[77]黑斯廷斯的辩护人认为，英国人将欧洲的道德和法律准则应用到从来不认可这些标准的社会是不恰当的，事实上也是危险的。他们认为，以秩序的名义进行专制统治，英国不仅顺应需要，而且有利于他们的印度国民。柏克有关黑斯廷斯的准则的描述是有偏见的，而且部分地歪曲了黑斯廷斯的观点。正如P.J.马歇尔曾说的，柏克大部分引用一篇黑斯廷斯本人并未写过的文章，尽管他允许这篇文章以他自己的名义发表。[78]虽然柏克夸大了对黑斯廷斯本人的描述，但是，他动摇东方专制观念的决心是显著的，甚至是有先见之明的。

在呼吁把亚洲的行为作为东印度公司行为的辩解理由时，黑斯廷斯的辩护人引用了一种比喻，这种比喻在18世纪晚期的推理之中日渐普及，这要特别归功于孟德斯鸠。[79]实际上，柏克将孟德斯鸠称为在传播关于印度是一个没有法律、权利或荣誉的社会这一错误描述过程中的罪人。他提出，“孟德斯鸠从懒惰而轻率的旅行者那里曾经听到的每一句话都是绝对错误的。[80]“在回应东方专制的假设时，柏克将专制与亚洲相分离，指出专制是一个普遍的罪恶，不能被当成任何特定社会的特征，并且没有哪个社会不受到它的影响。他也反复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东方专制是被欧洲人想象和配置出的一种构想，它是欧洲人出于无知或更为经常出于愤世嫉俗的自利而想象、配置出来的。[81]在弹劾演讲的最后，柏克引用穆斯林法律广泛而详细的注释，来指责“这些借口的邪恶性，即认为人们没有法律或权利”，其中的一条注释，像他注意到的那样，已经在黑斯廷斯本人的要求下翻译成了英语。[82]有人认为这些法律注释可能是由“一个没有财产权的民族写的，这种看法如此荒谬，以至于看法本身就足以驳倒它”。柏克在整个审判演讲中强调，穆斯林的法律认可某些个人权利，禁止统治者在没有国民同意的情况下就对他们强行征税，指出一个正当的统治者所需具备的品质，并且为合法反叛指明条件。于是按照柏克的说法，对任何了解印度社会的人来说，所谓的东方专制论点是怀有恶意的，又是荒唐的，后者不证自明。[83]

尽管柏克承认英国人在印度遇到了一些专制的地方官员，但他反对东印度公司的主张，该公司认为，其所能采用的唯一办法就是参与到他们遇到的犯罪之中。他认为，黑斯廷斯曾以一些在任何社会中可能发现的格外残暴的暴君作为他的榜样，并且黑斯廷斯把这些例外转变成他自己的规则。[84]亚洲人被描绘为愚昧的大众，他们习惯于受到无所不能的君主的支配，这些君主可以随意地废除财产权和其他个人权利。与这种描绘相反，柏克认为，“相同的国际法在亚洲和欧洲盛行，相同的准则被始终采用……在那方面亚洲和欧洲一样进步”[85]。在他早期有关印度的著作中，柏克本人曾重复欧洲人的寻常观点，即专制的穆斯林对那些更温顺、更勤劳的印度教徒施以暴政。在1779年的一篇评论中，他认为，英国借派自己的军队——一种“非天然的、外来的力量"，去帮助一个当地的穆斯林专制君主——卡纳提克（Carnatic）的行政长官——“去糟蹋、抢夺，并压迫这个国家的广阔地域，而这里曾是世间人口最稠密、最为繁荣的地区。”[86]但是，在他18世纪80年代早期完成对印度的研究之后，柏克修正了他有关印度统治的解释，否认了穆斯林统治者和法律体系传统上是武断的或专制的，并且否认其印度教属民需要英国的保护。

柏克在提出印度社会具有法度时，一定程度上是以从法典中提取的证据为基础的，这些法典在历史上成为治理的依据，它们包括：帖木儿(Tamerlane)、阿克巴(Akbar)，以及成吉思汗(GenghisKhan)的法律，古兰经，“金图(Gentoo)法典”，“欧德(Oude)宪法”。[87]柏克相当概括地提到这些亚洲法律体系，但是，在这些提及的背后，是他关于一种普遍的法则构成所有社会的法律基础的主张，这就是“人道的、正义的、平等的法律，自然法和国际法”[88]。弹劾演讲开始时，柏克坚决主张一切法律体系的一致性，这些法律体系以良好的统治和法治为其基本原则。

按照柏克的解释，所有这些法律体系对专断的权力都共同具有一种基本的敌视态度：他能描述某种趋近的一系列世界法律体系，这些法律体系所针对的便是由黑斯廷斯、东印度公司，以及他们有意提岀的地理道德学所引起的威胁。

柏克倾向于同时引用自然法和国际法。他并没有从自然法理论中演绎出一套道德原则，而是注意它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实例。正是根据国际法——根据对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社会习惯的研究——他相信能逐渐获得更具体的原则。柏克在弹劾演讲开始时声称，如果世界上所有社会的法律都被加以审视，“就会发现它们表现出来的只是一种精神、一个原则，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分配的正义，以及避免个体遭受其他人侵犯的保护。这种原则的普遍性表明了它的起源。”[89]对于国际法理论来说，一个永久性的问题便是如何设定这种法的内容，这一过程既有内容太少而无用的风险，也有太容易被社会现实及有关正义的基本准则的实际分歧所否定的风险。有人可能会认为，柏克的观点在冒循环论证的危险，原因在于它把法治看做所有法律体系的特征，而把任何没有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政体，都绝对地排斥为不具合法性的甚至是矛盾的。柏克确信，任何稳定的社会都拥有某种相同的普遍法律准则和道德准则，这种信念源于与第二章所论述的斯密观点相似的看法，即如果任何一个社会的行为和准则彻底腐朽了，那么它将不能长期存在。

尽管柏克经常强烈地呼吁自然法，但他很少给这个概念提出具体内容。[90]虽然一些读者曾试图把柏克描绘为一个在托马斯主义传统影响下的自然法理论家，但柏克对自然法的呼吁，几乎没提供任何细节的或系统的道德指导，无论这种道德指导是有关天主教的还是有关格劳秀斯（Grotian）的自然法传统的。[91]柏克曾由于这种模糊而被批判，比如，唐·赫佐格(Don Herzog)认为，柏克没能还清“借据”——他诉诸于自然法的呼吁。[92]但是柏克并不需要一种自然法的理论去详细阐述道德原则。对抽象理论的这种依赖，实际上已经背离了他的坚定信念，即正义的标准和行为出现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进程中，包含了改革的长期而缓慢的任务。[93]

相反，柏克的自然法观念，最好不要主要地被看成是一套详细的规则，而应被看成一种表述道德责任的普遍范围的手段。柏克并没有怀疑，英国的原则和习惯应用于惯常的道德和政治共同体时，它们大部分都是正义而合理的，他相信他的听众不必在那里进行大幅纠正。他在印度发现的正义和人道的缺失，源于当英国人遇到他们自身的“国内”环境以外的人时，英国标准被轻易地废除了。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这部分是由于简单的距离遥远，但更根本的是由于英国对陌生社会的轻视。柏克以“自然法与国际法”与黑斯廷斯的地理道德学相对立，同时也以诸如“人道、正义、平等的法律”的普遍观念与之相对立。[94]█

本文节选自《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珍妮弗·皮茨著，金毅、许鸿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4-148页。

注释与参考文献：

*编者注：本文为了阅读方便，在编辑过程中有所删节，若想进一步了解全文，请移步阅读原书。

**编者注：本文对于Edmund Burke的译名统一为流行译名“埃德蒙·柏克”。

[1] 有关术语“moral imagination”的论述，参见Reflections的on Marie Antoinette，在这篇文章中，柏克把受雅各宾理性主义灭绝威胁的想象，视为道德社会生活的基础原则：“所有附加的思想都来自于一种道德想象的衣橱，它为心灵所拥有，并被理解力认可为掩盖我们赤裸的、颤抖的本性之缺陷的必须之物。”（WS 8: 128）。

[2] 最好的新近研究成果包括Whelan, Edmund Burke and India;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O'Brien, The Greatest Melody，以及大卫·布罗米奇的许多有关柏克的论文，特别是“Context of Burke's Reflections”, A Choice of Inheritance, 43-78，以及他为柏克著作选集On Empire（Liberty and Reform一书所写的导言。Harold Laski在1947年写道，“在柏克的性格中具有自由主义成分”，并且赞扬“柏克以超过他自己同时代的、给人印象深刻的观察能力，形成有关殖民政策的观点，其重要性我们才刚刚意识到……他清楚地看到掠夺的帝国主义的道德罪恶，并且在面对诽谤、漠视和忽视时，他坚守立场（Edmund Burke, 7-8）。有关柏克的国际思想，参见Welsh, Burk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以及Armitage, “Edmund Burke and Reason of State"。

同情性的解读常被斥为太过缺少批判性地站在柏克一边。由于Regina Janes过于强调“柏克对于印度和印度人民的人道主义……柏克因此而感伤”，Vanech的“PainfulHomecoming”因此批评了Regina Janes。（对Janes的回应，“At Home Abroad”, 175）。

[3]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154，引自柏克，Sheffield Archives, Wentworth Woodhouse Muniments 9/23。同样，柏克在他的Letter to the Sheriffs of Bristol中写道，“许多民族构成了这个强大而奇怪分化的群体，使我们的政府符合其性格和环境，是我们的责任（WS 3: 316）。

[4]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42.

[5] 他指出，柏克不像传统自由主义成员那样，他把印度理解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梅塔认为，尽管柏克的“社会秩序观念是具有深刻心理性质的”，并且意识到了在政治共同体当中历史和地位的重要性，但是要把他的思想仅仅简化为“传统主义”，就曲解了他对于社会秩序的灵活而精细的理解（176）。

[6] 参见Marshall, Impeachment of Warren Hastings, chap.1，它回溯了18世纪70年代和18世纪80年代帝国政治的曲折历史；以及O'Brien, The Great Melody, 257ff.追随Yeats, O'Brien把他所称为“柏克的伟大旋律”的“印度部分”限制到1783至1794年，认为，正是在这些年里，柏克没有代表他的政党说话，而是“出于他施加于其政党的强烈个人信仰”而说话（96）。

[7] Morning Herald, February 27, 1788，它也把柏克的性格特征描述为“对于人类的各个阶级和各个民族来说，都抱有无尽的善心。”（British Library, Burney Collection）

[8] 参见Robinson, Edmund Burke，特别是plate 29。柏克对于嘲笑的回应是，唤起人们注意并且辩白他本人在这场指控中的动机，他对那些关于他是受到个人愤怒所驱使的主张回应道：“他的确感受到愤怒，但是确实不是一种可责备的愤怒；有谁听到过一种寻问的愤怒、一种消化性的愤怒、一种比较性的愤怒、一种审视性的愤怒、一种商讨性的愤怒，或者有选择的愤怒？他所感觉到的愤怒，是一种始终如一的、坚定不移的、公共的愤怒，而不是一种私人的愤怒”（WS 6: 104）。如同许多同时代的漫画和讽刺的诗文所证实的，柏克由于他的罗嗦而声名狼藉。并且，对于上院议员和公众来说，他演讲的冗长完全有可能已经破坏了他的事业。1774年由另一个爱尔兰人Oliver Goldsmith所创作的讽剌悲歌Retaliation，嘲笑柏克无休止的讲演术，但也注意到柏克听众的浅薄而漫不经心，“[柏克]，对于他的听众来说已太深刻，然而还继续打磨，当听众盘算着晚餐时，柏克还在想着说服他们”（Robinson, Edmund Burke, 79）。

[9] 1786年1月19日写给玛丽·帕尔默的信，Correspondence， 5: 252-257。

[10] Nussbaum, Torrid Zones, 168；同样参见Suleri, Rhetoric of English India, 54。

[11] Marshall,  Impeachment of Warren Hastings, 190。马歇尔断定，"柏克未能全面地看待黑斯廷斯，这是他的悲剧……在柏克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孟加拉时，几乎同时，他开始获得一个有关黑斯廷斯的履历以及他的重要性的扭曲的观点。”

[12] WS 6: 375.

[13] 1796年7月28日，写给弗伦奇·劳伦斯的信，Correspondence，9: 62-63.

[14] “Speech on the Bill to Amend 1784 India Act, ” March 22, 1786, WS 6: 70-71.

[15] Suleri曾认为，柏克“在帝国主义事业中，被迫审查他对于不可避免的恐怖逻辑的解读”，认为他“缩减”了对于殖民恐怖的叙述，以便于“把这种恐怖归因于某些失常的手段。这种失常手段就是沃伦-黑斯廷斯，他通过行使不良行为储存库的功能，可以同时保护殖民计划免遭指控——即被指控为具有更大弊病，而黑斯廷斯只是其先兆而已。”（Rhetoric of English India, 45）首先，我认为，柏克遵从了这种帝国主义事业的观点是一个错误。倒不如说是，他坚信在英国权力存在之处应负责地运用这种权力，并且尚未做好谴责英国在印度统治的准备。其次，我希望澄清一点，柏克对于黑斯廷斯的谴责，绝不是使东印度公司或者英国的权力（或者说“殖民计划”）脱离于控诉。Suleri后来认为，“黑斯廷斯审判案履行了一种象征性的责任去人格化，阐明了18世纪的不断增长的殖民主义被要求看做一种制度而不是当做一套罪行的意识。”（56）根据柏克反复强调的制度性权力滥用特征，Suleri的提法一有关这场审判的管理人员们不打算明确表达这样一种想法——看起来难以置信。

[16] “Speech on Opening of Impeachment”, WS 6: 285。柏克在“福克斯的印度法案”中论述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时，曾认为，那个“建立垄断和形成权力”的宪章，是“对于权力的一种信任”，这种信任使该公司由国会授权并对国会负责。国会在阻止该公司的“压迫”方面的失败，使得它成为一个"权力滥用的积极的帮凶”（WS 5: 384-385）。

[17] WS 5: 384-385.

[18] WS5: 384；补充强调说明。他进一步指出，甚至这种约束——可能强加到公司官员身上的向股东负责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也缺失了，人们购买东印度公司股票，以取得必要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能确保他们的孩子在印度取得职位，他们的孩子能够在数月内掠夺巨大利益，这种利益远远超过股票本身能带给他们的利益。“投票并不是要保护这些股票，而是这些股票被用来获得选票。并且投票的结果是要违背正义，去掩盖和支持一些有权力的人，而这些人曾在印度获取了可憎的财富”（5: 437）。但是，柏克认为，尽管更为负责任的股东至少可能控制个人掠夺的最糟糕之事的发生，但是如果该公司的职员只是对股东负责，“实际上将会是一个有缺陷的政策规划。被他们统治的人们的利益将不会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柏克同意斯密的观点，即商人当不了好的统治者。

[19] “Rohilla War Charge”, WS 6: 94。这个指控是，黑斯廷斯曾错误地出租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为奥德地方长官，同阿富汗的罗希拉人进行战争。

[20] 柏克在他为有关罗希拉战争指控所做演讲的笔记中评论了罗马帝国，“省份和公司相同，许多省份和城市能够像公司一样运行，从那种角度来说，它们可以依靠一定程度的勇气以及比任何个人更大的货币资源来运行”（WS 6: 94; 同样参见6: 106）。柏克认为，通过毗邻的领土和仅仅一种语言（希腊语），罗马在殖民地权力滥用的威胁变得更小。关于西赛罗与维列斯审判的密切关系，参见Canter, “Verres and Hastings以及Camall, “Burkeas Modern Cicero”, 76-90。

[21] 正如柏克在审判中所暗示的，一个公司职员，“他仅仅获得一便士的非法报酬（而所有人都曾获得许多便士的非法报酬）……便不敢抱怨这种最无约束的敲诈勒索和残酷压迫……大罪犯手上掌握法律。他经常能够证明小的犯罪并且完全摧垮那些行为者”（WS6: 290）。柏克坚持认为，黑斯廷斯所谓的其良好统治的证据——该公司内部少有关于黑斯廷斯的抱怨，仅仅证明，黑斯廷斯保证其英国下属能在恶行中“共同参与并进行合谋”。

[22] “Rohilla War Speech”, WS 6: 106.

[23] 南达库马尔被宣告犯有伪造罪（柏克指出，这在印度不是一个死罪）时，正好是在他指控黑斯廷斯接受贿赂时。柏克注解说，“在如此特别的一个案件中”，这种死刑至少应该被延缓，直到被国王批准为止。惠兰总结了支持和反对法院谋杀指控的证据，他发现无法认定这个罪行。（Edmund Burke and India, 145-149）马歇尔认为，这样的主张——在通过死刑判决时，法官们偏袒于黑斯廷斯——很难被证实。(WS 5: 183n, 4).

[24] “Fox's India Bill”, WS 5: 436；同样参见the“Ninth Report of Select Committee”, WS 5: 204，在这篇报告里，柏克认为，最高法院的成立不仅没有“对当地人反对掌握权力的英国国民的腐败或压迫”产生实质性宽慰，只是“进一步阻止了当地人的抱怨，而且最后，通过向印度人证明在南达库马尔案件中一次抱怨就容易导致杀身之祸，来阻止纠正的手段。他认为，这个法院不能像在英国提供反对权力压迫的救济服务一样，服务于这个目标”，因为陪审团对于审判程序至关重要，并且“据猜测(或许有些太草率)印度人不能够分享陪审员的功能七在这里，柏克向这个委员会声称，认为“陪审团的运用在孟加拉既不是不可行的，也不是有害的”(WS 5: 204-205)。边沁对印度人的陪审团类似的支持参见第四章。

[25] Whelan, Edmund Burke and India, 148。柏克将印度人对于黑斯廷斯的“推崇备至”斥之为“要么是全部伪造的，要么是他的罪过最为悲惨的恶化”，参见“Opening of Impeachment”， WS 6: 370-371。

[26] 参见1784年7月的 the“Speech on Almas Ali Khan”中柏克的观点。他认为印度人缺乏表达权，加剧了他们所受的不公平。这种欺诈政策的整个要点就是完全无视贫穷的当地人。我们可能听够了有关殖民地的开发是多么的伟大和杰出，英国人在那个显著的剧院每天都在表演着那一幕：但除非某些恐怖的灾难发生——除非某些男英雄或者女豪杰即将倒下-’除非这种悲剧变得非常深刻和血腥——否则我们从未听说任何一个当地人成为演员！不。英国人完全独占了这个场地；而那些主要对这些事务感兴趣的人，实际上却被排除在外”（WS 5: 461）。

[27] WS 6: 285。就像斯密一样（并且实际上或许受到《国富论》中的观点的影响），柏克强调了商业帝国的特殊危险，那就是没有被国家政策所缓和的私人个体的犯罪，这些罪行是为了统治者一己私利，这些统治者的直接商业利益往往与其国民的福祉直接冲突。

[28] “Fox's India Bill”, WS 5: 415.

[29] 在他的“Rohilla War Charge”演讲稿的边沿，柏克注释说，“此前，它是个人的耻辱，没有国家会因恶人蒙羞——只有这种罪恶受到保护的时候，这种罪行才是普遍存在的。"同样参见弹劾开场演讲（6: 271）。

[30] 柏克指的是“东印度公司的不能被纠正的情况”（ “Fox's India Bill”, WS5: 438）。如尤戴·梅塔所说的，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从一种含蓄的意义，或一种明确的意义上来说，柏克是否是一个帝国主义者”，是一个时代错误。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在对待帝国的不同方式之下，潜藏着怎样的关于印度、文明发展，以及英国和印度之间或者其内部的政治关系的观念。（Liberalism and Empire, 158）

[31] P.J.马歇尔曾描述了柏克的“基于普遍正义的世界帝国的图景”，但他质疑柏克对帝国的渴望是否为帝国主义治国计划提供了基础。（“Burke and Empire”, 298）。

[32] 1796年7月28日，写给弗伦奇·劳伦斯的信，Correspondence，9: 26. 有关同样的文章，参见马歇尔对WS的介绍，第六卷，所引用的一篇未发表的手稿。在这篇手稿中，柏克认为，英国必须“将国家置于它所曾立足的基础之上，如果要进行任何改变，它应该向世界证明那种令人惊讶的上帝分配的神秘方式，通过它我们获得了自然曾经几乎禁止交往的领地”(6: 35)。在指出自然对于任何关系的几乎完全的禁止时，更不用说是强制性的关系，柏克在这里宣告这种警告性的注解更为有力。

[33] 我不同意Stephen White的观点。他认为，这篇文章表明柏克“不愿意提出更为广泛的有关大英帝国在印度统治的全部合法性问题(EdmundBurke, 36)因为，柏克确实对于这种可能性一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具有甚或最低程度的正义，因而被证明是合法的——提出过质疑。

[34] 正如他在早期的一次演讲中所说的，“一些非常爱好一致性的人——一场西部的叛乱不会令他们满意。他们在东部必须有一场叛乱：失去一个帝国不会使他们满意——他们必须失去另一个——诺思勋爵将会因之而哭泣，因为没有更多的世界供他丢失。”("Speech on Restoring Lord Pigot”, May 22, 1777, WS 5: 40)。

[35] 我们明确的职责，以及我们最为明确的利益，就是运用欧洲人的艺术和纪律，以及由它们所产生的权力，去改善国民和依附者的生活条件，而不是去强化一个妄求者野蛮的主张，甚至去强化权力的合法持有人的无法忍受的专制。所有这些，我们在不减少任何收入的情况下已经做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将能做到（在范围之内如此说）；同时我们的名声也随之无限扩大。但不幸的是，长时间内，我们走在一条与胜利相反的道路上。”（“Policy of Making Conquests for the Mahometans”, 1779, WS 5: 114）。

[36] WS5: 383.

[37] WS5: 404.

[38] 参见Suleri, Rhetoric of English India, 45。正如Margery Sabin曾经注意到的，“19世纪的帝国主义者们”同样地，但是以不同的动机，把这段文章看做是“柏克对于帝国父亲般的祝福和伦理指导”（Dissenters and Mavericks, 62）。

[39] WS 7: 260-261.

[40] 柏克去世之后数十年里，很难描述其观点（有关帝国的和更为普遍的观点）的影响，特别是他在被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抛弃之后。他和辉格党人几乎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都曾结盟（直到他们在法国问题上把他作为一个变节者而抛弃为止），托利党人同意其有关雅各宾主义构成威胁的观点，但由于他支持解放天主教徒，并批判英国东印度公司，而被他们厌恶。J.J.Sack曾认为，在19世纪前30年，托利党人反对把柏克认定为他们的一个先驱，原因主要是他对爱尔兰和印度事业的许诺。他把具有影响力的杂志“Quarrerly Review”作为一个事例，这个杂志把柏克对于印度的观点看做是“疯的和放纵的”，“非常过分的”，在他们的“对于异常恐怖的欲望”中表现出"缺乏某些品味"（Sack,“Memory of Burke", 627, 引用“Quarterly Review”杂志1813年3月和1817年4月上的观点）。

[41] 参见Armitage, Ideological Origins, 8。

[42] 在弹劾审判中，柏克是否成功地激起了那种与针对黑斯廷斯的愤怒一样多的针对他本人的愤怒，尚有争论余地。正如Fanny Bumey 1788年2月16日在她的日记中所写的，“如果像这样的天才被用来服务于真理，不被党派和偏见所左右，我们怎能充分称赞其高尚的持有者呢？然而，尽管他强烈而恐怖的表述往往使我颤抖，但是他的暴力却为之打上了个人的不良意愿和狡猾的吝啬烙印，并使我从颤抖中恢复”（引自Camall和Nicholson, Impeachment of Warren Hastings, ll）。

[43] WS 5: 403.

[44] 柏克对于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印象深刻，在该书于1759年出版后不久就由休谟送给他。尽管该书与他自己的早期观点密切相关，但它是一本关于道德理论的系统著作，对于这些理论柏克自己还没尝试研究过。在那年的“Annual Register"中，柏克写道，“对美德和罪恶的测试作出批准和反对，并且表明那是以同情心为基础，他从这种简单的真理中，得出或许是迄今为止最为优美的道德理论架构”，(引自斯密，Correspondence, l, 129n)。有关斯密、休谟和柏克在道德哲学方面的关系，参见Einaudi, “British Background”。

[45] Pt.1, sec. 13(WS l: 220-222)。斯密同样把同情心描述为想象的行为，通过它，“我们可以说进入了他人的身体”，尽管对他人痛苦的同情与采取行动去缓解痛苦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斯密比柏克更为微弱（TMS I.i）。

[46] WS 1, 222。柏克强调，我们在剧院看到悲剧而感觉到的快乐，既不是由于认为它仅仅是虚构的而感到安心的心理，也不是由于我们处于舒心的位置，相反，他认为，即使我们面对真实的不幸，我们也会感觉同样的快乐，甚至亲身经历不幸时也是如此。

[47] 在第四章，我将论述边沁对于矫正远距离罪行问题的惊人相似的反思。

[48] “这种与国会的大部分成员的全部思想和习惯差异很大的语言，使他们往往厌恶有关这一主题的各种质询。他们深感疲惫，对获得关于印度事务的充分知识一事感到绝望，以至于他们能够轻易地被说服使它们重归隐晦、神秘与玄奥之中，而它们曾因极端的不当治理所引发的灾难，从隐晦、神秘、玄奥中浮现，被推入公众的视野。”（WS5: 197）。

[49] December1, 1783, WS 5 203-404。正如我在以下第五章所论述的，柏克以相近的理由反对对于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作出“虚假的”代表：对被统治者没有同情心的统治者，不可能被信任代表他们的利益而进行统治。

[50] "Fox's India Bill", WS 5: 390.

[51] 萨拉认为，柏克的“演讲预见了19世纪试图以一种欧洲的模式去重建印度历史的努力”，尽管她后来把“柏克在展现印度时所决意的不加想象”，与19世纪的信心相对照。Macaulay提出，通过充分的“勤奋”和“敏感”，英国人可以阐明并建构起印度模糊的事实 (Rhetoric of English India, 29, 51)。

[52] WS 7: 247.

[53] WS 7: 264 ("Speech in Reply", May 28, 1794)。在同一演讲的一种表面上更为调和的时刻，柏克继续提出，补救依然是可能的，尽管这个审判明显地即将以宣判无罪而告终，甚至这些话似乎成为一种责备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希望，“我希望恢复这个民族的权利和特权。我希望你们恢复对他们的同情”(279)。

[54] 比如，Suleri把这些叙述当做柏克“印度至上”的一部分，并且谈及柏克“对于殖民主义疯狂计划的难以释怀的解读"（Rhetoric of English India, 36)。Kramniek强调了柏克对于“性的恐怖”和“未受抑制的性"的描述（Rage of Edmund Burke, 135-136）。De Bruyn认为，柏克选择“保守的哥特式作为表达他对于事件看法的媒介”（Edmund Burke's Gothic Romance, 424）。其他人曾把柏克的修辞方法看做判断失误（Musselwhite认为，柏克的演讲和Sheridan的演讲，与黑斯廷斯“克制，有理有据，几乎透出蔑视”的语言相比，“显得既笨拙，又不当”。[“Trial of Warren Hastings”, 90]）。同样参见McCann, Cultural Politics, 50-53。

[55] Siraj Ahmad认为，“在夸大一种情感特征如何对帝国暴行进行回应方面，柏克为英国公众树立了一个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榜样，并且认为，柏克因而表明，是“社会模仿”，而不是理性或“历史发展”，才是市民社会的基础(“Theater of civilized self”, 44)。

[56] WS 5: 403。他继续说，“据说……塔西佗和马基雅维利通过叙述巨大犯罪时的冷淡方式，看似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反对这些罪行……并且据说，对于那些天然属于恐怖或者可憎的行动，他们通过未表达这种憎恶和恐怖的方式，腐蚀他们读者的头脑”。他本人对于黑斯廷斯的罪行的描述将避免这种错误，而是即刻使用辞藻华丽、具有道德感的语言。Iain Hampsher-Monk曾经强调了修辞在柏克的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中所处的地位，特别是作为一种道德推理的形式，和道德推理的模型。参见Hampsher-Monk, “Rhetoric and Opinion”。

[57] 柏克引用John Paterson的一篇报告，WS 6: 418；据说Paterson由于他的报告被用于审判而感到恐惧，因而给黑斯廷斯写了一封致歉信。

[58] 比如，参见Kramnick的主张。他声称“印度是一个巨大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柏克能够炫耀他对于习惯的保守性的辩护……另一方面，黑斯廷斯则未表现出对于约定俗成的制度或者贵族政治制度的尊重”(Rage of Edmund Burke, 129)。参见Paine, Rights of Man, in Political Writings, 64。

[59] WS 7: 340.

[60] 对于Philip Francis对《法国革命论》的相似批评，柏克回应道，“亲爱的先生，你是在何时何地发现我支持任何暴政，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呢？你什么时候发现我对于成百上千的我的同辈们的不幸完全无动于衷，而只对有罪的伟人的不幸动容呢？我发现这种特征既不存在于我的同情心中，也不存在于我的道德中”（Correspondence, 6:171)。

[61] WS 8: 131-132.

[62] WS 8: 217.

[63] 比如，参见柏克1794年6月21日写给Fitzwilliam伯爵的信，称这些是“我们时代的两大罪行"（Correspondence, 7: 553）。有关柏克对于“雅各宾主义”的描绘方式，受到他对英国在印度滥用权力的启发的论述，参见Agnani, “Enlighten-ment Universalism”，chap.5。

[64] WS 8: 217.

[65] 致上议院议员Loughborough（他在16项指控中的13项上，曾投票判黑斯廷斯有罪）的信，ca. March 17, 1796, Correspondence, 8: 432。

[66] 马歇尔论述了柏克乐意为了“向尽可能多的听众展示黑斯廷斯的罪行，而牺牲法律的精确性”（Impeachment of Warren Hastings, 70-71）。

[67] 1796年7月28日，写给弗伦奇-劳伦斯的信，Correspondence, 9: 63。

[68] 大卫·布罗米奇曾提议把柏克看做一位社会批判者，他的听众包括“属于那些至今还不存在的群体或者社会的人们Context of Burkes Reflections, 314）。

[69] Impeachment of Warren Hastings, "Speech in Opening, First Day", (February 15, 1788)。来自柏克，Works, 9: 343。同样参见（以不同的表述）WS 6: 278-279。

[70] 反对1774年的波士顿港法案（the Boston Port Bill）（北部的行政部门对波士顿茶党的回应）的演讲，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1182-1185, 引自Stanlis, Burke and Natural Law, 51。有关这次演讲的另一种版本，参见WS 2: 405, “施加给未被倾听的一方的每一项惩罚都是非正义的，这一方的距离并非不被倾听的理由”。

[71] 在一封写给Samuel Span——一位布里斯托的选民和布里斯托商人冒险家保护主义者协会的主席——的公开信中，柏克呼吁对他同爱尔兰开展自由贸易，以及终结布里斯托的商人所享有的保护性关税的政策加以支持（Correspondence, 3: 433），这封信提及了1707年使英格兰和经济落后的苏格兰联合成为一个单一的政治与经济实体的《国家统一法》。柏克强调，这不是一种慈善机构的行为，这一统一对于英国商人来说，是一个经济上非常有用的东西，就如同与爱尔兰的自由贸易将具有的作用一样，“以这样磊落的情感的美德，即使你与贫穷为伴，你也已变得越来越富裕”（434）。对于柏克来说，地理道德学往往既是实践错误，也是道德错误。

[72] WS 6: 346。Denis Diderot同样提到殖民冒险者将欧洲道德标准弃置不顾，“越过赤道，一个人既不是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西班牙人，也不是葡萄牙人。他仅仅保留了他本国的某些原则和偏见，这些原则和偏见证明了他的行为的正当性，或者作为其行为的托辞。当他虚弱时，他俯身爬行；当他强大时，他变得暴戾；他忙于享受，并且能够进行每一种犯罪，只要这些犯罪将使他异常迅速地达到目的……这是所有的欧洲人，他们每一个人，难以区分地出现在新世界的国家里时的样子。在那里，他们呈现出一种共同的狂怒来自the Histoire des deux Indes, Political Writing, 178。休谟则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同种行为方式将伴随一个国家，并在整个世界中伴随它，法律和语言也同样如此”(“Of National Characters,” Essays, 205)。

[73] WS 6: 363.

[74] 正如柏克在他有关罗希拉战争指控的演讲中所说的，第一项针对黑斯廷斯的即将在英国下院讨论的指控是（1786年4月4日），“所有的英国统治者都有依法办事的义务，这在政治上是一个他曾经拥有，也将拥有的原则。在印度，可以肯定的是，不可能期望他们能够践行大宪章。但是在那里，他们拥有自然法和国际法，以及每一种社会形式建立其上的伟大基本公理。它们与许多年来累积的经验、古老的智慧以及最单纯时代的实践一道形成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在每一个国家都是值得尊敬的，也是通行的”（WS 6: 109）。有关柏克对于“下级的各种结构”的理解的论述，参见Bourke, “Liberty, Authority, and Trust”。

[75] WS 6: 347.

[76] WS 6: 107, 109.

[77] E. A. Bond, ed., Speeches of the Managers and Counsel in  the Trial of Warren Hastings, 2: 533, 引自WS 7: 276n. 2。

[78] 黑斯廷斯后来说，所谓专断的权力，只是自由裁量的权力，“我从来没有考虑，使我的意愿或者任性成为我的行为指南”（Bond, Speeches, 2: 494，引自Carnail和Nicholson, Impeachment of Warren Hastings, 24)。P.J.马歇尔认为，与柏克认识到的相比，黑斯廷斯的准则更接近于柏克的准则，并且将这种误解部分归因于拙劣的辩护（编者前言，WS 6: 16与6: 267）。

[79] 参见Venturi,“Oriental Despotism”；以及Richter,“Europe and the Other”。Richter认为，孟德斯鸠对于东方专制的描述，大部分形成于对于法国君主政体的专制倾向的批判，并且认为，欧洲政治争论与对于亚洲社会本身的兴趣，同样多地驱动了18世纪有关亚洲社会的描述。柏克被认为是这场争论中兴趣主要在于他所描述的亚洲社会环境的少数人士中的—员。

[80] WS 7: 264-265（“Speech in Reply”, May 28, 1794）。背离了他本人对于陈腔滥调的慎重的抛弃，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中引用了它，写道，“如果听到一些人说到法国晚期的君主政体，你将会想象是……在描述土耳其野蛮的混乱专制，在那里，处于世界上最友好的环境中的最好的国家被和平所消耗，超过任何曾经为战争所担忧的国家。在那里，人们不懂得艺术，制造业萎缩，科学灭绝，农业衰退，在观测者看来，在那里人类本身消亡和毁灭了”（WS 8: 176）。尽管柏克是在引用法国旧制度的反对者，但是他看起来似乎认可土耳其是一个东方专制国家的典型说法。

[81] 在他的Rohilla War Speech（1786年6月1日）中，柏克问道，为什么黑斯廷斯运用诸如帖木儿法规等事例，并没有“洗清他的行为”，“这些协会都充满了最合理的道德准则和正义策略”，而“事实是，它们不是精心策划的结果，不能证明他的敲诈勒索和侵吞公款是合法的”（WS 6: 109）。

[82] WS 7: 273（“Speech in Reply”, May 28, 1794）。柏克同样强调，黑斯廷斯在印度的统治“是按照独裁而专制，以及如他所说的，按照东方的原则所进行的气（“Opening of Impeac-hment”, WS 6: 347）。

[83] 另一个对于这种描述提出质疑的柏克同时代人，是法国探险家Abraham-Hyacinte Anquetil-Duperron， 他的Legislation orientale(1778)打算对土耳其、波斯和印度的法律和财产制度进行一种经验研究，（“被认为绝对主义色彩最强的三个国家"）。这将说明欧洲把东方国家描述为没有法律的和专制的国家是错误的。参见Whelan, “Oriental Despotism”。在Edmund Burke and India中，Whelan注解说柏克似乎并不熟悉Anquetil-Duperron的著作（246）。

[84] “Speech in Reply”, May 28, 1794, WS 7: 257.

[85] WS 6: 367.

[86] WS 5: 117, 120。柏克在他的Policy of Making Conquests for the Mahometans（1779）中举出这个事例，这个事例把穆斯林的统治者刻画为贪婪的（比如，指出“伊斯兰教束缚的难以容忍的负担”，WS 5: 114），其程度远远超过仅仅数年后的著作。并且提出，印度社会并没有“固定的法律或者制度，以固化忠诚，或限制权力”（113）。后来的著作避免了这种广泛轻视印度社会的特征描述。同样参见Whelan, Edmund Burke and India，231.

[87] WS 7: 280.

[88] “Speech in Reply” of May 28, 1794, WS 7: 270-276。帖木尔“从来没有宣称一种独裁的权力……他的原则是依法而治……处理他下属统治者的压迫……认可给予贵族与其等级相应的尊重……认可保护人民，并且始终认可法律"(272)；成吉思汗的法律汇编要求，所有的统治者应该适时地由贵族们的合法集会选举产生(270)。同样参见“Opening of Impeachment”, WS 6: 365-366。

[89] 引自Stanlis, Burke and Natural Law, 65；来自黑斯廷斯弹劾审判开始的第四天。

[90] 但是参见Whelan的指控列表，其中有柏克认为“违背自然法或正义的罪行”：“破坏契约、侵略战争、没收财产、拒绝对査伊特·辛格进行程序适当的审理、滥用监护，以及违反孝顺的义务（在the Begams of Oudh的案例中）"（Edmund Burke and India, 278）。

[91] Peter Stanlis在“Burke and Natural Law”—书中，为柏克的自然法解读进行了最有说服力的阐释。在该书中，他充分地阐释了柏克诉诸于自然法或者国际法的频繁性（同时参见他的“Burke and Law of Nations”）。但是，Stanlis的努力——他强调在柏克的思想中所具有的一种基本的自然法立场一最终是毫无说服力的，因为它忽视了柏克的道德观点和政治观点的其他重要来源，而将所有柏克的普遍主义观点——比如，所有他所诉诸于“正义”的观点——归因于一种自然法的基础，并且无视自然法的状况与（更为经验主义的）国际法的状况之间的差异。

[92] Herzog, “Puzzling through Burke”, 339。赫佐格将他本人塑造为一个柏克的"反对者”。

[93] 正如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中所提出的观点，“最有希望的发明在问世时就带有潜在的罪恶……我们补偿，我们调和，我们平衡。我们能够将各种不同的、相互冲突的、人类的头脑和事务中的原则联合成一个一致的整体”(WS 8: 217)。

[94] 有关柏克运用自然法的一段精彩论述，参见Whelan, Edmund Burke and India, 275-290。他注解说，柏克诉诸自然法以既回应黑斯廷斯按照专制的地方惯例进行统治的主张,也最主要地回应他以“国家需要”或国家利益为名所进行的辩护(277)。

编辑 | 黄海芮

校对 | 国曦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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