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声 | 《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

《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书影

周晓虹，商务印书馆 2021年5月

本书全名为《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旨在通过访谈自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来成长起来的40位华人社会学家——例如苏国勋、周晓虹、边燕杰、赵鼎新、周雪光、林南、谢宇、叶启政等人，探索中国社会学40年来的重建之路、本土化方向、对中国社会变迁及改革开放的认识等。在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40周年之际，本选题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学及整个社会科学快速发展、整体提高的最好证实，将对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年轻一代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大众对社会学的理解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一辑

金耀基：探索现代中国的伟大转型

李沛良：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两岸三地”的交流

林南：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杨中芳：做华人本土社会心理学的推手

叶启政：在理论的原野上仗剑天涯

第二辑（上）

包智明：像费老那样推动社会学的学科建设

邴  正：欲观世变，文化如鉴

蔡  禾：透视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

关信平：用学术观照民生，以实务关怀社会

胡  荣：与国际接轨，打造社会学学科规范

雷  洪：社会学是我的一种信仰

李路路：在哲学的“助力”下审视社会

李培林：关注转型和发展中的中国社会

李  强：天下第一等的好事还是读书

李友梅：不断从实求知，推进中国社会学话语建设

刘林平：出入会场，不如进入工厂

刘少杰：寻求经验研究与理论概括的综合

刘世定：所谓学问：历经变迁而诚心不改

马  戎：中国的民族团结，需要各民族一起努力

彭华民：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宏观叙事与个人体验

第二辑（下）        

邱泽奇：鸿蒙借手，织茧砌墙

沙莲香：探索中国民族性的变迁轨迹

沈  原：转型社会的学术叩问

宋林飞：做经世致用之学问

苏国勋：学问即生活

苏  驼：我与中国社会学：大时代赐予的缘分

王思斌：开拓中国社会工作的大漠荒原

谢立中：追寻当代中国人的社会理论

谢寿光：一个学术出版人亲历和见证的中国社会学重建

翟学伟：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普遍性

张  静：学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张乐天：旦复旦兮，扎根真实的中国

张文宏：我与社会学：志趣引领的人生

周晓虹：邂逅时代，或如何寻找我们的志业

周  怡：我与社会学的不期而遇

第三辑        

边燕杰：挖掘本土知识，创新科学理论

谢宇：格物致知，观世穷理

赵鼎新：在动荡的时代中锚定历史

周敏：从唐人街开启的移民研究生涯

周雪光：本土与国际间的“越界旅行”

文/金耀基

金耀基，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教育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新亚书院院长（1977-1985）、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1989-2002）及校长（2002-2004），又尝于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德国海德堡大学等校访问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研究兴趣主要为中国现代化及传统在社会、文化转变中的角色。

在支持内地重建社会学的过程中，“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但它不是最早的。最早的支持来自杨庆堃教授。杨教授和费孝通先生是早年同学[1]，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是他主动和费孝通联系上的。当时美国来中国内地的学者是非常受欢迎的，他要约的人，一般都能见到面。1978年他们就直驱而入去了北京，杨庆堃和匹兹堡大学那批资深的教授就见到了费老。[2]当时的费老虽然年纪已大，但聪明的才智还在，费先生讲的东西是有学术深度的，毕竟他在1949年前发表的那些东西太精彩了，所以杨庆堃他们与费先生在重建社会学上一拍即合。那时候国际社会学界对费孝通非常推崇，虽说费老的专业已经荒废了很久，但是他作为中国社会学的象征是举世公认的。

由于杨庆堃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就成为帮助内地重建社会学的桥头堡，社会学系许多同事就跟着杨庆堃到内地去了。社会学系的李沛良、刘创楚[3]、黄辉明、吴白弢、陈膺强、张德胜等教授都先后定期去内地讲课，因为我是唯一来自台湾的，那时两岸关系还没有正常化，所以我还不合适去。我还记得当时大家笑话李沛良教授，笑他练习说普通话的那个模样。李沛良是领队人，他的讲课也受到很大欢迎。

杨庆堃，1911—1999.1.10

社会学家，代表作有《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一直不去内地我自己也觉得不太好。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到了1985年的时候，北大、清华的校长都来过中大了，中大的校长马临教授就对我说：“北大、清华都来了，我们一定要回访，我们要组织一个访问团去，你觉得好不好？”我说：“好呀，这是应该的。”他说：“你也去。”我说：“好啊，没关系，我可以。”然后呢，他加了一句话，他说：“你做团长。”我说：“你开玩笑嘛，你校长不做团长，我一个书院院长做团长？”

这时候大学的改组早已完成，校长百分百是大学的代表人。所以我说：“你又不是不去，你去又要我来做团长，你开玩笑嘛！”虽然我不会当团长，但我这时就觉得我应该去了，所以我就加入了中大访问团去了北京。嗨！然后Morning Post，香港英文报纸第二版就报道了，这么大的黑字：“金教授去大陆了。”因为报纸觉得是件新闻，他们以为金耀基来自台湾，台湾与大陆是有“距离”的，不然也不会专门为这个事情报道了。当然，最轰动的还是前面说的1983年那次会议，“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规模更大，那么多学者出席，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事件。

再后来，香港中文大学和内地学界的交流就更多了，是全方位的交流。就我个人而言，1985年以后也常去内地了，去开了几次“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90年代后，我陆续应邀在北大、南大、复旦等大学演讲。第一次是在北大做“潘光旦讲座”，讲题是“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后来发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4]从这篇演讲，可以看到我的研究与著作重点已从“现代化”转到“现代性”了。也因此，我此后多年，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这是因为我把“大学”看作建构“中国的现代文明”的枢纽性制度。20世纪的现代大学已成为克尔[5]所说的“知识工业”的重地。而“知识工业”则是“新”工业化的主要动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大学的知识建构几乎是科学知识所垄断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说，大学的知识是认知性的知识丛，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部分的人文科学。诚然，有了科学，我们才能进入现代，而科学（包括科技）也必然是中国现代文明的主要元素。由此，可见大学这个制度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这就是我写《大学之理念》[6]一书的原因。近20年来，“两岸三地”的大学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在全球大学的排名榜上不断上升，有约20所大学进入全球百名之内，这是令人欣快之事，这是我20世纪70年代初到中文大学时很难想象的。我要说，“两岸三地”大学地位之上升，真正象征与反映了中国的崛起。但是，我对大学的知识性格及大学的教育内涵是不尽满意的。简单说，因为在今日的大学，在“知性知识”不断膨胀下，“德性知识”与“价值知识”是缺位或被边缘化的。古代中国的“大学之道”，是以求“善”为鹄的，今天的大学之道则是以求“真”为鹄的。“真”是绝对值得追求的，但我们可以放弃对“善”的追求吗？中国的“现代文明”必不能不拥抱真善美三个文化范畴？所以，中国的现代大学必须包有真善美三种知识和教育。在我退休之后（2004），我曾在“两岸三地”的多所大学，不断做“大学之道”的思考、演讲，2016年出版了《再思大学之道》一书。这是我中国现代性论述的一个重要组成。

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1911.5.17—2003.12.1

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和学术委员会主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首任校长，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第十二届校长。代表作有《大学之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现在，再回头讲讲助建内地社会学的事。其中之一，就是培养内地来的学生。大概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有内地学生来中大读博士。坦白地讲，在他们来中大的时候，第一，我行政工作已经很多了，第二，内地来的人都隐隐约约知道我以前有本书《从传统到现代》，所以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想过来跟我读书。但是我们在这边是一个系，系里面有很多老师，我不可能接受太多的学生。而且，有一些老师在某个领域比我好，来找我的学生就应该到那个老师那里去。比如，研究政治社会学，虽然我70年代那篇文章《行政吸纳政治》使我在香港很有名，但是真正研究香港政治时间又久又好的是刘兆佳[7]，我写香港政治只有两三篇文章嘛，他都写了好几本书了，当然是他厉害了。毕竟我自己的兴趣是文化社会学，研究的还是以中国文化为主的。

我最早的一位博士学生是陆绯云，她是复旦毕业的，研究乡村社会学，后来去了上海财经大学执教，还当了系主任。接着是范丽珠，她研究宗教社会学，来中大前已发表了很好的论文，因为中大谈不上有谁真正研究宗教的，她找到了我，我也同意做她的博导，教学相长。毕业后她回到复旦，发展得甚好，在国内外发表了不少论文，我很高兴。后来她把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这本非常杰出的书译成中文出版了。[8]最后一个就是周怡，她上我的课，我发现她的学术报告写得十分出色，有很多的思考力，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当她有意向要我做她的博士导师时，我没犹豫就答应了。她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华西村[9]，展现了很有理论的论述力度。她后来回到复旦，几乎年年都有重要的学术论文发表，现在中国的文化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就是她建起来的，她是会长。很不简单呀！周怡不大多讲话，但她的思维是十分活跃的。

当然，其他老师也带了好多位内地的博士生，有张静、张文宏、刘欣等人。张静是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刘欣是复旦大学的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张文宏是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院长，据了解，他们的院系都是内地社会学排名前六的机构，他们都是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10]

当然，我提及的多位博士学者都已经是内地社会学界的领军人物了，中大的社会学种子都已开花结果。而且绝不光是这几位，不光是这些读博士的学生，还有后来很多人，包括于显洋、成伯清、于海，他们都受福特基金资助，到中大来进行短期交流，他们的学术影响也是很大的。真正讲起来，内地社会学的重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是出了力的。

最后，我想谈一下社会学尤其是中国社会学本身的发展与成长。社会学对于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是起过作用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中国社会学已经发展到了这个水平，讲到底它和大学的发展是有关的，必须要从大学的发展来谈社会学的发展。讲到大学发展，直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整个亚洲都谈不上有世界级的大学，当时也许只有京都大学、东京大学是十分杰出的，其他的根本谈不上，内地的大学在“文革”中更已彻底败落。但是到了八九十年代后，30多年里就出现了一流的亚洲的大学，有日本的、新加坡的，以及中国内地、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约有30所大学进入了世界一百大。60年代，钱穆先生曾经到耶鲁接受荣誉学位，回来他曾说，我们要用400年的时间与耶鲁去竞赛。但香港的大学到90年代后就上去了。什么道理？香港起来了！亚洲起来了！70年代以后，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变成“小龙”，今天“四小龙”里的大学已有不少进入世界一百大。过去40年来中国内地发展得不得了，所以，现在内地好几所大学也进入一百大了，上升的势头极快。中国真正上升的原因是什么？根本上是教育。美国当前有一个最红的历史学家叫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他写过一本挺流行的叫作Civilisation的书，就指出教育，特别是科学教育是中国崛起的根由。

尼尔·坎贝尔·道格拉斯·弗格森（Niall Campbell Douglas Ferguson），1964.4.18—

英国历史学者，现任职为哈佛大学的提胥讲座教授、牛津大学耶稣学院等大学机构的资深研究员。他的专长是与世界史、经济史、恶性通货膨胀、基金市场、美国暨英国的帝国主义等的相关研究。

回到社会学上来，我知道你关心社会学“中国化”问题。请你看一下我的《社会学的中国化》[11]一文就能知道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开篇即问：社会学的中国化是中国社会学者的一种自觉，还是一种幻觉？根据我的理解，“社会学的中国化”至少含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意义：一是指建立中国的社会学，即要赋予社会学一特殊的中国的性格；二是指使社会学充分地在中国发展，使它与中国的社会发生关系，为中国所用，在中国生根。第二层意义是无可争论的，值得争议的问题在第一层意义上。

其实，“社会学的中国化”的提出并非只是中国社会学界的特殊现象，它也是欧美以外国家社会学界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一种“社会学本土化”的世界性运动，它与政治上的反殖民运动是颇相呼应的，是对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社会学的一种自觉的反抗。不过，这个问题直接涉及知识的普遍性问题。

借用默顿（Robert Merton）所说的“里边人的学理”（insider doctrine）的概念，认为一个社会的“外边人”（outsider）不论是多么小心或有学养，原则上都无法接近、认识这个社会或文化的真相。如果这个“知识论的原则”可以成立的话，当然只有中国人才能了解中国，只有中国人才能建立中国社会学。但是，默顿的论辩摧毁了这个原则，就像韦伯所说，“一个人不必是恺撒，才能了解恺撒”。如果真的只有中国人才能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社会，那么客观的知识将无以获致，也根本谈不上建立中国社会学了。从社会学意义上说，理解其实不仅包括“熟悉”，还有“知悉”，后者靠的是“知识性的标准”，而不是“社群性的标准”。个体的或团体的“唯我主义”的方法论是难以成立的。

当然，社会学知识的普遍性建立在社会学是科学的信念上。但是，唯科学知识为知识的科学主义观，或“无一现象不可经由科学方法以理解”的观点与信念，现在已经日渐动摇了。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的本质已经有更加深刻的反思，这一反思一方面源自“科学的哲学”的新形式的出现，另一方面也归因于社会学本身的失败，实证主义的“科学社会学”并没有发现任何“社会的律则”。因此，单一的社会学并不存在。在孔德、涂尔干建立“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时，韦伯即已提出了“理解的社会学”的范式，韦伯式社会学的目的不在寻求“社会的律则”，而在解释、掌握社会事象的“意义”，所以社会学自开始以来并将继续有多元范式的存在趋势。[12]这两个主要的社会学范典必会影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有一点至少是确定的，中国的文化将会形塑“中国社会学”的性格。

总的说来，还是我在这篇文章里的观点，“社会学的中国化”这一要求，其意义在于中国学者要有一种知识上的自觉与反省。这种自觉与反省可逼迫我们更深层次地检视社会学的本质与性格，同时使我们在个人或集体层次摆脱对西方社会学的依赖，从而更有“社会学的想象力”去从事创造性的工作。█

本文节选自金耀基：“探索现代中国的伟大转型”，载周晓虹主编：《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25—31页。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1930年，费孝通从东吴大学医学预科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此后两年与杨庆堃既是同学也是室友，此间两人共同将community一词翻译成“社区”并沿用至今。

[2]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回忆，他与杨庆堃教授见面并商定请杨庆堃帮助重建中国社会学的时间应在1979年春：“1979年我到美国去，看见了我燕京大学的同学、前广州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当年匹兹堡大学功勋教授杨庆堃先生，讲了政府叫我组织社会学的重建，我很困难。我说这个任务怎么办呢？他替我出主意，做了一个计划。他说第一步，要培养一批能教社会学的人，重新办起来。不要恢复我们过去的东西，而是重新把社会学在中国建立起来。怎么样去培养一批人呢？便宜的方法是我们借助他打下的基础，在香港、在美国打下的社会学的基础。这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匹兹堡大学，一个 是香港中文大学。……我听他的建议，回来之后想出各种办法来。在八十年代我们开始办第一、二期讲习班。没有他的帮助，我当时的起步不可能那么快。”费孝通：《代序：走社会学路，为人类做贡献》，载广州岭南大学校友会《岭南校友》编辑部编：《纪念社会学家杨庆堃教授》，《广州岭南大学校友会〈岭南校友〉专刊》2005年版，第8页。但是，确实是杨庆堃主动向老同学费孝通提出了支持其领衔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动议：1979年春，当费孝通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成员访问美国时，杨庆堃先期寄去了为老同学出访准备的图书和材料。当代表团到达美国后，杨庆堃又专程到华盛顿去与费孝通见面，最终说服代表团同意费孝通访问匹兹堡大学。就在费孝通访问匹兹堡大学的两天内，他们达成了重建中国社会学的最初规划（同上书，第43—44页）。1979年5月，杨庆堃又去旧金山，再见抵达旧金山访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的费孝通，再度商议中国社会学的重建问题（参见杨庆堃致金耀基信，1979年5月25日）。

[3] 刘创楚，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后赴美获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参与1980年社会学讲习班教学，教授社会学概论等课程。

[4] 金耀基：《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5] 克拉克·克尔（1911—2003），美国教育改革家、劳动和工业关系经济学家，著有《大学之用》。

[6]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金耀基：《大学之理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7] 刘兆佳，1947年生，祖籍广东东莞。1971年获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士学位，1975年获明尼苏达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社会学讲座教授，并同时兼任该校香港亚太研究所副所长；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兼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著有《过渡期香港政治》等。

[8]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范丽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9] 周怡：《中国第一村：华西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 在2017年揭晓的教育部第四次学科排名中，获A+的学科有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两家，获A的学科有南京大学一家，获A-的学科有清华大学、上海大学和复旦大学三家。所以，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和复旦大学的社会学学科，确实都是排名前六的学科。

[11] 金耀基：《社会学的中国化——一个社会学知识论的问题》，载《社会学与中国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48页。

[12] 参见金耀基：《范典与社会学的发展》，载《金耀基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201页。

编辑丨陈烨广

审核 | 杨　勇