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镜 | 格奥尔格·卢卡奇：论《静静的顿河》

文/卢卡奇·格奥尔格

译/罗悌伦

水边的哥萨克人，由Franz Rouband (Франц Алексе́евич Рубо́)所作，年代不详。

哥萨克人是一类半游牧兼半军事化的群体，“哥萨克”一词既可以指一群人，也可以指代他们的生活方式，故而“哥萨克”一词前多会加以地名限制。在沙俄时期，哥萨克人是附庸于沙皇的一支重要扩张力量和军事力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哥萨克的生活方式与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哥萨克”也逐渐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静静的顿河》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关于社会发展某个阶段之全面而内涵丰富的雄伟画面，情节紧张曲折，描写细致入微；这是世界文学自《战争与和平》以来从未有过的。谈及肖洛霍夫的小说，这样的比较——通过同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第一部分，以及田园般平静安宁的农村景象所进行的比较——可就是表面文章了，在资产阶级批评界更是这样。

在进行一种更为严肃的考察时，却又看出来，从艺术方面讲，绝不可以认为肖洛霍夫是托尔斯泰的学生或模仿者。肖洛霍夫描写的是一个在社会内涵和人性内涵方面都同托尔斯泰的世界具有根本差别的世界。肖洛霍夫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所以在他的笔下，一种新的形式从新的内容中产生出来。首先，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是不相同的。托尔斯泰的世界是通过战争，尤其是1812年的俄法战争而鲜明展现出来的；当然，即使起引路人作用的贵族知识阶层由于战争而采纳了十二月党人的主张，国家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也依然没有产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托尔斯泰的叙事文学描写反映了这种（自然是相对的）稳定状况。而在肖洛霍夫笔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伟大的十月革命。这样一来，就在全俄国，包括哥萨克地区都开始了一种根本性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巨大变革。因而，再也不可能回到起初的那种“田园景象”了。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对“田园景象”本身的描绘方面。传统生活方式开始解体，由于新生力量开始出现而遭受重创——这些都是可以越来越清楚地观察到的，虽然这些新生力量此时所起的只不过是一种次要作用。（我们不妨想想施托克曼圈子吧。）另一方面，葛利高里的私人生活也是这一解体过程的征兆。不过，在这里，在哥萨克农村，一切都还笼罩在传统的生活方式之下。农活、婚嫁、爱情、当兵、升为军官——这一切都展示了哥萨克日常生活中许许多多诗情画意、动人心弦的场景。这不由得让无数的读者联想到了托尔斯泰。

伊利亚·叶菲莫维奇·列宾（Ilja Jefimowitsch Repin）：

《扎波罗热哥萨克致土耳其苏丹的回信》（Запорожці пишуть листа турецькому султану）,1881

该画被认为是描绘哥萨克最经典的画作

但托尔斯泰与肖洛霍夫之间的差别并不局限于此处所强调的社会一历史内容，而是连对这些内容的艺术加工手法在本质上也是各不相同的。托尔斯泰喜欢辽阔的场面，他对它们的所有细节都进行了精心的刻画；我们在此只需想一下狩猎的场面或者那次冬天化装郊游的场面就行了。相反，肖洛霍夫——从表面看，他同许多其他的现代作家都相似——对许多简短的、令人兴奋激动的小场面进行连续描写。只要对此进行回忆，开始时所描写的村庄就会呈现托尔斯泰的那种辽阔场面。

风格的这种变化同什么有关联呢？在俄罗斯文学里，高尔基同托尔斯泰相比是一位近代人物。对高尔基而言，风格与下述情况有关：他当时正寻求一种相应的叙事文学表现手法——用于描写正在解体的、沙皇时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表现手法。社会危机在产生影响；从叙事艺术的创作角度看，这样的影响首先就是对社会根本形式结构的影响；具体说，是由于下述情况而产生的影响：人的相互对立的团体（家庭及婚姻等）、人与自身活动以及与自身过去的关系、人的交往形式等等，看来都在瓦解。叙事文学同戏剧的区别也包括：叙事文学对人的描写，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直接的相互关系方面（这是戏剧创作的唯一形式），而且也通过对这些机构、生产方式、生产过程等的艺术再现和艺术表现展示出来，而这些机构、生产方式、生产过程等对于相关社会的相应发展阶段来说是典型的。把某一社会的生活作为某个可信的整体来进行描写——只有当叙事文学竭力要去展现生活的全部根本现象，而且是充分展现这些现象的日常与节庆的外在显露形式的情况下，这一可能性才会在伟大的叙事文学中揭示出来。

谢苗·布琼尼与他麾下的红军哥萨克骑兵。

布琼尼出身于哥萨克家庭，在俄国内战期间，布琼尼在顿河组织起一支骑兵部队，并成为苏联红军的一支关键力量。布琼尼本人也被视为最后的骑兵元帅，以及红军哥萨克的代表人物。

黑格尔是第一位从理论上认识到叙事文学的这种特点的人。我们刚刚提及的这种描写方式他称为全方位客体、完整的客体世界。客体、对象这样的词，我们在进行表达时可不要误用；黑格尔极为清晰地谈道：这种完整性是在人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的，亦即是通过人的行为而产生的。他认为，荷马之所以比后世的叙事文学家高明，原因就在于，这一相互关系在由他所描述的原始状况里直接（因为同人的工作、人的活动关联得更为直接）就表达出来了，就是说，是以一种艺术上完美的表现方式表达出来的。资本主义从本质上看是不利于艺术的（有如马克思所言），而这种不利同样也出现在了这一领域——才华卓著的现实主义作家如福楼拜和萨克雷，在他们的文学实践中就多次公开谈到了这一点。

自然，资本主义文学原材料与社会现实的散文化进程并非什么机械的过程，有如黑格尔对这一发展的描述一样。赋予人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一种具有荷马特色的生活气息，这一点不仅在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中，甚至在19世纪中期的《战争与和平》、《绿衣亨利》这样的叙事文学巨著中获得了成功。在这些著作中，这里所描述的交互作用并不抽象，并不复杂，而是具体的、直接的；完全没有对客体世界——人所面对的陌生的客体世界——进行死气沉沉的描绘，而是生机勃勃的交互作用（工作等）有机地、自然而然地化为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这种史诗般的描写充满生机、气势磅礴；这是因为，尽管这些作家有着各种各样的区别，他们却都能够在社会环境里展现他们的人物及其行动——在小说情节展开之际，这种社会环境并没有经历根本的、质的改变。黑格尔意义上的、客体的整体性只有在下述情况出现时才可能变为现实——作家绝不从外部去描写（请见自然主义）那些定型的、死板的机构，而是涉及人类世界以及与人密切相关的客体世界这两个世界的持续不断的创新、革新和再创造。这种再创造在根本上类似于简单再创造。说具体点，在这样的再创造中，就整体而言，一个一开始就已经遇见了的、同样的世界，通过令人激动的勃勃生机和本质性的行动而被重新创建出来，就是说，这是一个稳定的世界，同时又令人感到该世界是人通过劳动和行动而创造出来的。

从叙事文学艺术的观点看，社会的危机为这种简单的再创造画上了句号。（一般来说，古典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给资产阶级社会提供了一种扩展了的再创造。）在各个危机时期，人所干的一切、涉及人的一切、通过人的共同作用或者在这种共同作用下在事物世界与机构世界中发生的一切、这一世界的解体、这一世界的崩溃、这一世界完美感觉的消亡以及给予人的意义的消亡——所有的一切，全都是水到渠成。下面的事实也是这一发展过程的延续：甚至如戈特弗里德·凯勒这样非凡的叙事艺术家，在对处于这种大变革时期的世界进行文学再现之际，也表现得江郎才尽，不再能够展现那包罗万象、生动活泼的叙事文学艺术了。（请见他的最后一部小说《马丁·萨兰德》。）在资产阶级颓废文学叙事艺术全盘崩溃时期，这一发展情况还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描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哥萨克人库兹玛·克留奇科夫与德军作战的卢布克海报。

海报文字大致介绍了：克留奇科夫与另外三名哥萨克侦察兵在执行任务途中遭遇30名德军骑兵时，与战友勇敢地率先发起冲锋，克留奇科夫本人杀死了11名德军骑兵，并仅受轻伤。为此，克留奇科夫获得了圣乔治勋章，也是第一位被授予圣乔治十字勋章的士兵。

此外，高尔基的天赋也在下述情况中显露出来：他发现了以叙事文学形式来表现处于危机中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新创作手法。这是因为，如果危机、旧事物的解体、崩溃是新世界建立前的阵痛，如果新旧事物决断前的斗争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显露出来，如果旧事物的（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解体是新事物出现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那么，关于这一崩溃的一个崭新的、革命的诗篇便告产生。

在这一涉及原则的方面（在形象塑造的艺术细节方面，它们之间无需有相似性），肖洛霍夫是高尔基伟大创新的一位继承者。我们在他的笔下看见了一个正处于猛烈得多的崩溃之中的世界。我们看见的，不仅有内在解体的过程，有如高尔基著作中所描写的、发生在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环境里的那些过程，我们看见的，还有沙皇时代的哥萨克农村（带有腐朽征兆的“田园风光”），还有战争，特别是国内战争的风暴席卷大地的情景。我们起初观察到的似乎辉煌的东西，随着情节的展开而化为尘埃，继而化为乌有；须知，新事物只有在这一崩溃的基础上才能创建起来。顽固代表旧事物的人必须被消灭、被粉碎，或者在个别情况下对他们进行改造、再教育，这样，新事物的代表，哥萨克农村的贫苦农民才能同城市工人和矿山工人联合起来共同创建新事物。而人的这种命运是同事物—机构的命运不可分割地关联在一起的。遭到践踏的种子、受到驱赶的马和牛、被大火吞噬的房屋农舍，有如家庭解体、落入寡妇悲惨状况或者陷入穷困境地的妇女一样，也如你争我斗的兄弟、朋友、亲人一样，都标示这条苦难道路上的一个一个站点。

哥萨克农村遭到的不是外部风暴的袭击，而是农村的哥萨克自己在决断与动摇的问题上自作自受，自己种下的苦果自己吞。

彼得·格列博夫（Pyotr Petrovich Glebov ）饰演的葛利高里（1957）

肖洛霍夫在叙事文学方面的神奇力量把人的这一改造、毁灭与新生同时展现了出来，将瓦解、毁灭、觉醒——对他们所处新生活环境的觉醒 （该环境一方面在改造他们，另一方面又在被他们改造）——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展现出来。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对立，尽管出现过简单的左右摇摆，这一运动依然大踏步地朝着劳动人民最终解放、朝着社会主义胜利前进；这样一来，这部小说就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了一种历史丰碑般的、具有托尔斯泰特色的、叙事文学的印象。但是，在此再创造出来的，不是旧事物，而是从被破坏的旧事物中产生出的某种（质量上的）新事物；因而，肖洛霍夫的艺术表现方法就同托尔斯泰的表现方法迥然不同。最后，旧事物只是在踏上通往新事物、通往社会主义农村的道路时，才崩溃；另外，由于社会主义农村的建设、为达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斗争（以及对旧经济、旧意识形态残余的继续扫清）都处在《静静的顿河》的主题框架之外，所以这部作品的总体结构和风格都不同于描写社会主义建设的叙事文学手法。这部小说为正面人物及其行动提供了社会主义的、与他们不太相配的狭小活动空间，这是事实；这一事实因而也就不是什么错误或者缺点，而是必要的，是生活发展过程中这一阶段的一种适宜的反映。

不过，上面所论述的一切都只是触及《静静的顿河》叙事文学风格的一个方面而已。要认识真正重要的作家，就必须了解，他们的风格是多维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述的话。风格问题植根于内容之中，反映了内容在时空方面的无限扩展性和在紧张激烈、扣人心弦方面的无限强化性，风格的每个因素都同时，而且不可分割地在协调那些彼此偏离的多种作用。尽管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这样的风格从内在看就是统一的；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作品的思想统一性，在于艺术内容完全贯穿了这种思想财富，贯穿了这种思想统一性。形式及其具体表现风格，仅仅是这种内容的浓缩了的反映和概要。

《静静的顿河》是一幅完美的时代画卷，里面包含了许多简略的、常常被砍掉了某些部分的场景。如果我们现在从另外一种角度、从理想统一的角度去考察（前面探究的）这部著作的风格特点，如果现在把主要是从结构方面、从人与外部世界之间交互作用方面探究的东西放到过程中去加以考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对这些简略场景进行布局的基本思想是：把发展——在人民中暗地里进行的、决定社会斗争的发展，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谁也不会否认，个别冲突的结局受到偶然事件、个人的功绩与错误等因素的决定性影响。在肖洛霍夫的作品里，我们发现了数量众多的例子：一个一个的胜利安排到下降的战略路线上，而一个一个的失败安排到上升的战略路线上。但恰恰是这样的回逆与中断才把发展的基本路线真正烘托出来，恰如在涉及革命的命运与反革命的命运时一样。在社会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如下：人民的反应、人民用什么样的热情为长途行军的部队提供消息和食宿、人民对待俘虏的态度、哥萨克从军的心情、家庭成员对亲人应征的表态、农村接待逃兵的情景，等等。

1939年肖洛霍夫的肖像照

在这里，肖洛霍夫运用一种值得新内容采用的、真正的、艺术大师的本真特性革新了历史小说的最重要的传统。当巴尔扎克在一百多年前把司各特同当时那些法兰西半瓶醋进行比较的时候，他就指出，只有业余爱好者才会力图把无数的历史事件强行挤压到一本书里去。对于真正的作家而言，关键并不在于对军事行动和战役进行详尽的描写，而是在于对胜利或者失败的根源加以说明并进行艺术塑造；对军事行动进行描绘的目的在于从文学上去阐明部队的精神。托尔斯泰在自己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走的也是这条路——当然超越了巴尔扎克与司各特。肖洛霍夫那种此前就已经特性化了的写作风格所追求的也是这个目标。当然，他所运用的材料、他所选用的观点是新的，因而他也就能够发展这种描写方式，而且超越托尔斯泰所达到的境界。

这里并非在有意对杰出作家的才华或者意义进行比较。我们是把文学形式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反映来论述。在这一关系上，我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在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历史发生转折的决定性关头，人民群众在起什么样的作用？而重要的作家在何种程度上、在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上，有能力去认识人民群众的作用并加以表现？

司各特和巴尔扎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功绩是：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认识到了对于历史小说、对于整个文学都具有核心意义的这个问题。托尔斯泰——俄国农民通过他而要求发言——必然走得比上面两位更远。如列宁所言，他把1861年到1905年农民运动的强大力量与薄弱环节同时体现出来了，这样一来，农民的偏见、宿命论、清静无为主义等就都成为他表现方式中的决定性因素了。

相反，肖洛霍夫是用革命者的眼光、布尔什维克的眼光在观察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不言而喻，在他的笔下，那些在人民群众中显露出来的毛细血管般的发展，因而就具有了在性质方面别样的、比极为重要的资产阶级作家的艺术手笔更为重要、更有分量的作用。至于该阶段变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内战争时期出现的、一步接一步的变化——的速度要比在托尔斯泰所描绘的、相对稳定的世界中快许多倍，甚至比在高尔基所描绘的、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准备阶段还快，这就根本不用说了。

同样不言而喻的还有下面的事实：在肖洛霍夫用艺术手笔塑造出来的空间和时间以及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关系方面，这些在哥萨克民众中一步步发生的变化，同高尔基在更早时期描绘劳动民众的小说相比，或者同法捷耶夫反映同一时代的短篇小说相比，受到共产党人——认识历史道路的共产党人——的意识与更具明确目标的作用力的影响更小些。在那个时代的哥萨克中，还不可能有莱奋生出现——这绝非偶然，因而民众的呼声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自发的——民众的呼声在功能方面犹如艺术创作的准绳，犹如对历史事件的经济和社会根源的人为揭示。自然，从整个俄国的范围来看，从对小说结构的影响来看，这一自发性在受到具有充分意识的布尔什维克党所引导的地区就显露出来了。这种往往通过中介媒体的过滤、弱化甚至歪曲的效力，在实实在在地建立“毛细血管过程”——第一眼看来好像是本能的“毛细血管过程”——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肖洛霍夫的杰出讲述力在下述情况中也表现了出来：他善于在哥萨克日常生活中通过扣人心弦的、直观的景象，通过农民的简洁对话去描写那些极其复杂的因果关系；于是，无论事实上的原因，还是这些原因在行动着的、遭受痛苦的人们意识里的虚幻映象，就都以实际规模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这种简洁地堆砌在一起的简略场景，其内容和关联性最终总是由对因果关系的揭示决定。在这里，肖洛霍夫与现代资产阶级文学之间的尖锐对立极其清晰；现代资产阶级文学数十年经常运用按先后顺序来排列简略的、常常被砍掉了部分内容的场景这种技巧。但是，由于在现代资产阶级文学中，对这些因果关系的排列并不那么清晰，内容的选取和划分没有决定下来，因而形式相似的背后还有造型方面的根本对立。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学越来越有意地把因果关系从文学著作的内容结构和形式结构中排除出去。在这一问题上，当左拉以某种所谓的“科学性”的名义，要求文学不要表现“为什么”而要表现“怎么样”的时候，他就已经违背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伟大传统了。尽管左拉表明了这一观点，但他还有进步性；而在这进步性都被否定了之后，在资产阶级的颓废思潮中，无论在自然主义的信徒中还是在形式主义的信徒中，这一观点仍然占据了主导地位。不妨说，要表现现实本身的思想内涵，首先就要揭示社会变革和人的行动这两者的根由，并以艺术手法进行塑造。如果这些根由从艺术中消失，那么事件的内在关联、社会意义与人的意义也会消失。简略的场景并非重要思想内涵的恰当表达形式。简略的场景，部分用于描绘表面特性，部分是形式主义的一种尝试（比如，提出电影的潜在效果能在多大程度上转移到文学里这样的问题）。对场景做并行排列，这会使场景失去内容方面和社会方面的特性，因而也就会失去严肃艺术的特性；这样一来，场景的并行排列就降格为表面的照相式复制（比如，现代自然主义就是把抢拍相片并行组合起来），或者通过纯形式主义的动机而确定下来（对照、变换等等）。

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手稿

肖洛霍夫理解，须以艺术手法去表现的时代，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内涵与思想内涵。他认识到了这一内容中特有的新东西。所以，与过去时代的伟大现实主义者相比，他运用了新的结构原理与风格原理。所以，他精力充沛地组织了反对资产阶级颓废派的阵线，反对他们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思想缺陷，反对他们的创作试验室。这是很清楚的。肖洛霍夫作品的结构是由思想内涵和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决定的。肖洛霍夫对场景的选择基于这一点：群众影响的力量、强项或者弱点，在场景中能以史诗般的方式给予革命或者反革命怎样的启示。

在叙事文学设想方面，肖洛霍夫的想法极为丰富。他总是能从农村的日常生活中找出故事情节——无论涉及的是劳动、储备粮食还是家庭生活的要素，他都找得出来故事；而且，在所找到的故事情节中，瞬间局势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都直接地、对于读者（即使不是对于相关人物）而言清晰地显露出来。这种布局的复杂性和困难在于：正确性、可信性和说服力的试金石大都是内容方面的，就是说，在于对发展与内在关系进行忠实的描绘。

所以，在肖洛霍夫笔下个别场景在布局方面的关联性，比在旧的现实主义小说中简单得多。在托尔斯泰笔下，本身就已经非常强有力的故事情节几乎都有一种独特的生命。比如，《战争与和平》中有名的狩猎场景就给我们展现了生活瞬间那多方面的、变化多端的、五彩缤纷的画面：这个场景即使不完全适合安排在实际需要的位置，也仍然具有某种——甚至很高的——艺术价值，这一场景在整部小说的框架内具有艺术独立性。在肖洛霍夫笔下个别场景的这种独立性，远没有托尔斯泰笔下的那般强烈。因而，农民的粗俗简单特性与对话的简略特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最本质的问题，亦即关于某个场景为什么要那么写、为什么要放在那个地方去写的问题，肖洛霍夫三言两语就说完——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但是，由于相关的细节恰恰有助于阐明这个主题，这些简短的话语就具有一种强大的潜能，能够一针见血地阐明社会历史的、人性的全部转折点。

Russian Uralsk & Don Cossacks on the Attack

Johann Georg Paul Fischer,1806

这样的结构安排方法，不仅体现了伟大的创作力与思想意识，而且体现了一种真正的艺术革新。之所以说真正的，是因为这一革新的产生，不是由于绞尽脑汁想出了新的形式，而是因为深切地理解了小说内容新的、社会—历史的品质。对于肖洛霍夫所贯彻的这一革新，我们只有在回想到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古典作家（比如歌德）正是在个别部分的独立性中，发现了叙事文学与戏剧文学之间的差别，并且（正如我们在上面谈到的）连托尔斯泰也赞成并采用这样的结构原理之时，才能够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如同所有其他的对照一样，这一对照也有自己的相对成分。首先，这一对照有赖于全部客体在叙事文学中所起的作用，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中、在一个完全别样——不是正在经历突发猛烈危机——的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其次，即使那些能给人以极其强烈的独立印象的情节，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也既非完全独立，又非目的本身；不然的话，那些情节恐怕就是简单的铺垫了（这种情况在左拉的描写中自然不少）。第三，在肖洛霍夫的笔下，个别部分对全篇整体结构、对作为整体的过程（个别部分是置于其中的）的依赖同样是相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个别部分就根本没有基于自身力量独立产生作用的可能性。情况实际上完全相反。个别场景的特殊氛围，无论涉及的是自然环境还是人及其社会关系，都表现出来了，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得非常完全。不过，偏离旧事物却仍然是质的属性。这是因为，新的比例形成与相互依赖的新尺度，以及众多场景相得益彰、相互印证、相互提高效用的方式，都在转化为质量，而且无需破坏叙事文学结构的基本原则；正因为所有这些都在新材料里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一种新的叙事文学形式便告产生。

最后，我们还想要指出这种新形式的一个本质特点。作为真正的叙事文学作家，肖洛霍夫塑造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形象。简略的场景划分成了伟大进程中许多小的，然而重要的阶段；这些场景允许他这样写作，换句话说，给他作了如下规定：他笔下的几乎每一个形象，包括大多数的插曲性人物在内，都只有在经历人生中重要转折的时候才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肖洛霍夫作品中的许多人，浮现出来，又隐没下去——常常是永远地隐没下去。但是，即使某个人我们只遇见了一次，其品格—本质也会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一方面，这个人物在该简略场景里行动、决定，把自己身上本质的东西展现在我们眼前；或者，如果该人物是一个我们已经熟悉的面孔，便丰富该人物留在我们脑海中的形象，增加新的特点。另一方面，人物又通过自己的行动而进入伟大的历史进程，进入哥萨克改头换面的复杂过程。就是说，肖洛霍夫在这里似乎不言而喻地解决了作家需要解决的那个重要问题：怎么才能够让行动人物总是有分量、总是令人感兴趣，而又不以某种方式将其类型化？这个问题对于古典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而言是个难题，在资产阶级颓废派文学中是个无法解决了的问题。（比如，颓废派往往是在心灵的“深处”胡乱翻搅，直接以颓废资产阶级的生活为基础，把心理学往病理学方面歪曲。从文学上看，这是有意识运用的手法，目的在于重新赢得读者的喜爱，而从资产阶级生活的发展来看，这又是做不到的。）

肖洛霍夫的史诗与他艺术上的厚重（鸿篇巨制）以及他丰富的变换手法都是直接地、自然而然地通过——哪怕是小插曲中的——人物的重要性而展示出来的。人物形象的重要性从自身方面讲源于下述事实：人物形象的每一个行动——即使人物形象自己并不知道——都是有机地融合进社会一历史的大进程中的；依据所有个别要素的相互关系而进行结构安排。肖洛霍夫的所有风格都受到了这种情况的制约。所以，他的叙事艺术的意义和水平也在提高，人与社会这两方面的处理在紧要关头都变得成熟了。

《静静的顿河》改编电影的海报（1957）

对《静静的顿河》的资产阶级广泛偏见认为，同起初那优美、精彩的田园情景相比，后面几卷让人感到巨大的落差。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肖洛霍夫创作这部著作长达十年之久。资料浩如烟海，历史事件接连发生，社会主义不断发展——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拼搏、奋斗的；在这一创作过程中，这位艺术家在不断成长。虽然《静静的顿河》在风格上是统一的，但肖洛霍夫在艺术方面的浓缩力与表现力是在不断提高的——这不仅涉及众多人物的塑造、形象的感染力与深度，而且也涉及用艺术手法展现人，展现人在人际环境与自然环境中的能力。资产阶级长篇小说的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达到对语言的巧妙运用、对艺术的完美追求、尽可能不加掩饰（或者通过怪僻行为进行掩饰）地描绘人物的平庸这三者之间的和谐？对于肖洛霍夫而言，这样的困境并不存在。虽然他描写了务实的、几乎没有感受到大自然之美的哥萨克农民，但他仍然总是在发现那种有意识的，或者并没有到达人意识深处的内在关联，而正是这种关联促使他从艺术上把自然画面同人物内心的活动有机地融为一体。肖洛霍夫的语言运用能力，以及他的艺术表现力，都在这部小说的结尾部分达到了顶峰。

在叙事艺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的时代，真正的叙事文学传统通过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文学，以一种本真艺术的意趣盎然的形式获得新生、发扬光大，这可不是偶然的。█

本文节选自《论〈静静的顿河〉》，编于《肖洛霍夫研究文集》，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编辑 丨张　喆

校对 丨黄格尔

审核 丨赵逸洲、李昊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